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中国收入问题产生兴趣，是从1989年我在密西根大学做助理教授时开始的。美国有一个社会学家认为中国经济改革以及市场化的过程，必然导致对人力资本的回报提高，对增值资本的回报降低。他认为市场转变就是经济长期强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由于政府之前控制了再分配的机制，所以政治资本很重要。随着市场经济的改革，再分配的机制从政治渠道变成了市场渠道，人力资本的回报就应该提高，这就是大家所熟知的市场转型理论。
我对这个理论至今是很怀疑的，并提出一些不同的看法。我认为市场转型理论是很幼稚的理论，而且认为很多社会学理论也都是很幼稚的。市场转型理论有一个潜在的假设，就是假设发展都是按照一个单一模式来的，发展会导致市场化，甚至有些美国朋友还会讲，会导致民主化。他们认为这是必然的，社会发展都是朝一个方向，有时候其他理论家也认为历史的发展有一定的规律，从一种社会到另一种社会。我觉得这是很幼稚的，在某些情形下忽略了历史事实。历史的发展并不是按照一定的规律的，中国历史并不是西方历史的重复，而中国的经济发展情况也并不和西方以前或以后的经济情况完全一样，它有特定的规律。
对于经济的发展，我不认为改革开放越深入，简单的市场化程度就会越高。的确，有些领域的市场化很厉害，但这并不能简单代表市场化的程度。在很多人看来，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国的市场转型，只不过是向美国靠拢，美国的今天就是中国的将来。有很多美国学者和中国学者都持这种态度，我认为这是幼稚的。不同的社会有不同的历史背景、文化背景，有不同的政治体系，它们的发展规律不一定是一样的，而最终它们也不一定到达同一个终点。
我认为，中国的国情具有独特性，与西方社会是不一样的。举例来说，在中国，政府的角色是很显著的，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来讲，越来越显著，在某些方面也越来越重要。另外，企业和政府形成利益结盟，特别是地方上，政府与企业的利益结盟在西方社会是并不常见的。
在体制上，中国自古以来存在着家长式的管理传统。比如地方政府，比如家庭，比如社会关系，比如单位，都是一种家长式管理。事实上，家长并不是坏事情，我有一次开玩笑说，在中国做领导是很辛苦的，要服从你的上级领导，因为你的权力是上面给的，可是还要照顾你下面的人，承担双重责任，这是很困难的。你做家长要做得好，就要把下面的子女照顾好，而照顾子女和服从上级有的时候会利益相悖。我开玩笑讲，中国的这种体系，是多层次的家长管理方式，地方的官员也好，基层的干部也好，既要服从上面的指示，又要兼顾下面的利益，这种双重角色，会使得很多人不得已说假话，说违心的话，以至于欺上瞒下。一定程度上来讲这是机构造成的，因为你两边都要照顾，这是中国多层次家长式管理这种官僚体制的结果。
基于这些原因，我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向美国式的自由市场模式迈进的过程，把中国的经济发展看成是逐渐市场化、逐渐向美国式自由市场化资本主义迈进的过程，这是幼稚的，跟中国的国情并不符合。
后改革时代中国城市收入的不平等我今天讲一下我自己做的五个研究：第一个研究是我在1996年做的研究，第二个研究是在2005年发表的，第三个研究是和吴晓刚（以前是这里的硕士毕业生，现在是香港科技大学的教授）共同发表的文章，第四是和吴晓刚2005年的文章，最后一篇是我2008年发表的文章。我下面就这五个研究的具体内容，给大家做一个总结。
收入不平等的地区差异
第一篇文章，1996年的文章，文章的重点是研究收入不平等的地区差异。此前，很多人讲是政治资本、人力资本等导致中国的收入差别，实际上决定中国的收入差别的最重要因素是地区差别和城乡差别，而不是政治资本和人力资本。地区差别和城乡差别远远超过了所谓的人力资本、政治资本以及社会资本，这些资本的作用程度相对区域差别是很小的，这篇文章就讲区域的差别。我们使用1988年在55个城市的调查数据，这个数据基本出发点是一个修正了的方程的分析，主要是总的模型。在这个模型当中，我们的收入对数是因变量，我们把因变量作为教育年限的线性函数和工龄的二次函数，这是一个经典模型，加上性别、党员身份和教育程度与性别的交叉项，这个交叉项很重要。
在个体层面上，我们假设在不同的劳动力市场，不同的城市里面，这些方程中参数的值随着地区经济水平的变化而变化，经济水平这里是测量了经济的发展指标、市场化程度。市场化发达的地区，受改革开放影响大，生产力水平是高的，比如深圳、上海；落后的地区，受改革开放影响小，它们经济生产力水平低，所以不同的地区经济增长率是不一样的，反映出受到的经济改革的影响大小。所以我们假设，经济增长指标可以被当作测量改革深度的指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