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从1936年步入社会到1948年奔向已经解放了的北平，其间约度过12年时光，经历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社会大动荡的时期。这也正是他从20岁至32岁的青春年华之时。他认为自己是一个爱国的民主人士，是党的同路人、朋友，……每个阶段都是同中共地下党员一起工作。那时父亲主要以从事新闻、进步文化活动而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和在白色恐怖环境中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的民主建国运动。
父亲生前很少向我们提及他的这段历史。在“文革”中他险些被打成“历史反革命分子”，被隔离审查达6年之久。在被批斗交代、监督劳动的过程中，父亲多次向有关部门申诉，要求甄别。我们是从他遗留的多份写给中央统战部等上级的申诉书底稿，以及能查阅到的有关的报刊资料和对老友、故人的访谈中，了解到他这段人生道路上非常重要经历概况的。综观此段经历，父亲几乎每个时期都是在共产党人的指引教诲下进行的。
父亲完成学业刚开始步入社会，便有幸遇到了车耀先等共产党人士，并深受他们的影响和教导，从而逐步确定了自己人生道路的抉择和为国家为民族奋斗的志向。由此开始了他丰富多彩、艰难坎坷的人生旅程。
1935年年初，父亲在北平辅仁大学高中部毕业后，本可以直升大学，但他并没按部就班地完成学业，而是去了经济发达的上海，在上海中文速记打字学校学习结业，到上海俞氏中文打字机工厂当了几个月的管理员后，便于1936年年初回到四川。那时，四川正由军阀刘湘把持的军政府当政。父亲凭速记和打字技能为敲门砖很快谋得了职业，他经当时任四川省政府秘书处编译室主任王白与（民主人士）介绍被聘为三等科员，为省县训练班做速记员，记录教师讲课、官员训话等。与此同时又以他的学识和能力兼任了由王白与任社长的《华西日报》记者，从初期见习记者逐渐发展担任了采访部主任的要职。还一度在华西日报附设的中文速记学校当过教员（那时父亲虽任文职但按军政府规定享受上尉以至后来曾拿到过上校薪金待遇）。这样父亲有了职业和收入可以过上小职员较安逸的生活，但他志不在此。
当时国家正处于社会动荡，大浪淘沙的革命年代。日军入侵，强占东三省，全国抗日救亡运动如火如荼，凡爱国热血的青年都积极投入。父亲以新闻记者身份，积极参加成都青年会等多种进步组织，并开始接触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活跃于成都的抗日救亡运动中。
父亲自述：我在抗日战争前的1936年，本人20岁时，开始离开学校踏入社会，同时开始接触到中国共产党员的同志（最初认识的有车耀先、吴雪、陈戈、杜桴生、冯诗云、蒋慕岳等人），随后和中共的同志们长期交往共事，我在他们的教育与帮助下，阅读到一些马列主义与毛主席著作，我从此找到了生活的真理，走上了进步的道路，投入了党所领导的民主革命运动，自那时起，经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直到我离开国民党统治区奔赴解放区之前，这十几年当中，做过些对革命有益的工作。在以后的岁月中父亲以他豁达乐观的天性、思维敏锐的才华、热情奔放的活动能力活跃在新闻界、文化界多年，逐步成为著名的新闻记者、文艺界的活动骨干，参加了多种社会进步活动以努力实现其自主、自立对社会有所作为的抱负。
父亲入职不久便以青年记者身份加入了中国青年记者学会成都分会。中国青年记者学会是中国新闻界杰出代表范长江于1937年11月8日与几个知名记者创建的（这个日期现在已命名为我国的“记者节”）。该学会当时组织了众多进步和亲共的新闻工作者，开展了多种多样的抗日救亡活动。父亲加入“成都分会”结识了许多同仁，其中不乏中共人士。父亲积极主动参加各种活动，初显才能，不久便担任分会理事，负责主办“记者之家”的事务。同时又因父亲喜爱文艺戏剧，常参加一些新剧演出活动，又担任了成都剧人协社理事，他就凭借这些组织广泛联系社会各界人士，结识了一些中共地下党员，接受他们的指导，参加许多当时公开和半公开的救亡图存活动。这些活动大都是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开展的，以后的岁月里更是频繁地接触了许多中国共产党人士。父亲对不论是公开的、半公开的以及地下党员，不论是中共高层领导人或是普通成员，都无比崇敬，自愿接受他们的教诲。其中对父亲影响最直接、最深且终生难忘的是革命烈士车耀先，他的直接教诲和不畏艰险以身作则的崇高品德对父亲人生道路的选择、世界观的形成起了重要的作用。
革命烈士车耀先（1894—1945）四川大邑灌口场人，1922年在四川刘湘部队当兵，1927年升为团长。1926年川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时，一批中共党员进入刘湘部队工作，车耀先深受他们的影响，1928年冬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9年以经商做掩护，在成都开设“我们的书店”和“努力餐”餐馆以此为掩护从事党的地下活动。1936年，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全国人民掀起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车耀先同志时为中共四川地下省委负责人之一，在成都领导这一运动。父亲当时还是一个涉世不深的小青年，刚步入社会的年轻记者，就在车耀先同志亲自指挥下投入了抗日救亡运动。
父亲在上海求学时就结识了车耀先，因是同乡虽有年龄差距但却是先后的学友。父亲在回忆二人关系时说：我俩是先后的学友……私谊甚笃，时相往来，曾一起从事救亡运动与民主革命活动。他对我一生影响极大，我后来能走上革命道路追随革命前进，为革命做点有益的工作完全得助于他的指导和教诲。因此父亲一直把车耀先烈士作为自己的引路人。1972年，应成都“车耀先烈士纪念馆”征集烈士事迹特约，父亲写了《我所认识的车耀先烈士》一文送上。该文声情并茂地描述了车耀先烈士在革命活动中敏锐的头脑、机智的斗争策略、不畏艰难、不怕牺牲、忠于革命事业的品德及人格魅力。这一切都曾深深地感染着父亲，对他的人生有着重要的教育、影响作用。现将该文录下以追思缅怀烈士，也怀念我们的父亲。
我所认识的车耀先烈士[1]
革命烈士车耀先（中共党员、四川地下省委负责人之一）是在抗日战争胜利后不久，1945年秋末冬初一个漆黑的夜晚，于重庆歌乐山下被国民党反动派残酷杀害的。当时万恶的国民党特务将他和罗世文烈士两人，哄骗至歌乐山下一个僻静无人的小山沟里，一边行走，特务一边从背后开枪，就这样极其野蛮而卑劣地将两位优秀的共产党员惨杀。这件事距今已快三十年了。
后来听人们说，当特务把两位烈士从渣滓洞集中营唤出时，他们已预知残暴的来临，从容不迫地将随身物分赠难友，昂首挺胸步出狱门。罗世文烈士还写好了一首对敌人无比蔑视、对革命满怀乐观的诀别诗，揉成纸团，随身带出，行走间趁特务不备，随手扔在路旁草丛中，后被人拾到，很快传布开来，其诗曰：“故国山河壮，群情尽望春，英雄夸统一，后笑是何人？”事隔二十多年了，我们还能将这首不朽的诗篇清晰地背诵出来。感人之深于此可见。
我和罗世文同志仅只见过几面，那是在抗日初期的成都新华日报办事处，该处设在成都少城祠堂街，门市部兼售图书，我们常去那里看书，见店里坐着一人，身着灰布长衫，头戴破旧呢帽，两目炯炯发光，对人亲切和蔼，常主动过来给我们推荐新到的书报。经人介绍认识了一下，那就是罗世文同志。后来没有什么交往，印象已经淡漠了。现在还记得一点的，人们说他不但理论修养很高，文学素养也很深，并精通外文。
车耀先同志就不同了，我和他私谊甚笃，时相往来，曾一起从事救亡运动和民主革命运动。他对我一生影响极大，我后来能走上革命道路，追随革命前进，为革命做过点有益的工作，完全得助于他的指导与教诲。当时在黑暗的国民党统治下的成都受他影响与教育的青年颇多，我只是其中的一个。现在我就记忆所及，将我亲身经历和听人传说的一些有关他的斗争事迹，忠实地写出来，以供征集革命烈士生平伟迹的同志们用作参考。
1936年，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全国人民，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车耀先同志在成都地区领导这一运动。有一天他发起召开了“成都各界援助绥远抗日救亡大会”，地点在成都市中心春熙路青年会楼上礼堂。通知发出后，车和我们几个青年早早来到会场，将会场布置就绪，车就叫我到门口去招呼接待，特别叮咛我注意今天到会的都是哪些人。一会儿，各方人士陆续来到，但人数还不多，刚要准备开会时，突然接到伪市警察局打来电话，勒令禁止举行大会。车当即同我一起去回电话，他站在电话机旁边让我照他的话对警察局说：“你们禁止开会的通知，我们刚刚接到，可是现在大会已经开始了，各界代表正在发言，无法中断，我们一定想法快点结束散会就是了。”实际上当时我们正在等人，并未开会，我一时还弄不清怎么回事（那时我才二十来岁，没有斗争经验）心想会不是还没开吗？电话打完，车对我会心一笑，我才恍然大悟，他这种随机应变机智地同敌人斗争，使我非常佩服。我当时还担心如果警察局来人查看怎么办？车却早已料到这点，关照我说：“警局一会儿来人，不管来的是什么人，你把他领到主席台头排落座。”我们随即上楼通知马上开会，一面开着一面等人。会刚开始伪警局一个头头匆匆赶来，我记得好像是个姓周的局长之流，身着伪警官黑制服，腰佩武装带和短剑，我将他领到最前一排落座，使他想走也不便走。
大会在异常严肃的气氛中开始了，车亲自主席首先讲话，他登上主席台，一言未发先痛哭起来，全场空气立呈紧张，群众情绪完全被他控制，这时他才开始主席致词：“各界同胞们！日寇犯境，华北危急，全国人民水深火热，再不团结抗日，唯有亡国灭种！眼下绥远爱国将士，正在浴血奋战，我等安居后方，必须全力支援，誓做后盾，……难道我们不做中国人，想当亡国奴吗？……”车简单几句话，全场立即沸腾起来，纷纷举手要求发言，激愤情绪达于极点。有的不等主席讲完，就带头高呼口号：“誓死援助绥远抗日将士！”“结束内战，一致抗日！”“誓死收回东北！”“要做中国人，不当亡国奴！”“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各界代表发言中，至今印象很深的是一位叫于淵（又名于邦齐）的地方下台军人，此人以前当过万县警备司令，曾不听上司劝阻亲自下令指挥开炮轰击侵入川江的英国军舰，造成震惊中外的万县事件。他站起来大声疾呼：“革命不怕流血！抗日不怕丧命！大家团结起来，要求政府出兵杀敌！打倒日本帝国主义！铲除汉奸卖国贼！……”车和于的讲话不时被鼓掌声、口号声所打断。这时伪警局的那个家伙，汗流浃背，如坐针毡，慑于群众威力，不但不敢下令禁会，自己又不敢走，只得硬着头皮强作镇静，并随同大家一起呼口号、鼓掌。车耀先同志亲自发动领导的这个大会，开得很成功，这次大会胜利结束后，成都地区的抗日救亡运动，开始步入新的高潮，各项抗日宣传工作，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
1937年抗战爆发，我在汉口和吴雪同志组织四川旅外抗敌演剧队（我任队长、吴任副队长），同年冬，我们率队返回四川，从事抗日宣传工作，抵成都时车耀先同志热烈欢迎我们，随即在工作上给予我们不少指示，演出上给了我们很多帮助。1938年冬，剧队结束了在成渝等城市的工作，转入四川农村，我们从成都出发赴川南转川北各县乡镇，到过偏僻的山村，下过川南的煤窑，县城卖票演出维持生活，下乡一律免费，除演剧外，在沿途所经各地刷写抗日标语，举办抗日讲演，开展抗日歌咏等活动。在这期间我们经常回成都聆取车的指示。这时队里已有好几个党员，成立了中共地下支部，在党的直接领导下，积极从事抗日宣传工作。
1939年冬，国内出现反共高潮，演剧队在四川各地一年多的活动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注意，开始对我们施加迫害，无法继续工作下去了。为此，我急忙从沪县赶回成都，找车耀先同志商量对策。见面后，我没来得及详细述说情况，他劈头就说：“你来得正好，你们这一年在外边名声可闹大啦！文化界都知道你们，反动派也在注重你们，各地的县党部要开始对你们打击和迫害，要出事了。”我很惊讶地说：“你都知道啦？”他微微一笑，我接着说：“我就特为这件事，赶回来找你的，我们该怎么办呢？”他不慌不忙地说：“我早为你们打点好了。”接着他给我分析讲解了时局形势，然后决定要我们剧队迅速转移去山西前线工作。那时山西有党领导的牺盟会、抗日决死队等进步组织，剧队前去能开展工作。第二天，车就介绍我同当时山西驻成都办事处联洽，当即由该处发给我们一千元、二战区的军用护照一张及胸臂章等件。原来在我尚未回来之前车已把一切都办妥了。其实我们当时并无直接工作关系与组织关系，而他却对我们这批青年如此关怀帮助，使我感动极了。
剧队转移山西的事洽妥后，我即赶往川北，将全队调回成都，稍事整顿，即出发北上，临行前由车亲自主持，在西北电影公司大院内，举行了个盛大的欢送会，车代表成都文化界讲话勉励剧队去到山西，要搞好团结，努力学习与工作，并说各位走后，家里有什么事，我们会负责照管，你们尽管放心去吧。会毕照相留念。随即整队出发，同时还有山西方面在四川招考的民革大学生共百余人，一道步行登程，浩浩荡荡往北而去。当时我因留下办理一些善后，没来得及随队前往。
后来当剧队走至陕晋交界地方，山西发生晋南事变，反动派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见毛选二卷横排本第678页注3），剧队就转道奔往延安，这是原来没料到的。不久山西方面得知这一消息，它的成都办事处就来找我算账，逼我要人，否则也要归还他们的千元旅费与军用护照等件，并威胁说，那张军用护照可在他们二战区各处通行，后果要我负责。当时我急得没法应付，只好又去找到老车，他很轻松地对我说：“你惹不起他，你还躲不起他？”我立即领会了他的意思，次日我即离开成都，前往川东乡下老家躲起来，数月后才返回成都。
旅外剧队到延安后，成立了延安青年剧院，嗣参加部队改为联政宣传队，后转往东北组成东北文工二团，北京解放后入京成立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原旅外剧队的同志们，现分别在我们的部队、中央机关和国家剧院等部门工作，不少担任领导工作。今天回顾起来，要不是车耀先同志的亲切关怀与具体帮助，为党保存输送这批干部，这些同志将不知星散到什么地方去了。
车耀先同志当时公开的身份是成都一家饭馆的经理，这家饭馆名叫“努力餐”。他独资创办的，开在少城公园旁边。他就以这个社会身份做掩护，积极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他住在饭馆内，楼下有一间小客室，我们常去那里聚会，每每深夜不散。车的谈锋甚健，精力充沛，从未见他疲倦过。他的工作与活动能力特强，他在当时那样的白色恐怖环境下，能随时号召起上千人举行集会（多系劳苦群众和进步青年）。我记得抗战时期，有一次李公朴先生到成都，他就召集了千余人在少城公园广场，开演讲会，李先生应邀讲演宣传抗日救国，抨击反动政府。由于这些缘故，国民党反动派对他恨之入骨髓。正如鲁迅先生所说：“这个世界的崩溃，偏偏已到了这步田地：小资产阶级的知识阶层分化出一些爱光明不肯落伍的人，他们向着革命的道路上开步走，他们利用自己的种种可能，诚恳地赞助革命的前进。他们在以前也许客观上是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拥护者。但是他们偏要变成资产阶级的“叛徒”。而叛徒常常比敌人更可恶（鲁迅全集5卷31页）。车耀先同志也是从旧营垒过来的，听说他曾在川军第24军当过团长，但他却及早脱出旧垒，反戈相向。因此反动派恨之入骨，时时想除掉他。危险天天包围着他。
我记忆中，他被捕之前不久，有一天，我同邓初民先生（中共党员、民盟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当时在成都朝阳学院任教）一道去看他，路上邓先生告诉我说，最近听说国民党伪航委会政治部主任简朴在一次演讲中，大骂车耀先同志，该政治部是国民党特务机关，这是个危险信号，恐怕要出事情，应当赶快通知车马上离开成都，以他过去和地方军人的关系，可先逃往西康隐蔽起来。我们准备找到他，约他到公园茶馆，把这消息告诉他。可是那天没有见到他。后来听说另有人通知了他，但车态度非常镇定，说有许多工作离不开他，他不能走，他还说革命不能害怕流血！于是他仍从容地工作着战斗着，不久就落入国民党反动派的毒手了。
我还听说他被捕之后先押往重庆某秘密监狱，一天他趁上厕所的机会，写了个纸条包上块小石子，从窗户扔了出去，纸条上写明如有人将它送到成都“努力餐”饭馆，可得大洋两元。他是想告知家里他关押何处。据说纸条被一个早上进城卖菜的老乡拾到，辗转送到成都，他家里曾多方设法营救，没有结果。正如上面所说反动派恨透了他，早已决定非杀害他不可了。
烈士们的忠骨，后来不知埋葬在什么地方？我们连吊唁一次的机会都没有。南望松柏，无限怀依！烈士们虽然英勇地牺牲了，他们的崇高形象，却世世代代活在人们心中，永远光辉，永垂不朽！
王少燕 于张家口青年晋剧团
1973年1月12日深夜
由此文可看出父亲受车耀先的教益影响之深，正如他在70岁时感慨自己人生时所表白的：认识这一个人或另一个人，受到相反的影响，发生这件事或另一件事，有了不同的经历，人的一生就会改观，真是失之毫厘谬以千里、牵一发而动全身。并表述自己一生心里总有光明，总有理想，总有先烈。结识车耀先烈士并直接受其教导和指引对父亲能走上追求进步光明的人生道路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对先烈的敬仰激发了他选择并追随中国共产党的决心和信心。此后父亲的许多活动都是在党的影响和领导下开展的。
父亲许多朋友都知道他说过，自己一辈子不申请加入共产党只做党的朋友和追随者，做一个爱国人士。有人认为他是很特别的人，对此我们也很不理解，他曾对益玲讲过：我心目中的共产党员应该是有信仰有理想坚强的人，不为己，能做表率的人，我不行，我的毛病很多，自由散漫不受约束，能为党做些工作，能当我做朋友，做个爱国人士就不错了。
在民主建国时期，父亲曾与一些民主人士发起筹建组织“民盟”还担任过宣传部长等重要职务，但当1947年因国民党破坏，“民盟”重新登记时他就退出了。以后仍与“民盟”的一些高层人士保持着很好的朋友关系。新中国成立后，一些民主人士担任了政府部门要职，父亲却一直以“无党派人士”参加活动。1962年中央统战部在社会主义学院组织民主人士学习时，父亲就是以无党派人士的政治身份参加的。所以有的人认为王少燕政治上是个民主主义者，追求民主自由，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人格。但他对中国共产党的崇敬和追随却是始终不渝保持终身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