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这个交叉项可能会给我们错误的结论，因为劳动者、工人、工作者可能从国有企业和部门转换到市场企业或部门，即市场化比较强的部门，而这种转换是有选择性的，这和我前面的研究不一样。我前面的两个研究，也是强调了个人的因素和城市的特征，还有一个交互项，就是个人的特征，比如教育，在不同的市场，不同的城市，它的回报是不一样的，这实际上也是一个交互作用。
但是，我们认为假如在同一个市场上，个人的特征比如教育和企业的性质交互项是有危险的，因为同样的市场，同样的城市，不同的人会去不同类型的企业，比如北京有的人去国有企业，有的人去私有企业，他们是有选择性的，是有原因的，而这个原因给我们一个假象。
时期不同，实际社会情景又不同。在经济改革的早期，什么样的人去私有部门，是缺乏进入国有部门机会的人才进入私有部门，对一部分人相对来讲是不得志的，或者说没有能力的，或者不被人认可的人，他们在私有部门，风险大，待遇也不好，未来无法预测。
改革后期就不一样了，进入私有部门的人有两种。一种人是自愿放弃了进入国有部门的机会到私有部门去。他可能是干部，可能是工程师，也可能是管理者，为了赚钱，主动放弃了国有部门的位置，他们是社会地位高的人。
还有一部分人，是低层的，被迫离开国有企业到私有企业。所以，虽然同样是一个转变，从国有部门到私有部门，但转变的机制是不一样的，高层下海，是主动的，而低层是被迫的，是下岗，主动放弃的人会得到更高的回报，而被迫的人，市场性会更低。因为机制不一样，上层的人选择进入私有制，下层的人是因为情况不好，而且更加糟糕，被迫下海，所以下岗的人往下拉，下海的往上拉，就造成了教育回报高了。
所以我们把转型的人分成四部分，一部分人以前在国有部门，当前还在国有部门；有一些人以前在国有部门，现在在市场部门，他们都晚期进入，有的是下岗，有的是下海；还有一部分人，以前是在市场部门，现在还在市场部门，这部分人在市场中混得不好，或者没有机会进入国有部门；第四部分人，以前在市场部分，现在在国有部门，这种人比较少，我们数据里几乎没有，不考虑这种，只考虑前三种，就是在国有部门没有动过的，以前在国有部门，现在在市场部门，以前就在市场部门，现在也在市场部门，这三种。
我们发现，教育的收入回报增加，仅限于晚进入市场的人，而早进入市场的人，他们的收入和教育回报与其他人没有关系。所以，在市场部门的人、私有部门的人，对教育的回报的增加，只限于晚进入市场的，就是下岗和下海的这批人，而不是早期进入市场的那些人。所以这个结果说明，在市场部门的回报虽然更高，但不应该完全被解释为是由市场化本身造成的，而很可能是进入市场化的整个过程造成的，是一个社会过程造成的。所以劳动市场对劳动者的选择，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种部门之间的差距。
这篇文章在2005年发表以后，有一个欧洲学者Jann对我们提出了批评，学术上的批评还是很重要的。他是怎么批评的呢？我们实际上是比较了三种人，就是一直在国有的、晚进入市场和早进入市场的，我们把两种进入市场的人和国有的人相比。于是大家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不比较早进市场的人和晚进市场的人这两者，而是把与国有的人作为一种比较？所以对我们的结论提出了质疑。
实际上批评是很好的事情，因为提出了批评，我们就有机会又发表一篇文章，而且Jann现在是我的合作者，从一个批评我的人到合作者也是很有意思的过程，他人很好，编程序编的很好，是一个比较好的合作者。
我们对他的回应是，他批评我们是统计检验的批评，这个批评并不是很重要，而重要的是对具体社会现象的研究。统计应该在第二位，我们回答的措词实际上是蛮尖锐的，回应很强烈。虽然我们比较这三种人，但比较并不是对称的，从统计学来讲，三种人的比较应该是对称的，但是社会团体这三个层级的产生并不是对称的，而是由历史过程、社会过程造成的，是有原因的，所以不能简单地用统计的方法把他们作为对称。这也一样，社会学研究，不能机械地用统计的方法，看这三组就认为是对称的。
刚改革开放的时候，你在国有企业有两个选择，要么是留在国有企业，要么是进入市场，我说进入市场，基本上回不来的，国有部门回不去了，你那时候考虑是留还是走。只有是留下来的人，才可以问我是不是可以再走，因为你留下来了，对那部分已经进入市场的人，已经失去了选择的权力，所以最终比较虽然是三组人，比如留在国有部门的，晚进入市场的，早进入市场的，看上去是对称的，实际上是不对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