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为何而战？换句话说，未来战争和武装冲突的动因是什么？
所有参与战争或武装冲突的国家、组织、团体和个人，都宣称自己所进行的战争是正义的，但这主要是为了师出有名，占据道义高地，争取更多和更广泛的支持，或者只是为了增加自己在战场上的勇气。换个角度设想，如果不认为自己所进行的战争是正义的或有利可图的，那么参战各方凭什么要殊死相搏？一般来说，在战场上，人的勇气往往比鲜血流失得更快。
一、战争的动因
人类文明发展到现今阶段，可以说，出于“正义感”和“骑士精神”而发动或参加战争的国家已经基本上不存在了。那么，国家或非国家性质行为体又是为何而战？自然，所有的战争动因都可简单地归结为“利益驱动”，但这个“利益”概念的外延却相当广泛，可以是经济利益、土地和海洋、军事安全、政治威望、能源和水源等。
战争爆发常常是多个动因并存，这些动因之间密切相关，且再也没有比战争动因这个变化多端的东西更难以进行详尽和准确描述的了。参战各方往往将真正的参战动因秘而不宣，即使在解密的战争历史档案中，还存在着大量相互矛盾之处。
但是，战争的起因与战争发生的条件和动力之间，似乎并不存在着直接相关。无数案例表明，即使具备了爆发战争的条件和动力，也未必意味着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另一方面，一些战争却在看似不具备战争的条件和动力的情况下爆发。可以说，战争的起因具有一定的复杂性、偶然性和独立性，这也是战争研究魅力的一个表现所在。
对诱发战争的动因进行分析，可在更深层次上理解战争和武装冲突的实质，并在此基础上，分析未来战争和武装冲突的起因、发生条件和进行下去的动力，进而预测未来战争和武装冲突可能进行的方式，通过未来战争和武装冲突的“发生—发展—结束”全过程研究，明确未来战争和武装冲突的设定目标及其将如何实现，最终目的，是为制定军事战略、研发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研究军事理论、拟制作战构想等军事斗争提供参考和依据。
二、战争发展趋势
据不完全统计，20世纪内，平均每间隔15年，大国之间发生一次战争，而16世纪内，每间隔4年发生一次战争。不过，20世纪的战争对人员和财产的破坏更为严重，这主要源于军事科技的迅猛发展和国家动员能力的提高。
1812年，拿破仑军队入侵俄国，动员了60万员额的军队。至1814年，俄国和德国共向战场上投放军队人数达到100万。由于当时军队装备的武器在火力密度、射程、精度和威力上不足，因此，大规模战争更多地是体现在参战人员数量巨大。
第一次世界大战，由于高射速武器、大口径火炮的普遍装备和使用，武器的射速、射程和威力空前提高，相比拿破仑时代，战争更具破坏力：约有940万军人失去生命，并造成超过100万平民死亡。战后，人类深刻认识到了战争所具有巨大的破坏力，正如丘吉尔所说，“战争已成为人类的潜在毁灭者。”
第二次世界大战，速射步兵武器、重型火炮、飞机、坦克、航母、潜艇等武器和军事装备尽数登场，武器杀伤力和致命性急剧增大，造成近5000万军人和平民伤亡，财富损失难以计量，使得第一次世界大战也相形见绌。
第二次世界大战造成的惨重人员伤亡和巨大经济损失，导致各国对待战争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反战”成为人类认识的主流和国际社会的共识，即使是一些最独裁和最好斗的国家领导人，也都谨慎地发表“好战”言论。至于挑动和试图发动战争，甚至参战，更是为各国民众强烈反对。
对战争的恐惧和反感并不能有效地避免和制止战争。毕竟，只要人类社会中还有争端存在，使用强力手段解决争端总是会被作为选项之一。随着人类社会发展，国家内部权力分配愈发清晰，同时，也更为集中。发动和参加战争的决策由领袖、政府和议会做出，掌握在国家领袖、政府首脑、议会议员等少数人而不是广大民众手中。民众对战争决策和战争进程的影响是弱小且难以迅速见效的，更多的只能在反战示威游行和定期选举中展现他们的力量。另一方面，随着科学技术进步和武器装备的迅猛发展，对于军事强国来说，战争作为更直接的解决争端手段的诱惑力也在不断增强。
持续四十余年的美苏“冷战”期间，存在着多次爆发大规模“热战”的危险，其中，中国和美国在朝鲜半岛上殊死相搏，美国深陷越南战争“泥潭”，苏军入侵阿富汗无果而终，美苏在中东、非洲、南美洲的长期代理人战争，都造成了惨重的人员伤亡、巨大的经济损失和地区局势的动荡，并增大了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直接军事冲突的风险，其中的若干次，甚至有引发核战争的风险。
幸运的是，整个“冷战”期间，少数几场“热战”只是在局部地区和双方代理人之间发生，美苏分别领头的“北约”和“华约”两大阵营从未直接进行过战争，其原因，更多地是担心两大阵营交战将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乃至核大战，其后果不堪设想。从这个角度看，核武器功不可没。
“冷战”结束后的20余年内，发生了多场局部战争，如1991年海湾战争、1999年科索沃战争、2001年阿富汗战争、2003年伊拉克战争、2011年利比亚战争等。相比“冷战”期间及其之前的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上述几场战争具有以下特征。
首先，战争呈现出“短时、高烈度”的发展趋势，这主要归结于高技术武器和军事装备、新型作战理论和高超指挥艺术的运用，使得作战频率和强度大幅提高。其次，战争造成的人员伤亡比远小于“冷战”期间的几场局部战争及其之前的两次世界大战，这主要是由于战争中对抗双方军事实力对比悬殊，战争结果在开战伊始就没有悬念。第三，现代化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造价高，高科技战争中的大量消耗，使得战争的物质和经济成本大幅提高，战争越来越“昂贵”，即使美国这样的军事和经济超级大国也显得力不从心。第四，高技术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缩短了战争进程，作战效率和战争成本同时提高，伴随的正面效应是对平民的附带杀伤和物质损失不断降低，同时，战争和武装冲突的规模趋向小型化，战争发生间隔时间呈增大趋势、持续时间更短，而武装冲突发生间隔时间呈减小趋势、持续时间更长。最后，国际社会、国内民众、互联网等媒体的“反战”态度和言行对战争进程能够施加更大的影响，发动和参加战争的领袖、政府和议会要承受更大的国内外压力，进一步地，如果遭受军事失败，领袖和政府首脑的下场均很悲惨。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最重大国际事件，当属1945年联合国的成立。《联合国宪章》确立的“主权国家领土不可侵犯”和“集体防卫”原则，使得国家通过战争扩张领土的行为被国际社会所不容。另一方面，国家通过扩张陆上领土而获得的收益越来越小，但征服和占领的成本却越来越高。与之相反，随着海洋在战略、运输、资源、生态、食物、能源等领域的价值和潜力得到了愈发充分的认识，各海洋国家都越来越重视保卫和拓展自身的海洋权益，包括大陆架、专属经济区、岛屿等海上领土的扩张、保护和开发，相伴随地，关于岛屿、大陆架和领海的纠纷急剧增多。
开始于20世纪下半叶的全球化浪潮，促进了国际经济、贸易、金融、运输、通讯等领域的发展和一体化，使得通过战争获取资源、能源、财富、市场的诱惑在迅速减小。同时，国家间的全方位联系更紧密，相互依存度不断提高，这也成为通过战争解决国家间争端和纠纷的强大制约性因素。此外，所有国家政府都将“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增进民主”作为首要任务，至少是作为政府的施政纲领。经济的发展，民主进程得到促进，文明程度的提高，都是强大的战争制约性因素，意味着反战力量的不断增长。
“冷战”历史表明，核武器的威慑力和遏制作用，降低了爆发全球性战争、地区性战争和核国家间进行战争的可能性。此外，不容否认的是，核国家、事实上的核国家和潜在核国家的数量增多，虽然造成了核武器被使用和扩散的风险在提高，但对于遏制和防止战争爆发和武装冲突升级，却具有非常积极的正面效应。
综上所述，现代战争呈现出如下发展趋势：战争破坏力急剧增大、战争强度不断增大、战争持续时间继续缩短、战争成本大幅提高、反战力量快速增长、战争爆发频率持续下降。至2050年，上述趋势将得以保持和继续下去。
三、军事手段与非军事手段
解决国家间和国家内部的纠纷与争端的手段，不外乎政治、军事、经济、外交等，可笼统地划归为两大类—“军事”和“非军事”手段。军事手段和非军事手段可以并行或单独使用，更多的是并用，互为依托和支持，并视局势发展，军事和非军事手段的“主”和“辅”地位可进行转换。
20余年来的多场局部战争表明，军事手段存在着很大局限性。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中，主要军事行动的胜利、战争目标的达成，并不意味战争已经结束。战后的秩序恢复和重建困难重重，遥遥无期，极大增加了获胜一方的挫败感。由上述战争得到的经验和教训，使得非军事手段得到了更多的重视，并成为解决国家间纠纷与争端时的首要选择。美国在对推翻叙利亚阿萨德政权、解决伊朗和朝鲜核问题时决策是否实施武力打击时的举棋不定，就已经充分表明了这一点。
不可否认，在使用非军事手段解决危机与争端时，如果直接或间接地辅助使用以军事手段，确实可以收到显著地增强非军事手段的说服力和有效性的效果。例如，进行军事力量部署和威胁使用武力是外交谈判中的常见伎俩，强大武力无疑可以增加谈判桌上己方的筹码和主动权，而辅助以实际使用有限武力的强制性外交，更是在外交中直接使用军事手段，可看做是军事手段的非战争使用。
在“和平与发展”成为人类社会主流的今天，战争越来越不得人心，动辄使用或威胁使用军事手段的国家也受到更多的责难。但不容回避和否认的是，虽然非军事手段深得人心并越来越多地被作为解决危机与争端的首要选择，但在许多情况下，军事手段仍然是不可替代的。如果漫长和痛苦的外交和政治谈判难以达成双方或多方均可接受的协议，最终还要靠“谁的拳头更硬”。1950～1953年朝鲜战争末期，中朝与美韩在板门店举行谈判，双方如果谈不拢继续再打，战场上陷入僵持后接着谈。一些国家领袖和政府对战争是否会爆发心存侥幸，不惜铤而走险。1990年8月2日，伊拉克军队入侵科威特，推翻科威特政府并宣布吞并科威特，至联合国决议不顾，无视最后通牒，最终海湾战争爆发。此外，通过军事手段获得的成果，一般来说，只有依靠军事手段才有信心得到保持，且另一方往往只有使用军事手段才能够推翻和夺回。
单纯依靠军事手段无疑是不明智的，其效能也不应被夸大。作为典型案例，2003年伊拉克战争的主要军事行动早已结束，但伊拉克的内部暴乱和恐怖袭击却从未停止，2007年，美国被迫向伊拉克增派2万部队。2009年，美国向阿富汗增派7万部队，但流血冲突持续至今。2011年，卡扎菲政权被推翻，但随后利比亚陷入了多个武装派别的混战，ISIS等极端宗教组织更是乘虚而入。军事和非军事手段应“相辅相成”地使用，但要做到长治久安，最终只有依靠非军事手段，通过政治谈判，才能得到彻底的解决。
四、打击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
2003年伊拉克战争是距今时间最近的一场典型的现代高科技局部战争，战争中展现了未来战争具备的一些要素，如精确打击、网络中心战、隐身空中力量、无人机、天基系统支持、信息战等。无疑，美国在伊拉克的主要军事行动取得了胜利，美英联军在短时间内消灭了萨达姆百万大军，而自身损失很小，萨达姆政权被颠覆，萨达姆被处决，伊拉克新政府成立。美国在伊拉克战争中展现出的超强军事实力，使得各国认识到，打传统的常规战争，美国在地球上已无对手。
虽然美国在伊拉克使用了大量新式武器和新的作战样式，但准确地说，只是“冷战”时期军事科技和军事理论成研究成果的“升级版”。虽然已经显露出未来战争的初步轮廓，具备了未来战争的一些要素，但尚不能称为真正意义上的“新一代战争”。即使如此，对于作为一只机械化军队的伊拉克军队来说，基于以往历届战争中取得经验所做的军事准备不可谓不充分，但基本上没有发挥出战斗力，无法有效组织抵抗，几乎没有进行过大规模的战役和战斗。
伊拉克新政府成立，组建了军队和警察，实现了民主选举，萨达姆被审判和处决，美军撤出了伊拉克，但伊拉克并没有实现国内和平和民族和解。传统意义上的伊拉克战争已经结束，但另一场非传统意义上的伊拉克战争却拉开了序幕。战后伊拉克重建过程中，持续多年、此起彼伏且血腥的恐怖袭击与反恐、叛乱与反叛乱等行动从未真正中止。此场战争旷日持久，迄今仍未结束，而美军在这场战争中表现出了强烈的不适应，有时甚至是无能为力。利比亚的战后形势几乎与伊拉克同出一辙。
伊拉克和利比亚经验表明，非国家性质行为体将越来越多地作为未来战争和武装冲突的主体，且相比传统安全威胁，非传统安全威胁凸显。伊拉克反政府武装针对美国驻军和伊拉克政府军实施“不对称”作战，使用简陋的爆炸装置，实施恐怖袭击，军人和平民不加区分，都是袭击目标，且平民伤亡人数远大于军人，借此挑起教派冲突，破坏伊拉克国内稳定，发动心理战，使伊拉克民众因丧失对新政府和美国的信心而拒绝合作。美国似乎在伊拉克又一次陷入“泥潭”，而美军在越南战争中取得的丰富的“反游击战争”经验不再适用。美军在维持伊拉克和平与秩序上所付出的的人员伤亡已经超过了在伊拉克主要军事行动阶段，同时，美国国内民众和国会议员要求从伊拉克撤军的呼声愈发强烈，并最终导致美军撤出伊拉克。
伊拉克国内政治和宗教派别林立，政府贪腐和低效，军队和警察缺乏装备和训练，局势持续动荡，而美国留下的权力真空却被恐怖主义组织和极端主义组织趁机占据。2014年6月，在不到一周时间内，近800名由“伊拉克伊斯兰阵线”和“救国阵线”两大极端主义组织组成的“伊拉克与黎凡特伊斯兰国（ISIS）”武装分子，攻占了伊拉克第二大城市摩苏尔，并直接威胁巴格达，战斗力低下的3万伊拉克政府军溃不成军。ISIS的突然崛起，不但使得中东格局进一步恶化和复杂，也将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中东地缘政治格局。伊拉克总理马利基请求美国对ISIS实施空中打击。
6月19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宣布，ISIS对伊拉克、中东地区和美国利益构成威胁，阻止伊拉克爆发全面内战符合美国国家安全利益，美国将向中东地区增派军事力量，并视情况对反政府武装采取定点打击和精确军事行动等。奥巴马重申，美军不会重返伊拉克参加作战任务，伊拉克危机不能通过军事手段解决。他强调，应对ISIS威胁的最佳和最有效途径，是以伊拉克等地区性力量为主导，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并敦促伊拉克领导人克服政治和宗教派别争端，共同打击ISIS。自8月8日开始，美军对ISIS武装进行了多轮空袭。
美国此次在伊拉克的军事行动显得相对谨慎，因为其充分认识到，军事手段不是解决伊拉克问题的唯一答案，无法终结穆斯林世界的内战和政治无序、教派林立的局面。“9·11”事件爆发13周年的前一天，奥巴马宣布对ISIS实施大规模军事打击，并表示“美国人不会屈服于恐惧”，10个阿拉伯国家表示支持对ISIS采取军事行动。“反恐13年，感觉时光又回到了反恐战争的起点—2001年。”美国媒体发出如此感叹。
实际上，美国对如何解决伊拉克、阿富汗和利比亚战争后的维持稳定、反恐平暴等问题，尚无有效应对之道，奉行的战略总是在反复，并已经深刻认识到军事打击并非根本的解决之道，因此决定实施军事打击时更为谨慎，但采取军事行动，总强过放任局势恶化。
五、未来的安全环境
未来，国家可能为领土和岛屿纠纷、资源和能源枯竭、生态环境恶化、种族和宗教冲突、金融和经济危机、人口压力、粮食和水源紧缺等原因而战，因为这些将是未来影响人类生存与发展、国家安全与利益的最重要因素，同时，也一直是人类历史上战争的主要动因。此外，为维护国家的尊严、声誉以及在国际社会中的威望和地位，或者改变地区性权力体系和国际政治格局，乃至领袖和政府首脑的个人权力欲望、形势误判，甚至其他不可预测的随机性因素，都可能引发战争和武装冲突。可见，未来战争的诱因并未发生实质上的变化，只是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
未来的人类和国家安全环境将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变化，并因新问题、新现象、新矛盾的出现以及全球化进程的推进和深入而愈发复杂，其中，以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为代表的非传统安全威胁愈发严重，对国家安全和主权、地区和平和稳定构成严重威胁，并将成为未来战争和武装冲突的主要动因，需要引起各国的极大重视。
未来战争和武装冲突的动因将更加多元化和多样化，且外在表现上的不确定性、偶然性、突然性、难以预测等特征将继续存在，这主要由人类的多种族、多宗教、多文明、多文化等内在原因造成的，并在经济全球化、价值观多元化、社会网络化和信息化得到加速的背景下，表现得更为显著。
未来战争和武装冲突，尤其是由非传统安全威胁引发的战争和武装冲突，往往具有不同的诱因和进行方式，这对为应对传统威胁而建设的军事力量提出了新的课题和挑战。
为更高效地适应未来安全环境，军事力量应以具备多种能力、执行多种任务为建设目标和要求，能够应对包括高强度战争、中低强度武装冲突以及形式和内容均非常广泛的非传统安全威胁。为做到未雨绸缪，目前，军事力量在编制、体制、理论、组织、指挥、装备、训练、后勤等所有方面，都要进行有针对性的研究、调整和改革。
和平与发展已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主流，未来也不会发生改变，并且将得到进一步的强化。此外，全球经济一体化使得国家间的依存程度不断增强，网络和通讯持续拉近人与人、国与国之间的距离，使得国家、民族、种族、宗教和个人之间联系和沟通更为顺畅和紧密，并提供了更多、更有效的消除分歧、化解矛盾和冲突的途径和手段，同时，也成为促进和平、预防战争和遏止冲突升级的有力因素，或者从另一角度讲，即使战争爆发，也有利于约束战争在有限规模和有限范围进行，并为战后政治解决创造有利条件。
未来，国家之间将越来越倾向于在以联合国为代表的国际组织框架内加强军事领域内的合作，单边主义将越来越没有市场，难以得到相应，实施难度也越来越大。目前，为共同应对恐怖主义、极端主义、打击毒品走私、反海盗、自然灾害等非传统安全威胁，相关国际性组织和联盟已经成立并有效发挥作用，加入国家的数量也在不断增多。此外，为防止战略误判，管控危机，双方或多方性质的联系和协调机制也得到了快速发展，相关的国际条约和准则不断签署和建立。
上述可喜现象，对于未来构建一个更乐观的安全环境，都具有非常良好的效果和前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