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人性的洞察与把握
努尔哈赤之后是皇太极。
如果我们有兴趣一一回眸那些有作为的清帝，或许会略感失望地发现，皇太极只是个过渡人物。他承上启下，好像也没做出什么制度性的贡献。在大清帝王的图谱里，这个人极易被忽略过去。事实果真如此吗？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在权力海洋中，皇太极是如何浮出水面的。一切还得从天命十一年（1626年）八月十一日说起，这一天，努尔哈赤在叆福陵隆恩门鸡堡一间密室里死去。他死的时候身边只有一个人——妻子阿巴亥。这个叫阿巴亥的37岁美少妇陪努尔哈赤度过了生命中最后一点时光。没有人知道努尔哈赤为什么会单独召阿巴亥晋见。他是要交代什么吗？对于这个曾经闹过绯闻的大福晋，努尔哈赤将会对她说些什么呢？
历史的真相总是扑朔迷离。事实是努尔哈赤交代什么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阿巴亥获得了一个机会——在努尔哈赤生命中的最后时刻和他同处一室的机会。由此，阿巴亥也就获得了信息的独家发布权和处理权。而对皇太极和其他贝勒来说，他们是处在信息不对等的位置上的。果然，在走出密室后，阿巴亥除了宣告努尔哈赤不幸归天外，还宣布了一条据称是他的遗嘱：“多尔衮嗣位，代善辅政。”这样的一条“遗嘱”确立了金国今后的政治格局是“多尔衮+代善”模式的，其他人出局。
阿巴亥为努尔哈赤孕育了三个儿子阿济格、多尔衮、多铎，其中尤以多尔衮深受老汗王的喜爱。应该说阿巴亥借努尔哈赤之嘴达到了两个目的：一是让自己年仅15岁的儿子多尔衮上位；二是以辅政为名，将大贝勒代善拉进来结成利益联盟或者说战略联盟，以共同应对皇太极可能的挑战。坦率地说，这样的“上位+借位”组合不可谓不老辣。
那么皇太极此时该如何应招呢？在历史的现场，我们仿佛能够看到这个男人在犹豫不决。因为他不能确定，这样的政治组合是否出于努尔哈赤本意，而努尔哈赤临终前独招阿巴亥一人晋见是否真的只为交代这样一个隐秘的遗嘱？世事不问过程问结果，不问真假问成败。对呆立历史现场的皇太极来说，他此时最重要的工作是要找到破解之道，以破除阿巴亥加在他身上的魔咒。
好在有一个因素对皇太极来说相当有利，那就是代善也犹疑不定。代善虽然被阿巴亥委以重任，却也害怕被其利用。阿巴亥这个谜一样的女人曾经试图接近他，并且她的接近是有目的的，这一点他心知肚明，所以这一回代善小心谨慎。在阿巴亥向他伸出橄榄枝后，他并没有马上伸手去接。因为他要着眼长远，虽然现在的阿巴亥对代善充满善意和协作精神，但是若干年后呢？比如，十年之后，多尔衮25岁，人生灿烂绽放，充满机锋。他的机锋毫无疑问将横扫一切。而代善作为一个老辅政，辈分高，威望大，注定会是多尔衮机锋横扫的目标。
还有一点也很可怕，那就是他有没有未来，多尔衮有没有未来，阿巴亥有没有未来。因为他们都面临一个共同的劲敌——皇太极。虽然阿巴亥的三个儿子阿济格、多尔衮、多铎所掌握的力量已经超过四大贝勒中的任何一个，虽然代善手上也握有一旗，又贵为大贝勒，但代善还是不能确认由此组成的黄金组合是否可以顺利地将皇太极拿下——一旦皇太极选择造反的话。
所以代善便有些怕。他处在悬空状态，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夹在皇太极和阿巴亥之间不知道该做出怎样的政治抉择。皇太极当然明了代善的考量，便适时出手，皇太极的出手毫无疑问是稳、准、狠的。他利用了努尔哈赤传说中的一个生前交代——在他死后，大福晋必须殉葬，声称阿巴亥伪造汗王遗嘱，实属大逆不道，用心险恶，不生殉无以祭汗王！一时间，在老汗王努尔哈赤的遗体旁边，对于真相的探究变得异常惨烈起来。
代善一直默不作声，尽管阿巴亥将宝押在他身上，希望他能够站出来力挽狂澜，但最后时刻，代善吐出的两个字却是：生殉。在这一刻，皇太极终于险胜，靠着对人性幽明的深刻洞察与把握，他成功达到了让阿巴亥停止呼吸的目的。这实在是皇太极权谋实践的一个重大收获，而阿巴亥则无奈地换上礼服，戴上珠宝饰物，开始走向一个意义模糊的历史时刻。
阿巴亥就这样死了，死于生殉。她的死其实是一种宣告：努尔哈赤时代黯淡结束，皇太极时代闪亮登场。强人皇太极以他强悍甚至疯狂的行事作风宣布了其处世哲学：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执行，没有任何借口！
权力侵蚀
细究起来，皇太极的权谋实践应该是一个带有起承转合性质的系统工程，而逼迫阿巴亥生殉仅仅是一个开始。接下来，这个男人所施展的手段更加老辣成熟，游刃有余，令人目不暇接。
后金天命十一年九月一日，皇太极承继汗位。事实上他为这一天的到来等待了15年，韬光养晦15年，心机用尽15年。
仪式庄严举行，皇太极华服美冠，焚香盟誓，动作老练沉着。他领着代善等大小贝勒十四人向天地发誓。誓言听上去很美，但仪式真正的高潮或者说意外部分出现在皇太极的三拜上。等众人宣誓罢，皇太极突然转身向代善、阿敏、莽古尔泰三人行了大拜之礼。他说，今后他对他们不以臣礼相待，而以兄礼事之。还说，今后他们兄弟四人将同时面南而坐受朝，共听国政。皇太极最后强调，他这个汗王称号其实就是“聋子的耳朵——摆设”。这个国家归根到底是兄弟们的，大家今后一起同舟共济，共建美好未来。
皇太极说这一番话时表情诚恳，脸上没有半点杀机，而是笑意盈盈。那么，皇太极为什么会在此时无条件地出让最高权力？为什么要取悦于三大贝勒，是真的要实行民主政治吗？究竟有什么东西值得皇太极如此煞费苦心并且做出重大让步呢？没有人知道这其中的原因。
在继位大典过后一个月时间里，皇太极始终对他的兄长们毕恭毕敬。每天，兄弟四人集体面南坐朝，共听国政，而他和代善、阿敏、莽古尔泰四大贝勒按月轮流分值制度也维持不变。国中大事，都由值月贝勒说了算。直到进入十月，皇太极才慢悠悠地开始一项改革议程：创建旗务大臣制度。
所谓创建旗务大臣制度，一言以蔽之就是扩编。皇太极规定：八旗中的各旗都要设总管旗务大臣一人，总管旗务大臣有权总理本旗一切事务，并与诸贝勒一起参与议政国事。同时，每旗再设佐管旗务大臣二人（八旗共十六人），以“佐理国政，审断狱讼”（见蒋良骐《东华录》）。但是，这还不算完。皇太极宣称，为了军事斗争的需要，每旗还要再增设调遣大臣二人（八旗共十六人），以为出兵驻防之用。
一下子局势乱了，权力构架也搞乱了，众人不知道听谁的好了。但皇太极却乐见其乱，因为天下大乱才能达到天下大治，权力分散才能走向权力集中。皇太极的本意就是要打破旗主的控制权，使得决策机关变成咨询机关——这是他此次改革的真正目的之所在，也是其难与人言的良苦用心。
皇太极的改革不是一揽子工程，而是系统工程，是慢慢展开的险恶用心，是徐徐渗透的权力侵蚀。就在此次改革三年后，皇太极宣布了一个决定——免去三大贝勒按月分掌政事的权力，给出的理由是他们太累了，还是让其他小贝勒代理算了。又三年，皇太极宣布一个决定，废除“上与三大贝勒俱南面坐”的旧制，改为唯自己“南面独坐”。
这是1632年的2月，正是乍暖还寒时节。皇太极宣布这个决定的时候一脸庄严，隐隐的便有了帝王之相。代善们也终于出局，在权力格局中靠边站。但是，皇太极接下来依旧痴迷于权力的收官情境不能自拔，后续动作源源不断。因为有一块心病他还没有去除——小贝勒们还在代理政事，怎么办？
看来一切还得求助于制度设计，毕竟改革就是制度的重新设计。所谓人事的流动和更新可以在制度变更的背景下暧昧地完成。天聪五年（1631年），离皇太极废除“上与三大贝勒俱南面坐”的制度刚好还有半年时间，后金设立了吏、户、礼、兵、刑、工六部，这是皇太极版的未雨绸缪。
在后金国的六部中，多由小贝勒在管事，他们是多尔衮（在建立六部的过程中，起的作用比较关键）、德格类、萨哈廉、岳讬、济尔哈朗、阿巴泰等人。但过了没不久，皇太极下令“停王贝勒领部院事”。由此，这些根本无力与皇太极叫板的小贝勒们赋闲下岗了，皇太极开始一人独主政务。
皇太极这么做事实上是一种剥离——对贝勒成员最后权力的剥离，而顶替他们上岗的则是这样一些汉臣：范文程、李永芳、马光远、高士俊、高鸿中等人。在后金新的权力格局中，范文程们受到了皇太极的倚重。至此，一场有关改革的系统工程才告一段落。在以权力清洗为背景的汉化改革中，后金承袭了明朝的专制主义集权体制，皇太极也变得越来越像皇帝而不是大汗了。在废除“上与三大贝勒俱南面坐”制度后的第四年，皇太极终于如愿以偿地做了皇帝。但是在此之前，他还必须做另外一些事情才能够真正功德圆满。
这些事情很血腥、很暴力。
阿敏之死
很多年以后，阿敏才明白，所谓命运其实就是一张复写纸，复写着前人的故事和情感，他们的喜怒哀乐，他们的爱恨交加。只是当时已惘然，当时的阿敏只知道桀骜不驯，只知道“我是你兄弟，你又奈我其何”？
不妨这么说，在兄弟当中，阿敏是第一个体会到皇太极的血腥与暴力的。
皇太极继位后，最初的表现是对兄弟们毕恭毕敬，阿敏见此，便有劳苦功高的感觉。他对这位堂弟说：“我与众贝勒共议你为汗，你现在即位了，让我出居外藩怎么样？”“出居外藩”是统兵国外（比如朝鲜）的意思，皇太极没有答应。很显然，在他看来，阿敏越线了。但阿敏的越线行动并没有停止，反而不断升级。在“出居外藩”的希望破灭后，阿敏说了这样一句话：“我怕谁？他（指皇太极）能把我怎么样？”
这是天聪元年（1627年）的秋天，一切都还不能撕破脸皮，哪怕是暗藏杀机，脸上也要笑意盈盈。皇太极还是想再等等，毕竟阿敏不是别人，是叔叔舒尔哈齐的儿子，是他皇太极的堂兄。他如果对兄弟动刀子，那就意味着父亲与叔叔当年的悲剧将在他们这一代重演。
阿敏继续挑战皇权，虽然他自己不这么认为。那是在朝鲜，在朝鲜国的王宫内，阿敏和他率领的金国部队得胜后一度打算在朝鲜住下来，不再回国。因为回国毫无意思——父亲早已经不在，兄弟间面和心不和，一轮新的悲剧似乎呼之欲出。他不愿做刀下鬼，不愿意像父亲那样，惨死在兄弟手里，所以还是人在天涯比较好。
但是皇太极却对阿敏的我行我素震惊不已，在他看来，这是图谋不轨。皇太极感觉自己又走进了父亲努尔哈赤的命运怪圈：必须要自相残杀，必须在自相残杀中才能一起逶迤前行，这叫代价，帝国前进的代价。而个中的人生况味，努尔哈赤已经无数次地体验，现在轮到皇太极去百感交集了。所以他想动手，目前的局势似乎逼得他只能选择动手。
好在有亲弟弟济尔哈朗的苦苦相劝，阿敏最终还是回国了，可尽管阿敏归来，皇太极却依然没有释怀。其实他在等一个机会，置阿敏于死地的机会。天聪三年十月，皇太极的机会来了，一场战争让一切都坦露无遗，也让阿敏露出了破绽。他的软肋被皇太极击中了。
战争刚开始的时候，没阿敏什么事，事情都是皇太极做的，或者说功劳都是皇太极的。这一年，皇太极创造了一个奇迹，他亲率大军征明，拿下了四个城池：永平（河北卢龙）、滦州（河北滦县）、迁安、遵化。这四城全都位于山海关内，地理位置十分重要。随后阿敏开始进入角色，他被委派前往四城驻守。
没有人知道这是皇太极对阿敏的信任还是暗藏杀机。如果说皇太极一开始就以四城的丧失为诱饵以完成对阿敏的绝杀的话，那我们不得不说，这个人的心机实在是太深了，付出的代价也实在是太大了——以四城杀一人，阿敏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阿敏却浑然不知，他走马上任了，有些漫不经心，有些随遇而安，就像他的人生，没有什么计划和起承转合，有的只是失败者的叹息和无可奈何。在明军的反攻之下，四个城池很快失去，当最后一座城池易手时，阿敏才知道，皇太极到底是藏了机心的，自己做容易的事却把极难之事扔给他，要的就是让他露出破绽，以达治其罪、诛其心的目的。
阿敏兵败归来，皇太极给他准备下十六条罪状。这十六条罪状中真正与战争有关的只有一条：“丢弃永平，残杀降民……使恶名扬于天下”，而其他条款都是对阿敏的政治总清算。比如“（太祖在时）挑嗾其父，欲离兄汗”，又比如“自视为汗，欺凌在下诸贝勒”。皇太极招招阴狠，玩的都是见血封喉。
阿敏于是被囚，十年后死于囚牢中。没有证据证明在最后时刻，皇太极对他实施了诛杀，但在某种程度上说，阿敏又的的确确是“被死亡”。皇太极成功地让时间诛杀了他——这位有些桀骜不驯的兄弟，以成全自己的一世英名。只是到最后，皇太极有一层伤感难与人言：他最终没有走出父亲的宿命，没有打破手足相残的权力怪圈。皇太极所有的闪展腾挪，只不过是一个男人的小聪明而已，到底敌不过岁月。在某种意义上说，皇太极和阿敏一样，都只是一颗棋子，一颗被命运捏着走的棋子。不由自主，随波逐流。这是他的局限性，也是历史的局限性。
权谋厚黑
阿敏被除之后，皇太极的下一个目标是莽古尔泰。莽古尔泰很“勇敢”，曾经杀死自己的亲娘，以取悦努尔哈赤。但是莽古尔泰最终却不能成为王者，因为他无仁，也无谋。
不过莽古尔泰还是不好杀，他对皇太极的态度由叛逆突然转变为顺从。莽古尔泰之所以如此顺从是因为他看到了不顺从者的下场——阿敏失去了自由，似乎还将失去生命，就像若干年前他的叛逆父亲所遭遇的那样。
皇太极很显然不需要莽古尔泰的顺从，他的机心与诛心开始起来了。在其权谋实践中，皇太极很享受这样的创造性思维，准确地说，皇太极开始制造借口。天聪三年，后金的大部队奔袭北京，莽古尔泰时任左翼统帅，其时莽古尔泰率领部队一路攻城拔寨，硕果累累，并且指挥作战毫无过错，但皇太极硬是将他免职了。目的是为了激怒他，令其干出失去理智的事情，从而为他即将展开的收拾行动制造理由或者说借口。
莽古尔泰没有被激怒。皇太极便继续咄咄逼人，意在突破莽古尔泰的心理底线，看看这个人究竟能顺从到什么地步。在接下来的岁月里，正蓝旗成了一支被欺负与被侮辱的部队。皇太极给他们派的活很多，待遇却很差，明摆着另眼相看。到最后，皇太极索性把正蓝旗所属的十个牛录拨给自己的长子豪格去统领，大伤莽古尔泰的元气。
由此，莽古尔泰走向了自己命运的拐点，他的心理底线已达突破边缘。皇太极的机心与诛心开始起作用了。通过对这样历史细节的重新复盘和细细抚摩，我们或许可以真切地看到，那些曾经的悲剧是怎样形成的，伏笔与冲撞点又在哪里。当然，真正的冲突发生在天聪五年的八月，大凌河畔。这是一场金军围困大凌河的战斗。参战部队很多，八旗军差不多都出动了。在所有参战部队中，莽古尔泰率领的正蓝旗军是人数最少的，战斗中损失很大。因为有十个牛录编制的正蓝旗军被划给了豪格率领的镶黄旗军，所以正蓝旗几乎溃不成军，却又要担当一个方向的围堵任务，万一被明军突围成功，那莽古尔泰就死定了——不是明军让他死，就是皇太极让他死。莽古尔泰便决定，向皇太极要回属于他自己的那十个牛录编制的正蓝旗军，如此，他才能完成围堵任务。
当然是要不回来了，因为皇太极不给。皇太极不仅不肯还给原本属于他的部队，还借有人举报为由批评他的部队作风有问题，战斗力不强。总而言之就是把莽古尔泰往死角里逼，看他生气不生气。
其实在最后时刻，莽古尔泰还是想保持住一分理智的，他心平气和地对皇太极说，正蓝旗部队是任劳任怨的，冲锋在前，享受在后，甚至根本没有享受。莽古尔泰没想到，他说的最后一句话“根本没有享受”竟然激怒了皇太极，皇太极在真怒与佯怒之间趁机说道：“若告者诬，则诛其诬告者；若告者实，则诛其不听差遣者。”这是一句二选一的话，皇太极警告，正蓝旗部队的事不管是不是属实，都必须有人去死。要么是举报者，要么是领导者——莽古尔泰本人。
历史的冲撞点终于不可遏止地降临：莽古尔泰身上的刀拔出来了，只是拔了一半，因为另一半被劝架者德格类塞了回去。事后，莽古尔泰也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在那个时刻拔刀。他肯定不是要杀皇太极，而仅仅是出于一种本能的冲动——作为一个军人，当受到误解或攻击之时，第一个动作肯定是拔刀自卫。但是在彼时，场景不对，并且误解或攻击他的人也非同小可，是皇太极，一言九鼎的皇太极。极权之下，你不是不可以反抗，只是反抗无效，也无理。这里所谓的“理”，皇太极有最后解释权。所以莽古尔泰一出手就错了，哪怕他的刀只拔了一半。因为他犯下了一条大罪——御前拔刃，图谋不轨。至此，皇太极大功告成，他终于激怒了这个一直试图顺从自己的人，忠心耿耿却不能效力他的兄弟——莽古尔泰。
接下来就是该如何惩罚了。一场煞有介事的会议过后，莽古尔泰被革去大贝勒爵位，降为普通贝勒。同时会议决定夺去他的五个牛录，罚银一万两入宫。总之就是让他从此元气大伤，不能东山再起。但皇太极的心机其实不完全是这些，他惩罚莽古尔泰还另有目的，重大目的——结束四大贝勒面南而坐的时代。在此之前，阿敏已经在囚笼里面南而坐了，只剩下三大贝勒（皇太极、代善、莽古尔泰）议政时面南而坐。现在莽古尔泰被降为普通贝勒后，这四大贝勒面南而坐的体制还能维持下去吗？
果然不能。莽古尔泰事件发生后，四大贝勒面南而坐的体制便被“改良”了：从原先的全体面南而坐改为皇太极一人面南而坐，代善和莽古尔泰侍坐两侧。一个时代就此结束，另一个时代则鬼鬼祟祟地开张，原因不言自明，直到若干日子之后，皇太极如愿以偿地成了一位真正的皇帝。但莽古尔泰却注定侍坐不了多长时间，他很快暴病而亡，莽古尔泰去世时享年46岁，正是皇太极开始独自面南而坐的年头。初登大宝的皇太极看上去法相庄严，很有君临天下的气概。这一切，似乎都得益于其对权谋实践的深刻体悟与炉火纯青的运用。权谋厚黑，到底锋利无比，莽古尔泰的下场，便是一个明显的例证。
表演种种
最后一个要收拾的兄弟是代善。皇太极的权谋之刀终于遭遇最坚硬的阻碍。其实在皇太极的权力路径上，代善才是最大的绊脚石。尽管在阿巴亥被迫生殉之时，代善勉强投了赞成票，但皇太极知道，这个人是最强有力的对手。
代善确实是前清历史上一个不容小觑的人物。努尔哈赤生前曾经对他寄予厚望，死前又宽恕了他，将他作为伏笔埋进了新时代的地基里，希望他有所作为。而阿巴亥也试图拉拢他，许之以辅政的重托。如此多的事实无不表明，代善是不可或缺的人物。他之所以迟迟没有成事，不是实力不行，而是机缘不行——碰到了更强的对手皇太极。皇太极也的的确确视他为对手。代善是大贝勒，又是两红旗的领袖人物。他的两个儿子岳托、萨哈廉也不是碌碌无为之辈。可以说在新政权的权力版图中，代善父子的存在毫无疑问令皇太极感到棘手。
那么，皇太极将如何对付这个强有力的对手呢？他最初采取的对策是对他恭敬有加。皇太极在收拾阿敏和莽古尔泰的时候，对待代善的态度是尊敬加客气。天聪二年，代善病了，不是什么大病，感冒。但皇太极却第一时间前往代府探望，嘘寒问暖。天聪五年，明朝将领祖大寿投降后金，皇太极将他隆重介绍给代善，并且把第一杯敬酒让给代善去喝……类似的细节当然还有很多。皇太极力图在每一个细节上都将礼仪学做到位，令代善可以感受到春风拂面般的温暖。
毫无疑问，皇太极的机心一度被代善误读成善心了。在他先后收拾阿敏和莽古尔泰的时候，代善都设身处地地为其着想，觉得那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阿敏不该杀吗？丢了四城逃回来，又桀骜不驯，口出狂言，该杀。莽古尔泰不该惩罚吗？御前拔刀，试图谋逆，该罚。所以代善接下来采取的一个具体措施是说服犯了错误的莽古尔泰不要再跟皇太极一起面南而坐，同时他自己以身作则，也取消了面南而坐。由此，代善心甘情愿地将皇太极推到了“南面独尊”的位置上。
毫不夸张地说，代善是推翻“八王共治”体制的第一人，而皇太极仿佛只是被动的接受者。但代善不知道，他懵里懵懂间推翻的不仅是“八王共治”体制，也将他自己推翻了。在此时，已然收拾完阿敏和莽古尔泰的皇太极终于能够腾出手来收拾代善父子——他权力路径上最后的绊脚石了。
天聪九年九月二十五日，皇太极突然不理政事。原因是代善惹他生气了。天聪九年对后金来说是收获的年头，这一年，金军包围了蒙古察哈尔部林丹汗的族人。皇太极决定，将察哈尔部新守寡的囊囊太后赐给代善，以示其皇恩浩荡。
但代善拒绝了，或许代善以为，皇太极把明显属于自己的东西强加给他，分明是让他僭越，以治其罪。而这一点，恰恰是皇太极所期待的。在佯装不理政事之后，皇太极突然宣布对代善的处理结果：革去代善大贝勒爵位，削去和硕贝勒爵位，罚十牛录和一万两白银，以示惩戒。
不过这个处理结果还是打了折扣执行：罚代善银万两、马若干，免革其大贝勒、和硕贝勒爵位。之所以打了折扣执行，原因有两个：一是代善、岳托父子当时还掌控着两红旗部队，皇太极有所忌惮。二是他正在着手处理莽古尔泰问题，后者掌握的正蓝旗军很有哗变的可能。如果皇太极选择在此时左右开弓，势必逼迫两红旗军和正蓝旗军走向联合。这是他绝对不愿意看到的结果。
皇太极在处理代善父子问题上也真正做到了一唱三叹，令人叹为观止、心惊肉跳。接下来，我们终于能够看到，皇太极是如何引而不发，又如何枕戈待旦，以完成对代善父子的致命一击的。在摆平莽古尔泰的正蓝旗之后，皇太极宣布，岳托分别在天聪五年的大凌河御前拔刀事件和天聪九年的审理德格类身后谋反事件中犯了严重错误，必须严肃处理。这是崇德元年的八月，东北的天气还很热，皇太极却开始秋后算账了。很多人都还记得，就在四个月前，皇太极封岳托为和硕成亲王，是清初首封的七位亲王、郡王之一。如果说岳托在天聪五年已经犯下大错，那皇太极的加封就显得居心叵测了。总之，皇太极在对待岳托的问题上如此欲擒故纵，令人大开眼界。
最后的处理结果出来，岳托被降为贝子，并解除其原先掌管兵部的权力，罚银5000两。同时他被软禁起来，变相地失去了自由。但是，皇太极和岳托的恩怨并没有就此了结。后来的事实可以证明：从这一刻出发，皇太极对岳托的恩怨情怀其实才徐徐展开，它婀娜多姿，在随后的岁月中呈现出奇丽、诡异的色彩，令人对皇太极的内心世界不寒而栗。
恩就是怨，怨就是恩。这是皇太极的恩怨情怀。而在对岳托的恩怨交集中，皇太极像一个追逐自己尾巴不停打转的猫一样，最终迷失了前行的方向，也迷失了自己心灵的方向。清崇德三年八月，皇太极又突然重新启用岳托，拜其为扬武大将军，统领兵马去进攻明帝国。战果是辉煌的——岳托打了16次胜仗，攻克19城。
毫无疑问，清崇德三年的皇太极再次利用了岳托的死忠，而岳托也真是世界上极其少见的那一种人，此种人有一个共同的品质：不离不弃。忠诚某一个人可以忠诚到底。岳托不是看不透皇太极的欲擒故纵、又拍又拉，却总是顶着“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理由供其驱使，直到生命终结。
事实上，岳托的生命很快就终结了，4个月后，还在征战中的岳托在济南突然死去，死因是染上天花不治身亡，享年41岁。
四十不惑，死去的岳托真正可以不惑了，但皇太极的表演还在继续。皇太极此时的表演已然突破生死界限，或者说生有生的演法，死有死的演法。岳托死后，皇太极的表现竟比代善还悲痛，他坐在地上号啕大哭，将喉咙给哭哑了。随后他宣布辍朝三日，以示哀悼，再随后追封岳托为克勤郡王，赐五只骆驼、三匹马、一万两白银治丧，所谓极尽哀荣了。
如此种种的表演可以说是皇太极的红脸。三个月后，皇太极白脸亮相。他让代善表态，该如何处理岳托的尸骸。起因是有人举报岳托生前曾经和他的岳父锁诺木躲在一间密室里嘀嘀咕咕，很可能是密谋造反。
此时的代善真是欲哭无泪了。一个人再坚强，也经不起如此折腾吧：儿子岳托尸骨未寒，皇太极便要秋后算账。先前所谓的极尽哀荣到底是一场游戏一场梦。要命的是游戏中的人死了，皇太极还能将独角戏唱下去，并且唱出了锋利，唱出了他的九曲回肠。
代善却不知道该如何接戏。他是一个本色演员，这一回却被迫要跟自己死去的亲生儿子演戏，演给皇太极看，才有可能蒙混过关。并且这一次的情形真的非常严峻，儿子岳托已经死了，萨哈廉也突然病故，两红旗军大半归了皇太极。他一个人，形单影只，已经沦落到任人宰割的苍凉情境。此次皇太极借口处理岳托尸骸问题向他发难，其目的不在死人而在活人，手足相残，到了这般地步，代善真是生不如死……
最后，代善只得向皇太极表态说，处理岳托尸骸，可以“刨骨扬尸，罪及子孙”。代善如此自责甚至自虐的表态总算让皇太极无话可说。
这是崇德四年的春天。这个春天，代善白发人送黑发人，在皇太极的心计间苟活，实在是有些憔悴不堪。这个春天过后，代善做出一个决定：退隐。不再搏击权力场，他的时代早就结束了，又或者他的时代根本未曾来过。代善感时伤怀，渐行渐远，慢慢淡出皇太极的视线。
在代善退隐之后，作为权力场上的宠儿，皇太极开始翩翩起舞。一切的一切都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正蓝旗被吞并了，镶蓝旗被瓦解了，两红旗成了他的势力范围。至于多尔衮和阿济格的两白旗，也是唯皇太极马首是瞻。最重要的是他称帝了，是朕而不是汗，达到了当年父亲穷极一生没有达到的高度。
但是，高处不胜寒。皇太极机关算尽，到最后突然发现，自己还是孑然一身。他拥有了世界，却不能拥有情感，特别是不能拥有真正的忠诚。因为真正忠诚的那些人的下场不可谓不凄惨。在皇太极“良心发现”没有对死去的岳托刨骨扬尸后，却还是公开认为岳托心怀异志，所以才被上天“夺其寿算”，这叫死得其所。
皇太极说这话的时间是清崇德六年。世事总是诡异而睚眦必报的，当皇太极孤身一人站在权力顶峰踌躇满志时，宿命之刀却正飞快地向他砍来，角度刁钻，势大力沉，令其避无可避。因为两年后，他皇太极也死得其所了。
两个男人的博弈
一个人的性格究竟有多少侧面呢？那些光辉的人是不是时时刻刻或者每一面都光辉灿烂无比，而那些阴暗的人则毫无可取之处，注定要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遗臭万年？
否。因为努尔哈赤已经提供了相反的案例，而在此之后的皇太极贡献出来的性格层面竟然比他父亲要多得多。尽管我们在前面看到的全是皇太极负面形象，但毕竟只是一面而已，皇太极可以说是清朝历史上性格层次最丰富、最圆润的人物之一。他机关算尽，坚忍不拔；他残酷无比，痴情无限；他故步自封，推陈出新；他拖泥带水，举重若轻……几乎在每一个相互矛盾的性格层面上都提供了人性复杂与微妙的点点滴滴，演绎了关于克制与贪婪的种种可能。
皇太极是一个大写的人，也是一个小写的人。在大与小之间，他游刃有余，显示其独特的存在。关于皇太极人品的任何道德评判，似乎失去了意义。他或许是个小人，在权力场的博弈中无所不用其极；他也算得上是大人物，开疆拓土，志存高远，化权谋为谋略，化厚黑为铁血，所作所为令人刮目相看。
对皇太极和崇祯皇帝来说，1628年的世界是对方，或者说彼此。他们是对手关系，战胜了对手就能拥有世界，否则世界就是对手的，很简单、很残酷。从这一年开始的此后17年（对皇太极来说只有16年，他于崇祯十六年去世）光阴，成为这两个男人互相博弈，试图战胜对方的较量时间。谁胜谁负，是一个悬念。就是在这样的时间长度上，皇太极向世人证明了他不仅仅是阴谋家，同时还是军事家和谋略家。
1628年，崇祯18岁，皇太极36岁，后者的年龄是前者的两倍。但前者所拥有的江山面积却是后者的若干倍。同时，站在客观的立场上看，1628年的皇太极不仅弱小，而且危机重重。他的屁股没坐稳，他的王位很可疑。在他面南而坐的席位旁，坐着三个心怀叵测的兄弟。他们漫不经心，他们蠢蠢欲动，他们以逸待劳，他们想取而代之——只要时机成熟，这样的可能性不是没有。而在朝堂之外，也是危机四伏。东有朝鲜和明朝的毛文龙部，朝鲜这时是明帝国的属国，要真打起仗来，它当然会效忠明帝国。毛文龙就更不用说了，擅长骚扰，虽然力量不是很强，却是皇太极在其他方向不敢放手一搏的忌惮之所在。西面的蒙古也是四分五裂，特别是喀尔喀部，经常袭击金国的使者，抢夺财物，令皇太极头疼不已。金国的西南面则是明帝国的宁锦防线，不久前，努尔哈赤就在宁远城下遭到袁崇焕的重创，最后含恨而逝。
要命的是皇太极重蹈覆辙了，他继位后干的第一件事便是为父报仇，很快结果出来——他败了。皇太极被袁崇焕击败，这是他的一个重大挫折。另外，金国的形势也变得越来越坏——人心出问题了，出了大问题。很多人选择离开，八旗子弟纷纷逃走，只因为在这个国家看不到希望。这个国家的百姓只能干两件事：种田、打仗，也就是说老百姓的宿命无非是个“死”字。不是累死就是被打死，所以只能出逃。
出逃是用脚投票，投不信任票。不信任自己跟着皇太极走到明天会更好。而接下来发生的一件事更是将皇太极逼到了死角——他的执政危机到了最严重的时刻：金国出现了人吃人的现象。老天爷不长眼，在这一年降天灾于辽东。在金国内部，每斗米的价格需要用8两银子才能买到（见《清太宗实录》卷三），并且很快每斗米的价格用8两银子也买不到了。国家周边都是敌人或非暴力不合作者，拒绝边贸，实行经济封锁。金国老百姓在如此的惨状下，吃人和逃亡成了极其现实的选择。
现实就这么残酷。1628年的皇太极终于明白，他接手的是什么样的一个烂摊子：内外交困，前途黯淡，人人对这个国家，也对他这个人失望透顶。此时的皇太极给人的印象只是个阴谋家，他是靠玩阴谋上位的，他能靠玩阴谋治国吗？没有人相信。
当然，崇祯元年（1628年）对明帝国来说同样流年不利，是个凶险之年。这一年七月二十日，蓟门兵变了。原因很简单，军饷被欠。5天后，宁远又兵变了，原因同上，缺饷。宁远军中13个营发生兵变，甚至还绑架人质，巡抚毕自肃、总兵官朱梅、通判张世荣、推官苏涵淳都被五花大绑押到谯楼上，以待朝廷的赎金。这个赎金事实上是宁远驻军应得却得不到的军饷。当他们以正常途径拿不到时，便只好以非常途径来寻求解决。
袁崇焕被崇祯指派来解决问题了，但袁崇焕也无奈，因为崇祯没让他拿钱来解决问题——朝廷没钱。帝国这么大，要用钱的地方又这么多，所以这军饷便能欠就欠了，这一欠还产生了“欠”规则：只能欠，不能还。一旦朝廷还了某一处的军饷，则帝国处处都是讨债声，以及紧随而至的哗变声。所以大家都是彀中人，都被历史或者说这个帝国绑架了。
这一年还发生了固原（今宁夏固原）兵变。固原兵变的起因同宁远兵变及蓟门兵变一样，都是两个字——缺钱。稍有不同的是，固原兵变所产生的后果要严重得多：由于事态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哗变士兵多加入农民起义军。这些改变了阶级立场的人们开始掉转枪口，与安塞高迎祥、汉南王大梁等农民军一起攻击帝国西北的多处城池，明帝国自崇祯元年迎来了结构性的隐忧：一西北一东北，顾此则失彼。所谓“攘外必先安内”，到最后也只能是无可奈何花落去。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对比下，皇太极确信自己还能赢——赢在态势上。因为世界上的态势无非两种：向上走，向下走。明王朝历时两百多年，大大小小的皇帝换过16位，所谓起承转合，一路风景看遍，到了崇祯这儿，再没有什么新鲜玩意儿了，到底是一个向下的过程。但金国不一样，它初生，虽然不圆满，却有无限可能。最重要的，是他皇太极来了。皇太极与人斗，其乐无穷；与天地斗，其乐无穷；与时局斗，更是其乐无穷。皇太极要的是破局，他也一定能够破局。
只是这样的时刻，手段与谋略显得尤为重要。所谓曲径通幽，所谓曲线救国，皇太极需要非常思维，他向明帝国求和了。在一封给崇祯皇帝的信中，皇太极的态度是谦卑的，心机却很深。因为与此同时，他发起了两项行动：攻击朝鲜，剪除毛文龙部。行动迅雷不及掩耳，结果也是干脆利落，朝鲜败了，承认金国对它的领导地位，毛文龙部则逃入海岛，不敢在陆上与皇太极争锋。皇太极的两项军事行动的政治意图明确，那就是去除来自东面的威胁，为其后续军事行动打下基础。
应该说，皇太极的用心是明显的。但令人费解的是，袁崇焕任由皇太极在东边杀伐决断，并取得丰硕成果，自己却默默修城。他下令在锦州、松山、杏山、大凌河、小凌河一带抢筑城堡——新修复的工事发挥了作用，因为皇太极接下来的几次攻城都以失败告终。同样，在宁远，皇太极的进攻也收效甚微。
这样的时刻是拐点时刻。对皇太极来说，他人生的起承转合需要面临一次突破。如此，才能从一个阴谋家变身为谋略家。换言之，他必须采取非常手段拿下袁崇焕，才能进一步有所作为。那么，皇太极接下来是如何做的呢？
他决定攻心，皇太极的攻心工程隐晦而曲折，充满算计与伏笔。因为他攻的不是袁崇焕的心，而是崇祯的心——所谓由此及彼，所谓东成西就，这是一个典型案例。而皇太极攻崇祯的心从袁崇焕身上入手，这又叫曲径通幽。总之，皇太极的机心，在这次攻心行动中展露无遗。
天聪三年（1629年）十月，皇太极进攻了。他率领大军，避开山海关，绕道内蒙古，直攻北京城。北京面临一场生死考验。但皇太极攻的其实不是北京，他要调动袁崇焕“勤王”，以便其进一步有所作为。
袁崇焕果然“勤王”了。当时他正在山海关驻防，明知皇太极打的不是北京而是自己，却也只能选择自投罗网。因为这是一次忠心行动，此时的袁崇焕太需要一次忠心行动来洗刷自己身上的嫌疑了，细说起来这是两个男人间的恩怨。他们的恩怨前史令人唏嘘：曾经，崇祯对袁崇焕是寄予厚望的，他即位后不久，就任命袁崇焕为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督师蓟辽，兼督登莱、天津军务。但是袁崇焕很快就辜负了崇祯的良苦用心——他和皇太极议和了。后来的历史证明，袁崇焕的议和只是一次战术行动，但问题的关键是在崇祯不知道的情况下发生的。由此，袁崇焕的悲剧人生开始埋下一处伏笔。据《清实录》记载，天命十一年十月十七日，袁崇焕派出李喇嘛一行34人抵达盛京，吊唁努尔哈赤并祝贺皇太极即位，这应该是遣使议和的意思，并且还是主动的。联系到当时的背景，努尔哈赤是被袁崇焕的红衣大炮击中身负重伤而亡，袁崇焕的私自遣使议和就很耐人寻味了。这是其一。
其二是袁崇焕用崇祯赐予的尚方宝剑，未经请示就杀了皮岛统帅毛文龙，很有内讧的嫌疑。这样的内讧毫无疑问是亲者痛、仇者快的，但崇祯的怀疑却还要更进一层：这个袁崇焕“擅主和议，专戮大帅”，是不是要造反啊？至此，袁崇焕在崇祯心目中的信任度或者说忠诚度已经岌岌可危，似乎就差最后一根稻草来压垮它。
在这样的历史当口，皇太极的绕道山海关，攻打北京城便成了最后那一根稻草，它的最终目的便是要压垮崇祯那颗多疑的心，令其做出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来。历史的剧情演绎至此，一切都已是箭在弦上，袁崇焕的悲剧命运进入了倒计时，皇太极收获在望。从一个阴谋家变身谋略家，皇太极需要的只是时间或者说等待而已。
崇祯三年（1630年），皇太极大功告成，崇祯终于将袁崇焕凌迟处死，从而使得他与皇太极之间的博弈走向一个拐点时刻。袁崇焕去世之后，皇太极在这个帝国再也没有了真正的对手，他的对手在袁崇焕被凌迟处死的那一刻已经消失了。
此后情势的发展如水银泻地，一气呵成，再无半点阻滞。祖大寿投降了，洪承畴投降了，崇祯没有投降。1644年的时候，崇祯皇帝在煤山上以一根吊带承认了他和皇太极的天壤之别。在17年的时间长度上，他败了，皇太极胜了。历史以改朝换代的形式确认了皇太极的大气磅礴和收放自如。他的确是个大人物，开疆拓土，志存高远，化权谋为谋略，化厚黑为铁血，令人刮目相看。虽然在转过身去的另一面，皇太极的皇袍之下也实实在在地藏着他的“小”，他的精明与狐疑、狠毒与阴险。
谁的心不曾柔软
或许还应该谈谈爱情，一个男人的爱情，皇太极的爱情。可能很少有人知道，皇太极的情感世界也是惊天动地的，一如他的功名、他的阴谋一样，这个男人总是将每一件他在意的事情做得惊天动地。看上去相互矛盾、不可理喻却并行不悖、情真意切。
皇太极喜欢的那个女人叫海兰珠。天聪八年（1634年），皇太极与26岁的海兰珠结为夫妻，从此，这个男人的痴情之旅就徐徐展开。没有人能够料到，看上去精明狐疑、狠毒阴险同时志存高远、绝不儿女情长的皇太极动起情来竟会如此纯粹、炽热。当崇德二年（1637年）海兰珠为他生下一个儿子时，皇太极立马在大政殿举行仪式，庆贺他第八个儿子的出生。这样的仪式是绝无仅有的，因为它违反了大清的成例。但如果我们联系前因后果加以细究的话，或许可以发现其实皇太极是爱屋及乌。因为不久之后，他的表现更加失态。他对一个女人的款款深情，终于在一次未遂的军事行动中展露无遗。谁的心不曾柔软？皇太极，这个貌似强硬、强悍的男人，到底在崇德六年（1641年）的九月完全崩溃。他毫无顾忌地在众人面前暴露出他的软弱和绝望，他对这个世界的不可把握和爱断情伤。这样的皇太极，与我们一直以来惯见的那个皇太极判若两人，是熟悉的陌生人，也是具有多重人格色彩的王者。
崇德六年（1641年）九月，海兰珠不幸病逝，年仅33岁。当时的皇太极正在发起松山、锦州战役。此战成败于他、于后金国的命运关系极大。但皇太极似乎不爱江山爱美人，闻海兰珠病重，他的第一反应是立即赶回去探视，完全不顾战事紧急。事实上他也的确是这么做的。此时他的部队驻扎在松山城西北十里处，正准备发起进攻，但皇太极却毫不犹豫地放弃了。他放弃功名，直奔爱情，在两者之间，做了一个清晰的选择。皇太极回到盛京，海兰珠已经撒手西去，此时他的反应又是如何呢？透过历史的细节和那些弥漫其间的感伤情绪，我们看到这个风尘仆仆的男人、这个王者，他六天六夜不吃不喝，不停地哭泣，不分日夜。他“饮食顿减，圣躬违和”，他“言语无绪”，心灰意冷，甚至还生了一场大病，再没能重返松锦战场。准确地说，海兰珠之死结束了皇太极的戎马生涯，从此这个男人再也没有冲锋陷阵，重新厮杀于疆场。
不仅如此，皇太极因为感伤于海兰珠之死，连朝政都懒得去打理，很像若干年后顺治的某些所作所为。他是悍将、是谋者、是王者，也是一个情种。就在海兰珠病逝两年后，皇太极也在清宁宫与世长辞了，享年52岁。他的传奇戛然而止。这个男人的一生杀伐决断，以无情成就功名，但似乎谁都想不到，他最后会栽在“情”字上。正所谓世事的辩证法无非阴阳兼备，阳中有阴，阴中有阳，谁都逃不脱其中的宿命。而强悍如皇太极者，最终也是归去来兮。
呜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