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1916年12月出生在四川省重庆永川三教镇乡间一个叫郝家坝的富裕之乡。永川位于重庆西部，长江流经南端，是一个山川秀丽、物产丰富的地方，历来都是渝西和川东南的交通枢纽、商贸文化中心。三教镇驻地叫三教场，三教即指儒教、道教和佛教，在中国思想史上亦有“三教同源”之说，即将儒家的礼、道家的无、佛教的因果报应糅为一体，成为引导民众治世、养生、养心的经典。三教场始建于宋代，原名“溪市”，明万历年间在此建造了一个三教寺庙，寺内竖立有三教祖的石刻菩萨像，寺前有“圣庙重地”和“文武官员至此下马”两块石碑，三教场即因此寺而得名。由此看出三教场这个地方有着深厚的中华传统文化底蕴，历代民众深受儒、道、佛三教优秀文化的教养和传承。这地方有富饶的农田，勤劳的人民，还有丰富的矿产资源如煤炭、石英砂等且很早就有较具规模的开采。父亲祖上是三教场地方的名门望族，祖父辈们种田、开矿、经营商贸而富甲一方。
父亲出生不久，不幸五岁丧母，九岁死父，孑然一身无兄弟姐妹。幼年即由二伯母抚养，二伯母出身于书香门第，也是知书达理之人，对这个幼年失怙的侄儿视如己出关爱呵护，注重培养他做人必须正直善良的品德，使其幼小就受到良好的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同时又对他少有封建礼数的约束，因此使得父亲有着接受现代文化教育和充分自由发展的空间。正因父亲幼年孑然一身，失去父母的管束也没有人要求他做什么或安排他的前程。父亲少了家庭的羁绊全凭自作主张选择道路，早早就走出乡间，闯入他向往的外部世界、广阔的社会，也由此造就了他特立独行崇尚自由的个性。
父亲是独子，继承了丰厚的遗产，因此他不必为生计奔波而且有财力用于他走出乡间，外出求学，接受在那个年代颇为时髦的新式现代教育。父亲7岁入当地铜梁县正谊小学住校接受了良好的新式教育，12岁便离开乡间到四川首府成都入成城中学念书。15岁便背井离乡远赴当时政治文化先进活跃的北平，考入辅仁大学高中部就读。
父亲少年远游开阔了眼界，增长了见识，看到了社会的苦难，百姓颠沛流离，民族处于危难之中。与那时的热血青年一样，父亲把自己的命运与国家、民族的命运联系起来，确立为国为民的志向。按规定父亲高中毕业后可以直接升入辅仁大学深造的，但父亲无意于这种按部就班的求学之路，又辗转奔赴更加现代更繁华的上海。为求得一技之长便进入“上海中文速记打字学校”经过半年学习，结束了求学生涯，进入职场，这时他只有18岁。这正是父亲确立人生观选择发展道路很重要的人生阶段。
父亲求学初入社会。他离开家乡游学于北平和上海这样的中国近现代史上新文化运动异常活跃、各种新思潮汇集的中心，在这样大浪淘沙社会动荡中，年少的父亲有幸受到当时进步文化和新思潮的教育熏陶，逐渐转变了封建剥削阶级发家致富传承家业的传统观念，使自己的人生置于更广阔的世界，与国家、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这为他此后选择追求民主自由、崇尚革命，选择追随中国共产党的人生道路奠定了最初的思想基础。这其间必然会有许多丰富多彩的经历和思想情感的蜕变过程，只可惜缺少这方面的记载。父亲没有写过回忆文章。我们也很少听过他的讲述。所幸我们找到了早年公开发表的，父亲16岁时亲自聆听鲁迅先生演讲，深受教育和感悟所写的纪念文章。由此可对父亲求学初入社会时思想情感的变化略见一斑。
1936年鲁迅先生逝世时，父亲已是一个活跃的新闻记者了，在参加成都悼念鲁迅先生的活动时，写成了回忆文章《鲁迅翁演讲记》发表在1936年10月26日《华西日报》“追悼鲁迅先生特刊”上。这是我们能见到的父亲最早发表的文章。从此文可看出在他还是中学生时就对鲁迅幽默风趣的演讲佩服不已，对鲁迅先生“眼光不可放得太大”的名言悟出对一些社会闹剧以小见大的道理。对鲁迅先生抨击时弊那种犀利敏锐目光且又善于讽刺的风格及演讲的人格魅力极为震撼。在此后的岁月中他还多次参加、组织和筹备过纪念宣扬鲁迅先生的活动从中受益匪浅。父亲始终对鲁迅敬仰崇拜有加，受其影响也是刻骨铭心的。
这篇《鲁迅翁演讲记》文章早已被人们遗忘了，几十年后的1982年初，四川大学中文系刘传辉老师为研究鲁迅收集资料时，发现了该文并抄寄给了父亲。父亲收到后十分感慨：今日重读仍觉亲切。鲁迅先生不愧为伟大的思想家，他的这句名言：“眼光不可放得太大”，是五十年前讲的，读来仍有现实意义。回顾数十年来，尤其是大跃进和十年动乱期间的那些大话和空话，将不难从鲁迅这一警句中悟出产生那些悲剧和闹剧的部分缘由来。
历史绕了个大圈子，我们走了个大弯路，直到三中全会之后，一切才开始踏上实事求是的正途，这是很值得我们庆幸的。（1982年2月12日）
在此我们把父亲在1982年应刘传辉之约将该文发表的情况，再现如下：
鲁迅翁演讲记
王少燕
作者附记：1932年，我还是个16岁的青年，当时就读于北平辅仁大学高中部，是年冬，有幸在辅大礼堂亲聆鲁迅先生一次演讲。四年后，我回到四川，在成都《华西日报》做记者，写了这篇回忆小文，刊登在1936年10月26日《华西日报》“追悼鲁迅先生特刊”上。
……
鲁迅翁演讲记（原文）
四年前，北平某中学的揭示牌上突然发现鲁迅来校演讲的布告，登时全校骚动，每个人的心中，都兴奋地流着欢欣的情绪。
演讲前的两点钟，大礼堂内外都挤满了一群群的人，在大家热烈的盼望中，鲁迅终于乘着学校的汽车在校门口出现了，于是在礼堂外面的一大群人，马上结成一个大的圈子，将鲁迅紧紧地裹在中间。那天鲁迅穿的是蓝布大棉袍，颈项上围绕着很长的黑毛线围巾，光头短须，脚下却穿着一双树胶鞋。由这特殊的装束上估量，便知道他是一个幽默的老头。
他好容易挤出了这群人的阵线，匆匆地上讲台，头上还直冒热汗，大家注视着他那零乱灰白的头发，脸上划着艰辛的皱纹，便辩想着他的坚毅和勇敢。他向大家点头招呼后，便开始他的讲话，那天的题目是：《今春的几样感想》，讲了约摸一点半钟，说的话非常琐屑拉杂，可是一字一句都深刻在听众的心上，整个的礼堂寂然无声稳稳地被他克服着占领着。
“我们青年的眼光要放大，但不可放得太大！”他突然吼出这样两句，大家不免惊异起来，“各位不要以为这话不对，兄弟可以举出两个例子，来作有力的证明。”他呷了口茶接着说，“当一·二八战事爆发的时候，兄弟的家正住居在上海闸北，当时受了炸弹的威胁，不自主地随着一群逃难的人们，迁居到租界，图暂时的苟安，当时闸北尽管炮火连天鬼哭神嚎，而租界上却照常的歌舞升平通宵达旦，这样就增进了黄种人对于高鼻子的信心。当时兄弟担心着闸北的住宅，每天只闷坐家中等看号外，既未去歌也未去舞，只盼早日搬回中国土地。不料二天晚上上床的时候，突然听见时断时续的枪声，起初以为是耳朵不管事，难道鬼子真敢闹到租界上来。后来枪声越来越大，我才赶快起床去打听究竟，披衣出门，又听见锣鼓喧天狂呼乱叫，我越是莫明其妙，后来问明街坊，才知道是在放鞭炮祭月蚀，我于是恍然大悟，由这次的教训，个人深深地感到中国人的眼光委实放得太大了，自己国土让强邻夺去半幅，一点也不作急，却担心着地球以外的月亮被天狗咬去一块，赶紧设法去挽救。诸位想想，这是不是眼光放大了的毛病？！”一片热烈的掌声，几乎快冲破礼堂了。“还有一个简单的例子，”他接着说，“平常我们上点心铺吃烧麦，本来某处的烧麦做得很出色，味道也十分可口，然而你要是将眼光放大去观察，放出盛烧麦的盘子以外，看见地下残余的骨头，肮脏的痰盂……再放大注意那做烧麦的厨房，便紧接着公共厕所，你又想到厕所中的一切……那末无论怎样可口的点心，都会食不下咽了。”又是一片鼓掌。鲁迅带着胜利的微笑，在热烈的欢呼中步下了讲台，得意地将他那瘦小的身躯涨大了一倍。
编者附言：父亲这篇千字文是在他19岁时写就的。有关鲁迅先生此次演讲全文以“今春的两种感想”载鲁迅著作《集外集拾遗》（见全集的7卷624页）。它是记录稿、较全面且经过鲁迅审阅的。但不少人认为，父亲的短文更能活现鲁迅演讲时的语调、神态、风貌等真实情景，更为生动有价值。因此北京鲁迅工作室拟将其编入《鲁迅研究资料》第11辑。该旧文还打算在1982年某杂志发表，丁聪先生得知后，特为其配画鲁迅头像作插图以增彩。
鲁迅先生的演讲使年少的父亲倍感震撼。在那时，去辅仁大学演讲的社会名流、文人大家很多，各学派都极力宣扬自己的主张。这对父亲开阔思想、选择人生道路都有重要的影响和启迪作用。父亲这时就非常崇敬鲁迅，佩服他那敏锐犀利的眼光、以小见大的洞察力，乃至风趣幽默的特性。父亲在心中把鲁迅先生作为自己的偶像引领前行的文坛大师。这点对他日后的写作风格的形成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有着榜样的作用。
我们现在能查找到很有限的父亲初涉文坛当记者所发表的署名文章中就会看到这样的影子。如《惨胜与惨败》《诺言》《谎言》《逆流》等。这些文章都是抨击抗战胜利后蒋介石独裁统治的，单从标题就看出文章对反动派的无情揭露具有仿效鲁迅杂文风格的影子。有的文章干脆直接引用鲁迅先生的名言、名句。如：在《惨胜与惨败》一文中父亲写道：鲁迅先生逝世九周年纪念会上，听见老舍先生说到“惨胜”与“惨败”这两个名词，他说“惨胜”有时还不如“惨败”，甚至比“惨败”更要惨些。“惨败”这一名词是说惯了听惯了的，什么叫“惨胜”呢？阿Q式的胜利，依靠别人的胜利，糊里糊涂的胜利，大概是属于这一类。老舍先生正是在朗诵《阿Q正传》时联想到“惨胜”这一新鲜而又幽默的名词的。已经胜利了人民仍然过着悲惨的生活。……以至于广大人民生活比胜利以前还要惨痛，当然更属“惨胜”无疑。……此文最后说：老舍先生说得不错：“阿Q是画了一个圆圈死去的，我们收复了东北台湾这些广大地区，只不过是阿Q的圆圈画得更大而已”。
1946年父亲为民主星期刊所写的社论《论较场口事件》一文就是用鲁迅先生的两句名言：“血债需用同物偿还，拖欠越久，要付出更大利息。”作为结尾的点睛之笔。
在此后父亲的讽刺剧的创作中曾学习效法过鲁迅先生的风格、手法，在对戏剧创作中也引用借鉴鲁迅的观点、名言、警句等。现在我们还能记起过去家中整套的鲁迅全集是父亲经常翻阅的书籍。
在父亲的遗作论文《讽刺是永远需要的》——谈谈讽刺喜剧一文中就多处运用了鲁迅的观点，写道：
正如鲁迅所说：“我们常不免有一种先入之见，看见讽刺作品就觉得这不是文学上的正路，因为我们先就以为讽刺并不是美德。”（论讽刺）
鲁迅概括得好：“讽刺喜剧是将无价值的东西撕破给人们看。”他用“撕破”二字更见确切。
鲁迅在《论讽刺》一文中说：“非写实决不能成为讽刺”。又说：“讽刺的生命是真实，不必是曾有的实事，但必须是会有的实情。”（什么是“讽刺”）
为寻访父亲早年的足迹我们踏上了返乡的寻根之旅。我们4个子女都在成都出生，对于父亲的家乡也是我们的故乡从未去过，毫无印象，对他的成长也疏于了解。于是2013年我们兄妹三人（大姐益凤已于2009年去世）偕嫂静嫦和侄女王宇一行五人，踏上了寻根之旅。几经周折我们终于在重庆永川市三教镇的郝家坝找到了传说中的王氏家族祖上庄园“花坝子”。它建在一座独立的小山坡上，现虽已剩断壁残垣，但百余间厅堂院落的规模仍能看出，石刻的门联仍清晰可见“爽气西来……”父亲从小在外闯荡，少回故里，已淡出了人们的记忆，多方打听我们才找到了父亲出生的祖屋，院子虽早已分给十多户农家居住也显破旧，但当年高屋建瓴的深宅大院架势依然可见。当地村民对父亲早已是陌生了，只有父亲本家亲戚、侄孙辈的个别人还隐约记得父亲“在北京当了干部”。对他后来划为右派，“文革”中被隔离审查，差点被定成历史反革命的遭遇多不知情，当得知父亲的一生坎坷并已去世多年，他们都唏嘘不已。一年后益鹏又携妻杨红、女儿王放再次去永川寻访父亲的逸事。
在三教镇我们见到了已经八十多岁的退休干部王志学（原名王益富）他是我们访到的了解并能谈论父亲往事还健在的人，他是与我们同为“益”字辈的本家堂兄，叫父亲“六叔”。在祖屋我们还见到唯一与我们未出五服的堂弟王益康，但他早已更名叫“卿方贵”了。他的父亲王少臣是父亲的嫡亲堂弟，土改时其父被定为地主。那时，父亲儿时的乳母卿婆婆，就是这个目不识丁的农妇在暴风骤雨的土改运动中，冒着包庇地主子女的罪名，深夜赶到被扫地出门的原主人处，趁乱抱起年仅3岁的益康说：“这3岁的娃儿，怎么得了哦！不如跟了我去吧！”这个唯一嫡亲的堂弟就被她收养，改名“卿方贵”。土改中卿婆婆分得了王家老宅两间旧房，因此益康一家现仍住在老宅里，他整修了祖屋的前厅，开了一间棋牌室度日。第二天益康约我们在永川市内见到他姐也是我们的堂姐益凤（与我们大姐同名）家探访，谈起以往他们受家庭影响生活艰难都没念多少书，但现在好了都努力使自己的子女受了高等教育，益凤依靠在永川城内摆书报摊供儿子读到了医学博士，现已成为华西医院的主治大夫。现在好了，大家都过上了小康生活。
益富兄年龄稍长，两次会面都向我们讲述了一些他所知道的父亲的情况，说他自己的父亲叫王少舜，一直代管少燕这位堂弟的家产，知道他去社会闯荡，崇尚民主自由，倾向革命，追随中国共产党。并心知肚明少燕经常向家中要钱多是用于民主进步活动，钱不够用便不惜变卖田产应对。父亲还经常告诫家中对农户要平和，遇有灾难要施以救济，不要像有的土豪恶霸盘剥农民大斗进小斗出，横行乡里等。父亲在乡间的乐善好施是有口碑的。
父亲的这些作为并不是偶然的，是有一定思想认识基础的，是他进入社会后，受到革命前辈的指引，现代进步思潮的熏陶，增长了见识，逐步转变立场，为国忧民所致。我们查找到当年父亲的一篇署名文章以佐证。
抗战胜利后，父亲看到农村仍处于经济凋敝、难以为继、农民生活悲苦的惨状极为焦虑。1946年年初他在《民主星期刊》发表了《农村破产》一文，开头就写道：随着抗战胜利结束而降临的普遍经济危机弥漫了每一个角落，历年来业已凋敝不堪的农村经济，也因此受影响而更加濒于破产，中国是以农立国的国度，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是散布在农村的居民。农村的破产，无疑地是象征着整个国家经济的总崩溃！这是当前面临着的一个万分值得重视的问题。他揭露了地主的盘剥，指出：许多大小地主自来是靠从佃农身上榨出血液养活自己，租额遂在漫无限制之下逐年增高。天灾人祸跟中国农村早结下不解之缘，天灾尚可预防而人祸却无法逃避……他揭露了国民政府当局各种苛捐杂税依然一如往昔甚至变本加厉，至于乡镇保甲长以及一切土豪恶霸们对农人的非法剥削，名目繁多不胜列举，农人便一代一代的呻吟在这些重压之下喘不过气来。而全家跳河、悬梁自尽者比比皆是，这是今日农村悲惨的又一面。父亲最后高呼：抗战结束，建国开始，这建国的主干——农人，我们万万不能眼看着一批批倒下去。由此我们看出父亲虽出身地主家庭但接触了许多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受到了教育和影响，又经过实践斗争历练，思想情感有了转变，同情贫苦农民为农民呐喊，真有点共产党人的见识。由此看出，父亲一贯对家产淡泊，主张厚待乡民不是出于一时的同情怜悯之心，而是接受了先进思想，提高认识转变世界观所致。
父亲最后一次回乡是在解放前夕，为躲避国民党特务的追捕，逃离重庆准备前往解放区之前，他潜回老家。见到近亲们便讲清形势即将巨变，全国解放大局已定，要认清形势。我们家虽未苛待乡里但毕竟有过剥削，今后要拥护新政府，要努力做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等等。临走前父亲托付少舜卖掉家中所剩无几的田产，除给亲戚留下一笔钱家用外，还嘱托要有剩余即交给新的乡政府，支持新政权。
在家乡的亲戚们看来，父亲在外闯荡多年，见多识广，为人正直宽厚，他的看法和主张使家乡的人们深受启发和影响，他们对父亲的主张都很信服，也尊崇他的嘱托。果然在1949年12月，永川县城面临解放，王家有多人参加了起义。以父亲堂妹王少兰的丈夫林建华（人称“林姑爷”）为代表参与组织了“永川解放委员会”，代表地方人士参加起义，打开城门欢迎解放军入城，这样永川县城没经炮火就和平解放了。林建华等人对永川和平解放有功，成为开明绅士出任了新政权的工商联合会秘书长。他虽在后来的政治运动中受到了冲击，被开除了公职，后又被劳动教养，但最终还是在1979年平反昭雪，落实了起义人员政策，被安排在永川市政协做文史编纂工作，还分到了三居室的楼房以安度晚年。前面提到的益富兄解放时还很年轻，也积极要求进步，1951年参加了志愿军入朝作战，1952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56年转业后到四川省林业厅工作，到1983年退休。他们后来在给父亲的信中都说父亲当年的教诲指引对他们在关键时能站在人民立场上起着很大的作用。
父亲处理了家事，一身轻松，义无反顾地踏上征程，自此后父亲与老家几乎没有联系。直到四十多年后，右派问题得到改正，离休后才与家中近亲有少许的书信往来，但却再也没有能返乡、踏上故乡的土地，留下最终的遗憾。父亲从四川永川乡间走出来，他出生地域的文化背景、家庭环境、求学生涯、兴趣爱好、人生经历、知识结构，这些都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他能够追求民主自由，选择追随中国共产党，走上革命的道路。
父亲一生淡泊钱财。他虽幼年便继承家中丰厚的财产，有田产数千亩、房产多处，家族企业中也占有颇丰的股份成为富家子弟，衣食无忧，但他并没囿于致富守业、光宗耀祖的传统观念。而有自己的志向，他要为国为民做贡献。他无暇顾及打理家中田产，志不在于继承家业做个有钱的乡绅，而志在于外出求学追随社会潮流，闯荡大千世界。他很少回乡而是将家产交由本家亲戚去打理。他则在北平高中毕业后去了上海入“上海中文速记打字学校”学习，以求学得一技之长，在那个年代速记和打字还是一种需要专门学习方可掌握的技能。结业后入上海俞氏中文打字机工厂当了半年管理员，同时还兼任该厂技校教员。他自此步入社会，开始了自食其力的人生旅程，时年只有19岁。
在此后的岁月中他还经常不惜大把地将钱财用于他所热衷参与的社会民主活动，支持一些进步报刊的创办和发行，遇到友人有困难，也总是慷慨解囊相助，从不吝惜，为此在朋友中颇有口碑。到了新中国成立前夕为避反动势力迫害，父亲只身逃往香港，又辗转奔向解放区时家中财产已所剩无几。对此家乡的族人和一些社会达人都很不理解，传言王少燕是“败家子”几乎散尽了祖上留下的所有财产。当他决心投奔解放区时，就处理了家乡所剩无几的财产，是一个没有产业与老家无任何经济联系、轻装向前的革命追随者了。他不像有的文人、朋友，解放后在京城还有财力购买私房，买四合院等安置家小。而是参加工作后，最初在全国总工会享受供给制中灶待遇，后改为包干制，每月津贴400斤小米。不久调到青年艺术剧院才改为薪金制。1950年年末，当我们全家从四川到北京团聚时，临时住的是青艺东单三条宿舍一间简陋的半地下大房子，这时父亲已是完全靠津贴维持家人生活的国家工作人员了。父亲曾说过纵观历史他所结识的革命者许多都是富家子弟，他们为国为民抛家舍业甚至生命，还有比生命更宝贵的吗？因此对为革命和民主进步事业用尽了家产，被流传称为“败家子”不以为然。
在以后几十年的岁月中，父亲这种不计较金钱的豁达大度不为钱财所累保持了终生，正如他说自己从来没有巧取豪夺过什么。1948年，父亲被国民党特务追捕，逃避香港时，手头已经很紧了，为筹船票只能借住在好友吴祖光家。这时吴祖光正执导电影《山河泪》，让父亲饰演一个工人只有一句台词，只得80元港币酬金。但就是在这种窘迫情况下，父亲也不会为金钱所动。他当时在香港街上遇到一个熟人同乡，是国民党某军团长的亲戚是军需官，掌握有一大笔军款，已换成金条存在广州的银行，那个军团已被解放军歼灭，溃败了。解放军逼近广州，此人不敢到广州去，就求父亲帮忙去广州把金条取出来，并答应各分一半，然后把家眷接出来远走海外。还说这笔款够两家人用一辈子。父亲假装答应回广州就把款取出，最后通过地下党组织把钱全部交给了华南游击队。关于此事，吴祖光的好友黄苗子在谈到《吴祖光日记》所涉及到的几个人中，第一个就提到了父亲，他在文中较详细提及了此事，说父亲在香港给吴祖光“捅了一个大娄子”惹了乱子。原来国民党那个被歼灭军团的几个残匪，知道消息后跑到香港找这个军需官，想争夺这笔军费。父亲把此人引到吴祖光处躲避，当残匪最后得知这笔钱已被解放军没收了，几个人才知趣地离开。当时黄苗子等人不知就里，还怨父亲惹事。多年后他们才知道事情的原委。是父亲说服了这军需官，将这唾手可得的巨款、大把的金条通过地下党组织交给了华南游击队。
在父亲晚年，当本家亲戚来信告知家中祖坟被盗，希望他向有关方面申诉提请破案时，他托付到北京开会的重庆市副市长冯克熙给予过问。在给本家堂侄回信中仍不忘嘱托，“如能破案，索回钱财不论多少都捐给当地三教镇小学助教”。这就是父亲一贯的对钱财的态度。
在“文革”中，当有人想将父亲成分重新定为“地主分子”时，他极为不服，多方申诉，坚持自己的成分是在1955年中央组织部门审干时划定的“自由职业者”。父亲始终认为自己是一个以笔耕为职业的自食其力的知识分子、文化人。1972年，在给中央统战部的申诉材料中他写道：本人成分问题：我在解放前除学校念书之外，进入社会从事工作，前后共约14年时间，其间从事新闻工作（华西日报记者、战地记者、采访主任、华西晚报主笔、民主星期刊副主编等）和戏剧工作（四川旅外抗敌剧队队长、演员，成都演剧服务社负责人等）共约10年时间，（占我解放前全部社会实践时间的三分之二以上）。任旧职员（科员、速记员、报务员等）共约两年时间（占我解放前全部社会实践时间约七分之一左右）为此在中央第一次肃反审干时，组织上根据我解放前的全部历史和较长期的主要工作经历，按中央关于划分成分的政策规定将本人成分划定为“自由职业者”，我认为是正确的。当“文革”中一些人置事实于不顾硬要定他为“地主分子”“历史反革命”时，他一直抗争到底，从不认同。
永川的父老乡亲也没有忘记这个从小就背井离乡，奔赴为国为民，为实现民主自由理想，拼搏终生的游子。在我们走访永川市政协时，他们正在收集整理本地的“名人名事”，已拟将父亲列在其中。2017年年初传来信息，在编纂已定的重庆《永川市志》文化卷中已有父亲王少燕专题人物介绍。这也应验了父亲的预感：我最后可以扪心无愧地死去。会有人永远悼念我的——我这里感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