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心中的母亲
我上学了。
背上哥哥用过的旧书包，我蹦蹦跳跳地进了教室。黑板的上方是一张毛主席的画像，我高高地抬起头望着毛主席那慈祥的脸庞。下课的时候，我尝试着从不同的角度去看毛主席，发现无论从哪里看过去，毛主席都在注视着自己。我站在左边，毛主席在看着我，我走到右边，毛主席还是看着我。我的心里就像水烧开时的水壶盖子那样扑扑直跳。“毛主席他好厉害呀，在他面前绝对不能说假话，任何人心里想的事，他一定都知道的。”阿娘从小就给我讲神仙的故事，那都是些虚妄的事情，谁也没有看见过神仙到底长什么样。现在，一个活生生的巨人就在教室的中央，他每天都在看着我们，他就是真正的神仙啊。一个七岁不到的孩子，本能地这么想。
我的童年是撒野惯了的，如今到了学校一下子也收不住。我读书不算用功，语文不错，算术就不行了，这离父亲要求考第一的愿望相距甚远。有什么办法呢？我实在弄不懂为啥要“先乘除，后加减”，于是，举手问老师。老师以为我是在捣蛋，可是他也无法解释这个问题，我竟然把老师搞得哭笑不得。这个无知无畏的孩童，喜欢的是书本以外的原野。
有时我会弄出一些人们意想不到的花样来。有一天，我捉住了一只蜻蜓，在它的尾巴上插进一根松针。蜻蜓驮着这个长长的“尾巴”拼命地往上飞，它身负重担，飞得那样艰难。我看着蜻蜓，心里想，它会飞到哪里去啊？它疼不疼？它会不会死掉？可是蜻蜓飞远了，它再也不愿意回到我的身边来了。
自从阿娘走了以后，我在内心深处慢慢地依恋起了母亲。家里红木的五斗橱上有一张彩色照片，那是在著名的王开照相馆里照的。我站在五斗橱前面，对着照片仔细端详了好半天。照片上，父亲和母亲在一起。父亲身材中等，肩膀宽厚，头发有着好看的光泽。他穿着绸缎的长衫站立着，浓眉底下双眼炯炯有神地看着前方。母亲是坐着的，她身穿剪裁得体的花边旗袍，差不多是紧裹在身上，露出了优美的线条。即使是在照片上，还是能够看出，旗袍的质地是丝绸，色彩是荷花的颜色。母亲的旗袍叉开得很高，往下看就是一双绣花的鞋子。这一切穿在母亲身上是那么得体，充分显示出年轻女性曼妙的身材。母亲的脸是瘦削而俏丽的，乌黑的长波浪发式恰到好处地覆盖在脸庞的两侧。她有着双眼皮和水灵灵的眼睛，就像闪亮的墨玉。一张樱桃小口微微张开，露出洁白整齐的牙齿。我觉得，自己的母亲跟曾经见到过的广告画上的女子相比也差不多，是那么清纯高雅、端庄妩媚、光彩夺目、雍容华贵，抿嘴微笑中留下了三四十年代女性的风韵。
在生活中，我的母亲也是好看的，她的手指甲总是修剪得细细长长，虽然没有涂过蔻丹，同样漂亮。她不搽粉饼，也不穿高跟鞋，可是她每次出门，总会引来别人羡慕的目光：“真是好身段。”我无数次在心里说：“我妈妈真好看。”当然，我更希望自己能够依偎在母亲的怀里，就像在阿娘的怀里一样，甚至我希望母亲能亲亲我，那该是多么幸福！
没有人会知道那时候我内心深处的渴望和依恋。
我眼中的父亲
我看得出，母亲是家里的主管，父亲每个月领两次工资，自己只留下乘车钱（一张公交月票卡），其余都交给母亲。在我的眼里，父亲是一个值得佩服的人，他一个人养活全家八口，不愧是一个顶天立地的男人。从父亲身上，我看到了男人的责任和担当，他的一举一动，都影响着我的成长。
转眼就到了国庆节。一九五六年十月一日的上午，举行全市规模的国庆大游行。天刚亮，我就起床了，兴高采烈地拿着一只小凳子来到延安东路（爱多亚路）永寿路口的街沿上，等待着那个激动人心的场面。八点钟敲过不一会儿，游行队伍果然浩浩荡荡地走过来了。舞狮子的过去了，来了耍龙灯的；耍龙灯的过去了，又来了载歌载舞的。眼前净是花花绿绿的民族服装，耳中满是锣鼓喧天的声响。工人、农民、店员，男人们，女人们，个个意气风发。我仔细地数了数，每一排都有十八个人，排得整整齐齐，一点都不歪斜。整条队伍不见头也不见尾，不知到底有多长。人们齐声高唱：“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地位高。说得到，做得到，全心全意为了人民立功劳。”歌声让我也热血沸腾了，我想，什么时候自己也能加入到这个队伍里面去呢？再看马路边上，围观的群众密密麻麻，里三层外三层。有全家出动的，有小孩骑在大人肩上的，这是全民的狂欢，振奋民心的节日。
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年代。先是大家吃大锅饭，吃里弄公共食堂的饭菜，不用自家烧了。再接下来，就是大炼钢铁运动，轰轰烈烈的。政府一声号令，全民出动的壮观场面不时出现，家家户户都把家里的铁家伙翻出来了，什么大烛台、旧铁锅，就连值点钱的铜香炉、铜脸盆、铜钱、铜把手、锡铸酒壶、铜帐钩之类，也统统交出去了。居民们把家里的物件都无偿送给了国家，不问回报，连一张收条都不拿。我搞不清楚大人们为什么都像着了魔似的。昨天，我还看到石库门的前门上有两只威风的带着精美花纹的铁门环，可是今天，忽地就不见了。就连自家门洞里楼梯旁的铁栏杆也没了踪影。我和父亲一起，把家里铜质的高脚痰盂、大烛台都搬了出去。我看见家里还有一把铜的锁，于是小心翼翼地问：“爸，这个东西怎么办？”父亲横下心，毫不犹豫地说：“交出去。”
在一大块过去叫作洋泾浜的空地上，堆满了“废铜烂铁”，足足有十几米高，好几辆大卡车不停地来回装运，这些人们生活中的日用品不知都运到哪里去了。在一边的墙上，拉着大幅的红色标语：“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稍微走过去几步路，又是另一幅大标语：“超英赶美，大踏步跨进共产主义！”
那个时代，我的小小头脑里每天都灌进不少新的东西，“三面红旗”“三反五反”“镇反肃反”“思想改造”，还有“三大革命运动”。反正不是三就是五，写作文就这么套，准没错。大人们的精神是昂扬的，他们开会的时候总会起劲地唱着这首歌：“我们走在大路上，意气风发斗志昂扬。毛主席领导我们的队伍，披荆斩棘奔向前方。向前进，向前进……”可是我的心头始终有个不解的疑问，把好好的铁锅砸坏了，再重新造新的，这叫“多快好省”吗？要是我阿娘知道这事，肯定又要叫了：“作孽啊，作孽！”我回家把这个想法对母亲一说，母亲慌乱地斥责道：“你这个小人不要管大人的事，快去做作业！”父亲也冷冷地说：“政府的事要你晓得做啥啦？反正是为大家好喽。”其实他们不知道，我只不过是想借着说话与父母亲近亲近而已。
话不投机半句多，我识相地跑出去了，找到我的小伙伴们，玩起了弄堂游戏。“刮香烟牌子”“钉（盯）橄榄核子”“抽贱骨头（陀螺）”，我玩得得心应手。今天，我们先玩“挤煞老娘有饭吃”，再玩“斗鸡”。斗鸡就是单腿着地，另一条腿弯起用手端着，当做攻防的“武器”。男孩子们单腿跳跃着，勇敢地端起“武器”冲向对方，就像好斗的公鸡一样。
白天玩疯了，夜里就不太平了。我睡到后半夜做起梦来，在梦里我走着走着，不知身在何处。突然之间有了尿意，情急之中就在弄堂口的阴沟处就地方便。这个时候我裹着被子已经翻到了地上，还浑然不知。父亲对我怒喝一声，把我叫醒，原来已经尿湿了被子。我还想争辩：“我刚才以为是在阴沟边上……”父亲的大手已经抡起来了，我赶紧捂住屁股。母亲说：“把手拿开，可以少打两记，用手捂着，就要多打。你要长长记性。”我只好束手就“打”，哼也不敢哼了。
“大跃进”不但闹得鸡飞狗跳，连小小麻雀也遭了殃。我是最喜欢麻雀的，每天清晨都是听着麻雀的叫声起床。有时候，三两个麻雀叽叽喳喳地叫着，声音美妙如乐曲，一天听不到就像丢失了什么。在我印象中，麻雀是最勤快、最有志气的鸟，从不好吃懒做，但如今却也被列入了“四害”的名单里，要把它们赶尽杀绝！它们明明是吃害虫的呀，可这道理跟谁去说呢？弄堂里男女老少全出动了，人们敲锣打鼓，喧嚣闹腾，喊声震天。我跑出家门一看，原来人们手里拿的除了锣鼓，还有脸盆、铝锅、茶缸，和能够发出响声的坛坛罐罐。人们一边敲，一边喊“喔—西，喔—西”。邻家的一个小女孩拿出一条大红的缎子被面，撕开来做成许多小红旗，发给小伙伴们。在一片摇旗呐喊声中，不少麻雀受惊之后，失魂落魄，四处乱飞，有的撞了墙，肝胆俱裂，坠地而亡，更多的则落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中。有人说麻雀偷吃粮食，其实麻雀既吃粮食，也吃虫子，可以平衡自然生态。有人说我们自己的粮食也不够吃，所以要从麻雀的嘴巴里夺回粮食。可是，麻雀消灭了，我们的肚子仍然空空荡荡，大家反而更加饥饿了。我坐在教室里的时候，肚子常常会饿得发出“咕咕”的叫声。有一次，连讲台上老师的肚子也发出了不可遏制的“咕咕”叫声，弄得老师脸上红一阵白一阵地，很不自在。
这时候，家里也酝酿着大的变动。父亲是个务实的人，他不善于讲大道理，而是喜欢实干。对于穿着打扮，他一点儿也不讲究，总是不晓得什么时候该穿什么衣服、什么衣服该怎么搭配。家里的孩子渐渐长大，为了改变一家人住房拥挤的情况，他果断决定，放弃地段换面积，把目前一家人住着的在大楼里的十五平方米和十三平方米的两间小房间，调换到太平桥地区顺昌路复兴中路口的两间石库门新式里弄房子。石库门房子有一上一下共两间，一间有三十平方米，另一间有二十八平方米。底楼的是客堂间，有三米半的高度，长长宽宽的，很宽敞。灶披间是几家人家合用的。天井是独用的，有两扇厚实的黑漆大门。大门的腰间，横插一根门栓，看上去就给人一种安全感。外面的路面是青石板铺就的，自南向北逶迤而去。弄堂是窄窄的，两边全是三上三下的石库门房子。每个门牌的里面都有一个小小的天井，天井的墙面上有斑驳的绿苔，正对着天井的是客堂间，西式的落地木窗，花格子的窗棂上镶嵌着玻璃。
我跟父母睡在客堂间里。父母睡的是红木大床，我的床是两块铺板搭起来的，只有七十几公分宽，紧靠着墙角的一边。落地的立式菜橱也放在客堂间墙边，一家八口人的锅碗瓢盆全放在里面。稍稍有点气派的，除了红木大床还有这张红木饭桌，它配着八只红木凳子，占据了不少地方。宽敞的客堂间里，也就这几样家具，摆设简简单单。
走过灶披间，通过木楼梯走上二楼，便是一间长厢房，东、南、西三面有窗，长条式木头镶玻璃窗，透过窗户，阳光把厢房照得通透明亮。“小弟睡在客堂间，好帮姆妈做家务。”父亲说着，把其他四个子女安排到二楼睡觉。看来，留我住在楼下客堂间，目的很明显，就是为了方便帮助母亲做家务。我是懂事的，明白自己对家庭应该承担的义务。
少小学当家
六十年代初，“三年经济困难”开始了。我们家和几乎所有的家庭一样，都面临着饥饿的威胁。我们兄弟姐妹总是喊吃不饱，家里面也存不下让我们饱腹的东西。粮店里没有粳米，菜场里开秤卖菜的时间越来越短，百货商店也是货物匮乏，了无生气。那时我还不太懂国家大事，只是听说赫鲁晓夫出尔反尔，撤走苏联专家，刁难我们，乘人之危，索要赔偿。毛主席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到，我们推翻了“三座大山”，赢得了抗战胜利，打下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也胜利了，还怕谁？中国人民要挺起腰杆子，一切靠自力更生，就是勒紧裤带，也要把“债”还上。
上海人民也和全国人民一道，与祖国肝胆相照，苦乐共享。面对饥饿，我家制作了一种新型主食，叫“菜面疙瘩”，就是把蔬菜菜皮跟面粉和在一起，弄成一个小疙瘩状放到水里煮熟。这种面食里只放一点盐，油水是时有时无的，不过它干湿兼备，吃起来倒也不难下咽。只是这种东西穿肠而过，半个小时过后撒一泡尿，肚皮又紧贴着肋骨了。我那时十一二岁，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却常常饿得头昏眼花，或许就是这个原因，我的身体也自此难以长高。那个时候，学校的墙面上刷着伟人意境宏大的诗词：“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我懂得了克制，从容地走在从学校回家的路上，努力不使自己的身体摇晃倒下。
那个时候，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诞生了各种各样的中国式票证：购粮证、煤球卡、肉票、鱼票、蛋票、布票、豆制品票，等等，由于实施计划供应，凡维系生存的柴米油盐，都要凭票证。家里出现了花花绿绿的票子，母亲经常在灯下摆弄这些花纸头。因为我已经承担起一部分家务，因此，母亲必须对我进行计划经济的启蒙教育。“你看，这是全国粮票，到外地出差要用的。这是上海地方粮票，只好在上海用。买一只大饼要用一两的粮票，字要看看清爽，壹两、贰两、壹市斤，这几个字你老早就学会了，千万不要弄错。错进勿错出你晓得伐，你多给了人家，人家不声不响就收进去了，阿拉就吃亏了，就要饿肚皮了。”“哦，哦，我晓得了。”
我终于搞清楚了，豆油一人一个月半斤，鸡蛋一人一个月半斤。过年的时候供应年货，要分大户小户，五个人以上是大户，我们家里有八口人，那是很吃亏的。定量的粮食要给干重体力活的人，从事轻体力活的就少一点，未成年人就更少。光有票子还不行，有些东西还要跟证本一起用，比如买米时要带粮票和购粮证，买煤饼和煤球要带煤球卡，连引火的小柴片也是定量供应。我们一家人只能说是勉强混个温饱，孩子们的肚子里都没有什么油水。
好多人家已经改一日三餐为一日两餐了，豆腐渣、菜皮皮也上了餐桌。粮店进了黑面粉和籼米，家家户户都要派人去抢购，因为这些粗粮涨性好，耐饥，价钱还便宜。籼米只要一角三分钱一斤。有些人家还会拿自家每月每人五斤的粳米定量跟别人家换粗粮。有一次，我跟着母亲一起去粮店，他们要买的粳米是一角七分一斤，还要搭买三分钱一斤的山芋十斤，以代替粮食。排队的人很多，我和母亲两人轮流排队，前后耗时三个钟头。我心里没有怨言，觉得自己到底对家庭有用了，不是一个吃闲饭的人了。
那时候，里弄的墙上装有大喇叭，每天定时会播放新闻和通知什么的，以示精神鼓舞。大街小巷贴满了“大干社会主义”的标语。在六十年代初期，我常常听到大喇叭里传出人民公社丰收的喜讯。“喜看稻菽千重浪”，多么好的句子啊，我好几次写到作文里面去了。可是，我总是把“稻菽”写成“稻穗”，老师用红笔圈了几次我还是没改过来。我当时并不理解，“稻菽”比“稻穗”抽象而美妙，是大手笔才写得出来的。
在这“三年经济困难”的非常年代，连父亲也钻研起了做饭这件事。一个休息天，父亲郑重其事地叫住了我，他亲自示范，用纱布卷住筷子，小心地蘸上一点豆油，往锅子里涂一圈，既可以摊饼，又可以炒菜。然后他在锅里放水烧汤，一点油水都不浪费。父母的言传身教深深地影响了我，我成了家里的小大人。有一天，我看到放煤球的铅桶底部积着一层煤灰，我就把煤灰倒出来，和上水，做成了煤球，放在天井里晒。一天晒下来，煤球变硬了，跟买来的煤球一样好烧。母亲表扬了我：“小弟懂事了，懂得节约了。”听到母亲的话，我的心里喜滋滋的。走过弄堂的时候，也有邻居夸赞我：“你爷娘生了一个好儿子。”也听到邻居问父亲：“冼先生，你儿子真不错，你是怎么教他做煤球的？”“啊，也没怎么教，是他自己想到要做煤球的，嘿嘿。他劈柴生炉子都会的。”父亲不无自豪，也禁不住赞扬起我来。
有一天晚上吃过饭，父亲给我布置了家务：“小弟，明朝早上早点起来，到菜场去帮你姆妈排个队，买块豆腐吃吃，让她多睡一歇。你妈妈很辛苦，让她多睡一会儿。”我知道父亲对母亲的体贴，爽快地回答：“好的，我三点钟就去排队。”
“四点半才开秤，你三点半起床就可以了。”父亲叮嘱了一句。
第二天凌晨，外面还是一片漆黑。父亲轻轻地把我推醒。我坐了起来，揉了一下惺忪的双眼，打了一个哈欠，穿好衣服下了床，跑到水泥水斗前，用毛巾沾湿了冷水，擦揉沉重的眼皮，冰冷的毛巾激醒了我。我戴上一顶帽子，拎了一只竹篮子，轻轻地走出家门、掩上房门。马路上一片宁静。商店的门板紧闭，我一个人孤零零地走出了弄堂，走在马路的弹格路上，看见倒马桶的人力车经过身旁，臭气熏天，我捂住了鼻子，更感觉到周围的寂静。这时候，半轮下弦月斜挂在天空，天上稀疏闪耀着一些小星星，寒风一阵阵地吹过，商店门口的布幌子被风卷了起来，看不清上面的字。路灯是暗淡的。我有点哆嗦，但却感到快乐，因为母亲可以多睡一会儿，父亲也会高兴的。我不时地从嘴里哈出热气，再用小手对着热气搓几搓。我贴身穿的是母亲用纱手套的棉线织成的内衣，外面套着一件阿娘给我做的夹袄背心。寒风一阵又一阵地呼啸着，不住地抽刮着我的脸，吹弯了路旁的树木，揭净了墙上、电线杆上的张贴。走到顺昌路菜场，找到豆制品摊位时，已有两位老妈妈在排队。我把一只空篮挽在臂弯处，抖抖缩缩地挨在她们身后……
一个老妈妈带着惊讶的神态发话了：“怎么只有你一个人？你家里的大人呢？几岁啦？”“八岁。”“你会买吗？”“我让姆妈多睡一会儿，等一歇她要过来的。”另一个老妈妈不由得发出了感慨：“喔唷，这个小囡真乖，这么懂事呀。”两个老妈妈都露出了赞扬的表情。我很欣喜。
天渐渐亮了起来，排队的人增加不少，菜场里开始喧闹，头班电车也开出来了，马路上走来三三两两上班的人们。这天，我帮妈妈排了两个队，买到一块豆腐和两样蔬菜，一天的下饭菜有着落了。
我爱上了阅读
这一年，我读三年级，开始偷偷地翻找姐姐的书。第一本书有一个红色封皮，上面写着“政治读本”，我打开一看，里面是方志敏的《可爱的中国》。这个书名引起了我的兴趣，我一行行看了起来。书里写到有三个中国的穷人，两个男子和一个农妇，没钱买船票，就偷偷登上了洋人的客船，结果被船方查出。洋人残忍地对他们进行鞭打，并剥去女子的衣服，倒挂在轮船栏杆的外沿，任凭海浪冲击。还折磨羞辱那个农妇，并咧开嘴巴露出满是淫乐的下流面孔。这时，只见方志敏怒不可遏地对着洋人流氓大喝一声：“打！”他的正气凛然，也激起了几十个乘客的愤怒地喊声：“打！”使几个灭绝天良的洋人这才惊慌地逃跑了。我不由得对方志敏挺身而出的英雄举动产生了深深的敬意，心想，这才是有胆量、有气魄的英雄啊！这是我阅读到的第一本课外书，从此，我便爱上了阅读。
在班级里，我是个活跃的，也是贪玩的学生，我和男女同学都相处得不错。在玩耍的时候，我有想法，有主见，一些同学常常聚拢在我的周围，于是，我自然被认为是皮大王了。有一个傍晚，老师终于上门告状了。
老师说：“冼之威人是聪明的，语文成绩不错，造句和作文都很有想象力。他跟同学的关系也很好。总的来说是不错的。就是太贪玩。你们当父母的不要去打他，要配合学校，多多督促他不要太贪玩。”
父亲听了老师的话，连连点头说：“不会的，不会的，谢谢老师。我们是不会打他的。是我们家长没有教育好孩子，给你添麻烦了。以后我们一定多多管教他，你走好。”
老师似乎还不放心，出了门又回头关照：“不要打小孩喔。”
父亲又连连点头，示意老师放心。
然而，火山还是爆发了。老师前脚刚走，父亲后脚就紧闭房门，施展了他的“管教”方式——“棒子底下出孝子”。愤怒的父亲撩起巴掌把我打了一个趔趄，我跌倒在地开始哭。我刚想站起来，父亲铁青着脸，抄起旁边的一根木头又朝我屁股上打来。我觉得地动山摇了，不再抵挡，只是哭。父亲便说：“你再哭，我打断你的腿，我打死你这个不争气的赤佬。你为啥不好好读书，坍我的台，我冼家门怎么出了你这个孽种。”父亲大概也打得累了，但是他恨铁不成钢，仍不解气，于是他换了一个惩罚的方法，叫我跪在洗衣板上。我不敢违抗，只好跪了上去。凹凸不平的硬木楞把我的膝盖硌得好痛好痛，我忍不住叫了起来：“阿娘，阿娘，侬快点来救救我呀！”父亲听到我呼喊阿娘来救命，更加光火。“你再叫，再叫你就不要起来了！”一旁的母亲看到我的屁股，已经呈现出红一道、青一道的血痕，她不忍心了，对着我说：“快向阿爸讨饶呀。”我好像抓住了救命稻草，连忙说：“阿爸，阿爸，我错了，以后一定好好读书。”
做父母的哪里晓得，其实我是最喜欢读书的。我对算术一直有偏见，却喜欢读文艺书籍。我经常会一个人跑到旧书店，东翻翻，西看看，一呆就是一两个钟头。我在书店里看完了《悲惨世界》，雨果笔下的故事情节让我紧张得喘不过气来。我看曹禺的《日出》，恨不得剁了金八这个恶魔，然后去救可怜的“小东西”。在自家的天井里，我读了《安徒生童话》《木偶奇遇记》。还到文庙书市去淘书，淘到心仪的书就带回家偷偷地看。我花的是父亲给我的买大饼油条的钱。通常，我只花四分钱买一根油条，省下三分钱就积攒起来。钱少的时候，我就到马路地摊上花一两分钱看连环画。《三国演义》《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青春之歌》《野火春风斗古城》《上海的早晨》等古今长篇小说就是这样读的。我经常欲罢不能，一口气连看几本。尤其是《三国演义》中的刘备、关羽、张飞、赵云、诸葛亮等人的形象被刻画得栩栩如生，我着实佩服这些英雄人物。每当钱积攒到几毛钱的时候，我会即刻去逛旧书店、逛文庙，连《沫若文集》这样的学术书也买过。自从那一次暴打我以后，父亲以为我“改邪归正”，喜欢看书了。这个没什么文化的父亲可不知道，我读的其实都是“闲书”，如果被他知道了，搞不好是要闹出大事情的。
在肚皮填不饱的年代，精神食粮还没有断绝。我曾在复兴中路黄陂南路口的一家旧书店里看到一句格言“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这句话一直牢牢地记在我的头脑里。
除了读书，我还爱看电影。离家不太远就有长城、建国、嵩山三家电影院，我是那里的常客。花上八分、一角钱就可以看上《农奴》《红孩子》《护士日记》《林海雪原》《寂静的山林》等影片。这些电影丰富了我的知识积累，激发了我的想象力，使年少的生活有了些许亮色。
我越是爱好文学，就越是顾不上算术了。一次珠算课上，我对珠算口诀毫无兴趣，却对算盘的构造产生了好奇心。我用小刀把算盘四角的铝包皮撬开来，想看个究竟。霎时间，算盘珠子滚落到地下，哗啦啦地四处散开，同学们都笑了起来。俞老师走过来对我说：“你想上课吗？你已经是四年级的学生了，怎么还不懂课堂纪律？”他真是对我这个学生有点生气了。我也很沮丧，我不知道会有这样的后果，便把头耷拉到前胸，后悔得说不出话来。同学们帮忙，把散落一地的算盘珠子一一捡起、归拢、交给了我。我感到羞愧，觉得对不起老师和同学。下课后，老师把我叫到办公室，给了我一番批评和教导，叫我写一份悔过书明天带来。老师也是讲策略的，这一回，老师不再上学生的家门去告状了。
然而，我还是没有逃过精明的父亲的眼睛。“今天怎么这么晚回来？”“老师，老师叫我留下来，谈话了。”我支支吾吾地实话实说了。父亲也看到了那只弄坏了的算盘，他咆哮道：“你的手为啥这么贱？你看怎么办？”母亲插话道：“这要怪她阿娘，小时候没用蜡烛包把他包过，人长大了就收不拢了，手脚像猢狲一样停不下来。”父亲接着说：“今晚饿你一顿，叫你记记牢。”母亲又补充一句：“把作业做好再说吧。”这一次父亲没有体罚我，他也改进了教育方法。
爸爸、妈妈、哥哥、姐姐还有弟弟都围坐在红木饭桌前吃晚饭，对于饥肠辘辘的我来说，饭菜的味道多好闻啊，真香啊！可是我不敢吱声，在旁边的一只方凳上沙沙地默写着珠算口诀“三下五去二……”。咕噜噜，咕噜噜，肚子里面打鼓一样地响开了。阿爸，姆妈，听到了没有？我咽了一口口水，接着写悔过书。还没写完，母亲的声音传了过来：“吃饭了，菜饭要冷了。”我像接到圣旨一样赶紧走到饭桌前，狼吞虎咽地把饭吞进肚里，我早已吃不出菜的味道了，只顾着把碗里的饭全部吃光，就连掉在桌上的饭粒也用手指头蘸着放进嘴里，饥饿的滋味太难忍了。哥哥姐姐没有流露出同情的眼光，他们的脸上只有奚落和责怪。
家里出了大事
对于父亲，我并不记恨。在我的眼里，父亲是养家糊口的大丈夫，了不起的男人。父亲对我这个儿子则有着复杂的感情：我能吃苦，会干家务，这一点难能可贵；可是我贪玩，数学跟不上，成绩不拔尖，叫人操心，恨铁不成钢。父亲没读过书，却崇尚“学而优则仕”“两耳不闻窗外事”，祈盼“望子成龙”。
就在这个时候，家里出了大事——父亲生病了！
父亲患病住进了广慈医院，医生诊断说是胃癌晚期。晴天霹雳，家里的大树“轰”地倒下了，一家人忧虑、焦急。此时大哥已经工作，二哥、姐姐和四弟还在念书，母亲急得乱了方寸。还是大哥有点主意，他买了一点水果，托人要送给外科的主刀汪医生，但被汪医生谢绝了。在六十年代，病人家属给医生送礼是很忌讳的，正直的医生会认为这是污辱他的人格。汪医生说的很实在：“你们这样做是不好的。你们别着急，我们一定会尽力，这是医生的本分。”汪医生的话语代表了六十年代白衣天使高尚的医德医风。他们想病人所想，急病人所急，只接受口头的谢意而拒绝实物的感激。要是收下礼品，便是对医生这个职业的亵渎，是乘人之危的不地道。在汪医生看来，礼节、感谢可以用文明的语言表达，同样能彰显人与人之间的尊重。汪医生还怕大哥不放心，又说道：“你们的心情我可以理解，但不要急，你们一定要放心，我会尽力的。”多么好的医生啊！一家人还有什么话好说呢，只能在心底默默祈愿，让父亲这个家里的顶梁柱渡过难关。
手术结束了。汪医生告知，父亲胃部的癌细胞已经扩散。同时他也坦言，这个病在医学界还没有被攻克。母亲的嘴唇战栗着：“医生，孩子他爸只有四十九岁，我们都要靠他的。”顷刻间，眼泪从她呆滞的眼睛里像泉水一般涌了出来。“医生，我爸爸还有救吗？我们离不开爸爸啊。”我拉着医生的手问道。戴着金丝边眼镜的汪医生情绪微微有些波动：“你爸来晚了呀，再早些时候来检查就不会这样了”。随后，他关照我们尽量照顾好病人，给他多吃点有营养的食物，或许能够维持一两年。
母亲坐在手术室门外的长椅上，那张绝望的脸上，每一个部位都浸透着深深的、蚀骨的哀愁。我在一旁低着头，悄悄地抽泣着。我看不见母亲的眼睛，就蹲下身子侧仰着看她，她的睫毛是湿润的，面颊上挂着泪痕。我和母亲一样悲哀和无助。
父亲回到了家里。他自己并不知道实情，他的病情被家里人隐瞒了。但是，到底是什么情况会让父亲患上不治之症呢，家里的大人分析后得出这样的推测：父亲平时太节约了，常把晚上吃剩的饭菜放入铝制饭盒，第二天带到单位当午饭。剩饭剩菜在饭盒里经过一个夜晚，会发生化学反应，产生有害物质，诱发癌细胞的生长。长期如此，酿成胃癌。可是再一想，当时不如此又能怎样？他一个月的薪水是七十六元，要负担全家八口人的衣食住行和五个孩子的学费，他不节约能行吗？为了增加收入，母亲后来到里弄居委会反映了家中经济的困难，恳求领导安排一份工作。母亲这才有了一个挣钱的机会，就是给出口服装钉纽扣，发计件工资，加工一件毛衣得五分钱。她每天七点半出门，四点三刻回家，每月收入约十一元钱，聊补家用。
眼下当务之急是要把父亲照顾好。虽然他现在每月只能拿三十二元的病假工资，但他依然是家里的精神支柱。可是白天家里面没有人，父亲只能一个人孤零零地躺在床上，吃不上热饭，喝不到热水，又谈何好好照顾？我的心里翻腾起波澜，蒙在被窝里想了好几个晚上，思想斗争了数个来回。几天后，我对母亲说出了心中的决定：“姆妈，我不上学了，我要照顾阿爸。阿爸没有人服侍不行的呀！”父亲一听这话急了：“这怎么可以，小孩要读书的。”我好像一下子长大了，于是就有条有理地解释道：“姆妈要去上班，大哥也要上班，二哥还有半年要考大学，姐姐已初三。还是我一个人退学吧，爸爸需要有人照顾呀……”
其实这个提议正合母亲的心意。“总要有一个人为这个家做出牺牲的，谁呢？小弟自然是最合适的人选。他从小会做家务，洗衣，买菜，生炉子做饭，买一些柴米油盐的，洗洗刷刷的，他都能干。他很勤劳，不怕苦，还好强，只能是他了。”十一岁的我提出的建议，得到了全家的认可，父母终于拍板定局。
我退学了
我要退学的消息传到学校，老师和同学都惊呆了：“你怎么不读书了，这多可惜呀，小学还没毕业呢！”
我无奈地回答：“我也没有办法，我爸爸生了很重的病，我必须照顾他。我也舍不得学校，舍不得你们大家。”
我办好了退学手续，离开了校园。教室里传出了朗朗的读书声，音乐教室里，同学们正在学唱新的歌曲……多么美好的校园生活，多么可敬可亲的老师和团结友爱的同学！在我的记忆中，我的快乐只在学校，只在那些同学们身上，这是我少年时代稍纵即逝的快乐。别了，别了。我的眼里涌出了泪水。在校门口，大家珍重地嘱咐我：“你有空要回学校看我们啊，有机会就复读，我们再做同学。”
我回到了家里。俗话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我理解的这个“当家”，不是当家做主人的当家，而是为家庭牺牲的意思。从这个时候开始，母亲正儿八经地教我烧饭和一应家务了。这个菜要放多少盐，那个菜要放多少水，火候该如何掌握，母亲讲得仔细，我听得认真。每天到了烧饭的时候，我都要把煮透的米汤用汤勺舀出来，端给卧床的父亲喝。在我婴儿时期，阿娘是这样喂我的，现在我又这样服侍父亲，我觉得很乐意，因为是他生了我。
每天必做的事情还有：帮父亲的刀口换纱布、消毒，倒尿液，擦洗身子，洗脚。每天周而复始地做这些事情，我没有怨言，也没有马虎。在我的悉心照料下，父亲的脸色好多了，变得红润了。
一场家庭大战
照料父亲有了小小的成就以后，我贪玩的习性又冒了出来。毕竟，我还只是个十一岁的孩子。有一天，我在门口玩耍时，把足球踢到邻居家的玻璃窗上。“敲碎玻璃老价钿”，有一支童谣中就是这么唱的。邻居找上门了，这让很要面子的父亲气不打一处来。把邻居应付走了以后，父亲不顾病体，暴跳如雷，二话不说，拿起拖把柄对着我就打。正在这时，敲门声响起。奇怪，父亲竟然知道这是他老母亲的敲门声：“去，开门，侬阿娘来了。”阿娘来了！我欣喜若狂，赶紧去开了门，一下子扑到阿娘的怀里。阿娘看着父子俩的这副样子，大惑不解：“哪能搞的，生了大毛病，还要打人？为啥孙子一看到我就要哭啊？！”
在儿子和孙子的天平上，阿娘偏袒孙子。他对着我父亲大声嚷嚷：“我看侬精神好得来，打人也打得动。侬倒讲讲看，为啥要打伊？”阿娘刚刚放下行李，还没有来得及歇一口气，就教训起儿子。在她的意识里，孙子是自己养大的，要打要骂需要得到自己的同意。儿子打孙子，她无法忍受。我父亲见状也无可奈何，只好放下手中的拖把柄。我看到父亲住了手，赶紧讨饶：“阿爸，我错了，你不要生气了，当心气坏身体。阿娘，侬也不要怪阿爸了。”形势显然对我有利了，当父亲的似乎觉得自己的威信受到了挑战，竟然向老母亲顶起嘴来：“他不争气，在外面闯祸了，我就是要教训他一下。”阿娘一听更加光火，她把饭桌上的碗碟哗啦一声推到地下，用力拍着桌面，大声地叫嚷。我害怕极了，也搞不懂为什么这两个自己最亲的人为了自己竟会吵得如此厉害。于是我又只好去央求阿娘：“阿娘，侬勿要生气了好伐，侬勿要再生气了。”说完，我连忙拿起扫帚去打扫地上的碎片。
阿娘看到我在扫地，气也消了一大半了。没想到这时候“半路上杀出个程咬金”来。我们三人在客堂间的这一番吵闹，惊动了二楼的我二哥，二哥气呼呼地下楼对着阿娘说：“你再跟我爸吵，我就把你扔出去。”孙子居然说要把阿娘扔出去，这让一向重礼数的阿娘如何受得了。她认为，这个孙子真是丧尽天良的不孝之孙，她用右手背拍着左手心，用宁波话骂了起来：“娘希匹，贼拉儿子婊子生，侬冼阿良哪能生得出这种忤子。”眼看家庭大战就要扩大、蔓延，母亲只好使劲把我二哥推回到楼上。阿娘也呆不下去了，她拉起我的手，就来到了女儿家。我没有想到，阿娘把我二哥说的话传给了我姑姑听，而我姑姑竟又把话传给了我二叔听。这下事情可就更加不好收拾了。
第二天，我二叔拿了一瓶六十度的高粱酒来到了我家，他关照我父亲，叫我的二哥不要走开，有几句话要问问他。我二叔比我父亲小十四岁，中等身材，长得很结实。他的面孔因为经常喝酒而变得发黄，甚至有点发青。他的眼皮是肿的，一双小小的眼睛却发着骇人的光芒。喝了几口酒以后，他的脸色转成了红紫青色，他对着我二哥开口说道：“老二，你为啥说要把你阿娘扔出去？她是你爸的娘，也是我的娘。我娘再有错，也轮不到你做孙子的管啥闲事。你太没规矩了。”
我的二哥有点口吃地招架着：“阿爸，在生病，她还要，吵……”
二叔听到这话更加生气了，他转向我父亲，问道：“阿哥，你有啥想法？要是我儿子讲出这种没规矩的话，我就把他打死。我今天倒要看看，谁敢把我娘扔出去！”
父亲终于明白，他的这个弟弟这回不是来探望自己的病情的，而是来兴师问罪的。父亲对我二叔说道：“小爷叔，我家老二讲要把他阿娘扔出去，这是不对的。可是有我在，他真会那样对阿娘吗？你也犯不上发这么大火气啊。”父亲因为激动和心脏的痉挛，脸色转白，看上去更加苍老了。
我二哥看到父亲的样子，便对二叔说：“我俩到二楼去谈好吗？”母亲担心事情闹大，对我二哥说：“让你阿爸多活两年吧，算了，你就不要再讲啥了。”我二叔却说：“阿嫂，不要紧的，我们上楼去讲好了。”
这时候，我二哥突然对着二叔跪了下来：“算了好吧，我给你跪下了，别再让我阿爸生气了。”父亲看到这一幕，泪水哗哗地流了下来。可是谁也没有想到，我竟突然大声哭了起来：“都是我不好，我不争气，让你们不开心了。”我边说边打自己的耳光，足足打了十几下，凶狠有力，小小的脸颊顿时红肿起来，血从牙缝里淌了出来。
刹那间，大家都愣住了，不知所措，沉默了下来。
母亲无奈地说了一句：“作孽啊。”
我以羞辱诅咒自己、自我惩罚的极端方法阻止了事态的进一步发展，来获取父亲、二叔和全家的原谅。一场家庭大战就此结束了。
我心里好酸、好苦，孤独、茫然……
哭声中送走了灵车
生活还是要过下去。我还是每天照顾父亲。在给父亲洗脚的时候，我用力地揉搓他的十个脚趾，每隔几天就给父亲剪指甲。父亲对我的孝心很感动，有一天他动情地对我说：“小弟，我也是喜欢你的，我其实是舍不得打你的，你不要记恨我。你跟阿哥阿姐要团结，不要对他们有啥想法。手心手背都是肉，我不会有偏心的。一家人和睦，我就放心了。我们冼家门里，将来最有出息的人就是你啊。”
我望着父亲，觉得父亲心里充满了对子女的爱，语重心长。从父亲眼眸里我看到了父子情深的另一面，仿佛父亲在内心深处是认可我这个“恨铁不成钢”的三儿子的，他对我说的“冼家门里将来最有出息的人就是你”，让我难以忘怀。危在旦夕的父亲希望我原谅他对我的严厉，不要记恨，我只希望父亲快点好起来。
病魔在加紧吞噬父亲的生命，他一天天地瘦了下去。病魔转移到了他的一只眼睛，使这只眼睛可怕地凸了出来，这是癌症恶化的表现。他的嘴唇也不时抽搐，呼吸越来越困难。手术后的两年零十一个月，在父亲弥留之际，他想说什么，交代什么，可是已无张嘴之力。他的脸上发出幽灵般的灰光，眼神迟疑呆滞。阿娘赶来了，她深情地望着久病不愈的儿子，叫着：“阿良，阿良，我是侬姆妈。”她声声呼唤即将离去的儿子，用手轻轻抚摸他的额头，擦拭着他眼角流出的泪水。
“爸爸，爸爸……”我曾听阿娘说过，用力按人中可以唤醒昏迷的病人，我用大拇指按住父亲的人中，只听得父亲积蓄起最后的力气，断断续续地对我说：“小弟，你要争气，我过去打你、骂你都是为了你好。你不要恨我。你要待姆妈好……”他又努力向周围的人无精打采地一瞥，双眼还是不肯闭上。阿娘用手抚摸他睁着的眼睛，父亲的眼睛终于合上了，呼吸渐渐停止了。这是一九六四年十月十七日的上午，五十一岁的父亲走完了他短暂的人生路程。
父亲的身体刚才还是热的，现在却成了躺在幽暗的客堂窗下小床上的一具冷冰冰的尸体了，一切发生得这样突然。我给父亲擦洗了身体，穿上寿衣。父亲的双手平静地放在左右两边，他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紧紧闭上了，病魔再也不能折磨他了，他终于可以安详地睡去，再也不需要劳神费心地牵挂子女的温饱和家务事了。他给冼家留下五个子女，他已然超脱了，他该忘掉世上的磨难和痛苦。冥冥之中，我仿佛听到父亲穿过天堂之门的脚步声，他留下两大间石库门的房子和一套红木家具。他没有享受过快乐人生。
接尸车开来了，我的脑子里万念俱灰，摸着父亲的身体号啕大哭。车上下来一个人，他把父亲的手脚捆绑起来，好像父亲会逃走似的。然后他拎起尸体塞进铁皮箱子里，关上门，脚踏着三轮式接尸车远去了。母亲把一只碗摔碎在地上，清脆的响声震动了全家的痛处，一家人在大哭声中送走了灵车。
我放逐了自己
办过丧事以后，我久久没有恢复过来。有时会呆呆地看着父亲睡过的床，想着自己的心事。
我似乎变得成熟了，想用自己的肩膀减轻母亲的负担，想靠自己的努力，去改变人生。我属于少年老成，知道体谅人，从六岁起，就懂得为父母分担家务，无怨无悔，无所畏惧。
我的成熟，也反映在我新的爱好上：我喜欢穿着打扮了。我会在商店的橱窗前对着模特儿上下打量，驻足观赏。我把阿娘悄悄塞给我的零用钱存起来，存到一定数目，就去买生发油涂在头上，弄得头发光鲜亮丽。我也没和母亲商量，一个人跑到商店买了隐花衬衫，穿在身上招摇过市。
但是母亲并不懂得我的心思，她生气了。她对我说：“人还不像人，就要漂亮了，穿得像啥个样子，不三不四的。”我这时候嘴巴也硬起来了：“是阿娘给我的零用钱，我有权利用的。”大哥在一旁听了，显然很不服气，教训我道：“你怎么和妈妈顶嘴啊！你还小呢，就这么讲究穿着，这么不懂事。”大哥比我年长十一岁，戴一副眼镜，看上去斯文老练。他的长相也很有特点，双眼相隔较远，仿佛能把偌大的世界尽收眼底。他的目光犀利，能把对方的心事一眼看透。他有文化，会说话，很受母亲看重，在弟妹中威望不小。为了穿着上的事情，以及生活上的许多琐事，大哥和我产生了不小的矛盾。这些矛盾似乎很难调和，甚至我的一些朋友曾经问过我：“你和你大哥好像总是针尖对麦芒，难道不是亲兄弟？”我无言以对。
这时候，一个想法在我心里酝酿了无数遍：我要独立，我要自立，我要像一只自由的鸟儿那样，展翅飞翔。
一九六四年，我因为照顾父亲而无奈辍学，仅念到小学五年级，就和许多闲散在家的青年人一样，成了一员“社会青年”，等待着里弄居委会把自己分配到工厂工作。这样的等待漫长而无趣。
到了一九六六年，毛泽东早在一九五五年作出的指示“农村是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再度流行起来，“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歌声也如滚滚春雷，席卷大地，给那些没有书读、没有工作的城市社会青年指引了一条“康庄大道”。里弄干部组织了一队队工作人员，挥舞彩旗，敲锣打鼓，来到每一户有社会青年在家的对象门前进行宣传，动员呆在家里吃闲饭的社会青年离开城市，分流到农村、边疆，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八月二十五日，两位居委会干部来到我家，他们对我说：“你去崇明岛好吗？那里是市属国营农场，种水稻和棉花的。”我二话没说就答应了。我再也不想赖在家里了！我要出去闯一闯，看一看，我要过独立自主的生活！
那一年，我十六岁，是个容易冲动和浮躁的年龄。我的少年时代要提前结束了。
“你要考虑好，到农场去是要吃苦的。”母亲提醒我说。
“我已经想好了，我走了以后，家里就少一张嘴吃饭了。二哥和姐姐都闲在家里还没有工作，家里四个人吃闲饭怎么行，我不去谁去？我走了，姆妈你的负担就可以减轻一点。”
母亲打了个寒噤，说：“也好，你就去吧，早点独立也是好的。你阿爸也是十六岁到上海来学生意的。而且，这个家里你也比较懂事。”母亲似乎是不得已地，也是无奈地说道：“四个孩子都在家里也难啊，只能让你去崇明了。”
就这样，我自己决定了自己的人生走向。
然而，母亲一定不会体谅到我的感受。这个家庭对于我来说，冷漠而孤寂，缺少我渴望已久的那一分亲情……但是，外面的世界就一定精彩吗？我对此一无所知。十六岁的少年啊，为了独立和自强，我主动提出要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去开荒种地。
我离开城市，放逐了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