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1世纪以来，非传统安全问题日益引起世界各国重视。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出现，有着深刻的政治、经济、社会、民族、宗教、文化等方面的历史背景和动因，是人类社会和国际形势发展的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不可避免的。
人类社会步入了信息化、全球化和多极化的发展阶段，和平与发展成为了时代主流，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成为各国政府首要关注的问题，相应地，全球性、地区性战争和大国间直接军事对抗的发生概率减小，“传统安全”范畴内的政治、经济、外交和军事等领域内的冲突和对抗在减弱。
但是，美国“一超独霸”和西方列强军事同盟的存在，动辄使用武力或威胁使用武力解决国与国之间的争端。世界政治和经济活动的“游戏规则”由西方制定和解释，对广大发展中国家严重不公，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南北半球在经济和社会等领域发展水平上业已存在的严重失衡状况。更令人不安的是，上述不合理、不公平甚至违反《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的现象却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推进而得到进一步地加重。因文明、文化、种族、宗教等原因而引发的冲突与对抗从未真正中断过，且在一些地区还持续在加剧。
此外，社会发展与自然环境严重失调，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分裂主义、生态环境恶化、自然灾害、金融和能源危机、失业、武器扩散、海盗、网络和信息安全、走私、贩毒、贫困、粮食安全、水源、人口买卖、跨国犯罪等新问题日益突出，同时呈扩散和蔓延态势，并对国家、地区乃至全球的稳定和安全构成严重威胁。
一、非传统安全威胁
1980年，在英国发布的《布伦特报告》中，首次提出了“非传统安全”概念。界定“非传统安全”时，通常使用“传统安全”作为参照。“传统安全”主要是指国家在传统意义之外的经济、科技、文化、环境、信息、网络等领域处于“不受威胁”的状态。
非传统安全与传统安全为“交织、互动”的关系。传统安全的内容有时以非传统安全的形式表现出来，应对非传统安全问题往往也关系和影响到传统安全问题的解决。目前，随着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大量、快速涌现并发挥日益重要的影响，非传统安全已成为各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在制定政治、经济、军事、外交、能源、民族、文化、宗教等领域战略时需要重点加以研究和考虑的内容。
不同国家对非传统安全问题有着不同的关注。北美和欧盟的发达国家比较重视诸如恐怖主义、温室效应、非法移民、毒品走私、网络犯罪等问题。经济不发达的非洲国家比较重视诸如难民、贫困、粮食、水源、艾滋病等问题。经济处于快速发展中的亚洲国家则更多地关注诸如生态环境恶化、人口增长、恐怖主义、金融危机、能源安全等问题。尽管不同地区或国家在非传统安全上的关注重点有所不同，但金融危机、资源短缺、网络犯罪、恐怖主义、生态环境恶化、传染疾病、文化安全等全球共性问题，由于其影响具有全局性、长期性和扩散性，也是各国共同普遍关心的重点问题。
相应地，非传统安全威胁定义为在传统安全威胁意义之外，在能源、金融、环境、文化、信息和网络等领域面临的威胁，诸如恐怖主义、网络攻击、跨国犯罪、金融和能源危机、重大自然灾害、生态环境恶化、病毒传播及社会动荡等。当代，非传统安全造成的威胁凸显，这既有特定的国际背景，尤其是全球化进程使得全球性安全问题呈蔓延态势并存在着联动效应，也是各国因各自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处于特定的历史发展阶段而出现的必然现象。
非传统安全威胁具有异于传统安全威胁的典型特征，正是由于这些特征，使得非传统安全威胁已上升到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首要关注的安全问题。
首先，诱因复杂。政治、经济、宗教、民族、意识形态、文化、地域上的差异和冲突，往往是诞生非传统安全威胁的温床，同时，也是促使其升级和蔓延的催化剂。例如，以“基地”组织和ISIS（伊斯兰国）为代表的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在中东地区的快速崛起。在存在上述冲突和差异的背景下，许多因素都有可能造成这些冲突的升级和扩大化。但是，非洲许多国家面临着严重的粮食、水源、疾病等问题，并在种族、派系武装冲突下愈发严重，但恐怖主义并未像中东、中亚地区那样在这些国家找到发展壮大的土壤。实质上，人类追求自身利益时无所顾忌，造成全球性经济和社会发展严重不平衡，是非传统安全威胁产生的根本原因，并在宗教、民族、意识形态、文化等冲突基础上得到加剧。
其次，形式多样。多样性是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外在特征，这是由其诱因的复杂性和涉及领域的广泛性决定的。非传统安全威胁涉及经济、生态环境、信息、恐怖主义、武器扩散、疾病、跨国犯罪、非法移民等多个领域，在这些领域内的内容、表现形式和造成危害的严重程度上，都存在着较大区别，且在不同诱因作用下，在不同国家和地区，可能会带来不同后果。2014年，埃博拉病毒在非洲多地肆虐，此次疫情为有记录以来最严重的埃博拉疫情。埃博拉病毒有可能成为人类历史上最致命的病毒，世界各国拉响“埃博拉警报”，担忧病毒自非洲扩散。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新现象、新事物、新问题的出现，已有的非传统安全威胁形式上将发生改变，可能出现新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并带来新的非传统安全威胁，这些威胁可能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且不同国家和地区所重点关注的非传统安全威胁也会发生变化。
第三，发生突然。非传统安全威胁发生的突然性主要体现在“短时间内爆发并加剧”和“不可预测”两个方面。宗教、民族、意识形态、文化、地域上的多样性，导致非传统安全威胁爆发的时机、地点、性质、形式、规模、范围难以预测，且容易造成误判、漏判，一些还会借助全球化的国际环境和互联网等现代化手段迅速蔓延，而目前针对非传统安全威胁在方法、手段、研究和认识上还存在着缺失和不足，难以及时、有效地实施预防和预警。“非典”自2002年11月在中国内地爆发并开始大范围流行，直至2004年6月24日，世界卫生组织（WHO）才宣布解除对北京的旅游禁令。事实上，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存在普遍具有长期性，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在适当条件下，甚至在偶然性和随机性因素的刺激下，都有可能突然爆发。2014年6月，在不到一周时间内，近800名ISIS武装分子攻占了伊拉克第二大城市摩苏尔，并直接威胁巴格达，3万名伊拉克政府军溃不成军。
第四，后果严重。并非只有战争和武装冲突才会给人类带来生命和财产损失。非传统安全威胁造成的危害，即使单单从生命和财产损失角度衡量，已经表现出超过传统安全威胁的趋势。2005年8月29日，“卡特里娜”飓风登陆美国南部海岸，随后横扫墨西哥湾沿岸各州，造成大量房屋倒塌，社会秩序被破坏，1836人死亡，705人失踪，直接经济损失超过1000亿美元，从造成损失上看，无异于一场局部战争。重大自然灾害、恶性传染性疾病、生态环境恶化等，其发生概率远远大于战争，持续时间远远长于战争，但危害和影响却丝毫不逊于战争。此外，一些领域内非传统安全问题的扩散和升级，还会对地缘政治稳定构成了严重威胁。目前世界上的一些地缘政治热点地区，如中东、中亚、南亚，在这些地区，水资源争夺日趋激烈，此外，以色列与其他中东国家、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还处于长期争斗状态。跨界水资源问题直接影响到国家间关系和地区稳定，并可能会激化本已紧张的国家间关系，甚至可能导致战争或武装冲突。
最后，易于扩散。一些非传统安全问题的性质决定了，非传统安全威胁不是少数国家的个别问题和国内问题，同时也是地区性和全球性问题，极易蔓延和扩散，并引发连锁反应。其中，贩毒、走私、人口买卖、重大自然灾害、恶性传染性疾病、能源和水源安全、金融和经济危机、生态环境恶化等本身就是跨境问题。恐怖主义组织和极端主义组织没有主权、领土、政府和人民，其分布呈现网络化，活动具有全球性，有多个策源地，借助互联网等现代化手段，传播有如恶性病毒。为解决易于扩散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单靠一个国家努力是不够的，只有依靠国际合作。目前，在反对恐怖主义、打击贩毒、反海盗、生态环境保护、灾难救助等非传统安全问题领域，已经形成了较为成熟和完备的国际性组织和体系，其发挥的作用有目共睹。
二、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
军队的基本职能是粉碎对国家的侵略，保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保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在新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下，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入，国家安全和利益的内容和外延也在不断发生变化，相应地，军队职能也应进行调整，以便与其相适应。作为高度专业化、组织化、技术化的强力集团，在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上，相比政府机关和其他强力部门，军队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近些年来，世界各国军队更多地参加了自然灾难救助、人道主义救援等传统上的民事行动，在快速反应、救援、运输等方面展现出来的响应速度、处置能力和行动效率上，是其他政府机关和部门无法相比的。2005年8月，“卡特里娜”飓风肆虐美国墨西哥湾沿岸诸州，成为美国历史上造成损失最大的自然灾害。灾难救助中，美国42个州的国民警卫队员以及17500名美国陆军、空军、海军和海军陆战队员被部署到灾区，协助救灾，消除灾后出现的动乱，恢复秩序。美军出动了372架直升飞机、93架固定翼飞机，飞行数千架次，美国海军还派出了21艘大型舰艇，包括“杜鲁门”号航空母舰、两栖攻击舰，联合救灾司令部也被部署军舰上。仅在9月3日，美军就营救了15000人，运送了5000吨救灾物资。截止至9月4日，美军营救了75000多名灾民，并把其空运到全美各地，西到西雅图，北到波士顿，其中，8000人为伤病员，美军医护人员还为其中的5000人提供了医疗救护。美军空运了650万份套餐。陆军工程兵部队只用7天时间就堵住了原本需要1个多月才能堵住的53处海堤决口，只用不到一个月就排干了需要至少80天才能抽光的新奥尔良市内涌入的海水。
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军队可完成任务包括：打击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平息暴乱、维护秩序、国际维和、灾难救助、人道主义救援、反对海上犯罪、打击毒品生产、保卫边境安全、应对公共安全危机等，尤其在需要结合使用武力的情况下，将只能由军队发挥主导作用。
目前，信息、网络等新兴领域的非传统安全威胁被给予了越来越多的重视。实际上，无论是在攻击目标、使用手段还是基础设施上，军用和民用的信息和网络空间无法做到严格区分。事实上，信息和网络攻击更多的是针对民用目标和设施，进而打击对方的军事能力，这种攻击方式也更为有效，更难防御。为此，军队的网络战和信息战力量需要同时应对所有来源和性质的信息和网络空间威胁。
基于非传统安全威胁的上述特征，人们认识到，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需要各国、军队、国内政府部门之间加强合作。另一方面，未来战争的诱因很可能就是非传统安全威胁，进行战争的目的是为了消除和应对非传统威胁。
“9·11”恐怖袭击彻底颠覆了人们对战争的传统思维方式，给人们对于未来安全环境的认识带来了巨大冲击。世界各国无比清醒地认识到，21世纪的和平和安全问题有着新的表现和特征，未来战争或武装冲突的诱因将更为复杂、主体将更为多元化、形式和内容将更为多样化、涉及的国家或地区范围将更为广泛，更有可能引发国家、地区或全球性危机，而危机的表现可能没有时间、规模、位置或强度的预兆，预防、预警、响应和处置难度急剧增大，这些危机借助互联网等信息手段和工具，更容易蔓延和升级，且更加难以控制。
恐怖主义组织和极端主义组织需要重点应对和防范。这类组织不具有像传统的国家那样的一些显著弱点，他们没有领土、政府、主权和财富，实际上没有什么可担心失去的，也自然不惧怕威胁。狂热的宗教信仰是他们最大的依仗，在“圣战”、“自由”、“独立”等旗帜下，拥有一定的号召力，并借此获得一些国家和团体的资金支持。能够不受限制地使用工具作为武器和最多变的袭击方式，袭击可能是具有毁灭性的，且没有先例可循，即使强国、大国也难以预防和阻止。在与强国、大国对抗时，主要采用“不对称”作战样式，而国家行为受民众和媒体的约束越来越大，国家使用武力要受到越来越多的限制，打击和消灭这类组织的难度也越来越大。
打击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治本之道在于消灭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产生和发展的“土壤”，即剥夺民众对他们在资金和物资上的支持、信仰和舆论上的同情，禁绝其传播和扩散的途径，使其成为“无源之水”，进而逐渐萎缩直至覆灭。美军已经充分注意到了这一点，并应用于反恐战争。在对恐怖主义实施军事打击的同时，人道主义救助也应同时进行。阿富汗战争中，航空炸弹和巡航导弹投射出去的同时，美军还实施了空投救援物资行动。这类行动为美军争得了阿富汗民众的支持，孤立了阿富汗境地的恐怖主义分子，有利于军事行动的顺利展开，并为阿富汗战后重建打下了良好基础。
21世纪，人类面临的传统和非传统威胁将愈发瞬息万变、非线性、不可预测、致命、难以预防和应对。传统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将会结合，且非传统安全威胁的数量和种类更多、更易出现，造成的损失更大、后果更严重，并将逐渐占据更重要的地位，成为影响地区性和全球性地缘政治格局的主导性因素，有很大可能将取代传统安全威胁，成为人类和各国政府需要应对的首要威胁，政府和军队面临着更为严峻的挑战，需要具备新的组织体系，具备新的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