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滦”这个特大型企业的名称，原由开平煤矿和滦州煤矿两个矿的开头第一字组成。这两个矿今天都被称为开滦的前身，但这两个矿曾经是势不两立、进行过你死我活斗争的两个企业。这是因为李鸿章和唐廷枢1878年创办的开平煤矿经营了22年后被英国人骗占，滦州煤矿就是为了抵制开平煤矿、收复开平矿权而建立的。经过几年的斗争，最后由于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和垮台，滦州煤矿失去了本就不坚强的后盾，以及受到历史、政治、经济、国际形势的诸多影响，使它不得不与开平煤矿联合，实际上是被开平煤矿吞并，于是有了开滦。
重提滦州煤矿最初创建和凿井的那些事儿，可以让我们更系统地了解那段历史，从中获取一些启示。
周学熙提议开新矿袁世凯鼎力做主持
李鸿章和唐廷枢创办的开平煤矿（即开平矿务局）被英国人骗占以后，让国人痛心不已。特别是一些在该矿工作的中国高级员司，他们义愤填膺，有不少人甚至辞去了在开平煤矿的职务，拒绝为英国资本家效力。这些辞职的人中，不乏身居要职而待遇优厚的人，例如开平矿务局总办周学熙等。第一次“收开”失败时，这些人就意识到要制约开平煤矿（该矿被英国人骗占以后改为“开平矿务有限公司”）的英国资本家，就必须建立一座新的煤矿，与开平煤矿抗衡，以期达到收回该矿的目的。他们积极策划开矿事宜，并取得了朝廷的支持。这件事在中国矿业历史上被称为“以滦抵开”，亦称“以滦收开”，简称“收开”。
最先给官府提出创建新煤矿建议的是周学熙。周学熙其人大有来头，他的父亲周馥是李鸿章手下得力的干将，跟后来当上直隶总督、军机大臣的袁世凯曾是同僚。周馥当过直隶按察使、山东巡抚、两广总督。向朝廷奏请修建唐胥铁路以及修建天津至山海关的铁路，都有周馥之功。此外，周馥与后来当上开滦督办的张翼是儿女亲家，与袁世凯也是儿女亲家（周学熙的一个妹妹嫁给了袁世凯八儿子袁克珍）。周学熙之所以能到开平矿务局任职并升任总办，与他父亲扶持开平煤矿以及他跟李鸿章的世交，还有他跟张翼是亲戚有很大关系。当初作为开平矿务局总办，周学熙在张翼移交开平煤矿的所谓“保护矿产手据”上签字后，他也被迫跟着签字，眼见开平矿权落入洋人之手，他的心里很痛苦，后来辞职不干了。辞职之后，先是到袁世凯当巡抚的山东主持山东大学堂，袁升任直隶总督后周学熙又随他回到天津，先后任“北洋银元局”总办、“直隶工艺总局”总办、“天津官银号”督办、直隶臬司、长芦盐运使等职。在提出开矿建议之前，周学熙已经派懂煤矿地质的矿师到开平煤田“往勘数次”，同时根据自己在开平矿务局任职的经历，知道无水庄、白道子、马家沟、半壁店等南北约二三十里地的范围内，煤的“苗线相连，随在皆是。若就该处一带择地开采，确有把握”。他请求袁世凯“允准”他们工艺总局“主持筹办”采矿事宜。还建议一面派员到滦州添买土地（在这之前工艺总局已经购买了今赵各庄石佛寺的一块土地），一面找在开平矿务局工作过的华人矿师“妥拟”开矿办法。周学熙初步估算说，这个煤矿“成本银两约需百万”（这个估算数字后来证明比实际开销低了数倍）。他还乐观地说，让英人控制的开平矿务局里的华人股东把股份退出来，参与滦州煤矿的筹建，爱国的股东们“人必乐从”[1]，他们一定会踊跃地建设中国人自己的煤矿。周学熙最初觉得筹办滦州煤矿的一百来万块钱，似乎并非十分困难，当然这种说法也不排除周学熙故作轻松而增加袁世凯的信心。但后来的事实证明，钱其实是大问题，筹资并没有那样简单。
周学熙提出开新矿与开平矿抗衡以期最终收回开平矿的建议，对于袁世凯来说是求之不得的事。袁世凯对收回开平矿权这件事，早期是强硬派，他三参张翼，更是第一次“收开”的主角。此时他十分支持周学熙。袁世凯知道，煤炭不仅是国家经济亟需的资源和“制造之本”，它还是一个可以挣钱用来扩充军备的行业，袁世凯的军队需要钱，所以他对经营煤矿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而当时的清政府也越来越重视煤炭工业，要不然也不会“勒限”丢失开平矿权的责任人张翼收回开平矿，并指派张翼赴英国打官司。另一方面，各帝国主义势力的侵入，早已激起中国人此起彼伏的反帝斗争，收回开平矿的呼声在民间十分强烈，这也给袁世凯增添了信心。中英双方颇有争议的开平煤田在袁世凯的管辖地，袁代表清政府，不遗余力地利用手中权力促成新矿的开办。国家特别是华北所需煤炭，很大一部分都由英国人把持的开平煤矿来供应，这个被动局面必须扭转，把煤田至少夺回一部分来才是硬道理，袁世凯顺应了时代的要求。
矿政调查局、天津官银号以及周学熙等人先后向清政府写的申请开新矿的报告中，大多有这样的内容：当时中国北方“商旅日增，用煤益巨，来源稀少，购觅为难，洵非多开煤矿，不足以资民用”。特别是官方的用煤量很大，其中北洋水师和兵器等制造业更是离不开煤炭，所有一切“尤以煤为命脉，非开平、林西两矿井所能敷给”。公正的说，这些话都是为开新矿与英国人对着干列举的理由，也是对付外国列强的公开说法，这其中难免对事实有所夸大，但那时候煤炭的需求量确实是越来越大，社会的发展、工业的发达必然导致煤业扩张。煤炭日趋缺乏这个问题，开平煤矿的英国资本家也看到了，他们正在努力增加产量，同时认为如果招足了工人，就可以将当时的日产3000吨提高到5000—6000吨，而且已经向伦敦董事部提出了向外扩张开挖新井的设想，甚至曾经在半壁店、马家沟等地打钻探煤，在“横河庄出重价购地”。形势是严峻的，如果让英国人抢先一步开挖了新井，国家的矿山利权就要进一步丧失。此时，清政府的矿政调查局给袁世凯写报告，建议“由关内外铁路局迅派矿师，于铁路附近滦州、丰润等处逐加查勘，择其煤脉最佳之矿，即速筹款开办，用济煤荒[2]”。袁世凯命令“迅即查勘开办具报”。于是，铁路局出面派一个叫摩拉的矿师“赶紧前往查勘”。摩拉去后，将开平一带的煤苗情形、开挖煤井“所需款项及预算出煤获利各数目”，都写成报告，并绘制图纸，奉指示统一交给了周学熙。周学熙等人“复查无异”后，将这些资料复制，送交给袁世凯。
袁世凯在周学熙的禀单上批示：“据详并图折均悉……此次查勘之矿，应作为北洋滦州煤矿，即由天津官银号（这个银号相当于直隶省的总银行，其督办也是周学熙兼任）招集商股，妥订章程，觅选熟谙矿务工程员司，迅即筹办。”从这个时候起，天津官银号正式成为操持滦州煤矿的牵头单位，而该银号的领导人即最先提议开新矿的周学熙理所当然地成为滦州煤矿创办人。
到1906年12月17日（清光绪三十二年十一月初二日），袁世凯正式“札饬”[3]已升职为直隶臬司、长芦盐运使的周学熙筹办北洋滦州煤矿；
1907年5月9日（清光绪三十三年三月二十七日），周学熙等按照袁世凯意图，将拟订的滦州煤矿创始办法和招股章程呈报袁世凯；
同年6月21日（农历五月十三日），袁世凯批准创办滦州煤矿办法和招股章程，并准予先行立案；
1908年5月8日（清光绪三十四年四月初九日），接替袁世凯继任直隶总督的杨士骧，遵照已经升职为军机大臣的袁世凯的意旨，札饬在天津玉皇阁成立“北洋滦州官矿有限公司”，并任命周学熙为公司总理，直隶补用道孙多森为协理，另外还派了一个姓孙的驻矿监督。7天之后的5月15日，公司经理处在玉皇阁正式开门办公，“一切悉遵商律有限公司办理。除由北洋大臣奏明（皇上）外，并在农工商部注册立案。”（北洋滦州官矿有限公司跟开平矿务局联合时改为“滦州矿务有限公司”，1935年更名为“滦州矿务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一直是滦州煤矿、滦州公司、滦矿公司、滦矿）。
为了滦州煤矿的建立，官方两次拨款入官股共计130万两，占全矿股本约一半，卡尔生著的《开平煤矿》一书中说官方的这些股票后来有的减价出售，赔了很多。尽管清政府腐败无能、国库空虚，但对于滦州煤矿资金方面的支持，虽然不是强有力的，但客观上不得不说它也算是努力了。
隶属直隶位于邯郸的磁州矿务局，因多种原因“亏累停工”后被查封，袁世凯指示有关人员，将倒闭的磁州矿务局的抽水机等采矿设备全部家当，都移交给滦州煤矿。滦州煤矿委派矿师、细棉土厂的经理李希明前去“逐细查验点收”，然后将这些设备“提交天津银号，运往滦州一带试开煤矿应用。”仅磁州矿务局的吸水机等小机器就价值行平银二万三千余两，这笔财富对创办初期的滦州煤矿也是一个不小的帮助[4]。
滦州煤矿开办之初，“亟应请领开矿执照”，但是该矿面积太大，“应缴照费为数过钜”，于是他们提出滦矿既然是官矿，又有官股，“自与寻常商办之矿不同”，这大笔执照费可否“准予减免，以示维持”。杨士骧批示说，你们这个矿定的矿界是在缴执照费新章程之前划定的，“自可毋庸按照新章缴纳照费”。于是，执照费免交了[5]。
清政府对滦州煤矿最大的支持是给重要的部门和企业下发文件，要求他们必须购买滦州煤矿的煤炭。宣统元年（1909），陈夔龙继暴病逝于任上的杨士骧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这个陈夔龙为官态度守旧，坚守“祖宗成法”，后人对他颇有微词，但他对中国人收回开平煤矿却是不遗余力，对中国人经营的滦州煤矿是百般呵护。滦州煤矿提出希望官家用煤要用滦矿煤的要求，并答应在价格上对这些官家“格外减让，按八五折价”。该矿列举出的希望供煤的官家是：北洋机器局、铁工厂、长芦运司、招商轮船局、京奉铁路局。陈夔龙批示说：“据禀天津局厂林立，需用煤炭甚多，请饬各该处向该公司商订合同，常年购用官煤。[6]”在这里陈夔龙批示的跟滦州煤矿订购煤合同的单位，不仅仅是滦州煤矿提出的那几家了，而是根据“天津局厂林立”的情况，命令“各该处”都到滦矿公司买煤，而且要订购常年合同，说这样可以“以符官矿名义，而免利源外溢”。陈夔龙这一有力的“土政策”，对于同开平煤矿激烈竞争市场的滦州煤矿无疑是雪中送炭。
在缴税问题上，清政府也优惠了滦州煤矿。该矿的实验性矿井陈家岭矿，在一开始就申请“照庚子以前土销免税之例，将此项税、厘暂行从缓”，官方也认为该矿“创办匪易”，“获利綦难”，应该“减收税厘”。但是，矿政调查局怕开平矿攀比闹事，又怕农工商部责问，所以提出税、厘两项跟开平煤矿一律对待，即无论运到外地卖或者是在本地销售，每吨都征收出井税银一钱、厘捐钱八十四文，直隶总督批准了这个建议。这个缴税标准只相当于当时新章程规定的十分之四，优惠了十分之六，这还是早在1881年唐廷枢向清政府争取的特殊优惠政策。尽管滦州煤矿没有比开平煤矿少缴税，却也算是享受到了优惠。
大战略“腰斩”开平局土煤井巧妙当“先导”
当年的唐廷枢创办开平矿务局开凿唐山矿后，又在开平煤田的另一端开凿林西矿，就是说这个矿务局占据了整个煤田的两端，“截其首尾，蓄谋本极深远”，有囊括整个煤田之意。唐廷枢生前做梦也不会想到，开平矿务局被英人骗占后他的这个“蓄谋”对英国人有利，反而成了中国人的一大麻烦。此时要筹建的滦州煤矿则是在英人所掌握的两矿之间建矿，“在白道子、马家沟等处择要购地，为先声之夺”，它正处于开平煤田的“中央窝”。
本来清政府农工商部规定每个矿区的面积不得超过30方里，但滦州煤矿划定了330方里，居然是朝廷规定的11倍！它东自北范各庄，向西包括无水庄、白道子、石佛寺、扬子岭、陈家岭、马家沟，直至半壁店；北面以山脉为界；南面至开平、洼里、古冶车站，以八里庄、杨家套、于家庄为界。东西约长40里，南北约长18里。划定的这块地儿，下面是不是全都有煤，以那时候的科学技术和钻探条件未必探得十分准确，但不管有没有煤都不能让洋人占去，那边界直划得距离英人的唐山矿井只有10里地，距离英人的林西矿井只有6里地。自己划出的矿区面积，比自己法定的限制面积竟然超出这么多，你清政府怎么自圆其说？农工商部是这样批示的：“此矿系为北洋官家用煤而设，与他矿情形不同，所请将矿界方里量为宽展之处，自可照准，他矿不得援以为例！”其实这句话最早出现是在天津官银号周学熙等人给总督袁世凯的文件中，袁世凯把有这句话的一部分原文上报农工商部，农工商部又基本未动这样批下来了，这等于从省级到部级都同意了周学熙的主张。当然这句话多半是针对开平煤矿的，就是说我们滦州煤矿是给皇帝和政府干活的，情况特殊，你开平煤矿以及其他人没资格跟着学！
开发滦州煤矿“本以开辟地利，保守主权为宗旨”，该矿创办伊始，就对开平煤矿咄咄逼之。他们制定的开矿计划着实宏伟，初期拟定在划出的矿区依次开三个矿：第一矿在马家沟，第二矿在石佛寺，第三矿在洼里。若三个矿之间将来再有新开矿井，那么它距离哪个矿近就称为哪个矿的附矿。这些矿如果次第开凿，就彻底隔断了英国资本家的唐山和林西两矿，等于对开平矿务局是“腰斩”和包抄。
第一矿马家沟矿的开采计划在开始落实时其做法有些奇特，周学熙没有直接在马家沟挖井，而是找人先在马家沟附近的陈家岭开了一个土煤井。这在当时风行先进的西法采煤的局势下，似乎有些难以理解，但实际上这样做有两个重要的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当时英国资本家听说中国人要在开平煤田开煤矿，就百般阻挠，他们散布滦矿煤脉不旺挖不出煤来的谣言，严重动摇了中国人集资入股的信心。在这种情况下，“为招徕股款，坚明信用起见”，有必要先挖出点煤来，让大家看看，“以树风声”，用事实来搞点正面宣传，便于招股集资。第二个原因，是马家沟正矿开办时自己还没有电力，必然一开工就得需要很多煤炭，但开平矿洋人决不会顺顺当当把煤卖给自己的竞争对手。作为一个即将开办的滦州大矿，“仰给外人，必为挟制”，不能抱着金饭碗向开平矿洋人要饭吃。在大机器还没有运到这里的时候，只能先建这样一个不用大型机器的土法采煤井。建这样的土煤井可迅速出煤，“径取速效”，“以供大井（指即将建设的马家沟矿）做工之用”。除去这两个原因之外，周学熙也想利用这个煤井“先行试采”、“藉探煤苗”，来个尝试，看看煤的赋存和煤质等情况。
周学熙找的挖土煤井的这个人叫贾成玺（有的档案文件中也写作“贾承玺”），此人是最初跟着唐廷枢创办开平煤矿的重要人物，被唐廷枢“延（“聘请”的意思）为矿局董事”，对“中国第一佳矿”的贡献不小。他在开平煤矿一直干了20多年，在开平这块土上有一定地位，“声望素孚”。当年唐廷枢征地建井时，哪里出现了什么纠纷，例如有拒不卖地的“钉子户”，只要贾成玺一到，即可“从中排解，风潮悉平（全都摆平）”。20多年的历练，还使得贾成玺“于矿务糜不谙悉”，对井上下的各个生产经营环节了如指掌。开平矿权落入英人魔掌之后，贾成玺跟周学熙一样“辞出开平”，撂挑子不干了。用他自己的话说，是“睹该矿之为外人谋占，忿恨已久”。辞职以后，他就有找地方开矿的打算。袁世凯札饬周学熙筹办滦州煤矿后，周学熙很快就召贾成玺到天津当面“筹划创办滦矿事宜”。因为滦矿还没有开始集资招股，周学熙就要求贾成玺自己集资，先操持起来。当时计划开这个土煤井需集资10万元，由贾成玺“承招”5万元，另5万元由未来的滦州煤矿补足。
这事儿对贾成玺来说是正中下怀，他一诺千金，立即行动。回到唐山以后，他同滦州官员刘凤镳[7]和细棉土厂（该厂已于上年8月从英人手中收回，属周学熙麾下企业）的经理李希明一起，在光绪三十三年五月之前半年多的时间里，“无日不驰驱于山林田野间”，勘察地形，物色矿地。他们研究后认为“陈家岭一带四面皆山，占地既高，积水必少，若用土法开采，则其兴工也较易，其需本也自轻。”贾成玺、刘凤镳、李希明将半年多勘察的结果报告给周学熙，周学熙经过再三斟酌，遂上报总督袁世凯，批准在此地“试采”，名为陈家岭矿。
光绪三十三年九月初八日（1907.10.14），陈家岭上热闹起来，一个大土煤井开工了。次年4月，陈家岭矿正式出煤，其采煤方法“全用土法……其煤与开平矿局之煤相仿。”“每日约出百余吨，四路以马车购运，日中络绎不绝，畅销日见兴旺。除选其佳者留待自用外，其余碎煤尚日售数十吨。”而这个时候，滦州煤矿“公司尚未成立，股款亦未开招”。
贾成玺最初在陈家岭凿井时实在是很不容易的，他到处动员人们入股，但十分困难，筹资费尽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完成。愿意跟他干的得力人员也不多，“惟刘勋、陈金坡二人情愿协力包开土矿”。刘勋、陈金坡当时都“就事于开平”，是开平煤矿基层特别能干的人，贾成玺对他们进行了说服工作，“设法招来之”。到陈家岭矿后，刘勋负责井下的工程，陈金坡负责井上的工程[8]。能承担重任的人有了，但筹集到的入股资金五万元对于开矿来说实在是捉襟见肘。光绪三十四年（1908）四月初七日，周学熙总经理到陈家岭矿视察，看到70余岁的贾成玺以年迈之身奔忙劳碌，心下不忍，于是将贾成玺在天津造币厂工作的小儿子贾作桢调回陈家岭矿，“代理局事”，从此，年富力强的贾作桢成了陈家岭矿的主事人之一（此人能力超群，后来在赵各庄建井时也曾大显身手）。周学熙到陈家岭视察以后，践行最初的承诺，给该矿“添拨五万元”股金，算上贾成玺自筹的资金，该矿的价值已达七万余两白银。回天津后将陈家岭矿“禀明北洋大臣批准立案”，将其纳入了官矿系列，称其为“马家沟矿第一附矿”。
由于陈家岭矿先于滦州煤矿开办，官方在开始时也没有给该矿投入资金，它最初并不在官矿系列，所以滦矿公司准许贾成玺自主经营，对他用人办事“不为遥制之谋”，只控制其售煤权，要求他把煤产量按旬上报即可。他出的煤归滦州煤矿，“每吨按照开平局现价七折合算”。滦州煤矿在与陈家岭矿原订简章十四条的基础上续订章程六条，在利益分配上对陈家岭矿“予以特别利益”，给了贾成玺很高的利润提成和“创办人酬劳”，而且规定以后其他的矿不得拿该矿作比对，甚至还通过清政府给了贾成玺一个“知府”衔的官帽子，其待遇可谓高矣[9]。
陈家岭矿（后称为陈家岭矿局）有了钱之后，红红火火的鼎盛日子来临，先后开挖了桃园副井及南井、西井等七口井[10]。后经过滦州煤矿公司批准，“局内各事为久远计，不复按照土法办理。并将前挖各井逐渐更改，由草井而改为木圈（即将由草袋草席等固定的井壁改为用木料固定，使之更结实了一些）……向之人力绞取者，今皆改为提重机也”。陈家岭矿为开办中的马家沟正矿提供了充足的用煤，立下了汗马功劳。
在贾成玺之前也有已经开矿的人（如取得官方探矿执照开了多个土煤井的郭连山），同时也有试图开新矿并购买了土地的人（如杜广秀等），但他们都因为没有获得周学熙的首肯，没有得到清政府的支持，全部被取缔，其开矿和私买矿地的人有的被逮捕坐牢、罚款具结（写保证书），有的远走他乡躲避风声。财丢了，人跑了，矿、地都没了。陈家岭矿则直至1911年3月因英人价格竞争等因素，导致销路不畅而基本关闭（它属下的桃园副井于同年11月9日最后关闭），完成了该矿为滦州煤矿“前期铺路”作“先导”的历史使命。此是后话。
1908年7月19日，马家沟矿开办。因为它是第一矿的主矿，所以又称为马家沟正矿、总矿。1909年农历正月，周学熙总经理发出“谕令”，“为实力抵制开平局起见”，要求沿铁路两旁“多开井口”。随后不久，隶属于马家沟矿的印子沟、狼尾沟副井相继开挖。按以前划定的三个主矿和未定数目的附矿开采计划看，“多开井口”即是遍地开花，这等于是周学熙向开平洋人发起了“总攻击令”。
记教训矿务大改革保矿权不惜破常规
周学熙及其手下的人大多都在开平煤矿干过，而且在那里担任过重要职务，当然他们很熟悉煤矿事务。开办新矿，他们是否会原封不动照搬开平的一套经营办法呢？答案是否定的。虽然开平煤矿的经营运作和各种规章制度都是当时中国最先进的企业管理办法，滦州煤矿的经营不可能没有开平煤矿的影子，但是滦州煤矿对一些非经济管理办法做了改革甚至是根本的修正。特别是针对可能导致矿权丢失的政策性漏洞，进行了坚决的堵塞，有些今天看来也许是矫枉过正的做法，却体现着那时候的中国民族实业家对失去开平矿权的刻骨铭心的悲愤情绪，是可以理解的。
新矿创建之初，这些人首先想到的是怎样防止新开矿再次被洋人掠夺，周学熙在一份报告中写道：“……以此矿萌芽方茁，摧折堪虞，若不事先预防，万一颠踬中途，购地虽多，转恐蹈秦王岛等处地皮之覆辙”。根据清廷农工商部关于“矿商不能有地面业主应有一切之权利”的规定，周学熙等人有了创办矿地公司的想法。如果成立矿地公司，矿区之交易土地统归该公司，可以达到的效果是“地公司无矿权，本公司无地权”。这样把矿产和地产分了家，后世若再出一个盗卖矿权的民族败家子，他将是卖了矿卖不了地，或卖了地卖不了矿，等于是给将来可能出现的盗卖矿产者设置了一道难以逾越的障碍。光绪三十四年（1908）五月十一日，周学熙等人拟定了矿地公司章程二十四条上报，禀请创办矿地公司。8天以后，接替袁世凯任直隶总督的杨士骧，很痛快地批准成立矿地公司。矿地公司成立11天后的六月初一日，滦州官矿有限公司就已经与新成立的矿地公司“订合同十六条，以期永远遵照”。合同规定矿地公司要把所属土地租给煤矿公司有偿使用，“地价即作为地股”，并详细列出了“矿公司”和“地公司”双方的责任义务甚至利润分成细则。从此，全矿区的土地买卖只能经过矿地公司这个惟一的部门进行交易，否则按照农工商部奏定的矿章，就要将卖地的业主“照盗卖律治罪”，那官司他就吃定了。
笔者目前没有充足的资料确定这个“地公司”就是今天土地管理局的始祖，但在当时它的出现肯定是华北煤业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创举，是开滦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绝对是开滦创造的众多“第一”中的其中一个！
滦州煤矿对股份制也进行了重大改革。其中最显著的一条是不准洋人以任何方式入股！这是因为当年开平煤矿督办张翼为修建秦皇岛港向英国公司大量借款，导致洋人资本渗入，成为后来英人骗占该矿的借口之一，为矿权丧失埋下了祸根。所以，大家对引入洋人资本视为引狼入室，要坚决地御之于矿门之外。1908年滦州煤矿制定的招股章程第十二条规定：“凡国人官绅商庶均可入股”，上至当官的下至平民百姓，哪个阶层的中国人都可以买该矿的股票，唯独不准外国人购买，“不准附搭洋股”，如有外人冒名购买，概不承认。如果中国人把自己买的股票转手卖给外国人，那么这卖出的股票作废。滦州煤矿这些敌视洋人资本的规定，大有“一年被蛇咬十年怕井绳”的味道。
中国人辛辛苦苦创办的开平煤矿，眼睁睁地落入外国人之手，使得再开煤矿的中国人对洋人产生了很强的戒备心。他们不再倚重外国人，尤其是对于骗占开平煤矿的英国人，坚决不再雇用。从现有滦州煤矿的历史资料中发现，他们雇用的外国矿师雷满是德国人，机器师克洛伯·克洛斯也是德国人，其余的一般技术人员有意大利人，笔者没有发现雇用英国人的记录。滦州煤矿使用的机器，也主要是德国的，基本上没有英国公司产品。为了不再像开平煤矿那样倚重外国人，从而走出一条自己办矿的民族自力更生之路，他们建矿一开始就着力于培养中国人自己的矿务人才，于1910年初，开办了“测绘学堂”，后改名为“矿务学堂”。该学堂具有极为浓重的民族色彩，对入学第一天的学生就签合同，合同内容之一是毕业后不准其到外国煤矿工作，否则就要追缴培养费和罚款。学堂对学生注重的首先是“发启其爱国知识、权利思想为目的，庶免将为他族效命”，培养了一批本土的煤矿技术人才。有现代研究资料说：滦州煤矿在很大程度上是不依靠外籍职员的，“该矿聘用了三个德国工程师，但是很清楚，他们三人合起来所起的作用，也抵不过创建开平煤矿时的金达（英国人）一人。”
当然，周学熙等滦州煤矿主要领导人对人才还是十分重视的，他们也广揽人才，包括外国人才，对“品行好”的老实的外国人不惜重金聘用，例如对德国和睦·昆德兄弟的重用等。但是，重视重用跟依赖是截然不同的概念，滦州煤矿重视和重用有本事的洋人，待之以礼，委以重任，予以重金（薪资），但在主观上对他们有很强的戒备之心。不依赖外籍职员的客观上的原因，是创办滦州煤矿不同于唐廷枢创办开平煤矿时的技术空白，此时的滦州煤矿已有了一些从开平矿“挖”来的具备一定技术能力的中国人，还有我国正规学堂毕业的技术人员，如聘为矿师的李希明等。
赴欧洲悄然购设备搞调研忙煞李希明
“北洋滦州官矿有限公司”之所以后来一度改为“滦州矿务股份有限公司”，是因为它学习了唐廷枢用股份集资的方法。这在当时清廷割地赔款国库空虚的社会背景下，似乎也只有采用股份制才能筹到更多的钱。但是，动员有钱人入股的事情遇到了英国人设置的障碍，以及其他各种困难，当然不是那么顺利的。好在官府为了表示支持发展和维持这个公司，拨官股50万两给它（其中账抚局10万两，天津银号40万两，合股票5000股），又有一些有钱的政府官员买入股份，第一期原定的股金200万两总算完成了。1908年又计划再招300万两的股份，即增加到500万两，算是第二期招股。英国人继续散布谣言百般阻挠，再加上那个时代有钱的人未必那么多，所以难以完成计划，清政府不得不又拨官款80万两（其中盐斤加价款50万两、学款30万两）。尽管这样，第二次的集资计划仍没有完成。前后两次招股，实缴总数也仅有290万两多一点，距离500万两还差得远。但不管第二期集资的款额够不够，这事儿开始时的势头是不错的，因为在开办初期有官府拨的官款，再加上周学熙主事的“天津官银号”这个直隶省级的财团操持，公司一正式成立，就远非贾成玺开凿土煤井时那样的捉襟见肘了。于是在开凿矿井的同时，就派遣矿师李希明去欧洲调查各国最新机器，并看情况随机订购。
李希明，字士鉴，就是前文提到的验收磁州矿务局机械设备，并与贾成玺一起勘察陈家岭矿的那位细棉土厂经理。此人是天津人，毕业于北洋武备学堂之后，又到路矿学堂学习，并取得毕业证书，按今天的说法就是“双学历”，学军事又学矿务，文武双全。他精通德语，人也极为精明能干。周学熙在接办开平煤矿的细棉土厂时就发现了这个人才，派他当该厂经理。从李希明的经历看，他既有矿务理论知识，又有实践经验，派他到欧洲视察和采购机器，实在是滦州煤矿的不二人选。
李希明出国经过总督的批准，于1908年9月6日悄悄到德国首都柏林。滦州煤矿对外界说他是到欧洲旅游的，这样做大概是为了不引起开平矿洋人的注意，以避免不必要的麻烦。9月13日他给总经理周学熙和协理孙多森详细写了第一封信。信中说，他到“德京”（德国首都）后因为“义尔口思”湖附近很冷，自己没有带棉衣受了风寒，连日来带病“访查各项情形”，发现“找得用之人比适当之机器尤难”。可见李希明到德国为滦州煤矿办的事儿有两件：一是订购机器，二是物色技术人才。信中提到未出国前二月份的时候委托和睦·昆德（汉斯·昆德的哥哥）在德国报纸上刊登“访求矿司”的启事，现在已经收到50余封应聘信件，这几天他“细加阅视，阅历学问兼有之人只得二三人，究竟品行性情如何尚待细加访问”。至于用什么样的机器，李希明说自己这几天接触的人颇多，很多人劝他说不要采用电力机器，而应该采用蒸汽机器，可是通晓电力机器的人则持相反的意见。
9月6日至9月13日这几天里，李希明还到德国西门子电厂考察，厂中最高领导“督办”派人接待了李希明。据称该厂有“司事”6000人，工人6万，制造的最大电机直径一丈九尺，10万匹马力，英、法、日各国都曾在这里订购机器。厂方还将各国订购电力绞车的表格给他看，并答应派人带他到“尔森一带矿区”的各矿看一看。有开滦档案以外的资料显示，李希明随后考察了鲁尔地区，以及萨尔州的硬煤产区和杜塞尔多夫到亚琛之间的莱茵福煤大煤田。他亲自下到哈姆煤矿和萨尔煤矿的矿井之中，实地考察不同地质构造所使用的不同采煤机械。但考察只是为了借鉴，李希明在考察矿区之前就在给周学熙的信中说：不论别家煤矿的绞车水泵是用电力还是用蒸汽机带动，滦州煤矿都要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买设备要“合用”，“总以某厂有现成合用之件急速定购运华应用为要”。据今天的分析，李希明说的“合用”，很可能是考虑到滦州煤矿成立伊始没有火力发电厂，所以采用蒸汽机器较符合现实。他还说：“惟现在开矿之件待用孔急[11]，应择现成之件订定，不必定用电力”。另外，根据李希明的信看，当时西门子电厂生意火爆，没有库存的电力设备马上提供给滦矿，而滦矿还急着要买，这也是不得不买蒸汽设备的原因之一。尽管在购买时，李希明和国内的周学熙等决策者也知道“以后大机器必用电力”，未来是电力盛行，电力必将超过蒸汽机，但此时不得不先购买蒸汽设备。
李希明这次欧洲之行，同德国最大的煤业辛迪加——莱茵威斯特伐里集团，以及其他著名各厂订购了大量采煤设备。这些设备有蒸汽机、锅炉、抽水机、电机、电灯、绞车、气钻、气机、煤楼（即天桥设备）等。
李希明从1908年9月6日抵达柏林，12月27日离开柏林踏上回家的路，在欧洲忙碌的这110多天里，同国内的往来信件和电报极为频繁。虽然今天在开滦历史档案里能看到的信件（当时的抄件）已经不多了，但我们仍能得到一些信息，例如当时滦矿在欧洲采购的生产资料种类众多，甚至今天看来很普通的物资也不得不依靠进口。这里抄录第三号滦矿定料单如下，可略知一斑，主要有：三十五匹马力小蒸汽机器，带生电轮等件；大水管1200密达（米），引电线1200密达；大绞车房、锅炉修机厂、生铁房铁房顶架，并门窗及应用之玻璃片，又上面之洋铁瓦等件；大绞车车房总机器房地窖上应用之工字铁梁。
还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李希明到欧洲去的时候是启新洋灰公司（原细棉土厂）的主要负责人，此次的欧洲之行，并不是专为滦州煤矿服务的，他同时还为启新洋灰公司办事儿，而且从现有的信件资料看，他对洋灰公司的用心程度甚至超过对滦州煤矿投入的精力。例如他的第三封信中说：到瑞典视察了洋灰厂和铁矿，称“此次瑞典之行颇为有益”，见到和领略了瑞典最先进的洋灰转窑和先进的“灰料水浆入窑烧灰法”。他根据瑞典洋灰厂的新机器规格，在信中为唐山的启新洋灰厂添置更换新设备谋划了具体的改革方案，说花费90万元即可为启新洋灰厂每年增产30万桶水泥。这封信长达4000多字，几乎都是说的洋灰厂和洋灰厂设备的事情。所以此行购买的货物中，有数百吨生产水泥所必需的石膏，而这不是滦州煤矿所需要的。李希明同时兼有为启新洋灰厂服务的职责，这丝毫也不奇怪，因为启新洋灰厂和滦州煤矿都是周学熙一手操办的企业，况且洋灰厂（细棉土厂）从英国人手里收回来以后，其股份绝大部分都是周学熙个人的，而李希明本来就是直接对周学熙负责。
李希明发回的福字第七号信中说：机器等物资的重量，还不能达到1200吨的轮船起运要求，需要再加购一二百吨石膏，才能凑够1200吨。大约12月28日可以开船，次年2月底到秦皇岛港。届时西门子公司会派“电师”来中国，协助安装机器。总之，李希明这次欧洲之行，除去签订了不少购货合同之外，回国时至少采购了一轮船计1200吨的大型机器设备和一般生产资料，这仅仅是采购的第一批。
开滦档案文件显示，运货轮船到达开平煤矿英人控制的秦皇岛港口后，遭到了英人的故意刁难和百般阻拦，使大批货物搁置在港口不能运回唐山，此事很快汇报到了总经理周学熙那里。至于问题后来是怎样解决的，以及当初详细的争端始末，档案里未见详述，今天我们已经无从知晓。
马家沟矿全面动工赵各庄矿艰辛凿井
自从清政府拨付给北洋滦州官矿有限公司50万两官款后，有了钱的滦矿“择要购买”了马家沟、陈家岭、石佛寺、赵各庄、白道子、洼里等处的土地。到了1908年7月19日，马家沟第一正矿正式开矿了。李希明是1908年9月6日抵达柏林的，也就是说，滦矿公司派人赴欧洲购买设备时，马家沟矿就已经开工了，李希明在德国考察和购买设备，马家沟这边也正在全面动工热火朝天地干着呢。
所谓全面动工，即是井上修路建房和地面下凿井齐头并进，先说地面上的房屋建筑。早期的主要是库房、办公楼。办公楼“七十有五楹[12]，楼之下前为办公房，后为住宿舍。楼之上则总协理、监督及来宾室也。”其后陆续修建了锅炉房、电机房、风扇房、绞车房、修机厂等，这些建筑均“系仿唐山局势办理”，即仿照唐山矿的建筑样式设计的。到后来，还从唐山至马家沟“设立电杆”，保证了“消息灵捷”。
除去房舍之外就是修路，主要是铁路。从铁路的修建来说，滦州煤矿与唐廷枢创办开平煤矿时相比，其优势简直是云泥之别。唐廷枢是白手起家，即便是在他建好铁路之后，朝廷也不准使用，还演绎了“马拉火车”天大笑话。而此时的滦州煤矿，铁路是现成的，滦州煤矿的所有矿井大体上都是沿着铁路线开凿的，只要修一条支线，火车就可以开到矿井口。马家沟第一正矿的标准距大铁道直接开平，但是从现存原始老档案上看，马家沟开矿初修的铁路不是这条，而是先修的陈家岭矿至马家沟的小铁道（非标准距）。大约在1908年8月，周学熙给操持马家沟开矿事宜的一位重要人物解茂承批示说：“可属[13]先将陈家岭、马家沟运煤叉道绘图送津公司，函商京奉路局代修。”在其后的一些文件中，还有指示说“非路局人不能定线路”，这种事情只有铁路局的技术人员才可以做，并催促马矿尽速请铁路局办理。为什么要先修陈家岭到马家沟这条路，无疑是为了尽快把陈家岭矿的煤炭运来，以满足马家沟建矿的大量用煤。宣统元年七月初七日（1909.8.22），马家沟矿经理赵元礼在给总经理的禀单中说“开平车站至总矿局之支路拟加工速筑，约十余日竣工。[14]”由此可知，开平车站至马家沟总矿的标准铁路支线是1909年8月底或9月初修通的，它为滦州煤矿煤炭的外运奠定了基础。滦州煤矿矿区内的大小铁道都是占用的矿地公司的土地，所以这些铁路的所有权归矿地公司，而滦州煤矿则与矿地公司签订租用合同，租用这些铁路。如同前文所说，这也都是为了防止矿产被卖，假如真到了被卖的地步，没有矿地公司的铁路，外国人便是做了矿主也寸步难行。
再说地面以下的凿井。
1908年7月19日后，马家沟正矿地面以下的建井工程开始（之先曾“钻验孔三处”），到8月13日第一口井“挖工将近五丈”。这个时期的马家沟矿，使用了李希明负责接收的磁州矿务局倒闭以后运来的“吸水机器”等设备。曾经负责陈家岭矿井下工程的刘勋，此时也被抽调来协助耿和建马矿井下工程。耿和何许人也？耿和是从开平煤矿“挖”来的建井技术人员，李希明到欧洲去以后，周学熙将“所有井工即责成耿和”操办[15]。耿和脱离开平煤矿“跳槽”到滦州煤矿，开平的英国资本家气坏了，为了惩罚耿和，扣去他一个月的薪水大洋90元。周学熙批示：耿和的薪水滦矿“照给！”于是耿和很快领到了90块大洋。耿和又保荐刘才到马家沟矿工作，刘才也是开平煤矿的人，原在唐山矿做水手，月薪是24元。周学熙“准其调用”，答应他到马家沟矿就给月薪30元。周学熙对井下技术人员的重视和重用，推动了马家沟矿井的建设。
马家沟矿先后共开凿了大小四口井。截至1909年农历五月，第一号大井已经挖深254尺，二号大井已经挖深299尺。到9月27日井下工程基本竣工，次年4月13日正式投产出煤。周学熙发出“多开井口”的“谕令”后，马家沟正矿又在附近的印字沟开了第三、第四号井。该矿一二号井壁为石块和水泥筑成，三四号井壁则为木圈井壁。
接下来我们说赵各庄矿初期凿井情形。
要说赵各庄矿，得从第二正矿说起。按照滦州煤矿最初的开矿计划和矿井命名的规定，赵各庄矿所处的位置距离石佛寺最近，它应该属于计划开办的第二正矿石佛寺矿的附矿。那为什么不先开石佛寺正矿，而是跟马家沟一样先开附矿呢？这跟当初开凿陈家岭矿的思路一样，“嗣念即开大矿，需煤必多，仰给外人，必为挟制，不若循先办附矿之例”，意思是开凿石佛寺正矿也要学习马家沟先开附矿的范例，同样先开一个附矿，供给将开办的石佛寺大矿大量用煤的需要，这个附矿就是赵各庄矿。该矿就是依据这样的思路，先于石佛寺正矿开办的。许多事情就是这样不可思议，卯足了劲要开凿的石佛寺正矿淹没在历史档案的尘封中，至今连影子都没有，而它的附矿则在开滦历史上成了主角之一，大概这就是“有心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吧。
翻开开滦历史档案，关于赵各庄矿的称谓很多，有“赵各庄矿局”、“赵各庄分局”、“赵局”、“赵各庄第二附矿”、“赵矿”，有些乱，这又是怎么回事儿呢？原来，北洋滦州官矿有限公司开始时又称“北洋滦州官矿总局”，当时马家沟矿“四周皆筑墙以蔽……西门特高大，门楼砌石为字，曰‘北洋滦州官矿总局’”，滦州煤矿正儿八经刻在门口的名称既然是“总局”，那么陈家岭矿、赵各庄矿当然就是分局了，这就是“赵各庄矿局”、“赵各庄分局”、“赵局”称呼的来历。另外，赵各庄矿既然属于第二正矿石佛寺矿的附矿，那么它应该叫作“石佛寺第一附矿”才对，怎么成了“第二附矿”了呢？原来石佛寺正矿迟迟未开，而其附矿赵各庄矿规模越来越大，但要说它是正矿吧它还没那名分，滦州煤矿既然有两个附矿（另一个即马家沟正矿的第一附矿陈家岭矿），赵各庄矿又是后开的，自然而然地，它就成了“第二附矿”了。事实上，它不是马家沟矿的第二附矿，而是整个“北洋滦州官矿有限公司”的第二个附矿。
关于赵各庄矿初期凿井的情形。赵各庄矿初期凿井堪称“艰辛”（开滦历史档案文件语），因为它跟马家沟矿不大一样，它差不多是先凿井后建设，有点儿现代人所说的“没有条件也要上”、“急不可待”的意思。1909年农历正月，周学熙总经理“为实力抵制开平局”，发出在铁路两旁“多开井口”的“谕令”，就在十几天后这个农历正月的二十四日（1909.2.14），赵各庄“开局”，“二十六日兴工开井三口”[16]，就这样在“开局”第三天就急匆匆开工凿井了。主持工程的是新任命的副经理黄世泰（字阶平），煤师赵玉兼井下总监工，《开滦煤矿志》资料复制件中说黄世泰、赵玉“皆久在开平局任事之人，井上井下情形罔不晓畅”。原来，这两位重要人物竟然也是从开平煤矿辞职出来的，今天已经查不出他们离开英国资本家的原因，据推测很可能也跟贾成玺等人一样，与他们质朴的爱国思想有关。
赵各庄矿预计投入成本30万两，三口井中一号大井设计“深六十丈，砌以石”，二号三号小井设计“各三十余丈，撑以木”，井架则均为木质。该矿经理陈锡祜农历二月二十一日给总经理周学熙的报告中说，他十九日到矿连日察看井工，南边的第一号井已经做成22圈，深七丈有余，东北部的二号井挖了约五丈深，西北部的三号井挖了六丈深。距开工还不到一个月，就取得了如此进展。工人们昼夜不停，井下分为三班，“八钟一轮替”；井上分为两班，“十二钟一轮替”。此时二号井遇到了一点儿麻烦，二号井的水很大，汲出的水要流经毛家的一块地，需要在这块地上砌水渠，毛家人不干，集聚了一帮人“极力相阻”。赵矿的人没办法，只好托“村正马绅（村长马先生）”与毛家人“再三婉商”，但是“如肯允许尚未知更生枝节否”。
当时使用的工人“合计井工、木工、铁工及垫路短工约二百六十余人”。条件十分艰苦，“材料验收处及物料库皆搭席为屋，司事即宿其中”，一般工人就更不用说了。只有经理陈锡祜和考工司事[17]在村里租了一间房子暂住，那房子又矮又小，“几无置砚[18]办公之地”。为了解决工人住的地方，他们决定盖17间房。这个时候陈家岭矿的贾作桢和在马家沟矿操持的刘勋，每隔三五天都要来赵矿帮助工作，陈锡祜就让这二人“相度地势”，划定盖房的地方。由于当时没有采办货物的专人，就让贾作桢从天津购买了大批木材运来。
赵各庄矿建井一个多月，银子花得像流水一样，“所有购备材料、开支工食、修盖房屋用款”，早已把公司给的“成本银五千两”用完了，没有办法就从陈家岭局借来六千块大洋，而这六千块也很快花光了。更糟糕的是天津的集资工作也出现了一点儿问题。早在二月初二日的时候，滦州煤矿公司给赵各庄矿发下了建矿的相关章程底稿，要求把这个底稿看过之后再给滦州的地方官刘凤镳过目。贾作桢把这个章程底稿给刘凤镳送去的时候，刘凤镳告诉他说，滦州煤矿官股中有学款30万两，这个数目不小，但是本人接到了天津朋友的信，信中说“津门学界以赵各庄矿务招股合办甚不谓然，恐因此致起风潮，已经禀请退股”，这时退股真有点釜底抽薪的味道！后来这个问题是怎样解决的，今天已经无从查出，好在我们知道赵各庄矿最终巍然屹立于东矿区。
开平英人外交抗议阻挠开矿清廷官员勉为其难倾权维持
滦州煤矿各矿井开得红红火火，开平煤矿的英国资本家也没闲着，他们在加紧自己出煤的同时，一直在通过外交手段给中国政府施加压力，逼迫滦州煤矿立即停工。帝国主义再一次用他们的蛮横无理和掠夺本性来考验清政府以及它的官员们了。
腐败无能的晚清政府，国库空虚，使它不能做滦州煤矿有力的经济后援，无法提供足够的资金襄助；外交软弱，使它在英国资本家围剿滦州煤矿的时候，不能给该矿同洋人竞争的坚强政治保障，但公正地说，这个政府从主观上还是尽力支持滦州煤矿的，它的许多官员们例如袁世凯、杨善庆、杨士骧、陈夔龙，以及唐山籍在京的官员，都给予了滦矿力所能及的支援。
英国资本家骗占开平煤矿后，本打算进一步霸占整个开平煤田，再开新井，扩大产能，以垄断华北煤炭市场，但他们在半壁店、马家沟等地打钻勘探时，被杨善庆等当地官员坚决阻止[19]。后来听说中国人在筹建滦州煤矿，英人资本家开始时是不相信的，他们说就凭中国人不可能有能力建滦州煤矿，认为中国人的行为很可笑。后来发觉自己的判断错误，原来中国人竟然真的干起来了，而且很快对他们造成了威胁。此时，他们立即做了两件事，一是在唐山和天津等地散布谣言，说中国人要开矿的地方“煤脉不旺”，前景堪忧。一些不明真相的中国人听到这些宣传，打消了给滦矿集资入股的念头，这给周学熙、贾成玺筹款和煤矿的开办造成了很大的麻烦，随后英人又对滦州煤矿的多项工作（例如前文提到的进口机器在秦皇岛港口遇阻等）步步设置障碍；二是很快地向中国官方提出了采矿权问题。英国资本家说，唐廷枢开办开平煤矿时，曾禀准北洋政府立案，距唐山矿十里之内不准他人开矿。又说《移交约》内载有半壁店、马家沟、无水庄、赵各庄等地名，他们说这就证明开平煤矿已经占有了这些地方及其十里之内的采矿权，所以整个的开平煤田都在张翼的卖约范围之内，都是英国人的，所以滦州煤矿必须停止工作。
为了应对英国资本家制造的事端，负责筹办滦州煤矿的天津官银号及时进行争辩，银号督办周学熙出面向直隶总督袁世凯写报告说，李鸿章时代政府规定唐山矿十里地之内不准他人开矿，所以我们的矿界定在唐山矿西边的十里以外；林西矿开采的时候没有“十里地”范围这一说，所以我们的东界划在林西矿六里地之外。按照农工商部规定每个矿区面积30方里的章程，我们给他们的面积还超标了。所以，我们对待英国人“实已仁至义尽，彼无可言”！英国人列举那些地名说是他们的地，并阻止我们开矿，这更是没道理的。因为，现在我们购买的土地，都不是开平矿原来买的地。“此则各营各业，更不能越境阻挠，尤不足虑”。再说了，唐山矿十里之外的土地，就算是他买的，他也不能开矿。因为“矿产与地亩，系属两事。人人皆可买地，不得人人皆得开矿，此中外通例！”哪怕是开平矿今天仍然在我中国人手里，也是要照章办事的。何况开平矿以前买的矿界外的地亩，至今还没有经过地方官批准，他们还没有税契，还没有在政府部门备案，政府尚未承认他的土地权，他洋人有什么资格在那里开矿！我周学熙在开平矿当总办多年，这些事情我“知之甚确，故言之能详。窃恐以后年久，无人知其原委，爰缕细陈明[20]”。周学熙的这个报告，不但对洋人的说辞一一进行了批驳，还用“彼无可言”、“尤不足虑”等言辞给官府和袁世凯“打气”，使得袁世凯心里有了底。面对英帝国主义的压力，袁世凯毅然批准了330方里的滦州矿界，并在另一个文件中说：矿界“所经白道子等处，实与开平矿产地址毫无干涉，并准立案！”
1907年6月27日，开平矿务有限公司总经理那森向伦敦董事部写信，讲了关于《移交约》和一套自己的歪理之后，说开平公司在整个矿区内的采矿权是绝对的，清朝官府给了天津官银号多少权力，就等于从我们区域拿走了多少利权一样。那森要求英国政府出面，扭转目前的不利局面。英人还收买和利用被袁世凯参掉开平督办之职的张翼（即张燕谋），想让张翼出面说话，使英人占据开平矿务局合法化，并阻止滦州煤矿施工。周学熙会同孙多森等人，上书袁世凯说：“英人希得滦矿，不宜轻于许诺”，并痛斥英人阻挠滦矿开办的种种阴谋。
就在1907年，袁世凯调任外务部尚书兼军机大臣，他的同僚和好朋友杨士骧接任直隶总督之职，次年4月，驻京英总领事往见总督，要求先停止滦矿工程，再进行开平矿案的谈判。杨士骧总督在这件事上也很有中国人的骨气，他告诉英人总领事：“张燕谋无权出让矿山，更无权将在开平盆地采矿的独占权利出让，英方与张的一切谈判均不为本督所承认。”杨士骧还说：“开平公司的矿权问题，正打算设法收回呢，开平以外的产权怎么能再让你们占去呢！”杨士骧不但不同意停止工程，反而要周学煕加快滦州煤矿的建设。
1908年6月16日，英国公使朱尔典到中国外务部探询，次日提出备忘录一份说：根据张翼签订的《卖约》，必须赋予开平公司在整个开平煤田的单独采矿权，停止滦矿新井的工程！此后，英国驻华公使连续地向清政府外务部提出，必须“先停滦工，再议开（平）案，听候议结”。袁世凯当即强硬表态：“停开滦矿之议，万做不到！”10月16日，袁世凯主持的清外务部照会英国公使说：“‘欲将已经批准之煤井停工，然后就商，并声明无论合议与否，陈家岭（矿）必须停办’，中国政府得此种隐命不胜骇异，殊觉其不公，见邻于欺侮……试令中国政府问诸英国，此种议案，若遇其他平等交涉之国，英国果敢作此索讨乎？在中国政府欲解除此不幸之问题，甘于格外让步，乃英使转于一占据中国矿产为中国所向不认之公司，竟徇其请，欲使中国境内已经批准开采之矿停工，是必在所拒绝也。倘英使能将其要求作罢，中国政府于此问题，自当从长计较，和平了结，非然者，只有将此案交公正裁判所，按海牙会议所订章程定断而己！”在这里，我们看见了软弱无能的清政府一个少有的强硬的外交照会，敢和英国佬叫板，敢和他们上海牙法庭公正裁判所，这是袁世凯在开滦历史上也是在晚清历史上写下的最有力的一笔！
1908年11月14日和15日，光绪帝和慈禧太后相继去世，宣统帝溥仪即位，袁世凯的政敌载沣监国为摄政王（载沣即溥仪的父亲，载沣因为袁世凯告密、维新党失败而恨透了他，载沣要为其同父异母的兄长光绪帝报仇，镇国公载泽也力主杀掉袁世凯）。载沣很快罢免了袁世凯，侥幸活命的袁世凯回河南老家钓鱼去了。在开、滦双方这样激烈对抗的关键时刻，滦矿失去了袁世凯的支持，清政府也没有人负责这事了，这一下子，滦矿人立即处于不利地位。英国人更加放肆了，他们再一次蛮横地提出：“开平公司在整个开平盆地内享有独占权利，中国政府在开平盆地再核准其他采矿权，即是侵犯开平公司的权利，与强占其产业如出一辙。北洋滦州官矿公司在开平盆地的开发工程，已使开平公司遭受相当大的损失，如局势再继续下去，由滦州公司再进行大量资本支出，则损失必将更严重得多，危险也大得多。滦矿公司采出大量煤斤供应华北市场，造成与开平公司不合理的竞争，而他们所售之煤，事实上是属于开平公司的。”还强硬地指出：“自北洋滦州官矿公司开始经营时起，至将来关闭时止，本公司所遭受的一切损失以及由于侵犯本公司在开平盆地的其他权利而遭受的损害，完全要求中国政府以现金赔偿。”英驻华公使朱尔典直接出面对清外务部恫吓说：“英国政府业已决定，甚至在必要时使用武力并不是不可能的。作为英国公使，我本人对中国政府处理这一案件时采取的方法及这一事件的进展感到烦恼和愤慨，请中国外务部迅速解决滦矿问题！”
英国外交部还照会清政府“驻英钦使”，说“收开”举动有碍两国邦交，“殊近藐视”英国政府，提出抗议。
英国人越来越猖狂，腐败无能的清政府挺不起腰杆来，但民间及各媒体一直在支持滦州煤矿。早在1908年，各家报纸就发表文章谴责英帝侵吞开平；天津、保定等地群众集会，要求政府在滦州煤矿问题上不得向洋人让步；中国报纸上登载声明说：如果滦矿停办，我们将抵制英货！
可以说，滦州煤矿在开办之初占尽了“地利”、“人和”的条件，除去晚清政府趋于衰亡的“天时”不利之外，其发展前景，真的像参观滦矿洋人评价的那样，该矿“前景不可涯量”。但是，霸占开平煤矿的英国资本家有多年经营获得的雄厚资本来支撑，有强盛的英帝国政府作后盾，他们肆无忌惮，根本不把中国人和中国人经营的煤矿放在眼里。于是，开、滦两矿之间你死我活的决斗，接下来以价格大战的形式开始了……
注释
[1]见《开滦煤矿志·第一卷》366页《袁世凯令天津官银号招股筹办北洋滦州煤矿的札文》。
[2]用济煤荒——用，以。以解决煤炭不够用的问题。
[3]札饬——用文件发命令。
[4]磁州煤矿机器事见《开滦煤矿志》资料4第26页。
[5]免交执照费事见《开滦煤矿志》资料4第28页。
[6]支持订合同购用滦矿煤事见《开滦煤矿志》资料4第35页。
[7]刘凤镳于光绪三十四年升为滦州知州，见滦县志九卷74页、卷十四31页。
[8]刘勋、陈金坡的情况介绍见《开滦煤矿志》资料4第67页。
[9]见《开滦煤矿志》资料54第386页。
[10]见《开滦煤矿志》资料54第365页。
[11]孔急——孔，很。很急。
[12]七十有五楹——75间房。
[13]属——嘱咐。
[14]见《开滦煤矿志》资料54号第229页。开平车站至马家沟总矿的标准铁路支线是1909年8月底或9月初修通的，笔者认为其他资料所说的开通时间有误。
[15]见《开滦煤矿志》资料39号第012页。
[16]见《开滦煤矿志》资料39号第044页。
[17]考工司事——给工人记工的人。
[18]几无置砚——放个砚台写字办公的地方几乎没有。
[19]候补道杨善庆阻止英人开钻勘探事，见《开滦煤矿志》资料3号第73页。
[20]爰缕细陈明——爰，于是。于是我详细地把这事说个明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