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幻想小说是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不同日期写下的，代表了我迄今为止在一个特定方面的成绩。自那时以来发生了许多事：交通秩序混乱、地图疆界变更和精神领域疆界变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在酝酿，因此今天的幻想小说趋向于退却或隐蔽，或出于对原子弹的尊重而变得悲观。喜欢捕捉她的人可以在这里的开阔地里捕捉到她。她掠过意大利和英国的假日风景，或无缘无故地飞向未来的国度。她或者他。因为幻想小说虽然常常是女性，但有时也像男人，甚至起到常给众神做小事的赫耳墨斯[1]的作用——传令神、捣毁机器者、指引灵魂走向不太可怕的来世的向导。
本书的开篇《惊恐记》是我创作的第一个短篇小说，我还清楚地记得当时的相关情景。我从剑桥大学——就是我刚刚回到的这所大学——毕业后，去国外游历了一年。我想是在一九〇二年的五月吧，我在拉韦洛镇附近散步。我坐在一个山谷里，那里的地势比小镇高出几英里。突然间，故事的第一部分涌上我的心头，仿佛它一直在那里等我。我认为这是个完整的故事，回到旅馆后便立即把它写了出来。可是它似乎还没有完，几天以后我又增写，直到故事增加到三倍长度；正如现在印出来的这样。这两个过程中的第一个过程——操控主题（仿佛它是个蚁冢）——很少发生。第二年我在希腊又这样做了，《离开科罗诺斯的路》的整个故事就挂在奥林匹亚附近的一棵空心树上，等着我去摘取。第三次是在康沃尔郡的鲂鱼头陆岬，我又这样做了，或者说试着做了。在那里，一个故事又以同样的方式碰上了我，由于《惊恐记》和《离开科罗诺斯的路》都已出版并受到赞赏，我就抓住了那个故事，想把它写成一个名篇。那是关于一个落水男子被渔民搭救后不知如何报答的故事。你的生命值多少钱？值五英镑？值五千英镑？他最后什么都没给渔民，他生活在他们中间，备遭怨恨和鄙视。当这个主题朝我涌来时，我把手伸进钱包，掏出一枚一英镑的金币——当时还有那种金币——把它塞进一个皇家救生艇机构的募捐箱里，那募捐箱就竖立在鲂鱼头陆岬上，是为应对这类情况而设的。我完全出得起钱。我肯定会把那些钱再赚回来。风平浪静的大海、我的主人公将要抓住并踉跄爬上的那块浸没在水中的扁石、救援他的渔民跑出的那个村庄——我轻松地写出了这一切，剩下的事就是虚构出他的妻子——一个通情达理的女人。这篇叫做《岩石》的小说运气不佳，彻底失败了。没有一个编辑愿意读它。我的灵感虽然真诚，但毫无价值。此后我再也不操控主题了。
我的长篇小说《最漫长的旅行》确实取材于我遇到的某个特定地点的总体氛围，但因其方式是间接而复杂的，在这里不予考虑。特定地点的总体氛围直接给我灵感只有三次，在第三次时，它让我失去了一枚一英镑金币。我通常根据自己的论点和回忆来写作，或者根据钢笔的运动来写作，不同的方法并不一定产生不和谐的效果。如果读者把《惊恐记》的第一部分（在这部分中我要求自己琢磨后面会发生什么）与其后两部分做个比较，我想他不会注意到一个新的领域已经跳入情节之中。一个作家所具有的各种能力，包括宝贵的虚构能力，确实如此一致地谋划创作活动，时常共同创造出平滑的表面，一种能力在这个地方加上一个词，另一种能力在那个地方再加一个词。
对于其他几篇小说，我无须多加评论。《机器停转》是对威尔斯[2]早期小说中的世界做出的反应。《永恒的瞬间》讲的差不多是对上帝要诚实的故事，但它是对科尔蒂纳丹佩佐城[3]的反思。至于《意义》一篇，刚发表时我的布卢姆斯伯里团体[4]的朋友们很不喜欢。“究竟什么是意义？”他们冷淡地问，我也不知如何答复。
这些故事最早是分两册出版的。第一册的标题用的是《天国公共马车》的篇名，题献辞是“纪念《独立评论》杂志”。《独立评论》为月刊，由几位最早鼓励我写作的朋友组成的编辑部运作；另一位朋友罗杰·弗赖[5]设计了封面和扉页。第二册过了很多年后才出版。它的标题是《永恒的瞬间》，我的题献辞是“权且献给T. E. ”。T. E. 就是“阿拉伯的劳伦斯”[6]。
现在这些小说收在一个集子里出版了，并且飘洋过海去了它们从来没有预见过的世界，我还有必要重写题献词吗？也许有，也许有必要题献给一位神祇。赫耳墨斯这位灵魂引领者已经自我推荐了，我开始写这篇序言时他就来到了我的心里。无论如何，他能够站在船头，观察正在分崩离析的海洋。
E·M·福斯特
1947年于剑桥
（E．M. Forster：Collected Short Stories, 1947, Penguin Books 20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