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现代文学的大师，沈从文一生的经历可谓是几起几伏。在20年代，初从湘西来到北京求学的他，经济困窘，节衣缩食，只能蜗居在冰冷阴湿的斗室内，几番求学没有着落，更无经济来源，在吃饭都遭遇断炊的情境下，艰难尝试写作。在30年代，作为文坛“京派”的重镇，他的事业发展如日中天，《边城》等众多小说的发表，奠定了他在文坛的地位，《大公报》文艺副刊的编辑又让他声名远扬，每次“京派”作家的雅集，他自然都是核心人物，他所挑起的文坛“京海”之争，也有力地扩大了“京派”的影响。在40年代，沈从文在云南昆明的西南联合大学传道授业，无数学子得到过他的恩泽。在昆明的乡郊，他继续思考美、爱、自然与人性，思想愈加深邃。在新中国成立前期，因为屡次和左翼文坛的矛盾，沈从文成为香港《大众文艺丛刊》猛力抨击的对象，从未想过与人民为敌的他，精神受到重创，甚至几近崩溃。新中国成立后，沈从文滑落到社会边缘，文学界拒绝了他，他只能改业从事文物研究。在历史博物馆工作时，他是孤寂的，但是，为能够接触这些素来喜欢的宝物，他又是欢喜的。虽然，社会冷落了他，文学史遗忘了他，但他却在管理文物的工作中，重新寻觅到了生命的意义。他争分夺秒地研究文物，撰写标签，并受周恩来总理的嘱托，撰写《中国古代服饰研究》，这本著作对中国的文物研究事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78年全国第4次文代会后，时代为沈从文争回了作为作家的荣誉和发展的前景。1980年底，他应邀去美国讲学，1982年，被增补为全国文联委员。他的作品得以重新出版，他的文学成就也被人充分认识，学界评论沈从文的文章骤然增多，沈先生家的门庭又再次热闹起来，拜访者络绎不绝。对社会的再次接纳，沈从文很淡然，他说：“我只不过是个出土文物。”[1]在人生的得失荣辱上，沈从文的表现是令人敬佩的平静与宽容，他以赤子之心和童心幻念，包容着世界，接纳着人生。
热情好客的沈从文是不缺少朋友的，文坛友人、来信的读者、求教的学生，这些都拥挤在他的生活中，繁忙的待客、交谈、改稿挤掉了宝贵的时间，甚至使他放弃了自己写作的计划，但真正能深入到沈从文内心去的却比较少，即便是他的亲人，也不了解他，因此，他常感到刻骨铭心的寂寞，正如朱光潜先生给沈从文作的断语，“他是一位好社交的热情人，可是在深心里却是一个孤独者”[2]。孤独者沈从文一生都在追寻着健康的人生形式，呼唤着理想的人性，他对人生、命运的思考达到了他人难以企及的高度，对于人生，他看得太深太远，却难以被时代理解，但孤独也造就了他，他维护着自己的艺术特性，也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思想启示，他碑文所题的：“照我思索，能理解我；照我思索，可认识人。”照亮了一代又一代人的心灵。
第一节 理想湘西与诗性叙事
20年代初期，沈从文从偏僻的湘西闯入了繁华的现代都市北京，感受最深的除了物质生活的窘迫，就是大都市的繁华。川流不息的车辆，喧嚣的都市鸣笛声，种种娱乐场所，让沈从文的精神受到极大震荡，都市人精神道德的糜烂、堕落，也让他相当震惊，对此，沈从文时刻保持着警惕，并对人类的目前存在和未来发展产生了一种焦虑，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沈从文日后的文学创作，并促使他一生都在思考人的生命存在的问题，他也将这种思考写入到了文学作品中。在他的文学世界里，有展览都市丑恶的，有讴歌湘西民众人性的，有对民间传奇故事和佛经故事加以想象改编的，但如果将之归纳，大致可以形成乡村和都市两个世界，而无论是展现乡村，抑或是表现都市，沈从文一以贯之的评判标准就是人性。由于自己的乡野生活背景，沈从文认为，湘西的民间社会保存着原始自然的生活环境，乡下人保有着未加修饰的淳朴人性，拥有一种自由自在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状态是理想的生命形态。而在现代文明中心的城市，生产力飞速发展，虽然使人们物质生活水平极大提高，但却促使人们沦为了物的奴隶，丧失了自我，导致人普遍地走向异化。对于笔下的乡村、都市两个文学世界，沈从文的评判态度鲜明而坚决：褒扬前者，贬斥后者。
沈从文在很多篇章中都表现出对都市生活的厌弃，如在早期的自叙传小说《生之记录》中，他就写道：“镇日为街市电车弄得耳朵长是嗡嗡隆隆的我”，来到半乡村的地方，听到富有生趣的鸡叫声，顿时，心里有一种“极深的新的感动”[3]。习惯了乡土生活方式的沈从文，拿起湘西生活这一参照物，不仅发现了都市生活环境的喧嚣，更重要的是，发现了都市文明的病态，如果说，湘西的乡下人生活是健康活泼的，人格是自然率真的，那么，现代都市人的生活则是萎靡、堕落的。尚不发达的现代文明正对人性进行着戕害。“‘市侩’人生观在推行”[4]。沈从文曾这样打过比方，他说：“如果是虎豹呢，即或只剩下一牙一爪，也可看出这种山中猛兽的特有精力和雄伟气魄！”[5]与之相比，在现代文化培育下的都市人则是“许多蝗虫”[6]，而且，他们的“一切所为所成就，无不表现出对自然之违反”，从中可以“看出社会的抽象和人的愚心”[7]。
在都市文学世界中，沈从文立意为高等人造一面镜子，以照出他们的自私、虚伪、堕落与无聊。《绅士的太太》、《八骏图》、《大小阮》、《若墨医生》、《来客》、《有学问的人》、《自杀》等，都是这方面的作品。这一世界中的人物有达官新贵、旧家子弟、大学教授和学生，还有官场的职员，表面上他们衣冠楚楚，自恃文明，而实际上，他们的生命力却相当萎缩黯淡、毫无血性、怯弱柔靡，他们的人生充斥着灰色的调子。这一世界中，再细分，还可以将其分成大学教授、学生和绅士阶级家庭两类。在前者中，作者讽刺的笔锋指向了包括自己在内的大学知识分子，这其中，《八骏图》最有代表性。在《八骏图》中，主人公达士先生和周围的七位教授在暑假的时候，来到青岛，出任某大学暑期讲座教授。小说先一一展示出达士先生周围的这七位教授的种种病态生活，他们或在书桌上放着全家福的照片，而枕边放着《五百家香艳诗》，并在床边挂张半裸体的美女广告，或在欣赏希腊爱神照片时，眼睛专在胴体的凸凹处用功夫。这七位教授表面上对爱情不屑一顾，甚至愤慨不已，但在其潜意识中，都有着爱欲的冲动，而且，这种爱欲都是一种畸形的爱欲。在达士先生向未婚妻津津乐道地讲述这些教授的可笑可鄙处时，自己却被沙滩上一位黄色女人的影子所迷惑，向未婚妻拍电报要晚回去几天。这些自以为是社会的栋梁、千里马们，表面上的冠冕堂皇，无法掩盖其内心真实的爱欲追求，反而，因为种种名头，无法正视自己的生理需要，从而，导致心理变态、行为诡异，这暴露出都市知识分子的虚伪、怯懦与自私。对于这样一种生存状态，沈从文曾概括为是“阉宦似的阴性人格”、“近于被阉过的宦官观念”等，沈从文从性爱角度对都市知识分子的生存病态进行了揭露，这些自认为得到文明真谛的上层人，却还不如普通乡民一样正视自己的感受，生活得压抑、病态，违背了生活的真正意义。由此，沈从文发现了都市人的“城市病”和“文明病”，发现了“文明”、“知识”陷入了病态的循环，他对人性、人的生命存在方式，中国传统文化提出了深刻的思考。可以说，这也是沈从文对中国传统道德文化批判的最为有力的一笔。
相对于大学知识分子的病态、虚伪、做作，沈从文在《绅士的太太》、《王谢子弟》等作品中，又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了绅士阶级家庭的糜烂生活。表面上，他们衣着光鲜，风度翩翩，但实际上则是虚情假意，欺瞒敷衍，丈夫和妻子互相欺骗，偷情、通奸无恶不作。人们就在这种醉生梦死的生活中打发着日子。可见，无论是校园里的“精英”，抑或是绅士家庭中的绅士淑女，沈从文对他们的着意刻画，实际上是提供了另外一种人生，对他们的生命状态进行了一种深切的反思。按世俗认识，沈从文笔下这些都市人，都应当有理想、有信念，他们是社会发展过程中知识、文明、高贵等的代表，决定着社会的未来方向，但当沈从文洞穿他们的真正生活，人们才发现，这些人何其庸俗、卑鄙、自私、虚伪！金钱和权势扭曲了他们的心灵，遮蔽了他们本应纯真的灵魂，使其丧失了做人的是非取舍的标准。通过对这类人生存状态的揭示，沈从文想要展示的是一种人的本质的丧失，并试图引起人们思考，人究竟应以何种状态生活？而他对都市人生的针砭，自然最终指向的还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二三十年代中国黑暗现实的社会。统观沈从文的文学世界，都市世界似乎不具有独立存在的意义，只有把他放在与乡野世界的对照中，才可以看出沈从文的人生理想。
如果说，都市世界穷形尽相地展现出上层社会的龌龊景观，让人不禁心生厌恶，那么，真正寄予沈从文人生理想的，则是他笔下的湘西世界。相比较，湘西才能充分实现人性的自然和谐发展。沈从文对这些乡民有着“不可言说的温爱”[8]，他欣赏湘西乡民的生活方式和生命样态，对于湘西的生活有种天然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河船、油坊、水车、船歌、桨声、号子，寄托着他的爱，融汇着他对理想生活的理解。湘西的山山水水融浸到他的血液中，成为他最为重要的精神源泉。虽然沈从文身在都市，但他更渴望回到故乡，这种归乡的渴望贯穿了沈从文的一生，即使晚年，当他已经身患脑血栓，难以独立行走时，当听到家乡来人时，仍抑制不住兴奋的心情，神奇地走下地，表示自己尚有还乡的能力。而湘西人的生命活动也在沈从文一篇篇传世的作品里，在一代代人的心头回响。湘西，更因为沈从文的书写而声名远扬！
湘西，在史书上地理位置标示为：“湖广之西南隅，战国时巫郡、黔郡也。湖北之施南、容美，湖南之永顺、保靖、桑植，境地昆连，介于岳、辰、常德、宜昌之间，与川东巴、夔接壤，南通黔，西通蜀。”[9]这是历史上的封闭之地，直到20世纪初，湘西才发展了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在历史的长河中，强大的汉民族多次试图征服、同化这块聚集着苗、瑶、峒、土家等少数民族聚集的土地。在这块弹丸之地上，曾发生多次烽燧遍地，战鼓喧天的争斗，处于弱势的民族只能不断向崇山峻岭中迁徙。在这数千年的民族争斗过程中，湘西付出了惨痛的代价，积累下无数的沉忧隐痛，这不能不影响着湘西发展的基本构架和整体走向。湘西生产力水平的低下，自然生存环境的险恶，促使人们格外重视求生的本领，也促成人们必须形成重勇气，讲胆量的性格。这里的人们重信义、热情、豪爽、善良，人们之间充满了古朴的温情与体贴。对困境中的人，人们会自然倾力相助，即使素昧平生，也会热情地予以招待，但如果发现对方不怀好意，则会翻脸成仇。民风之彪悍与古朴可见一斑。
在沈从文的文学世界中，他全部有代表性的篇章，几乎都与湘西有着密切的关系。一定程度上，他美化了湘西乡野，他以一种抒情化、诗意化的叙事方式，书写着他理想中的湘西家园。在他的笔下，穷苦闭塞的湘西洋溢着牧歌的情调，这里的人们不仅有着雄壮健硕的身体，还有着自然淳朴的品性。伙夫、老兵、水手、雇工、童养媳、妓女等众多底层乡民，都心地善良，乐天知命，有着孩子般的纯真心灵。《会明》中的会明，人高大威武，对工作热忱敬业，虽不知如今的军队变动，但始终维护自己认定的理想，《灯》中的老兵和会明一样古朴纯洁，虽有些愚忠，但不乏做人的善良与真诚。沈从文欣赏这些人物身上保有的中华民族宝贵的美德，这种平凡的小人物，使古老民族的美德代代传承。
在沈从文的笔下，还生活着一些自由自在，遵循着人的自然需求，从未被现代文明的种种枷锁束缚的人。他们原始野性，大胆奔放，有着旺盛的生命活力。这类作品如《龙朱》、《神巫之爱》、《月下小景》、《雨后》、《采蕨》等。这里固然有一些是取自民间神话传说，但还有一些却是非常写实的乡野人生。在青山绿水的自然中，他们无所顾忌、放荡不羁地表达情爱，自我生命与自然人性都大胆显现，那强壮的生命力，蛮性的力量，无拘无束、自由自在的生命形式多么令人向往！沈从文曾说：“我崇拜朝气，欢喜自由，赞美胆量大的、精力强的。”[10]和都市那些假道学、伪君子的孱弱的生命力相比，湘西的乡民才是真真正正活活泼泼的人，他们敢爱敢恨，敢于袒露自己的心声。在这里，正义和邪恶，美与丑的对比也更加鲜明。虽然，从理性上看，他们还处在人类历史上的蒙昧时期；从经济上看，他们的生产力水平还相当原始落后，但从道德、人性上去审视，他们却是更为健全的。在表现湘西人民自由、无拘束的生命形式时，沈从文的文学作品中，有大量的表现男女性爱的故事，如《雨后》、《三个男子和一个女人》等，很多评论者认为沈从文此类作品过于暴露，具有色情倾向，其实，这些小说并没有故意刺激人们的官能，更不是去迎合读者的猥亵趣味，沈从文只是在男女的交往中，更多地传达出对自由生命活力的赞美，对自然人性的推崇，并以这种野性的生命力，自然饱满的生命样式，去刺激都市人多疑、敏感的神经，去促使他们改变干瘪、病态的生活状态，这远不是狭义的道德范畴所能涵盖的，而是有着更宽广的文化言说的空间。
当然，在肯定这种自然，充实的诗意生活的同时，沈从文的作品也流露出一种无言的哀戚，有一种挥之不去的悲悯感。这种悲悯感不仅源于湘西人民多年的生活是艰难的，更在于现代商业经济的入侵对湘西自然生活的破坏。现代社会以来，湘西自给自足的生活已被外来的近现代文明所侵袭，封建宗法关系已经在这里生根发芽，随之，人们的观念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尤其是一些底层人民的生活，更陷入到一种麻木状态，这在《柏子》、《萧萧》、《贵生》、《丈夫》等篇章中有鲜明的体现。这几篇作品中的人物分别是水手、童养媳、雇工和妓女，他们是封建宗法社会的经济关系的产物。《柏子》中的水手柏子，卖身给船老板，吃的是最差的酸菜、臭牛肉，干的是最苦最累的重活，随时有可能翻到乱石激流中淹死，这种水手的生活在湘西是随处可见的。在《湘行散记》中，沈从文对沅水河船上的无数水手的生活，有过真切的描述，“掌舵的八分钱一天，拦头的一角三分一天，小伙计一分二厘一天。在这个数目下，不问天气如何，这些人莫不皆得从天明起始到天黑为止，做他应分做的事情”[11]，如果真是翻到乱石激流中淹死了，根据所订立的契约，“生死家长不能过问”，船老板“烧几百纸钱，手续便清楚了”[12]。水手柏子就是众多水手中的一个，不安定的生活让他无法婚娶，他也没钱去攒一份家当，在生存毫无保障的情况下，柏子依然生活得很快乐，他唯一的乐趣，就是每几个月去会一次吊脚楼的妓女，在短暂的相会中花掉所有的钱，在互咬耳根中，体会夫妻间才有的亲密保证，然后回船继续过那风雨飘摇的营生。《萧萧》中的萧萧，十二岁就嫁给了一个不到三岁的小丈夫，做了婆家的童养媳，过门后带孩子、纺车、洗衣服、打猪草、推磨，婆婆还总给她各种折磨。单纯的萧萧被花狗的歌声唱开了窍，怀孕了，等待她的是被沉潭或发卖的命运，但因为婆家和娘家人都没有读书的，对沉潭的老规矩没人说得清，于是，就等着发卖，又因一时没找到好人家，就搁置下来，到十月后，萧萧生下了一个儿子，团头大眼，身体壮实，就留了下来。萧萧的命运就这样随意被人左右，自己没有半点自主的想法！《贵生》中的贵生是个单身汉子，他靠给人打短工为生，平日砍柴割草，老实肯干，从不乱来，又有着一身的好力气，但仍受着地主的剥削，借五老爷的地盖了一栋房子，就要帮五老爷看守两个种桐子的山坡。《丈夫》中的丈夫，因农村经济破产，家里穷困，像他人一样，让妻子出外卖淫。这个乡下男子去河船上探望出外“做生意”的妻子，在船上过了一日夜，看到了士兵、水保、巡官都可以不顾及这个乡下男子是否在场，就可以宣称占有妻子，乡下男子感觉完全失去了丈夫的权力。在金钱的支配下，人的性行为完全沦为了交换物。在沈从文痛切的书写中，可以看到，这一群无论是水手、童养媳、雇工，还是妓女，他们都是封建宗法社会下的产物，他们生活在最底层，忍受着各种剥削和压迫，如果是一个左翼作家，也许更津津乐道于他们如何遭受剥削，又如何反抗的故事，但沈从文更为关注的是，这些湘西下层人民他们生命形式的变化。
这些湘西下层人民遭受着数不清的人生屈辱与辛酸，生活中有着说不完的血泪，但是，难能可贵的是，他们还保有人性中宝贵的单纯、雄壮与热烈，生命的热力在他们身上依然充沛，无论是柏子的放纵、萧萧的天真、贵生的憨直、还是丈夫的愚钝，都有着湘西人民勤劳、善良、淳朴的品格。他们处于社会的底层，往往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随遇而安、听天由命，是他们的人生信条。封建宗法关系使他们依附于他人，也剥夺了他们生活的自由，他们无法离开所生活的环境，只能陷入到畸形的生存状态下。柏子和吊脚楼妓女的爱情虽然活泼，但毕竟无法婚娶，不能终身厮守。萧萧虽然侥幸留了下来，但这其中充满多少偶然性。如果婆家或娘家有一位读过“子曰”的族长，萧萧就会被沉潭；如果当时有相当的人家来要萧萧，萧萧就会被发卖；如果萧萧生下的不是儿子，等待她的又将是什么命运？这些都无法得知，沈从文充分意识到偶然性在人生中导致人生命运发生转折的重要性。年轻时，沈从文曾因在军队中当司书，连夜工作而累倒，七天后才得以苏醒，并在朋友陆弢等的悉心照料下才得以逐渐康复，但在他好了不久，照顾他的朋友陆弢，却在游泳时误入漩涡淹死，这件事引起沈从文很大的感触，人生的命运充满了变数，偶然和必然相交织，构建起了人生的走向。在萧萧的命运中，沈从文让萧萧几次躲过人生的劫难，安静地生活下来，虽然萧萧没有像《巧秀和冬生》中的巧秀妈那样背上缚上石磨被沉潭，但仍会引起人们无尽的思考，人究竟怎样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萧萧的可悲就在于她丝毫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生活被别人掌控，在怀孕后，虽然她曾产生过要逃走的想法，但这只是她从祖父那里听来的城里女学生的举动，祖父们在谈论时还免不了要奚落嘲讽一番，当逃跑的想法被人发觉后，萧萧就停止了任何“胡思乱想”，没有再做任何人生打算，自己是生是死都任由别人去决定了。在小说的结尾，在萧萧生下第二个儿子时，婆家又在给十岁的大儿子娶亲了，儿媳比儿子大六岁，“这一天，萧萧抱了自己新生的毛毛，在屋前榆蜡树篱笆间看热闹，同十年前抱丈夫一个样子。”萧萧此时，仍然是蒙昧的，她从未想过要自主决定自己的生活，生命完全是被动的。这种精神世界的荒原，不仅是萧萧，《柏子》中的柏子同样如此。
“这一去又是半月或一月，他很明白的。以后也将高高兴兴的做工，高高兴兴的吃饭睡觉，因为今夜也得了前前后后的希望，……不到两月他可又回来了。
……花了钱，得到些什么，他是不去追究的。钱是在什么情形得来，又在什么情形下失去，柏子不能拿这个来比较。”
《丈夫》也展现着乡民灵魂被戕害的事实。外出卖淫的乡下妇人，已然适应了这种没尊严的生活，习惯了这种非人的蹂躏，主体精神消失殆尽。乡下男子也对自己丈夫权力的丧失完全没有感受，他虽对妻子身上的变化吃惊，但因为变化都是时日的积累，也就无所谓了。对妻子身受的蹂躏，竟也如此麻木，甚至还对水保能请他去吃酒席感到欢喜。经济瓦解，家庭穷困固然让人心酸，但人的精神的崩溃更让人不寒而栗。萧萧、柏子、那个乡下男子，他们的精神世界都是一片荒原，从未有过理智的苏醒，透过他们，可以看到无数个萧萧，柏子的悲凉人生。他们的生命虽内在并不缺乏热情、真挚，但其外在却被封建宗法关系牢牢束缚着，他们无言、心甘情愿地接受了这份命运，从未想过自己是命运的主人，他们犹如一叶扁舟，在充满疾风巨浪的大海上沉浮，却从未想过自己的目标在哪里，只知自己要接受命运的安排，不管是否情愿。他们缺乏理性地把握人生的意识，甚至从未想过自己的生活是怎样，即使身处不幸，却从未感觉到自己的可悲。他们“不曾预备要人怜悯，也不知道可怜自己”[13]。在他们看来，“一切都是命，半点不由人”，命里注定的，勉强不来，主观上延续了乡下人几千年的宿命论思想，客观上，无法挣脱封建的宗法关系，他们无言地代代相袭着悲哀的生活。沈从文意识到，湘西几千年延续的命定观，阻碍了乡下人对自然、社会、人生的深入认识，对个人生活也少了一份争取，他们虽活得自在、洒脱，其实，更多是一种愚昧与麻木，作为一个接受现代文明熏陶的知识分子，沈从文通过柏子、萧萧、乡下男子的命运，试图唤醒人们沉睡的意识。所以，在《丈夫》的最后，那个乡下男子感受到了自身的屈辱地位，感觉到做人尊严的丧失，于是，第二天离开河船时，他“把票子撒到地下去，两只大而粗的手掌捂着脸孔，像小孩子那样莫名其妙地哭了起来”，带着妻子回乡下去了。人的尊严感在他身上复苏了。沈从文认为，湘西人应该从生命的自在状态进入到自为状态，摆脱内外的限制，更多一些理性分析，更多依靠自己的意志，主动争取生命的自主权，这样才能避免人生的悲剧，掌握人生的方向盘，驾驭自己的未来。
沈从文清醒地意识到湘西在走向现代社会过程中，人们所经历的外在环境的劫掠，内在主体精神的丧失，在“常”和“变”的交织中，湘西要走向何方？人们的生命会呈现何种形式，是时候提供一幅理想的人生形式画卷了，在这个生命形式中，灌注着对神、爱、美的企盼，记录人们永远的神性家园。这样，在1933年就诞生了可以被称为是湘西世界基石的——《边城》。
有人曾从社会学的角度考证《边城》中所表现的生活是否属实，结果自然是否定的，且不说，《边城》表现的是一个遥远边城发生的遥远的故事，就沈从文的创作本意来说，他也不是想再现社会现实，如实对照地描写一处世外桃源，而是有感于目前社会的堕落处，想借记忆中的世界，表达一种“人生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他试图通过作品中保留的人与人之间那种可贵的温情，改善现实社会关系，唤醒人们对永恒精神家园的怀念与企盼。
基于这种人生理想，沈从文所构筑的这座湘西边城世界，是建立在人性善的基础之上的，在作品中投散开来，就表现为自然美、人情美、风俗美等多个层面。《边城》开篇就描述了湘西优美怡人的自然风光：“由四川过湖南去，靠东有一条官路。这官路将近湘西边境到了一个地方名为‘茶峒’的小山城时，有一小溪，溪边有座白色小塔，塔下住了一户单独的人家。这人家只一个老人，一个女孩子，一只黄狗。”[14]一切都是那么宁静，和谐，让读者仿佛走入了一个世外桃源。这里优美的自然景貌随处可见，傍溪而立的白塔与翠竹，山环水绕的村庄与小城，溪流旁的绳渡与水磨，以及深山峡谷间的雾霭与风雷，桃杏花中掩映的酒肆人家，半边着陆半边悬水的吊脚楼，无一不使人陶醉。
沈从文不仅追求自然景象的“天人合一”境界，还处处突出了边城地区淳朴的人情，这里的人们善良、真诚、热情，他们重义轻利，古道热肠。老船夫是作者极力刻画的一个边城人物，在他的身上，凝聚着边城老一辈人的传统美德。他摆渡已有五十年的历史，一直忠于职守，兢兢业业，“他从不思索自己的职务对于本人的意义，只是静静的很忠实的在那里活下去。”因为渡头属公家所有，老船夫从不随便收人钱；遇到扭不过的，便把钱买成茶叶和草烟，再慷慨奉赠给过渡人。他大方地请人喝酒，从不占卖肉的便宜，和周围人相处十分融洽，对于女儿和屯戍兵士发生了暧昧关系，有了小孩，也从不说一个有分量的字眼儿，仍然把日子平静地过下去；他承担了抚养孤雏的任务，一心想要给翠翠找个好着落，最后为翠翠的事操心而死。忠厚善良的老船夫，身上闪烁着人性美的光辉。而小说的主人公翠翠宛如湘西世界的一个精灵，她为青山绿水所养，为人天真活泼，人又那么乖，从不想到残忍的事情，从不发愁，不动气。她既有大自然的生气，又不乏少女的羞怯。随着年龄的增长，她像一切女孩子一样有了自己的秘密，情窦初开的她暗暗喜欢上了船总顺顺家的二老傩送。她的爱情是坚定的，纯粹的，没有掺杂任何物质利益，像水晶一样透明和可贵，但人事误会和物质渗入，却又让这份爱情备经坎坷。即便爱情多磨难，翠翠仍然矢志不渝，对爱情坚定忠贞，她痴情地等待傩送的归来。涨水码头顺顺虽小有资产，也是个大方洒脱，喜交朋友，慷慨而又能济人之急的人，颇得地方人的尊重。他教育的两个儿子天保、傩送也皆壮如老虎，和气亲人，不骄不浮。虽然都喜欢上了翠翠，但也绝不会拱手相让，而是公平地竞争，让翠翠自己去选择。尤其是傩送，面对团总女儿有一座碾坊做陪嫁，依然不为所动，宁愿选择艰苦的渡船，和翠翠厮守一生。至于杨马兵及镇上其他人物，也莫不都是以诚相待，以善相亲。甚至连边城地区的妓女也能够守信自约，性情浸染着边民的淳厚朴实。这些小人物，真诚、善良、淳朴、热诚，充分诠释了人性美的内涵，也使边城俨然是一座世外桃源。
在湘西原始、神秘、美丽的大地上，当地人民有着与汉民族迥异的生活方式和风俗民情。正月时，土家族会有“大摆手”的活动，上万人会集体祭祀祖先，届时，牛角、土号、唢呐等齐鸣，男女队伍身披土花被盖，扛起龙凤大旗迎面走过，土老司头戴凤冠帽，身穿八幅罗裙，手执铜铃司刀，唱着请“八部大王”的祝词，率众对神行跪拜礼，然后，全族跳起了长达几天几夜的“摆手舞”，那壮阔盛大的场面可以想象；三月三、赶秋等同样喜庆隆重；苗族青年男女唱山歌，倾吐爱情的求爱方式也和这里的山水之美相统一。在《边城》中，就生动展现了茶峒地区的风俗人情，端午节的龙舟竞赛，军民同乐的争夺鸭子的游戏，妇女小孩穿新衣，蘸着雄黄酒在额头上写的“王”字，新年佳节的狮子灯，元宵节的鞭炮烟火，以及边城青年男女唱山歌、走马路的求爱方式，都让人真切地感受到了湘西地域淳朴的风俗人情。虽也有戍兵戍守，但这里既不受战争的停顿，也不受土匪的影响，十余年来主持地方军事者皆注重安辑保守，处置得又极其得法，所以“一切莫不极有秩序”，人们都生活得安定平和。这点正如刘西渭先生所说的：“人世坏吗？不，还有好的，未曾被近代文明污染了的，瞧，这角落不是！”[15]沈从文在作品中，通过人与自然水乳交融的和谐状态，边城地区淳朴厚实的人情风俗，表现了一块未受现代文明影响的世外桃源，并且寄予了自己的人生理想。
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湘西一直是如此自在自如地发展，从经济发展上来说，湘西一直处于封闭与半封闭的状态，生产力水平低下，商品经济的观念在很多山民头脑中还远没有形成，人们保持着简单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在政治上，湘西既不像土家族那样受到土司制度的治理，又没有外来官吏的辖制，在苗族的内部一直保持着一种氏族家族制和部落联盟的制度。但到了清朝康熙年间，清王朝才开始对湘西实行“改土归流”的政策，在湘西设立官府，取缔苗族原有的制度、宗法传统和民俗习惯，虽然由于苗族人民的激烈反抗，清王朝没有在湘西实行全面的控制，但外来的风气毕竟吹拂了这片土地。到了近现代，随着湘西域外的社会变化、政权更迭和经济发展，湘西也在发生着变化，但湘西固有的民族传统和民俗风气也没有即刻褪去，一方面，湘西原有的社会结构仍然存在，人民仍保有勤劳，质朴的民风，另一方面，近现代的政治变动和商业经济也在慢慢冲击着这片土地。沈从文始终在密切关注着家乡，所以，关于湘西的变动，自然会记录在很多小说中。在《七个野人和最后一个迎春节》中，就已经展现出“改土归流”这一事变在湘西的实施过程，以及伴随着湘西人民猛烈的反抗，汉族对苗族人民的血腥镇压；《牛》描写了军阀统治时期，人民所遭受的掠夺；《失业》、《顾问官》表现了军队对乡村百姓的劫掠；《菜园》更是从一个乡村农妇欢喜迎接儿子儿媳回来，结果儿子儿媳却无故被当作共产党杀死的故事中，反映了国民党在湘西大屠杀的事实。尽管，“改土归流”的政策，从经济学的角度看，事实上推动了湘西落后的生产方式，但在这一过程中，统治者在湘西所犯下的种种罪行，却无法令人无动于衷。沈从文不是从政治经济的角度观照这一转变，他是从道德的角度，追问在强势的外来势力的欺压下，湘西的原始宗法制度的解体，和自由民经济的瓦解，以及在这一过程中，湘西淳朴民风的丧失，传统价值观念的逝去，代替而来的却是新的经济制度所催生的唯实唯利的人生观。对此，沈从文在《长河·题记》中有这样的记述：“民国二十三年的冬天，我因事从北平回湘西，由阮水坐船上行，转到家乡凤凰县。离乡已经十八年，一入辰河流域，什么都不同了。表面上看来，事事物物自然都有了极大进步，试仔细注意注意，便看出在变化中那点堕落趋势。最明显的事，即农村社会所保有那点正直素朴人情美，几乎快要消失无余，代替而来的却是近二十年实际社会培养成功的一种唯实唯利庸俗人生观。”[16]在小说《边城》中，这种封建宗法关系就到处存在，现代的政治和经济因素也已经遍地开花。边城地区除了自然的生产方式，在城外河街上也出现了现代社会经济的客店、理发馆、饭店、杂货铺、油行、盐栈、花衣庄等商业场所，这些莫不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茶峒地区人们的价值观念。
小说中，翠翠对物质关系不平等的朦胧感受就表现出边城地区的变化。作品中这样描述，在一次过渡财主妻女的时候，“翠翠注视那女孩，发现了女孩子手上还带得有一副麻花铰的银手镯，闪着白白的亮光，心中有点儿爱慕”[17]。待船傍岸后，翠翠还痴痴地看着那女孩子，竟忘记了拒绝妇人塞来的钱，待妇人走了很远之后，才清醒过来，把钱还给了那妇人。在无人过渡的时候，翠翠轻轻地唱起了这样的歌：“白鸡关出老虎咬人，不咬别人，团总的小姐派第一。……大姐戴副金簪子，二姐戴副银钏子，只有我三妹莫得什么戴，耳朵上长年戴条豆芽菜。”[18]作品通过年幼纯真的翠翠，反映了边城地区已经深受近现代文明的腐蚀。而翠翠与傩送的爱情关系也因为一座代表封建婚姻关系的物化形式的碾坊而磨难重重。
小说中，翠翠与傩送真心相爱，但一座碾坊的介入却使二人的爱情关系蒙上了一层阴影。翠翠的嫁妆是渡船，选择了翠翠，就要接替祖父的摆渡工作，而团总女儿的陪嫁是一座可以带来丰厚经济效益的碾坊。选择渡船还是选择碾坊，这是小说的关键情节。我们知道，傩送真心喜爱的是翠翠，因此，他如果选择渡船，就意味着选择了真挚的爱情，也意味着对湘西地区古老、淳朴的民风的承继。而如果傩送选择碾坊，则是因为碾坊能够带来可观的收入，也即意味着他选择了金钱，选择了一份纯粹是利益的物化关系。因此，渡船和碾坊在文中的几次交锋，其实，所象征的就是爱情与金钱的较量。在小说中，茶峒人都知道一座碾坊的价值，因为“管理一个碾坊比管理一只渡船有趣味，一看也就明白了。但一个撑渡船的想有座碾坊，那是不可能的妄想，凡碾坊照例是属于当地小财主的”[19]。城镇里的人对碾坊的陪嫁纷纷投来钦慕的眼光，“事弄同了，好得很呢，人家在大河边有一座崭新碾坊陪嫁，比十个长年还好一些”[20]，“横竖人是‘牛肉炒韭菜，各人心里爱’。只看各人心里爱什么就吃什么。渡船不会不如碾坊”[21]！翠翠也知道了碾坊的分量，她不由得心想：“碾坊陪嫁，稀奇事情咧。”对自己的未来不免开始有了担心。
顺顺对于团总女儿以碾坊作为陪嫁，是很感兴趣的。因为和团总结亲，既可以带来巨大的经济收益，也可以攀上可靠的政治关系，正所谓一箭双雕，锦上添花，所以，在他内心的天平上，对于翠翠和团总女儿也排出了先后，虽然他也很喜欢天真无邪的翠翠，但一座碾坊对他的吸引力更大。出于对傩送的偏爱，他想把能够带来更多物质效益的团总女儿许配给傩送，而把翠翠留给天保。因此，他不断给傩送施加压力，让他接受碾坊。在龙舟竞渡的章节，他把团总女儿安排在自家最好的观看窗口，就足以看出碾坊在他心中的分量。而在傩送离家出走之前，他一直没有拒绝团总的提亲，傩送是在和爸爸吵了一架才离家出走的，都可以看出顺顺对待此事的态度。小说的最后章节，直到傩送出走，老船夫死去以后，顺顺才幡然醒悟，对翠翠与傩送的爱情关系做了明确的表态和肯定。
而对于碾坊陪嫁，带来最多心理压力，并为之担忧而死的是老船夫。在第十章，老船夫被一个熟人叫去看碾坊，并得知这是团总女儿的陪嫁，心中是相当羡慕的，事情偏偏不凑巧，当老船夫知道翠翠喜欢的是傩送，而团总女儿要嫁的也正是傩送时，这座碾坊就变成老船夫心里一块难以挪动的大石头。面对别人夸奖谁得翠翠有福气时，他不由得替翠翠惋惜，说道：“有什么福气？又无碾坊陪嫁，一个光人。”[22]但这时，他对翠翠的婚事还是有信心的，因为他知道，傩送钟情于翠翠。为了让翠翠早日有个好着落，他一次次地打探消息，却因此闹出很多误会和矛盾，招来顺顺父子的冷淡。在十九章，中寨人来打探傩送的态度，本来傩送和父亲的谈话并没有说他要选择碾坊，但他的假设性语句却被中寨人曲解、利用，认为他同意了父亲替他选择，中寨人经过渡口时，就把他的理解告诉了老船夫，并且把渡船和碾坊的对立性摆在老船夫的眼前，正因为，老船夫早已在内心认为自己的渡船远远不如团总的碾坊，对翠翠的婚事也一直处在担惊受怕之中，此时，再听中寨人的这一番论说，就轻易地相信了。这个巨大的打击，如同抽走了老船夫的生命支柱，让他寝食难安。为了确认消息的可靠性，老船夫第二天不顾自己生病，去找顺顺证实，而顺顺此时粗硬的语气和不耐烦的态度，更加印证了老船夫的猜测，他完全绝望了，再也无力为外孙女的事操劳奔波了，在一个电闪雷鸣之夜去世了，与他一起离开人世的，还有和他一生相伴的渡船。而老船夫身上淳朴正直的美好人性，代表着湘西的曾拥有的美好风气，老船夫的死，就不仅是肉体的死去，更象征着湘西社会传统美德的丧失，同时，也昭示出人情、人性受到了现实利益的巨大冲击。
在小说中，翠翠、傩送、天保、老船夫、顺顺等都正直、善良、淳朴，有着美好的人性，但是，善良的人们却没有一个圆满的人生结局，翠翠和傩送明明相爱，却无法结合，阻挡他们幸福生活的究竟是什么呢？造成他们爱情悲剧的仅仅是表面上的一系列人为误会吗？如善良淳朴的老船夫为了“手续清楚”地把身边的孤雏“交给一个可靠的人”，对翠翠的婚事加倍关心，生怕女儿的悲剧再在外孙女身上重演。正是由于老船夫的过分关心，却把事情弄巧成拙，在翠翠与傩送的爱情之间，产生了一系列不应有的误会，增加了翠翠爱情道路的曲折。如天保追求翠翠，在“车路”和“马路”都行不通的情况下，赌气下行，结果中途遇险身亡，傩送因为哥哥死的阴影和对老船夫的误解，并由于得不到翠翠的理会和被爸爸逼迫接受碾坊的压力，也下行桃源。但其实仔细想想，我们会发现，这些误会都来自于一个根本的原因，那就是碾坊增加了人们心理的压力，使翠翠与傩送的婚事多了很多波澜。沈从文自己也认为，横在翠翠与傩送面前的不仅仅是人事误会，更有自二十年前而来的发生了变化的观念。小说中团总女儿的陪嫁——碾坊，其实象征着金钱所代表的物化关系，它显示着物质力量对湘西质朴的自然关系的破坏，也表现了变化中的湘西世界的现实人际关系。虽然它始终作为一种隐蔽的存在，但却能够借助小说中一系列的误会起着兴风作浪的作用。试想一下，如果没有团总以碾坊作为陪嫁向顺顺家二老提亲，翠翠和二老的爱情进程也许不会那么曲折，老船夫也不会对翠翠的婚事那么胆战心惊、没有把握，傩送也不会被父亲逼迫出走，正是由于碾坊所带来的强大压力，才使湘西社会的传统美德受到了排挤和压迫。
从湘西走出来的沈从文，为理想驱使，来到了繁华的都市，而他生性却难以与都市生活相融，一直自称是个“乡下人”，但经过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他已经不可能是一个纯粹意义上的乡下人了，西方文化使他具有了现代色彩的理性眼光。当再次审视故乡和湘西传统文化时，虽然对故乡的过去，他仍抱有难舍的温情，但也预感到了边城世界悲剧性的未来，即在现代文明的挤压下，昔日宁静和谐的生活环境和淳朴自然的民风都行将失去，脆弱的湘西社会将在夹缝中生存。沈从文把一个民族最后一块具有原始民风的美好世界的困境表达了出来，把湘西人民内在深深的哀戚感也传达了出来。
湘西地域生存的险恶，人们科学认知的匮乏，使湘西下层人民往往将命运简单地归结于天，在他们看来，命运无从把握，生死祸福，全由天注定，人活着，或者死去，都是神的旨意。对生死的淡然，对世事无常的释然，使他们更信奉神灵，他们相信，万物有灵，在湘西，各种神灵鬼怪都被人们虔诚地信奉着，人们有敬畏地生活着，麻木愚昧，但又憨直与淳朴，时光一年一年滑过这片土地，湘西人民也一代一代过着原始自足的生活。由于没有自己的文字，他们无从记录自己民族的历史，在汉族掌控的历史中，他们又总被称为“蛮族”，在各朝修撰的正史中，也只会骄傲地宣称对“蛮族”征服的战绩，而“蛮族”如何生活，却不值一提。因此，湘西被排除在正史之外，湘西真实的历史被人们忽略、遗忘了，这份哀戚内隐于沈从文的创作中，沈从文曾多次表述民间无言的历史。正如沈从文所讲的一件往事，当年战友看好的绒线铺的女孩子，十七年后他们的女儿依然如母亲那样站在那里。“十七年前那小女孩就成天站在铺柜里一堵棉纱边，两手反复交换动作挽她的棉线，目前我所见到的，还是那么一个样子”。对于湘西的底层乡民来说，时间仿佛凝固了，外界的社会政治变化对于他们仿佛没有任何意义，他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所重复的始终是那份保守、落后的生活，这份哀戚感深深镌刻在沈从文的思想中，使他笔下的湘西小说总是内含着一股挥之不去的忧郁与哀伤。
“为了这再来的春天，我有点忧郁，有点寂寞。黑暗河面上起了缥缈快乐的橹歌。河中心一只商船正想靠码头停泊。歌声在黑暗中流动。从歌声里我俨然彻悟了什么，我明白‘我不应当翻阅历史，温习历史’。在历史面前，谁人不感惆怅？”[23]
这种对历史无言的哀戚，使他笔下的湘西社会也总是或隐藏、或显露出一份沉甸甸的悲哀。正因为沈从文这种清醒的现代意识，使他的心中涌上了一股悲凉之情，他眷恋养育过他的山山水水和湘西地区淳朴真诚的人情风俗，但又为故乡的渐近“污染”而无奈，为故乡的势必失去而痛心。这种心理情绪流淌在小说中，就使小说的字里行间弥漫着一种忧郁的调子，一种感伤的情绪。如在小说的第四章，翠翠在黄昏中等爷爷，而爷爷久不见来，翠翠心中“忽然起了一个怕人的想头，她想：‘假若爷爷死了？’”[24]当她在吊脚楼下听到楼上妓女的爸爸是被人杀了十七刀杀死的，她又忽然想到了，假若“爷爷死了呢？”这些激烈血腥的语句和小说中整体的牧歌情调是不相符的，但作者为什么要加入这些语句呢？究其原因，就是沈从文已经敏锐地预见到了湘西世界无法挽回的历史命运，他在以极其恬淡的语调唱出边城牧歌的同时，又在心里为这份温情的失去而痛心疾首。汪曾祺说得好：“《边城》是一个怀旧的作品，一种带着痛惜情绪的怀旧。《边城》是一个温暖的作品，但是后面隐伏着作者的很深的悲剧感。”[25]而作品中多次出现的翠翠在温柔、美丽的黄昏中，心中觉得有点薄薄的凄凉，都是湘西人民对于未来不可知命运的担忧，对于无法挽回的宁静生活的眷恋。
小说的结尾写道，在老船夫去世的夜晚，关系茶峒风水的白塔坍塌了，经历了多年时间考验的白塔一直保存、屹立着，但却在老船夫辞世之夜，伴着电闪雷鸣坍塌了，那样的突然，却又让人觉得在意料之中。白塔既是前后几十年两代人生活命运的见证，也是古老湘西淳朴人性的代表。它的坍塌，既象征着一个古老而原始的湘西社会的终结，也象征着老一辈淳朴、真诚民风的失去，同时更暗指出沈从文内心精神支柱的崩塌。无法与都市生活相融的沈从文一直把湘西社会作为他的精神后花园，面对着湘西社会的消失，他陷入了无边的痛苦和矛盾之中。为了灵魂的自救，他让象征古老湘西社会精神的白塔又重新建立起来了，使这精神的象征物屹立在理想的故土上，自己的精神也有了寄托与归宿。可以说，白塔的重建是沈从文精神失落之后对灵魂与自我的救赎，是重塑民族精神的努力，是他对湘西人际关系重造的渴望，更是对民族品德重造的勇气和信心。
1934年1月3日，沈从文在《大公报》的文艺副刊上，发表了《元旦试笔》一文，表露了这样的思想：“一个具有独立思想的行家，能够追究这个民族一切症结的所在。”他说的“追求这个民族一切症结的所在”即是想探求造成民族道德堕落的根源。在探讨这个问题的时候，沈从文提出了两个参照系：一个是“过去”，一个是“目前”。他将“过去”和“目前”相对照，目的是希望启迪读者能够“认识这个民族的过去伟大处与目前的堕落处”。通过阅读沈从文的小说，我们不难发现，他所指的“过去的伟大处”是指古老湘西社会所培养的质朴、勤俭、和平、热情、诚实、勇敢的一类理想人性，而他所谓的“目前的堕落处”，指的是“受横征暴敛以及鸦片烟的毒害”而造成的“穷困和懒惰”，还有“做人时的义利取舍是非辨别能力”的泯灭。为了用理想的人性治疗目前的“堕落处”，沈从文构筑了一座供奉人性的“希腊小庙”。《边城》的写作，就是他为古老的湘西社会唱的一首挽歌，表现了一个人类向往的世外桃源，目的无疑是想通过这部作品，重塑民族精神。正如，著名评论家凌宇所说的“他（沈从文）要保留这种‘人情美’，作为医治现代社会腐烂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良药”[26]。
因此，在作品中，作者把茶峒地区描绘成一派和谐自然的面貌，人们遵守古礼，顺乎天性，真诚相处，互敬互爱，人与人之间相互同情，受人之惠必以物回赠，这里俨然是一块未被近代文明污染的世外桃源。小说描写翠翠、傩送一代人的生活，也是极其的健康、自然，但作者显然意识到了这种生活已经悄然发生了某种变化，物质观念与一定程度的宗法关系已左右了人们的心灵。边城虽然还保留着过去生活的影子，但未来的发展已然不知要走向何方。位于边城的未来，沈从文难以掩饰地表现出深刻的焦虑，可以说，沈从文写作《边城》，目的就是为了要保存湘西文化，把湘西美好的过去以文学作品的形式永久保留下来。他曾说：“《边城》中人物的正直和热情，虽然已经成为过去了，应当还保留些本质在年轻人的血里或梦里，相宜环境中，即可重新燃起年轻人的自尊心和自信心。”[27]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沈从文面对堕落现实的文学策略，以文学作品改造现实社会的良苦用心。
沈从文有感于“过去的伟大处”和“目前的堕落处”，以一种抒情化、诗意化的叙事方式写下了理想中的美好湘西世界，歌颂了边城地区优美的自然景色和淳朴的民俗风情，目的无疑是为了与当今堕落变化的现实社会相对照。出于深刻的人文主义关怀，作者从恢复人性的角度出发，以一曲挽歌的形式作为拯救现实社会人际关系的“良药”。因此，小说叙述的故事已不仅仅是一个小镇上，一群小人物的悲欢离合，而超越了时空的束缚，具有了深刻的文化象征意义，可以说，《边城》整部作品就是一个象征，它不仅是作者湘西情结的一个载体，也是人类社会曾经有过的美好图景，更寄予着沈从文呼唤健康人性，重塑民族美德的良好愿望。
第二节 生命体验与抽象抒情
全面抗战爆发后，沈从文和友人经过长途迁徙，历经多天的跋涉，来到了云南昆明，在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组成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里教书，讲授“各体文习作”、“创作实习”、“中国小说史”等课程。在授课外，沈从文参加了很多学生办的文艺社团，当时，西南联大学生办社团非常踊跃，而沈从文是学生们喜欢的老师，自然要多请他指导，沈从文也热情关心着那些向往文学的青年学子，并扶持、帮助了很多热爱文学的青年，汪曾祺、林蒲等都是从他课堂上走出的学生。此外，沈从文这一时期还和杨振声一起继续抗战前就已经开始的教科书的编撰工作。生活是繁忙的，而昆明也并不安静。昆明常有日军的空袭，每当警报响起，大家便急匆匆地躲进防空洞。由于空袭的频繁，沈从文一家后来搬到了位于昆明附近呈贡县的龙街，这是距城十余里的乡下。此后，为了上课，沈从文每周都要往返一次，他每周三天住在城里，上课，编教科书，指导青年学生；三天住在乡下，写作并帮助妻子张兆和做一些家务。在往返于学校和家庭的路途上，沈从文常为昆明优美的景色，安宁静谧的气氛所吸引。一定程度上，昆明乡郊静谧祥和的生活氛围激活了沈从文的创作灵感，使他在抗战时期的大后方领受着难得的心灵安宁，从而有机会沉潜到精神深处，继续挖掘他一直关注的人性与生命，此时，他更多是以一种抽象化、抒情化的方式，表现他向往的理性人性与和谐生存，这种心灵思考，赋予了他此时的小说以一种深刻的生命体验和形而上的哲思意味，沈从文也进入了写作的第二个高峰期。
《长河》是在全面抗战爆发后，沈从文在流亡途中，又一次返乡时，在沅陵大哥家暂住时所写的。沈从文此时的所见所感都较《边城》时期更加沉痛隐忧。“按预定计划，《长河》全篇共四卷规模，打算写到苗族起义军接受改编，蒋介石将其送上抗日前线，企图假日军之手消灭苗族生力为止，完成大时代变动中苗民族和湘西地方悲剧命运的描写”[28]。但由于蒋介石的图书检查政策，只完成了第一卷，后来由于政治斗争的纷至沓来，也剥夺了沈从文继续创作的权利。目前，《长河》只完成了第一卷，是一部未完成的多卷集小说。《长河》让人们看到了湘西所面临的威胁，和即将到来的不安稳的未来，为了遣散这种黑暗压抑的感觉，作者营造了很多湘西还尚存的宁静氛围。沈从文说：“问题在分析现实，所以忠忠实实和问题接触时，心中不免痛苦，唯恐作品和读者对面，给读者的也只是一个痛苦印象，还特意加上一点牧歌的谐趣，取得人事上的调和。”[29]当然，这种牧歌的氛围，仍然保留了《边城》仍有的情调，也使得人们普遍将《长河》视作为《边城》的姊妹篇，但沈从文创作此小说的目的，肯定不是为了继续营建桃花源，而是想写出湘西乡村在急剧变动的时代面前所发生的变化。
《长河》虽继续沈从文的湘西生活书写，却很难继续保持《边城》时期的舒缓平和。对淳朴乡野的“常与变”的担忧也呼之欲出，对湘西社会未来的走向更是有着悲观的预感。从《边城》到《长河》，人们看到从20世纪初叶到抗战前夕这之间的三十多年，湘西社会的急剧变化的历程。如果说，《边城》更多寄予着沈从文对理想人性的向往，停留在一个亘古的田园社会，少受现代经济的侵蚀，表现的是一个未被现代文明污染的神性世界，那么，《长河》则把人们关注的眼光拉回到了眼下，让读者直面抗战前夕，乡野社会已经被现代社会侵蚀得千疮百孔的情景。政治、戍兵、蒋介石倡导的“新生活”运动，都让这里的乡民感到恐惧。正如司马长风先生所说：“《边城》是散文诗的画卷，《长河》具有这些，但不止这些，还可以听到时代的锣鼓，鉴赏人性的洞府，生存的喜悦，毁灭的哀愁，从而映现历史的命运。”[30]在《长河》中，沈从文除了依然描绘湘西美好的自然图景外，还用大量篇幅渲染了在抗战前夕政治风云即将到来的社会气氛。这个偏僻的辰河中部吕家坪水码头及其附近小村萝卜溪，和外在中国社会的大变动联系在一起。此地盛产橘柚，路人路过橘园，如果要买，那得到的答案一定是不卖。但园主会让你尽情地摘，他会说：“乡亲，我这橘子可卖，可不卖，你要吃，尽管吃好了。这水泡泡的东西，你一个人能吃多少？十个八个算什么？你歇歇憩再赶路，天气老早咧。”湘西人依然是豪爽、大方的，这里仲夏时橘子花香醉人，九月份橘子成熟，随处堆积，美不胜收。虽然，这里的民风依然淳朴，但世界已经发生了变化，1934年蒋介石发起了旨在重建道德，改变社会风气的“文化复兴运动”，要求国民从衣食住行日常生活做起，达到生活艺术化、生产化、军事化的目标，但这一运动在湘西推行以来，就让湘西人民深感恐惧。历史上，苗族屡次被汉族血腥镇压，沉痛的历史记忆让他们对外界任何的风吹草动都心怀恐惧。在小说中，吕家坪人在听到过常德的弄船人描述新生活运动后，是相当恐惧的，时刻感觉着即将到来的威胁。此外，在小说中，另一个让乡民恐惧的是，新式油业公司也要建立起来了。从现代经济发展来看，这固然可以说成是现代要取代传统，但这直接威胁到湘西民众的利益。此外，湘西滕家橘园的主人滕长顺虽依旧如《边城》中的顺顺一样家道殷实，是当地的领袖人物，为人也公正仁义，乐于助人，但滕家橘园正面临着各种威胁，中央军来派夫派粮，地方的保安队长也想巧借名目强抢滕家的橘子，并对滕家小女夭夭动了邪念，夭夭的生活远非《边城》中翠翠那样恬淡美好。
长河流域中人与人之间的温情也被人事纷争所取代了。对于保安队长，沈从文的感情态度明显是厌恶的，极尽地渲染了保安队长态度上的蛮横霸道，经济上对乡民的敲诈勒索，以及精神上的自以为是。而保安队长的邪恶，正映衬了蒋介石统治的腐朽。而商会会长则一方面压住心头对保安队的不满和愤懑，另一方面，由于所处的社会地位，还不得不与保安队长周旋。小说中，最寄托沈从文感情的自然是夭夭、老水手等人。夭夭和《边城》中的翠翠一样天真、活泼、乖巧，相对于翠翠更为内倾、安静温柔的性格，夭夭则在乱世中更多了一份自如应变的能力。面对保安队长的寻衅，翠翠坦然自若，不卑不亢。老水手虽然无儿无女，一无所有，是一个为人看守祠堂的无产者，但他见多识广，关心世事变化，他和《边城》中的老船夫一样，憨态可掬，真诚质朴，充满了童心，对于未来，他仿佛看出了湘西的命运，但他已经不像老船夫那样面对不公正的命运，消极退让，被动承受，最终被预想的悲剧事实压垮，《长河》中的老水手面对变动的世界，是积极争取的，他身上洋溢着不屈服的生命力量，有着更为强烈要掌控自己命运的信心。在《〈长河〉题记》中，沈从文说：“用辰河流域一个小小的水码头作背景，就我所熟悉的人事作题材，来写写这个地方一些平凡人物生活上的‘常’与‘变’，以及在两相乘除中所有的哀乐。”[31]这“常”就是，湘西人民身上那保存的正直、善良、淳朴，这“变”则是湘西人民身上面对恶势力不屈服的精神，强烈的反抗意识，在《长河》中，三黑子甚至想自己当了主席，要惩治坏官。湘西人民已经希望自己取得权力，去对抗残暴的统治。并且，和《边城》中对未来无法把握，略带悲观的忧郁调子相比较，《长河》中，人们对于未来已经普遍生长出一种信心。这大概是由于在抗战初期，民族解放战争的影响吧。
作为一个在乡土创作方面已经声名卓著的作家，此时，更能代表他创作新质的是一些新的文学尝试。沈从文此时创作了两个重要的集子——小说集《看虹摘星录》和散文集《七色魇》。《七色魇》包括《水云》、《绿魇》、《黑魇》、《白魇》、《赤魇》、《橙魇》、《青色魇》等七篇实验性质极强的篇章，内容交汇了昆明的日常生活和“我”的思绪飞腾，由于真实和幻想相交织，作品具有了一种亦真亦幻的神秘色调。相对于《边城》、《长河》的社会写实，城市和乡村的二元对立叙事模式，《看虹摘星录》和《七色魇》则显示出浓厚的思辨色彩和形而上的玄学气息，作者对外界的关注也开始转向了内在自我。沈从文说：“生命一种最完整的形式，这一切都在抽象中好好存在，在事实前反而消灭，”[32]所以，生命、理性等，只有在抽象中才得以展现出全部的面貌。这些具有极强实验性质的尝试，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沈从文40年代的文学成就。
作为一个深具悲悯之心，又敏感热情的知识分子，沈从文的内心波涛从未停歇过，他反复地思考着人性、生命、存在、苦闷等现代主义的问题，无论是早期的《萧萧》、《边城》、《八骏图》等作品，还是40年代的《长河》、《看虹录》、《七魇集》等创作，沈从文一以贯之地在以文学作品的形式表达他人生理想的“常与变”。在沈从文看来，健康理想的人生形式中，爱欲需求无疑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爱欲是人类的一种正常需求，但现代社会的所谓文明的枷锁却使人类的情爱追求变成了种种禁忌，人的本能需求被压抑，形成了一种畸形、病态的性观念。“近代政治史上阴谋权术的广泛应用，阿谀卑鄙所形成的风气的浸透，即无不可看出有性的错综问题在其间作祟”[33]。性观念的变态催生了很多人生悲剧。在湘西淳朴自然环境中长大的沈从文，向往自由和谐的生活方式，西方现代人本主义思想的熏陶，也促使他追求一种人性的和谐发展，他要为人类的情爱需求谋得一个正当的位置。沈从文一直尊重这种人类最原始、最初的生命冲动，在早期小说中，就有很多借助乡土浪漫传奇故事宣泄青春爱欲的篇章，如《柏子》、《媚金·豹子·与那羊》、《神巫之爱》、《月下小景》等，《八骏图》也提出了都市“阉寺性”问题，抨击国民生命力不足。抗战时期，沈从文延续他对健康人性的探索，尤其是对理想的情爱形式的思考。只是，此时的环境变得更加复杂。一方面，作为文坛知名人物，沈从文号召知识分子坚守自己的阵地，反对文学政治化，要求文学的独立品格，主张以美育实现人的重造，追求理想的人性，表现出坚定爱国的赤诚之心；另一方面，沈从文又深陷无人可以理解的寂寞与痛苦中，面对心灵上倏忽而过的生命幻觉与骚乱冲动，他只能看虹看云，独自排解着这份心灵悸动。再加上，沈从文此时对弗洛伊德的性压抑理论有着浓厚的兴趣，所以在小说探索上，对小说的创作动机也加入了弗洛伊德的理论分析。他认为创作是“被另外一种比食和性本能更强烈的永生愿望所压迫，所苦恼。他的创作动力，可说是从性本能分出，加上一种想象的贪心而成的”。感情的“发炎”和对自我意识的挖掘，促使他此时的创作更为隐晦，但受制于当时复杂的内外环境，这种亦幻亦真、捉摸不定的情绪，他只能以一种先锋式的实验体式进行书写。
小说《看虹录》和《摘星录》都以精致的体式，书写绅士与淑女的两性交往。从题目中的“虹”、“星”，也可以看出沈从文对美好事物的追寻，抑或说是对压抑的欲望的正视与尊重。《摘星录》是篇关于一个姣好的女子寻找真爱不得，而多年来仍不放弃的故事，周围人所强加给她的是一种独占的肉欲，所以女子在无奈之中，也只能沉湎于肉欲中麻醉自己。在沈从文看来，人正常的爱欲需求是合理的，自有一种神圣感，沈从文对情欲的态度也是肯定，赞美的。《看虹录》的题记是“一个人二十四点钟内生命的一种形式”，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人生形式呢？沈从文以文本提出了爱和美的人生形式。小说没有人物介绍，没有社会环境，是一个性爱文本，由此就可以把故事中的内容看作是一个抽象的文本，具有广泛的普世意义。在唯美精致的小说中，作者精心设计了三个节次，第一节和第三节的内容和第二节无关，小说以第二节为主体，讲述一对男女在白雪飞舞的冬季，在温暖的小屋内所经历的一段爱恋。他们虚无缥缈的聊天，句句有指涉，看似不关题旨的动作，却可生发出无尽的遐想。小说扑朔迷离，让人难以捉摸，展示的却是一段超越世俗的神性之爱，小说第二节主要在写鹿，这是男客人所写的一个故事，女主人正在阅读，而鹿的故事和男女人物之间的情爱故事交织在一起，鹿的身体与神态之美都指涉的是女性的美好，在对鹿的身体，男客人对女人身体的美妙描述中，分明有一种虔敬的态度，也有一种神性的感觉，而猎鹿的浪漫过程则是以一种微妙晦涩的笔触在讲述男女性爱的经过。而且，小说中多次出现男客人对于窗帘上小花马的注意。小花马用各种姿势在驰骋、奔跃，在广漠无际一片青芜中消失，最后小花马完全沉静，都映射出男客人对女主人爱欲心理的起伏。沈从文以一种神圣的态度对待情爱，性爱故事也被他演绎得十分唯美、纯净，甚至让人产生一种类似宗教的虔诚感，展现了一种“神与美”的生命形式。“《看虹录》对女性身体与鹿身体极端精微的凝视和呈现，正是出于表现生命本质的企图，他悬置了任何关于身体的‘情欲’、‘道德’等的理解，而仅将其看成‘生命的形与线’的‘形式’，‘那本身的形与线即代表了最高德性’即神性，人由此获得与上帝造物相通的出境。《看虹录》第三部分的焦虑不仅来自体验与书写语言之间的矛盾，更因为经验本身的偶发性、短暂性，因而感受到生命本体的无可捉摸，沈从文竭力从形形色色的生命现象中归纳出一种永远处于‘燃烧状态’的至纯至美的生命本质……这个本质不仅成为个体生存的根本（‘爱’就是生的一种方式），同时也是社会文化存在以及民族精神重铸的根本，因此，他以极为执著的庄严感，往返于近乎迷狂的体验与失语的焦虑之中”。
沈从文从性的角度入手，坚持自然、健康的情爱生活，并以一种极其隐晦的方式书写着理想的情欲方式、生命形式。现实中，几次情感的“发炎”所导致的被压抑的欲望，沈从文也都将其通过这两篇小说得以宣泄，沈从文在小说中还渗入了很多私密性的个人情感和人生感喟，从而使关于人生具体形式的思考深入到相当深度，也使小说最大程度上成为沈从文欲望抒发和爱欲想象的载体。同时，沈从文还将这种情欲抒发赋予了强烈的生命沉思成分，在沈从文那里，小说达到了思想的高度。他说：“小说既以人事为经纬，举凡机智的说教，梦幻的抒情，一切有关人类向上的抽象原则的说明，都无不可以把它综合组织到一个故事发展中。”小说除了讲故事的成分，也少不了“说教，抒情，抽象”，而且“向抽象发展与追求的兴趣或意志，恰恰是人类一切进步的象征”[34]。这种对小说的认识，自然加深了小说的内涵。在《看虹摘星录》出版时，沈从文在后记中，点明了自己的创作意图，他将“性”与生命的自然需要，生命的美相联系，他说：“我这本小书最好读者，应当是批评家刘西渭先生和音乐家马思聪先生，他们或者能超越世俗要求的伦理道德价值，从篇章中看到一种‘用人心人事作曲’的大胆尝试。”“另外合乎理想的读者，当是一位医生，一个性心理分析专家，或一个教授。如陈雪屏先生，因为也许可以作为他要‘知道’或‘得到’的一份‘情感发炎’的过程记录。”[35]可以看出，沈从文希冀通过小说，以自然的人性需求表达自己的情爱观，为此抵抗社会上流行的一种情欲不净观，解决滞塞人性的虚伪性道德和国民性的问题。
在《看虹录》、《摘星录》等小说中，叙事在篇章中占极少的成分，而抒情、议论则充分被扩大，小说和政论、散文、诗之间的文体界限几近模糊。而且，为了寻求合适的表达个人隐秘思想的方式，沈从文进行了多样的尝试。在《看虹录》中，第一节、第三节和作为故事主体的第二节明显脱节，这就形成一个故事中包孕故事的二层结构，第一节讲到“我”在一个明朗的月夜，忽然闻到了梅花的香气，于是走进一所房子，阅读一本题词写有“神在我们生命里”的奇书，然后开始了小说的第二节，由此可以想象，第二节中的爱欲故事是所阅读的书中的内容。第三节，讲到后来，这本书变成一片蓝色的火焰，消失了，我也重新回到现实中，而这时本子上已经写下了五千字。并且，沈从文受到西方的现代主义思想的影响，在这类作品中，还融入了精神分析学说、性心理学的内容，并使用了意识流、心里独白等艺术手法。此外，多次进行隐喻与人称的变化，也增加了作品理解起来的难度，从而使文本艰深晦涩。而因情欲、人性的主题与抗战时期的抗战内容又相距甚远，所以，历来对这些小说的阐述也是众说纷纭。日后，这些小说还给沈从文带来了几乎致命的麻烦。
沈从文借助小说表达理想的人生形式，毕竟不如散文那样自由随心，他40年代创作了一系列的散文，如《烛虚》、《潜渊》、《长庚》、《生命》、《绿魇》、《白魇》等，都自如地传达他对复杂人生的印象与感受。沈从文住在昆明城郊的呈贡乡村，在静谧的山坡上，他常常神游于自然景致、浮云变化，并对人生、自然，生出很多奇异的思想。在往返于学校和乡间的小路上，面对着潺潺清澈的溪水，草丛中追逐的小虫，田中嬉笑而过的姑娘，溪旁缩肩秃尾的水鸟，成片的菜花，沈从文从万物中感觉到了生命的灵性，思绪也从眼前转向了浩茫的宇宙，将转瞬即过的思绪，旋即捕捉住，以一种抽象化、抒情化的方式，写下了一篇篇内省式关于生命体验的文字。相对于沈从文前期的作品更多呈现外倾，此时，他的散文则是内倾性的。作者淡化外在的人事，强化内在的精神世界，陶醉于抽象的抒情中，因此，这时的散文更多是自我体认、思考、辩驳的结晶，而在这种自由畅达的文体中，沈从文对于美与爱的皈依是如此强烈，他几乎每篇都在思考着生命、理想与抒情。关于《七色魇》的文体，沈从文曾说：“说它是小说，实缺少小说所必需的中心故事。说它是散文，又缺少散文叙事论世的一致性。就使用文字范围看来，完全近于抒情诗，一种人生观照，将经验与联想混揉，透过热情的兴奋和理性的爬梳，因而写成的。就调处人事景物场面看来，又不如说是和戏剧摘要相近，尤其是和那个‘错综现实与过去，部分与全体’的电影剧本相近。”并强调说“对于文体的分类我并不发生兴趣。我正企图突过习惯上的拘束，有所实验。这个集子的各个篇章，可说是这种实验的第一次成果。”[36]可见，我们难于划分《七色魇》的文体性质，它兼具小说、散文、诗歌的艺术特质，是一种兼容各种文体的结晶，也是沈从文进行文体实验的一个尝试。
第三节 关注人性与“乡下人”视角
纵观沈从文从20年代到40年代的文学创作，尽管包罗万象，但如果说其中有一个关键词，那恐怕便是人性。人性作为一个沈从文文学创作的核心词汇，它放射出的夺目的光芒，使作者编织成了一篇篇传世的作品，无论是批评都市上流社会人们的虚伪、做作、庸俗，还是赞美湘西下层民众的淳朴、真诚、勤劳，抑或是对民间传奇故事和佛经故事的想象改编，沈从文创作的出发点都是为了表现人性。沈从文曾经说：“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山地作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37]众所周知，古今中外，能够得以传世的作品都在发现并表现着人性。沈从文追求人与自然的契合，追求人性的自然状态，这也正是古今中外一切优秀的文学作品所共持的一个标准。我们也只有通过人性这把钥匙，才能接近沈从文的文学思想。
沈从文自称是一个生命的信仰者，对生命的信仰，对理想人性的呼唤成为他一生从事的事业，也影响了他对文学与政治、与经济的看法，并形成了他独立的思想立场。在战争时代，很多作家都从社会、政治的角度评判生活，但沈从文却明显疏离政治，对于政治，沈从文一直采取不介入的姿态，在20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的政治风云从未停歇，而在这种政治斗争中，沈从文既不属于左派，也不效命于国民党，始终执著地坚持着他的独立自由的立场，始终与政党、政治保持距离，坚持无党派的身份。他反复强调反对利用权力滥杀无辜。这种主张和他独特的人生经验有关。沈从文出生于行伍世家，他的祖父沈洪富因为清王朝立下了赫赫战功，荣获了提督军衔，并曾任云南昭通镇守使，后升贵州提督，沈从文的父亲也苦练一身本领，从小便从军入伍，在1917年，沈从文入伍，在部队生活中，沈从文得以耳闻目睹派系混战，真正见到了“头堆成山，血流成河”。生死存亡是寻常可见的事情，人的生命被随意地杀掉，不问任何原因，这使沈从文在开始文学创作时消除了对此经历进行炫耀猎奇的兴趣，反而追求理想的人性，并让沈从文从心底里萌生出对滥用权力的憎恶，对政治的远离。部队中，生活贫乏、单调，人们热心追逐金钱、享受，丝毫没有人生理想可言，这让沈从文开始向往一种新的生活。他曾声明：“知识同权力相比，我愿意得到智慧，放下权力。”[38]他从湘西的军队出来，舍弃那份安逸的生活，就是为了一份信念，一份对理想的执著。“他是为了摆脱人身的依附，取得人生的‘独立’，才走出湘西的。因而，他担心任何一种新的‘依附’，都会使这种‘独立’失去”[39]。来到北京后，文坛上的纷争，他从不参与，为人处世的一个根本原则就是要思想独立和自由。他远离并超然于政治，竭力保持自己思想的自由性。
不从属于任何党派、团体，并不意味着沈从文没有自己对政治的认识，没有对社会的清晰判断。在他的很多作品中，有很多思想性很强、对社会进行猛烈抨击的内容。如他在《从文自传》、《七个野人和最后一个迎春节》中，有关于清朝政府和军阀势力对苗族人民的血腥镇压的强烈抗议；在《菜园》、《新与旧》等小说中，他强烈反对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对人民群众的肆意屠杀；在《丈夫》等很多反映湘西生活的篇章中，他都对湘西农村经济破产、人性溃败的现状发出深深的忧虑；在《长河》中，他也曾借乡民对政策的恐慌嘲讽过蒋介石的“新生活运动”；他还发表过《禁书问题》，对30年代的国民党的禁书政策表示过强烈愤慨，他的长篇小说《长河》就被删减多处；他还对国民党秘密逮捕、杀害爱国青年表示严重抗议，为了左翼作家胡也频的被捕，他多方奔走营救，在丁玲失踪后，他多次发表文章，呼吁社会对此问题的关注；他也曾在《早上——一堆土一个兵》、《黑夜》、《过岭者》等篇章中，对民族解放战争，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战争，以及共产党人的革命活动，表示过由衷的好感。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国民党当局拉拢人才去台湾，沈从文坚决留在了国内，迎接新中国的到来。
沈从文坚持为人的独立性，对于文学创作，他自然要维护文学的独立品格，反对文学沦为政治的工具。抗战时期，文坛上的很多创作都集中于抗战文艺，忽略了对广阔人生的关注，为此，他提出了抗战文艺“差不多”的现象，反对浅白平实如八股样的抗战文学，拒绝文艺承担为政治宣传的功能，主张作家要多创作那些浸透着“人生崇高理想，与求真的勇敢”[40]的作品。针对抗战初期文学创作质量堪忧，他提出了作家不应都去从事抗战的政治工作，引起了所谓的“反对作家从政”的论争。沈从文认为，文学充当政治的工具，这也是文学堕落的标志，他坚决不能容忍文学沦落为政治家中的宣传品。当然，沈从文并非反对文学表现政治，因为政治毕竟是社会中的一部分，沈从文只是反对文学沦为政治的附属物，从而丧失了自身的独立性，违背了艺术规律。沈从文反对文学和政治的联姻，要求作家有独立思考的权利和自由，不应受任何党派和团体的掣肘。他认为，作家最可贵的就是独立的思想，作家应贴近血肉人生，根植于现实生活，摆脱党派、世俗、利益等的束缚，才能对社会人生做出独立的判断，大胆表述自己的态度。可以说，沈从文的主张是竭力维护文学的庄严性和崇高性的，他不容许任何人、任何团体将文学打上功利主义的标签。
沈从文在政治的漩涡中，始终保持着中立的态度。他目睹国民党当局的政治腐败、经济衰微、民不聊生，他自然拿起笔去批判、去鞭挞，同时，他也无法容忍把文学当作政治的一翼，让文学为政治擂鼓助威，因此，他孤立于当时蓬勃的左翼运动之外，又坚决不肯与国民党当局同流合污，但结果却是，在三四十年代复杂的社会环境中，他既处于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对立面，又被左翼文坛斥为是“反动文人”。沈从文要保持自身的独立性，这种执拗，既显示出沈从文不同于常人的思想独立性，也在政治斗争中吃尽了苦头，但也正是因为这份执拗，使其在中国的文坛上独树一帜，彰显出中国知识分子的独特思想品格。
沈从文不仅反对作家从政，同时，出于对理想文学的维护，他也反对文学和商业联姻，对文学越来越沦为一些文人赚钱的工具，心生不满，因此，他挑起了很多论争。如站在“京派”立场，他批评有“玩票相”的商业气息浓郁的“海派”作家，挑起了当时影响广泛的“京派和海派”之争；如对林语堂等人倡导的《论语》、《人间世》等消遣刊物的批评等。关于他挑起的“京派和海派”的争论，是沈从文坚持文学独立性的一个自然结果。身处北京，沈从文对北方文坛厚重、质朴的气息所喜悦，相比较，上海是20世纪30年代商品经济最为繁荣的城市，则是一片灯红酒绿。上海的出版业此时极为发达，这虽然扩大了新文学作品的传播，但同时，有些作家为了迎合读者的低级趣味和出版商的心理，粗制滥造了一些作品，他们自觉将文学当作市民的消费品，乐于操持其文字，以求上海的上班族、学生、小市民一笑，这在主张维护文学尊严的沈从文看来，是难以接受的，因此，他将批判的锋芒指向了上海作家，他反对文学和商业联姻，认为这样势必会将文学拖入功利主义的陷阱，而失去文学自身的美感。对《论语》、《人间世》等刊物的批评，同样是基于维护文学独立性的结果，周作人，林语堂的办刊原则就是要读者茶余饭后的消遣，沈从文认为《论语》、《人间世》以诙谐、幽默为创作旨趣的文学是创作不严肃的表现。对于“不满意于现状”的沈从文，他引起的文坛风波可谓不少、不小，但其出发点，都是想为文学寻找一个良好的生存、发展的土壤。可惜，在那个疾风骤雨的革命时代，沈从文的一厢良好的心愿恐怕能真正理解的人是少之又少。
沈从文创作的高峰期是20年代后期到30年代的中后期，此时正是中国战争频繁，民不聊生的时期，文坛上也一时陷入“无名”的自由发展状态。此时的文坛，既有左翼作家大力倡导的革命文学，社会剖析派小说，也有“海派”作家所发展的新感觉派小说，论语派散文家所提倡的消遣小品文，还有大批的市民通俗文学，而沈从文则特立独行，他既不像左翼作家多从政治经济的角度，去表现当时激烈的阶级斗争，展现农民和地主之间势不两立的矛盾；也不像“海派”作家在表现都市的畸形繁荣时，又时时流露出对都市五光十色的沉迷与眷恋；也对文人依托于文学市场，追求文学商品化心生不满。在文学创作中，沈从文坚决维护文学的独立品格，反对政治和经济对文学的侵蚀，这保障了他文学作品较高的审美价值，和对人性思考的深度，但也造成了他在中国现代文坛上的起落沉浮。
在战争的年代，沈从文没有趋时地让文学为政治擂鼓助威，也没有让文学沦为商品买卖，他仍然坚持自己的独立立场，从人性、道德的角度去打量中国社会发展，他试图通过倡导人性的完善，从而实现民族品德的重建。于是，他勾画出一个理想中的湘西世界，呈现出一种理想中的人生样态。关于湘西小说，沈从文也曾说过：“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我主要不在领导读者去桃源旅行，却想借重桃源上行七百里路酉水流域一个小城小市中几个愚夫俗子，被一件普通人事牵连在一处时，各人应有的一分哀乐，为人类‘爱’字作一度恰如其分的说明。”[41]可以说，沈从文延续的是“五四”时期的人本主义思想，注重以人性、道德的角度，重建社会，这与“五四”时期的呼唤个性解放、人的觉醒具有内在的承续性。和这种人性、道德的评价尺度相一致的是，沈从文从不自认为自己是社会的先锋，反倒终生都在强调自己是一个“乡下人”。
整理沈从文的作品，会发现，沈从文在不同场合、不同时间中，多次使用“乡下人”这一称呼。如在1925年发表的散文《扪虱》（一），在1928年8月创作的《中年》，在1931年所写的《记胡也频》，在1933年12月所写的《萧乾小说集题记》，在1934年的《从文自传·女难》，《从文自传·学历史的地方》，在1935年的《给一个大学生》，在1936年发表的《习作选集代序》，在1939年写的《烛虚·五》，在1942年写的《水云》等，不一而足。虽然沈从文在城市生活了多年，并且接受了现代文明，但他始终以乡下人的身份自居。“乡下人”的自我定位，固然是因为他的湘西人身份背景。沈从文在偏僻的乡土湘西生活了二十年，所过的是一种乡野的生活方式，耳目所见所闻也都是乡野的种种，自然熟悉那片土地，和生活在那片土地上的人的生活。再加上初来乍到，在北京的姐夫称呼他为“乡下人”，敏感的沈从文已然从他者的眼睛中看到了自我的实际处境，对自我未来的设计也由此开始。在北京住下来后，沈从文衣食无着，饥寒交迫，蜷缩在“窄而霉小斋”里，真正感到了生活的压迫。在强大的生存压力下，沈从文开始写作，开始用笔去表达心中的愤懑，在文章中，也充满了对这个罪恶社会的控诉，这时他自觉将自己和都市分成两派，在乡下人自我意识的强化中，坚强地寻求一条生存之路。
如果说，在20年代，沈从文自称是“乡下人”，是对生活背景的如实道来，对都市不接纳自己的情感控诉，那么，在30年代初，他已经在文坛上声名鹊起，编辑《大公报·文艺副刊》，并以他为中心，团结了一批作家，形成了“京派”，而他突出的文学成就，也使他成为“京派”的重镇，他已经获得了言说的话语权力。在“京派”多次聚餐时，大家常以沈从文为中心请教、讨论问题，而沈从文也总是笑眯眯地热情和大家交谈。沈从文在编辑文章时，严格要求作品的严肃性和艺术性，坚决反对游戏、消遣式的文字，也反对将文学作品作为政治的传声筒，沦为政治叫嚣的工具，并挑起了几次论争，有力地扩大了“京派”的影响。沈从文还极其注重培养青年作家，认真给青年人看稿，改稿子，和作家座谈，推荐青年人的作品发表，在青年人中很有威望。在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沈从文再自称是“乡下人”，已经有了别一味道。此时，“乡下人”的自我称呼，已经去除了当年的情感控诉，而更多加入了理性分析与认知，逐渐形成了自我意识建构。沈从文说：“我实在是个乡下人，说乡下人我毫无骄傲，也不在自贬，乡下人照例有根深蒂固永远是乡巴佬的性情，爱憎和哀乐自有它独特的式样，与城市中人决然不同！他保守，顽固，爱土地，也不缺少机警却不甚懂诡诈。他对一切事照例十分认真，似乎太认真了，这认真处某一时就不免成为‘傻头傻脑’。”[42]这里，沈从文明确了自己的“乡下人”身份认同，并昭示出沈从文独特的文学观念的形成。在沈从文看来，“在都市住上十年，我还是个乡下人”[43]。从中，大致可以看出沈从文思想中对“乡下人”的界定。夏志清先生曾经说过：“沈从文出身虽然贫苦，但总算是个书香门第，绝非乡巴佬。但他既自称‘乡下人’，自有一番深意。”[44]对于一个已经在都市生活多年，并且受过现代社会和文明洗礼的知识分子来说，“乡下人”的定位肯定是有深意的。“乡下人”的自我身份定位，可以说，给沈从文的创作带来了很多异质的东西。沈从文终其一生都在标举自己的乡下生活背景，强调自己的文化思想形成的渊源，同时，也形成了他独特的个体人格认识。在都市文化面前，既不自卑，也不自大，总体现出他和都市文化之间的隔膜与不和谐，并始终强调在现代都市中，寻找一种自己独特的地位与归属，这也注定他在观察世事人生的时候，多从文化伦理、世俗民情的角度去看待事物、阐述生活。沈从文在展览都市人生活荒谬的时候，潜在地他是以一个乡下人的眼光去观察的，作为乡下人，沈从文自然感到自己在精神层面比城里人有较大的优越性，虽然物质财富不如城里的高层，但在精神道德素质层面，自己起码生活得不病态，自己在道德上是淳朴、诚实、健康的，沈从文多次称自己是乡下人，其实，就包含着在精神价值标准上，对城里人的一种审视与批判，所以，以乡下人自然自由的生命样式去衡量都市生活的罪恶，彰显乡村文明的淳朴，这成为他创作的基本内容。
沈从文不仅自己在文学作品中持久地关注人性、表现人性，而且，也积极鼓励他人去表现人性，以此提升思考的深度，提高作品的价值。在1940年8月3日，他在给西南联大的师范学院国文学会做的演讲中，就曾这样说道：
“我以为一个作品的恰当与否，必须以‘人性’作为准则。是用在时间和空间两方面都‘共通处多差别处少’的共通人性作为准则。一个作家能了解它较多，且能好好运用文字来表现它，便可望得到成功，一个作家对于这一点缺少理解，文字又平常而少生命，必然失败。所以说到恰当问题求其所以恰当时，我们好像就必然要归纳成为两个条件：一是作者对于语言文字的性能，必须具敏锐的感受性，且有高强手腕来表现它。二是作者对于人的情感反应的同差性，必须有深切的理解力，且对人的特殊与类型能明白刻画。”[45]
沈从文认为一篇好的作品是以刻画“共通人性”为准则的，这种共通人性是共通处多而差别处少的，能够深刻地了解它，表现出这种共通的人性，是能创作出好作品的前提，读者可以从这种符合大多数人的人性描写中，缩小与作者的差距，实现与作者情感上的交流，作者的思想，观念自然也会施加于读者，对读者造成影响，由此，实现了文学作品改造人心的目的。能够深入地表现人性，这是好作品的前提，再加上好的文字，作品必然生动而有魅力。对人性的挖掘越深入，作品的魅力也就越长久，深远，而读者受到的影响也就越大。
在沈从文的人性观中，理论内核是普遍的人性，也就是共通的人性，即每个人都有的自然人性，而作为和人性相对立的另一端，则是神性，人性和神性相互参照，又相互补充，在人性的基础上，升华出神性，这是一种生命的理想状态。沈从文创作了很多思想性的小说，就表现了这种人性和神性。他经常在思考中国现代文学作品能否被后世承认，个人的生命有何历史意义等，他挖掘生命本体的特征，思考生命的本质，发现和张扬了人的生命的神性。在他的文学世界中，神性是最高阶段的人性，是最能彰显生命价值和意义的层次。对于人的物质实体存在，他更重视人的精神世界的超越性，终其一生，他都在执著地探寻人的生命存在，从各种各样的生命形式背后，追问生命存在的终极意义。他认为很少有人能够超越自己的世俗生活真正去认识生命，对于这点，在他看来，城里人由于被城市光怪陆离的环境所愚弄，已经失去了追寻自我精神价值的可能，他们只满足于停留在自己的生存层次上。而乡下人，由于耳闻目睹、触目所见青山绿水、自然人情，所以比城里人更能够把自己的生命与外界自然相联系，并在广阔神奇的自然中感受生命的灵性与美好。沈从文不愿意用一些政治术语去剖析、认识中国的社会现实，他在宗教、哲学、心理学等方面都进行了认真的探索，他更多关注的是人类精神的健全与美好。关于“美”，他在《烛虚》中这样说：“我在有生中发现了‘美’，那本身形与线即代表一种最高德性，使人乐于受它的统治，受它的处置”。美是抽象的，又不受任何法典和个人的束缚。
沈从文想用文学作品的形式证明自己生命精神的领域是无比宽广的，证明自己生命存在的价值，因此，他不附和流俗，更不想人云亦云，他想让“读者从作品中接触了另一种人生，从这种人生景象中有所启示。对人生或生命能作更深一层的理解”[46]。因此，在30年代的时候，处在战争的环境中，沈从文想得最多的是战争对人类精神的损害，使人类的理想遭遇了毁灭，助长了人们投机取巧的坏风气，他强调作家要用“宗教的献身精神”来突出表现文学内在的感染力，促使读者读后能够振奋，激发起他们更大的热情去改造世界，并且能够增加读者对世界、社会、宇宙的认识。在40年代西南联大时期，身处战争的大后方，生活的安定，便于沈从文继续思考文学与生命的关系，思考一种理想的人生形式，但是，让他痛心的是，他发现现代人普遍都生活在一种非健康的状态中，虽然处于战乱环境里，周围的民众却整日在为世俗的物质享受所忙碌，他们沉湎于打牌，做投机生意、赚钱中，根本没有人生理想追求可言，他们既无生命感受，也无生命幻想，更无生命的目的，尤其是年轻人，这种消极堕落的生活状态更是普遍存在。他们只满足于享受，耽于享乐，对于生命从未进行过深入的思考，“大部分优秀脑子，都给真正的法币和抽象的法币弄得昏昏的，失去了应有的灵敏与弹性，以及对于‘生命’较高的认识。其余无知识的脑子，成天打算些什么，也就可想而知了。云南的云即或再美丽一点，对于多数人还似乎毫无意义可言的”[47]。生命本身的神圣庄严的意义在他们面前俨然不复存在，他们更不能理解何为生命的美，他们“对于‘美’，对于一切美物、美行、美事、美观念，无不漠然处之，竟若毫无反应”[48]。现代人已经被都市的物欲横流所淹没，失去了感受美，追寻美的能力和兴致。他们在性格上却又是十足的懦弱、迷信与虚浮，他们生命力萎缩，也缺失健康雄壮的体魄，更没有自然率真的品性，他们已然沦为没有生命力的空壳，正是这些人造成了整个民族表面上衣冠楚楚，实则虚伪，懒惰，敷衍，生命力退化的现象。形成了“由庸俗腐败小气自私市侩人生观建筑的有形社会和无形观念”[49]，这种生命力的丧失，导致整个民族的发展受到阻碍。
沈从文常在昆明的乡郊看云深思，他认为“人先要活得尊贵些！我们当前便需要一种‘清洁运动’，必将现在政治的特殊包庇性，和现代文化的驵侩气，以及三五无出息的知识分子所提倡的变相鬼神迷信，于年轻生命中所形成的势力、依赖、狡猾、自私诸倾向，完全洗刷干净，恢复了二十岁左右头脑应有的纯正与清朗，认识出这个世界，并在人类驾驭钢铁征服自然才智竞争中，接受这个民族一种新的命运”[50]。要使青年人恢复思想创造的活力，重拾这个民族的自尊心，具体办法，按照沈从文的说法，便是“对于自然美的热烈赞颂，对传统世故的极端轻蔑”[51]，沈从文试图号召青年人重返自然，尽管，这种理想在当时无疑是不符合实际的一种幻想，但毕竟是沈从文对理想的生命样态的积极思考。同时，蔡元培曾经提出的“以美育代替宗教”的思想，再次被沈从文所提出，他还进而发挥，提出“用美育来救治德育上的弊病”，来“代替政治，代替战争，凌驾一切”[52]。这种“以美育改造政治”的主张，貌似和他一贯的要求文学独立于政治的观点截然不同，但其实却是在政治局势变化之下的自然发展。这在他的《饭桶——见微斋笔谈》、《逛厂甸》等文章中有鲜明体现。而沈从文所主张的美育，其实就是用文学艺术来建立“一种美和爱的新宗教，来煽起更年轻一辈做人的热情，激发其生命的抽象搜寻，对人类明日向上合理的一切设计，都能产生一种崇高庄严感情。国家民族的重造问题，方不至于成为具文，为空话”[53]。并且，用“美育”来继承“五四”时期启蒙主义未竟的事业，用“美育”来救治那些“热情被腐蚀势利虚伪观念所阉割”的青年男女[54]。沈从文充分关注的是社会发展过程中的自由、和平、博爱、道德和美感，他主张用美育来救治中国德育上的弊病，救治中国人思想的堕落趋势，并以此来美化有可能会因为战争毁于一旦的北平城市面貌，建构理想的社会图景，由此可见，沈从文对美育的重视自有兴邦利民的重要意义。
沈从文将拯救人性的期望寄托于文学，希望文学能够重建人性。他说：“一切由庸俗腐败小气自私市侩人生观建筑的有形社会和无形观念，都可以用文字作为工具，去摧毁重建。”[55]为此，他创作了很多展示优美、健康人性的作品，如《边城》、《长河》等。沈从文希冀通过文学的力量来实现国民性格的重造，因此，无论是30年代《边城》中理想的世外桃源景观，湘西农村的人性美、人情美，还是40年代的《长河》中赓续的美好人性，都是这种文学理想的显现，而沈从文也自认为自己创作的《摘星录》、《看虹录》这些表现“抽象的爱”的作品，就是“人生崇高理想，与求真的勇敢”的典型。沈从文前后期的创作一以贯之地融汇着以文学改造国民性的理想，如果说有些变化，那么，相对于二三十年代的创作更多是社会写实，40年代的创作则走向了“抽象的抒情”，具有浓厚的思辨哲理色彩，作品的思想深度也愈发强化。“沈从文越发向‘纯’生命的文学思路发展，即不断探讨文学和生命的关系，而不是强化文学和社会、时代的关系”[56]。但是，沈从文希冀通过作品，探索一种理想的人生形式，也希望以此创作，深入人们对生命的思考，这种创作理想是一以贯之的。
在时代交替的时候，作为一个具有民族责任感的知识分子，沈从文关注的是个人的生命方式与民族发展之间的关系，他期待个人生命的完善、文化的重造、民族的未来发展，他的文学作品甚至已经超过了文学领域，而具有思想史的价值。尼采，叔本华的“审美愉悦”的思想都被他借鉴、吸收，并和自己的生命、人性、神性等思考相融合，并超越了之前的都市、乡村二元建构的文学世界，在更高的层面上思索生命的意义，形成了自己的思想体系。虽然，他的生命重造，文化重造，民族重造的主张，有不切合中国历史环境、现实情况的虚幻性，在血雨腥风的战争年代注定是一个精神上的幻影，难以落地生根，这造成了他和时代深刻的隔膜，难以被时人所理解，并背负了很多不应有的罪名，但是，他的创作和思考却显现出难得的深度，历史也能够证明，沈从文的思考自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