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条”导师
蔡仪先生对自己的学生也充满深厚情谊。他循循善诱，尽心尽力，而且有自己独特的指导方法。
大约是一九七八年底，蔡仪先生创办了一个刊物《美学论从》，点名叫我写一篇文章。他始终关心着我这个“开门弟子”，大概想实际考察一下我的能力，看是不是做学问的料。我花了三个月，用上了我自上大学接触文学问题以来所有的积蓄--也包括我第一次接触文艺理论着作，阅读蔡仪先生《现实主义艺术论》时的体会，翻阅、研读了当时所能找到的参考文献，写成《艺术的掌握世界的方式》，三万六千言，战战兢兢送到蔡仪先生手中，心提到嗓子眼儿上。过了几天，蔡仪先生把我找去，说对文章很满意，但也有些意见，我的心才放下来。
我回头看蔡仪先生审阅过的稿子。本来五百字一页的稿纸，整整七十二页，已经够厚的了；现在又增加了许多厚度。因为蔡仪先生加了许多纸条进去，贴在我稿纸的边沿上。有时同一页纸，上下和两边贴的都有。有的纸条几句话，甚至少到几个字，如“这段写得不错，就应该这样分析”。有的纸条写得较长，数百字。我记得最长的一段差不多一页纸，主要是谈“审美”这个词的使用问题。蔡仪先生对我这篇文章的最大意见，是滥用“审美”这个概念。他说，美是客观的，美感是对美的认识，是主观的。美就是美，美感就是美感。客观就是客观，主观就是主观，这两个东西不能混淆。“审美”这个词，就把客观和主观混在一起了，煮成一锅粥，怎能说得清楚？他就这个问题反复作了阐释，也讲了哲学上的主客概念和关系问题。就这个问题和其他一些具体问题而言，我虽然并不完全同意蔡仪先生的意见，但是我很为他的谆谆教诲和一片赤诚之心所感动。
我算了一下，蔡仪先生贴在那篇稿子上的纸条，总计有三千多字。
蔡仪先生习惯于用贴纸条的方法指导自己的学生写作。对我的师弟们，也多如此。
我猜想，贴纸条，表现了蔡仪先生的为人行事的作风和态度。一是，蔡仪先生为人谦和，不愿在别人（即使是学生）稿子上乱划，也不愿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贴纸条，不损伤原稿，不同意，可以揭去；蔡仪先生自己发现哪条不合适，也可以撕掉重写、重贴。二是，一篇长稿子，洋洋万言甚至数万言，阅读过程中就有许多想法，需随时把意见写下来，用纸条很方便。三是，蔡仪先生爱整洁。他要随时保持纸面干净。用笔（无论钢笔、铅笔、毛笔）涂划，总不干净。顺便说说，蔡仪先生之整洁，我深有印象。一次在所里开会，热了，脱掉外面的中山服只穿衬衣。脱下来的那件蓝色中山服，旧了，但很干净。一般人衣服脱下，随便一扔，得了。但蔡仪先生不。他把它在椅子上细心叠好，齐齐整整，放在一旁，好像刚从洗衣店取回来一样。
话再说回来。对我的第二篇长文章--关于李渔美学思想的，后来扩展为一本书《论李渔的戏剧美学》，蔡仪先生的意见除了少量写在稿纸上之外，也是大量用贴纸条的方法指导的。在我的《论李渔的戏剧美学》的后记中，曾记述了当时我还称为“蔡仪同志”的蔡仪先生指导我的情况：“……他（蔡仪先生）看后对每一段都提了具体意见，有的写在稿纸上，有的写在纸条上而后又贴在稿纸上，最后，还用了三张纸写了总的意见，从文章的整体结构到一些具体问题，以商量的口气提出他的看法，简直像一个母亲教孩子学步那样。而过了两天，蔡仪同志又托人带了一封短信给我，说是还有点想法忘了谈，即认为：本来我的文章写得还生动，而这一次，却显得拘谨些，各部分的写法也显得雷同，希望我不必缩手缩脚，要放开来写。”
当然，这位“纸条”导师绝不限于写纸条。他对学生的要求是极为严格的、全面的，从做人到做学问。譬如，他要学生一定要认真读书，读原着，读经典，读马克思主义，读中外名着。一九六五年底，我从安徽寿县四清和劳动锻炼回来，一见蔡仪先生，他马上就塞给我一个长长的书单，--这是我做研究生首先必须完成的阅读任务。我按照蔡仪先生开的书单认认真真读了半年，可惜没有读完，因文革爆发而被打断。再譬如，拿引文这件事来说，他一再强调，引用别人的话一定要注明详细出处，而且一定要引全，不能引半句话之后就批评人家如何如何。引用经典着作尤其如此。他说，这是做学问的起码规矩，也是起码的严肃认真的态度。
工作狂人
蔡仪先生是一个工作起来不要命、恨不得一天当作两天用的“工作狂人”，这劲头儿，同何其芳同志有点儿相似。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最初几年，我参加蔡仪先生主编的《美学原理提纲》以及后来的《美学原理》的写作，并且围绕这项工作开了几次学术讨论会。与会者有一个共同感觉：凡是蔡仪先生主持的学术研讨会， “劳动强度”太大，常常让你紧张得喘不过气来。一天会下来，年轻人都觉得很疲劳，晚饭后出去散散步，晚上的时间各房间串串，谈天说地，有的还唱唱跳跳，放松放松。但是，几次会上，晚上青年人休息的时候，人们每每看到只有一个房间里有人工作，那就是蔡仪先生。一九八四年在北京西郊召开研讨会时，有一天晚上快十点半了，外地来参加会的一位同志非要找蔡仪先生，我犹豫了一下--蔡仪先生休息了吧？但看到这位同志那么殷切，还是领他去了。当我轻轻推开蔡仪先生房门时，见房间暗暗的，只有桌上的台灯亮着。蔡仪先生独自坐在写字台前的台灯下面，伏案阅读，并写着什么。那个时候他已经是七十八岁高龄了。这个形象使我久久不能忘怀。
蔡仪先生大约一生一直是这样工作的。《新艺术论》和《新美学》是在重庆那个有名的“火城”写的。他自述道：“重庆是中国的三大火城之一，到了夏天，闷热得难过，汗水不断地往下淌。就是这样，我也一样地坚持写作，桌上放一块湿毛巾，汗流下来，擦了继续再写。”
一九四六到一九四八年，他曾经身兼数职：先是编辑《青年知识》，后又做大夏大学教授并兼杭州艺专教授--不是教他熟悉的文学，也不是教他熟悉的美学，而是教世界通史，也教古代西亚诸国史、古希腊史、欧洲文艺复兴史，还教艺术社会学。他是个办事叫真的人，可以想见他备课任务之繁重。这期间他发表了两篇历史学的学术论文，一是《从罕谟拉比法典看巴比伦的奴隶制度》，一是《苏末人原始国家的建立》（均见于一九四七至一九四八年的大夏大学校刊《历史社会季刊》）。十万余言的《艺术社会学》讲稿大约也是做杭州艺专教授时所作（过去未刊，蔡仪先生过世后收入《蔡仪文集》第二卷）。这些论着至今仍有学术价值。这是他辛勤劳作和认真耕耘的实绩和证据。而且他每周还要奔波上海与杭州之间，周六从上海乘车到杭州艺专上课，讲完课，第二天赶回上海。这是蔡仪先生四十岁左右的事情。
三十年多之后，到了二十世纪的七、八十年代，经过了文革，他更感到时不我待，争分夺秒，日夜兼程，加紧工作。然而，这时他已经越过古稀，进入耄耋之年。
一九七九年的一篇日记中写道：“这些天来我工作的时间特别长，早晨约一个钟头，上午约三个半，下午约四个钟头，晚上一般有两个钟头，总计除生活杂事不计外，正式工作时间大约十一个钟头……”
接着，他雄心勃勃，订出八十年代计划：
“现在要进入新的一年，要进入一个新的年代，我希望在这个八十年代做出我生平的较大学术成绩，特别是在这一年做出主要的成绩。一定要写出《新美学》（改写本）三册。第一册美学叙伦和美论篇，今年交稿。第二册美感论，一九八三年中期交稿，第三册艺术概论，一九八五年交稿。
其次，写出李白年谱兼诗文系年一册，一九八六年完稿；李白传，一九八八年完稿，两书一九八九年交稿。
在三册美学之间，是否写一册哲学问题的书？未定。在两册李白的书之间，是否写一册史学问题的书？未定。在后几年间，是否写一册《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的书？未定。这样的书每册约占一年时间。原计划要顺延，后计划的三册要三年余，按计划要到一九九一年间才可能完成。估计我的生命，我的健康，是不会允许的。还是以赶写出前两种为是。
呜呼，年命有时而尽，学业并无穷期，在乎发挥最大的努力，取得最好的效果。”
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蔡仪先生工作起来全神贯注，有时甚至忘掉一切。文革前，我就曾听文学研究所学术办公室的一位同志（马靖云或者是康大姐，记不清了）讲过一个笑话：蔡仪先生在高级党校编写《文学概论》教材，忙得没白天没黑夜，晕头转向，有一次要给家里打个电话，拿着电话筒，竟忘记了对方的号码和名字。他对旁边的同志说，她叫什么来？她叫什么来？急得什么似的。旁边的同志莫名其妙，猜不出那个“她”是谁。后来他说，给家里打电话。这位同志提醒：乔象钟吧？他笑了：正是。
然而，蔡仪先生也不是不会休息。每过一段时间，尽量领家人去一次公园，每年秋游一次，每天天不亮就到日坛公园锻炼身体，窗下花房，也经常有他的身影。还有，他有时也开玩笑--不过极少。一次聚会，都是名人。席间，蔡仪先生出了一个谜语，谜面是“杂种”，打在坐的一个人名。谁也没猜出来。最后还是蔡仪先生自己道破：“就是这位阳翰笙（洋汉生）嘛。”众人哄堂大笑。他开的最大、也最轰动的一个玩笑是在干校。那时他是“伙夫”--和梁共民同志（现今居住在印尼）一起负责全所干部、家属吃饭的大灶，后来又专烧开水。临村的一个小孩叫狗蛋，经常到茶炉房来玩，脑后拖着一条小辫子。那天只蔡仪先生一人。狗蛋来了。
“狗蛋，把你的辫子剪掉好不好？”
“不中，奶奶说，那是俺的命根子。”
“剪了，我给你小瓶。”
“那也不中。”但狗蛋看了小瓶，很喜欢，已经有些动摇。
“剪了，两个小瓶全给你。”
狗蛋终于经不住小瓶的诱惑，咔嚓，“命根子”被剪掉了。然而，剪掉命根子，这还了得！不久就惹来大祸：狗蛋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叔叔婶婶、街坊邻居……一群人浩浩荡荡兴师问罪，找“北京人”算帐。“北京人”得到消息，预先把蔡仪先生藏起来，由领导出面谢罪，赔礼道歉，百般安抚，好话说尽，总算躲过一劫。大田干活的人听说此事，笑得前仰后合，但没有人猜得到是出之于蔡仪先生的手笔。
文学蔡仪
前面讲到，蔡仪先生一九二五年考取北大，深受日语班老师周作人和张凤举等文学名人影响。蔡仪先是对作古诗有兴趣；很快，接触到鲁迅小说，被深深吸引，而且“受到极大震动”。于是下功夫写新小说、新诗。
一九二六年暑假，蔡仪没有回家也没有住校，而是在宿舍门口贴了张纸条“有事出京”，就到南河沿附近一条横街租了一间民房，闷头写小说去了。身边带了《呐喊》、《彷徨》。
先是写了这样两篇：《夜渔》、《可怜的哥哥》。张凤举老师看了说好，介绍给《沉钟》，从此开始了与冯至先生六十多年的交谊。《夜渔》发表于一九二六年的《沉钟》，《可怜的哥哥》发表于《莽原》第二十期。均署名“南冠”。前者写主人家的孩子寿生同他的好朋友长工且子之间天真、友爱的故事，充满童趣和真情，使人想起鲁迅的《故乡》。小说中有蔡仪自己的影子。后者写对被抓来当兵的一位老实巴交的农民“木头菩萨”的深深同情，渗透着人道主义情怀。
一九二九年赴日之前，蔡仪先生写了小说《先知》。据蔡夫人回忆，蔡仪曾说，他的这篇小说是在攸县受辱之后，自己感到不被人理解而写的，后来到日本修改，寄回国，发表在《东方杂志》第二十八卷第二号上（一九三一年），署名蔡仪。蔡仪久仰鲁迅先生，一九三六年夏回国度假路经上海，给鲁迅先生写了一封信，并寄去《先知》，希望能见到先生。鲁迅先生写了回信（见《鲁迅日记》下卷1016页），说他近日身体有病，几乎不能见任何人。蔡仪十分遗憾，五十年后还愧疚“我请见先生的时间太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