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五，大约是清晨五点钟，伯纳德接到了去夏威夷的邀请。他住在大学的学生宿舍里，因为负担不起费用，房间里没有安装私人电话。值夜班的宿管接到电话后，以为是什么急事，便敲门叫醒他，引他到一楼大厅用学生的公用电话接听。慌乱中伯纳德只在睡衣外披了一件晨衣，连拖鞋都没顾得上穿，赤脚站在门厅的瓷砖地上。他把脑袋伸进一个涂满电话号码的隔音罩，耳机里传来嘶哑、疲惫的女声，乍一听是美式腔调，但仔细一听，仍然是伦敦长大的爱尔兰人的一口乡音。
“喂，我是赫秀拉。”
“谁？”
“你姑姑，赫秀拉。”
“天哪！”
“还记得我吗？咱们家的另类分子，或者，优秀分子。”
“噢，我明白，我在别人眼里也属于另类呢。”
“是啊，我听说了……听着，现在英国是什么时间？”
“清晨五点左右。”
“清晨呀！对不起，我算错时间了。把你吵醒了吧？”
“没关系。你在哪？”
“在火奴鲁鲁，在盖瑟医院住院。”
“你生病了？”
“生病？远不止生病呢，伯纳德。他们开刀把我切开，瞧了瞧里面，又给缝上了。”
“天哪，真替你难过。”这话真是空洞无力至极。“真是糟糕，难道他们就没招儿了？”
“没招儿啦。我一直感觉疼，开始还以为是背疼，我脊背一直闹毛病。可惜不是背，是癌。”
“天呐！”他又一次低呼。
“准确来说，是恶性黑瘤。开始只是一块痣，我也没在意。人上了岁数就会长些斑斑点点的。等后来一查出来，医生当天就给我做了手术。可惜太晚了，癌症已经变成继发性的了。”
伯纳德一边听着电话，一边在心里推算赫秀拉的年纪。他们上一次见面时，自己还在上小学，姑妈还是风华正茂。这位从美国回来的姑妈虽说外表风光，却有些不明不白、不大光彩的隐情：她手上戴着结婚戒指，身边却没有丈夫陪伴。那时好像还是20世纪50年代初，嫁去美国的姑妈以为英国还跟二战时期一样，食品按人头配给，便提了好多美国糖果来看望伯纳德一家。不过伯纳德家日子向来拮据省俭，糖果依然是大受欢迎的。伯纳德一直记得姑妈站在自家后院的样子：身穿一件白底红点泡泡袖长裙，双唇和指甲都染得红艳艳的，齐肩的金色长发蓬松而富有弹性。当时母亲沉着脸说那颜色是染上去的。伯纳德算了算，姑妈现在差不多该有七十岁了。
赫秀拉似乎也在推算伯纳德的年龄。“伯纳德，跟你通话有种怪怪的感觉，你能相信吗？上一次见到你时，你还是个穿短裤的小学生呢。”
“是啊，是很奇怪。”伯纳德说，“后来你为什么再没回英国啊？”
“说来话长了，离得又那么远，不过这也不是原因。你父亲还好吗？”
“据我所知他还行。说实话我不常见到他，我们之间关系挺紧张的。”
“我们这家人可真行啊。你要想写一部家族史的话，可以取名叫《关系紧张》。”
伯纳德大笑起来。这勇敢的老太太，在死神的阴影下还有心情开玩笑，令他心中油然而生敬佩、孺慕之情。
“你是个作家，是吗？”赫秀拉问。
“只是在神学期刊上发表过几篇无聊的文章而已，还算不上作家。”
“伯纳德，你听好，把我的情况告诉杰克，好吗？”
“那是当然。”
“我自己不敢给他打电话，我不知道该怎么说。”
“他听了一定会伤心的。”
“他会吗？”她的语气中流露出几分期盼。
“当然了……医生真的没有什么治疗方法了吗？”
“他们让我做化疗。我咨询过肿瘤专家，问他治愈的可能性有多大。他说这病无药可治，化疗不过是拖延时间，多活几个月而已。我跟医生说我不做化疗，我宁愿死也要保住自己的头发。”
“你可真勇敢。”说话间，赤脚站在瓷砖地上的伯纳德感觉凉飕飕的，便轮流提脚，用脚掌摩擦另一条腿的小腿肚。这种时候还在意这样小小的不适，自己是不是有点自私？
“我才不勇敢呢，我都快吓死了。吓死，哈哈！人怎么总在无意中开这种倒霉玩笑。记得告诉杰克，我想见见他。”
“什么？”伯纳德还以为自己听错了。
“我想在临死前见一见我哥哥。”
“啊，我不知道……”他嗫嚅着，其实他心里很明白，自己父亲连想都不想就会拒绝。
“我给他出路费。”
“不光是路费的问题。我爹地上岁数了，他从来不喜欢出远门，他连飞机都没坐过呢。”
“天啊，真的？”
“现在他身体状况也不适合飞长途了。你有没有可能到这边来……来治疗？”他差点儿没把“死”字说出来，好不容易才找到“治疗”两个字来救场。
“你开玩笑吧？医院连家都不让我回呢。昨天我想自己去厕所，结果摔了一跤，手骨给摔折了。”
伯纳德赶紧竭力表达同情与难过。
“骨折算不了什么。我吞下了太多止痛药，甚至都没感觉到痛。可是我很虚弱，他们正商量着送我进养老院去住。我需要清理一下我的公寓，我那些东西。”电话里的声音变得含糊，如果不是线路问题，就是她人太虚弱，无力说话了。
“你有没有能帮忙的朋友？”
“朋友当然有，可大都跟我一样，上了年纪，也帮不上什么忙。她们来医院探视，吓得都不敢拿正眼瞧我，一个劲儿地在那里摆弄花草。毕竟不是一家人嘛。”
“是啊，是不一样。”
“告诉杰克，我又恢复信仰了，不是这个星期刚开始的，已经恢复好几年了。”
“好的，我会告诉他的。”
“他知道了肯定高兴，一高兴没准儿就愿意过来了。”
“姑妈，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可以去看你。”
“你能来火奴鲁鲁？真的？什么时候？”
“我尽快吧。也许，下个星期。”
电话那边沉默了片刻，等她再出声时，声音沙哑了许多。“伯纳德，你真是个好孩子。我刚一开口，你就放下手边所有的事……”
“我没什么事儿，”他说，“现在学校正放暑假呢，要到九月末才开始忙。”
“你不外出度假吗？”
“不去，我没多少钱。”伯纳德说。
“那来回的路费由我出。”赫秀拉说。
“恐怕也只能如此了，姑姑。我这个大学教书的工作是临时的，平时也没攒下什么积蓄。”
“你上街转转，看能不能参加个包机旅行团。”这个建议虽然很有道理，却让伯纳德稍微吃了一惊。他和家人一直认为赫秀拉过得富足无忧，不必跟他们一样时时处处俭省节约。姑姑的人生相当传奇，二战后嫁了一个美国大兵，抛下自己的家人和宗教信仰，跑去美国追求纸醉金迷、贪图享受的生活了。不过，人老了往往有些抠门的。
“我尽力吧，”伯纳德说，“这些事上我不大有经验。”
“你来了可以住我公寓里，把住宿的钱省下来。我就住在怀基基岛的正中心，你来了会喜欢这里的。”
“我不太会玩，”伯纳德说，“我去这一趟就为了看看你，帮点忙什么的。”
“太好了，真是谢谢你，伯纳德。我确实很想见杰克，但是现在，你是第二个我想见的人。”
伯纳德从晨衣口袋里翻出一小片纸，扯过吊在电话旁边的一截铅笔头，记下了赫秀拉所在医院的电话号码。“顺便问一句，你是怎么查到我的电话号码的？”伯纳德问道。
“查号台啊，”她说，“你们学校的名字，是你姐姐特丽莎告诉我的。”
又是一个意料之外。“你还跟我姐有联系呢？”
“每年圣诞节我们都会互寄贺卡，她在卡片背后捎带手写几句家里的情况。”
“她知道你生病了吗？”
“实际上我是先给她打的电话，但没人接。”
“他们可能外出度假去了。”
“这样也好，我反倒找着你了，伯纳德。”赫秀拉说，“这大概就是天意吧。我觉得特丽莎不会放下手里的事情，跑到这儿来的。”
“嗯，她家里事太多，走不开的。”伯纳德说。
伯纳德躺回床上，却睡不着。他满脑子都是关于赫秀拉的疑问、回忆和猜想，还有他一时冲动、说走就走的远行。这趟远行的起因很让人伤怀，自己能给姑妈带去什么心灵慰藉、什么实际帮助呢？他一点把握也没有。但他仍然感觉兴奋，甚至欣喜，连他一向水波不兴的意识之流也泛起了涟漪。几天之后自己就要绕地球飞行半圈，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好歹也是一次冒险。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改变”吧。确实，自己目前的生活太过单调，还有什么能比远方更能戏剧性地改变眼前的苟且？更何况目的地可是夏威夷！火奴鲁鲁！怀基基！在心里默念这些地名，似乎每一个音节都带给他欢愉和新奇。他脑海中浮现出椰林白沙，翻卷的浪花，旁边有肤色黝黑的草裙姑娘在舞动、微笑。伴着舞娘的形象，达芙妮的模样不请自来，闯进了他的脑海。那是在汉菲尔德克罗斯的宿舍单间里，他第一次看见她脱去衣饰，袒露出硕大的乳房。那两颗巨大的白色肉球，顶端生着靶心一样的深色圆圈。她微笑着朝他转过身来，双乳沉甸甸地左右晃动。禁欲独身四十年之久的他对这一幕毫无准备，畏缩了一下，将目光掉转开去。这是他们短暂恋爱关系中的第一次失败，后来他又一败再败。等他扭回头时，她已经穿上衣服，脸上的笑容也消失无踪了。
他曾经下定决心，决不再去回想达芙妮这个人，可人心变幻莫测、难以驾驭，无法让它长时间受制于自己。它总爱冲进往事的灌木丛中，刨出一根已经朽烂的记忆骨头，然后叼回来，摇着尾巴放在你的脚边。当曙光在窗帘上映出窗框的长方形时，伯纳德努力将思绪转回到即将开始的旅行上，好从脑海里抹去达芙妮双乳乱晃的形象。那对乳房摇来荡去，像两只大钟，鸣响了他们恋爱的丧钟。
他拧开床头灯，从书架上一排诗集的上方取出一本横放的地图册。太平洋那一大片浩瀚的蔚蓝，占据了满满两页纸的篇幅，澳大利亚同它相比，不过是西南角一个面积稍大的岛屿。夏威夷群岛只是书页中缝附近的一簇小点：考艾岛、莫洛凯岛、茂伊岛。在瓦胡岛的上方，火奴鲁鲁的字样旗帜般飘扬开来。夏威夷岛是唯一一个大得足以容下一颗绿色印点的岛。蓝色的海洋上有几条蜿蜒的虚线横过，那是早年探险家们的航海路线。英国的德雷克船长在1578年到1580年的环球航行中，恰好与夏威夷群岛擦肩而过。而库克船长1776年的航线正好抵达海岛。确实，有一行小字记录了这一传奇：“库克船长于1779年2月24日殒命夏威夷。”这对伯纳德而言倒是新闻。地图上的太平洋仿佛一只巨碗，被绿色的亚洲和南北美洲曲臂拥在怀中。伯纳德这才意识到自己对地球另一半的历史和地理所知甚少。他接受的教育，他从事的工作，他全部的生活和世界观，全都打上了另一片海的烙印，那就是面积较小、人烟更为稠密的地中海。早期的基督教信徒把自己居住的地方视作“世界中心”，基督教初期的发展在多大程度上是以这一假设为根基的呢？他意识到自己习惯性地用上了考问学生的口吻，便在脑海里自嘲般地补上一句：请大家讨论一下。不过为什么不可以呢？这个问题足以让学位班上的亚洲和非洲留学生探讨一阵子了。他在专门记录灵感的本子上草草记了几笔，又翻到另一页，记下需要处理的几件事情：
旅行社：航班、机票
银行（旅行支票）
护照是否过期？是否需要签证？
爹地。
平时伯纳德都是去神学院的食堂吃早饭。今天食堂差不多是空的。一个角落里坐着一群尼日利亚五旬节教派教徒，围在一起晒太阳，喝茶聊天。另一角坐着一位来自德国魏玛的路德派信徒，他神色忧郁，眼睛盯着最新一期的《神学杂志》，右手将酸奶一勺一勺地送进胡须中央的一个黑洞里。饭后伯纳德乘公共汽车来到学校附近的购物中心，看见一家旅行社便推门走进去。只见墙上、窗上到处贴着色彩鲜艳的招贴画，画上年轻人在沙滩上狂欢，他们肤色黝黑，泳衣又紧又小，有的在沙滩上爱抚，有的在海水中蹦跳，有的紧抓着色彩艳丽的冲浪帆板。柜台上摆了一块黑板，上面像餐馆菜单一样罗列着各种旅游项目和价格：“帕尔玛十四日，二百四十二英镑。贝尼多姆七日，一百七十五英镑。科孚岛十四日，二百九十八英镑。”他趁排队的时候浏览了几份宣传手册，发现连篇累牍都是海湾、沙滩、情侣、冲浪、泳池和高耸的大酒店，内容多半大同小异。结果，马略卡岛与科孚岛如出一辙，克里特岛又与突尼斯难分彼此。宣传册仿佛真的使地中海成了世界中心，这一点连早期的基督徒都没能预见到。同其他许多事物一样，现在人们心目中“度假”的概念，在他这一代人的时间里已经发生了基因突变。伯纳德小的时候，每年夏天都跟家里人前往多佛海峡边上的小城黑斯廷斯。提到度假，伯纳德回忆起的就是塑料雨衣，潮湿的木板，灰色阴冷的海浪，还有汉弗莱太太包伙食的出租屋。那房子临海，背阴的餐厅幽暗阴森，散发着轻微的霉味。他们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房东太太端上桌的软塌塌的火腿色拉。后来，“度假”对他而言是暑假期间作为某个乡村教区的牧师代表去罗马开会，或是陪同别人去圣地朝圣。总之，旅行都是进修性质的，费用有人资助，时间也是临时决定的。至于从旅游项目单上既定的路线中挑挑拣拣，预定一次为期半个月的标准化享乐，这对他来说还是件新鲜事，不过他发现这样很方便，而且价格看起来也很公道。
“下一位。”坐在柜台后的小伙子说。他穿的西服太过肥大，肩膀都快溜到手肘边上了。柜台前有一张酒吧常见的高脚凳，伯纳德坐了上去。
“我要去夏威夷，”他说，“火奴鲁鲁，越快越好。”这话连他自己都觉得味道怪怪的，想笑又忍住了。
小伙子也许让想去贝尼多姆和科孚岛的顾客给问烦了，略感兴趣地瞟了他一眼，伸手从柜台下面摸出一份小册子。
“我不是去度假的，”伯纳德赶紧说，“家里有急事，我只想弄张便宜机票。”
“你想待多长时间？”
“我还没定下来呢。”伯纳德压根儿就没想过这个问题，“大概两三周吧。”
小伙子开始敲击电脑键盘，十个指甲被他用牙啃得光秃秃的。标准的经济舱竟也贵得吓人，两周之内不能退改签的优惠往返机票已经售罄。“也许我能帮你找个提供吃住游全套服务的旅行团，票价也很划算，”年轻人说，“万一有人在最后一分钟退团什么的。特沃威斯有一个，不过他们的电脑现在出故障了，你就交给我好了。”
办完事后，伯纳德一路步行走回学校。虽然天气晴朗，周围环境却并不适宜步行。几英里外的城郊就是一座庞大的汽车工厂，路上的车辆多数是从那里开进开出的。有一辆专门运送汽车的双层货车路过，上面一辆辆轿车首尾相连，仿佛高速路上发生了连环追尾事故。双层货车缓慢沉重地爬上小山丘，气动刹车“嘶嘶”喘息着，喷出阵阵废气，将路边阴沟里的灰尘激荡而起，弄得马路上一片乌烟瘴气。伯纳德开始憧憬海风的湿润和海浪的私语。
幸亏圣约翰学院的校园远离交通主干线。学院是19世纪末或20世纪初创立的多所神学院之一，初衷是为了培训自由教会神职人员。后来因为信徒人数日渐减少，也为了顺应近代普世教会的精神，这批学院向所有的宗教信仰和派别敞开了大门，无论是僧是俗，来者不拒。学院的课程有比较宗教学、宗教间关系研究，还设有犹太教、伊斯兰教和印度教三大研究中心，关于基督教各个方面的课程当然也少不了。学生呢，有旧城区的社会工作者，派驻国外的传教士，第三世界的教士，领取退休金的老人，也有从本地大学毕业后无法顺利就业的学生。实际上，凡是能归拢到宗教这把大伞之下的一切，不论你是谁，都能进入诸多神学院学习。学院能授予学位或颁发毕业证的专业有：牧师学、《圣经》学、礼拜仪式学、传教士学和神学。开设的课程有：存在主义、现象学与宗教、情境伦理学、宪章主义理论和实践、早期基督教中的异端、女权主义神学、黑人神学、否定神学、《圣经》阐释学、布道术、教堂管理、基督教建筑、宗教舞蹈，等等。有时伯纳德觉得，由这些神学院所组成的南鲁米治综合学院，简直像是一家宗教大超市，并兼有它的优点和弊病。学校兼收并蓄、海纳百川的能力出奇地强，有足够的空间陈列人们所需要的一切货物，而且品类繁多，你需要的一切都包装得漂漂亮亮，放在伸手可及的货架上。但这种唾手可得的方便反而让人生出几分餍足，几分无聊。人们会觉得，既然有那么多种选择，也许任何一种都不再重要。但伯纳德无意于抱怨什么。像自己这样研究怀疑主义神学的人能找到一份工作，已实属不易。圣约翰学院给了他一份工作，虽说是临时的，但还有转成正式教职的希望啊。何况学院分给他一间学生宿舍住着，省去他许多的麻烦和费用。
回到宿舍，伯纳德先把自己凌乱的铁架窄床整理好。早上着急出门找旅行社，连被子都没收拾。然后，他坐到桌前，取出笔记本，准备给《末世论评议》写书评。本子里是他阅读过程神学著作时摘抄的片段，上面记着：过程神学的上帝，他爱宇宙万物。“他的超然存在，在于他绝对忠诚于他自身的爱，在于他施与爱时的永不倦怠，在于他对各种环境卓绝的适应，凡有他施与爱的地方，他都能适应。”真的吗？谁说的？写这本书的神学家说的。可是除了其他的神学研究者，谁会关心呢？那些到旅行社选择度假地点的人不会关心，那些开双层大货车的司机们也不会在乎。伯纳德觉得，现代激进神学派的许多观点同它们所取代的正统观念相比，都是一样的难以置信，缺乏依据。不过谁也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因为除了那些饭碗与其传承有利害关系的人，再没有人去读这类文章了。
有人敲门，喊他到学生用的公用电话亭去接长途电话。是姑妈赫秀拉。
“这次我选对时间了吧？”她问。
“选对了，现在是上午十一点。”
“我一直在想，也许有你作陪，杰克就愿意来了。”
“这个，我不知道啊。”伯纳德迟疑地说，“我陪不陪的，没啥差别吧。”
“你试试吧，我真的想见见杰克。”
“多出来的费用怎么办？”
“我来出。管他呢，我还留着存款干吗呀？”
“好吧，我试着劝劝他。”伯纳德说的是真心话，可心里却有点儿发沉。如果真说动了父亲，这趟夏威夷之行就变味了，吸引力也打了折扣。“我可不抱太大的希望啊。”他又补上一句。
他刚放下电话，铃声又响了起来，这回是旅行社那位年轻人打来的。他说特沃威斯旅行社组织的怀基基十四日游有一个空名额，价格优惠，下周四从希思罗机场动身，经洛杉矶到夏威夷。“费用是七百二十九英镑，两人合住一间。要想住单间也行，一天得再多付十英镑。”
“你是说，这是两个人的价格？”伯纳德追问。
“嗯，是两个人。实话告诉你，这俩人都快出游了才退团。但我以为你是一个人报团。”
“是一个人，但也可能会带一个同伴。”
“哦，是吗？”
听他说话的口气，伯纳德觉得非解释清楚不可，赶紧声明：“是跟我父亲一起去。”
年轻人说他可以把名额保留过周末，下个周一伯纳德就必须要确认报不报名。
上午，伯纳德给父亲打了两次电话，没人接。午饭后再拨，还是没人接。最后他干脆拨了姐姐特丝◣注：特丝是特丽莎的昵称。◢的号码，电话马上就通了。
“噢，是你。”她语气相当冷淡。兄妹两人最后一次说话是三年前的事了。那时，母亲的葬礼刚举行完，全家人聚在一起的时候，特丝说母亲发病去世全是伯纳德害的。伯纳德刚倒了一杯雪利酒，听了特丝这话，把酒杯放下，转身走出家门。从此双方关系一直很紧张。
伯纳德向她讲述了姑妈赫秀拉的病情，说自己要去火奴鲁鲁探望她。
“你可真高尚啊。”她干巴巴地说，“你是冲着遗产去的吧？”
“我可没这么想过。”他说，“再说，我觉得赫秀拉并不是特别富有。”
“她前夫不是一直给她大笔大笔的赡养费吗？”
“这我不知道。实际上我对她的事一无所知，她的情况我还想跟你打听打听呢。”
“现在恐怕不行。我们刚从康沃尔回来。全程糟透了，我们怕路上车多不好走，就起了个大早，结果还是遇上了大堵车。”
“你们玩得好吗？”
“那边正闹水荒呢，用水全靠我们自己去水塔取。如果我非得干家务活的话，我宁可待在有自来水的家里。”
“你应该让弗兰克带你们去酒店住的。”
“一家七口人住酒店得花多少钱？你有没有个数啊？”
伯纳德没数，一时语塞。
“这些跟帕特里克可没关系。”帕特里克是姐姐的儿子，出生时大脑受了损伤，智力发育迟缓。这孩子生性倒也温和友善，就是口角流涎、吐字不清，常常一不小心就把桌上的杯盘全部打翻在地。伯纳德使劲地忍了又忍才没说出口：干吗不让帕特里克跟你们分开一两个星期。特丝以令人钦佩的精神呵护着帕特里克，同时也把他当成手里的一根棍子，用来打击世界上其他人。
“喂，爹地在家吗？我一整天都在给他打电话，就是没人接。”伯纳德说。
“今天是咱爸妈的结婚纪念日，”特丝说，“他早上请人给妈妈做了台弥撒，然后就去妈妈的墓地了。”
“哦。”他深感愧疚，这么重要的日子自己居然给忘了。“那他现在也该回家了吧。我刚才给他打电话，还是没人接。”
“他在看《左邻右舍》呢，每天吃完中午饭就看。看电视期间他从来不接电话的。”
“《左邻右舍》？是个电视节目吗？”
“伯纳德，全英国可能就你一个人不知道《左邻右舍》是什么了。你要愿意，我来给爹地讲赫秀拉的事。也许今晚我就会过去看看爹地。”
“不用了，我想还是由我来讲好些。实际上，我正打算明天去看他。”
“你想干什么？”
“谈谈赫秀拉的事。”
“有什么可谈的？那些陈年旧事，说了只会让他难过。”
“赫秀拉想让我带爹地去火奴鲁鲁。”
“什么？”
随后从电话中传来特丝一连串的规劝，大意是父亲做梦都想不到要去、她自己就不会让他去、路那么远、天那么热、爹地可经受不起、赫秀拉的要求太没道理，等等。伯纳德耐心地听着，忽然感觉有人牵了牵他的袖子，回头一看，是位菲律宾修女，她后面还排着一小队等着用电话的人。“对不起，特丝，我得挂电话了，”他说，“这是公用电话，后面的人已经排成队了。”
“你算怎么回事呀？伯纳德，四十四岁的人了，连部电话都没有。”特丝鄙夷地说，“看你活的，一团糟。”
伯纳德没有辩解，虽然没有私人电话，但他一点儿也不遗憾。
“你告诉爹地我明天下午过去。”说完他挂上了电话。
第二天，伯纳德乘长途汽车从鲁米治赶往伦敦。本应两小时十五分钟就到达伦敦的，但路上堵车堵得厉害：出城度假的轿车上面满载行李，后面拖着房车或小船，公共汽车上挤满了球迷，他们挥舞的条纹领巾在车窗外飘扬，各色车辆乱糟糟地混杂在一起，挤作一团。伯纳德的邻座说，这些球迷是要去温布利球场看慈善杯足球赛本赛季的第一场比赛。等汽车到达伦敦市中心时已经晚点了。
首都人声鼎沸，维多利亚车站一片混乱。皱眉看地图的外国游客、徒步旅行的年轻背包客、去海滨度假的全家老少、到乡村度周末的人、吵吵嚷嚷的球迷——所有的人摩肩接踵，互相推着、挤着、撞着，到处是喊叫声、诅咒声和球迷吼出的足球队歌，其间还夹杂着零星的法语、德语、西班牙语、阿拉伯语。无论坐出租车还是买地铁票都得转着圈来回排长队。现代社会这种大规模的迁徙和躁动，直到今天才第一次让伯纳德感到震惊、烦扰、冲击。如果这世上真有什么万物主宰，不妨把他想象成一位老师，被班上不守纪律的学生惹恼了，突然拍拍手镇住学生，命令道：“都给我闭嘴，乖乖回到座位上去。”
每次返回南伦敦的老家，即使一路畅通也是件烦人的事。你得先从伦敦桥搭乘脏乎乎的电动火车，里面的装饰是座椅上横七竖八的划痕和五颜六色的涂鸦，坐到布雷克里后，要么费劲地步行一公里，要么等开往哈拉德路方向的公共汽车，然后再费劲地爬上山坡，自己的老家就在靠近山顶的十二号住宅。伯纳德拐过路口开始爬坡时，心里突然涌起一阵情感的波涛，那滋味不像怀旧，倒像是晕船。以前上学的时候，他不知有多少次背着装满课本的书包，躬身爬上这座山坡。道路两旁一模一样的联排房屋依然如故，依山势蜿蜒朝上，每一幢都用栅栏围出各自的一小块平地，门口筑着几级石阶。但是同自己记忆中的街道相比，这里还是有了细微的变化，比如各家的百叶窗、窗帘、前门廊、铝制窗框、悬吊花篮，无一不在彰显着房主因为拥有房屋而感到骄傲与自豪。当然还有另外一桩变化：道路两侧首尾相连地停满了汽车。看来连布雷克里都分享到了20世纪80年代的房地产景气。只是，大量“出售”的牌子表明，和其他地方一样，这里的地产泡沫也破裂了。
十二号的房子明显要比别人家破旧些，窗框上的油漆斑驳脱落，门前停了一辆崭新的大众高尔夫。毫无疑问车主很高兴沃尔什先生自家没有车辆需要停放。伯纳德爬到这里已经微微有些喘息，他走上台阶，按响门铃。从前门的彩色玻璃后面浮现出一张映着光斑和彩色的脸，那是父亲。老人透过玻璃看清来人，打开了门。“噢，是你。”他脸上没有一丝笑意，“进来吧。”
“那坡够陡的，真奇怪你还爬得动。”伯纳德说着，跟随父亲穿过阴暗的前厅，走进后面的厨房，里面有一股淡淡的卷心菜炖肉的味道。
“我不常出门。”父亲回答，“买东西有保姆帮我，晚饭有义工开车给我送到家里，叫作飞轮送餐。每周五他们给我送两份，周六热一热就行了。你吃饭了吗？”
伯纳德回答吃过了，父亲好像松了口气。“要不来杯茶吧。”伯纳德说。父亲点点头，拿起水壶准备烧水。伯纳德在不大的厨房里转了一圈，这里曾经是全家人生活的中心，而现在，父亲多半时间都喜欢待在这里。房间像一只过分拥挤的鸟巢，摆着电视机和父亲最喜爱的扶手椅，原来摆在起居室的各种小纪念品也都挪了过来。
“现在这房子对你有些大了吧？”他说。
“天呐，你也开始唠叨了。特丝天天催我把这房子卖了，搬出去住公寓。”
“这主意不错啊。”
“现在这附近的房产根本卖不动。你上来时没看见吗，那么多家都挂着‘出售’的牌子？”
“卖房子的钱换一套小公寓肯定是够了吧？”
“我不打算卖这房子。”沃尔什先生说。
伯纳德发现自己挑了个讨人嫌的话题，便赶紧打住话头。他端详着摆放在橱柜上的一家人的照片：正中央的一张是母亲年轻时在照相馆拍的，已经有些褪色；环绕周围的分别是自己的哥哥、姐姐、妹妹以及他们各自的小家庭。特丝、弗兰克和五个孩子，哥哥布兰登和妻子弗朗西丝及三个儿女，妹妹丁普纳和丈夫劳瑞及两个养子。有些人不止一张照片：坐在童车里照的，跟同学在一起照的，穿婚纱照的，还有毕业时穿长袍照的。但没有一张伯纳德的照片。橱柜两边用图钉钉着几张手写的字条：交电费，收拾脏衣服给P.，周五莫尼卡的弥撒，邮票，奶瓶，一点半《左邻右舍》。
“《左邻右舍》是你爱看的节目，是吧？”他觉得这个话题比较保险，便开口问道。可是父亲好像不高兴让人知道自己有看电视的习惯。“净是些胡编乱造，”他愤愤地说，“倒是能让我坐下来消消食。”他把烧开的水倒进茶壶，搅了搅，“过了那么久，今天什么风把你吹来了？”
“确实好久没回来了，爹地，因为我感觉，你不大想见我。”“爹地”这一称呼在他小时候曾经招来别人的嘲笑讥讽，因为英格兰这边儿的孩子都把父亲称作“爸”，但爱尔兰人都称呼自己父亲“爹地”。沃尔什先生转过身去，不置一词。“特丝没告诉你我为什么回来吗？”
“她讲了赫秀拉的事儿。”
“赫秀拉病得不轻，爹地。”
“这种事情谁都得遇上。”见父亲这么镇静，伯纳德断定特丝一定全都对父亲讲了。
“她想见见你。”
“哈！”父亲一声冷笑，将茶壶端来放在桌上。
“我说我可以去看她，但她真正想见的人是你。”
“为什么是我？”
“你是她最亲的亲人了，不是吗？”
“是又怎么样？”
“她就要去世了，爹地，一个人孤零零地远在异国他乡。她想见见自己的亲人，这不是很自然的嘛。”
“她跑那么远定居时，早就该料到这么一天了。那地方叫什么？夏威夷？”他不屑地挤出最后一个“夷”音，像班卓琴弦发出的声音。
“当年她为什么跑去那里？”
他父亲耸耸肩。“别问我，我跟她有年头没通音信了。她肯定是先去度假，喜欢上了那里的气候，就决定留下不走了。她无牵无挂的，走到哪儿都能找到乐子。这就是赫秀拉的毛病，总是自己找乐子。现在她吃着苦头了吧。”
“她让我告诉你，她又重新信奉天主了。”
沃尔什先生默默地想了片刻，干巴巴地说：“这倒是个好消息。”
“那她原先为什么离开教会？”
“她嫁了个离过婚的男人。天主教会反对这种婚姻。”
“啊，原来是这么回事！你和妈妈对她的事总是遮遮掩掩的，我一直也没弄清。”
“你就没必要知道。1946年，你还只是个毛孩子呢。”
“我还记得她回国那次。大概是在1952年吧？”
“对，她丈夫跟别的女人跑了之后，她回来过一次。”
“他这么快就和姑姑离婚了？”
“这桩婚事从一开始就注定长不了。我们都跟她讲过，可她听不进去嘛。”
渐渐地，在伯纳德的追问诱导之下，沃尔什先生大略讲述了赫秀拉年轻时的往事。赫秀拉在五个孩子中行末，也是唯一的女儿。在30年代中期，赫秀拉十三岁左右时，全家人从爱尔兰移民到了英格兰。二战爆发时，她依然跟父母住在一起，找了一份打字员的工作。她本想去参加妇女战时服务组织，但父母劝住了她，其一是担心她的贞操受损，其二是自家的四个儿子都已应征入伍，二老不想身边一个孩子都不留。后来大儿子肖恩所在的运输船被鱼雷击中，肖恩阵亡了（肖恩的全身像放在橱柜上显要的一角，他穿着一等兵军服，以稍息的姿势站着，笑眯眯地望着镜头），父母就把女儿抓得更紧了。所以整个战争期间赫秀拉一直陪父母住着，每天到位于伦敦市中心的政府部门工作。就这样他们一起熬过了伦敦大轰炸，扛过了德军接连不断的报复式袭击。到了1944年，赫秀拉遇到一位美国空军军官，爱上了他。军官是负责联络的参谋军士，在盟军诺曼底登陆前夕派驻到英国。伯纳德看过太多老新闻纪录片，有足够的画面使这段故事丰满生动起来：灯火管制下的伦敦街道一片漆黑，天堂舞厅那宽敞的舞池中，一对对舞伴飞旋舞动，男士都是平头军装，女士披肩长发连衣短裙，其间传来一阵阵的警报声，探照灯来回扫射，一份份电报，一条条号外，整个氛围惊险刺激，变化莫测。赫秀拉的恋人叫里克·里德尔。“里克，什么名字嘛——厉害，还克人。”父亲评论道，“光听这名字就不妙嘛。”后来，她发现里克在美国居然有家室，家里顿时吵翻了天。到了二战后期，里克先后被派往法国和德国，战后一退役便回美国跟水性杨花的妻子离了婚，然后写信给赫秀拉向她求婚。“她‘嗖’一声抬腿就走了，”沃尔什先生恨恨地说，“压根儿也不想想这对父母是怎样的雪上加霜啊。他们本来就为肖恩的死伤心得不行，她却扔下他们就不管了。”
“可是，”伯纳德插嘴，“你跟帕特里克和迈克尔两位叔叔，那时不是已经打完仗回家了吗？”这话稍微带点恭维父亲战争经历的味道。父亲入伍前因为体检得分较低，战争期间多半时间都待在伦敦南区，在一支防空气球分队里服役。
“我们自己也得养家糊口啊。”沃尔什先生说着，起身去提烧开的第二壶水。“那时候生活艰难啊，谁手里都没有多少钱。赫秀拉每星期拿回家的工资对两位老人很重要。也不全是钱的问题，父母需要她帮着渡过肖恩阵亡这一关。你知道，老人可是把自己的头生子当成偶像来崇拜了。”沃尔什先生往茶壶里续上开水，然后提着空水壶走到橱柜前，凝视着照片里笑嘻嘻的一等兵。“肖恩连个尸首也没找到，我们很难相信他真的战死了。”
“那赫秀拉早晚也得嫁人离开家吧？”
“我们从来不认为赫秀拉是那种适合婚嫁的人。她一向喜欢舞会聚会什么的，可是从来没有固定的男朋友。哪一天等男孩子认真了，她就毫不客气地甩掉人家。她有点轻佻，说句实话。所以，当她突然跟那个美国佬好上时，我们都大吃了一惊。不管怎样，她找到第一班客轮，我想是叫毛里塔尼亚号吧，坐上船就去“腥泽西”跟里克结婚去了。刚开始的时候，她什么都挺好的，我们收到一捆一捆的信和明信片，全在讲美国，讲他们佛罗里达的蜜月旅行多美，她家的房子多大，汽车多大，冰箱多大，冰箱里有这种好吃的、那种好喝的。你可以想象我们听了甭提多高兴了，那时战争刚刚结束，我们在英国可是还靠食品配给过日子呢。”
“姑姑也常给我们寄些食品包裹嘛，我还记得呢。”伯纳德说。他突然记起小时候，有一天厨房的桌子上冒出了一罐花生酱，一种他从未见过或听过的东西。他问妈妈酱是打哪儿来的，妈妈没好气地说：“打你姑妈赫秀拉那儿呗，还能打哪儿来？”那罐子上贴着一张纸，上面画着一只人形的花生，从它微笑的嘴里吹出一个泡泡，上面写着：“真好吃！”他把手指伸进罐子里蘸了一点尝尝，花生酱油腻腻的，很奇怪，味道介于甜咸之间。结果脑袋上挨了妈妈一巴掌。
“那是最最起码的了，”沃尔什先生说，“再往后信来得越来越稀拉。里克在加利福尼亚找到了一份工作，在飞机制造厂里混得不错，于是他们就搬了家。然后有一天她来信说要回国度假，一个人回来。”
“我记得她来探亲那次，”伯纳德说，“她有件白底红点的裙子。”
“老天啊，她的衣服一天一换，上面的点多得能让你变成斗鸡眼。”沃尔什先生说，“可是她丈夫没跟着回来。她只得老实承认里克几个月前撇下她，跟另一个女人跑了。她可不能说我们没警告过她。幸运的是他们没有孩子。”
“她当时想过要回国吗？”
“她私下里可能想过，可是她不喜欢这里，老是嫌这里阴冷、灰大。她回到加州后，据我所知，她跟里克办了离婚，拿到了一大笔钱。然后她开始工作，先是给牙医当秘书，后来又去了一家律师事务所。她老是换工作，住址也变来变去的，最后就没有她的音讯了。”
“她再没结过婚？”
“没有。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呀。”
“之后她再也没回来过吗？”
“没有，连父亲临终去世她也没回来。她自己说家里去的信她事后好几个月才收到。这么一来大家对她的印象就更不好了。就算信上写的是她的旧地址，那也是她的错。”
一时间大家默默地喝茶。
“我觉得你应该跟我去一趟夏威夷，爹地。”伯纳德开口了。
“路太远了。有多远来着？”
“是挺远的，”伯纳德承认，“不过坐飞机也用不了一天的时间。”
“我这辈子从没坐过飞机，”沃尔什先生说，“现在也不打算开这个头。”
“坐飞机没什么嘛。现在老的少的，大家都坐飞机。从统计数字来看，坐飞机出门是最保险的了。”
“我可不是害怕，”沃尔什先生凛然道，“我只是不想坐。”
“赫秀拉愿意给我们出机票钱。”
“多少钱？”
“我可以拿到特别优惠的机票，七百二十九英镑。”
“老天！一个人？”
伯纳德点点头。他断定父亲已经动心了，尽管父亲嘴上仍说：“我猜她以为这样就能弥补一切了，把家里人扔下了四十多年，她以为她出了钱，只消弯弯小手指头，我们就会颠颠地跑着去看她了。哼！万能的美元。”
“你要不去的话，以后会后悔的。”
“我为什么要后悔？”
“我是说，现在请你你不去，要是她去世了，等她去世了，你会因为没走这一趟后悔的。”
“她没权利要我去。”父亲不安地咕哝道，“这对我不公平，我都这么大年纪了。旅行对你算不了什么，你去嘛。”
“可我几乎不认识她，她想见的人是你。”伯纳德又不合时宜地多加了一句，“探访病人，也是天主教七大慈善事工之一嘛。”
“你这是在摆架子教我怎么尽宗教义务吗？”老人厉声反击，高耸的颧骨涨得通红，“所有的人里边，就你不配。”
所有说服父亲的可能都已不复存在，更何况特丝几分钟前也赶来了，她家住在肯特郡边界绿树掩映的郊外住宅区里，开车过来的目的想瞒也瞒不住：监视他们父子的谈话。自家几个孩子当中，布伦登在北方一所大学当助理注册主任，丁普纳的丈夫在东盎格利亚当兽医，就数特丝离父亲家最近，自然也数她同父亲接触最多，承担的责任也最多。这不免令她有些自以为是，对几个弟妹总有些牢骚，对父亲也稍显霸道。她一进门，就开始把她认为该洗的脏衣服一件件捡成一堆；用手摸摸窗台，抱怨保姆灰擦得不干净；闻闻冰箱里的食物，凡是过不了她的质检关的东西统统扔进垃圾箱里。她“咚咚咚”地在厨房里走动着，震得架子上的瓷器叮当直响。特丝身材高大，臀部和临产孕妇的臀部一般肥大。她有着跟父亲一样的尖鼻子，一头羊毛般浓密的黑色鬈发里，已掺有些许白发。
“去看赫秀拉的事，你是怎么想的？”她问父亲，却让伯纳德吃了一惊。他原以为特丝会轻蔑地表示反对呢。正在为冰箱里的食品大受损失而生闷气的沃尔什先生，似乎也吃了一惊。
“你不会认为我应该去吧？”
“我倒是想去，”特丝说，“要是我能像伯纳德那样无牵无挂的话，我不在乎去趟夏威夷呀，何况还有人出路费呢。”
“这一趟可不是去游山玩水的，你知道，”伯纳德说，“赫秀拉姑妈快要去世了。”
“她就这么说说罢了。你怎么知道她不是自己吓唬自己？你跟她的医生谈过吗？”
“没直接谈过。不过赫秀拉说大夫讲了，就算做化疗，她也只有几个月好活了，更何况她还不愿做化疗。”
“为什么不做化疗？”沃尔什先生问。
“她说她宁死也不想失去头发。”
沃尔什先生脸上现出淡淡一丝没有温度的笑容：“这话倒像赫秀拉的脾气。”
“爹地，也许你应该去一趟，如果一路上你能应付得了的话。”特丝说着，将手搭在父亲的肩上，“不管怎么说，她唯一健在的至亲就是你了。她也许想让你去那边……料理些事情。”
见沃尔什先生露出思索的神情，伯纳德马上明白了他的小心思。如果赫秀拉去世，就会留下一些钱，也许是一大笔钱呢。她又没有丈夫、儿女，她哥哥杰克就是她唯一在世的至亲了。如果父亲得到遗产，这笔钱自然会留给他的儿辈孙辈。至于分配多寡，就得由父亲根据每个人的表现，比如孝心、社会地位、家中是否有残疾孩子需要照料诸多因素来决定了。如果伯纳德独自前往夏威夷，他那不胜感激的姑妈就有可能把所有的钱都留给他，留给家里这个不肖之子。
“好吧，也许我该走一趟，”沃尔什先生叹道，“不管怎么说，她也是我的妹妹，可怜呐。”
“太好了。”伯纳德说。虽然他们的决定有利己的动机在其中，而且结局于他不利，但伯纳德还是为姑妈感到高兴。
“我这就去确认机票，咱们下周四动身。”
“下周四！”特丝惊叫，“下周四爹地怎么可能准备好？他连护照都没有，还有签证怎么办？”
“护照由我进城排队替爹地领，”伯纳德说，“现在英国人去美国做短期访问也不用办签证了。”这是旅行社的那位小伙子告诉他的。
“那我最好列张清单。”沃尔什先生说完，拿过一张纸写上“列清单”，然后用胶带把纸条贴在橱柜边儿上。
“好了，这下你称心如意了吧。”特丝对伯纳德说，好像是他央求半天之后，总算做出了让步。“我可是把爹地托付给你了啊，但凡有事，唯你是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