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吐蕃佛教时期
吐蕃佛教时期，是指佛教在藏族地区传播和立足时期，亦是藏传佛教的形成时期，故史称藏传佛教“前弘期”（bstan pa snga dar），其标志是在吐蕃建立健全了供养佛、法、僧即佛教三宝的信仰体系，而且，经过长达两百年的生成发展，最终形成了藏传佛教这一佛教派系。这一时期，在吐蕃不但创建了一座座佛教寺院、发展了数量可观的僧尼队伍及僧团组织，还翻译了大量的佛教典籍，初次编纂了藏文《大藏经》，即《甘珠尔》部和《丹珠尔》部。与此同时，藏族广大民众逐渐接受并开始虔诚信仰外来佛教，吐蕃佛教便进入一个有序、正统发展的新纪元。
吐蕃历史，源远流长，丰富多彩，是藏族历史长河中至关重要的时期。这个时期，吐蕃人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在文化上承前启后，创造了前所未有的人类文明。他们创制先进的文字，追溯过去的历史记忆，撰述当时的社会经济形态，描述人们的文化生活风情，给后人遗留下深厚朴实的历史文献资源；同时，吐蕃人加强同周边国家、地区和不同族群之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交往，积极吸纳优秀的文化科技成果，从而建立结构完善、高度文明的吐蕃政治、经济、军事和法律制度，并对后世藏族地区的社会进步、经济发展和文化演进，均产生了深广的影响。
一 吐蕃时期的界定
根据史书记载，藏族的前身称吐蕃，古代曾以吐蕃王朝或吐蕃国而闻名于世，并被载入多种文字的史册。英语中的“Tibet”是指藏族或西藏，“Tibetan”是指藏族人或藏语言，这便是源于吐蕃（Bod）一词的音译而创造出来的新名词。吐蕃时期是藏族历史上一段至关重要的时期，一来当时吐蕃王朝顺应历史潮流，积极同周边国家、地区和民族交往，吸收他们的先进文化，推动吐蕃社会的全面发展；二来吐蕃王朝的兴盛时期又恰巧与唐朝大帝国是同一时代，这两个王朝是藏汉兄弟民族在祖国版图上分别建立起来的两个具有世界性影响的大朝代，它们在当时的亚洲大陆上发挥着重要作用。吐蕃王朝在开发和巩固祖国西南边陲、抵抗外来侵略，以及建设祖国西部地区的过程中做出过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
至于吐蕃时期的界定，现在学界存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我们可以将两种观点归纳为广义上的吐蕃时期和狭义上的吐蕃时期。广义上的时限，是从约公元前4世纪至公元9世纪，长达一千两百多年；狭义上的时限，是从七世纪至9世纪，仅有两百年。而广义上的时限是根据藏文古籍中的记述提出来的，认为吐蕃王朝是在公元前4世纪左右开始形成，即从公元前4世纪产生的第一位赞普（国王）聂赤赞普算起至公元846年遭刺杀的最后一位赞普朗达玛为止，吐蕃王朝相继产生了42位赞普，经历七赤天王（gnam gyi khri bdun）时期（聂赤赞普gnyav khri btsan po、穆赤赞普mu khri btsan po、定赤赞普ding khri btsan po、索赤赞普so khri btsan po、麦赤赞普mer khri btsan po、达赤赞普gdags khri btsan po和斯赤赞普srib khri btsan po七位赞普相继执政）、二中顶王（bar gyi steng gnyis）时期（智贡赞普gri gum btsan po、恰赤赞普bya khri btsan po两位赞普先后执政）、六勒地王（sa yi legs drug）时期（埃雪勒ae sho legs、戴雪勒de sho legs、特雪勒thi sho legs、果日勒go ru legs、仲西勒vbrong zhi legs、欧雪勒ai sho legs六位赞普相继执政）、八德水王（chu la sde brgyad）时期（萨南森德za nam zin lde、德赤南匈赞lde vphrul nam gzhng btsan、赛诺南德se snol gnam lde、赛诺普德se rnol po lde、德诺南sde snol nam、德诺普sde rnol po、德杰普sde rgyal po、德真赞lde sprin btsan八位赞普相继执政）、五赞王君（btsan lnga）时期（杰多日隆赞rgyal to ri long btsan、赤赞南khri btsan nam、赤札本赞khri sgra dpung btsan、赤托杰赞khri thog rje btsan、拉托脱日年赞lha tho tho ri gnyan btsan五位赞普相继执政），之后，相继由赤年桑赞（khri gnyan gzung btsan）、仲年第邬（vbrong gnyan ldevu）、达日年斯（stag ri gnyan gzigs，579—619）、囊日松赞（gnam ri srong btsan，601—629）、松赞干布（srong btsan sgam po，617—698）、贡日宫赞（gung ri gung btsan，638—655）、芒松茫赞（mang srong mang btsan，653—679）、都松芒布杰（vdus srong mang po rje，679—704）、赤德祖丹（khri lde gtsug brtan，692—755）、赤松德赞（khri srong ldevu btsan，742—797）、牟尼赞普（mu ne btsan po，760—798）、赤德松赞（khri lde srong btsan，764—815）、赤祖德赞（khri gtsug lde btsan，806—841）、朗达玛（glang-dar-ma,803—846）十四位赞普荣登吐蕃王位。
吐蕃王朝自公元7世纪初进入鼎盛时期，至公元9世纪中叶开始爆发内战，随后濒于全面崩溃，12世纪时已经不复存在。狭义上的时限是以吐蕃王朝进入鼎盛时期或扩张时期并正式修书纪事作为依据，故将吐蕃时期界定在公元7—9世纪，而这一界定正好与佛教正式传入吐蕃至发生灭法事件为止在时间上相吻合。因此，在此所探讨或描述的吐蕃佛教历史，是狭义上的吐蕃时期，即公元7—9世纪。
二 吐蕃人文社会
根据考古发掘，藏族的先民早在旧石器时代就劳动、生息在今日被称为“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与此同时，藏民族也有一种与自己息息相关的古老的传统宗教，这便是后来被称为“苯教”的藏族传统民族宗教。苯教的产生及其发展，实际上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而且苯教与藏族地区的地理环境以及人们的社会生活等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因此，为了大致弄清苯教这个古老的民族宗教的历史渊源和文化特质，在此首先对藏族远古社会作一粗略的介绍。
藏族古代史书《柱间史》（bkav chems ka khol ma）记载：“东、党、赛、莫，即四大宗族，是雪域藏地最早出现的人类。”[9]这四大宗族，也可称为四大氏族，但更准确的解释应为“四大姓氏”，因为迄今藏族诸多姓氏中仍有延续下来的上述“四大姓氏”。由此可得，这四大姓氏或宗族为藏族族源。但是藏文史籍中记载的这段时期的社会历史状况比较模糊，很难梳理清楚。之后，又经过漫长的岁月，藏族古代历史才逐渐有了比较清晰的轮廓，正如：“以后依次由玛桑九兄弟、二十五小邦、十二小邦或四十小邦统治。”[10]从这些不断变化更迭的统治者以及不断分化又重新合并的社会结构中可以看出藏族古代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和基本特点，同时又表明了当时的社会形态属于原始社会。
当藏族社会发展到一定文明阶段，藏族地区有了神灵观念，并出现众多神祇，诸如山神、水神、地神、天神等。依据有关藏文史料，藏族地区对神灵的崇拜，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末期，其具体情形已微茫难考。但藏族人的神灵观念基本上是随着藏族古代社会的不断进步而逐渐成熟的。特别是“万物有灵”观念曾迫使藏族初民虔诚地跪拜在他们看来具有巨大威慑力的各种神灵的脚下，因而他们献上自己力所能及的各种祭品，向诸神灵敬拜，向诸神灵祈祷，表示保佑、感谢和赎罪，并希望诸神灵能够一如既往地保护他们。藏文古籍《柱间史》记载：“赛·苯波、玛·苯波、东·苯波、奥·苯波等十二名有识之士正在祭献神灵。”[11]此乃约公元前4世纪藏族地区祭献神灵的情形，这十二名有识之士，即十二位苯波。当时的苯波相当于巫师或祭司，引文中“苯波”之前的字均为姓氏。值得一提的是，这里出现的“苯波”二字成为后来苯教名称的最初来历。依据大量有关藏文史料，以上十二名苯波既是当时总管一切精神文化的巫师，又为当时藏族十二小邦之行政酋长，是集巫师与酋长于一身的特殊人物。正如许多国家在各种时代曾存在过集祭司与帝王于一身的人物，他们具有半人半神或半神半人的性质。这种巫者为王和王者行巫，应当说是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中出现的具有普遍意义的一种社会文化现象。
藏族古代社会孕育出巫师兼酋长这一看似特殊的现象，并非偶然，它有着深厚的宗教思想基础和广阔的人文地理背景，是人类历史进程中产生的一种必然现象。随着藏族社会的进一步发展，约公元前4世纪藏族古代历史上的第一个王国及其赞普（国王）诞生了。他们的出现标志着藏族古代社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旧的分散的原始社会解体，新的统一的奴隶社会开始形成。然而，以前身兼酋长的巫师们却随着社会形态发生质变而失去了酋长地位。这是历史的发展所带来的冲击，也是神权和政权的分离。从此，这些失去酋长地位的巫师们便专司巫术活动，使巫术活动更具有宗教性。于是藏族古老的民族传统宗教，即苯教开始萌生。尽管初期的苯教显得十分幼稚，但它经过巫师们那神话般的渲染和极端神秘的宗教仪式，还是赢得了当时庶民百姓的高度依赖和虔诚信仰。
三 苯教的演进历史
苯教作为藏民族土生土长的民族传统宗教，自始至终伴随着吐蕃王朝的整个历史进程，并在其中发挥过重要文化功能，尤其对早期藏族社会的文明进步起到了推动作用。同样，在后期藏传佛教的形成过程中，由于苯教具有广泛的人民大众性和草根文化基础，也扮演了不可替代的重要角色。譬如，在藏传佛教中特别在宗教礼仪和护法神方面吸收了不少原本属于苯教的文化元素。
从历史的角度看，生根于藏族古代社会里的苯教，也经历了古代藏族人所经历的一切沧桑时空和演变过程，从最初的崇拜天、地、日、月、星辰、雷电、山川等自然现象的自然宗教，发展成为一个拥有众多富于哲理性的经文，以及系统化的教规仪礼的人为宗教。苯教的演进历史，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即多苯时期、恰苯时期和居苯时期。
多苯时期（brdol bon），实际上是苯教的萌芽阶段。此时期大约从藏族历史上出现的第一位国王聂赤赞普（约公元前4世纪）算起至第八代国王智贡赞普（约公元前2世纪）为止，这个时期在藏文史籍中被称为“七赤天王”的时代。至于多苯时期的宗教情形，在藏文正统典籍中是如此记载的：“不过当时的苯教，只有下方作征服鬼怪，上方作祭祀天神，中间作兴旺人家的法术而已，并没有出现苯教见地方面的说法。”[12]说明这个时期的苯教带有较原始的巫术性质，尚未形成自己的教理体系。
恰苯时期（vkhyar bon），大约从智贡赞普（约公元前2世纪）至松赞干布（公元7世纪）前后。这一时期是苯教发生质变的重要阶段，可谓大变革、大发展时期。智贡赞普“乃分从克什米尔、勃律、象雄三地请来三位苯教法师，举行超荐凶煞等宗教活动。其中一人依凭除灾巫术、修火神法，骑于鼓上游行虚空，发掘秘藏，还以鸟羽截铁等显示诸种法力；一人以色线、神言、活血等作占卜，以决祸福休咎；一人则善为死者除煞，镇压严厉，精通各种超荐亡灵之术”[13]。这就是智贡赞普在吐蕃宗教文化领域所采取的开明性措施，他引进周边地区的先进法术来改造或充实当时日益不适应社会发展的本土宗教（苯教）。自此苯教结束较原始稚嫩的宗教形态，便跨入拥有高超实践法术的新时期。
居苯时期（bsgyur bon），大约从赤松德赞时期（8世纪）开始，并经过了藏传佛教的前弘期和后弘期的整个历史进程。在藏文中“居”（bsgyur）字具有翻译、解释、编纂等多种意义，而“苯”（bon）字为苯教的缩写。故“居苯”全义应该为“被翻译过来的苯教”或“经过改造整理的苯教”。居苯时期，是苯教形成发展的第三个阶段。有学者将此时期又分为三个不同的阶段：
居苯者，分为三期。早期的居苯，传说有绿裙班智达者将邪法埋藏地下，自行掘出，杂入苯法而成此派的。中期居苯，当赤松德赞王时，曾下令苯教徒改信内教，其中有一位名叫杰维绛曲（rgyal bavi byang chub，意为圣菩提）的苯教徒，王遣其从仁钦乔学佛法，他在情理上根本不愿学，但又怕受到藏王的罚责，因此心怀恼恨，遂勾结部分苯教徒，将一些佛典，改译成为苯教的书，此事被赤松王知道了，王权传敕，若有擅改佛经为苯教书籍者杀而无赦。当时因为此事，被诛者甚众。苯教徒大为惊惧，乃将未译完的书籍，秘密藏在山岩之间，后将又从伏藏中掘出，遂名为苯教的伏藏法。后期的居苯，自从朗达玛灭佛以后，藏娘堆有一人名为贤古鲁迦，在卫地苯波的胜地达域卓拉，将大量佛经改为苯教经典。如《广品般若》改为《康勤》、《二万五千颂》改为《康琼》、《瑜伽师地抉择分》改为《苯经》、《五部大陀罗尼》改为《白黑等龙经》。别立各种不同的名相及诠释，标其异于佛教。这些经书埋藏在措昂哲邬琼的岩山下，后来又由他假作掘发伏藏的样子，将其掘出。贤古之后又有穷波苯教徒等，亦改窜了不少的佛经。这一早初中后期的翻译苯教名为巧噶，亦名为果苯。[14]
以上引文是藏族著名宗教学家土观·洛桑却吉尼玛对居苯时期的苯教所做的学术探究，迄今仍具有权威性，后辈学者一直沿用他的上述对居苯时期所作的具体分析和主要论断。
根据有关历史文献资料，土观·洛桑却吉尼玛对居苯时期所做的界定，总的来说是科学的，也符合历史事实，为我们准确掌握居苯时期的苯教提供了可靠的依据和合理的途径。但值得一提的是，对于居苯时期中分出的第一阶段尤其在时间上有待进一步推断，不少藏文史籍中都提到一名穿绿裙的学者曾发掘或整理苯教经典，并自成一系，独具特色。这是一种传说还是曾在苯教历史上发生过的真实情况，暂且不敢肯定。因为我们很难断定居苯是从一名身穿青色或绿色衣裳的班智达（大学者）发掘和整理苯教经典开始的。比较有把握的是，将居苯的开端确定在赤松德赞时期较为妥切，有许多资料可印证。
苯教作为藏族传统的民族宗教，在藏族地区有着深广的群众根基。由于自从公元8世纪开始，苯教一直是历代统治阶级特别是王权统治者打击的宗教对象，始终没有得到像藏传佛教一样兴旺发达的外部环境，所以，苯教失去了在藏族地区的核心地带建立金碧辉煌的苯教寺院的一切机遇，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苯教寺院，一般都在山区边远或偏僻地带。然而，苯教依然与藏族民间信仰发生着千丝万缕的渊源关系。
通过以上对藏族古代历史以及苯教的粗略追溯，我们大致了解了佛教未传入吐蕃前的社会文化背景以及苯教的来龙去脉。可以断言，苯教的不断发展或日臻成熟，为佛教正式传入吐蕃奠定了厚实的本土文化理论基础。虽然任何宗教皆具有排他性，但是要接受某一外来文化则必须以自己的传统文化作为参照系或消化系统。也就是说，只有在具备本民族自己的较高文化理论思维的前提下，容纳各种外来先进文化才成为可能，而当时唯有苯教充当藏族传统文化的理论架构和思维模式，从而拉开了本土文化（苯教）与外来文化（佛教）之间的既冲突又融合的漫长历史序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