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西北不久，我接到了青青的信，说那个楠木匣子被她舅舅们撬开了，并没发现任何珍宝，也未见任何遗嘱性的文字，只有十三个油纸包，里面包了十三撮头发，上面分别写着舜锦、舜铻、舜镈、舜镅、舜钰、舜铨什么的，那些头发都是细细的胎发，用红丝线扎捆着……正如她所分析，匣子里的头发惟独缺少舜铭姑爸爸的，因为姑爸爸那个时候还没出生。她的舅舅们对匣子里的头发十分不解，说这个家从上到下，几代人都有精神病。青青说，她父亲的健康状况大不如前，每日除了吹箫就是画画，底气不足，箫已吹得连不成曲，依旧吹；眼神不济，画也多成一片涂鸦，依旧画，任谁劝也不行。城建部门几次催促搬家，朝阳门外新建的小区已为他安置了四室两厅，他却死活不搬，说除非咽气，才能离开这座小院。政府部门鉴于舜铻大爷的关系，也不好贸然采取措施，就这么拖着。
果然，没过多久，我便被一纸电报叫回北京--舜铨病重。
夜深沉。
炉中的火已经乏力，将残的煤显出了通体透明的红，映得沙锅也变得温馨可爱，使溢满空间的苦涩花香平添了几许暖暖的人情。
纸窗外，雨声淅沥，晚秋的寒意趁着夜色悄然袭来，直抵人的胸臆。我往炉里夹了一块煤，斜倚在窗前西炕上的舜铨轻轻地咳了几声，那咳带着明显的克制与压抑，听了让人揪心。我问他要不要喝水，他说不。我走过去为他盖被，他问我那篇《景福阁的月》写得怎么样了。我说已写好，交给《中华散文》编辑部了。他说颐和园的景福阁早先叫昙华阁，光绪年间重建才改成现在这个样子，为赏月听雨之地，名之所来，取自（诗经）“寿考维祺，以介景福”一句，景福者，大福也。舜铨说，书还是要多读的，要博学详视，遍采广询，不可单纯钻文学，做单一的作家难免失之于浮，要做学者，这样才能除去迷惘与迂腐，增添笃实与深思，成为通博的大儒，那文学之业自然是水到渠成了。我笑了，说，七哥设定的目标，不说今生。怕是来生我也达不到了。他说，不难，铢积寸累，受之以虚，得之以勤，没有不可达之境……未说完，又咳嗽，脸憋得发青。我轻轻为他捶背，透过薄绒衣，触及他的肋骨，骨的尖利引起我一阵心酸--
如此人物，不知当今世间尚存几人？
舜铨的病已被诊断为肺癌晚期，医生说，再拖也拖不过一个月……消耗性的疾病把他弄得很苦，也把大家搞得很累，不分日夜地照看护理，东西南北地奔走找药。谁也都不忍放弃这最终的努力，谁都明白已经无力回天。我由大西北匆匆赶到北京，说是照料病人，实则是来送终，为手足中惟一尚存的七兄送终，尽管为同父异母之兄妹，也是骨肉相关，血脉相连，内心凄苦自是难言。舜铨一去，家庭中舜字辈将仅存我一人，再无人督我攻读经史，一切当好自为之……
十几平方米的小屋堆满了杂物，这些物件自老五的儿子金瑞搬出小屋后再无人动过，尘网蛛封，破旧不堪，难寻出一丝亮色。三合土的地面，砖砌的土炕，在现代化城市的北京已属凤毛麟角，而在东城，这座古旧废园的一隅，却奇迹般地存在着。
这座我家高祖所盖的小屋，原来是为府中辟邪而用，却不想住了几代十几口人。辛亥革命后，小屋曾经一度空落，改做堆房，不用之物一并塞入。后来姨祖母自戕屋中，老二舜镈吊颈于屋外，便更无人涉足。日久天长，窗残纸破，门户歪斜，鼠亦来，虫亦来，谲诡幻怪，飞鸟惊蛇，实在让人有讳莫如深之感。以后又有舅姨太太和母亲等人轮番居住其中，方使小屋才有今日之景象。近日为城建所计，又拆迁在即，动员搬家，让搬入朝阳门外金台路小区四室两厅“三气”齐备的现代化公寓，说是那边有铝合金窗，全封闭阳台。青青的舅舅们说，新屋较这四面透风的危旧花厅和小土屋一下进步百年，搬家对金家人来说实在是一步跨入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大好事。
在七嫂丽英与侄女青青的热切企盼中，舜铨却说出要老死旧宅，死活不搬的话来。舜铨的脾气无人拗得过，搬迁计划暂时搁浅，因为谁都知道他将不久于人世。丽英的两个兄弟早已看中花厅的楠木雕花隔扇，并已与某涉外工艺商店谈妥，以不低的价格售出。正是为拆隔扇，将病中的舜铨移居西北角小屋，以便静养。房将不存，要隔扇何用？虽然是祖宗留下的东西，但祖宗所留数不胜数，至今所存又有几何？何苦为隔扇伤神？
扶舜铨重新躺好，我将火上的药锅端下，把药汤滗了，倒在碗里晾着。棕色的药汁在昏暗的灯下显得分外浓酽，我心头不禁冒出“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的诗句。白乐天以酒待客，我以药侍兄，情景毫无关联，气氛也迥然相异；彼时天将欲雪，此时苦雨绵绵；彼时朋友相聚，此时骨肉将离。伤感之情随着淅沥的雨声愈积愈难耐……只是让人想哭。
拆卸隔扇的声响由花厅传来，呼呼斧凿，如敲击在心。我看舜铨，那张脸虽憔悴，却是出奇地静。从那平静中，我悄悄地感觉到了沉重，感觉到了秋的肃杀与生的苦累。
为了便于住人，舜铨身后的窗纸被重新糊过，细腻的纸张散发出樟木箱子的味道，凭气味我断定，这是家中那批保存多年的宫中御用宣纸。这批纸因无字，“文革”中才幸免于难。虽经年历月，除颜色微微有些泛黄外，质量依然柔韧无比。听舜铨说过。因为是御用宣纸，制造便更为讲究，从选料到洗料、切料、打浆、抄纸、烤贴，前后经数百道工序，制成需一年时间。这批宣纸采用的是天然日光漂白，不用强酸强碱，所以纤维损伤少，强度极高，作为“旧纸”存放，涸墨性能更佳，用来泼墨作画，层次丰富，皴、擦、烘、染都能显出理想效果。
父亲和舜铨都是书画界名人，对这些纸甚为珍视，之所以没有动用，据说与宣统三年宫中纸案有关。传闻当时皇太后隆裕的总管太监张兰德，伙同颜料库太监，私自将八万五千张上好御用宣纸偷偷调包，拿出宫去换钱。为此隆裕大为恼火，传散差，给张兰德一顿好打，并下令严查此案，一时宫内宫外人心惶惶。这些纸是否与此事有瓜葛，难以讲清，为避嫌疑，遂予封存，并且一封就是若干春秋。
不想昔日存留之纸，今日却被舜铨之妻丽英派上了用场--糊窗户。本是传自大内，该大展风采的精品却抹上稀面糊，粘贴在窗棂之上，做遮风挡雨之用。纸命如斯，令人感叹。
为照顾方便，我在小屋内另支一折叠钢丝小床，与炕沿成直角放置，二者之间隔一旧式太师椅。直背的椅子很硬，坐上去并不舒服，且一条腿已经折断，随时有塌散之势。我坐在椅子上调整了一下姿势，椅子立即吱吱作响，发出脆裂的呻吟。舜铨说到那边拿个垫子吧，我说不用。我说记得这把椅子是有过棉垫子的，还罩着蓝布罩儿。舜铨说我没记错，不过那罩儿不是蓝布的，夏秋为棉龙缎，冬春为黑狼皮，内中所实亦非棉。而是南海鹤绒。我问南海鹤绒是什么，他说大概就是鹅绒吧，又说祖母就是坐在这把椅子上逝去的。祖母无疾坐逝的事我知道，已被人们颂为传奇多次讲述，但我一直搞不清楚祖母是带着怎样的心情和情绪，毫不拖泥带水地离开这个世界的。这位出身显贵、性格刚愎的蒙古族祖母，做事向来果断清晰，自尊自信中透着暴戾与威棱，所以连她的死也这般干脆利落，与众不同。
1915年12月21日，袁世凯称帝的第九日，祖母坐在这把椅子上抽水烟，看照片。照片是她的两个儿子由日本寄来的。祖母有四子，我的父亲排行第四，届时正与他的三哥在日本求学。三伯父在早稻田大学攻读法律。我父亲在庆应义塾大学学经济，都是名牌大学名牌专业，这也是祖母高瞻远瞩的有意安排。自1902年至今天，近百年间，日本这两所大学每年都有一场轰动东京的足球赛，谓之“早庆”之战，比赛时双方兴师动众，校舍皆空，举校助威。金家的三爷、四爷为各自球队出力，虽是亲兄弟亦水火不相容，一有结果，立即将战况报知北京的母亲，博老太太一乐。
每有照片到来，祖母都仔细观看，在那站成一排的人群里寻找儿子。照片中，儿子头顶的辫子已不见踪影，儒雅万分的长袍马褂也换作了陌生的球衣，脚上穿着白鞋，长筒花袜子扯得老高，最使她不解的是人人都穿着短裤。精胳膊露腿儿的还扯着一面小得不能再小的三角旗子。那旗子看质地比大清的龙旗差远了，那么多人却还为它去争，足见是件很新派儿的事情。
老祖母对一切新派儿的事情都感兴趣，但她对袁世凯的“立宪政体”、“新官制”、“巡警部”等一律持反对态度。清朝被推翻，袁世凯复又称帝。老祖母对他更是深恶痛绝，到了恨之入骨的程度。
12月21日这天。灶上做饭的厨子向祖母讨询明日冬至的饭食内容，祖母说，这还用问吗？历年都是一样的，白肉、青韭羊肉煮饽饽、鸭汤白菜火锅。祖母说，明天是冬至，以往宫中是要大祭的，有皇上时，赶下晚儿坤宁宫的煮白肉就分下来了，现在大清帝国虽变中华帝国了，白肉咱们还是要吃的。祖母说的白肉，是宫中每年祭典所用之物。祭祀时皇帝站在坤宁宫中央，太监们抬进活猪，将白酒灌进猪耳，猪便摇头晃脑，这样表示祖宗神灵已经“领牲”，然后将活猪放下锅去，煮熟，这便是宫中的白肉了。煮熟的白肉被切成块，分送亲族权贵，以纪念祖先艰苦征战的生活。故宫坤宁宫煮肉的大锅至今尚在，每为参观者不解，觉得皇宫正殿安大锅有点儿不伦不类，若说它是祭祀所用，便一切了然了。
煮白肉我儿时亦常吃，佐以多种作料，煮焖半宿，切为薄片蘸酱油吃，那肉晶莹透明，肥瘦相间，醇香无比。这种吃法大概是满族人特有的。
在厨子与祖母商定好第二天的吃食，退到门边正待转身时，我的大爷进来了。大爷手里捧着一个白纸卷，兴冲冲的。大爷趋身走到祖母跟前，祖母正微笑着把我父亲和三伯父的照片往桌上搁，大爷说，儿子今天也有件让母亲高兴的事儿。说着将纸卷递过去。祖母展开纸卷，原来是袁世凯颁发的“文虎勋章”表彰状。祖母见状，便有些变色，大爷没有注意到这点，仍滔滔不绝地讲述袁世凯授勋时的盛况。祖母对着表彰状视之良久，用手点了点上面的印，要说什么均未道出，就闭上了眼睛。
祖母归天的消息传到后头时，厨子还没走到厨房，他不相信刚才还吩咐做煮白肉的硬硬朗朗的当家老太太会一霎时就殁了。他赶忙朝前跑，到前庭见老太太气息已绝，众人正呼天抢地地乱作一团，惟独大爷还举着那张纸站在一边发愣。父亲的嫡妻瓜尔佳氏劝大爷赶紧把纸收起来，主持大伙儿办事，大爷仍木木地站在那里。
事后家里人说，祖母之死是气憋的，长子为袁世凯谋事已为不肖，又弄出个什么“文虎勋章”来，气也把老太太气死了。所以大爷一生没有一男半女，成为绝户也是报应。
祖母的葬仪在外观上看很俭朴，这也是她的精明之处。而祖母棺内随葬物之丰，是外人所不知的：除祖母平时所爱之物外，宫中赏赐铸有“福”、“寿”字的金镶银小锞子放了四十九个，还有玉雕的佛像、玛瑙的念珠、青金石的佛塔，而那件价值万金、压金银丝的诰命夫人朝服自然也得穿去。难怪安定门的杠夫们抬起那口外表无任何特殊装饰的棺材时说，老太太怎这么沉？
解放后，北京要扩建，东直门外的祖坟属迁移范围，我曾与一些亲戚们去太阳宫迁坟，亲眼见到了祖母这些丰厚陪葬。祖宗坟内起出的物件，凡参与迁坟的子孙们就地瓜分。我曾幼稚地动员大家捐献国家，但没人理睬我。我微弱的声音回荡在青暗的石碑与古老的墓穴之间，在凝重与苍旧中显得漂浮不定、苍白无力。
祖宗的财宝，在被刨出的瞬间便宣告了丢失；祖宗的骨殖，却是一块不少地晾在千硬的风中。
那时看坟的老刘还在，他拉了拉我的衣裳说，小格格您别说啦，没人听，赶快抓紧着给自己划拉点儿东西吧，待会儿就什么全没了。老刘跟我说话的时候怀里抱着个瓷罐，罐子绿色的彩釉在昏黄的日光下有些怪诞，有些虚幻。我说这是什么，老刘说罐子。我说我看怎么不像，老刘说它就是个罐子。
当时西北风正紧，我们说话的这会儿工夫太阳很快被沙尘遮盖。天空愁云惨淡，狂风激扬戾怒，我看见弟兄叔侄的眼睛已经发红、发直，彼此间谁也不认识谁了，露出毫不掩饰的憎恶，甚至谩骂与厮扭。细细推敲，杀气腾腾的人众都是有血缘关系、未出五服的至亲，血型大部分为“○”，宽额细眼是他们共同的特征。这些宽额细眼的人们在光天化日之下。在祖宗的石碑前扭作一团，互不相让……
我在祖父厚重的墓石上坐下，身边摆放着他结实粗壮的骨殖。那颗头骨，具有同样宽阔的前额，眼不再细长，变作一双深邃冷峻的空洞，在悲怆的风尘里无言地注视着他亢奋的子孙。我没见过祖父，但此时此刻，却与他有了一种跨越时空的感应，这种靠血缘而不靠语言的交流，是一种心的沟通，他把他的感受准确无误地传达给了我。
我沉沉地叹了一口气。
与我的身份、年龄极不相符地叹了一口气。
祖父身后的一个小土坟也被掘开了，没有石券，薄薄的棺板也朽烂不堪，细小微黄的骨殖零乱地扬撤在墓坑中，不见陪葬，只有一支残破的骨簪，压在被尸肉血水浸泡过的烂糟糟的纺织品残片下，羞怯怯地似要向人诉说什么。我问老刘这是谁的坟，老刘说是姨太太的。姨太太即是姨祖母了，是祖父的小妾，来自苏州的一个江南女子。
姨祖母在我们家里生活了近五十年。儿子们呼之为姨妈，孙辈们呼之为姨太太，这个姨非血缘之姨，而是对妾的俗称，姨太太悲凉一生，至死也没将这个“姨”字去掉。我诧异姨祖母棺木的劣质与陪葬的寒碜。老刘说，当年这副棺木刚出东直门二里，没到坟地就散了架，临时找来草绳捆扎，才得以继续前行。棺木未到墓园中途落地，为送葬之大忌，你父亲为此在坟地唱戏三天，一来冲秽，二来慰藉亡灵。坟地唱戏，招摇太过，外人以为葬下了什么大人物，未出一月，棺柩便被盗墓者掘出，骨错尸移，一通儿翻检，最终连个铜钱也没找到。盗墓者从未见过如此简陋的墓葬，气恼之余，暴尸荒野，扬长而去。后有野狗争食，犬吠声惊动老刘，才急急赶来，将已然肠肚掏空、骨肉不全的姨祖母草草埋葬了。祖母的棺木埋葬已近五十年，仍弹之有声，坚硬无比；姨祖母所葬不过数年，棺木已然无形，碎若木片，这鲜明的差异使姨祖母在家族中的位置一目了然。
我对姨祖母的命运愤愤不平。
祖宗的骨殖分别装入被称为“火匣子”的木匣中，用大车拉往蓟县黄花山重新安葬。那里将起一座大坟，祖宗们生矜迹于当世，死同宅乎一丘，也可谓共得其所了。
黄花山墓地的排场虽不及太阳宫，但气势是太阳宫无法相比的。新墓从选址到立碑，诸事全由舜铨操办，所以太阳宫哄抢财宝之时，舜铨正在黄花山掘坟坑，立石碑，修墓圈。去黄花山之前他嘱咐我，要操心着父母亲的遗骨，顺序不要搞乱了，居中是父亲，左侧为嫡母瓜尔佳，右侧为桐城张氏母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