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澜壮阔的20世纪眼看就要落下帷幕，在这世纪之交的历史转折关头，人们免不了回望百年来所走过的艰难历程，所经历的风云苍桑，所感受的悲欢苦乐，以追寻生命的价值与存在的真谛，把握历史的规律与时代的精神，探索社会的走向及人类的命运，从而消除固有的劣性，校正前进的罗盘，纠偏逸轨的脚步，智慧而理性地迈向一个崭新的世纪。
当我们站在历史的制高点审视即将逝去的20世纪，就会发现19、20世纪之交的中华帝国，黑云压城，风雨如磐，似乎看不到半点希望与光明。
戊戌变法失败，义和团运动失败，唐才常创自立军起兵“勤王”事泄失败，孙中山领导发动的惠州起义失败……八国联军攻陷洗劫北京，清朝廷提出“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与德、俄等国签订《辛丑条约》，成为“洋人的朝廷”，中国沦为“谓之亡不可，谓之不亡亦不可”的名存实亡状态。
残酷的压制，层层的禁锢，沉重的黑暗，污浊的空气，简直压得人们透不过气来。
除旧布新，本该充满了活力与激情，可19世纪的中国民众却在血雨腥风的惨然中跨进了20世纪，绝望与死寂如一张大网沉沉地笼罩着中华大地。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无数仁人志士仍在奔走在呐喊，他们不惜生命、毅然决然地作着挣破罗网的坚强努力。孙中山、黄兴领导的同盟会在广东、广西、云南等边陲地带多次发动武装起义以推翻清朝，但如闪亮的火星划过夜空，很快就被黑暗吞噬了。１９１１年４月，孙中山又在广州发动了第十次武装起义，以全党之力，“为破釜沉舟之举，誓不反顾，与虏一搏”，结果仍以失败而告终，黄兴逃往香港，革命精英大部牺牲。
一次甚过一次的惨重失败与致命打击，使得绝望颓丧的氤氲，几乎弥漫在所有幸存党人的心头，民主革命运动跌入前所未有的低谷。
不在沉默中灭亡，就在沉默中爆发。
谁也没有想到仅只半年，在１９１１年１０月１０日（农历辛亥年八月十九日）晚，又一次大规模的革命运动——武昌起义在中国的中部爆发并迅速取得了胜利。就连流亡海外，在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城为下次起义募集经费的革命党领袖孙中山也没有料到。１０月１２日，他在当地的报亭买了一张报纸，打开一看，见到“武昌为革命党占领”的赫然标题，才知革命在武昌爆发成功，不觉欣喜莫名。
武昌起义的辉煌胜利，再次激励、鼓舞、唤起了革命党人的斗志与信心，短暂的惊奇与惊喜过后，他们不遗余力地奋起响应。奔突的岩浆冲破地表喷薄而出，干柴的烈焰熊熊燃烧越来越旺，潜隐的炸药在全国各地轰然作响……
由武昌起义触发的全国革命巨澜，不仅推翻了统治中原两百六十多年的满清王朝，而且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开创了崭新的历史局面。为了纪念这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革命，就以这年的农历辛亥年命名为“辛亥革命”，而武昌起义，自然便称作了“辛亥首义”。
迂缓沉积的中国历史河流，经了辛亥革命的清淤排沙、截直裁弯，变得清澈顺畅、宽阔雄奇多了；古旧衰迈的历史装束，经了辛亥革命的洗礼，终于剪下长辫扔掉裹脚布脱下长袍马褂，换上崭新的中山服与笔挺的西装，日渐融入世界文明潮流；积满尘垢的心理灵魂，经了辛亥革命的风云雷霆，民主与法制的清风鼓荡于胸，封建与奴性渐次消隐……
历史的航船，仿佛于偶然间拐了一个大弯，改变了它的航向与航程。
其实，偶然与必然相辅相生，偶然包含着合理的必然，必然往往通过偶然的特殊形式得以体现。
同盟会曾发动多次武装起义，但都以失败而告终。究其缘由，主要在于起义的地点大多选在边陲之地，他们往往从外部的香港、越南将革命力量临时输入广州、镇南关等地发动武装起义。因为缺乏内在动因，难以形成力量优势，失败也就在所难免。
在付出沉重代价之后，革命党人渐渐达成了一种共识，认为起义的首选之地当为北京，直接威慑、震憾、推翻清廷；中策在长江中下游，下策才为边陲之地。
然而，北方封建壁垒深厚，北京为封建王朝的心脏之地，戒备森严，起义难以发动，只有割舍放弃。于是，他们只好选择中策，将目光投向长江中下游地区，对中国民族资本初具规模的江浙、湖北寄予厚望。内陆革命虽具优势，但与边陲起义相比，其劣势也显而易见。如果内爆型革命不能迅速取得胜利，如果没有广大群众的支持，如果没有深厚的革命土壤，将陷入封建势力的重重包围，遭到残酷的剿杀。而边陲起义一旦失败，革命力量或可逃亡异国它乡。
内地革命起义，生存与死亡、发展与毁灭、成功与失败的机会相依相存。
武昌起义仓促爆发，虽带有一定的偶然性，但它迅速取得胜利，直接推动、导致全国辛亥革命运动的爆发与成功，决非侥幸的偶然事件，与武汉地区的政治、经济、教育、军事等密不可分，是多种合力的必然结果。
史学界在探讨辛亥革命何以爆发于武昌的成因中，其中一说即归功于张之洞之治鄂。此说虽然多少失之偏狭，却也涉及了事实的深层因素。
湖北深处内陆，在清廷闭关锁国的政策下，经济、文化、教育相当落后。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在中国划分势范围，素有九省通衢之称的湖北自然成为势力圈竞争的中心。他们占租界、开商埠、设银行、办工厂、辟航道、筑铁路，在大举渗透的同时，也带来了先进的科学技术与民主意识。而洋务派的后期代表人物张之洞于１８８９年出任湖广总督后，严厉推行“湖北新政”，经过近二十年的惨淡经营，更是使得湖北由一个落后的内地省区跃至与近代化程度甚高的上海、广东并驾齐驱的地位，成为与李鸿章、袁世凯控制的北洋系统相互并列的又一个洋务建设中心。
湖北新政主要由新式教育、近代工业、新军三大板块组成。
张之洞将早期的洋务移植湖北，第一件深感头痛的大事，就是人才奇缺。那些整日诵读四书五经、以传统教育模式培养出来的秀才、进士显然不足以堪当洋务之任，张之洞因而仿照西方教育制度，开办了两湖书院和自强学堂，新式学堂的早期学员大都由传统士人转化而来。据有关资料统计，１８６０年至１９０５年间，湖北共产生士绅约四万八千人，而接受新式学堂再教育的人数，估计在清朝末年的二十年间，最少有两万多人，约占士绅总数的百分之四十三。清末全国共有学生三百余万，仅湖北一省就有三十多万。这批接受了西方新式教育的知识分子，已完全有别于中国旧式士大夫，他们不仅学习了西方近代文化科学知识，更接受了民权论、民约论、进化论、民主共和思想等资产阶级学说，具有强烈的爱国意识，极易走上反清革命的道路。
有了人才，引进西方技术设备湖北首次出现了中国人自己开设的具有近代色彩的大规模工矿企业。其中尤以中国第一家钢铁联合企业——湖北制铁厂最为引人注目，“其机力之宏大，运动之灵巧，火力之猛烈，迥非向来土炉人工所能到。”
与此同时，武汉地区还先后开办了两百多家民族资本工业。
官办商人、民族资本家及由在汉的四十多家工厂、一百三十多家洋行、近十家银行形成的买办队伍共同构成了一个较为庞大而独立的商人阶层，他们组建商会，积极投入到抵制美货、保路运动、立宪运动之中，以其自觉的主体意识与相对充实的财力成为这些社会运动不可缺少的支柱。武昌首义成功，他们很快就站在了革命一边，主动承担地方治安、担负后勤及战地救护工作，部分商团成员甚至“荷枪助战”。
“兵之于国家，犹气之于人身也。”张之洞认为惟有练兵与修筑铁路两事是挽救中国的“救死急着”。因此，他一面采用各种方法激发社会尚武崇力之气，一面“放胆大举”地编练新兵。
新军以新式后膛炮、克虏伯大炮、步枪取代戈矛土枪；训练与编制仿效欧、日，指挥官多由军事学堂出身者担任，而接受先进国家的现代化军事体制，也就相当于吸收了先进工业社会的科技管理及价值观念；科举废除之后，一般知识分子只得另谋出路，而多数贫寒子弟则投入新军。秀才当兵，已成为当时的一种社会普遍现象。由此，湖北的新军素质得到了极大的提高，这也为接受革命思潮提供了条件。
于是，一个迥然不同于旧式绿营、勇营的新式军人集团诞生了。清朝末年，湖北已有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新军一万六千多人，且大部驻扎在武汉地区，成为一座一触即发、彻底埋葬满清王朝的巨大火药库。
此后，湖北新政作为成功的样板推向全国，而那些“代练新军”人员，全由湖北新军派往各省。武昌首义爆发，他们很就成了该地响应革命的重要人物。
民间常以“秀才造反”这一熟语讥讽理想与现实严重脱节的妄想之举，而秀才一旦与国家的暴力工具军队相互结合，就具有了一股沛然莫能之御的神奇力量，成了清朝统治与封建皇权的掘墓人。
湖北新政造成了文化的逸轨，诱发了社会的裂变，而裂变的绅商学军四大阶层联合组成一支不容忽视的社会力量，一致要求突破僵硬顽冥的封建专制。革命的种子只有找到武汉这块合适的土壤，才有辛亥首义的猝然爆发，并在短期内取得全国性的辛亥革命胜利。
自1644年清军入关统治中原，满汉之间的种族矛盾一直不断。“扬州十日”，清军杀害数十万百姓，将一座历史悠久的繁华名城扬州夷为废墟；“嘉定三屠”，又是惨无人道地屠杀民众二十万；清军的残暴激起广大民众的强烈反抗，他们以“反清复明”相激励，斗争波澜迭起，绵绵不绝。后经所谓的康熙、乾隆盛世的融合，种族矛盾虽有所缓和，但先辈的血恨一直积淀在后人心头如一条巨大的潜流汹涌不息、澎湃不止。特别是满清政府强迫推行的剃发留辫政策，不仅没有达到同化各族民众的目的，那根拖在脑后的长辫反而被汉族人民视为耻辱的象征，仿佛在时时提醒他们不忘民族的深仇大恨。
鸦片战争后，人民日益觉醒，主体意识不断增强，而清廷仍然陶醉在天朝帝国的迷梦之中，闭关锁国，固步自封。此时的有识之士，酝酿、宣传、提倡的是君主立宪的改良主义运动，他们并不想推翻清朝统治，只希冀求得一点有限的民主权利，推进国家的繁荣与富强，而这也得不到清廷的“恩准”。满清朝廷对外奴颜婢膝，对内采取残忍的高压政策。洋务运动流产，戊戌变法失败，唐才常的“勤王”自立军遭到镇压，一系列改良运动的失败使得爱国志士终于认清了满清王朝的本来面目，他们毅然丢掉幻想，抛弃改良主义，坚定不移地走上了推翻清朝的革命道路。潜隐着的满汉种族矛盾，再次跃出地表，“反清复明”的口号升华为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于１９０５年确立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纲领。
武汉虽然具备了革命的基础与前提，却不足以自觉地转换成摧毁清朝的打击力量。还需革命党人的有力“催化”，才有可能过渡、发展到振臂一呼、群起响应的武昌首义。
湖北党人并未产生具有全国影响的思想家与政治领袖，但他们无不景仰孙中山与黄兴，基本上接受了他们的民主思想与政治纲领，并以此号召、组织群众。
湖北革命组织由吴禄贞等人于１９０３年发轫于武昌花园山设立的反清秘密机关，正式建立组织为科学补习所。此后，又有日知会、军队同盟会、群治学社、振武学社、文学社、共进会等组织先后成立，一个组织被破坏，新的组织随之诞生，湖北党人前仆后继，义无反顾，勇往直前。后由文学社与共进会携手联合，组成统一的指挥部，推举蒋翊武为湖北革命军总指挥，孙武为参谋长，刘公为总理，共同发动了震惊中外的武昌起义。
湖北党人脚踏实地，“耻声华，厌标榜，木讷质直”。他们采取的革命路线，既非耸人视听的暗杀主义，也没有像同盟会那样急于求成，在条件并未成熟的情况下到处出击，动辄发动武装起义，而是长期深入底层，运动会党，发动新军，稳中求进。
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所发动的武装起义，往往都是革命党人身先士卒，与清廷军队展开殊死搏斗。而湖北党人深深懂得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真谛，他们活动的目标就是新军——引导新军、利用新军、发动新军，将其视为革命的主要力量以对抗满清王朝。武昌起义的所谓内爆型革命，不仅单就地理方位而言，也包含着从清廷“内部开花”之意。
湖北党人认为，“革命非运动军队不可，运动军队非亲身加入行伍不可”，于是，不少革命党人先后投身新军。
起义前夕，湖北新军共计一镇（师）、一混成协（旅），约一万五六千人，其中“纯粹革命党人将近两千人，经过联系而同情革命的约四千多人，与革命为敌的至多不过一千余人，其余都是摇摆不定的。”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革命党人基本控制了湖北新军。因此，一旦举事起义，就掌握了一支强有力的军事武装，而新军所具有的民主思想与革命目标又使得他们的行动远远超过了过去旧军队的哗变闹事。
新军中的革命党人越来越多，活动越来越频繁，目标越来越大，势必引起清廷的密切注视。慈禧生前就曾说过：“造就人才的是湖北，我所虑的也在湖北。”运动新军的目的已然达到，起义的条件已经成熟，如果延宕时日，一旦有变，就很有可能错过机遇，被反动统治剿杀。
湖北的革命运动已呈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之势。
而其他各省的革命运动却一时难以到位，为了收到同时发难一举推翻清朝之效，湖北党人只有继续潜隐、发展壮大。
就在这时，清朝欲将民营铁路收归国有，引发了四川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端方将率湖北新军第十六协之三十一标、三十二标入川镇压，而这两标（团）中的革命分子较多，一旦调离湖北，将严重影响革命党的起义行动。为此，文学社、共进会两团体骨干六十多人于１９１１年９月２４日在胭脂巷召开大会，因元朝末年就有“八月十五杀鞑子”之说，党人决定利用这一民间传统，提前于农历八月十五（即１９１１年１０月６日）发动武装起义。
偶然爆发的四川保路运动，成了一根“咝咝”作响的导火索。
然而，就在当天，武昌南湖炮队的革命党人因与官长发生矛盾，二十多名共进会员大闹营房，引起清朝当局警觉，严加戒备。一时间，武汉三镇风声鹤唳，革命党人的行动受到严格限制，准备工作无法进行，起义未能如期发动。
革命党人并未就此罢休，他们在寻求良机，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仍在积极而紧张地进行着。１０月９月下午，孙武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１４号秘密制造炸弹时，不慎发生爆炸事故。俄国警察闻声赶来，藏匿房间的炸弹、旗帜袖章、党人名册、文告印信等用于革命起义的物品全被搜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