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对于这轮的繁荣，查尔斯“A.戴斯（CharlesAmosDice）在《股市新高》（NewLevelsintheStockMarket）一书里，试图这样来解释：
我们现在处于一个新世界，批量生产的技术、大型研究部门、电气时代的开始，南方工业化、大规模生产以及农业的机械化，构成了我们现在的工业的新世界；分期付款的扩展、连锁店的壮大、刺激消费的广告和新的市场研究方法，构成了我们现在分配的新世界。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新经济时代的感觉又一次弥漫。《美国新闻及世界报导》（U.S.NewsandworldReport）在1955年5月的一篇文章中说：人们信心高涨，对未来无忧无虑。而这一波繁荣与电视的普及有莫大渊源。1948年只有3%的家庭拥有电视，1955年达到76%，电视是一种能够激发几乎所有人想象力的生动的技术创新产品，它证明了技术进步的存在不容忽视。而同时高速公路网的建设对美国经济的影响也不容忽视，这项工程由1956年开始建设，大大地改变了美国经济，它使人们开始离开大中心城市，将郊区作为活动的中心。也因为它，企业降低了运输成本，提高了生产率。它的出现使得零售商在地理上扩大了销售覆盖率，也同时加剧了零售商之间的竞争，带动了上游的工业。
20世纪60年代到现在，经历着全球化的发展、高新技术（计算机）产业的繁荣。迈克尔“曼德尔（MichaelMandel）在他的《新经济的胜利》一文里，把这种繁荣归因于“全球化的发展、高新技术（计算机）产业的繁荣”。我们可以将这一周期做如下划分：第一中波是以IBM在1961年开始的，耗资达50亿美元的360战略为发端的硬件革命；第二中波是以微软公司在20世纪80年代崛起为发端的计算机大周期的软件革命；第三中波则是由20世纪90年代开始发端的互联网应用革命。
从上面的简述中我们不难发现，经济的每次周期性波动都与创新有莫大关系。这也正是创造性破坏理论的关键所在：创新的停滞意味着可预期的萧条。当然，这句话也可以反过来陈述为：每一次的萧条都包含着一次创新的可能。这种可能是建立在对竞争的保护、对“创造性破坏”的保护这一基础之上的。一百多年来，汽车产业一直是美国的支柱产业。在大众的心目中，福特和通用简直就是美国工业化的化身。可如果当初美国致力于保护传统的马车业，今天也不会发展起称霸半个世纪的汽车产业。
以错误认识为根基的必然是错误的应对。就2008年的危机，对于那些弱不禁风、高杠杆投资的企业和房地产投资客而言，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他们接受一次危机的洗礼，让那些近年来不计后果的投资付出代价。但事实却是，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国政府以防止危机扩大为由，采取了另一条截然不同的路径，即对这些错误的投资予以强力干预和拯救。这一措施，只会让这些企业和投资者成为依赖政府无休止援助的“僵尸”，譬如，美国汽车产业的代表克莱斯勒公司。
美国离不开克莱斯勒公司吗？不，恰恰相反。熊彼特在他的另一本书《经济周期》里曾指出，转变传统生产方式是极度困难的，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那些在生产方式转变中丧失利益的人们会奋力保护自己的文化和地位。正是这些缺乏创新但仍奋力保护自己地位的公司，占用了稀缺的资本和人才，才使得那些本可以发展的企业步履维艰。
那么，美国离得开汽车业吗？对于这个问题，我们无须直接回应，只需反问，当年美国离得开马车业、离得开电气业吗？既然当年离得开马车业、离得开电气业，那为什么今天就离不开汽车业呢？
改变社会结构的经济创新，是一个漫长的、痛苦的“创造性破坏”过程，但我们不能因为这个过程漫长而痛苦，就无限期地维持旧有产品与服务，无限期地维护旧有的市场和旧有的价值。这种做法不仅没有必要，而且是徒劳，就像日本，结果只能是将自己陷入长达20年的困境之中。
扫清制约因素
生产力的下降，才是当前经济问题的首要源头。但我们不能就此而忽视了其他几项影响要素，譬如过度负债消费、过度福利、过度衍生金融等，它们与生产力的发展之间往往互为因果。要想为当前的经济寻找一个根本的解决之道，提高生产力的创造性破坏固然是关键，但为其扫清那些制约其发展的因素，如过度福利、过度负债也是必不可少的。
缩减福利支出
现代福利制度，无论从哪个角度而言，都是社会主义运动的结果。追根溯源，让我们从认识现代福利制度之父霍布森开始。霍布森（JohnAtkinsonHobson）是英国政治思想家、经济学家，1858年7月6日生于英格兰一个富有家庭，毕业于牛津大学，毕生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积极投身于英国社会改良运动。
对于经济的波动，霍布森认为是需求不足的缘故。他认为，出于对未来不确定的担心，人们总会把收入的一部分储蓄起来，而后才投资到新的产能上去。工薪族的储蓄并不多，但资本家富裕，这自然就会导致投资过量。
基于这种认识，他主张动用国家力量，实施强有力的干预。强化国家作用的目的是为了更多地缓和社会的不平等，更多地提供社会福利。为了实现公共利益，个人应当服从统一体的规划，服从国家对社会生活的干预。社会政治问题的根源在于经济问题。为了消除日趋严重的社会问题，必须进行一系列社会改革，社会福利问题是改革的中心点。国家要发挥积极作用，制定全面的福利政策，兴办多种福利事业，实行失业救济、免费医疗、老年抚恤和业余教育，改变不合理的财富占有和不平等的收入分配。
他在1889年出版的《产业生理学》（ThePhysiologyofIndustry）一书中首次解释了“需求不足”这一观点，一直到1910年，他仍然在其他一些着作中对此进行详细说明。他还提出了激进的解决方法：对公司课征重税，或者进行国有化，用这些收益来提高需求。
霍布森主张实行“有限的社会主义”，也就是“自由的社会主义”，这种自由社会主义实际上是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趋同的产物，也可以说是二者的中间道路。他的这一思想是今天澳大利亚工党陆克文们所提的“第三条道路”的重要思想来源和理论基础。霍布森的社会改良主张促进了西方“福利国家”政策的制定。
但他在世时是一个“彻底”的失败者。这些“激进”的观点，让他在商业界与学术界背上了接近于马克思主义者这样一个“坏”名声。就在他的书出版后不久，当局就以他有激进革命者倾向解除了他的教职，而坚持亚当“斯密主义的杂志《经济学家》（TheEconomist）亦把他当成马克思主义者的同路人来看待。这位可怜的先生再也没有获得任何学术性的职位。而同时他又刻意与马克思主义分子保持距离，如此一来，他落得左右不是。
需求不足，政府必须予以干预，这样的理论让霍布森吃尽了苦头，但同样的观点却让瓦蒂尔“卡钦斯和威廉“福斯特这两个美国人，获得了好名声。社会对学术、思想的包容差异，或许正是美国与英国国际地位异位的根本原因所在。
当然，霍布森的失败也可以将其归结为生不逢时，他的学术观点提得太早了。事实上他的需求不足和国家干预，在30年后被凯恩斯全盘接受，并予以系统化。凯恩斯主义得到了学术界和政治界的高度重视，并且成为经济政策的指导思想。
亦无可否认，霍布森的福利主义为欧洲的社会稳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这种稳定也付出了昂贵的代价，那就是高福利支出所带来的庞大的债务。
另外，常常被人们所忽视的是，福利主义对社会和经济还有另一项严重的伤害：
44岁的法国男子提尔里，开一辆黑色阿尔法“罗米欧豪华跑车，住在可以俯瞰网球场的上流社区公寓中。然而令人目瞪口呆的是，提尔里竟是一名“超级懒虫”——在他18岁后的整个26年的成年生活中，只工作了31个月，其余的日子他一直靠政府救济生活！事实上，在法国大约有着2200万人像提尔里一样，无须工作仍可体面生活。
这样的例子不仅在法国存在，在欧洲存在，在整个欧美发达经济体都普遍存在。要想走出当前世界经济的困境，整个世界，特别是欧美有必要重新检视福利主义，我们必须在稳定和可持续发展中找到一个平衡点。否则，为了稳定，牺牲可持续性发展，只会为未来酝酿出更大的不稳定。
从现实的角度看，目前对高福利所能够做的就是，首先要彻底地端掉不生产只享乐的体制病灶，激励工作的积极性，以此来提高社会生产率，促进社会的发展，为未来创造更多的财富。同时，对诸如养老金等项目予以适当压缩，从过度福利重新向基本保障回归，以此来减少债务；迫使人们不对未来做不切合实际的预期，积极储蓄。如此一增一减，或能在未来一段时间将高福利所带来的债务问题成功化解。未来的日子可能比以往要辛苦，但这却是对以前挥霍的补偿。
恢复信用
信用指的就是社会成员之间普遍拥有的信任。信用显然是建立社会秩序的主要工具之一。展示信任中的利益交流，显示自己是可信的，对信任的接受与互换，都在致力于强化和普及社会关系，这种社会关系证明既是机会也是约束（至少在长期的关系中）。因此，社会控制的要素是从信用关系之中建立的。
信用同社会秩序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在社会秩序的建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当前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的秩序，都建立在信用这一基础之上。我之所以敢买你的商品，是基于我对你的信任，而你之所以敢收我交付的货币，则是基于你对这个国家的信任。这种彼此间的信任如果消失，我对你出售商品的质量、数量及价格极端不信任，同时你也对我持有的货币不再信任，那么可以想见，整个商业活动将会受到致命的打击，社会也将无法进行正常的运转。
但不幸的是，世界正迈步在这条肮脏的大道上。
美国市场一直被投资者看作“安全的港湾”，美国经济被称为标准的信用经济，以其透明度和稳定性受到赞誉。但安然、世通、麦道夫等全球一流大公司的财务欺诈丑闻一批接一批地曝光，美国的信用桂冠落地，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对此大为震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