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写于1927年冬至1928年春，历来被认为具有强烈的女性意识的作品。作品以日记的形式坦露了一个女性情感的困惑，并率直地表达了自己对欲的渴求。文笔细腻生动，对内心的坦露大胆直接。小说中“我”是一个当时比较时髦的女学生，她有些刁蛮任性，对待真心爱她的苇弟，总是带点戏弄的口吻，从未付出真心，却又要求对方对自己忠心耿耿。而对待浮华漂亮的凌吉士，不由自主地被诱惑，主动采取各种方式去接近他，明知他不是自己心目中那个懂自己的人，依然对他产生了丰富强烈的性幻想。在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传统里，女性是一个逐渐被规范的群体，男权中心社会从身体和精神双方面对女性进行改造和打磨，女性因此逐渐被束缚在家庭，沦为社会的边缘和底层。“在东方，女人得忍受日本的宽腰带、缅甸的颈环和中国的裹脚；在西方，女人得穿钢支撑的紧身围腰和鲸骨紧身胸衣。”女人的欲望被尘封。而在历来的男性写作的文学作品里，通常把女性当作物品化、欲望化的对象，强调女性的容貌以及带给男性的感受。最常见的比喻有如花似玉，软玉温香，冰肌玉骨等，其可采摘可把玩的意味隐然可见。而女性的欲望则往往被摈弃。
丁玲以莎菲之口大胆写出了女性对男性外貌的倾慕，并因外貌而产生欲望。“那高个儿可真漂亮，这是我第一次感觉到男人的美，从来我还没有留心到。只以为一个男人的本行是会说话，会看眼色，会小心能够了。今天我看了这个高个儿，才懂得男人是另铸有一种高贵的模型……”“他，这生人，我将怎样去形容他的美呢？固然，他的欣长的身躯，白嫩的面庞，薄薄的小嘴唇，柔软的头发，都足以闪耀人的眼睛，但他还另外有一种说不出，捉不到的丰仪来煽动你的心。比如，当我请问他的名字时，他会用那种我想不到的不急遽的态度递过那只擎有名片的手来。我抬起头去，呀，我看见那两个鲜红的，嫩腻的，深深凹进的嘴角了。我能告诉人吗，我是用一种小儿要糖果的心情在望着那惹人的两个小东西。”这是多么大胆直接而坦率地对女性欲望的表白，这时女性不再是一个被动接受的人，而是主动地勇敢地面对自己的内心。
但莎菲又是矛盾的复杂多变的，她身上也留存着传统文化的印迹，所以即便内心对凌吉士的爱渴望得近乎疯狂，却依然实施着自己的一项计划，那就是用手段征服他，让他来求爱。这在莎菲看来是有本质区别的，如果自己向他示爱，那是“一个正经女人做不出来的”，而且，“一个女人这样放肆，是不会得好结果的。”所以“我务必想方设计让他自己送来。“我要占有他，我要他无条件地献上他的心，跪求着我赐给他的吻呢。”然而在深入交往过程中，莎菲发现这是一个灵魂空虚、思想贫乏、趣味低下的男人，他所热慕的是金钱，是能应酬朋友的年轻太太，是在妓院中挥霍肉感。“当我明白了，那使我爱慕的一个高贵的美型里，安放的是如此一个卑劣的灵魂，并且无缘无故还接受过他的许多亲密。这亲密，还值不了他从妓院中挥霍里剩余下的一半！”莎菲就是这样挣扎在矛盾中，一方面为凌吉士的外貌所迷惑，深陷思念的煎熬之中，另一方面又鄙薄凌吉士的人格，并为这份迷恋而深深自责。她也因此陷入一种优柔寡断的抉择里，一时想要远离这个人。但马上又把决心忘得干干净净，又开始思念的煎熬。这一份矛盾挣扎是小说中最有价值的部分，它真实地摹写了一个知识女性在理智与情感之间的摇摆，一个女性漂泊者生活的不易和情感的难以寻找寄托。
她之所以会被凌吉士所迷惑，一方面是因为凌吉士飘逸的外形。更深层的原因是她孤身漂泊在外，“无亲无爱在病中挣扎”，她得了肺病，在医院时也只有苇弟、毓芳等少数几个人去看望她，她的孤独寂寞因病而被成倍放大。她渴望爱渴望温暖比普通人更厉害，所以见到凌吉士，先是倾慕他的外貌，后是被他的温柔体贴打动而不由自主地“把自己陷到比死还难受的苦境里。”因此明知他很坏，仍然癫狂地动情。作家用了一段极为露骨大胆的独白来描写莎菲深陷情网的感受：“我敢断定，假使他能把我紧紧地拥抱着，让我吻遍他全身，然后他把我丢下海去，丢下火去，我都会快乐地闭着眼等待那可以永久保藏我那爱情的死的时刻。唉！我竟爱他了，我只要他给一个好好的死就够了……”“我常常想，假使有那么一日，我和他的嘴唇合拢来，密密的，那我的身体就从这心的狂笑中瓦解去，也愿意。其实，单单能够获得骑士般的那人儿的温柔的一抚摸，随便他的手尖触到我身上的任何部位，因此就牺牲一切，我也肯。”这样直露地表达情感和女性的欲望在丁玲之前的女作家是没有的，所以有着惊世骇俗的宣言的意味。而这种表达方式一直到20世纪九十年代后棉棉卫慧一代女作家那里才得到继承和无所顾忌地发扬，令人惋惜的是，丁玲笔下的节制、干净、含蓄并未能得到传承，相反在那些女作家笔下，性成为常态，性描写有时到了肮脏、不忍卒读的地步。莎菲另一个突出的特点在于强烈的自我意识，她不管在情网中陷得多么深，她对凌吉士的思念多强烈，她都是能自我控制的，那个控制的阀门就是自尊。作为女性的尊严感被她放置在一个极高的位置上，使她不会任由自己的身体沉沦，能在关键时刻抽身而出。小说结尾处莎菲接受了凌吉士的吻而十分懊悔，她说：“总之，我是给我自己糟蹋了，凡一个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好在这宇宙间，我的生命只是我自己的玩品。”她并没有推诿责任到男人头上，而是勇敢地自我反省，其思考的落脚点就是五四精神中关于女性的一个重要观点：我是我自己的。相比较五四时期其它女作家作品中的女性主人公，莎菲是自我的，独立的，个性鲜明，具有强悍的生命力和对生活的掌控能力。她虽然也常自怨自艾，但她始终在为自己寻找出路，寻找突破困境的方式。小说中两个男人，苇弟和凌吉士也都在她的掌控之下，由她决定取舍，而不是柔弱地被选择。
《我在霞村的时候》写到一个特殊的话题，一个被迫当了日本慰安妇但同时又为游击队送了许多有价值情报的女性贞贞的悲剧命运。她不但身体倍受摧残，回到村里又被村庄里的乡亲们所嫌弃、鄙视。小说从“我”到霞村去休养的第一天写起，很奇怪的是村里一个人也没有，见到人之后，这些人的表现也很奇怪，老在很认真地低声议论着什么，而且人们簇拥着在围观什么，带点悬疑色彩的，作家一直把这个悬念到小说中段才揭开谜底，原来贞贞回来了。有人同情她，“我们女人真作孽啊。”有人敬佩她：“想不到她才了不起呢。”有人鄙视她：“听说病得连鼻子也没有了，那是给鬼子糟蹋得呀。亏她有脸面回家来，真是她爹刘福生的报应。”在这样多个叙述中，一个女性的悲剧故事渐渐显露出了全部内容：十七岁的贞贞与村里的青年夏大宝相爱，贞贞父母嫌他家穷，要把贞贞许配给米铺老板做填房，贞贞反对无效后，到天主教堂要求作修女，此时日本人打进霞村，糟蹋了她。之后她被游击队派到日本人那里去收集情报。一年多里她染上了极重的性病，这次就是回来看看家人和治病的。小说在这样的叙述里塑造了一个极具个性的女性形象。作者并没刻意强调她的思想多么先进，品德多么高尚，多么具有牺牲精神。相反作者从村人们对她各种各样的近乎诋毁的议论中写出她处境的艰难，在精神和身体上倍受折磨。即便是这样悲惨的境遇也没失去生活的热情，她说：“人大约是这样，哪怕到了更坏的地方，还不是只得这样，硬着头皮挺着腰肢过下去，难道死了不成？”“我总得找活路，还要活得有意思，除非万不得已。”
在丁玲眼里，贞贞是个让她喜欢的人，“阿桂走了之后，我们的关系更密切了，谁都不能缺少谁似的，一忽儿不见就会彼此挂念。我喜欢那种有热情的，有血肉的，有快乐，有忧愁，又有明朗性格的人，而她就正是这样。”丁玲从贞贞身上看到了女性生存的不易，千百年来因袭的陈腐的贞洁观和女性观牢固地附在霞村人的意识里，所以当他们面对从敌营中带病回来的贞贞，没有丝毫的同情和尊敬，反而把污水泼在她身上，对此，作家是极为愤慨的，所以她有意与贞贞交好，这种交好就是一种无形的支持。作家甚至带点刻薄的口气这样写道：“尤其那一些妇女们，因为有了她才发生对自己的崇敬，才看出自己的圣洁来，因为自己没有被敌人强奸而骄傲了。”而贞贞表现出来的坚强独立的女性意识为作家所尊重，夏大宝几次要求娶贞贞，贞贞的父母也都来相劝，然而贞贞不为所动，坚持去延安，一边治病一边学习。“既然已经有了缺憾，就不想再有福气，我觉得活在不认识的人面前，忙忙碌碌的，比活在家里，比活在有亲人的地方好些。”可以说，这篇小说延续了《莎菲女士的日记》中关于女性的思考，比较而言，《莎菲女士的日记》虽写作大胆，表达直露，有其张扬女性意识的一面，而《我在霞村的时候》直面现实中的女性悲剧，并深刻触及了传统贞洁观和利用女性身体获取情报方式的质疑和批判，而更加深刻犀利。莎菲只是在两个男人之间摇摆，只是困惑于理智与情欲。而贞贞则在饱守日本鬼子蹂躏，身体染病的同时，又深受昔日亲近的村民们的鄙视和排斥，从而饱受精神的折磨。小说中有一段贞贞苦难的自叙，说她被很多鬼子糟蹋过，到底多少，她也记不清了。她肚子里面烂了，又要送一个消息回来，摸黑路一个人来回走了三十里，后来睡了一个星期。这只是她苦难的一个侧面，但已足以说明她受到的摧残之苦。而《我在霞村的时候》写于延安，又是描述发生在解放区的故事，更是显得意义非凡，凸现出作家敏锐的观察和勇敢直面现实的精神。
《在医院中》以产科学校毕业的助产医生陆萍的视角展开叙述。她被安排到了离延安四十里地一个刚开办的医院工作，然而她看到了一系列与解放区明媚景象不相符的事情。陆萍在医院中坚持自己的道德心，替病人做了许多事，并热情地提意见希望医院能改善条件。但是她的意见只起了适得其反的作用，领导不待见她，流言指责包围她，说她好出风头，小资产阶级意识，病人也说她太浪漫，这样使她陷入苦闷之中。
小说不长却尖锐犀利，暴露了后方医院诸多问题和丁玲化身陆萍对当时的革命的意见。在后方医院里以院长为首的领导层大多以前是一字不识的庄稼人，对医务完全外行，而且作风傲慢，“他以一种对女同志并不需要尊敬和客气的态度接见陆萍，像看一张买草料的收据那样懒洋洋的神气读了她的介绍信，又盯着她瞪了一眼……”而那些看护多是领导的家属，被照顾进来的，只经过了三个月的培训，严重缺乏护理知识。而医院里的人大多数精神萎缩，不务正业，天天在那里议论是非，传播流言。医院条件奇差，手术室连一个煤炉都没有，寒冬里做一个手术，两个医生煤气中毒差点丧命……说明这个医院的环境从物质到精神都是极为恶劣的。而陆萍通过自己的观察和思考又发现了诸多不良现象，那些看护，“她们对看护工作既没有兴趣，也没有认识。可是她们不能不工作。新的惶恐在增加着。从外面来了一批又一批的女学生，离婚的案件经常被提出。她们毫无服务的精神，又懒又脏，只有时对于鞋袜的缝补、衣服的浆洗才表示兴趣。”这一段话可谓言简意深，传递非常丰富的信息。首先这些人是人情关系塞进来的。其二，她们严重缺乏护理知识和服务精神，根本就不适宜于看护工作。其三，她们面临着婚姻解体的威胁。她们的丈夫极有可能看中某个新来的年轻漂亮的女学生，而抛弃她们，从这个意义上说，她们又是可怜可悲的。正因为有这个可怜放在里面，才让人觉得她们更为可厌。她们对人生未来没有计划，也不肯付出努力来改变自己，缺乏基本的独立精神。还有陆萍的有些思考是很大胆的，比如分配她去郊区医院时，“她是一个富于幻想的人，而且有能耐去打开她生活的局面，可是‘党’，‘党的需要’的铁箍套在头上，她能违抗党的命令么？能不顾这铁箍么，这由她自愿套上来的？”这是一个拥有自由思想的个体发自内心的抗议，对无法摆脱被调整被控制的命运发出的怨言。还有当流言包围陆萍时，“她回省她日常的生活，到底于革命有什么用？革命既然是为着更大的人类，为什么连最亲近的同志却这样缺少爱。她踌躇着，她问她自己，是不是我对革命有了动摇呢。”这也是关于革命的反思，关于解放区医院环境的反思。作为一个年轻的有思想有热情有活力的医生，陆萍显然显示出了极鲜明的个性和斗争反思的锋芒，她有勇气去搏斗，却在灰暗的现实面前犹疑，最终选择了离开。小说结尾是一个意犹未尽的暗示：“新的生活虽已开始，然而还有新的荆棘。人是要经过千锤百炼而不消溶才能真真有用。人是在艰苦中成长。”对于新生活，她并不乐观。
《“三八”节有感》是一篇女人宣言，在今天读来仍然有振聋发聩的效果。文章很短，是一篇杂文，从几个方面提出了延安妇女存在的问题：女性的结婚被关注，怎么嫁都逃不脱流言；而不结婚永远被诬蔑；都得生小孩，而小孩的待遇则因父母的身份而被分为三六九等，自己带孩子的被讽为“回到家庭了的娜拉”，而由保姆带孩子的一周可以跳一天交际舞。“这同一切的理论都无关，同一切主义思想也无关，同一切开会演说也无关。然而这都是人人知道，人人不说，而且在做着的现实。”这里尖锐指出了在光明晴朗的延安也有地位阶级的差异，女性同样是男性的欲望化物品，她们的价值和功能被认可在原始层面。关于离婚，口实只有一个“一定是女同志的落后。”丁玲尖锐地指出，女人的落后是男人造成的，她们被逼着做了操劳的回到家庭的娜拉，被要求自己生孩子，抚育孩子，否则就是好高骛远。“生活的疲惫夺取她们最后的一点爱娇”。作者指出这种命运落在旧时代还被人同情，“然而在今天，却是自作孽，活该。”女性在“解放”的旗帜下反而有了更多的责任和义务，社会工作和家庭重担都压在她们肩上，自是不胜重荷。丁玲以一个女性的立场指出，女性要“首先強己”，“不要让自己生病。”因为“没有一个人能比你自己还会爱你的生命些。没有什么东西比今天失去健康更不幸些。”“使自己愉快”。要每天做些有意义的工作，读点书，用脑子思考问题等。可以说这篇短文集中体现了丁玲的女性意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