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关于埃及的故事，关于埃及的古代文明——最初是如何产生，接着是如何发展和繁荣，又如何明显衰败，最终在概念意义上走向末路的故事。
过去数百年间，这个故事已经被讲述了无数次；有多少人讲，就有多少个版本。所以，呈现在这里的就是我个人版本的埃及故事，重点围绕的是吸引了我一生的那些人物、地点与事件。
如果说，埃及在相当程度上就是我的生活，那也错不到哪里。于我而言，古埃及人是十分熟悉的存在；借由家里的藏书、照片以及长辈的战时回忆录，我得以接近他们。我的童年岁月，他们看似总在身边，带给我触动，让我画出最早的图画；我给布娃娃穿衣打扮的样式，我阅读的和收集的东西，也是来自同样的启迪。
1972年，决定性的时刻到来了：图坦卡蒙专题展登陆英国。媒体掀起狂潮，那张惊人的黄金面具无处不在；任何法老时代的东西，都受到连篇累牍的报道；当时的古埃及学家频繁地成为报纸追逐采访的目标。真的有人研究古埃及并以此为谋生之本，这一发现，在我看来既令人吃惊又非常美妙——于是，六岁的我便宣告，自己也要做那一行。
20世纪70年代，约克郡的巴恩斯利只是一座采矿业小城。必须承认，对于在这样一个地方长大的女孩来说，古埃及学肯定不是特别顺理成章的一种职业选择；那时的国定教育课程中显然还没有古埃及的影子。学校的从业咨询导师认为我是被误导了，苦口婆心地建议当老师或者做护理才是我唯一现实的职业前景；与此同时，我寄出向博物馆专业人士与学者们寻求指引的那些信件全都石沉大海。
但我心意已决。十五岁，在这样一个可塑性极强的易感年龄，我有了第一次埃及之行。这次旅行让我神魂颠倒地迷上了这个国家，那里的人，还有那片土地的过往。随后，我更加努力地学习，争取各门考试成绩达标，为的就是能被录取，去攻读自己梦想中的专业学位及课程——埃及学与古代史。从本科起步，然后读研。现在，我十分幸运能教授这门学科，跟大学、博物馆、考古实验室以及电视公司也都有合作；当然，我也在埃及度过很多时间，与我认领资助的家庭，与朋友们，与我心目中埃及学领域的几位大牛，相伴相处。
随之而来的是一系列令人目眩神迷的研究项目，而这些是孩童时的我完全不敢想象的：不仅是重新发现过去，而且是尝试再造过去，去更好地理解古埃及人是如何生活，如何死去，还有如何利用木乃伊的形式来继续存在，为未来而存留他们自己。
这份工作带着我走遍了整个埃及，更远则到了也门、苏丹和南非——更不必说巴恩斯利、哈罗盖特和维根这些英国的地方；不同地方各种各样的项目，当然就让我开始质疑有关古埃及过往和关于彼时彼地人民的一些长期定见；这也就意味着，与那些更“传统的”历史叙事相比，我的古埃及故事不可避免地会有所差异。
因为，那些传统正典有时候传递的信息几乎就是如此：一个精英种群的人们从他们那伟大河流的两岸跳脱出来的历史已然完全成形了；接下来，在纪元前三千年的时间段内，他们保持着与外界彻底隔绝的完美状态，然后又倏忽消失了；他们的消失与到来同样神秘莫测，他们那异域色彩强烈的玄奥遗产，对现代西方世界而言大都无法参透。
然而，尽管古埃及是只有圈内人才勉强能懂一点的艰深话题，但古埃及人实际上是最务实能干和最具创造力的；他们对世界的看法——以他们的目光来看也相当合乎逻辑——真的并不比我们自己的见解更稀奇古怪。
与我们通常承认的定论相比，构成“古埃及”的所有元素，当然在远为更早的时候已经定型就位，持续的年代也远为更长久，涵盖的地域也远为更广阔，无疑远远超出了狭窄的尼罗河谷的范围，也大大超出了传统埃及学诸多成果的拘囿。
在这里，将时间向前推移，摆脱原有的框架局限，越出现有的研究边界，突破以往只聚焦于著名男性帝王和祭司的性别偏向，出现的则会是一个更为均衡折中的埃及故事。
这个埃及故事跨越数千年，也跨越不同的大陆区块和社会阶层。它最初是由气候变化和人口迁移所引发的，然后在一个非常特别的地理环境中繁衍壮大：一片沙漠，一条伟大的河流浇灌了这里的生命，河两岸丰饶的沃土孕育了这一世界所见证过的最辉煌的文明。
乔安·弗莱彻
2015年于约克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