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章讲述洪武、建文、永乐三位皇帝。他们是大明开国时期的三位帝王。他们的主要功绩是开创和巩固了明王朝。
朱元璋是农民出身。这类帝王通常倾向于推行过于理想化的治国模式。他们注重道德、节俭，排斥财富与才子、佳人。朱元璋在执政的30年中，主要做了两件事情：一件是清除淮西集团；另一件是进行制度建设。军户制度，成年皇子必须离京，以文驭武，皇室只能跟平民联姻，遍布帝国的御史分巡道制度，内阁雏形，这些都是为了实现这个国家的安定而设计。
俗话说，物极必反。矫枉过正，又要重新矫枉。建文皇帝在尚未掌握权力的情况下，就跌入腐儒的陷阱，盲目削藩，鼓捣复古，与贵族、武将离心离德，最终葬送了帝位。
还有一类皇帝会给国家带来副作用，就是那些继位不正的皇帝。这类皇帝非常注重声誉——朱棣就是这样的人。在他主政时，编纂《永乐大典》、开通运河、修长城、迁都、五征漠北、郑和下西洋等，现在看来皆是面子工程。洪武王朝的底子到了永乐朝已经被折腾得山穷水尽，唐赛尔起义就是信号。
朱元璋的成功秘诀
在反元的各路英雄豪杰中，没有人会注意到朱元璋，没有人认为他会崭露头角。朱元璋出生于濠州县（今安徽凤阳县）的一个穷苦家庭。这没什么，那个年代的英雄人物大都如此。一个底层人物为什么能够崭露头角，为什么能够在仅有二十几人的情况下收编数万人，历史的答案究竟是什么？
这是一个相貌英武的人，这是一个有王者气质的人，这是一个能给人以希望的人，这才是周围人效忠他的原因，也是郭子兴将义女嫁给他的原因。他不需要一种才干，需要的只是一种先天优势，一种别人认可的优势。占据南京后的朱元璋有着极强的优势。东面是不思进取的张士诚，西面是搞内讧的陈友谅，北面的刘福通挡住了元军主力，朱元璋利用这个当隙加强根据地建设。但是，无论如何建设，依然弱小。此刻他还不知道腥风血雨的主力会战是怎么回事。
龙凤八年（1362年），安逸的生活结束了。察罕帖木儿打败了北方的几十万红巾军。察罕帖木儿的继承者王保保就要带兵南下了。此时的南方正是一片散沙。更为要命的是官军一旦南下，首当其冲的就是朱元璋。面对前途，朱元璋开始忧心忡忡。
怎么办？朱元璋首先想到的是保住自己。他最大的敌人仍然是朝廷。于是他开始主动向元廷示好。此时的朱元璋并不是元廷的主要威胁。元廷的主要威胁仍然是继承南方红巾军主力的陈友谅。所以，一纸行省平章的敕书飘到了朱元璋的面前，矛盾又暂时缓和了。但对于朱元璋来说，真正的危局开始了。
一场导致大元覆灭的真正变局开始了。大元两大军事统帅王保保、孛罗帖木儿开始了火并。两个人的矛盾实际上是父辈的延续。两个人在宫外对打，元惠宗的儿子们在宫内对打。王保保打赢了孛罗帖木儿后，又跟李思齐打了起来。他们两个没打完，大明兵已经北上了。他们在北方打得热乎，南方的朱元璋却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
过去有刘福通罩着，陈友谅和张士诚都不敢拿朱元璋怎么样。现在刘福通死了，元军又暂时无法南下，朱元璋的危机真正开始了。东面的方国珍、张士诚、陈友定，四川的明玉珍都是没有想法的人，西边的陈友谅属于有想法没有行动的人，而朱元璋属于既有想法又有行动的人。此时南方的三大诸侯陈友谅、朱元璋、张士诚，还数朱元璋的力量最为薄弱。朱元璋明白，再不行动，很快就会被吃掉。
但摆在他面前的是先打西，还是先打东的问题。一旦征东，陈友谅一定会扑过来。如果征西，张士诚是否会扑过来呢？朱元璋认为张士诚不会扑过来，因为此时的张士诚已经混成了陈叔宝，每日在艳词、歌舞中度过。朱元璋明白只要打败陈友谅，就会取得天下。既然目标已经明确，接下来那就是如何打的问题。
早在龙凤六年（1360年），陈友谅大军就攻占了南京外围的太平、采石。可是陈友谅的舰队行驶到这里就按兵不动了。朱元璋也十分奇怪，看来陈友谅真是一个有想法没行动的人。陈友谅为什么没有动？因为他的心里没有底，他在犹豫。朱元璋并没有实力跟陈友谅硬拼。朱元璋的做法是引诱陈友谅深入。朱元璋的水军刚露头，陈友谅就方寸大乱，直接退到了九江。从这里就可以看出，此时的陈友谅心中根本没有一个消灭朱元璋的明确的作战计划，难以应对突发事件的发生。朱元璋虽然胜利了，但他的实力仍旧无法跟陈友谅抗衡，双方开始了拉锯战。
三年后，最后的决战终于到来。双方各自带上自己的全部家当，决战于鄱阳湖。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水战爆发了。陈友谅这边有20万人马，数百艘战舰。朱元璋这边有10万人马，数十艘从陈友谅处俘获的战舰，外加数百条渔船。双方的实力悬殊。当朱元璋看见陈友谅那如山一般屹立在湖面上的战舰时，他蒙了。但他很快镇定了下来，思索着破敌计划。
水战中的关键因素往往不是战舰的体积，而是战舰的灵活性。一旦对方的阵型被打乱，那么对方的战船就会开始自相攻击。200年后李舜臣发动的鸣梁海战正是如此。水战中战船的数量同样也不是关键因素，一旦起火，连带着其他战船也被点燃。1000年前的赤壁之战据说也是如此。很快赤壁之战、鸣梁海战将会在这里同时上演。
朱元璋十分清楚，这是一场决定命运的战斗。一旦失败，他将一无所有，甚至会赔上自己的生命。而此时的陈友谅却没有这种感觉。他认为这是一场必胜的战斗。这不仅是一场影响了朱元璋、陈友谅和未来帝国走向的战斗，还是一场影响到了生活在21世纪你我的战斗。
既然硬打不可能，朱元璋采取的措施是用十几条小船围攻汉军的一条大船。眼看一艘艘战舰被围困，陈友谅想出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主意。他将一排排战舰用铁链连接起来。这些铁链事先都是准备好的。大概他早就有了这个主意。这时候《三国演义》还没有手抄本。《三国演义》手抄本是20年后的事。历史上的赤壁之战陈友谅不可能不知道。他既然用铁链把战船连接起来，就说明真实的赤壁之战并非《三国演义》所描绘的那样。罗贯中大约在写《三国演义》的时候，把鄱阳湖的水战搬进了小说中。
当朱元璋看到汉军战舰都一排排地被连起来时，他大概比看到察罕帖木儿突然死亡还要高兴。朱元璋知道机会来了。最后的结局就是无数燃烧的渔船冲向汉军战舰，陈友谅大败，最后被乱箭射死。陈友谅的部队全部投降了朱元璋。此时的朱元璋终于从后台走向了前台。他已经不可能再躲藏了，必须要背负责任与压力。
接下来朱元璋开始东征。方国珍、张士诚、陈友定的部队在朱元璋摧枯拉朽般的攻势下被打垮。已完全占据东南一隅的朱元璋开始了长达22年的统一帝国的战争。
此时朱元璋的敌对势力有北方的大元、两广的元军、四川的明玉珍和云南的段氏家族。朱元璋充满雄心壮志地准备北伐。其实他不知道真正的劲敌却在西南。朱元璋制定的是南北并举的方针。
元朝的统治者很奇怪，你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他们没有明确的治国思路。从他们对待南方义军的态度就可以看出来，能镇压就镇压。镇压不了，就走吧，还有一个退路，那就是草原。治理国家对于他们来说是一种负担，也许只有在草原上自由地奔驰才是他们的精神所在。元帝国统治的重心一直在黄河以北。至于黄河以南，元帝国一直采取的是间接统治的办法，县级以下从来没有深入。能够证明帝国存在的大约便是四通八达的驿站。帝国对于手下的大将也无从控制。王保保和孛罗帖木儿、李思齐的吵闹也不是皇帝能够左右的。元末的惠帝已经渐渐迷上了木匠活。当大明兵北上后，大元统治者未作任何抵抗便出逃。似乎出逃是早已设计好的，他们一直在等待这一天的到来。治理国家对于他们来说太累了。所以我们看到除了王保保和李思齐在西北有一些像样的抵抗外，在整个北方我们看不到元军像样的抵抗。当王保保带着没有进行大规模的战斗反而蒙受损失的蒙古军队退入草原后，这批军队便成了日后随时威胁明帝国的基础。
解决了北方问题后，在明帝国成立后的第三年，朱元璋发动了进攻西南的战争。四川一直是由明玉珍占据的。明玉珍在这里建立了大夏政权。明玉珍本是徐寿辉的部下，因不满陈友谅杀害徐寿辉而进入四川。这跟后来出走的石达开有些类似。明玉珍带着部队击溃了四川的元军建立了大夏政权。刚刚建立政权的明玉珍踌躇满志。但是，当他进攻云南的军队被镇守云南的蒙古梁王和大理段氏击败后，便开始了偏安一隅的生活。当大明兵准备进入四川的时候，明玉珍已经逝世。大夏政权由明玉珍幼子明昇继位，其母摄政。大明兵由北路和东路攻入四川。北路从甘肃南下，进攻成都。东路由长江三峡挺进，进攻重庆。夏国的大部分兵力集中在都城重庆。双方的决战在瞿塘峡爆发。
东路军由汤和、廖永忠率领。瞿塘峡的战斗打得异常艰苦。夏兵不要命地往上填人。明昇孤儿寡母抵抗意志异常坚决，打得明军想撤退。经过数月的攻打，瞿塘峡终于被攻破。大明兵抵达重庆后，明昇投降。投降后的明昇被送到南京跟陈友谅的儿子陈理住在一起。两个人经常在一起发牢骚，后被朱元璋送去高丽。相比之下，张士诚的后人就没有这样的待遇了。
解决了四川问题后，朱元璋又将目光放向了北方。这次他想把广大的蒙古地区纳入明王朝的版图。虽然明军数次深入蒙古腹地，斩获颇多，但一系列的失败使朱元璋最终放弃了这个努力。王保保带入草原的军队最终保住了北元政权。看来蒙古人的逃跑策略还是有效的。征讨蒙古的失利也使得朱元璋意识到只能依靠长城来防守了。
在北征蒙古受挫的情况下，大明帝国再次将眼光放到了西南。这次要进攻的是非汉族统治地区——大理。大理从秦代起就开始了它的文明，一直到元代才被中央王朝所征服。但元朝统治者是将大理和宋的传统区域分割来治理的。此时的大理依然没有纳入汉文明。大理虽然被征服，但元朝对大理的管理只是象征性的。管事的依然是大理段氏家族，梁王把匝剌瓦尔密负责的是军事。当年大理国抵抗忽必烈进攻的决心异常坚决。此时，面对大明兵的进攻，大理的抵抗依然坚决。
洪武十四年（1381年），朱元璋命傅友德为征南将军，蓝玉、沐英为副将，率军进滇。一年后，蒙古梁王投滇池而死，大理段氏家族仍旧在抵抗。两年后，大理平，段氏家族被朱元璋迁到北方居住。朱元璋封沐英为镇国公，世代镇守云南。随后大批的汉人军民和犯人迁入云南，进一步加大了云南的汉化进程。这种进程对大理文化的毁灭也是空前的。用大理白文记载的书籍几乎全部被焚毁，以至于今日研究大理文化是一件非常费劲的事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云南白族的族权才得以确认，白文也开始恢复。
大明兵平滇后，沐氏家族取代段氏家族，开始了在云南的统治，一直到沐天波陪着永历帝度过了最后的孤寂岁月。沐氏家族在云南的治理相当成功，使云南度过了近300年的平静岁月。
云南平定后，明帝国最后将目光转移到了辽东。此时的辽东仍然处在北元的统治下。洪武二十年（1387年）辽东平定。到了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帝国疆土奠定。此时的疆土已经达到了帝国统治的极限。明王朝在历史上首次实现了对辽东、云南、贵州的有效统治，并在这些地方设省。明王朝版图的有效控制面积不仅超过了汉唐，更是让失去达430年的幽燕之地重回汉族政权手中。朱元璋从一介平民历经36年的征战终于统一了天下。那么，他成功的秘诀是什么呢？他的成功就在于隐藏与忍耐，以及对于时局的正确判断。以前有刘福通给他做挡箭牌，后来有陈友谅给他做挡箭牌。当他不再需要挡箭牌的时候，就意味着他已经成功了。元末那场轰轰烈烈的红巾军起义，打废了多少英雄豪杰。余下来的陈友谅、张士诚、明玉珍，包括大元的统治者对于战争都已经疲倦了。而此时的朱元璋却刚刚开始。统一大业必须由他来完成。如果没有朱元璋，余下的张士诚和陈友谅能不能完成统一还是个疑问。届时，中国的分裂局面还将继续，或者会被元廷完全镇压下去。
明帝国的建立使汉文明得以延续。元朝末年，汉族的一些上层精英分子已经开始主动胡化，说胡语、穿胡服、改胡姓。朱元璋对于胡化的禁止也标志着明王朝的建立带有强烈的民族复兴味道。明帝国的建立从此一改1127年以来汉文明的积贫积弱局面，重归本土文化治国，在赵宋的基础上再次将汉文明推向了高峰。
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强大需要的是破局，强大需要的是来自底层民众的呐喊。
此时的朱元璋面对新兴的明帝国，他又该如何治理呢？
明朝的治国模式
朱元璋的治国理念是复杂的。他是法、道、儒一起上。面对宋元以来天下纲纪松弛的局面，朱元璋制订了一套严刑峻法，以此来惩治那些不符合他的理念的官员。为了恢复农业生产，他制定低赋税政策。为了统驭亿万兆民，他用道德的力量治理乡村。帝国的每个村庄由村中德高望重的长老治理。
让我们还是回到帝国最初的治理阶段。面对百废待兴的新王朝，头等大事就是农业生产。
恢复农业生产首先要应对的是流民问题。如何将农民束缚在土地上是当务之急，为此洪武朝编制了黄册和鱼鳞图册。黄册就是今天的户口本，上面不仅记载了个人的详细资料，更是规定了世袭的职业，且世代不许换籍。鱼鳞图册相当于今天的土地证。全国所有的黄册都被集中放在玄武湖，所以明代200多年，玄武湖一直是皇家禁地。除了黄册的编立，朱元璋还设立了里甲和粮长制度，进一步加大了对农民的人身束缚。帝国还同时限制僧人数量和没收寺院的土地，40岁以上的妇女禁止当尼姑，20岁以上的男子若想为僧还要通过帝国的考试。在加大对农民的人身束缚的同时，也奖励耕种。
为了加大边疆农田的开垦，帝国实行了开中法。也就是如果有商人运粮去边疆充实那里的军粮，就会获取一定的盐引，即买卖食盐的专利。这种政策实施的结果就是大量的商人开始雇用劳动力去边疆垦荒。到后来，将北疆的骏马贩到关内也可以获取盐引，这又增加了帝国拥有的战马数量。为了鼓励农民种粮的积极性，赈济、免除赋税和收取低额的税率也成了帝国的国策。明帝国对于垦荒者不仅给予土地所有权和免除赋税，而且还免费发给耕牛、农具和种子。但明帝国对于撂挑子的农民则处以极为严厉的刑法。洪武朝还把南方大批的人口迁到北方地广人稀的地方垦荒。
跟垦荒相对应的是军屯和兴修水利。为了减轻农民负担，各地卫所的军士开始主动屯田，战时作战，闲时种地。大规模的兴修水利使得普通农民能够在水利建设中成为主角。毕竟实践者最有发言权，他们几十年来的农垦经验都在这个过程中得以采纳，这无疑提高了他们的主人翁意识。明帝国一方面加强了对农民的人身约束，另一方面却放松了对手工业者的控制。轮班制的实行使得工匠有闲暇时间来从事其他事情，这大大提高了工匠的劳动积极性。
抓农业生产的同时，洪武也开始了对豪强富户的打击。这次主要是针对江南的富户。这些富户在元末已经把持了地方政治，元帝国也对他们束手无策：一方面百姓交纳赋税，另一方面政府税收却不见起色，可见天下财富都到了江南豪绅的手里。明帝国建立后，这些江南豪绅仍想抗争，但在强势的洪武面前，江南豪绅的这些抗争显得尤为苍白，他们能够保住性命已经不错了。皇帝没收全部江南豪绅的土地，发给自耕农，并将江南豪绅迁到京畿居住，割断他们与地方官府的联系。
行伍出身的朱元璋在逐步取得天下的过程中加大了对文人的任用。文人集团设想把朱元璋改造到他们所希望的轨道上去，但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帝国建立后，监察的加强充分展示了朱元璋对文官的不信任，御史、给事中的设立标志着帝国开始用位卑权重的官吏来制衡文官。朱元璋是一个纯粹的人，帝国按照他那纯粹的理想治理。在他的眼里，所有官员都应该奉行孔孟之道、廉洁奉公、体国察民，所以他对稍有不法情事的官吏处罚是极其严厉的。洪武朝的官吏在这种沉闷的气氛下也全都是战战兢兢。
中国古代帝国的治理体系通常是由帝王、文官、胥吏三级构成。除了奉行孔孟之道的文官集团，还有大量的基层胥吏。对于百姓来说，数目庞大的胥吏才是政府的代言人。
元代统治者由于不熟悉儒家文化，便将胥吏提拔到一定的高度。到了明初，胥吏仍旧跋扈异常，发生数起胥吏殴打上司的事情。虽然朱元璋对跟他理念不符的文官采取了极端的方式，但对数量众多的胥吏却无可奈何。朱元璋为了对付胥吏，发明了一种崭新的方式，那就是允许农民绑架为非作歹的胥吏进京城，且沿途官员不许拦截，还要负责进京农民的饭食。在朱元璋的支持下，帝国很快出现了两位农民对付胥吏的主角。
在朱元璋亲自用口语化风格编写的《大诰三编》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情：赵罕晨是北平布政使司辖区的一个农民，一天他和当地的三四十个农民把乐亭县的主簿汪铎，还有一些其他官吏捆绑押送南京。原来这个汪铎设计了一个项目，向农民摊派。行到半路上，王铎向赵罕晨求情，述说自己的痛苦往事和艰辛的奋斗过程，但是赵罕晨并不懂这些东西。农民对帝王是信任的。到京后，朱元璋砍了这些官员的脑袋，血腥的场面震慑了官吏，也震慑了这些农民。这些农民明白了，如果自己不好好种地，其结果也跟这些官吏一样。
第二位主角是江苏农民陈寿六。陈寿六受到当地官吏顾英的迫害，于是陈寿六手持朱元璋亲编的《大诰三编》将顾英抓起来押送京师。沿途拦截陈寿六的官吏后来也受到朱元璋的处罚。朱元璋赏了陈寿六衣服和钱，并免除了他三年徭役，还亲颁圣旨，对陈寿六进行人身保护。同时，朱元璋也警告陈寿六，不许借此嚣张跋扈。从此陈寿六成了帝国只受朱元璋领导的新型农民，并成为帝国千万农民的楷模。
洪武十八年（1385年），皇帝颁布《大诰三编》赋予了农民新型权力，但整个洪武十八年（1385年）并没有出现朱元璋预期的效果。洪武十九年（1386年），朱元璋采取了更为激进的农民激励措施。在朱元璋的鼓动和明星农民的榜样下，帝国开始出现朱元璋预期的效果，但随后出现的过激行为导致朱元璋陷入了深深的思索。皇帝亲自处罚了因为不愿意种地而自残身体的农民和为了逃避赋税、徭役而鞭打官吏的农民。然而，事与愿违，在《大诰三编》颁布后逃税、逃役的农民越来越多，更有一些农民开始无端地冲击地方官府，朱元璋也逐渐陷入地方农民一些鸡毛蒜皮的扯皮中。这时，朱元璋开始动摇了——因为在胥吏和民众之间他无法找到一个令人满意的平衡点。
在发展农业的同时，洪武朝实行了海禁，民间海外贸易被禁止。事实证明，民间海外贸易的禁止对帝国的稳定有着良好的促进作用。它不仅避免了外部文明对明帝国的干扰，还可以保证充足的农业人口数量，同时也避免粮食作物被大规模地改种成经济作物，稳定了帝国的农业生产。此时明帝国的海外贸易是以官方朝贡贸易的形式进行的。但方明珍的海上余党和始于元代的倭寇在海上的骚乱使得帝国关闭了明州和泉州的两处市舶司，这两处市舶司主要负责日本与琉球的官方贸易。明帝国只保留了广州市舶司，用于跟东南亚朝贡国的交往。
民间海外贸易的禁止和朝贡贸易的缩减一方面稳定了帝国的农业生产，另一方面也巩固了海防，使帝国能够腾出手来应对北方的战事。
朱元璋有感于宋元以来纲纪的松弛，在帝国建立后开始逐步加强了皇权。中书省、御史台、大将军都督府相继被撤，行政、监察、军事权力被分散。在改革中央权力机构的同时，朱元璋也对地方权力机构进行改组。地方的行中书省同样被一分为三，分为承宣布政使司、按察使司、都指挥使司，组织结构扁平化。这样帝国的权力从中央到地方都掌握在皇帝的手中。但是，权力的高度集中也渐渐使得朱元璋处理政事有些力不从心。
洪武十三年（1380年），他设置了四辅官。四辅官全部是由年事已高的乡间老儒组成，这些老儒提供更多的是顾问服务。皇帝既想有人来承担政务，又不想赋予过多的权力，但这些老儒很显然达不到皇帝的要求。洪武十五年（1382年），皇帝又设置了内阁大学士，内阁大学士仍然充当的是咨询角色，军政大权仍旧掌握在皇帝手中。洪武十五年（1382年）的内阁也就是后来内阁的雏形。行政权力的变更始终没有达到皇帝满意的效果，军权的分散也在帝国形成了将不知兵、军无常将的局面。
帝国的奠基石：李善长
整个洪武朝，我们关注的焦点还是皇帝跟李善长的关系。可以说朱李二人的矛盾斗争体现了整个帝国初期的政治脉络。整个洪武时代朱元璋所关注的最大一件事情就是如何清除以李善长为首的淮西集团。
李善长本是朱元璋的乡谊。李善长虽然有志官场，奈何天赋不高，无法在科举中胜出。李善长到了不惑之年依然一事无成，但长期的隐忍早已使得李善长内心波澜不惊。到了天下大乱的时刻，李善长或许是意识到他的机会来了，他选择了朱元璋。他为什么选择了朱元璋？有的说辞是他看中了朱元璋，但我想更合理的原因大概是他无法在其他诸侯那里找到位置。
李善长的淮西人身份和处事稳重的特点很快就博得了朱元璋的信任。他开始替朱元璋打理内务，总管钱粮、赋税、田土、人口。他能够把每一件事情处理得天衣无缝，令朱元璋无后顾之忧。李善长具备的是经世济用之才，但经天纬地之才在王朝的开创过程中并没有那么大的作用。李善长的淮西身份和非士子身份使他能够跟朱元璋的武将打成一片，从而形成了一个盘根错节的淮西集团。无论这个集团看起来多么松散，它都是那么牢不可破。这个集团成就了一代帝王，也束缚了一代帝王。
大明开国后，李善长被任命为中书省左丞相，位居人臣第一。从这里可以看出李善长的功劳与威望。朱元璋跟李善长的关系从何时开始微妙我们无从所知，但李善长位列中枢后无疑使这种关系变得更加微妙。
历史上皇权与相权的矛盾一直都存在。从汉代至宋代，皇帝们都是采取提高内侍或其他平行机构的地位来削弱相权。到了元代，相权又有所加强。明初承元制，中书省总揽一切权力，且中书省的级别高于当时的大都督府和御史台。由于担任右丞相的徐达常年在外，帝国的权力就集中在了李善长的手里。这是制度的结果，不是个人的结果。只要制度在那里，皇权被抑制已是必然。此时的朱元璋已经开始产生不快，但统一帝国的战争仍在继续，朱元璋只好将削弱相权的事情先放一放。
李善长坐上了这个位置后，开始培植淮西势力。这样一来众人纷纷走李善长的门路，甚至到了后期，面对朱元璋的嗜杀猜疑，文臣武将也去早已致仕的李善长那里倾诉心肠。这些都被朱元璋看在眼里。
虽然明初李善长已经位列人臣第一，但朱元璋已经对李善长显示出了一定程度的冷漠。这种冷漠当事人当然是清楚的，此时，李善长已经敏感地意识到自己该离开庙堂了。洪武三年（1370年），在外领兵打仗的将军们都回来了，按例封赏晋爵，坐镇后方的李善长也被封为韩国公，位列将军们之上。从这个微妙的举动我们可以看出洪武皇帝已经忌惮李善长了。一个令帝王忌惮的人终将离死亡不远。相反，一个令君主不断欺负的人却有着大好的前程。
李善长终于明白皇帝要赶他走了，但他在临走前把胡惟庸安插进了中书省。这表明他并不想彻底离开庙堂，他想退居幕后遥控一切。
我想这个时刻洪武已经动了杀机。李善长到底缺乏处理复杂而微妙的政治哲学问题的智慧，他的悲剧是自己造成的。
10年的时间，皇帝虽然不断地处罚不符合他的标准的官吏，但手中的刀始终没有向李善长挥去。他在忌惮，他在等待。10年后皇帝的这把刀终于砍倒了胡惟庸，也砍向了李善长。接下来又是一个10年，大批李善长的人马因为各种原因遭到诛杀。到了最后时刻洪武皇帝仍在犹豫，那就是对李善长的最终处理问题。我们看到了一个皇帝20年的隐忍，我们看到了一个皇帝抉择的痛苦。毕竟对方在帝国的创建中立下了不朽功勋，毕竟对方在皇帝创业时期就陪伴在皇帝身边。
此时的李善长已经是风烛残年，此时的朱元璋也是风烛残年。朱元璋不知道李善长会不会死在他的前面，朱元璋看到的是李善长依然有着影响力和号召力，朱元璋看到的是在他的重压下越来越多的人内心向那个忠厚的长者靠近，朱元璋看到的是即使李善长死后他的后代依然具备号召力。朱元璋闭上了眼睛，心想，还是你死吧，你死了，我才放心。
人们都知道“功高震主”，但却不知道“功高未必震主”；人们也知道“狡兔死，走狗烹”，但却不知道“狡兔死，走狗未必烹”。
中国士子既讲入世，也讲出世，以出世之心做入世之事，此乃人生之最高境界。唐朝李泌是这方面的代表。李泌7岁时即被玄宗召入宫中作诗，后来因作诗讽刺杨国忠、安禄山而被贬。安史之乱爆发后，李泌主动去向刚刚继位的唐肃宗陈述治乱方略，深得肃宗赏识。肃宗本想授予李泌官职，但李泌只愿意以一个宾客的身份参与朝廷决策。李泌在收复长安、洛阳等方面立下功劳，后来却遭宦官李辅国嫉妒，为了避祸，李泌退出朝廷争斗的漩涡，隐居衡山。唐德宗在奉天时，又召李泌赴行在，授左散骑常侍。纵观李泌一生，历仕三朝，实际地位和作用相当于宰相，这给他施展政治才能提供了极好机会。但他能审时度势，当朝廷出现危机时他再度出山，一旦功成又隐退保身，可见李泌是聪明的，政治观是成熟的，他将中国古代那种士子之心发挥到了极致。他在年轻的时候写过一首诗：“一丈夫兮一丈夫，平生志气连良图。请君看取百年事，业就扁舟泛五湖。”这首诗可以说是他一生的写照。
如果李善长能够彻底、干净地离开庙堂，结局也许会是另外一番景象。
最后的丞相胡惟庸
洪武一朝很多事情都是谜，时至今日我们都无法得到确切的答案，但确切的答案似乎已经不那么重要。不管汪广洋也好，杨宪也好，胡惟庸也好，都可以看作朱元璋为了削弱李善长势力所做的努力。其实整个洪武一朝，朱元璋所做的最大一件事情就是如何削弱以李善长为首的淮西集团，而胡惟庸的被杀可以看作这种削弱的开始。虽然李善长走了，但胡惟庸坐在那个位置上跟李善长坐在那个位置上并无区别。
其实胡惟庸无论在朱元璋打天下的时候，还是帝国建立以后都是一个小人物，朱元璋并没有把他当作宰相，天下的人也没有把他当作宰相。胡惟庸并没有飞扬跋扈，相反，他一直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胡惟庸是有才能的，他是一个干吏，能够把事情做得滴水不漏。可以说他的风格跟李善长有些相似，但在政治场上都需要一股力量来压制他们。朱元璋找了十几年，找了刘伯温，找了杨宪，找了汪广洋，都不行。那得了，我自己动手吧。
洪武十年（1377年），在汪广洋终于发动对李善长的唯一一击后，朱元璋将汪广洋第四次，也就是最后一次调入中书省。汪广洋一如既往地萎缩，但此时的朱元璋已经完全放弃了对汪广洋的期望。他要靠自己，能依靠的力量只有检校。
洪武九年（1376年），朱元璋将自己的女儿嫁给李善长的儿子，这是朱家给李家最后的殊荣。洪武十年（1377年），朱元璋已经开始了动作。他成立了一个新的机构——通政使司，规定所有奏章送交通政使司，然后由通政使司直接送交皇帝。这样就越过了中书省。此时的胡惟庸不知道屠刀已经临近。
朱元璋并不满足于此。大批的检校监视着中书省，时刻等待着胡惟庸犯错，可小心翼翼的胡惟庸始终让他们无法抓到把柄。洪武十二年（1379年）九月，占城国使者进京，但是，中书省并没有把这件事情报告给朱元璋，胡惟庸自己处理完事情后便打发使者回国。检校们把这件事情报告给了朱元璋。按理说这等事情属于可报告可不报告之列，可朱元璋似乎要做文章了。
朱元璋将礼部官员和胡惟庸、汪广洋都叫来，现场质问。胡惟庸被搞得措手不及，他不明白皇帝为什么要突然纠缠这件小事。他很快推给了礼部官员，礼部官员也毫不示弱，把这件事推给了中书省。朱元璋当场把负责此事的礼部官员下狱，并令检校彻查此事。
朱元璋认为查出的结果一定是胡惟庸，但他错了，检校们查出来的结果是汪广洋。朱元璋惊愕了。并不是检校们背叛了朱元璋，这个结果说明一个问题，胡惟庸的势力大到检校们查不出真实的结果来。朱元璋意识到，不用查了，他需要的就是一位大臣揭发胡惟庸谋反，然后直接抓人。
说胡惟庸谋反，朱元璋自己肯定不能这样说，最好是有一名御史出面上书。朱元璋找来找去，找到了御史中丞涂节。这涂节本来跟胡惟庸是一伙的，不知道朱元璋给涂节许下了什么好处，或者涂节跟胡惟庸有什么过节，再或者涂节已经嗅到了政治气候的变化，他开始酝酿发动弹劾。
既然事情已经布置下去了，那必须先稳住胡惟庸，以免胡惟庸提前出招，打乱计划的部署。为了稳住胡惟庸，朱元璋最后一次将汪广洋贬到广东。朱元璋被逼到这一步并不是他所希望的，他更希望的是汪广洋能够搞掉胡惟庸。朱元璋身为九五之尊，如此硬出手是很没面子的事情。他对汪广洋希望了9年，也失望了9年，终于希望与失望都变成了怒火。他又追加了一道诏命将走到半路上的汪广洋赐死。
洪武十三年（1380年）正月，在毫无预兆的情况下，帝国风暴正式开始。御史中丞涂节突然上书朱元璋，声称胡惟庸谋反。正月初六，胡惟庸以通倭罪被处死。十一日，朱元璋连发两道圣旨：废除中书省和大都督府。整个帝国的官僚都被打蒙了。但朱元璋对于废除中书省和大都督府后的有序安排表明了计划酝酿的长期性。
朱元璋对于胡惟庸的处理只是砍向李善长的第一刀，从此正式拉开了帝王与李善长势力集团的争斗。后人总认为胡惟庸一案是洪武朝的大案，实际上胡惟庸一案只是采摘李善长这根大树的第一片叶子，等到所有的叶子都采完，就到该砍树的时候了。
胡惟庸死后，朱元璋用了10年时间来不断地清洗李善长的人，依靠的力量就是检校以及后来的锦衣卫。当时，数千人被处死，数以万计的人遭到调查、关押或流放，帝国的政治气氛顿时变得异常紧张。许多官员战战兢兢，不知道何时锦衣卫会冲进自己的家门。
胡惟庸一案基本上改变了洪武年间的政治风格。监视和恐怖活动加剧的年代到来，洪武皇帝的辣手开始显现。洪武皇帝开始以日益激进的手段实现他的治国理想。
忠诚而纯粹的武将们
国初是朱元璋一个人的舞台，无论文臣还是武将都没有太多的个性色彩，以至于今人研究起来只能从一些琐碎的事例中寻找文臣武将耐人寻味的东西。国初的武将是低调的，是朴素的，是老实的，他们忠于皇命，冲锋在最前面。无论是北方的大漠之地，还是南方的烟瘴之地，都充满了他们奔波的身影。在长期的征战中，帝国的将军们大都早死，盛年而衰。徐达、常遇春、李文忠、邓愈、汤和尽皆如此。
如果说李善长是明帝国的第一文臣，那么徐达就是第一武臣。徐达可以说是韩信与卫青的集合体，他既有韩信的谋略也有卫青的低调。明初的大部分战争以及所有关键性战役都是在徐达的直接指挥下进行的。朱元璋对徐达是放心的，在徐达平定北方的战争中并没有派出监军。徐达也是争气的，他也不需要谋士。身兼谋士和武将双职的徐达始终向人们诠释一个全才的概念。
天下平定后，徐达便在北平驻扎守卫北疆。在此期间，徐达重点修建了山海关，从此北平附近的居民再也不受游牧民族的骚扰之苦。徐达是一个完美的人，完美到你挑不出他的任何毛病。出身贫苦的徐达并没有读过多少书，但他不断地向儒士请教奠定了他谋略的基础。
如果说徐达善于指挥、带队和大规模的步兵兵团作战，那冲锋最厉害的就是常遇春了。常遇春开始是刘聚的麾下，因看不惯刘聚的所作所为便投奔了朱元璋。从此在进攻陈友谅和张士诚的战争中，常遇春始终冲在前面。常遇春跟徐达一前一后的运动模式奠定了帝国的版图。
常遇春是帝国最勇猛的人，他这一生没有打过一场败仗。中国冷兵器时代有十大战将：薛仁贵、霍去病、常遇春、史万岁、斛律光、苏烈、狄青、冉闵、项羽、杨再兴，常遇春名列其中。常遇春是一个纯粹的人。如果说徐达的忠厚后面还有他的心思，那么常遇春的内心就像一张白纸。他的一生只有一个目标，那就是忠于他的使命。洪武二年（1369年）七月，常遇春从蒙古上都班师回来，行走到河北地境累死。
帝国武将除了徐达、常遇春，第三号人物就是李文忠。李文忠用兵的特点就是快。跟其他战将一样，李文忠依然有着辉煌的战绩。在常遇春死后，帝国对于北方的战事就交到徐达和李文忠手里。但今天看来李文忠的武将身份并没有给他带来太多的亮点，他的亮点就在于他是当时军队中唯一的文人。
李文忠本是洪武的外甥，从小聪明伶俐，甚受洪武喜爱。李文忠从北方回来后，洪武帝曾让其执掌大都督府。李文忠退休后便过起了儒生的生活。披上战袍是武将，脱下战袍是儒生，帝国也只有李文忠能够实现如此华丽的转身。
赋闲在家后，李文忠便整日与一批儒生谈古论今、吟诗作赋。有些人想给皇帝劝谏，走不了马皇后的渠道，便开始走李文忠的渠道。李文忠数次上书朱元璋，虽然最后遭朱元璋斥责，但终归是对朱元璋施加了影响。洪武十七年（1384年），李文忠病死。
除了这三位将领外，还有一位冯胜也值得介绍。冯胜的亮点就在于洪武五年（1372年）的一场战役。这是明帝国的一场关键性战斗，在这场战斗中王保保取得了第一次胜利，徐达和李文忠遭受了从军以来的第一次大败。这场战斗也是明帝国建立以来的第一次大败，而冯胜却在这场战斗中胜了。
为了彻底肃清草原势力，经过两年的酝酿，明军又一次对草原发起了冲击。此次的布局显示了朱元璋的决心。全军一共15万人，中路军由徐达率领，李文忠率领右路军，冯胜率领左路军，三路大军一起向漠北草原奔去。此次三路大军的主力是徐达和李文忠。既然主力是徐达和李文忠，那么对方对付的重点也是他们两个。此次王保保学会用计了。而从徐达和李文忠的进攻特点来看，两人由于之前一直胜利而明显有些轻敌。
徐达和李文忠被元军引诱深入，虽然中了埋伏，但这些对强大的帝国正规军来说算不上什么。很快徐达和李文忠带着各损失了1万人马的队伍退出了战场。
而西路军冯胜的表演则刚刚开始。冯胜和傅友德率数万人马在整个西北七战七胜，彻底肃清了元军在西北的势力，也结束了元军在西北的骚扰。
此次出征没有达到预期目的，朱元璋对蒙古的进攻开始暂停，而蒙古也转向防御。但是，从此次事件中我们可以看出冯胜的战力。
明初的武将都有一个特点，那就是早死。从常遇春、李文忠，再到邓愈、汤和，都是盛年而衰。其实这也可以从侧面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明初的一系列战事过急、过猛，另一方面也说明了明初战将的性格特点，那就是忠于王命、使命。明初的武将是伟大的，也是可爱的，他们为帝国打下了一个不朽的江山。大多数武将并无私欲，且出身贫苦；他们勇猛、品性优良，在帝国这个舞台上将武臣演绎到了完美。
经过数十年的征战，帝国的战将们逐渐谢幕。朱元璋也没有亏待他们，他们大都被封了爵位，子孙也得到了荫泽。但也有一些武将因为跋扈、犯事或者不符合朱元璋的心意而受到残酷的株连。
明初是朱元璋一个人的舞台，没人能够影响到他。在整顿完了文官队伍之后，洪武皇帝又把矛头对准武官，蓝玉是一个切入点。
蓝玉在开国功臣中算不上是有影响的人物，他是常遇春的内弟。蓝玉第一次走上帝国的舞台是洪武十四年（1381年）征讨云南的战争，走上人生的顶峰是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的一仗。这一仗明军一直打到贝加尔湖，彻底打垮了成吉思汗的黄金家族。此后，蒙古高原再次进入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前的混乱状态，各部为了汗位而相互仇杀。
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的这一仗也是继洪武五年（1372年）徐达、李文忠北征蒙古失利后对蒙古的决定性一仗，这一仗也给朱元璋培养了一个像李善长那样的棘手人物——蓝玉。
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这一仗后，蓝玉变得越发骄纵。他在军中安插私人、畜养家奴、侵占田亩，这些都触动了朱元璋的神经。如果说胡惟庸案是对不法文官的清洗，那么蓝玉案则是对不法武官的清洗。从洪武三年（1370年）李善长告病起，朱元璋就已经开始酝酿对文官的整治；而洪武二十年（1387年）朱元璋颁布《大诰武臣》，实际上就是酝酿对武官的整治。当你搞清楚《大诰武臣》的背景就知道了。
洪武朝军中已经开始出现很多弊端，军官冒领军饷，侵占军田，虐待士兵，导致军士逃亡。朱元璋颁布的《大诰武臣》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诞生的。《大诰武臣》虽然颁布了，但并没有制止住军中的违规行为，朱元璋开始酝酿采取其他办法来惩处军中的违规行为。
蓝玉事件不过是洪武整治军队的一个借口。《大诰武臣》中列举的军队犯罪案件皆是触目惊心、令人发指。无论有没有蓝玉，洪武朝对军队的整治都会发生，只是蓝玉的骄纵使得整治集中在一点而爆发。
整个蓝党一案，被杀、被流放、被关押、被刑处的一共是1.5万人。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四月份案发，当时捉拿的是1000人。短短5个月涉案人数就达1.5万人。当然，这其中大部分是家族人员被牵连。这可以说明一个问题，跟胡惟庸一案相比，锦衣卫的办案效率大大提高。锦衣卫的办案效率为什么会大大提高？这里有两点原因：一是锦衣卫在数年前已经开始对有关人员进行监控；二是定罪的随意性，也就是罪名大都是罗织的，不像胡惟庸一案还要消耗大量的时间寻找罪证。朱元璋为了证明蓝玉一党确实有罪，还亲自编了一本《逆臣录》，但这本《逆臣录》漏洞百出。
锦衣卫的办事效率引起了朱元璋的恐慌。跟胡惟庸一案相比，整个帝国无人敢吱声，更是引起了朱元璋的恐惧。锦衣卫办案的波及面早已超出了朱元璋所圈定的范围。朱元璋意识到这种疯狂行为必须停止。因此，洪武皇帝中止了蓝党一案的调查，大部分在押人员被释放，经办此案的锦衣卫人员也被朱元璋处理。
“蓝玉案”基本上结束了朱元璋那个纯粹的理想。锦衣卫们的办案风格和官员们的唯唯诺诺，让朱元璋有了改变治国方略的想法，所以他对后继人表达了宽刑法的思想。无论朱元璋杀了多少人，处罚了多少文臣武将，这些都是徒劳的——它既不能使帝国变好，也不能使帝国变坏。
高压统治下的士大夫
有一种现象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注意，那就是皇帝与元末明初士大夫们的那种微妙关系。这种关系表面上看是见微知著，实际上却潜移默化地影响到了整个明初的政治运行脉络。国初虽然一切都是如火如荼，但这些都不干士大夫们的事情。士大夫们对这个新兴政权并没有表现出多么热衷，甚至骨子里异常排斥。他们不仅为元朝唱赞歌，而且还为元政权殉节、断指、断腕或隐居。这的确是一种奇怪的现象。但这些都好理解，因为元政权符合他们的利益。
在士大夫看来，一个政权应该是宽松、和蔼的，能够保护士绅们的田产。很显然元政权符合他们的标准，甚至比宋政权更符合他们的标准，也很显然明政权不符合这个标准。蒙古人是好糊弄的，而朱元璋是不好糊弄的。他们不明白这样糊弄下去只能是政权的崩溃，政权崩溃后他们的田产也得不到保留。明初士大夫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喊出“我生为皇元人，死做皇元鬼，誓不从尔贼”的吴德新；第二类是跟明政权若即若离的刘伯温；第三类是跟明政权保持亲密合作以获取最大利益的李善长。
对于第一类人和第三类人无须赘述。我们这里就对第二类人进行一下分析，选取两个例子——刘伯温和高启。
刘伯温是一个矛盾的人，他的一生都是在矛盾中度过的。刘伯温是忠于元廷的，奈何他无法在元廷造成多大的影响，也长期得不到重用。元末红巾军起事后，刘伯温举乡兵进行镇压。虽然刘伯温有功于朝廷，但仍旧得不到重用，忧愤之下辞职隐居。虽然是隐居，但刘伯温心中仍旧是波涛澎湃。他已经对元廷彻底失望，于是，他在暗中观察，观察着新的力量。
但从镇压反叛者到投靠反叛者，这毕竟得有一个转变，刘伯温开始做理论上的准备，他在青田隐居期间写下了《郁离子》。《郁离子》等同于宣言书，宣布刘伯温跟元廷彻底决裂，也是刘伯温向四方新贵释放出的暗示。
后来刘伯温虽然投靠了朱元璋，但他对洪武皇帝是鄙夷的，对于这个由中国底层民众建立起来的政权是鄙夷的。朱元璋自然清楚这一点。朱元璋需要刘伯温这个花瓶，以此来笼络天下士子之心。刘伯温的气质跟这个新生的明政权格格不入，这个新生的明政权也跟他格格不入。洪武四年（1317年），刘伯温告退，与其说是避开李善长的锋芒，更不如说是对自己失败的人生的一种顿悟。
如果说刘伯温代表了这第二类人，那么高启则是这第二类人中的典型。
文皇在御升平日，上苑宸游驾频出。
——《听教坊旧妓郭芳卿弟子陈氏歌》
我生幸逢圣人起南国，祸乱初平事休息。从今四海永为家，不用长江限南北。
——《登金陵雨花台望大江》
这两句诗分别摘自诗人高启所作的两首诗，第一句是给元王朝唱赞歌，第二句是给明王朝唱赞歌。对于这类人朱元璋是不喜欢的。
高启是由于明代的一些事情而留声后世，但他实际上是元代的诗人，他所活动的时间段和所作的大部分诗集都是在元代，他对大元是忠诚的。上面列举的《听教坊旧妓郭芳卿弟子陈氏歌》作于至正十九年（龙凤五年，1359年），当时正值天下大乱，韩林儿的龙凤政权发展到巅峰，三路北伐军一路高歌猛进。在那个年代，高启的心也是跟随着大元王朝一样风雨飘摇。
时值元大都的杂剧演员宜时秀来到江南演出。这宜时秀是已故著名杂剧演员郭芳卿的弟子，而郭芳卿是前任元朝皇帝文宗皇帝的座上宾。宜时秀一曲终了，高启联想到文宗皇帝在世的时候大元王朝的那种矞矞皇皇的景象，再联想到今日时局，不由感慨万千，写出了“文皇在御升平日，上苑宸游驾频出”的诗句。高启对元王朝的赞叹是由衷的。
《登金陵雨花台望大江》是高启于洪武二年（1369年）作于南京，此时诗人正受洪武皇帝之邀修《元史》。从全诗的那种悲凉氛围我们可以明显看出诗人对于明王朝的不热衷，只是在最后一句上或许由于现实的原因而极为勉强地奉承了一句。朱元璋看到了这首诗，自然感到不快。
高启在朱元璋手下做官是不快的，他对朱元璋的高压手段也是不认同的，所以当朱元璋提出授予高启户部侍郎一职时高启坚决辞受，洪武皇帝顿时觉得很没面子，他认为高启看不起他。我想此刻的皇帝已经动了杀机，但大面上还得过得去。皇帝没说什么，还送了高启川资，让他回家。
事情并没有解决，朱元璋时刻盯着高启的一举一动，看他还有什么表现来印证自己的看法。果然，高启不愿去抱皇帝的大腿，反而去抱苏州知府魏观的大腿。这进一步印证了洪武皇帝认为高启看不起自己的论断，他终于下定决心杀掉高启。
魏观是一个文人，具备文人的一切特质。相比洪武皇帝，高启更喜欢跟这样的人交往。高启并没有什么过错，不买皇帝的账并不意味着要死亡，所以洪武皇帝只能盯着魏观来找高启的错误。
机会终于来了。苏州府衙本是以前张士诚的皇宫，张士诚死后，皇宫被明军焚毁。大明建国后，苏州知府一直在废墟上办公，所以魏观一直想重修知府衙门。到了上大梁那天，魏观特意让高启写了一首《上梁文》。时至今日，这首《上梁文》已经失传，里面具体写了些什么，我们已经无从得知，但高启在《上梁文》中形容苏州府衙是“龙盘虎踞”。要知道这里昔日是张士诚的府邸，不管高启是无心还是有心，我们都可以看出高启的狂妄。魏观和高启尽皆被杀，其中高启还是腰斩而死。后来朱元璋为魏观平了反，承认魏观是冤枉的，但对高启却并没有平反。
国初此类的例子比比皆是。草莽出身的朱元璋非常在乎文人对他的看法，他常常从文人留下的作品的字里行间捕捉文人的思想脉络，结果表明洪武皇帝是自寻烦恼。的确，国初的文人由于怀念元王朝和张士诚那种宽松的统治氛围，所以大多在诗词中对明政权表达了不满。洪武皇帝去跟这些过了气的文人计较，其结果只能是给自己留下闲言碎语。
高启一案是洪武皇帝对那些不肯合作的文人发出的一个明确信号。在洪武皇帝的高压下，举国文人战战兢兢。沉闷的政治环境掐灭了文人的创作热情，无论这些文人是高尚还是卑下，他们的结局都是一个时代的悲剧。
建文改革引发的动荡
洪武中的“洪”字代表宏伟、雄大的意思，“武”字代表以武建国、以武治国的意思，这个词的确符合朱元璋。“建文”顾名思义就是以文治国，朱允炆确实在跟他的爷爷唱对台戏。从小在儒家文化熏陶下成长起来的一代君主的确跟上代君主在气质上截然不同。
洪武皇帝一旦死去，继位的建文皇帝迫不及待地纠正了洪武皇帝的一系列错误做法。他平反冤案，被关押的犯人相继被释放，被流放的家属也都回来了，减刑法、宽赋税也在进行中。大明帝国的儒生们在这种新气象中看到了他们的前途。
他们欢呼雀跃：“朱允炆！你是好样的，我们需要的就是像你这样的君主。”
朱允炆也在心中呐喊：“我的老师们，这个国家我已经没有依靠的对象了，我能依靠的只有你们。”
建文之治没进行多久就出现了问题，建文皇帝被他的老师方孝孺带入到复古的彀中。两个人成天在宫里鼓捣如何恢复井田制，如何把各个州县的名字、各个街道的名字、所有文武官职的名字、宫殿内每个宫门的名字都复原到周代的标准，哪怕是在北方战事如火如荼的时刻，两个人依然闷在宫里搞这些无聊的事情。
方孝孺是个复古的狂热分子，言必称三代。在他眼中只有周代是最好的，不仅礼乐应该恢复到周代，人们的思想，土地所有制度，甚至政权的组织形式都应该恢复到周代。无独有偶，董仲舒、王莽、王安石、朱熹这些大儒都是井田制的倡导者。建文皇帝和方孝孺的日益偏激化引起了藩王和武将们的不满。
建文王朝并没有改变洪武王朝的那种不稳定性，不安的骚动正弥漫着整个大明帝国。人们对于未来都有一致的看法，那就是洪武皇帝封藩会给帝国带来动荡。
始皇嬴政统一天下后，并没有实行分封制，而是实行郡县制。事实表明，这一制度实行过急。因为经过周代近八百年的分封制，各地的贵族依然权力巨大，天下一乱，这些贵族首先起来造反。汉吸收秦的灭亡教训，实行郡县和封国并存的制度。事实表明，这种制度到了那个时代已经失去了存在的历史土壤。那么，朱元璋为什么又捡起了历朝历代早就丢弃的分封制度呢？我认为这里有三个原因。首先要声明的是朱元璋的分封制跟前代已大不相同，实际上实封的就是北边的几个藩王，其他的都是虚封。
封王戍边的原因，一个是因为京城离边塞太远，封王戍边刚好可以起到让藩王守边的作用；二是这一行为体现了朱元璋的朴素和小家的思想，他认为老子打了天下就应该让子孙们帮着一起守；三是为了避免争权夺利，嫡长子一旦被立为太子，其他皇子就必须离京，而封藩则可以在异地解决他们的身份问题。所以，洪武皇帝的封藩制既有不利的一面，也有有利的一面。
在洪武皇帝还没有死的时候，朱允炆已经开始思考如何对他的这些叔叔下手了。建文时代，围绕在建文帝身边的就是方孝孺、齐泰、黄子澄这三名儒臣。跟方孝孺鼓捣建文帝复古不同的是，齐泰、黄子澄鼓捣的是削藩，齐泰建议先削燕王，而黄子澄建议先削势力弱小的藩王。建文帝最终采纳了黄子澄的意见。实际上，先削谁、后削谁都已经不重要，关键的是削藩此举既违背洪武宪法，又不得人心。
建文皇帝的第一刀挥向了周王朱橚。周王是朱棣的同母弟弟，处理了周王就等于剪除了燕王的一只臂膀。建文帝的动作相当快，朱元璋死了一个月，他就动手了。周王痴迷于医学，他自己种植植物园，自己品尝药材。建文帝拿下周王后将他发配云南。云南这个边远的地方给周王的医学研究以很大的便利，那里有丰富的物种、有奇花异草、有烟瘴、有长期患病无法得到医治的民众。周王到了云南便联合当地的医官开始研究医药、著书。虽然朱棣夺得皇位后给了周王自由，但周王的一生都在钻研医学的抑郁中度过。
周王被削后，湘王、齐王、代王、岷王又进入了建文皇帝的视野。厄运很快降临到湘王朱柏头上。朱柏跟周王朱橚一样也是个文化人，解缙对他的评价相当高，说他“幼而美异，长而通明，温恭粹德”。朱柏除了文采好，武功也不错，他还是个虔诚的道教徒。跟朱元璋和朱棣一样，他也寻访过张三丰。
建文元年（1399年）四月，建文帝以谋反罪和私印钞票罪着有司兵马逮捕朱柏进京询问。朱柏为了免受刀笔小吏之辱，全家自焚而死，时年28岁。
即使是建文帝这样的仁君，在面对政治斗争的时候依然是毫不手软。而以黄子澄、齐泰为首的削藩者，打着儒教、礼治的旗号，在面对自己的利益受威胁时仍旧是行霸道、走诈术。我们可以很明显地在这里看到双重标准。
建文帝可不是一个简单的孩子，如果你认为他老实，那你就错了。在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建文帝刚处理完周王，对其他四个藩王的处理还没有开始的时候，对燕王的处理就已经开始了。从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十一月起，大批的军队和锦衣卫被派往北平监视朱棣。
在建文帝削藩如火如荼的时候，朝中的不同声音一直没有断过。建文帝也曾犹豫过，但都被齐泰、黄子澄硬顶了下来。从建文元年（1399年）开始，北平与南京之间消息不断，气氛一天比一天紧张。到了六月，燕王的左护卫百户倪琼进京被锦衣卫捕获，供出了燕王准备谋反的情况。建文帝得知后只得提前动手。
建文帝首先动手了，派去捉拿燕王的军队反被燕王府的卫队打败。接着，燕王的卫队乘势夺取了北平九门，控制了北平防务。燕王若想南下，还必须控制整个北平的外围，这样才能有一个稳固的后方。于是燕王便率领王府的卫队和从外地奔来的燕王卫队迅速扫荡了北平的外围，控制了整个北平周围要地的防务。内战终于爆发了。
燕王已经营北平多年，手下燕军已经是帝国战斗力最强的军队。在燕王的攻击下，北平周围中央军的迅速溃败也就不难理解。而且，因为燕王的人脉熟络，还有不少中央军投降燕军，进一步增大了燕军的实力。
燕王既然要谋反了，总要找一个谋反的理由吧。其实理由很好找，翻翻史书就找到了。对于燕王其实不需要翻史书，翻翻《明皇祖训》就知道了。朱元璋为了防止后世子孙变质，专门刊印了《明皇祖训》。《明皇祖训》中记载了这样一条，如果朝中出现奸佞，各地藩王有权力带兵进京勤王。朱元璋封王除了戍边外，也是为了防止江山变色，可这条记录却给朱棣的谋反提供了借口，而且还是合法的借口。的确，朱元璋在世的话也会支持朱棣这样做，黄子澄、齐泰的做法已经超出了一个人臣的本分。建文帝刚即位，大明皇族便已是刀光剑影，这虽然出自建文帝的圣裁，但齐泰、黄子澄的推波助澜也不无作用。
建文元年（1399年）七月，燕王朱棣打起了“靖难”的大旗，并发布对建文帝本人和黄子澄、齐泰一系列的指责。这些指责在当时看起来似乎比黄齐的削藩和方孝孺的周礼更能争取人心。的确，从那个时期起，人心便已开始微妙地向燕王转移。
为了平叛，建文帝启用了老将耿炳文。建文帝为什么要用耿炳文？因为建文的姐姐嫁给了耿炳文的儿子。建文帝将平叛权交给耿炳文后，便接着跟方孝孺鼓捣复古改制了。对于建文帝来说，燕王造反也是好事，因为他也可以名正言顺地处理燕王了。
双方在北平附近进行了一场主力会战。耿炳文失败后，在黄子澄的推荐下，建文帝启用了李景隆接替耿炳文指挥。李景隆从山东德州挥师进攻北平，而此时大明辽东军开始破关南下，攻打永平府。永平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是北平的东门户，一旦永平被攻下，辽东兵就可以随时攻打北平。此时的形势对于燕王朱棣来说已是危如累卵，南边有李景隆的几十万大军，东边有已经破关的辽东军，燕王朱棣陷入夹击之中。此刻正是燕王朱棣一生中至暗时刻，但他很快冷静了下来。他知道对付李景隆的大军最好的办法是拖，已经入关的辽东兵才是最大的威胁。燕王朱棣将一部分军队留下守城，自己带着精锐去驱赶辽东军。为了提高防守的效率，他撤除了北平城外的一切守军，集中力量防守北平，并把守城的任务交给了长子朱高炽，自己带着次子出发。燕王朱棣的这一防守策略十分正确。
燕王朱棣的心里也没有底，但他只能这么办。他寄希望于儿子朱高炽能够守住北平。历史总是惊人地相似，朱高炽守北平的局势跟当年朱文正守洪都的局势如出一辙。无论燕王朱棣如何的心乱如麻，此刻的他只有冷静下来稳扎稳打。朱棣迅速击退了南下的辽东兵，这时候北平的攻防战打得正激烈。当朱棣得知他的儿子对北平严防死守时，朱棣又做出一个大胆的决定：他带着军队往北奔袭至关外的大宁，收缴宁王朱权的军队。那里有精锐的朵颜部蒙古骑兵。
朱棣带着宁王的军队轻而易举地击溃了已经攻城三个星期的李景隆大军，此时的他已经有了完全可以对抗朝廷的本钱。
李景隆兵败后退回了德州，双方歇息了近半年。建文二年（1400年）四月，李景隆率30万军队再次北上。护国军和朱棣的10万叛军在白沟河展开了最大规模的一场主力会战，李景隆再次败北，退到德州。这次朱棣开始了穷追不舍，李景隆退到济南，朱棣又追到济南。在济南朱棣遇到了真正的对手——都指挥使盛庸和布政使铁铉。朱棣围城三个月，却无法破城。这是一种奇怪的现象。为什么奇怪？因为对于朱棣这个反叛者，明帝国竟然没有增派军队来围剿。这也就说明朱允炆能控制的资源其实就是济南城的守军。朱棣越打越胆寒，这时候他做出了一个愚蠢的举动，退回了北平。
朱允炆立即任命盛庸为平燕将军，总督平叛兵马。盛庸随即跟朱棣大战于东昌，朱棣再次战败。从建文元年（1399年）七月朱棣起兵以来，一直到建文三年（1401年）底，朱棣一直在北平附近晃悠，打不开局面。朱棣本来的策略是稳扎稳打，拿下山东后，再南下安徽攻取南京，可几年下来，朱棣明白如果继续这样搞下去，不仅济南打不下来，就是德州也拿不下来。而一旦建文帝醒悟过来，征调各地人马围剿，自己将死无葬身之地。如今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越过山东，直取南京。
朱棣在赌，他赌的就是帝国的军队不插手这件事。朱棣在三年的战争中已经捕捉到了这一点，所以他才敢这样做。
从建文四年（1402年）正月起，朱棣率领不足10万的人马开始从北平出发，绕过德州渡过黄河进入徐州。驻扎在山东境内的中央军得知消息后，开始在后追赶。双方在安徽境内大战一场，中央军失利。接着，燕军攻破淮河上的盛庸防线，强渡淮河，进入南方，接着攻下扬州，抵达浦口。此时盛庸的水军正在长江上布置防线跟燕军对峙。
很不妙的是盛庸手下的都督佥事陈瑄叛投燕王，保卫南京的最后一条防线不攻而破。此时南京城内有两种不同的声音，黄子澄和齐泰力主守城，李景隆和兵部尚书茹瑺力主谈判。已经到了这个时候还怎么可能谈判呢？
最终李景隆打开了城门，迎接燕王入城。李景隆为什么要打开城门？因为没有办法，此时各地的兵马已经不愿意拱卫南京，建文帝只能在南京附近招募义兵守卫南京。这些毫无作战经验的新兵如何能够守卫南京？
就这样，朱棣进入南京承继大统。
朱棣的铁血政策
当朱棣进入南京城后看见的是熊熊大火，建文皇帝的结局究竟如何已经不再重要，明朝的文官们试图改造中枢的努力只能是以失败而告终。明王朝的政治在一定程度上重回洪武之治的轨道。
建文帝失败的原因不是由于燕王朱棣多么睿智，也不是由于燕军战斗力多么强，而是由于建文帝手中掌握的资源太少，无人愿意帮助他平叛。虽然李景隆、盛庸带兵平叛，但他们更多的是出于道义上的帮助，真正对建文帝忠心耿耿的大约便是那帮文臣。
从持续四年的内战可以看出，建文帝能够调动的也就是李景隆和后来盛庸率领的那支军队。当朱棣的一支孤军从北平南下的时候，竟然没有一支勤王之师前来拦截，这就说明这些将领都在隔岸观火。
所以削藩先削谁，后削谁已经不重要了，复古不复古已经不重要了，井田制究竟要不要恢复也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对于一个继任者来说如何快速地掌握兵权，让各地的驻军统帅忠于自己。建文帝一系列的政策失误最终葬送了自己。
建文帝的削藩跟汉景帝的削藩有异曲同工之处，都是在形势还不成熟的情况下受到文臣的蛊惑，但汉景帝手中掌握的资源要比建文帝多得多。汉景帝有梁王做屏藩，有周亚夫、李广等平叛大将。建文帝跟汉景帝在削藩前后的态度也惊人地相似，先是锐意削之，待天下突变又优柔寡断。可以说这两位皇帝时而积极，时而消极。
封藩跟儒家的礼治是相抵触的。儒家奉行干涉主义，主张通过维护君主的权威来实现干涉主义，而藩王制度恰恰影响到了儒家的干涉主义。这也是汉明两代儒臣皆力主削藩的原因。
“夫抱火厝之积薪之下而寝其上，火未及燃，因谓之安，方今之势，何以异此。”贾谊的《治安策》深刻地论述了这种盛世下由于藩王制度而潜伏的末日危机。
不光如此，苏轼也针对削藩问题发表了一番议论。苏轼在《晁错论》的开篇提到世上最难办的事情是表面上一片太平，暗地里却埋藏着隐患，实际上就是指封藩。接下来苏轼指出，要想成功地削藩必须具备三个前提条件：第一，要把削藩这件事情搞清楚，也就是要对敌我双方的力量进行科学评价，要清楚削藩的后果；第二，一旦由于削藩而带来了后果，就不要害怕；第三，削藩要讲究循序渐进。苏轼在提出这三个条件的基础上也点明汉代的晁错是不适合做这件事情的人。
建文皇帝在没有掌握军权的情况下过急过快地削藩，是建文皇帝失败的根本原因。无论你承认不承认，朱棣的造反是被建文皇帝所逼迫。造成此种局面的责任在建文帝而不在朱棣。虽然建文皇帝失败了，但建文皇帝的仁政、礼治在明初的政坛上留下一抹余晖。这对朱棣日后的施政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虽然朱棣取得了这场战争的胜利，但他依然纠结。他纠结的是如何对建文皇帝定位的问题。在明代实录中，建文皇帝被定义为一个昏聩、残害手足、不遵循洪武皇帝遗愿的人——建文皇帝篡夺了本应该属于永乐皇帝的皇位。如此一来，朱棣的靖难之役似乎名正言顺。光有这些还不够，建文时代大多数文献被焚毁，以至于今人研究建文一代的历史是那么艰难。虽然没有过多的史料对建文皇帝进行描述，但我们透过历史的脉络依然可以看到一个温文而又残酷、意志决绝而又步履维艰的皇帝孑然的落寞。
永乐皇帝开始不遗余力地展示他的正统性。他开始重新修建大报恩寺，这确实有欲盖弥彰之嫌。朱棣对此也很清楚，他要的就是堵天下悠悠众口。不光如此，更加残酷的还在后面，让我们还是回到南京城破的最初阶段。
南京城破在文人心目中不亚于一场改朝换代。对于一些人来说，建文四年（1402年）南京城破，跟弘光元年（1645年）的南京城破没有任何区别。的确如此，在那个年代，为此殉节的大有人在，甚至有跟此事无关的农民投身水中。在他们心目中，那个好皇帝不见了；在文人心中，他们的那个政治梦想破灭了，在南京城熊熊的大火中无情地破灭了。
洪武皇帝虽然没有给他的孙子留下一帮武将，但是留下了一帮铮铮铁骨的文臣。如果你看一下名单，就会发现这是一个多么豪华的阵容。
黄子澄、齐泰、方孝孺、景清、连楹、卓敬、练子宁、铁铉、暴昭、陈性善、王彬、宋忠、崇刚、陈迪、黄魁、颜伯玮、王省、胡闰、高翔、王度、戴德彝、谢升、丁志方、甘霖、董镛、陈继之、韩永、叶福、王艮、高逊志、廖升、魏冕、邹瑾、龚泰、周是修、程本立、黄观、王叔英、林英、黄钺、曾凤韶、王良、陈思贤、龙溪六生、台温二樵、程通、黄希范、叶惠仲、黄彦清、蔡运、石允常、韩郁、高贤宁、王璡、周缙、牛景先、程济。
这批文臣不仅是明帝国最后的绝唱，更结束了中国古典意义上的士大夫精神，此后的士大夫们从气质上来说都跟前代不同。这场政治变动在士大夫的眼中丝毫不亚于宋元两朝的灭亡，他们心目中的那个明王朝的确已经灭亡了。
很快，明王朝历史上最震撼的事情发生了：这批儒生要么被处死，要么自杀殉节。朱棣不知道这些大儒是整个民族的灵魂，大儒杀之不祥。在洪武的那个恐怖年代，朱元璋也对这些大儒礼敬有加。虽然悲剧发生了，但这些儒生在国初的舞台上进行了一次精彩的表演：他们终于有机会来诠释心中的理想与信念。
无论朱棣如何地遮掩，如何地粉饰，他都逃不过一个“篡”字。华夏最核心的思想就是正统，一个庞大而复杂的国度需要的不是英明睿智的领袖，而是能够保持稳定的传承秩序。如今的永乐皇帝却打破了这种秩序。面对儒生的反对，他没有像他的后世子孙万历皇帝那样消极应对，而是以铁血的政策来镇压。
《礼记·檀弓下》有记载：
公仪仲子之丧，檀弓免焉，仲子舍其孙而立其子，檀弓曰：“何居？我未之前闻也。”趋而就子服伯子于门右，曰：“仲子舍其孙而立其子，何也？”
伯子曰：“仲子亦犹行古之道也。昔者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微子舍其孙腯而立衍也。夫仲子亦犹行古之道也。”
子游问诸孔子，孔子曰：“否，立孙。”
这是《礼记·檀弓下》中的记载，意思是公仪仲子的长子逝世，仲子不立其孙而立其另一个儿子。檀弓就此问伯子，伯子拿文王和微子来举例证明仲子的决策是正确的。但孔子却说出截然相反的观点，那就是立孙乃是符合正统的决策。
《礼记》乃儒家十三经之一，从这里可以看出孔子对于在嫡长子不在的情况下立嫡孙问题给予了明确答复。
朱棣的行为有违华夏正统，它只能在帝国的运行中偶尔为之。这种行为不可以成为国家政治运行的常态，一旦成为常态只会让国家陷入无休止的纷争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