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传佛教（bod brgyud nang bstan chos lugs），又称藏语系佛教，既属北传大乘佛教派系，又为佛教三大语系之一；同时，亦是中国佛教的重要组成部分。藏传佛教在当今世界佛教派系中具有贯通性、系统性和传承性等特质。尤其在宗派历史、密宗传承、法事仪轨、活佛转世、寺院教育、文献典籍、正理量论、中观思想等领域有着独特的文化风格和精湛的佛学造诣。
一 历史传承
从佛教发展史上看，藏传佛教是佛教中后期发展的产物，起源于公元4世纪，形成于公元八九世纪，成熟于十二三世纪，带有鲜明的佛教中晚期的文化印迹。而藏传佛教的形成与发展，大体上经过了“前弘期”和“后弘期”两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断代史。此外，从人类文明史上看，畅所欲言、各立门户，乃是佛教文化的一大特色。自从释迦牟尼创立佛教以来，佛教在其漫长的历史演进中不断衍生了名目繁多的宗派，不仅在故土印度孕育出许多宗派，而且在外传播流行地区更是宗派林立。以藏传佛教而言，在教内产生的宗派，可谓枝繁叶茂。
（一）
“前弘期”和“后弘期”这两个断代史是藏传佛教史上两个发展高峰期，也是较为全面反映藏传佛教历史进程的黄金时期。所以，“前弘期”和“后弘期”的时间跨度较大，而且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
“前弘期”（bstan pa snga dar）始于松赞干布时期（公元7世纪中叶），终于朗达玛赞普灭法时期（9世纪中叶），时间约两百年。这一阶段是佛教传入吐蕃并形成藏传佛教的黄金时期。也就是说，公元7世纪，佛教从印度、尼泊尔、唐朝及西域陆续传入吐蕃藏地；公元8世纪，吐蕃王朝相继派使者到天竺（印度）迎请寂护（Santiraksita/zhi ba vtsho，8世纪人）、莲花生（pad ma vbyung gnas，8世纪人）、无垢友（Bimalamitra，8世纪人）、莲花戒（Kamalas'īla，740—795）等著名佛教高僧大德，在吐蕃创建佛教寺院、建立僧团组织、翻译梵文佛经和传授佛教经律论三藏，逐渐形成具有浓郁吐蕃人文地理特质的藏传佛教；公元9世纪，正当藏传佛教在吐蕃得以形成并弘扬兴盛之际，却遭遇“法难”事件，使吐蕃佛教陷入“百年黑暗时期”。
“后弘期”（bstan pa phyi dar）始于10世纪，截至15世纪格鲁派（dge lugs pa）产生，其历程长达四五百年。这一阶段是藏传佛教中断后在藏族地区再度复兴并持续发展的历史新纪元。“后弘期”最初以藏族青年受戒出家为僧和赴印度留学为标志。10世纪始，大批藏族年轻人远赴印度学法，当时以大译师·仁钦桑布（lo chen rin chen bzang po，958—1055）、卓弥·释迦益西（vbrog mi shakya ye shes，993—1074）、那措译师·茨诚嘉瓦（nag tsho lo tsaw ba tshul khrims rgyal ba，1011—1064）、玛尔巴·却吉洛哲（mar pa chos kyi blo gros，1012—1097）等为代表人物，他们在印度学业有成后返回故乡，一边讲经说法，一边翻译佛经，遂在藏区掀起传扬佛法的潮流；与此同时，古格（gu ge）等地区邀请印度高僧大德进藏传授佛法，培养嗣法弟子，以阿底峡（Aatisha，982—1054）尊者为代表，他在藏族地区招收弟子，传授佛法，为藏传佛教各宗派的建立、健全和有序发展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后弘期”又是藏传佛教各个宗派形成、发展和传播到整个藏族地区的全盛时期。
（二）
在藏传佛教发展史上共产生过二十多个相对独立的宗派或学派，以格鲁派、宁玛派、萨迦派、噶举派和觉囊派五大宗派为代表；此外，尚有噶当派（bkav gdams pa）、息解派（zhi byed pa）、觉域派（gcod lugs）、布鲁学派（bu lugs）等宗派和学派，而且，诸多宗派各显其能，独具风格，尤其是噶举派法系庞杂，支系众多。首先，它包括香巴噶举派（shangs pa bkav brgyud）、玛尔巴噶举派（mar pa bkav brgyud）和达布噶举派（dwags po bkav brgyud）三大法脉系；其次，达布噶举派又独辟蹊径，枝繁叶茂，分支林立，有四大支系和八小分支。四大支系分别为噶玛噶举派、蔡巴噶举派、帕主噶举派和拔绒噶举派；八小分支是周巴噶举派、智贡噶举派、达隆噶举派、雅桑噶举派、绰浦噶举派、秀赛噶举派、耶巴噶举派、玛仓噶举派，其传播范围遍及整个藏族地区。
格鲁派（dge lugs pa），藏传佛教主要宗派之一，又名新噶当派（bkav gdams pa gsar ma），在汉语中俗称黄教。15世纪初，由宗喀巴大师（Tsong kha pa，1357—1419）创立。格鲁派的法脉源于印度高僧月称（Candrakirti，zla ba grags pa，600—650）和阿底峡尊者，宗喀巴推崇月称的《入中论》（dbu ma la vjug pa）和阿底峡的《菩提道灯论》（byang chub lam sgron），将两部经论作为构建格鲁派教法义理的主要原理依据。
1409年，宗喀巴在拉萨大昭寺首次成功举办了声势浩大的祈愿大法会，在广大僧俗信徒中赢得巨大反响，随之宗喀巴的宗教威望和社会地位迅速提升。是年，宗喀巴在卓日沃齐山（vbrog ri bo che）创建甘丹尊胜洲（dgav ldan rnam par rgyal bavi vgling）道场（位于今西藏自治区拉萨市达孜县境内），简称“甘丹寺”（dgav ldan dgon），并以甘丹寺为中心建立了格鲁派。
1416年，宗喀巴大师命他的弟子绛央却杰（vjam dbyangs chos rje，1379—1449）在拉萨西郊修建哲蚌寺（vbras spungs dgon pa）；1418年，宗喀巴的弟子强钦却杰（byams chen chos rje，1352—1435，又名释迦益西）在拉萨北郊修建色拉寺（se ra theg chen gling）。拉萨三大寺的建立奠定了格鲁派坚实的宗派基础。
继拉萨三大寺之后，宗喀巴的弟子根敦珠巴（dge vdun grub pa，1391—1474）于1447年在后藏日喀则（gzhis ka rtse）创建扎什伦布寺（bkra shes lhun po）。不久，堆西饶桑布（stod shes rab bzang po）在西部阿里（mngav ris）创建达摩寺（stag movi chos sde），麦喜饶桑布（smad shes rab bzang po）在康区（khams）创建昌都寺（chab mdo dgon），至此格鲁派在整个藏族地区建立了比较稳定的寺院组织机构。格鲁派后来者居上，至16世纪初已在整个藏区初具规模，其发展之迅猛，在藏传佛教宗派发展史上从未有过。
至清代，格鲁派进入鼎盛时期，成为藏传佛教中具有广泛影响力的主流宗派，以拉萨三大寺（甘丹寺、哲蚌寺和色拉寺）、后藏扎什伦布寺、湟中塔尔寺、夏河拉卜楞寺、昌都强巴林寺等为代表性寺院，迄今在广大藏族、蒙古族、土族、裕固族、纳西族等民族区域有着深远的宗教社会影响。近现代以来，格鲁派传入印度各地，建立许多格鲁派寺院，并在印度南部复制建造了拉萨三大寺（甘丹寺、哲蚌寺和色拉寺），其寺僧众多，影响较大。格鲁派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着藏传佛教的宗风。
宁玛派（rnying ma pa），藏传佛教主要宗派之一。其法脉传承源于“前弘期”（8世纪），后人称“旧派”（rnying ma），以区别于“后弘期”形成的“新派”（gsar ma）。宁玛派内部有远传经典、近传伏藏和甚深净相三大传承系。实际上主要传扬的是前两系，后一系依附于前两系，并没有形成独立的寺院传承体系。
远传经典系，在藏地经过前、中、后三个发展阶段，成为宁玛派中历史最为悠久、法脉最为正统的一支派系。它以弘传《幻变经》（sgyu vphrul）、《集经》（vdus pa mdo）和《心品》（sems phyogs）三部经典为标志。前期以聂·咱那古玛热（gnyags dzanya na ku ma ra，8世纪人）为代表，中期以努·桑杰益西（gnubs sangs rgyas ye shes，772—867）为代表，后期以“三索尔”（zur gsum）为代表。
“三索尔”分别为索波切·释迦琼奈（zur po che shakya vbyung gnas，1002—1062）；索琼·喜饶札巴（zur chung shes rab grags pa，1014—1074），又名“德夏·嘉奥巴”（bde gshegs rgy bo pa）；索·释迦桑格（zur shakya seng ge，1074—1134），又名“桑德·卓浦巴”（gsang bdag sgro phug pa）。经“三索尔”师徒相承弘传，尤其是桑德·卓浦巴培养了众多嗣法弟子，使远传经典系传播区域进一步扩大。该法系传入多康地区（mdo khams）后，又称“康区传承系”（khams lugs）。
近传伏藏系，是宁玛派最重要的教法传承，其法脉传承可上溯至“前弘期”（8世纪）。相传莲花生大师等高僧大德将吐蕃佛教中最甚深之密宗典籍、佛像及法器等封存于各地秘密处，并命名为“伏藏”（gter ma）；至“后弘期”（12世纪）相继产生具有传奇色彩的“百名大掘藏师”和“千名小掘藏师”。他们不但发掘大量“伏藏”法，而且建寺专门传授此法，遂形成“伏藏”法传承系。近传伏藏系，又分伏藏北传支系和伏藏南传支系。
伏藏北传支系（byang gter），由大掘藏师仁增果丹·俄珠坚赞（rig vdzin rgod ldem dngos grub rgyal mtshan，1337—1409）建立。他在19岁时发掘《五库》（mdzod lnga）等大量伏藏经典，并整理编纂后传授这一法典，遂形成伏藏北传系。后来以多杰札寺（rdo rje brag dgon）、佐钦寺（rdzogs chen dgon）等为传承这一法脉的代表性寺院。
伏藏南传支系（lho gter），由大掘藏师·热那林巴（gter bdag rat na gling pa，1403—1482）建构。他将娘·尼玛维赛（nyang nyi ma vod zer，1124—1192）为首发掘的“上部伏藏”和古日·却吉旺秋（gu ru chos kyi dbang phyug，1212—1273）为主发掘的“下部伏藏”，以及后人包括他本人发掘的伏藏整理汇编，自成体系，遂形成“伏藏南传系”。主要以敏珠林寺、白玉寺等为传承这一法脉的代表性寺院。
宁玛派著名高僧隆钦·饶绛巴（klong chen rab vbyams pa，1308—1363）大师曾到不丹（Bhutan/vbrug yul）创建一座名为“塔巴林”（thar pa gling）的宁玛派寺院，随后宁玛派传入锡金（vbras ljongs）、尼泊尔和印度等广大地域，并在各地建立了不少宁玛派寺院，其僧人在20世纪50年代前赴中国藏区佐钦寺（rdzogs chen dgon）学法进修。
噶举派（bkav brgyud pa），藏传佛教主要宗派之一。其法脉源于印度佛教大成就者帝洛巴（ti lo pa，988—1098）、那若巴（na ro pa，1016—1100）和弥勒巴（Matripa），玛尔巴·却吉洛哲（mar pa chos kyi blo gros，1012—1097）和琼波南觉（khyung po rnal vbyor，990—1140）等藏族高僧多次赴印度，在那若巴和弥勒巴门下求法学经，返乡后传法，创立宗派。
噶举派支系繁多，初有玛尔巴噶举派、香巴噶举派和达布噶举派，前者渐渐衰微，唯后者兴隆发达，逐渐衍生出四大支系：噶玛噶举派、蔡巴噶举派、拔绒噶举派和帕主噶举派。至清代，蔡巴噶举派和拔绒噶举派相继衰微没落。近代以来噶举派传入不丹、锡金、尼泊尔、克什米尔和印度各地，建立寺院，发展僧团。
噶玛噶举派（karma bkav brgyud pa），噶举派四大支系之一，由都松钦巴（dus gsum mkhyen pa，1110—1193）高僧创立。都松钦巴于1157年在康区昌都噶玛地方创建噶玛拉顶寺（karma lha steng dgon，又称噶玛丹萨寺，karma gdan sa dgon），宣讲噶举派的教法仪轨和自己的佛学观见，遂建立达布噶举派中第一个独立门户的派别，并以寺名称呼其宗派，故产生噶玛噶举派之称谓；藏历第三绕迥土鸡年（1189），都松钦巴又在前藏堆垄德庆（stod lung sde chen）地方建造楚普寺（mtshur phur dgon），遂形成上下两座祖寺。嗣后楚普寺不断扩建，成为噶玛噶举派的祖庭。
噶玛噶举派是藏传佛教中第一个建立活佛转世制度的宗派，其先后产生几大活佛转世系统，主要有黑帽系活佛和红帽系活佛两大世系，在藏传佛教信徒中具有较强的宗教影响。
蔡巴噶举派（tshal pa bkav brgyud），噶举派四大支系之一，由达布拉杰再传大弟子香蔡巴·尊珠札（zhang tshal pa brtson vgrus grags，1123—1194）创立。1175年，香蔡巴·尊珠札得到吐蕃贵族后裔噶尔家族（噶尔·嘉威炯奈）的支持，在拉萨附近的蔡公堂地方创建蔡巴寺（tshal pa dgon），在此招生传教，遂形成蔡巴噶举派；1187年，又在蔡巴寺附近建造蔡公堂寺（tshal gung thang dgon），与蔡巴寺一起成为蔡巴噶举派的主寺。1268年，时任蔡巴寺住持的桑杰欧珠（sangs rgyas dngos grub）被元朝封为蔡巴万户长，蔡巴噶举派遂成为前藏一带政教合一的重要宗派之一。后来格鲁派兴起，将蔡巴寺和蔡公堂寺改宗格鲁派寺院，蔡巴噶举派便融入格鲁派。
拔绒噶举派（vbav rom bkav brgyud），噶举派四大支系之一，由达布拉杰的大弟子达玛旺秋（dar ma dbang phyug，约12世纪中叶人）创立。他在后藏（日喀则）昂仁地区建造一座寺院，命名拔绒寺（vbav rom dgon）。达玛旺秋就以该寺为传教中心，广收门徒，主要传授密宗大手印法和显宗大手印法，遂自成一系，取名为拔绒噶举派。达玛旺秋去世后，拔绒寺住持由其家族成员世系相承，结果拔绒噶举派随着该家族内部的不断纷争瓦解而渐归衰绝。后来在多康地区（今青海玉树州境内）尚有几座寺院传承拔绒噶举派的教法仪轨。
帕主噶举派（phag gruvi bkav brgyud），噶举派四大支系之一，其创始人是达布拉杰的四大著名弟子之一的帕莫主巴（phag mo grub pa，1110—1170）。对于他的家世和族系，史书中有各种说法。后世的帕主噶举派与朗氏家族相结合，政教双方都得以兴隆发达，至元末建立了政教合一的帕主第悉政权，成为萨迦派之后又一个掌控西藏地方政权的宗派。该派又是噶举派四大支系中对当时社会产生深远影响的一支宗派，在其内部衍生了相对独立的八个分支宗派：智贡噶举派、达隆噶举派、周巴噶举派、雅桑噶举派、绰浦噶举派、秀赛噶举派、耶巴噶举派和玛仓噶举派，遍布整个藏族地区。
智贡噶举派（vbri gung bkav brgyud pa），噶举派八小支系之一，由帕莫主巴大弟子仁钦贝（rin chen dpal，又名觉巴·久丹贡布，skyob pa vjig rten mgon po，1143—1217）创立。仁钦贝出生于西康丹玛地区（今四川甘孜州邓柯县），后来前往智贡地方，主持一座小寺庙。1179年，大兴土木，扩建小庙，取名智贡提寺（vbri gung mthil）。特别是仁钦贝在该寺开展了既严持佛法戒律、戒酒忌荤，又讲授独具特色的显密教法的宗教活动，很快智贡提寺成为一座拥有众多僧人的大僧院，遂形成一支新兴宗派，名为智贡噶举派。
达隆噶举派（stag lung bkav bgyud），噶举派八小支系之一，由帕莫主巴大弟子达隆塘巴·札西贝（stag lung thang pa bkra shes dpal，1142—1210）创立。他曾师从帕莫主巴修习帕主噶举派教法，1180年在达隆地方创建一座寺院，取名达隆寺（stag lung dgon）。达隆塘巴·扎西贝在此招收学僧，传授佛法，整肃教戒，使达隆寺僧众剧增，遂形成达隆噶举派。后来达隆塘巴·札西贝的再传弟子桑杰威（sangs rgyas vod,1251—1294）赴西康传法，在类乌齐地方创建类乌齐寺（ri bo che dgon）。达隆噶举派产生上下部两大主寺，其中达隆寺为上部主寺，称“雅塘寺”（yar thang dgon）；类乌齐寺为下部主寺，称“玛塘寺”（mar thang dgon）。两座寺院在其历史上各保持三四千名僧人。
周巴噶举派（vbrug pa bkav brgyud），噶举派八小支系之一，其创始人是帕莫主巴的大弟子林热·班玛多杰（gling ras pad ma rdo rje，1128—1188）。他曾周游藏族地区，为当地豪门显达讲经说法，晚年在那浦寺收徒传授亲自修证体验的密法，为建立周巴噶举派打下了教理基础。
最初林热·班玛多杰的嗣法弟子藏巴嘉热益西多杰（gtsang pa rgya ras ye shes rdo rje，1161—1211）在拉萨附近建造一座名为隆多寺（klong rdol dgon）的寺院，后在热隆地方建造热隆寺（ra lung dgon），接着又在拉萨西南的曲水地方建造了被称为“周寺”（vbrug dgon）的一座寺院。至此周巴噶举派正式形成。该派初期以周寺为主寺，后又以热隆寺为其主寺。以热隆寺为中心传承下来的教法，称为中周巴学派。
1241年，藏巴嘉热的弟子洛热巴·旺秋尊珠（lo ras pa dbang phyug brtson vgrus，1187—1250）创建噶波却隆寺（dkar po chos lung dgon），并以此寺为主要传教中心，培养了大批门徒，在各地建寺传法，建立了上周巴学派；约在1226年，藏巴嘉热的另一大弟子郭仓巴·贡布多杰（rgod tshang ba mgon po rdo rje，1139—1258）在协噶地方建造郭仓寺（rgod tshang dgon），收徒传法，培养了不少著名弟子，遂形成下周巴学派。周巴噶举派主要流传于不丹王国，寺院林立，信徒众多。
雅桑噶举派（gyav bzang bkav brgyud），噶举派八小支系之一，该派起源于格丹·益西僧格（skal ldan ye shes seng ge，?—1207）时期，正式创宗于却莫朗（chos smon lam，1169—1233）时期。格丹·益西僧格是帕莫主巴的大弟子之一，学成后创建索热寺（so ras dgon），收徒传法，其中却莫朗继承法嗣，1206年在山南雅桑地方创建雅桑寺（gyav bzang dgon），遂建立宗派，命名雅桑噶举派，并与当地世俗势力联合，被元朝授予雅桑万户封号。
绰浦噶举派（khro phu bkav brgyud），噶举派八小支系之一，由仁布切杰查（rin po che rgyal tsha，1118—1195）和贡丹热巴（kon ldan ras pa，1148—1217）兄弟创立。他俩均为帕莫主巴的弟子，学业有成后返回家乡，建寺传法，遂形成一支宗派。至14世纪中叶，趋于衰落。
秀赛噶举派（shug gseb bkav brgyud），噶举派八小支系之一，由帕莫主巴的弟子杰贡·慈臣僧格（tshul khrims blo gros，1144—1204）创立。他于1152年开始师从帕莫主巴学法；1181年在涅浦地方创建秀赛寺，遂形成宗派，即秀赛噶举派。后来，秀赛噶举派逐渐衰落消失。
耶巴噶举派（yel pa bkav brgyud），噶举派八小支系之一，由帕莫主巴的弟子益西孜巴（ye shes brtsegs pa）创立。益西孜巴创建耶浦寺，并收徒传法，遂形成一支小宗派，命名耶巴噶举派。益西孜巴的嗣法弟子在今青海省囊谦县境内建立达那寺，其法脉传承延续至今。
玛仓噶举派（smar tshang bkav brgyud），噶举派八小支系之一，又名玛巴噶举派，由帕莫主巴的弟子喜饶益西（shes rab ye shes）创立。喜饶益西出生于西康的玛雪地方，生卒年不详，曾赴西藏求法，后返回故乡创建雪寺，发展住寺僧众达两千人。后又建夏央寺，培养许多高僧，由此形成一支宗派，名为玛仓噶举派，又称玛巴噶举派。
萨迦派（sa skya pa），藏传佛教主要宗派之一。其法脉源于印度大成就者毕瓦巴（birlawpa），藏族译师卓弥·释迦益西（vbrog mi shwakya ye shes，993—1074）赴印度求法得到这一法脉传承，回藏后传授给昆·贡却杰布（vkhon dkon mchog rgyal po，1034—1102）；1073年，昆·贡却杰布建寺传法，创立萨迦派，推崇、阐扬和修持道果法（lam vbras）。后经贡噶宁布（kun dgav snying po，1092—1158）、索南孜摩（bsod nams rtse mo，1142—1182）、札巴坚赞（grags pa rgyal mtshan，1147—1216）、萨班·贡噶坚赞（kun dgav rgyal mtshan，1180—1251）和八思巴·罗哲坚赞（vgro mgon vphags pa blo gros rgyal mtshan，1235—1280），即萨迦五祖的不断发扬光大，该派势力在元朝时期达到鼎盛。自明朝始萎缩，至清代其政教事业已趋向衰落。萨迦派寺院遍布整个藏族地区，以萨迦寺（sa skya dgon，位于今西藏日喀则萨迦县城）为宗派祖庭和中心寺院。
萨迦派教主自创宗以来，实行家族世袭制。至元朝后期（1324）宗派内部又分离为细脱（gzhi thog）、仁钦岗（rin chen sgang）、拉康（lha khang）和迪却（dus mchod）四大拉章（bla brang），各领属民、土地与教权。到了明朝中期，前三个拉章世袭断绝，唯有迪却拉章独家掌控萨迦派的法王职权，其后迪却拉章又分成彭措颇章（phun tshogs）和卓玛颇章（sgrol ma）两家，由两家嫡系轮流担任法王一职，在名誉上统领萨迦派系，但实际上其号召力和掌控范围十分有限。
萨迦派历来学僧大德辈出，宗派内部形成诸多学派，既有显宗与密宗两大学派，又有多个密法传承。显宗方面，由雅楚·桑杰拜（gayg phrug sangs rje dpal，1350—1414）开创专门修学显宗义理之教规，其弟子荣敦·玛威僧格（rong ston smra bavi seng ge，1367—1449）成为该派发扬光大者。1435年，荣敦·玛威僧格在前藏彭波（vphan po）地方创建那烂陀寺（na len dra，位于今拉萨市林周县境内），建立系统研习显宗教理之教学机制，向僧众传授《释量论》（tshad ma rnam vgrel）、《现观庄严论》（mngon par rtogs pavi rgyan）、《中观》（dbu ma）、《俱舍论》（mngon pa mdzod）、《三律仪论》（sdom gsum rab tu dbye ba）等经论。那烂陀寺常住僧众维持在700—1000人，其中学有所成的高僧陆续在各地建寺传法。因而那烂陀寺拥有许多一脉相承的子寺，在藏传佛教界具有一定的影响力。
密宗方面，形成鄂尔（ngor lugs）、宗巴（rdzong lugs）和察尔（tshar lugs）三大法脉传承。其中，鄂尔系传承，由鄂·贡噶桑布（ngor kun dgav bzang po，1382—1456）建立。1429年，鄂·贡噶桑布在后藏日喀则的鄂尔（ngor）地方创建爱旺寺（Ae lwang chos ldan，位于今西藏日喀则地区康马县境内），专门传授萨迦派密法，从而建立鄂尔系密法传承。后世鄂尔系密法成为传播范围最广的萨迦派密法传承。在清代，以日喀则爱旺寺、德格贡庆寺（dgon chen）为代表。
宗巴系又有前宗巴系和后宗巴系之分。其法脉源于丹巴·索南坚赞（bstan pa bsod nams rgyal mtshan，1312—1375）高僧，后由宗巴·贡噶坚赞（rdzong pa kun dgav rgyal mtshan，1382—1446）高僧继承并极力推广，遂形成前宗巴系（rdzong ba snga rabs，或称沫舍系，mus srad pa）；此外，土敦·贡噶南杰（thu ston kun dgav rnam rgyal，1432—1496）于1464年在前藏创建贡噶多杰丹寺（gong dkar rdo rje gdan，意为金刚座寺，位于今西藏山南地区贡噶县境内），以此作为传教中心讲授宗巴系传承密法，并有所创新和发展，史称“后宗巴系”（rdzong ba phyi rabs），又称“贡噶系”（gong dkav ba）密法传承。
察尔系为萨迦派嫡系密法传承，并有耳传密法之称。由察钦法王·洛色嘉措（blo gsal rgya mtsho，1501—1561）建立，虽在教内外享有权威性，但其传播范围不及鄂尔系密法传承。清代以西藏日喀则的萨迦寺及其周边下属子寺为代表。
觉囊派（jo nang pa），藏传佛教主要宗派之一。其法脉源于后藏人裕摩·弥觉多杰（yu mo mi bskyod rdo rje，11世纪人）。此人首创藏传佛教中观“他空见”（gzhan stong）学说，其后传扬者络绎不绝，遂形成一个学派传承；传至第六传弟子贡邦·突杰尊哲（Kun Spangs Thugs Rje Brtson Vgrus，1243—1313）时期，将其学派发展成为拥有寺院实体的一支宗派，名“觉囊派”。之后，嗣法者相继出现了强桑·嘉瓦益西（byang sems rgyal ba ye shes，1257—1320）、凯尊·云丹嘉措（Mkhas Btsun Yon Tan Rgya Mtsho，1260—1327）、多朴巴·喜饶坚赞（Dol Po Ba Shes Rab Rgyal Mtshan，1292—1361）、洛咱瓦·罗哲拜（lo tsa ba blo gros dpal，1299—1353）、乔勒南杰（phyogs las rnam rgyal，1306—1386）、聂温·贡噶拜（nya dbon kun dgav dpal，1345—1439）、贡噶卓乔（kun dgav grol mchog，1507—1569）和多罗那他（da ra na tha，1575—1634）等著名人物。尤其是多罗那他，因为精通梵文，他同进藏的印度僧人交往频繁，并根据他们的口述资料撰写了《印度佛教史》（rgya gar chos vbyung），这部著作后来成为研究印度佛教历史的重要资料，在中印文化交流史上产生了广泛影响，已有汉文和英文等多语种译本；同时，多罗那他于1615年创建达旦丹却林寺（rtag brtag dam chos gling，位于今西藏日喀则地区拉孜县境内），从尼泊尔请来20名工匠雕塑绘画，这使该寺的佛像、壁画等被赋予了浓郁的尼泊尔或印度佛教艺术气息。
多罗那他之后，觉囊派由盛转衰。至清初觉囊派在前后藏地区（今西藏自治区境内）已销声匿迹。然而，觉囊派高僧在多康（mdo khams）局部地区（今四川与青海部分藏区）建寺弘法，使觉囊派的法脉传承始终没有中断，相沿至今。1425年，仲·热纳室利（drung rrna shri，1350—1435，又名噶西巴·仁钦拜，dkav bzhi pa rin chen dpal）遵照上师乔勒南杰的重托，在多康壤塘地方（vdzam thang，今四川省阿坝藏族自治州壤塘县境内）创建吉祥壤塘寺（dpal vdzam thang chos sde），传扬觉囊派的教法仪轨。后由其嗣法弟子却杰·嘉瓦桑布（chos rje rgyal ba bzang po，1419—1482）、策居·热纳格德（tshes bcu rrna kwirti）和阿盖·尼玛维塞（Aa rge nyi ma vod zer）等人，不断扩建寺宇，逐步形成却杰寺（chos rgyal dgon，又称壤塘寺）、策居寺（tshe bcu dgon，1456年建立）和藏哇寺（gtsang ba dgon，1730年建立）三足鼎立的寺院格局，并产生却杰（chos rje）、策居（tshes bcu）和藏哇（gtsang pa）等活佛转世系统。其中藏哇寺发展成为觉囊派直系法脉传承的中心寺院，其宗派影响不断扩大，在四川阿坝藏族自治州和青海果洛藏族自治州等周边地区产生许多下属支系寺院。至清代末期，觉囊派寺院已达30多座，主要分布在多康（mdo khams）局部地区。
藏传佛教各个宗派的生成发展又极不平衡。由于时间和空间上的偏差以及主客观条件之不同，有些宗派流行时间短暂，昙花一现，如香巴噶举派；有些宗派经改宗而融入他派，法脉藕断丝连，如噶当派、息解派；有些宗派则支脉繁盛，得以发扬光大，如达布噶举派。值得提出的是，中国历代王朝对藏传佛教各宗派所持立场或关注度有较大差异，元代推崇萨迦派高僧及其帝师，明朝青睐噶玛噶举派大宝法王世系，清代尊崇格鲁派及其活佛系统。故格鲁派在清代又进入一个发展鼎盛时期，流传范围不断扩大，不仅在藏族地区持续发展，而且兴盛于蒙古地区和内地不少地方，其影响波及广大区域和许多民族。藏传佛教在国内主要流传于藏族、蒙古族、土族、裕固族和纳西族等民族地区，在北京、山西五台山、河北承德等地区亦建有藏传佛教著名寺院；在国外主要传播于不丹、尼泊尔、印度、克什米尔、蒙古国、俄罗斯的布里亚特、卡尔梅克以及欧美等广大国家和地区。
二 文化内涵
藏族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藏族传统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又深受藏传佛教的影响。从内涵到外延，藏传佛教融入藏族人的整个生存方式或文化知识领域之中，如一个人的生命过程，即生、老、病、死四个人生关键阶段都要留下藏传佛教文化的印记。甚至藏传佛教在历史上曾承载着藏族文化的整个架构理论体系，即五明学（rig pavi gnas chen po lnga）或十明学科（rig pavi gnas chung ba bcu）。[1]而五明学或十明学科就是在藏传佛教寺院中培育或建构起来的藏族传统文化大系，寺院又作为藏传佛教文化的载体，它既是佛教文化的源泉，是保存传统文化的摇篮，又是研究和传播藏族文化的学府和基地，特别是各个寺院成为藏族传统文化的教育中心。如大型综合性寺院中的闻思学院（thos bsam gling），除了学习佛学理论外，还要研习逻辑哲学思想；时轮学院（dus vkhor graw tshang），除了修学藏传佛教密宗仪轨外，还要广泛学习天文历算、声明、诗词、梵文和藏文书法等文化知识；医药学院（sman pa graw tshang），又是专门研习藏医药学和培养藏医人才的学府。因此，藏传佛教所包含的文化内涵极为丰富和发达，不但在一定范围内同藏族传统文化水乳交融，而且在其中占有核心地位。因此，藏传佛教曾促进和推动了藏族地区的哲学、法律、道德、伦理、文学、艺术、建筑等的发展。
（一）
从狭义的角度来讲，五部大论（bkav pot chen po lnga）[2]是藏传佛教在理论层面上的文化体系。宗喀巴大师不仅富有创见性地将五部大论有机地建构在一个互动的理论框架之内，而且在寺院内建立了分门别类、高低分级的学科教育机制。根据五部大论的具体内容，制定先学摄类（bsdus graw），认为摄类或释量论是开启一切佛学知识之门的钥匙；其次为般若（shes phyin），认为般若学是佛教的教义原理；之后为中观（dbu ma），认为中观是建立佛学观见的理论基石；而后为俱舍论（mngon pa mdzod），认为俱舍论是领会小乘之因、道、果理论的权威经典；最后是戒律（vdul ba），认为戒律是了解和遵循佛教戒律学的历史和规则，以及如何修持和授受佛教戒律的经典理论。因而五部大论成为藏传佛教各大寺院学僧攻读的学科对象。
因明，既是藏传佛教五部大论之一，又是藏族五明学或十明学科的重要构成部分，无论在藏族文化史上还是在世界逻辑学上均有独特的学术价值，在藏传佛教中更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被誉为打开藏传佛教知识宝库大门的金钥匙。实际上，因明是一种具有工具性、功能性的学问。它是一种既能培养推理能力又可锻炼智力的学科，故称因明乃探求真理的方法论和知识论。从历史上看，藏传佛教学僧运用和发挥陈那（phyogs gling）的《集量论》（tshad ma kun btus，本论）和法称（chos grags）的《因明七论》（tshad ma sde bdun，释论）等因明学，破除印度外道四派思想，确立内道四派思想，最终达到建立中观应成派思想的宗旨。具体而言，因明在藏传佛教与其他一切外道之间如何“破”与“立”的立论过程中发挥“为破邪论，安立正道”的理论思维或思想武器作用。同时，因明在考取宗教学位中又是一种必备的答辩技巧方法。显而易见，因明不仅是藏族五明学或十明学科中不可或缺的部分，而且是学习其他学科至关重要的思维方法。所以，无论不同宗派，还是各个寺院，都比较一致地先学因明，认为因明是修学般若的眼目。
般若，既是藏传佛教五部大论之一，又是大乘佛教早期的重要佛学思想理论。般若是梵文的音译，意为“智慧”或“智度”。龙树（klu sgrub）菩萨的《大智度论》，其全称是“般若波罗蜜多”，在藏文中有两种写法：“phar phyin”或“shes phyin”。前者意为“到达涅槃之彼岸”，即“波罗蜜多”；后者意为“智度”，即“般若波罗蜜多”。般若学的根本经典为《般若经》（shes phyin），又名佛母（yum chen mo），认为诸佛之所以成就佛，主要借助于佛经，而佛经之要义和觉悟过程（缘起性空理论和如何修法成佛）源于般若经，故称般若经乃佛经之母或诸佛之母。也就是说，般若经是超凡脱俗的开悟大智能。认为般若为智慧，依凭般若智慧去探讨真理问题——真如、真谛，以及假有、性空等道理。所以，又说般若经是“空观”的抽象理论。值得强调的是，《般若经》的产生开创了大乘佛教，而大乘佛教又称菩萨乘。菩萨具有自觉、觉他、自利、利他的精神。菩萨所修的法门是六度（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和般若）。发菩提心、修六波罗蜜多，是大乘菩萨的主要特色。可见，促成大乘佛教兴起的原动力，则是般若思想，即六波罗蜜多。藏传佛教认为，弥勒（byams pa）的《现观庄严论》（mngon rtogs rgyan），则是《般若波罗蜜多经》的论义、教授或诀窍，是一部纲要性的《大品般若经》（yum chen mo）释，以“诸法无自性”的中观思想为主，兼采瑜伽观行及其次第。所以，藏传佛教将《现观庄严论》作为般若学纲要编入五部大论之一，成为认识佛教般若空智、成就佛陀果位在智慧上的主要内容。
中观，既是藏传佛教五部大论之一，又是佛教四大学说或学派之一，在整个佛教思想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它上穷阿含经（四圣谛）与般若思想（缘起性空），下开藏传佛教中观学说。因此，中观学说在藏传佛教中受到重视并被大力阐扬，而且，中观是修学般若的果实。值得提出的是，中观思想成为藏传佛教建立自己佛学观见的主要理论依据，认为修学中观的目的是要见道，是要得到清净的中观正见。也就是说，中观学说是阐明事物的根本规律，如果掌握了这个规律，就可以证悟空性，可以做到“无所住而生其心”，可以断除烦恼的根源。所以，藏传佛教将中观学说置于整个佛学体系的重要地位，尤其是后弘期内（11世纪）翻译了月称（zla ba grags pa）的有关中观学的主要论著，如《入中论》（dbu ma la vjug pa）等。从此，藏传佛教不仅将中观学经论完整地保存在藏文大藏经《丹珠尔》（bstan vgyur）部，而且树立了以月称中观学说为主的中观应成派的思想权威性。
俱舍论，其名称的含义，应以它的全称《阿毗达摩俱舍论》来解释，如“阿毗达摩”（mngon pa）是指可以现观的教法义理；其“俱舍”（mdzod）具有箧藏和宝库之义。无论是藏传佛教、汉传佛教，还是南传佛教，皆拥有经、律、论三藏，由经律论三藏构成了佛教各派完整的理论体系和实践方法。而《俱舍论》属于三藏中的论藏，归入《丹珠尔》部，是印度高僧大德对佛陀所讲的经律二藏所作的注疏或阐释，是对第一转法轮中所讲的“四圣谛”的进一步阐释。正如“小乘之见与行在《俱舍论》中讲说”。[3]可见，《俱舍论》在佛教三藏中成为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实际上，《俱舍论》是一部从小乘佛教过渡到大乘佛教阶段并在其中发挥桥梁作用的经论。从藏传佛教的立场看，《俱舍论》是一部以小乘佛教为主要内容的大乘佛教经论。因为藏传佛教不排斥小乘佛教的教义经典，如《戒律学》也以说一切有部的戒律经典为主要依据。所以，《俱舍论》作为五部大论之一，在藏传佛教中成为重要修学内容。
戒律学，是藏传佛教五部大论之一，又是佛教之根本、修法之基础，故在藏传佛教修学体系中占据主要地位。从历史的视域看，佛教之所以能够弘传起来，主要是依靠僧团组织及其戒律制度来保驾护航。僧团，又称僧伽、教团，由出家弟子和在家信徒组成。从严格意义上讲，出家弟子和在家信徒有所区别：第一，比丘（dge slong），20岁以上的出家男子，要受250多条戒律。第二，比丘尼（dge slong ma），20岁以上的出家女子，要受300—500条戒律。第三，沙弥（dge tshul），未满20岁的出家男子，要受约10条戒律。第四，沙弥尼（dge tshul ma），未满20岁的出家女子，要受约10条戒律。第五，式叉摩耶（bsnyen gnas ma），离成为比丘尼还差两年的未成年的出家女子，要受“六法”戒律。第六，优婆塞（dge bsnyen）或称居士，在家的男信徒，要受“三归五戒”之戒律。第七，优婆夷（dge bsnyen ma）或称女居士，在家的女信徒，要受“三归五戒”之戒律。简而言之，佛教七众之界别，是根据各自所受持的戒律而定。释迦牟尼涅槃之前，已为僧团七众完成了戒律的制定。在七众当中，比丘或比丘尼聚集达到一定的数量就可以组成僧团。出家五内众中，沙弥从属于比丘，式叉摩耶、沙弥尼从属于比丘尼；否则，他们不能自成独立的僧团。僧团以普度一切众生、使一切众生得到觉悟为目的。为了僧团的管理或使他们从事有规律的集体宗教生活，制定了规章制度，特别对不同信徒规定出必须遵守的各种戒律。戒律学由此建立起来。正如《五部遗教》（bkav thang sde lnga）所云：僧人是戒律的忠实实践者或维护者，故说僧人是佛法的基础，从而建立了许多僧伽组织。[4]
根据格鲁派的阐释，释迦牟尼开创的佛教正法，归根结底，是由教义理论和实践证验构成的，因而一切“教”（lung）的正法，则摄在经、律、论三藏之中；一切“证”（rtogs）的正法，又摄在戒、定、慧三学之中。为此，提倡三藏不可偏废，而三学又必须全面修习。也就是说，凡是立为佛教正法者，其见、修、行（lta sgom spyod）三者不可违背三藏教法；自心行持，也要随顺三学证法。同时，还要具备方便（thabs）智慧（shes rab）双运之道，以及空性大悲之觉悟。正因为有了如此的宗教见地，方令每个学僧力争做到对于经藏多闻深思，在大小乘的三学上认真修习；对于律藏也要尽力修习，通达戒、定二学；对于论藏也要不断研习，获取通晓诸法性相的智慧。
从佛学见、修、行的角度看，大乘之“见”在中观学和因明学中阐述或体现，而大乘之“行”则在般若学中阐述或体现；小乘之“见”和“行”都在《俱舍论》中阐述或体现；大小乘之共同戒律是在戒律学中阐述或体现；而大小乘之“修”则在“见”和“行”的阐释中涉足。所以，学习五部大论，将会明辨大小乘在见、修、行上出现的细微差异或不同观见；与此同时，有助于理解佛教四大宗派[5]中逐次升华的佛学思想。
所以，戒、定、慧三学在寺院教育中确立为必须遵循的三条修习佛法的途径，缺一不可，并制订出具体的教学方案。在戒律学方面，主要学习《律经》；在定学方面，重点学习《现观庄严论》；在慧学方面，主要学习《中论》、《因明学》、《俱舍论》。在寺院教育中之所以对佛教三学极为重视，自有其道理，认为三学中的戒律学是佛教的根本，是修法的基础；而定学是约束自心、避免散逸的途径；慧学就是增长智慧、不昧于解脱之道。故有无戒不定、无定不能生慧之说。
（二）
藏传佛教将佛教显宗与密宗有机地结合在一个互动的文化体系之中，这不仅有助于揭开大乘佛教甚深义理的奥妙，而且整合了佛教的理论体系，保持了理论与实践的逻辑联系。因此，藏传佛教学僧严格遵循无显宗理论不入佛教正道、无密宗实践不得佛教正果的宗旨，先学显宗理论，后修密宗实践。
从历史上看，藏传佛教修学内容形成八大体系。噶举派高僧贡珠·云丹嘉措（kong sprul yon tan rgya mtsho）指出八大修学体系分别是：①以宁玛派为代表的修学体系；②以新旧噶当派为代表的修学体系；③以萨迦派为代表的修学体系；④以玛尔巴噶举派为代表的修学体系；⑤以香巴噶举派为代表的修学体系；⑥以息解派为代表的修学体系；⑦以觉囊派为代表的修学体系（六支瑜伽及时轮金刚）；⑧以邬坚巴的金刚修法（rdo rje bsnyen sgrub）为主的修学体系。[6]然而，近现代以来，主要以新密系统格鲁派、萨迦派、噶举派、觉囊派和旧密系统宁玛派为藏传佛教不同修学体系之代表。
以格鲁派为代表的新派，将密宗修学体系建立在事续（bya rgyud）、行续（spyod rgyud）、瑜伽续（rnal vbyor gyi rgyud）和无上瑜伽续（bla med rnal vbyor gyi rgyud）即四续之上。宗喀巴大师在《密宗道次第广论》（sngags rim chen mo）中全面阐述了密宗四续的修习次第、仪轨方法、法器使用、本尊种类，以及密法传承和各派密典。后世密宗学僧基本上遵循宗喀巴的四续分类法。在事续、行续中主讲灌顶、律仪、承事、四支念诵等外在仪轨；瑜伽续中分述佛、金刚、宝生、莲花四部悉地修法；无上瑜伽续中解说四种灌顶等各类甚深仪轨及生起、圆满次第成就法。在无上瑜伽续中又建立父续（pha rgyud）、母续（ma rgyud）和无二续（ngo bo gnyis med kyi rgyud）三支密续传承。也就是说，格鲁派在无上瑜伽续之圆满次第中又分说父续、母续和无二续，以《密集》（gsang vdus）、《大威德》（vjigs byed）等代表父续，《胜乐》（bde mchog）、《喜金刚》（kyee rdor）等代表母续，《时轮金刚》（dus vkhor）等代表无二续。
萨迦派将密宗修学分为共法与不共法二类。共法有《金刚鬘》（rdo rje phreng ba）、《百种成就法》（sgrub thabs brgya rtsa）、《成就法海》（sgrub thabs rgya mtsho）、《纳唐百法》（snar thang chos brgya）等，可向教内外公开灌顶、开许并修持。在不共法中分说事续、行续、瑜伽续和无上瑜伽续。事续部有如来、莲花和金刚等三部共同的灌顶，以及每部各自的主尊、部主、佛母、顶髻、忿怒尊、忿怒女神、使者、财神等五十多种法类的灌顶、教授及开许；行续部有如来部的部主“文殊五尊”的灌顶及开许；瑜伽续部有《净化恶趣十二坛城》、《普明》（kun rigs）、《金刚手摧毁死主》等多种法类的灌顶、教授及开许；无上瑜伽续部，则包括父续、母续和无二续三类。父续以《密集》、《文殊金刚》、《观自在》等灌顶及传承为主；母续以《胜乐》、《金刚亥母》、《作明佛母五本尊》、《无量寿佛》、《大悲观自在》、《二十一度母》等灌顶及传承为主；无二续以《喜金刚》、《时轮金刚》、《无我佛母十五尊》、《宝帐护法》、《降魔金刚手》、《白智能母》等身语意之圆满灌顶及传承为主。
噶举派注重上师传承及密法的实修，“大手印法”（phyag rgya chen po）成为其独有的核心教法仪轨。所谓“大手印”并非指密法修持中之手结印契，乃为修持佛法取得成就、证悟和智能的一种象征，如自性、实相、菩提、法身、真如等。因此，“大手印法”涉及显密修行法。土观·洛桑却吉尼玛认为：显宗“大手印”，是就心体之上，专一而住，修无分别，令成住分；而密宗“大手印”，是指风息入住，融于中脉后所生之大乐光明，为无上瑜伽续中精要之法。[7]其修学体系繁杂，并有多种支分。主要有四种瑜伽法：①专一瑜伽（rtse gcig），专注内心，名为专注。它是一种初期修炼方法，能使修炼者心神凝聚，增强知觉的敏锐。②离戏瑜伽（spros bral），由悟内心离诸戏论，名为离戏论。以妙观察智为基础并通过内省分析，以不偏于空有以见实相的中道观想，达到明心见性、通达无上菩提为目的。③一味瑜伽（ro gcig），由悟心境一味，名为一味。以化心物为一元，为一整体，不可分离。以睡与梦为喻，认知一切幻想为心所示现。最终除去无明，恢复自性光明。④无修瑜伽（sgom med），由离有相而修，名为无修。这一密法是四瑜伽法中的最高阶段。修炼者如能进入这一阶段的修炼，所修之密法能够运用自如，可证得俱生大手印，达到无余涅槃之境界。
觉囊派认为，自体不空是如来藏（bde gshegs snying po），而如来藏是指法性、觉性、佛性，必须依靠六支瑜伽法（vbyor drug）来证验。因此，六支瑜伽法成为觉囊派的主要修行仪轨，每位觉囊派僧人都在各自的寺院闭关三年，专门修炼六支瑜伽法。六支瑜伽法分别为收摄（sor sdud）、禅定（bsam gtan）、受命（srog rtsol）、持气（vdzin pa）、集中（rjes dren）和三摩地（ting vdzin）。其中，“收摄”是把修炼者的心灵从外在尘世中收摄回来，完全地进入三空境界；“禅定”帮助修炼者将心灵提升到永恒喜悦宁静的境界；“受命”使修炼者将全身风息引入中脉，并运用宝瓶气将风息固定在中脉中，不让流向左右二脉，在静坐中得到自然的喜悦；“持气”也称持风，修炼此法修炼者能够调和神经系统，控制生命能量；“集中”又称随念，它使修炼者的心灵专注于一处并与宇宙连接，得到源源不断的能量；“三摩地”将修炼者的空色（身）与大乐（心）融成一味，并进入乐空双运的定境。
而唯宁玛派作为继承“旧密”传承的宗派，在藏传佛教诸多宗派中率先对释迦牟尼教法做出教相判释。整个佛法判为声闻（nyan thos）、独觉（rang rgyal）、菩萨（byang sems）、事续（kri ya）、行续（Au pa）、瑜伽续（yo ga）、生起摩诃瑜伽（bskyed pa ma ha yo ga）、教敕阿努瑜伽（lung Aa nu yo ga）和大圆满阿底瑜伽（rdzogs pa chen po Aa ti yo ga）共九乘，且从第一乘声闻起始直至第九乘大圆满阿底瑜伽，逐层升级，最后以获取大圆满法为至高无上之境界，从而构建了一种金字塔式的佛学或修学体系。在“九乘”（theg pa rim pa dgu）中既有小乘和大乘之别，又有显宗和密宗之分。譬如，声闻、独觉二乘为小乘佛教；菩萨、事续、行续、瑜伽续、生起摩诃瑜伽、教敕阿努瑜伽和大圆满阿底瑜伽即七乘属大乘佛教。而前三乘属于显宗，后六乘归于密宗；在密宗中又区分内外之别，即事续、行续、瑜伽续为外三续（乘），生起摩诃瑜伽、教敕阿努瑜伽、大圆满阿底瑜伽为内三续（乘）。也就是说，“九乘”中的声闻、独觉和菩萨三乘，构成佛教共同显宗教法体系；而事续、行续和瑜伽续三乘，构成外续修学体系，强调外在动作；生起摩诃瑜伽、教敕阿努瑜伽和大圆满阿底瑜伽（又称大瑜伽、无比瑜伽和无上瑜伽）三乘，构成内续修学体系，注重内在心与气的修炼。而“九乘”在修学体系或道次第上，先小乘后大乘，先显宗后密宗，在密宗中先密宗共法即外三续，后密宗不共法即内三续。在内三续中又推崇大圆满法，其中分前行与正行，正行中又分生起次第（bskyed rim）和圆满次第（rdzogs rim），在圆满次第中又分为乐空、明空和智能圆满次第。至于“大圆满法”（rdzogs pa chen po）的名称及其内涵意义，在《土观宗派源流》（thuvu bkan grub mthav）中有简明扼要的解释：“若释其字义，说现有世界，生死涅槃，所包含的一切诸法，悉在此灵明空寂之内，圆满无缺，故名圆满；再无较此更胜的解脱生死方便，故名为大。”[8]认为有情众生无始本生之清净心性，则为佛心或法性，人们可通过依法修行，使心体不受任何污染而置于空明之境界，获得“涅槃寂静”，实现“即身成佛”。可见，大圆满法作为宁玛派为之自豪的独特见修，它包含了深奥的理论见地和绝妙的修持方法。
藏传佛教各宗派在遵循佛教三藏、严守佛教戒律的基础上，建立各自的道次第学和教法仪轨，从而产生各派不同的密宗修学体系。可以认为，以上所述之四续（事续、行续、瑜伽续和无上瑜伽续）或六续（外三续与内三续），则是构建藏传佛教密宗整体修学体系之理论基础与实践方法，既为藏传佛教各派学僧提供了有章可循的宗教实践或体验路径，又在佛学研究领域有着很强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也就是说，藏传佛教在其发展过程中产生了许多相对独立的宗派。这些宗派之所以相对独立是因为它们不仅遵循着各自不同的密宗传承，而且在密宗实践上又形成各自的独特方法。在历史上，噶当派倡导“三士道”法，宁玛派推崇“大圆满”法，萨迦派重视“道果”法，噶举派专注“大手印”法，格鲁派强调“显密圆融”、“生圆次第”道，觉囊派执着于“六支瑜珈”法。各派不同的传承及独到的见修，则体现了藏传佛教密宗修学之多元一体化和丰富多样性。所以，藏传佛教各派无论在佛学建构还是在修学体系方面，均有相同之共性和不同之个性。
藏传佛教在诸多方面具有自己的文化特质。既有丰富系统的佛教经典或理论体系，又有严密深奥的实践修证次第。它拥有佛教完整的经、律、论三藏典籍，包括《甘珠尔》（bkav vgyur，经藏和律藏）和《丹珠尔》（bstan vgyur，论藏）在内的藏文《大藏经》，以及保存和传扬至今的数不胜数的藏外文献典籍，内容包罗万象，极其丰富，主要涵盖了藏族十明学科（rig gnas bcu，工艺学、医药学、声律学、正理学、佛教学、修辞学、辞藻学、韵律学、戏剧学和星象学），涉及佛学、哲学、逻辑、历史、文化、伦理、道德、地理、生态、文学、艺术、建筑、天文、历算和医学等人文社会科学和部分自然科学领域。
从教法义理来看，首先，藏传佛教将小乘（theg dman，上座部）、大乘（theg chen）和金刚乘（rdo rje theg pa，密宗）即佛教三乘或三大教理融会贯通，使其相辅相成，从而建构了藏传佛教既有戒律传承、系统教义、宗派见地，又有密宗传承、修学次第、成就境界等自成一体的理论体系和实践方法。其次，藏传佛教在佛学修习方面，不仅建立了集体经院教育和个体实践体验相结合的修学体系，而且采取了闻、思、修并重的独特的修学路径，先广闻博记，后深思熟虑，最后实践修炼，直至正确领悟佛法真谛。再次，藏传佛教提倡理论与实践相联系，高尚品德与渊博知识并重，宗教戒律与个人智慧相结合，利他行为与利己心怀相辅相成，从而达到一种修身、修学、修心的圆满境界；同时，藏传佛教将教法义理和个人修养作为正确认识或判断一切客观事物的理论与方法，特别是大乘佛教哲学派系中不左不右的中观见，更是被奉为识破世间万象（假象）的不变真理。最后，藏传佛教将大乘佛教中发扬的慈悲与智慧作为相互促进的双重条件，从而获取个体与集体的共同圆满，最终实现佛与众生完全一统的宗教理想；为了大大提升大乘佛教的利他精神，藏传佛教极力阐扬大乘佛教的菩提心和菩萨行。因此，藏族传统文化中贯穿着一种利乐一切众生的生存理念，藏族信徒的信仰目的首先是利他，而不是自利，更不局限于单一的民族而着眼于全人类；藏传佛教僧尼的追求不是个人的短暂的幸福，而是整个人类的永恒的安乐。尤其是藏传佛教以大慈悲心为方便法门，以性空见为智慧法门，两者相辅相成、互为依托或条件，从而开创了藏传佛教的实践成就和远大理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