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矛盾论》是“事物的矛盾法则”的学说。它是革命行动与科学研究的指导，是认识问题与解决问题的关键。
列宁用对立统一法则对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问题的分析，在其经济学、国家论及许多哲学的著作中，都充分地“说明和发挥”了辩证法的本质、核心，表明了对立统一法则是辩证法的最基本的、最重要的、最有决定意义的法则。
毛泽东师承列宁的遗教，不但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文献，研究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经验，吸收了现代科学上的新成就，充分地、详尽地、明晰地“说明和发挥”了对立统一法则的学说，而且具体地、灵活地、巧妙地应用了这一学说于中国革命问题，建立了中国革命的理论与政策，并用亲身领导人民革命的经验，丰富了并发展了这一学说。《矛盾论》正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宝贵的理论成果。
正因为矛盾法则即对立统一法则是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所以我们在研究这个法则时，必须涉及广泛的方面，必须涉及许多哲学问题。这些问题是：两种宇宙观；矛盾的普遍性；矛盾的特殊性；主要的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矛盾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争性；对抗在矛盾中的地位。如果我们把这些问题弄清楚了，我们就在根本上懂得了唯物辩证法。
那么，毛泽东是在什么样的时代背景下写作《矛盾论》的呢？
1937年是中国现代史上的多事之秋。7月7日，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的爆发，不仅揭开了中国人民抗击日本帝国主义斗争的序幕，而且凸现出中国社会错综复杂的内外矛盾，迫使人们去思考中华民族的命运、前途问题，要求人们在严峻的现实面前作出选择。
就在这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在延安领导着中国革命的毛泽东同志时时在思考着中国革命的现实和未来。他把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积十数年斗争风雨的艰苦磨砺、戎马倥偬的攻读生涯和中国共产党人的集体智慧，升华出了他的哲学睿智，并凝聚在他的笔端——他用老道洒脱的文字写就的华章，向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展现出一个崭新的哲学精神世界，这就是毛泽东的光辉著作——《矛盾论》。
《矛盾论》是一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光辉哲学著作。在这部著作中，毛泽东科学地、系统地总结了我们党创建以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经验，从世界观的高度，彻底批判了党内教条主义的唯心论和形而上学，全面地阐述了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的规律，即对立统一规律，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
毛泽东在回顾写作《矛盾论》的原因时曾说：“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人，任何国家的无产阶级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任何国家、任何时候，单靠老东西是不行的。单有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列宁，不写出《两个策略》等著作，就不能解决1905年和以后出现的新问题。单有1907年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就不足以应付十月革命前后发生的新问题。适应这个时候的需要，列宁就写了《帝国主义论》、《国家与革命》等著作。……我们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末期和抗战初期写了《实践论》和《矛盾论》，这些都是适合当时需要不能不写的。”这段话至少给我们提示出两点含义：一是《矛盾论》的写作是出于在中国特殊环境下进行革命的理论需要；二是总结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清算脱离中国实际而发生的或“左”或右的机会主义的思想根源，为党的正确的思想路线奠定一个坚实的哲学基础。
首先，革命的实践需要革命的理论。恩格斯曾说，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的最好方法，是在自己所犯错误的后果和亲身体会取得的经验中进行的，“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错误的后果中学习来得快”，“他们将通过本身的错误、通过亲身经历的痛苦经验而前进”。毛泽东也说：“在民主革命时期，经过胜利、失败，再胜利，再失败，两次比较，我们才认识了中国这个客观世界”。正是在这种胜败之间的反复比较中，一方面认识了中国的特殊国情；另一方面也认识到了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同时抗日战争的爆发，从更广阔更深的层次上暴露出中国的复杂的阶级关系与矛盾。中日矛盾成为主要的矛盾，国内矛盾降到次要和服从的地位，国际关系和国内阶级关系都产生重大变化。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的重要性也更加突出。对这一结合进行哲学上的论证与说明，正是现代中国革命的理论需要。《矛盾论》正是适应这一需要而产生的。它根植于这一结合的历史经验，又是对这一经验的哲学升华。
其次，历史的经验需要总结，前进的方向需要指导。《矛盾论》发表于1937年8月。当时，我们党胜利地实现了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到抗日战争时期的转变。这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期。毛泽东此时撰写《矛盾论》，就是在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党内思想路线斗争的需要。由于中国社会条件的极其特殊，中国共产党又缺乏相应的理论准备与实践经验，因此在革命过程中连续不断地出现过或右或“左”的机会主义路线。其中尤其是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与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给中国革命带来了严重的损失。
在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路线领导下，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遭到失败，中央红军被迫进行了艰苦卓绝的长征。到达陕北后，中央决定将革命的大本营安扎在这里。相对地，有一段稳定的时期，特别是在1936年下半年和1937年上半年，毛泽东有一段时间能够比较集中地对党的历史经验进行深入的理论思考和理论概括。
中国共产党走过了一段富有传奇性的艰险而曲折的道路。它在实践中取得过巨大的成功，也经历过1927年和1934年两次惨痛的失败；积累了许多超越前人的经验，也有过“左”的和右的沉痛教训，其中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的4年统治，更把党几乎引向毁灭的边缘。具有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结束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的统治，但它是在红军长征途中举行的，只能对当时最迫切的军事问题和中央领导机构问题作了变动，其他问题还来不及解决。到达陕北后，毛泽东在一次政治局会议谈到博古时说：“遵义会议纠正了他的错误，然而没有指出宗派主义、冒险主义，这个问题是路线上的错误。”可见，毛泽东对党内存在的种种问题，正在从根本路线上进行通盘的审视。
这时，中国的政治局势也正处在重大的历史转折时刻，开始由国内战争向抗日战争转变。面对着错综复杂、变化多端的国内外各种矛盾，客观形势的发展，迫切要求党内有统一的认识，对形势作出科学的分析，制定出正确的路线和策略。然而，党内的思想并不统一。关门主义（也就是宗派主义）、冒险主义以及作为它们共同思想基础的教条主义，仍然阻碍着党的正确路线、策略的制定和执行。这些问题如果不能从思想理论的高度上加以解决，中国革命就不能前进一步。
陕北的相对稳定的局势，国内翻译出版的一些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和文章已能传送到这里，也都便于毛泽东有可能从理论上全面地回顾和思考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先后写下《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等重要著作，分别从政治路线、军事路线、思想路线上总结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历史经验教训，剖析了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左”倾错误指导思想，及时地回答了党所面对的重大而紧迫的问题，并把这些现实问题提到哲学的高度来分析，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发展作出创造性的贡献，奠定了党的思想理论基础。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就其思想实质来说，在于他对中国社会的特殊情况与复杂的阶级关系缺乏了解。因此，他一方面把欧洲社会发展的规律机械地套用于中国的社会条件，主张“二次革命”论；另一方面，在与国民党的统一战线问题上，也机械地执行共产国际与苏联的指示，把革命的希望完全寄托于蒋介石、汪精卫等人，对他们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忽视党的领导权与发展党的力量。在大革命初期，孙中山曾说过：“精卫（汪精卫）、展堂（胡汉民）已不能代表俄国式的革命”，但共产国际硬说汪精卫是代表小资产阶级的，“武汉政府及国民党左派领袖”甚至“已经走到了工农专政的路上”。在这种思想指导下，陈独秀主张一切联合，否认斗争，多方迁就，在敌我友的复杂关系与变化态势中失去了应变能力，终于导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失败。
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与蒋介石的屠杀政策在中共领导层中引起了一股愤怒情绪，这种情绪又在共产国际的引导下走向“左”倾机会主义。共产国际一再强调中共党的“主要危险是右倾机会主义的倾向”，党内“左倾病只是残余，而右倾是会变成可怕的危险的”，李立三的“左”倾路线正是来自共产国际的这些指示。但是，李立三的“左”倾路线是以中国成为世界革命的中心这种在莫斯科看来是所谓“中国中心主义”的方式出现的，这就为共产国际所不容。因为它在某种程度上表现为主要是忠于中国而不是忠于莫斯科，所以在莫斯科看来，这是“敌视布尔什维克主义，敌视共产国际的行为”，号召中国的一切布尔什维克“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去执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路线”。在这种情形下，中共党的领导人更加失去了把握中国特殊国情的可能性。瞿秋白上台后只得继续执行“左”倾路线，但由于他对李立三“敌视共产国际的行为”采取了温和的方式，同样遭到共产国际的指斥。于是，在米夫的支持下，本来极力推行立三路线的王明，夺取了中共中央的领导权，以更“左”的方式来反对在他看来是所谓右倾的立三路线。他上台的口号是“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所谓“布尔什维克化”，就是要“百分之百地忠实于共产国际的路线”，这就深得莫斯科的要旨，因而得到共产国际的赞赏。米夫公开说，王明上台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是国际领导的，你们信任他，就是信任共产国际，国际指示是绝对正确的，四中全会体现的就是国际路线，反对四中全会便是反对国际。这样一来，在中共党内便出现了一种把共产国际指示神圣化、绝对化的倾向，同时王明的“左”倾路线更加走向极端，更加严重地脱离了中国的实际情况。这一路线随着中央机关转移到江西苏区，便在中央苏区和其他根据地得到贯彻执行。在政治上实行极左的关门主义路线，在军事上实行冒险主义，排除了毛泽东在中央苏区的领导，给中国革命造成了严重损失。
“左”右倾机会主义，特别是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在思想根源上，就是把马列主义理论教条化，将共产国际的决议神圣化，不是从实际出发，而是从马列的一些词句与苏联经验出发，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分离开来，割裂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践、普遍与特殊、一般与个别的关系。他们打着马列主义的旗号，用德波林学派的唯心论和形而上学冒充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他们对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错综复杂的矛盾情况一窍不通，从来不对社会各阶级的状况、特点以及它们在革命发展不同阶段的变化情况进行具体分析；他们根本否认中国革命发展规律的特殊性，只知生吞活剥马克思主义书籍中的只言片语，把普遍真理歪曲成为僵死的教条，到处生强硬套，根本不懂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同的矛盾。王明的这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党内统治的时间最长，危害极大，影响极深，使党的力量在革命根据地损失了百分之九十，在白区几乎损失百分之百。这是一个严重的教训。
遵义会议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首先在红军的军事行动中得到克服，并在组织上结束了王明路线的统治。但教条主义的思想根源却来不及清理。红军到达陕北后，毛泽东首先在中国革命的两个最紧迫的问题上克服了“左”右倾机会主义的影响，这就是政治路线与军事路线问题。1935年12月毛泽东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抓住抗日救亡的历史主题，克服“左”倾关门主义，同时也向全党提醒统一战线问题上右倾错误的危险。毛泽东在报告里，一开始便从千头万绪的现实生活中，十分鲜明地指明了当前主要矛盾之所在。他说：“目前的政治形势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目前形势的基本特点，就是日本帝国主义要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全国人民的生存已受到严重的威胁。
这种情形，就给中国一切阶级和一切政治派别提出了“怎么办”的问题。
反抗呢？还是投降呢？或者游移于两者之间呢？毛泽东分析指出：中国的工人和农民都是要求抗日的，而且是中国革命的最坚决的力量；小资产阶级也是要反抗的。现在他们眼看就要当亡国奴了，除了反抗，再没有出路；民族资产阶级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他们具有两面性：既不喜欢帝国主义，又害怕革命的彻底性，但在今天殖民地化威胁的新环境下，他们是有变化的可能性的。即使是国民党营垒中，在民族危机到了严重关头的时候，在日本炸弹的威力圈及于全中国的时候，在斗争改变常态而突然以汹涌的阵势向前推进的时候，也是要发生破裂的。
基于对现实状况的分析，毛泽东得出结论：“目前是大变动的前夜。”“当着革命的形势已经改变的时候，革命的策略，革命的领导方式，也必须跟着改变。”“党的基本的策略任务是什么呢？不是别的，就是建立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
为了建立起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毛泽东强调指出，必须在党内反对两种错误倾向：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这个问题的提出，同样是以事实为依据的。他说：“时局的特点，是新的民族革命高潮的到来，中国处在新的全国大革命的前夜，这是现时革命形势的特点。这是事实，这是一方面的事实。现在我们又说，帝国主义还是一个严重的力量，革命力量的不平衡状态是一个严重的缺点，要打倒敌人必须准备作持久战，这是现时革命形势的又一个特点。这也是事实，这是又一方面的事实。这两种特点，这两种事实，都一齐跑来教训我们，要求我们适应情况，改变策略，改变我们调动队伍进行战斗的方式。目前的时局，要求我们勇敢地抛弃关门主义，采取广泛的统一战线，防止冒险主义。不到决战的时机，没有决战的力量，不能冒冒失失地去进行决战。”
毛泽东所作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这篇报告，对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作了完整的分析和论述，系统地解决了党的政治路线问题，为全党进入抗日战争作了重要的思想理论准备。他的论述，处处以正在发生巨大变动的客观事实为出发点，以中国的社会经济、政治和阶级关系的具体特点为出发点，反对那种不顾事实的、凝固而僵化的教条主义思想，把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同中国革命的实践纯熟地结合起来，说明他的思想正在进一步走向成熟。
1936年12月，毛泽东又写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书，彻底批判了脱离战争实际的军事冒险主义与保守主义的错误。毛泽东特别强调主观和客观的一致。在指导战争中，人的主观能动性是极其重要的：“学习战争全局的指导规律，是要用心去想一想才行的。因为这种全局性的东西，眼睛看不见，只能用心思去想一想才能懂得，不用心思去想，就不会懂得。”
但他所说的“用心思去想”有一个前提，就是要和客观的实在情况相符合。
他写道：“为什么主观上会犯错误呢？就是因为战争或战斗的部署和指挥不适合当时当地的情况，主观的指导和客观的实在情况不相符合，不对头，或者叫做没有解决主观和客观之间的矛盾。”“这里的关键，就在于把主观和客观二者之间好好地符合起来。”
毛主席写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和《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等伟大著作，解决了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等一系列重大的问题。但是，如何从哲学上、世界观上彻底粉碎“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特别是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肃清其余毒，加强党的思想建设，适应革命新形势发展的需要，这是当时摆在全党面前的一项重大任务。毛泽东之所以首先在政治上与军事上批判“左”右倾机会主义，是因为政治路线与军事路线是中国革命的两个最紧迫最重要的问题，而“左”右倾路线给中国革命造成的危害最直接的表现也是在这两个问题上。但是光有对错误的政治路线与军事路线的批判，不可能彻底克服其影响。因为错误的政治路线与军事路线是以其深层的错误思想路线为基础的。事实上，王明的教条主义思想从未根除，唯共产国际指示是尊。抗日战争爆发，他回国后，根本不从复杂的中国阶级关系与实际情况出发，却秉承莫斯科的旨意，从原来的极左又倒向极右，在政治上与军事上提出一套右倾论调，并为党内的一些人所接受。所以，清除错误的思想根源就成为一个迫切的问题。
政治路线也好，军事路线也好，都离不开思想路线的正确与否。毛泽东清楚地看到：“一切大的政治错误没有不是离开辩证唯物论的。”毛泽东非常重视这一点。他认为思想路线与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同是中国革命的三个主要问题。他曾指出，统一战线（政治路线）、武装斗争（军事路线）与党的建设（思想路线）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这三者是紧密相连的。政治路线与军事路线的正确与否体现了思想路线的正确与否；反过来说，有一条正确的思想路线，“党就能、党也才能更正确地处理党的政治路线，更正确地处理关于统一战线问题和武装斗争问题。”因此，毛泽东在总结正反两方面的教训，确立了正确的政治路线与军事路线之后，接着又着手批判教条主义的思想根源。
1937年7月，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略中国的战争全面爆发，使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发生了新的变化，日本帝国主义同中华民族的矛盾上升为当时的主要矛盾，国内的阶级矛盾暂时地降到了次要和服从的地位。如何应用唯物辩证法观察和分析这种新形势，制定正确的政策和策略，同样是摆在全党面前的极其重大而迫切的任务，这也把哲学问题，即辩证法、认识论的问题，提到了突出的地位。
为了彻底粉碎“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进一步加强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团结，为了从理论上武装全党，领导全国人民夺取抗日战争和中国革命的胜利，毛泽东运用对立统一规律总结了中国革命斗争的丰富经验，科学地、深刻地分析了中国革命过程和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极为复杂的矛盾运动，在抗日战争的炮火声中，在党内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中，先后写成了《实践论》、《矛盾论》这两部伟大的哲学著作，为党的正确的思想路线奠定一个坚实的哲学基础。
1937年7～8月，毛泽东应红军大学（后来改为抗日军政大学）的请求，向学员讲授唯物论和辩证法。总政治部把他讲课的记录稿整理出来，经他同意，打印了若干份。以后，毛泽东把其中的两节，经过整理，成为收入《毛泽东选集》中的《实践论》和《矛盾论》。这是他对中国革命经验所作的一次更深刻、更系统的哲学总结，是他把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重要成果，也是对曾经长期在党内占统治地位的看轻实践的教条主义这些主观主义思想的有力批判。
毛泽东在《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的批注中，联系中国革命的实际，写道：“不从具体的现实出发，而从空虚的理论命题出发，李立三主义和后来的军事冒险主义与军事保守主义都犯过此错误，不但不是辩证法，而且不是唯物论。”《实践论》就是以认识与实践的正确关系为核心，全面而系统地阐述和发挥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的基本原则。
毛泽东从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这一唯物主义的根本原理出发，强调了认识对实践的依赖关系。他指出：“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们对于外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社会实践是推动人们的认识由低级向高级、由浅入深、由片面到更多方面的动力，也是认识真理性的标准和认识的目的。
因此，“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
继《实践论》之后的一个月，毛泽东又以极大的毅力和理论勇气写成了《矛盾论》。《矛盾论》的发表，在中国革命斗争的实践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同时在理论上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
列宁曾经指出：“可以把辩证法简要地确定为关于对立面的统一的学说。这样就抓住了辩证法的核心，可是这需要说明和发挥。”毛泽东写的《矛盾论》，详尽地说明和发挥了列宁的思想。
第一，在《矛盾论》中，阐明了对立统一规律，即一分为二为什么是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毛泽东从分析事物的内部矛盾，以及一事物对他事物的关系中，阐明了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这一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理，揭示了事物发展的动力和源泉，划清了唯物辩证法与形而上学两种宇宙观的根本界线。又从对立统一规律和辩证法的其他规律的关系中，论证了对立统一规律在唯物辩证法中的核心地位。毛泽东依据对立面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的原理，深刻地揭示了事物发展的两种状态即量变和质变及其相互转化的规律；从事物内部新旧两方面的对立和斗争，科学地论证了新陈代谢是宇宙间普遍的永远不可抵抗的规律，阐明了事物发展的螺旋式——前进性和曲折性的辩证统一。因此，毛泽东指出：“事物的矛盾法则，即对立统一的法则，是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的法则。”
第二，毛泽东在《矛盾论》中，从两种宇宙观、矛盾的普遍性、矛盾的特殊性、主要的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矛盾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争性、对抗在矛盾中的地位等方面，把对立统一规律全面地、详尽地展开了。在所有这些方面，都为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增添了新的内容。
第三，毛泽东在全面阐述矛盾规律的基础上，第一次精辟地提出了“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原理，是关于事物矛盾的问题的精髓”。毛泽东的这一卓越论断，是贯穿于《矛盾论》中的一条红线，是我们掌握对立统一规律的总纲，是战胜修正主义和各种机会主义的强大思想武器。
从《矛盾论》这部光辉著作的诞生及其在革命斗争中的巨大作用，可以深刻地认识到，哲学与政治、哲学斗争与路线斗争紧密联系，息息相通。特别是在社会大变动时期，这种情况尤其明显。历史的和现实的斗争表明，哲学斗争总是政治变革的前导、政治变革的反映、政治变革的继续和深入，它贯串于路线斗争的全过程。如同马克思当年所说的，哲学“不但表面上，而且骨子里都卷入了斗争的漩涡”。正因为这样，毛泽东在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中，总是坚定地站在唯物辩证法的基本理论阵地上，坚持不懈地从哲学上同自己的敌人作战。毛泽东历来把哲学斗争看作是两条路线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把两条路线斗争提高到世界观的高度来分析和解决。在我国革命发展的每一次重要的斗争关头，毛泽东总是教育全党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学习唯物论、辩证法，反对唯心论、形而上学。
当然，毛泽东写作《矛盾论》，固然主要是中国革命需要理论以及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需要总结。但是，也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那就是毛泽东对哲学研究的兴趣。一个对哲学毫无兴趣或毫无哲学素养的人，即使现实的斗争如何需要某种哲学理论，也是很难写出几篇有价值的哲学著作的。
还是在战争年代的恶劣环境下，毛泽东学习哲学依然兴趣浓厚。1932年4月，红军攻占漳州，搜寻到了恩格斯的《反杜林论》以及列宁的一些著作，毛泽东如获至宝，在长征路上还读《反杜林论》。
红军到达陕北后，环境相对安定，同时30年代出现了一股翻译和介绍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的热潮，这给毛泽东提供了研究哲学的极好机会。他总是想方设法搜寻这些书籍，认真研读。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到保安去访问他后，记述道：“毛泽东是个认真研究哲学的人。我有一阵子每天晚上都去见他，向他采访共产党的党史。有一次一个客人带了几本哲学新书来给他，于是毛泽东就要求我改期再谈。他花了三四夜的功夫专心读了这几本书，在这期间，他似乎是什么都不管了。他读书的范围不仅限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家，而且也读过一些古希腊哲学家，斯宾诺莎、康德、歌德、黑格尔、卢梭等人的著作。”
西安事变发生后，张学良调原驻延安的东北军增援东线，延安由红军接管。1937年1月13日，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领导机关从保安迁到延安。到延安后，他又挤出不少时间，不分昼夜，发愤攻读了不少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书籍。现在保存下来的毛泽东在这个时期读过并做过批注的哲学书籍就有：西洛可夫、爱森堡等所著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米丁主编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等。他在前一本书上所写的批注约12000字，在后一本书上所写的批注有2600多字。批注的内容大约有四类：原著内容的提要；对原著内容的评论；结合中国实际情况所发的议论；对原著中一些理论观点的发挥。郭化若回忆道：“有一次我在毛主席办公室内，看到桌面上放着一本《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我翻开一看，开头和其他空白处都有墨笔小字的旁批，内容全是中国革命中路线斗争的经验教训。这使我初步理解到毛主席是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分析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并把中国革命的实际经验提高到理论水平上来，充实和发展马列主义。他这些旁批，后来就逐步发展成为他的光辉著作《实践论》和《矛盾论》。”
在毛泽东的影响和带动下，延安曾出现过哲学研究的热潮，毛泽东还仿照他学生时代的做法，成立过哲学研究小组，倡导过“新哲学会”，这是人们所耳熟能详的了。
《矛盾论》便是毛泽东到达陕北后辛勤研究的成果，放远一点看，也是他从青年时候起立志于理论建树、“倡学”与探索哲学的结果。他早年醉心于“闻道”，认为孔子这样的圣人之所以与弟子对答如流，“并无谬巧，惟在得一大本而已。执此以对付百纷，驾驭动静，举不能逃”。《矛盾论》的原稿中有这样一段话：“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共性与个性的关系，是矛盾学说的精髓，懂得了它，就可以一通百通。古人所谓闻道，以今观之，就是闻这个矛盾之道”。两相对照，遣词立意前后一致。
诚然，毛泽东写《矛盾论》无疑是中国革命的需要。但毛泽东对哲学的浓厚兴趣也是不能忽视的。毛泽东曾被批“山沟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很受刺激。所以，毛泽东要从理论上清算那些旁征博引马列词句的教条主义者，《矛盾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也是水到渠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