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那个早上开始，我的脑子里出现了一种昏昏沉沉的东西，因为那种昏昏沉沉的东西，我的眼睛老是不太听话，老是有点粘粘糊糊的，第一节课也还顶得住，第二节课顶到一半就不行了，眼皮越来越沉重了起来，怎么支撑也支撑不住了。
我只好从座位上站了起来。
那节课是语文课，黄老师以为我有问题要问，连忙停下了手中的课本，他指着我问，有什么要问吗？我说没有。黄老师的心里可能说，没有你站起来干什么？你没吃错药吧？于是黄老师叫我坐下。我刚想坐下，腰又挺直了，我怕坐下去就站不起来了。
我于是撒了一个谎，说有点不太舒服，站一下就好了。
那一站，我便一直站到了下课。
下完课就是课间操，我不去参加，教室的门都没有出去。黄老师以为我是真的病了，课间操还没有结束，他就找到了教室里。他问我要不要到他屋里找点药吃吃？我没有站起来。我只是侧着头，我说没事，就是有点头昏而已，我说歇一歇会好的。黄老师有点不肯相信我的话，他用手在我的额门上摸了摸，我自己也摸了摸，额门上好好的，没有发冷，也没有发烫。黄老师就说，那你就歇歇吧，注意别影响了上课。他说下一节课是数学吧。我就对他呵了一声。他刚一转身，我又一头扑在了桌面上。
中午回到家里，一进门，我就告诉了母亲打瞌睡的事情。
母亲的回答却是，打一点就打一点呗，打一点瞌睡要什么紧呢？
我两眼傻傻地看着母亲，我知道我无法对她再说些什么。
母亲说，今天晚上我们去早一点。
我说那我的家庭作业怎么做？
母亲却不再理我。她想的只是我的父亲，还有那个四川来的妓女。
晚上，我们刚刚放碗，她就叫我快把课本拿上。我说做完了作业再去不可以吗？她就朝我瞪起了眼睛。她说叫你拿上你就拿上，你罗嗦什么呢！我心里想，母亲看来要发疯了。早知道这样，你干吗要偷别人的那一块脏肉呢？
瓦城饭店的老楼与新楼之间有一块空地，那是一个不大不小的花圃。花圃里摆放着几张不大不小的水泥桌，最中间的那一张有一盏路灯。母亲指着那盏路灯对我说，你就在哪做你的作业吧。我说那你呢？她说我坐在楼脚下等他，我不信他不上楼也不下楼。她说的那是老楼的楼脚。看着那张冰冷冷的水泥桌，我的心打了一寒颤，可除了那张冰冷冷的水泥桌，还有别的什么办法呢？我刚要往水泥桌走去，母亲却又把我扯住了。
母亲说作业的时候别做得太死，耳朵要清醒一点，知道吗？
我说知道了。
母亲还是不让我走。
母亲说，你要是看到了他们你知道怎么办吗？
我不知道怎么办。我没有回答母亲的话。
母亲说你马上给我把作业扔了。你要马上飞上去把他们死死地搂住。
我说他们要是踢我我怎么办？
母亲说他们怎么敢踢你呢？
她说他们不敢。
我说他们为什么不敢，他们肯定会踢我的。
母亲说他们真要踢就让他们踢吧，踢不死你就紧紧地搂住他们。
我说那你呢？
母亲说我也搂呀！她说搂住了你就大声地喊叫，让整个饭店里的人都跑过来，我看他们还敢不敢踢！
母亲的话，让我全身都感到冷嗖嗖的，弄得我作业的时候脑子里老是晃晃悠悠的，一会儿是父亲的那两条长腿，一会儿又是那个女的那两条小腿，我想真要是看见了父亲他们，我应该上去搂住哪一个呢？我是搂住父亲的还是搂住她的呢？我想也许哪一个我都搂不住。
好在那天晚上，我们没有看到他们的腿。
一连两个多星期都没有看到。
每天晚上，我们都吃完饭就坐上我们的烂单车，然后咣当咣当地奔往那栋瓦城饭店的老楼，然后，我坐在我的那盏昏黄的路灯下，做着我的作业；母亲坐在她的那个楼脚下，等着我的父亲。等我做完了作业了再朝母亲走去，然后，两个人坐在一起，可怜兮兮地等待着。
我曾怀疑父亲没有住在那里，或许根本就没有回到过我们瓦城，或许回来了，但转身已经离开了。
有一天，我偷偷地跑到那个老李的家中，我说你是真的看到我爸爸回到瓦城的吗？他说当然是真的啦。我说是真的住在瓦城饭店的老楼里吗？他又说了一句当然是真的。我说那我们天天晚上都在那里守着，为什么影子都没有见过呢？老李说这个我就不知道了。我说你可不要骗我们。他说我怎么会骗你们呢？他说他是真的看到了我的父亲。他说我跟你说实话吧，前天我还碰到他呢。我说你在哪里碰到他的？他说就在八里街的一个赌馆里。我说他在那里干什么？他说在赌馆里还有什么干呢？我说那你不帮我们告诉他，说我们在找他吗？他说我当然说啦，我怎么会不说呢？我说你怎么跟他说呢？他说我说你们找他找得好苦，我让他回家去看一看你们，让他给你们拿一些钱回去，我告诉他，说你们相当的需要钱。
我连忙对他说，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钱。
老李便说，我知道我知道。他说这一点他知道。
我说你要是再见到他，你帮我们拉他回家好吗？老李却突然一愣，笑了笑，然后连连地说了几声好的好的，他说我要是再见到他，我一定给你拉他回家去，好吗？老李的话说得相当好听，但他的那种笑，却让我无法相信。我心里琢磨着，发出那种笑声的人，一般只是嘴上说说而已，事实上他是不肯帮你的。几天后，我又去找过他一次，刚一开口，他就说见了见了，他说昨天晚上我还见到他呢。这一次不知怎么，我竟忘了问他是在什么地方看到的。我说你不是答应我帮我拉他回家的吗？他说我怎么拉呢？他说那个女的也跟我父亲在一起。
我说那这样好吗，哪一天我跟你一起上街，你要是看见了，你把她指给我看。
他的脸色马上沉了下去，然后冷冷地笑了一声。
他说那不好的，那怎么好呢？
我说怎么不好呢？
他就又连连地说了几声不好。
他说这种事我怎么跟你说呢？反正说了你也不懂。
听他那么一说，我的眼泪都快流出来了，我转过身就走了。
那后，我再没有去找他。
那样的人，我去找他干什么呢？
我又不是傻子。
事实上，父亲真的回到了瓦城。
不久后的一天晚上，我和母亲推着我们的烂单车，刚要前去瓦城饭店，突然，一辆黑色的摩托车呼啸着停在了我的身旁。摩托车上坐着一个漂亮的女子。她就是跟我父亲在一起鬼混的那个女的。可当时我不知道，我母亲也不知道。我当时只是觉得奇怪，我想这摩托怎么突然停在我的身边呢？差一点就把我给撞着了。我惊慌地看着她。她的身上，上边穿着黑色的皮衣，下边穿着黑色的皮裤，头上戴着的也是黑色的头盔，那一种样子，是用心打扮过的。我承认，她长得真是迷人。
她先是对我笑了笑，然后摘下黑色的头盔，她说你就是寒露吧？
我当时一愣，心想我又不认识她，她怎么知道我的名字呢？我吃惊地给她点了点头。
她把脑后的头发甩了甩，从皮衣里掏出了一叠钱来，递到我的手上。
看着那样的一叠钱，我的眼睛当时呆了，我的手也傻了，嘴里也忘了说话了。
她说，这是你爸爸让我送给你的。她的声音很轻，像是生怕我母亲在前边听到。
我一时不知道如何是好，我把那叠钱朝母亲亮了亮，然后回头想问她一声我父亲住在那里？可我还没有张嘴，她就抢先丢下了一句，然后骑着她的摩托往我的身后飞走了，只留下了一阵叫人难受的轰鸣声。
她说，你爸让我告诉你，别再整夜整夜的到饭店去找他了。
望着她那飞去的方向，我傻呆了。
母亲已经回到我的身旁。母亲问她是谁？
我说她没说她是谁。
母亲说那这钱，是怎么回事？
我说是我爸爸让她送来的。
母亲突然就惊叫起来，她说是你爸爸叫她送来的吗？
我说我没有听错，她是这么说的。
母亲的惊叫马上就成了嚎叫。她说那她就是勾引你爸爸的那一个妓女了，你怎么不把她抓住呢？你怎么就知道收她的钱，却不知道把她抓住呢？你为什么不抓住她呢？母亲一边说一边朝我拼命地跺着她的两只脚，跺得咚咚的乱响。
我说我怎么知道她就是那个妓女呢？
母亲说她不是那一个妓女她是谁呢？你说她是谁呢？
我哑口无言。我真的没有想到她就是那一个女的。
母亲马上从我的手里把钱夺了过去，嘴里恨恨地重复着，你就知道拿她的钱，你为什么不知道抓住她呢？
我担心母亲把钱撕了，可她没有。她把那叠钱紧紧地攥在手里，嘴里乱七八糟的又说了一大堆话，但我一句都没有听清，说着说着，她就落下了泪来。
那天晚上，我们就坐在家里，母亲把那叠钱摆在被父亲踢烂了的那张饭桌上，然后傻傻地看着。
那叠钱一共两千。
母亲也没有多数。她只眼睁睁地看着，一直到睡去。
那天晚上我也睡得很早，而且睡得很甜。我没有去替母亲想得太多，我倒是庆幸那个晚上不用再去熬夜。
第二天上午，也是那段时间里我唯一没有打瞌睡的一个上午。
但是，母亲却在家里出事了。
母亲去买菜的时候，又想起了那个黑衣黑裤的妓女，一想起那个妓女，她就觉得不想活了。她说我不想活了我还买什么菜呢？她在街上拐了一个弯，就把买菜的钱买农药去了。
放学后，如果我马上回家，也许能看到母亲喝下农药的情景，那样，或许我能从她的嘴边夺下。可是，我偏偏没有马上回家，我也在大街上突然地拐了一个弯，就弯到瓦城饭店去了。我也想起了那个黑衣黑裤的妓女。我想我应该到那里去看看，我想看看那辆摩托在不在那里，只要认出了那辆摩托车，那就证实父亲是真的住在了瓦城饭店。
但我没有看到那辆摩托。
所有能够停车的地方，我都找遍了，就是没有那辆摩托的影子。
从瓦城饭店回来，母亲已经喝完了农药了。一进门，一股难闻的农药味，就朝我扑来。谁都知道农药是杀虫用的，但我丝毫没有想到母亲正在屋里杀虫，一闻到那个味，我就感到全身发冷。我往屋里大叫了一声妈！我没有听到回音。我连连的大叫了几声，然后朝她的屋里扑去。母亲的屋里是农药最浓的地方。我看到一个农药瓶烂在了地上，药瓶的四周，还湿淋淋的都是药水。我往床上一看，我没有看到母亲，只看到一团隆起的被子。我知道情况不好，我被那情景吓得声音都没有了。我好像拼命地喊了一声什么，但声音却卡在喉咙里，怎么也喊不出来。我的脸麻木了，我的头皮麻木了，就连我的手我的脚，也都麻木起来了。好久，我才扑上去使劲地撩开了被子。
被子里的农药更加浓烈，冲天的气味让我睁不开眼睛，但我还是看到了我的母亲，她蜷缩着，就像一只已经死去了的小猫。
我的眼泪哗地飞了出来。我知道母亲是喝了农药了。我一边哭着一边喊着，一边摇着她的身子。最后我摸了摸她的鼻尖，我发现她好像还有救，我转身就冲出了门外。几位听到呼救的邻居，马上好心地跑了过来，然后叫了一辆出租车，把我母亲送到了医院。
后来，医生告诉我，他说要是再晚一点点，你母亲的命就没有了。医生边说边比划着他的拇指和食指，那两个手指的距离，只有小指头那么一点点，我知道，那就是我母亲与死亡的距离。
医生问我，你母亲她为什么要这样呢？
我不知道怎么告诉他。我说她是吃错了药了。
医生竟也没有听懂我的意思，他竟然对我严肃起脸来，两眼大大地瞪着我，好像在瞪着一个无知的小孩。然后，他一本正经地告诉我，他说你不懂，你妈喝的那可是真正的农药呀，你知道吗？
我白了他一眼。我心里说，是谁不懂呀？
但我没有跟他多嘴。
母亲的命是留下来了，但那个女的送来的两千块钱，却转眼之间，全都跑进了医院。我心里感到困惑。我想，父亲让那个妓女送来那两千块钱到底是干什么用的？是为了让我和我的母亲能够改善一点生活呢？或是为了谋杀我的母亲？
我时常白天黑夜地想着这两个问号。
但我总是想了开头，想不到结尾，有时想到了结尾，却又好像不对。
从医院回来以后，母亲经常拿着那些医药费，在床上来回地看，看着看着，眼泪就流到了床上。有时，她看着看着突然眼睛一闭，就把那些医药发票盖在眼上，我想那样她怎么看得见呢？但慢慢地，我就看到了两个小小的湿点出现在发票的背后。我知道那是什么，于是就转过了脸去，我不想让自己看到太多。因为随后的情景，便是那些发票会慢慢地湿开，最后湿成软软的一片。
一天，母亲把我叫到她的床前，把那些发票递给我。
她说你拿着，你拿着它们去找找我们的厂长，看能不能给报销一点？
我把发票接到手上，我说我该怎么说呢？
母亲也不知道怎么说，她反而问我，你说怎么说好呢？
我的脑子一愣，心想你怎么反而问我呢？但我还是告诉了她，我说，就说这医药费都是跟别人借的吧。
母亲说好的，那你就这么说吧。说完自己又伤心起来。她说他们要是不给报销呢？这么多的钱，可就全都扔到了水里了。
我心里说你知道了吧？知道了为什么还自杀呢？
我心想，你如果不去买那个农药，而是去买你的菜，你知道两千块钱够我们吃多久吗？
我拿着那些医药费就找他们厂长去了。
我去的不是工厂，而是厂长的家里。厂长的家我去过一次，那是我母亲下岗前带我去的。母亲拿着一大箱不知从哪里弄来的罗汉果，说是让厂长泡茶喝。母亲说厂长呀厂长，你烧烟烧得太厉害了，你应该喝一点罗汉果茶润润你的肺。她说罗汉果茶是润肺的你知道吗？厂长听了很高兴。其实我也知道，母亲的目的不是为了给厂长润肺，而是另有目的。那些时候，他们厂里刚刚传说要准备有人下岗，母亲希望自己的名字不在那些人中。母亲的理由是父亲的工厂听说就要破产，她说我们家不能两个人全都下岗。厂长连连说了几声好的好的。厂长的声音相当清晰，每个字都来自于绝对健康的肺腑，他根本就不需要母亲的罗汉果茶去给他滋润。他说我们会替你考虑这个问题的。他说上边已经有了文件，说是不允许夫妻两人全都下岗。可母亲后来还是下岗了，因为母亲下岗的时候，父亲的工厂还没有宣布完蛋，也就是说，父亲那时还在厂里呆着，所以，厂长说过的话是不需要负任何良心责任的。所以母亲只好悲哀地摇着头，说是这个年月里的人太聪明了，太聪明了，聪明得让人无话可说。当然，做厂长的，他也许有他的难处，一箱罗汉果与一个厂长的难处相比起来，那算得了什么呢？如果我是厂长，或许，我也会这样。
我拿着母亲的医药费去找厂长的那天，我也没有空手而去。我怕进屋的头一句说不出来。我拿的当然不再是罗汉果，罗汉果一个就是一块多两块钱，我哪里有那个钱呢？我提的是一小袋苹果，那是在路边买的。我一手提着那袋不大的苹果，一手紧紧地攥着那些医药发票，走进厂长家门的时候，我没想到还有两个副厂长也坐在那里。我不知道他们在谈些什么，可能是谈厂里的事，也可能是谈他们自己的什么私事，很难说。他们都知道我母亲自杀的事。我还没开口，他们就七嘴八舌地问我，你妈现在怎么样？她出院了没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