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研究中最重要的发现是，地区差异是影响收入的最重要的原因，再没有其他因素像地区差异这么重要，事实上这是大家都可以想象的。出乎意料的，也是我们做研究之前没想到的是，经济增长越快的城市，越发达的城市，它的教育的回报不是越高，而是越低，这说明受低等教育的人，他们的收入也是比较好的。回报率不一定是越高越好，有的时候是低回报率代表了比较好的情况，比如说男性和女性，男性回报率低于女性的回报率。
另外，我们的主要研究结果包括：工作年限的回报率和经济增长同样是有负相关的关系。而性别的差别、党员非党员的差别和经济增长没有什么关联。看到这个结果以后，我们就觉得不是很满意，因为是同一年的资料，我们并没有真正考虑时间上的差距，只是用了空间上的差距，虽然可以假设在不同的空间，受经济改革的影响不同，发展的程度不同，这可能就代表了经济改革的深度的不同，但是毕竟不是真正的时间上的差异，基于这些考虑，我们在2005年发表了另外一篇文章，考察了时间上的变化。1988年和1995年同样的数据，第一篇文章用了55个城市的资料，这里有35个城市不仅在1988年被调查了，而且在1995年又被调查了，所以有两波的资料。
于是，我们就研究了影响收入的社会因素在时间上和空间上的变异。有些学生知道我两年前讲的三个基本原则，其中第三个基本原则就是社会情景变异。社会情景原理就是同样的个人因素对收入的影响，对社会结果的影响，在不同的情况、不同的时空可能是不一样的。这个原理比较复杂，因此我们用多层次模式，考察在时间上和空间上的变化。
我们得出了什么的结论呢：党员身份的回报是增高的。从1988年到1995年我们发现，党员和非党员的收入差距增加了一倍，教育的回报也在升高，教育的重要性也在加强，但这个升高弹性的增加比例男性低于女性。收入的性别差异在受教育程度低的情形上是扩大的，也就是说性别的收入差距，在低教育的人当中更加明显；受到高等教育的人当中，很多地方女性的收入同男性差不多。
很多人说回报高了好，然而回报高不一定好，女性的教育回报要高于男性，恰说明女性所处的情况不好。因为受到高等教育的时候，男女收入没有差别，但是在低教育水平的时候，女性收入要远远低于男性的，所以女性的教育回报高，是指较高教育水平下高，男女两组收入没有什么差距。然而这个受教育区间不是无限的，假如是无限的，到20、30，到博士后，这个地方可能出现男性的回报比女性高。在我们一般能够观察到的区间当中，男性的收入在低教育水平下是超过女性的。
1995年教育回报率增高了，对男性也增高了，对女性也增高了，但是对女性的增高更强，因为在低收入中性别差距更大。当然，整体收入也增加了。我们之所以能有这篇文章，是因为我们有不同时间的数据，我们提出这样的问题，是因为我们在不同国家都发现了一种情况，就是在最近的十年二十年内，包括中国、美国在内的许多国家，收入不平等在增加，这是一个最近很多年来普遍的现象。是什么导致收入不平等增加，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都在问这个问题。
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增加的原因很可能是决定收入的因素的作用在增加。比如男女的差别在增加，教育的回报在增加，党员非党员在增加等等。因为这些是看得见的因素，这些因素的重要性增加，当然会导致总体不平等增加，这涉及我的第二个基本原则，就是总体的差异可以分解成两部分，一个是组内的，一个是组间的。
组间的差异就是不同社会特征，不同教育、不同性别的人之间平均差异，这是我们方程能解释的差异。还有一个差异，就是组内的。我们控制了我们观察到的因素以后，还有具有同样社会特征的人，他们还有差异，这是组外没有解释到的差异。我们问了这个问题，从1988年到1995年，我们也看到总体的不平等在增加，这段时间总体的不平等增加是不是因为决定收入的社会因素，比如教育、性别的增加而造成的？于是我们后来就开始分析这个问题。
我们对数据的分析分成两部分，一个是分析组间不平等是否增加了，另一个是分析组内不平等是否增加了。结果答案是，中国的总体不平等增加，并不是因为决定收入的因素的作用增加。我们看到的是教育、性别这些因素的作用增加而导致具有同样这些特征的人的组内收入差异增加了，这是主要的原因。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题目，大家可以想想，到底是组间不平等增加，还是组内的不平等增加，据我们发现，主要的不平等增加是组内的，而不是组间的。
最后一个重要的发现，就是经济发展越快的省份、城市，教育回报的增加越少，而并不是越多。
教育回报率
第三个研究，是我和吴晓刚的研究。这个可以这样看，我们有的时候要研究教育回报率，或者是政治资本的作用，我们没有空间和时间的数据，经常怎么做的呢？我们可以把个人因素和其所在企业的特征（比如市场化的企业和非市场化的企业）综合考虑，并把不同的特征做一个比较。我们做一个教育和企业特征的交叉项，看看教育是不是在市场化的企业中作用更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