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候，两个人之间的友谊是真挚的，倪光南全心全意为公司服务，柳传志全心全意支持倪光南。计算所曾经分配了一套房子给柳传志，柳传志却以计算所的名义奖励给了倪光南，还为此举行了一个颁奖仪式。这样的深情厚谊，岂是伪装所能做到的？
柳倪的合作无间，为联想赢得了广阔的发展空间。联想式汉卡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让弱小的联想第一次成为媒体的宠儿；研制联想自有品牌微机，为联想在1992年后的品牌崛起奠定了基础。1996年的时候，联想电脑一跃成为国内市场的霸主，倪光南居功至伟。这一切成就的取得，得益于柳传志的大公无私和鼎力支持，也少不了倪光南的技术天赋和行业洞察力，最为关键的，还是在于双方的合作无间。
倪、李交恶
审视柳传志和倪光南分手的过程，其实并非从两人私人关系恶化开始的。在此之前，倪光南就和李勤、张祖祥相继产生了矛盾。
凌志军先生在《联想风云》一书中剖析过倪、李交恶的原因。在他看来，早期的倪光南因出身和经历的原因，对政治和权力漠不关心，甚至于有点畏惧。这也是他加入联想时提出三个条件的原因。然而，随着其社会地位和在公司内部权威的上升，倪光南开始表现出对公司政治和权力的关注。
1993年是联想早期历史上唯一没有完成预期目标的一个年度，一直常驻香港的张祖祥就感觉联想内部出了问题。张祖祥以旁观的姿态察觉，倪光南对李勤不太满意。那时候，倪光南在联想的地位在李勤之上，是名副其实的二号人物。但在柳传志心目中，他与李勤、张祖祥的关系无疑更近一点。张祖祥不赞成科学家干预企业管理，柳传志和他想法一致。
让张祖祥感到意外的是，倪光南和李勤的矛盾还没有爆发，自己的权力就受到了影响。1994年年初，香港联想谋求上市，北京联想确定的董事为柳传志、李勤和张祖祥。但倪光南提出，他也要做董事。这显然是大家没有预料到的，此前一直不愿做官的倪光南，怎么会对董事感兴趣呢？麻烦的是，名单已经经过讨论，如果更改，势必要改变董事会的结构。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张祖祥委曲求全，将董事名额让给了倪光南。张祖祥虽然顾全大局，但对倪光南的看法急转直下。
随后，倪光南和李勤的矛盾逐渐突显。倪光南当面向柳传志指责李勤的不足，还认为李勤应该为1993年公司没有完成目标负责。因为1993年的大部分时间，柳传志都坐镇香港，李勤是北京联想事实上的负责人。对此，柳传志选择了沉默。倪光南又向曾茂朝反映情况，希望免去李勤常务副总裁的职务。但曾茂朝同样不为所动，而且义正词严：董事会负责选举总裁，总裁负责推荐副总裁。要罢免李勤，只能由柳传志来决定。
无论当时的事实如何，倪光南和联想四巨头中的两位都产生了隔阂，而且越级向曾茂朝反映情况，无疑也是在挑战柳传志的权威。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倪光南的出局几乎是必然的。
柳、倪冲突
柳传志当然明白公司高层团结的重要性，他继续保持对倪光南的尊重，但在李勤的问题上，他坚持认为公司业绩的责任不能由李勤一人承担。倪光南的做法不仅不利于公司发展，而且可能影响高层管理团队的团结，造成公司的动荡。从这时候起，柳、倪之间出现了裂隙。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倪光南在公司地位的下降，这道裂隙越来越大。
随后，一件小事终于将矛盾引到了柳、倪二人身上。倪光南的汽车司机接连发生四起交通事故，车队队长反映，倪光南的夫人曾为此抱怨。在柳传志的亲自过问下，车队为倪光南更换了司机。倪光南对此十分气愤，认定车队队长造谣，当即给总裁室写了封信，呈报董事长，同时又给在外地的柳传志发了传真。
由于前段时间一系列事件的影响，倪光南言语中的不满显而易见，措辞也十分激烈。倪光南的信虽然没有直指柳传志，但柳传志认为他是针对自己的，因此当即写了回信。信中，柳传志非常坦诚地将两人的关系当做了讨论的重点，并表示自己愿意退出公司的核心组。
这件事虽然没有愈演愈烈，但双方的裂痕愈发明显，柳传志对倪光南的态度也有了很大改变。随后，在“中国芯”事件上的冲突，终于让两人的矛盾尖锐起来。
所谓“中国芯”，其实是对中国研制的芯片的简称。鉴于芯片在IT产业的核心作用，而“中国芯”和“中国心”又是谐音，这一提法被媒体广为引用。提到芯片，普通消费者可能不太熟悉，但如果提到中央处理器（CPU），提到CPU的制造商英特尔和AMD，相信很多人就明白了。前文提过，PC产业有个“微笑曲线”，价值链各个环节按照附加值高低处于“微笑曲线”的不同位置，芯片作为硬件中附加价值最高的产品，与软件中附加价值最高的操作系统，分别位于“微笑曲线”的两个最高端。当年，随着汉卡日渐式微，倪光南很想在芯片设计上取得突破，迎来事业的新高峰。
起初，柳传志没有提出反对。倪光南和香港联想的吕谭平等人一道，打算与复旦大学、长江计算机公司合资在上海成立“联海微电子设计中心”。倪光南踌躇满志，在美国、香港地区等地延揽芯片研究人员，试图大干一场。然而，就在最后关头，柳传志提出了反对意见。
柳传志的反对很有分寸，而且充满了政治艺术。他在正式的书面意见中表示，在上海建立设计中心是由香港联想负责的，所以请吕谭平再认真考虑。他没有将矛头对准倪光南，但明眼人都能看出，这个计划的首要人物还是倪光南。吕谭平作为一个商人，赚钱是第一目的，至于技术上的突破，他不会太关心。
那时候，上海设计中心的准备工作已经基本完成，复旦大学校长杨福家亲自出面捧场，上海市政府将倪光南敬为上宾，开局堪称完美。在这种情况下，柳传志的反对让全力以赴的倪光南备受打击，甚至无法接受。他在后来的谈话中不止一次说过：这是柳传志第一次对我说“不”。这个“第一次”指的是在技术研发和产品开发上的决策。如果说在人事关系、司机事件等问题上，倪光南还能忍受的话，那么在他最为权威的技术研发和产品开发上提出反对意见，他无论如何是无法接受的。
从这时候起，柳、倪冲突全面爆发。在公开场合，柳传志能说出：倪光南在胡搅蛮缠；而倪光南更是直接：我坚决和你干到底。随后，倪光南开始向中科院、甚至中央部门举报柳传志，问题从个人作风开始，后来逐渐蔓延到经济问题。这时候，倪光南的院士身份发挥了重要作用，他的举报也引起了国务院的关注。1997年7月，在朱镕基和罗干的批示下，调查组第三次进驻联想，希望彻底搞清楚问题的来龙去脉。
虽然调查的结果表明柳传志没有问题，但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柳传志的个人问题已经不再重要，柳、倪的分裂才是真正让人心痛的。失去了倪光南的联想，发展势头依然迅猛，但在更看重技术的IT产业，总让人觉得缺了点什么。
问鼎霸主
马在中国经常用来比喻人才。海尔文化强调“赛马不相马”的用人机制，注重实际能力和工作实效；联想文化强调“赛马中识别好马”，与海尔的“赛马不相马”异曲同工。无论是郭为还是杨元庆，之所以能作为“千里马”在联想脱颖而出，都得益于个人良好的业绩和极强的工作能力。1994年是联想的丰收年，郭为让奄奄一息的惠州生产基地重新焕发生机，杨元庆则在新成立的微机事业部运筹帷幄，发起了对国外微机厂商的大反攻。
价格战启蒙
国际PC巨头进入中国市场的筹码，第一是品牌，第二是价格，其中，价格的作用更为明显。联想推出386微机的时候，曾以直降5000元的价格挑战国际巨头，依然没能取得优势。事实上，价格是以技术为基础的，拥有更先进技术的国际巨头，在PC价格上拥有无可比拟的优势。
多年后回想起来，价格战并不是中国厂商的发明，源头还在国外厂商身上。只不过善于学习的中国厂商，很快就从中获得启蒙，并迅速超越竞争对手，成为价格战的行家里手。
现实显然刺激了联想，也让接手微机事业部的杨元庆颇伤脑筋。此前，联想已经在家用电脑上做过尝试，联想1+1就是代表作品之一。但很显然，大家还没有充分意识到中国的消费现状，除了那些大中企业，中国有实力购买两三万元电脑的家庭太少了。指望靠一个家用电脑的概念，就让消费者将数年的工资收入掏出来，毫无疑问是不现实的。杨元庆意识到了问题的根源，他表示，要为中国三亿个家庭提供电脑，就一定要让电脑的价格和他们的购买力相适应。
基于这样的定位，杨元庆将联想的新一代电脑命名为“Economic”，也就是经济型电脑。杨元庆希望联想的经济型电脑在价格上向兼容机看齐，说白了就是和组装机差不多的价格。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刚从清华毕业不到一年的刘军，将自己在实验室关了40天。在后来的回忆中，刘军言语中不无得意：E系列电脑的战略定位可圈可点，之前电脑都是针对商业客户的，这是第一次想到将电脑面向千家万户，而且我们真的将成本下降了一半。
原本均价3万元的电脑，联想E系列将价格降到了1.6万元。市场反响不错，但还没有彻底打开局面。杨元庆指示刘军继续努力，要不放过任何一处可以压缩成本的环节，甚至连包装箱里的泡沫，都要考虑其成本。
1994年5月10日，经过几个月的努力，联想E系列终于正式上市了。短短数月内，E系列的价格又出现了大幅度的变动，中国PC市场上第一款报价不到1万元的电脑出现在经销商的产品目录上。
市场反应热烈得令人兴奋，仅仅一个月，联想电脑就卖了5000多台。两年多来，联想第一次提前完成了销售指标。
郭为的点睛之笔
杨元庆在微机市场崭露头角时，郭为也没有闲着，他被柳传志安排到惠州生产基地。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曾经兴起过两波热潮，一波是股票热，一波是房地产热。当年，有钱没钱的企业和个人，无不想在房地产市场上分一杯羹。手中资金颇为充足的联想，也经不住“一夜暴富”的诱惑，以每平方米120元的价格，在惠州远郊购买了50万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
当然，联想的初衷不仅仅是为了炒房地产，而且打算建立自己的生产基地，同时将PC产业链的企业吸引过来，在这里安营扎寨。郭为抱着雄心壮志而来，没想到刚下车就发现现实并不是那么美好。
1993年3月，有“铁腕总理”之称，被外媒誉为“唯一懂得经济的中国总理”的朱镕基连任副总理，主要分管经济工作。在他的严格治理下，房地产热迅速降温。等郭为来到惠州的时候，面临的形势是：50万平方米的土地有4/5荒芜着，地价也下跌了7成，联想自己的生产厂房建设陷入停顿，质量问题严重。一时茫无头绪的郭为赶紧给柳传志打电话，但这时候的柳传志正在忙着帮助杨元庆打理微机事务，实在无法分神。失望的郭为见求助无门，只得耐下心来自己寻求对策。
郭为不愧是公关经理出身，他再次将当初为汉卡争取科技进步一等奖的拼劲拿了出来。他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请来研究人员，为联想的惠州生产基地撰写可行性报告。当地政府闻讯，迅速出面与郭为接洽，将其待为上宾。随后，郭为又请来媒体，信誓旦旦地表示，联想在惠州建成了亚洲最大的板卡生产基地。那个年代，大的新闻本就不多，“亚洲最大”的光环又很炫目。这样一来，不仅当地政府给予关照，媒体也予以大肆报道。
原本已经破落的生产基地，摇身一变成为亚洲最大的板卡基地。郭为的神来之笔，让他不至于被杨元庆的风头完全盖住，在接班人的位置上依然占着一席之地。
狂飙突进
决战即将来临，联想多年的政府公关也开始推波助澜。中国刚刚取消微机进口调节税的时候，曾经公布过一批受政策保护的国产微机品牌。那时候，联想不在此列。但自从将民族品牌作为自己的口号后，联想进入了政府视野。
1995年年初，在电子工业部公布的政府重点支持的公司名录中，联想赫然在列。其他五家分别是熊猫、上广电、长虹、彩虹和华录。这一名单甫一曝光，就引起了轰动。要知道，此前这种好事只有长城、长江、浪潮这类公司才有资格。此后，联想的机会不断，联想微机进入了政府采购名单；北京市单独划拨了一块土地，让联想建职工宿舍；副市长胡昭广还答应柳传志，亲自出面和成人教育局局长商谈，希望促成联想家庭电脑的普及。
当然，政府的关照只是给联想创造了更为有利的环境，要想打败实力雄厚的国际巨头，联想还得靠自己的努力。1995年4月1日，联想公开宣布，联想第10万台电脑下线。事实上，早在8天前，长城公司就宣布自己的第20万台电脑诞生。但在宣传意识和公关策略上，长城显然不及联想。
为了与消费者进行互动，联想在各种主流媒体和专业媒体上打出广告：用户是联想的上帝，联想向上帝请教，第10万台联想电脑去往何处？
那个年代，公共事件太少，带有娱乐成分的公共事件更少。联想的广告激起了消费者的兴趣，半个月内，联想收到了来自全国各地的21648封信和上千个电话。这时候，民族品牌的力量再次凸显，保护联想的呼声此起彼伏。
最终，这台电脑被送给了数学家陈景润。
活动非常成功，但联想并没打算就此止步。5月12日，“联想电脑快车1995中国行”活动从北京市政府门口拉开帷幕。
柳传志和公司宣传部门在争取政府和舆论的支持，杨元庆在市场上的步伐也没有停顿。1996年年初，杨元庆指示正在编制规划的工作人员，要将3年内成为中国市场第一的目标列入规划。那时候，联想的市场份额还不到惠普的1/3，3年内超过IBM和惠普几乎是痴人说梦。但杨元庆坚持己见，毫不让步。
机会很快来了。迫于竞争的压力，英特尔奔腾处理器的价格以惊人的速度下降。敏感的杨元庆注意到，由于处理器价格的快速下降，原本1.5万元的电脑，即便降到万元以下，也依然能够赢利。杨元庆当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他随即向代理商宣布，联想的新产品将保持原有性能，但价格下降到万元以下。与此同时，杨元庆指示生产部门将日产量从300台提升到1000台。
联想的这一举措让代理商沸腾了，身处销售一线的他们当然明白，这样的价格变动将意味着什么。媒体这时候也相当配合，又一波民族情绪被煽动起来，经济日报社的总编辑艾丰，在安徽主持“中国名牌大会”，为了支持民族工业，公开拒绝国外品牌参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