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论选址先前如何漂亮，只要开工，就会被整得惨不忍睹，但愿建成后，这里已经是一座漂亮的花园。当然，也许这个过程不是一年，而是五年甚至以上的时间。
那日周末，有原《南方都市报》首席记者、现阿里巴巴的韩师，原《时代周报》首席记者、现著名浙股会创始人陶师到访，索性举行一小型奠基仪式。我们三人在竹林里开挖，行奠基礼。时阳光普照，林间树影斑驳，水声虫鸣交织，好一派田园风光。我等不讲究日子风水，只为欢笑一场。人生不过如水随性，何须拘泥。
挖掘机从溪对面下水，跨溪越堤上来，轰鸣着开进工地的一刹那，我心中只有一个念头：时间开始了。
这其实是《南方都市报》兼《新京报》前总编辑程益中在《新京报》创刊时的一句话，用在这里，也算是另一个志业的起点。
虽然房子已经开工，但家长的疑虑一直没有解决，一直在询问：“你究竟有没有想好把它做成什么样子？这可是我们的全部家当。”
我当然有自己的理想图景，可要说实现，实无把握，心中忐忑不已。现实历来如此，没有肉，理想丰满不了。
年少时，我没有理想，或者说，觉得自己肯定会游历天下名山大川，尤其是烟雨迷蒙的江南。那时，西北高原与江南的区别是：西北的柳树是冲天长的，粗砺、壮实；江南的柳枝是向下垂的，细如丝绦，燕子掠过，擦出轻吟的诗歌。城市，对我来说缺乏想象，也并不向往。也许在真的相信自己是“社会主义接班人”的那一刻，北京是个伟大的地方，但这也仅仅是一瞬间的事。
大学毕业后，大家都以大城市为就业志向，可我向往江南的那些小城市，最终去了闽南，险些去烟台，拒绝了北京和甘肃的一些单位。
后来，游历是实现了，在广东、海南都留下了足迹，在江南也晃了一下，然后不得已，到北京工作了一段时间，终究是不喜欢那里，便在杭州落脚，打算就此了却残生。
如今回头看，我对乡村的热爱是发自内心的。每遇问题，家长便说：“最积极的是你和老头子，我又不喜欢乡村。”
此言不虚。我要砍掉竹子施工，岳父心痛得不行，只能隔日一砍，直到最后砍光。屋旁茶园，我硬要保留，说是后来种的没有这种感觉。为了保这茶园，施工时要多别扭就有多别扭。在这方面，我跟岳父天然地心有灵犀。我知道他可惜竹子，要砍只能偷偷地或者强行进行。甚至地块的格局，原来是三个天然落差，我要求保留。别人盖房都是垫平、垫高，我倒好，专门保留这些原始地貌。设计师不得不按照我的意思，放弃他们的美好设想。一株苗、一棵树，都不能因为我的到来而改变它们的生活方式。甚至垫坑的材料，我也要求是好土，不能是建筑垃圾。
这真是坑人。可我觉得，我们总不能住在建筑垃圾铺垫的地基上嘛。
但这并不意味着乡村事事美好。我不过是不喜欢城里的雾霾，不过是自幼喜欢乡土气息。但在城里资讯生活便捷以及更容易找到共识话题的朋友这两点上，乡村永远无法企及。也就是说，一个现代人生活的基本网络都在城里，乡村有的是优质的空气和水，但缺乏人的活动氛围。
若说乡村最让人难过的，反而是底层的“互害”，乡风远没有我们想象的那样醇厚。偷盗、互相举报这种事，哪怕在城市，也没有那么普遍，在乡村反而可能不胜枚举。家长将此归结于移民社会，我想，可能有这方面的原因，但并不能全部归结于这个原因吧。美国也是一个移民国家。
一个小小的工地，就是一个小社会。岳父有他乡下的做事规矩，觉得你对人家好，人家自然好好干活儿。而我们觉得，我出钱雇人干活儿，自然是公事公办。于是常见的情景是，我在计时，岳父在递烟。
在后来的一系列施工过程中，这样的冲突无日无之。岳父看不惯我们这种公事公办的套路；我们觉得工人拿钱干活儿，我们何必去巴结他们？
有一日，包工头跟我讲：“我又不是做生意，我是帮你盖房子哦，你有没有搞错？”
这话听得我目瞪口呆。这工程承包怎么就不是生意，而是帮忙？
乡下最喜跟风。盖了谁家的房子盖得好，这个包工头马上就能揽到更多的活儿。如果这个业主是有身份、有影响力的，那就更理想。我们请的这包工头，也是盖了某某家的房子，我们觉得很好，才请来的。但若盖得有差池，也会马上传得到处都是。如果业主有点影响力，便传得更厉害。影响力就是把双刃剑。虽然我一直做着影响别人的工作，但一落到实处，才发觉它确实威力巨大。到了合同阶段，包工头就有一些要求修改的条款：知识产权保护。
对我来说，我不想看到第二幢与我家一模一样的房子，再说这设计图也是花了钱请朋友做的，不能不珍惜。但在乡下，哪家房子好看，马上会跟风涌现一批。
我要求包工头做好资料保护，不能外泄，否则得担负责任。但包工头一句话就噎住我了：“别人来看着做行不行？”我说：“这个管不了，但光看看，也做不了。”
“别人拿把尺子在这里量，你让不让量？”
我马上哑火。
一切都是令人喜欢的，一切都是照旧让人无法忍受的。乡村依旧是我们熟悉的那个乡村，没有现代规则，只有乡风民俗，说不上好不好，更多的只是不适应。
看着无限美好，实现起来千难万难。城市并不一定代表先进，乡村也并不一定代表落后，各自的逻辑平行发展，忽然在我们这代人身上剧烈相撞。
只能说，乡村留在原地等待我们太久，而我们已经出发太久走得太远，我们已不是那个乡村的我们。
难道不应该走出去吗？我们走得还不够远；难道乡村不该留在原地等待吗，否则的话我们现在回到哪里去？当然感谢乡村的等待，否则到处都是高楼厂房。
可是，改造乡村是何等巨大的工程，再说，改造之后，还是那个我们喜欢的乡村吗？难道让自己适应乡村规则？这也许是一条出路，那么，我们当初为什么要出走呢，难道只是为了谋生？
当年，乡村精英被城市吸走，农村反哺工业和城市，造成了巨大的城乡鸿沟；如今，恰恰是城里的精英们，又盯上了乡村资源。奢谈公平没有意义，就算城市反哺又能怎样，反正一代人已经过去了，有能力改变命运的也早就进城了，哪怕是农民工进城打工。
当年进城的农村精英参与创造了城市的辉煌，今日的城里人，又将为农村带来什么？是殖民式的外来文化植入、破坏，还是将心比心的乡村重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