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给麦克·肖
“人间天堂！难道你不向往？那是当然！”
——哈里·惠特尼《夏威夷指南》，1875年
夜色中御风而来
穿过那千姿百态、妆点群山的云彩游人怀着渴慕
降落在
夏威夷那一片彩梦斑斓
——美国诗人威廉·梅勒迪思《夏威夷纪行》
“这帮人啊，何苦呢？真是何苦呢？”
伦敦希思罗国际机场。大群乘客潮水般涌入第四航站楼。莱斯利·皮尔逊是特沃威斯旅行社的高级代表，负责在机场接团，看到蜂拥而至的乘客，他脸上浮起一丝怜悯、轻蔑的神情。航站楼内原本就很拥挤，前不久又发生了一起坠机事件，安检自然格外严苛。于是在这个盛夏的上午，这里更是人挤人，不亦乐乎。据说，此次坠机是一起恐怖袭击事件，已经有三个恐怖组织声称对此负责。也就是说，至少有两拨人打算平白落一个滥杀无辜的名声。这就是现代社会，莱斯利·皮尔逊见识得越多，反而越发糊涂，也越发厌恶了。
今天上午，机场安检人员以超乎寻常的工作热情仔细检查乘客的托运行李，甚至连人和随身行李也全都不放过。办理登机手续的柜台前面排出几条长队，行进缓慢，队尾几乎抵到对面墙上了。与队列交叉的，是两排更长的队伍，都是排队等着通过护照检查的乘客。排队的人姿态各异，有的轮番将身体重心左右移动，有的倚在堆满行李的推车把手上，还有的蹲坐在旅行箱上。他们脸上的表情有紧张、焦躁、无聊、隐忍，但并没有显出倦意。相对而言，他们还算精神体面，彩色休闲装干净有型，胡子刚刚刮过，妆容和发型也保持完好。但莱斯利·皮尔逊凭经验知道，万一出点儿意外，比如累成狗的空管给你来个消极怠工或者行李员磨磨蹭蹭，航班就不能按时起飞。那样一来，用不了多长时间，文明的外壳就会裂缝喽。他就亲眼见过这个候机大厅，还有那边的出境大厅，全被延误的乘客挤得水泄不通。他们穿着脏乎乎皱巴巴的衣服，横七竖八地躺卧在大厅的地板上、座椅上，在荧光灯的照耀下昏昏睡去，有的大张着嘴巴，有的手脚旁逸斜出，活像是大屠杀或者原子弹爆炸后的现场遇难者。几名清洁工在一具具躺卧的人体之间择路穿行，好似在打扫硝烟散尽后的战场。今天，情况还没糟到那步田地，但已不是很妙了。
“何苦呢？他们到底图什么呀？”莱斯利再次嘀咕。
“当然是阳光、沙滩和性呗，还是免费的呢。”特雷弗·康诺利傻笑着回答说。他刚进特沃威斯旅行社工作，正跟着莱斯利实习，看他如何识别和迎接参团的游客、验查他们的旅行证件、确定没有人搞错出行日期（让你吃惊的事多着呢）、护照没有问题、签证也已按规定办理，然后再指点他们去各处排队办理登机手续。顾客需要的话，他还帮忙推推行李车、答疑解惑什么的。
莱斯利不屑地哼了一声，说：“那也不必费这么大周折嘛，到西班牙的马略卡岛就行，英国南方的伯恩茅斯也可以。说起这个，今年夏天多美啊。困在这种鬼地方，什么也别指望喽。”他朝上方翻了个白眼，瞪了一眼机场那不高的铁灰色屋顶。在那里，整个候机大厅的管道线路都裸露着，大概是超现代派的建筑风格吧，但莱斯利却感觉身心压抑憋屈，好像是置身于酒店的地窖里，或是军舰甲板下的机房里。他扫了一眼文件夹上当天参团的游客名单：“就说这拨人吧，他们要去哪儿？火奴鲁鲁。火奴鲁鲁！得花一整天的时间才能飞到呐！”
“十八个半小时，包括在洛杉矶转机的时间。”特雷弗说。
“十八个半小时窝在那么个大号沙丁鱼罐头里？真是有病！要叫我说呀，他们全都疯了。”莱斯利说着，将整个拥挤的大厅扫视了一遍，双目炯炯，如同灯塔的探照灯。他注意到一位挺拔的高个子男子，颇有军人风范（实际上是一位退休警察）。“瞧他们，跟旅鼠似的。旅鼠！”他重重地吐出“旅鼠”两个字来，实际上他自己也不清楚旅鼠是什么。一种小动物，盲目地成群移动，然后一蹦就跳进海里玩集体自杀，不是吗？
“那就是图新鲜呗。”特雷弗说，“马略卡岛，谁还去那儿啊。黑池小镇太一般了。佛罗里达甚至加勒比海，都太普通了。你得不停地往远处奔，才能显出与众不同来。”
“来了两位。”莱斯利说。一对年轻夫妇穿过自动门走进大厅，犹豫地四下张望着。莱斯利认出了他们行李上贴着的特沃威斯旅行社黄紫两色的标记。“我敢打赌，他们准是去度蜜月的。”看他们从头新到脚的衣服，同服饰相搭配的崭新旅行箱包，莱斯利断定他们一定是新婚夫妇。可是看新娘领头站在前面、新郎推着行李跟在侧后的情形，二人之间有种疏离感，显然危机在新婚之时就已初露端倪了。他们很可能昨天才办完婚礼，在伦敦闷热吵闹的旅馆里过了一夜，又准备把新婚的第一天全耗在飞机上。飞机的座位狭窄，跟牙科诊所的椅子有得一拼，两人打算把自己捆在这么遭罪的椅子里，绕着地球飞上半圈儿。还不如去伯恩茅斯呢。
莱斯利微笑着上前一步做了自我介绍，然后查看小夫妻的机票和护照。“夏威夷，到那儿度蜜月真是再好不过了，先生。”
青年男子怯生生地一笑，他妻子却面露不悦：“有这么明显吗？”她留着一头金色直发，用一把玳瑁梳子把头发从额前拢到脑后，展露出一双清澈的蓝眼睛，蓝得像冰晶一样。
“哦，您瞧，在我的名单上您是哈维太太，在护照上您叫莱克小姐。这很明显嘛，女士。”
“你可真仔细。”她的回答也是冷冰冰的。
“这有问题吗？”小伙子着急地问，“我是说护照？”
“一点也不碍事，先生，没什么可担心的。请到二十一号柜台托运行李。恐怕你们得等些时候。”
“你不替我们办理托运吗？”
“按照安全规则，乘客得亲自确认自己的物品。不过我同事康诺利先生在这儿，他很乐意帮你们把行李推过去。”
“谢谢，我们自己能推。”哈维太太显然是说她丈夫能推，因为她连瞟都没瞟他一眼，就自顾自朝二十一号柜台走去。
等他们走远了，特雷弗“唷”地长出一口气：“真高兴我不用受他这份罪。这妞儿太难缠了。”
“爱情啊，是年轻人的梦想。”莱斯利说，“世道不同了。这全怪婚前同居，搞得结婚一点也不浪漫了。”
这话是冲着特雷弗说的，特雷弗却假装糊涂，回答说：“可不是嘛，我就常跟我女朋友讲，‘婚姻是爱情的坟墓’。”莱斯利假装没看见特雷弗涎皮赖脸的笑，低头在名单上哈维夫妇的名字旁画上“√”号。“快瞪大你的眼睛，找一个名叫谢尔德雷克的单身旅客。看见他名字旁边标的星号没？”
“看见了。标星号什么意思？”
“意思是他这趟是免费旅行。一般只有记者、游记作家才够格儿。”
“这活儿我也乐意干啊。”
“那你首先得会写文章，特雷弗，首先得会拼单词。”
“现在没那必要了吧？电脑就替你写了。”
“无论如何，他一露面你得机灵点儿，给他留个好印象，要不他能下笔写文章损你。”
“怎么个损法？”
“比如说：‘在机场迎宾的是一个邋里邋遢的向导，制服上落满了头皮屑，衣领上的扣子还掉了一粒。’”
“这得怪我女朋友，她答应要替我缝上的。”特雷弗有点慌神了。
“特雷弗，干我们这一行，仪表很重要。”莱斯利说，“游客刚到机场时都很紧张，摸不着头脑。你一亮相就应该赢得他们的信任。我们要像守护天使一样，把他们护送到那边去。”
“得了吧。”特雷弗嘴里这么说着，还是伸手紧了紧领带，拍了拍双肩和衣领。
随后过来的一对中年夫妇来自克罗伊登。那妇人又圆又胖，却强行塞进一套亮蓝色的紧身衣裤中，紧绷得直让人揪心。她竖起大拇指对旁边的丈夫一指：“他心脏不好，前面队这么长，他可排不了。”那位丈夫则微笑、摇头，示意莱斯利不必担心。他看上去确实不太健康，脸上泛着潮红，还长着斑点，一只酒徒才有的红鼻子像电灯泡一样嵌在脸中央。白衬衣下的肚皮松软下垂，像软面团一般覆盖在皮腰带的搭扣上。
“如果您愿意的话，我可以试试去给您弄辆轮椅来，先生。”莱斯利说。
“别，别，别傻了，莉莲。”他丈夫说，“别听她的，我很好。”
“他真的不适合长途旅行，”莉莲说，“可我们也不能让我儿子失望啊。是我儿子特里替我们安排了这次旅行，一切花销全由他包了。他还要从悉尼赶去夏威夷跟我们会合呢。”
“好棒啊。”莱斯利一边检查他们的旅行证件一边随声附和。
“我儿子在悉尼那边混得可好了，当上了时装摄影师，还有自己的工作室呐。有一天大清早，他六点钟就打电话过来，当然了，那边的时间和咱们这儿不一样，是吧？他跟我说：‘我出钱请你和爹地出门玩儿一趟。你们只管去希思罗机场，剩下的事我全包了。’”
“这年头，年轻人对父母还能有这份孝心，听了真让人高兴。”莱斯利回答说，“特雷弗，带布鲁克斯先生和太太去十六号柜台，跟他们解释一下，说布鲁克斯先生身体不好。”他转向夫妻二人解释说：“那儿是商务舱入口，排队的人少一些。”
“那我们得额外掏钱吗？”布鲁克斯先生担心地问。
“不用，你们座位还是原来的。不过我们同航空公司有协议，残疾乘客可以从商务舱的入口检票登机。”
“残疾！我可没残疾。瞧你都干了些什么呀，莉莲？”
“闭嘴，西德尼，别占了便宜还不领情。多谢了。”布鲁克斯太太对莱斯利说。
特雷弗领着两位走了，却非常不情愿，因为远处走来了两个手拿黄紫色塑料小包的年轻姑娘。塑料小包是特沃威斯旅行社专门发的，好让参团的游客装文件用。两位姑娘身穿彩色运动装，都不算特别漂亮，也已经过了花样年华，不过正好是特雷弗喜欢与之调笑的那一类型。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一看就知道可以一块儿嘻嘻哈哈”。
“两位小姐，第一次去夏威夷吧？”莱斯利问道。
“噢，是第一次。我们最远才到过佛罗里达呢，是吧，迪伊？”穿粉红和粉蓝两色运动装的姑娘回答道。她面孔宽而多肉，眼睛大而圆，孩子似的细发微微蜷曲，月晕一样环绕在脸旁。
“全程要飞多长时间？”迪伊问。她的运动装是浅紫加淡绿。跟粉加蓝相比，她的五官更加锐利，神情中多了几分狐疑。
“这个呀，你们还是不知道为好。”莱斯利的这句玩笑话让粉加蓝乐得花枝乱颤。
“噢，行了，快告诉我们吧。”她追问。
“今晚八点以前就到火奴鲁鲁了。”
“你没算上时差吧？”迪伊说。
“她可是教科学的老师。”粉加蓝主动补充了一句，似乎是想说明迪伊为何这么聪明。
“哦，那你得再加上十一个小时。”莱斯利说。
“天呐！”
“不要紧，迪伊。夏威夷值得一去。”粉加蓝转向莱斯利，“大家都说那儿美得像天堂，对吧？”
“一点不假。”莱斯利说，“两位女士，如果可以的话，请允许我对你们挑选的旅行装称赞一句，真是既方便又得体。”粉加蓝红着脸哧哧笑了，连迪伊也高兴起来，女王般地赏了他一个笑脸，然后两人朝二十一号柜台前的长队走去。特雷弗回来时正好晚了一步，没了帮忙推那一大堆行李的借口，也没法凑上去献殷勤了。
“小妞们怎么样啦？”特雷弗很好奇。
“我把她们打发走了，特雷弗。”莱斯利说，“我以无与伦比的古典礼仪，引导她们登程了。”
“去你的！”
上午缓缓过去，乘客的队伍越排越长。铁灰色管线和纵横的房梁之下，空气愈发混浊，人们也更加沮丧和焦躁。等着检查护照的乘客排成长队，慢慢向前挪动着。他们不时看看手表，生怕误了自己的航班。乘客R.J.谢尔德雷克掏出来的是一张“嘉宾赠票”，他递上机票时，不悦地冲那几排长队批评了几句。他身穿浅褐色猎装，拖着一只后轮内嵌的实用型硬壳行李箱。他过早地谢了顶，隆起的头顶又大又圆，硕大的下巴往前突出着，在这两个小丘之间，其余的五官就只能挨挨挤挤，委曲求全了。
“别担心，先生。”莱斯利说着，诡秘地挤挤眼睛，“跟我来，我带你走商务舱入口。”
“不不，我不能搞特殊，应该和普通旅客享受一样的待遇。”谢尔德雷克博士说。“博士”二字就在机票上写着。“这是田野调查的一部分嘛。”他又解释了一句，但谁也没听懂那个词到底是什么意思。特雷弗主动提出要帮他推行李，博士婉言谢绝后，自己拖着带轮皮箱，消失在人群中。
“这就是那个记者？”特雷弗问道。
“不知道。”莱斯利回答，“机票上写着他是位博士。”
“他那头皮屑比我还厉害呢，”特雷弗说，“而且脑袋上也没剩几根毛了。”
“先别张望，”莱斯利说，“有人在给你录像。”九米之外，一个壮汉将一架手持录像机对准了他们。壮汉两腮蓄着浓密的胡子，穿一件双色上衣，裤子熨得笔挺。他身边跟着一位女士，身穿黄色纯棉连衣裙，上面印着许多红色太阳伞，周身上下还佩戴了一大堆人造首饰。她一副溜溜达达的样子，仿佛是出门遛狗一般，狗狗停下来对着树干抬起后腿，她则心不在焉地四下打量。
“真不要脸！”
“嘘！是我们的客户。”莱斯利说。
埃弗索普夫妇刚乘支线小飞机从东米德兰飞来希思罗机场。“不介意把你们拍进我们的家庭电影吧？”他一边走近莱斯利一边说，“我一进门就瞧见你们的制服了。”
“不介意，先生。能看一下您的机票吗？”
“夏威夷，我们来了，哈哈！就等着拍呼拉舞女郎了。”
“有我在就不行。”埃弗索普太太拍了一下丈夫的粗手腕，“咱们不是说好了，这一趟是第二次蜜月旅行吗？”
“等到了夏威夷，亲爱的，你自己也得穿上呼拉舞草裙呢。”埃弗索普先生说完，冲莱斯利和特雷弗挤挤眼睛，“我都想入非非了。”
埃弗索普太太又拍了他一巴掌。特雷弗心领神会，坏坏地笑了。这种幽默简直太合他的胃口了。
贝斯特一家看起来则是任何类型的幽默都欠奉。贝斯特先生的包里装着各种娱乐场所的优惠门票——天堂湾音乐宴会、太平洋鲸鱼捕捞加工博物馆、怀梅阿瀑布公园，等等，但贝斯特先生还是大为光火，因为他家共有四口人，优惠票却只有三套。四口人——父亲、母亲、儿子、女儿——严格地按高矮顺序排好队，站在莱斯利面前。莱斯利竭力向这排有着浅色眼珠、淡棕色头发和薄嘴唇的一家子保证，本旅行社在火奴鲁鲁的工作人员一定会弥补这一失误。
“干吗不现在就把票给我们？”
莱斯利解释说，机场办公室里没有优惠票。
“这样可不太好。”贝斯特先生说。他又高又瘦，留一撇姜黄色的胡子。
“你得投诉他们，哈罗德。”贝斯特太太说。
“我正在投诉啊，”贝斯特先生回答，“我不是正在说话吗？你以为我在干什么？”
“我是说写信去投诉。”
“好好，我会写的。”贝斯特先生恼火地说着，同时扣上了海军蓝运动装的扣子，“别担心，我会写的。”他转身向前开步走，另外三位贝斯特马上列队跟上。
“知道吗，他可是律师！”贝斯特太太扭头扔下这句话，仿佛扔出的是一把匕首。
“又一位顾客满意喽。”特雷弗哀叹。
“有些顾客你就没法让他满意，”莱斯利说，“我太了解这种人了，隔着一里地我都能认出来。”
但接下来的两位旅客，就连莱斯利也辨别不出属于什么类型了。两人一点都不像是去度假的样子。他们好像是父子，因为都姓沃尔什。老沃尔什先生满脸皱纹，至少有七十岁了，瘦长脸，尖鼻子，一头蓬乱的白发活像是凤头鹦鹉的凤冠。小沃尔什大约四十五六岁，不过他颌下那乱蓬蓬的花白胡须令人难以判断他的年龄。他俩的衣服厚重，样式落伍，颜色暗淡。小沃尔什先生考虑到这次旅行的性质与目的地，在衣着方面也算有所改变：把里面衬衣的领子整齐地翻在夹克领外面。这种穿法，莱斯利从20世纪50年代以后就很少看见了。老沃尔什穿一套棕色条纹精纺羊毛西装，戴着衬领，系着领带。老人睁着一双泪汪汪的眼睛，紧张地瞧着熙来攘往的人群，不时地暗自叹口气。
“你们也看见了，护照检查那边有点慢，”莱斯利一边核对证件一边说，“不过别担心，我保证你们误不了飞机。”
“真要误了，我才不担心呢。”老人说。
“我父亲以前没坐过飞机，他有点儿紧张。”小沃尔什解释道。
“可以理解。”莱斯利说，“不过沃尔什先生，一旦坐上去，您就会喜欢上的。是不是，特雷弗？”
“嗯？噢，可不是嘛，”特雷弗说，“您感觉不到是坐在飞机里，就跟坐火车一个样。”
老人怀疑地“哼”了一声。他儿子把自己的手提包递给老人，小心地将装有旅行文件的小包放进自己粗花呢夹克的内袋里，然后往两个行李箱之间一站，摆出一副苦力的架势。
“特雷弗，快帮沃尔什先生提行李。”莱斯利说。
“非常感谢，”小沃尔什说，“我刚才没找到空的推车。”
特雷弗嫌弃地上下打量着那两只疤痕累累的廉价行李箱，不情不愿地服从了莱斯利的命令。没几分钟他就转了回来，说道：“这两人结伴去夏威夷，好奇怪啊。”
“特雷弗，我倒希望等哪天你有钱了，也能领你老爸出去旅游一次。”
“你开什么玩笑呢？”特雷弗说，“带他去马路上溜达我都不干，除非我能把他丢在马路边。”
“特雷弗，你知道神学家是怎么回事吗？”
“不知道。跟宗教有关吧。怎么问这个？”
“他儿子是位神学家，护照上就是这么写的。”
大约四十分钟后，父子二人在边检台和候机厅之间的安检门引发了一场混乱。老人通过金属探测门时，身上的什么东西引得报警器“嘟嘟”作响。安检员让他取下钥匙，再通过一次，警铃再次响了起来。安检员又要求他掏光口袋里所有的东西，摘下手表，警报还是响。于是安检员亲自动手了，训练有素地快速摸过老人的躯干，探入他的腋下和两腿内侧。老人双臂平伸，像稻草人一样，哆哆嗦嗦地躲避着那双上下搜索的手。他责备地瞪着儿子，儿子只能无可奈何地耸耸肩膀。排在后面的乘客，有的已将行李放在了Ⅹ光机传送带上，想到自己的行李准在另一头横七竖八地堆成一堆，不禁焦躁不安起来。他们无声地扮着鬼脸，以示不耐烦。
“老先生，您脑袋里是不是有金属片啊？”安检员问道。
“没有。”老人恼怒地回答，“你把我当成啥了，机器‘银’？”他说“人”时露出了明显的爱尔兰腔。
“有次我们真遇上一个人，花了一上午时间才弄明白，原来他脑袋里有一块金属片。他在打仗时被地雷炸伤过，腿里也全是弹片。您不会也有吧？”他满怀希望地追问。
“我说没有，就是没有。”
“那好，先生，请解下您的吊裤带再试一次，好吗？”
警报又一次响起。安检员叹了口气，说：“对不起，先生，我们只好请您继续脱衣服了。”
“不行！你们敢！”老人一边喊叫，一边攥紧自己的裤腰带。
“不是在这里，先生。您这边请……”
“爹地！你的圣像！”他儿子突然大声喊道。他上前松开父亲的领带，解开他的衬领，掏出一条细细的不锈钢项链，上面坠着一块白蜡色的金属牌。
“这就是罪魁祸首！”安检员欢天喜地地嚷道。
“这可是路德圣女像，我得让你知道知道！”老人出声驳斥。
“那是那是。好了，如果您不介意，请把它摘下来一会儿，再过一遍安全门。”
“自打我过世的妻子把它送给我，我一次都没摘下来过呐。这可是她1953年去朝圣时带回来的。”
“如果您不摘，就别坐飞机了。”安检员也不耐烦了。
“不坐正好。”老人说。
“好了，爹地。”儿子一边哄着老人，一边贴着父亲的苍苍白发，轻轻把链子摘了下来，收成亮闪闪的一团，托在掌心，交给安检员。老人似乎突然失去了抵抗的意志，耷拉着肩膀，还算顺从地走过安检门。这次警铃没再响起。
在拥挤的候机休息室里，伯纳德·沃尔什帮父亲重新戴上圣像。他动作很小心，留神不让链子刮到父亲支棱着的耳朵。那耳朵又大又红，肉乎乎的隐窝里还长着白色的硬毛。他把圣像顺进父亲发黄的内衣里，又替他扣好领扣，系好领带。伯纳德突然想起一桩往事。那年他十一岁，第一天去圣奥古斯丁中学上学。临出门前，父亲神情庄重地审视着他的新校服，还替他紧了紧领结。那领结是花哨的绛紫和金黄两色，跟特沃威斯旅行社的标志差不多。
离登机还有一段时间，伯纳德从一家快餐店买来两杯咖啡，找了两个面朝航班显示屏的座位坐下来。他从市区带来了两份报纸：一份《邮报》给父亲，一份《卫报》自己看。他举着《卫报》专心读了一会儿关于尼加拉瓜的报道，扭头一看，发现旁边父亲的座位上已经没人了，四下看去也不见他的身影。父亲一定是趁自己不注意走开了。伯纳德慌神了，仿佛胃一下子被人掏空。他抬眼扫视整个休息大厅，没有父亲的影子。不知怎的，在这样的紧急时分，他居然有空想到“休息”一词是多么的荒唐可笑。在这拥挤的大厅里，人群熙来攘往，说话声嗡嗡作响，空气混浊憋闷，玻璃耀眼炫目——这也叫休息厅？真是名不符实。为了看得更清楚，他抬腿站上了自己的座位。对面座位的八只浅色眼睛不以为然地盯上了他。他们是一家人，有着同样的淡棕色头发，箱包就搁在脚边，随时准备起身登机。就在这时，航班显示屏上开始闪烁飞往洛杉矶的航班号和登机口号码。
“该我们登机了。”淡棕色头发的一家之长发话了。他又高又瘦，穿着一件钉着黄纽扣的海军蓝运动夹克，干净利落。“二十九号登机口，起立。”他的妻儿们“唰”地应声起立。
伯纳德禁不住发出一声绝望的低吟。忽然，他注意到对面那家人的旅行包上贴着特沃威斯旅行社的黄紫两色标志，便问道：“对不起，你们有没有看见我父亲，就是刚才坐在这里的老人，你们看见他去哪儿了吗？”
“他往那边去了。”那家的小女儿指了指免税店的方向。她看样子只有十二岁左右，脸上生着许多雀斑。
“谢谢！”伯纳德说。
在免税店的威士忌酒架前，伯纳德找到了父亲。他正背着手、探着头，仿佛在博物馆里看展览一样，逐一审视各种威士忌的价格。
“天啊，可算找到你了。”他说，“以后可别再这样不打招呼就走开了。”
“一升詹姆森威士忌才卖八英镑，真便宜啊。”老人说。
“你难不成想背着威士忌飞越半个地球？再说，时间也来不及了，我们该登机了。”伯纳德说。
“酒在夏威夷也这么便宜吗？”
“是吧。不知道，我不清楚。”伯纳德最终还是哄小孩一般，给父亲买了一瓶詹姆森威士忌和一包香烟。但他刚买完就后悔了，因为装酒的盒子放在塑料袋里，又沉又难拎，况且他手里本来就拿着提包和雨衣。偏偏机场的长廊宽得像是大街，长得像是没有尽头。
“我们要一路步行到夏威夷吗？”父亲开始嘟囔抱怨。
长廊里多处设置了水平移动的自动电梯，但好几处都不运转。一刻多钟后他们才好不容易走回二十九号登机口。可是又出麻烦了。检票台前穿制服的小姑娘要检查登机牌，老先生却怎么也找不到他的了。
“可能被我忘在免税店了。”他说。
“天呐，一来一回就得半个小时啊。”他转身问地勤小姐，“能不能给他补发一张？”
“不太容易啊。”她回答，“先生，您肯定登机牌不在身上吗？是不是夹在护照里了？”
然而，老沃尔什先生连护照也一并落在免税店里了。
“你这是成心的！”伯纳德感觉气血直涌上头顶。
“我不是。”老先生气呼呼地说。
“你把证件忘在哪里了？威士忌酒柜旁边？”
“在那附近吧。我得回去看看。”
“还来得及吗？”伯纳德问地勤小姐。
“我给你们要辆小车吧。”她说着，伸手拿起无线步话机。
“小车”原来就是敞篷电瓶车，显然是为老弱病残乘客预备的。小车又快又稳，沿着漫长的走廊原路返回。司机时不时地鸣笛，催促迎面而来的行人让路。伯纳德心里很不安，觉得这次出门运气不佳，不仅是这一时的不顺，而且还会一直不顺下去。也许他们找护照要花去好几个小时，结果护照没找到，飞机却起飞了，他们拿着两张不能退改签的作废机票，除了乘地铁返回伦敦之外别无选择。也许老先生也想到这个结果了，要不然他怎么会突然开心起来？看别人一步一步朝登机口走，他还笑嘻嘻地冲人家挥手致意，乐得像是骑着旋转木马的两百斤的小胖子。迎面走来的人群中，有一个留着连鬓胡子的壮汉举着录像机，他停下脚步将镜头对准父子俩，小车开过去时，他连人带镜头地原地一百八十度旋转，将整个过程全部拍了下来。
老人的护照和夹在里面的登机牌被找到了。老先生方才随手将其放在了苏格兰和爱尔兰威士忌之间的货架上。
“你怎么把证件放在这里了？”伯纳德追问。
“我当时想掏钱，找我的钱包来着。刚才在那边，我被圣像起的乱子弄得晕头转向，口袋里的东西全放乱了。”沃尔什先生说。
伯纳德咕哝了一声。父亲的解释也说得过去。把证件搞丢这种事情，如果不是父亲为了不上飞机故意使的招数，那肯定就是无心之举了。他抓住父亲的胳膊，像带犯人一样领着他大步走出免税店，坐上小车。小车司机正从步话机里接收指令，见到他们高兴极了：“找到了吗？那么扶稳了，路上我们还得再接一两个人。”
第一个接上车的是位高大魁梧的黑人妇女，她身上穿着条纹连衣裙，撑起来简直可以当帐篷住人了。女巨人又是笑又是喘地爬上小车后座，把肥大的臀部铺展在老先生旁边，伯纳德被挤得勉强倚靠在座位扶手上，摇摇欲坠。第二个上车的是位独腿男士，他坐在司机旁边，将拐杖像长矛一样往车前一横。这马戏团似的一车人，招来了四周行人的注目与讪笑，有几个人甚至开玩笑地竖起拇指，表示要求蹭车。
伯纳德抬腕看表，五分钟后飞机即将起飞。“我们刚好能赶上。”
其实他白白担心了，飞机晚点了三十分钟，乘客们还没开始登机呢。几位乘客嗔怪地看着沃尔什父子，似乎认为飞机晚点都怪他们。候机区非常拥挤，这么多人也不知道是怎么挤进同一架飞机里去的。沃尔什父子找座位时，又遇到淡棕色头发一家四口。他们坐成一排，行李就放在膝头。“人找到了。”伯纳德对雀斑女孩说完，对她父亲点头致意，对方咧了咧嘴，表示知道了。
他们在大厅尽头找到两个空座，走过去坐下。
“我要去厕所。”沃尔什先生说。
“不行。”伯纳德语气生硬地拒绝道。
“全怪那杯咖啡。我喝完咖啡就得去厕所。”
“等上了飞机再去吧。”但他转念一想，谁知道还要等多久才能登机？只好疲惫地答应：“行，走吧。”然后站起身来。
“你不用陪我去。”
“我可不敢再让你离开我的视线一步了。”
父子并排站在小便池前时，父亲问儿子：“刚才你瞧见那黑女人了吗？那屁股可真大。老天啊，我还以为自己要给压扁了呢。”
要不要借此机会就尊重少数族裔的问题跟父亲谈一谈？伯纳德想想还是决定作罢。“黑人”一词，沃尔什先生向来是当贬义词用的。好在这一叫法渐渐为全社会接受了。不知道波利尼西亚人是否乐意被叫作“黑人”，也许不乐意吧。
等父子返回二十九号登机口时，他们的座位已经坐了人。一位穿粉加蓝双色运动装的姑娘见他们面露难色，提起自己的包，让老人坐在她的旁边。伯纳德找了一张塑料矮桌，半靠半坐着。
“你们要住哪家酒店？”年轻女子搭讪。
“你是说……”伯纳德没明白。
“你们也是特沃威斯旅行团的吧？我们一起的。”她指指伯纳德公文包上的黄紫两色标志。那还是旅行社的人帮他贴上的。“到了夏威夷我们要住在怀基基椰园酒店。”她说。听她说“我们”，伯纳德才注意到她身边还有一位女士，也穿着运动装，不过颜色是浅紫和淡绿。
“噢，我不确定要住哪家。”
“不确定？”姑娘一脸困惑。
“我给忘了。这次出门很仓促。”
“哦，我明白了。”姑娘说，“最后一刻才决定报团的，那就没得选了，是吧？不过能省一大笔钱呢。那年去希腊克里特岛，我们也是最后才定下的。是吧，迪伊？”
“千万别提了，一提就想起那边的厕所。”迪伊说。
“到了夏威夷，你肯定不用担心厕所的卫生状况。”粉加蓝笑着安慰同伴，“美国人在这方面还是很讲究的。”
“我们还要住酒店啊？”沃尔什先生表示不满，“我还以为到了就住赫秀拉家里呢。”
“爹地，我们多半会住姑母家里。但到底住在哪里，得到了才知道。”伯纳德沉默了片刻，但迫于两位女士好奇的目光，只得开口解释道：“我们这次去是为了探望我父亲的妹妹——我姑姑。她在火奴鲁鲁定居，所以我们可能不必住酒店。可是奇怪得很，出门最实惠的选择，就是跟团出游。”
“在火奴鲁鲁定居啊！那不等于一年到头都在度假嘛。”姑娘转身问沃尔什先生，“你是不是好久没见到你妹妹了？”
“是啊。”沃尔什先生说。
“那你一定急着见她咯？”
“说不上有多急。”他郁闷地说，“是她想见我，是有人说她想见我。”他浓眉下的双眼愤愤地瞪向伯纳德。
“我恐怕我姑妈身体不太好。”伯纳德说。
“哦，天呐！”
“她活不长了。”沃尔什先生冷冷地说。
两位姑娘一下子哑了。她们垂下眼帘，似乎整个儿缩进了色彩鲜艳的运动服中。伯纳德又愧又窘，仿佛他们父子做了什么有伤大雅、触犯戒律的事情。毕竟，用跟团的方式去探望病危亲属，总让人觉得有点儿不合适，甚至不体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