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字慰亭，河南项城人，初为吴长庆[1]幕僚，后拜师张謇[2]，尔来有年，始终寂寂无声名。迨出使朝鲜，渐为人所侧目。洎小站练兵，则更被人交赞。其人有维新思想，“时与马相伯，眉叔，张季直等新进名流，上下其议论，故欲强中国，革腐政之心，袁氏实不在人后，又眼见朝鲜为日人从其手中夺去，经此刺激，其爱国之心，实亦强烈而真挚”[3]。以此袁氏先是厕身公车上书行列吁请救亡，后又参与强学会指陈时务，其言与行，自然赢得维新党人好感。值此危难之时，书生百无一用，袁世凯成为扶将倾之大厦、挽既倒之狂澜不二人选。
乃有康南海、谭嗣同秘密保荐，光绪于戊戌八月初一日召见袁世凯，特赏侍郎。初三日复召见，更宣上殷勤之意。要在以不次之拔，抚慰将才，以资后用，以备不测。
谭嗣同救上心切，初三日夕，径造袁所寓之京城西郊法华寺，两人交涉情形，启超有生动描述：谭嗣同“直诘袁曰：君谓皇上何如人也？袁曰：旷代之圣主也。君曰：天津阅兵之阴谋，君知之乎？袁曰：然，固有所闻。君（按：指谭嗣同）乃直出密诏示之曰：今日可以救我圣主者，唯在足下，足下欲救则救之。又以手自抚其颈曰：苟不欲救，请至颐和园首仆而杀仆，可以得富贵也。袁正色厉声曰：君以袁某为何如人哉？圣主乃吾辈所共事之主，仆与足下同受非常之遇，救护之责，非独足下，若有所教，仆固愿闻也。君曰：荣禄密谋，全在天津阅兵之举，足下及董、聂三军，皆受荣禄所节制，将挟兵力以行大事，虽然董、聂不足道也，天下健者唯有足下。若变起，足下以一军敌彼二军，保护圣主，复大权，清君侧，肃宫廷，指挥若定，不世之业也。袁曰：若皇上于阅兵时疾驰入仆营，传号令以诛奸贼，则仆必能从诸君子之后，竭死力以补救。君曰：荣禄遇足下素厚，足下何以待之？袁笑而不言。袁幕府某曰：荣贼并非推心待慰帅者，昔某公欲增慰帅兵，荣曰汉人未可假大兵权，盖向来不过笼络耳。……慰帅岂不知之。君乃曰：荣禄固操莽之才，绝世之雄，待之恐不易易。袁怒目视曰：若皇上在仆营，则诛荣禄如杀一狗耳。因相与言救上之条理甚详。袁曰：今营中枪弹火药皆在荣贼之手，而营哨各官亦多属旧人，事急矣，既定策，则仆须急归营，更选将官，而设法备贮弹药，则可也。乃丁宁而去。”[4]
初五日上午，练兵大臣袁侍郎赴宫门再受宸眷后，即乘火车返津。
连日来诡谲突变之情势，令袁氏心中惴惴焉。幕僚谓之曰：“光绪脆弱，廷臣将帅均为慈禧心腹，成败之数可以预知。与其助光绪而致祸，莫若附慈禧而取功名。”[5]
盖袁之为人机诈反覆巧饰，向不为人所察知，岂其不知皇上之无权？且篡废之谋将逞，皇上之位且不能保，又如他何？故虽受皇上大恩，却终不肯为皇上所用，更与贼臣逆谋，卖主自保。
荣禄得悉维新党人救上计划，星夜驰京，面奏慈禧太后。政变之祸遂成于是。
八月初六日，启超诣嗣同寓所，正相对坐议危局，有所擘画，忽闻慈禧太后入紫禁城，幽光绪于瀛台，宣布恢复训政，继闻南海会馆被查抄，令捕南海及与新政有重要关系诸人等。谭嗣同椎胸悲叹：“昔欲救皇上，既无可救。今欲救先生，亦无可救，吾已无事可办，唯待死期耳！虽然，天下事知其不可而为之，足下试入日本使馆谒伊藤氏请致电上海领事而救先生焉。”[6]其时，南海先生领光绪明诏、密谕，假督办《时务报》之名，已于初五日离京，暮抵塘沽，越明日搭英太古公司之重庆轮，惶惶去矣。
启超欲与嗣同偕入日本使馆，暂避其锋。嗣同以光绪旧臣自居，决死报主，不肯离去。无如何，启超急奔东交民巷日使馆。
谭嗣同竟日留寓所内，以待捕者。捕者既不至，则于明日，诣日本使馆，携所著书及诗文辞稿本数册家书一箧，托于启超，并力劝启超东游，曰：“海外华侨甚多，皆闽粤人，任公将来前往，可资运用。嗣同湖南人，言语不通，往海外毫无用处。又嗣同亲父，身为巡抚，嗣同若偷生，益重吾父之过；且嗣同已入军机，虽属小官，义当身殉。”[7]两人相与一抱，又拳拳相告曰：“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今南海之生死未可卜，程婴杵臼，月照西乡，吾与足下分任之。”[8]呜呼壮哉！之后，有日本志士多人殷殷劝嗣同东游，嗣同坚辞，曰：“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9]卒不去。及逮前，犹办两件事，一曰与坊间侠士相谋救光绪，一曰窃代乃父谭继洵[10]拟写“黜革忤逆子嗣同”奏片，俾其免于罪戾。呜呼！真乃忠孝两全，天地不为之免死，抑天地罪不可恕！
既而，谭嗣同、康广仁、杨深秀[11]、杨锐、刘光第、林旭六人先后被捕，八月十三日蒙难。翌日，奉朱谕，道及捕杀维新党人原委，言辞铿然，貌若金文石刻之不可易夺：“康有为实为叛逆之首，现已在逃。着各直省督抚一体严密查拿，极刑惩治。举人梁启超与康有为狼狈为奸，所著文字，语多狂谬，着一并严拿惩办。康有为之弟康广仁及御史杨深秀、军机章京谭嗣同、林旭、杨锐、刘光第等，实系与康有为结党，隐图煽惑。杨锐等每于召见时，欺蒙狂悖，密保匪人，实属同恶相济，罪大恶极，前经将各该犯革职拿交刑部讯究。旋有人奏，若稽延时日，恐有中变。朕熟思审处，该犯等情节较重，难逃法网，傥语多牵涉，恐致株累，是以未俟复奏，于昨日谕令将该犯等即行正法。此事为非常之变，附和奸党，均已明正典刑。”[12]
同、仁、旭、光、锐、秀血溅青史，后人称扬曰“戊戌六君子”。而当其时，六君子慷慨赴死之芳躅，亦实堪风百世、传千古。
若嗣同，既系于狱，乃啮血以书：“告我中国臣民，同兴义愤，剪除国贼，保全我圣上。嗣同生不能报国，死而为厉鬼，为海内义师之助。”[13]继而又题诗于狱壁：“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14]临刑，嗣同面不改色，且高声吟道：“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15]启超记之曰：“就义之日，观者万人，君慷慨神气不少变。时军机大臣刚毅监斩，君呼刚前曰：‘吾有一言！’刚去不听，乃从容就戮。呜呼烈矣！”[16]
若广仁，明于大道，达于生死，常与启超相语云：生亦三十，兄弟戚友年相若者，今死去可胜数哉！故常将此身与彼辈相较，乃知己之偷生有时，则于应做之事，将何所罣碍？其从容就义，固有所自也哉！启超记之曰：“既被逮之日，与同居二人程式穀、钱维骥同在狱中，言笑自若，高歌声出金石。程、钱等固不知密诏及救护之事，然闻令出西后，乃曰：‘我等必死矣。’君厉声曰：‘死亦何伤！汝年已二十余矣，我年已三十余矣，不犹愈于生数月而死、数岁而死者乎？且一刀而死，不犹愈于抱病岁月而死者乎？特恐我等未必死耳，死则中国之强在此矣，死又何伤哉？’……神气雍容，临节终不少变，呜呼烈矣！”[17]
若林旭，擅诗词，喜吟咏，然世变纷驰，国之丧亡日迫，恐堕于娱魂调性之嫌、玩物丧志之累，乃幡然戒诗，割尽旧习，从南海治义理经世之学，志气愈坚，及至大刑，曾不少逊其词色，视死如归。其妻沈静仪得噩耗，哭抢天地，欲亲赴京收拾遗骸，为家人所劝禁，乃仰药以殉。启超记之曰：“初荣禄尝为福州将军，雅好闽人，而君又沈文肃公之孙婿，才名藉甚，故荣颇欲罗致之。五月荣既至天津，乃招君入幕府。……荣禄之爱暾谷，致敬尽礼，一旦则悍然不问其罪否，骈而戮之，彼豺狼者岂复有爱根邪？”[18]
若刘光第，不苟言笑，志节崭然，素喜闭门读书，初不与时流名士通。迨保国会开，才翩然来会，谓时事艰危，当劬力国事，生死以之。不意求仁者得仁，裴村太息：“吾属死，正气尽！”闻者莫不挥泪。启超述之曰：“裴村临刑，其嗣子不过十四岁或十六岁，仓卒确知，别无法救；赶赴刑场向监斩官刚毅叩头流血，请代父死，不允。既斩，抱其父头而哭，立时沤血，半夜而死。……”[19]“孤臣孽子，哀动鬼神……中国有如此志士仁人而不兴，非天理也。”[20]
若杨锐，张之洞受业弟子，其性鲠直，尚名节，行谨密，最为张所亲厚，曾累欲荐之，乃避嫌门人故，转托湖南巡抚陈公宝箴举荐之，赏加四品卿衔。杨锐推服汉党锢之事状，欣慕明东林之行谊，自乙未和议成，益慷慨论时务，洞悉数十年来国脉之衰微、国事之窳败，端在于西后篡政，故尔久蓄裁抑吕武之志。至是奉诏谋救皇上，遂及于难。启超记之曰：“叔峤之接人发论，循循若处子，至其尚气节，明大义，立身不苟，见危授命，有古君子之风焉。”[21]
若杨深秀，当垂帘之伪命下，奸焰披猖，京师震悚，人且不能自保，莫或敢撄其锋，独杨君深秀挺身而出，抗疏诘问，伏请还政，遂就缚。狱中，题诗于壁十数章，耿耿之忠，拳拳之诚，日月可鉴。其一云：“久拼生死一毛轻，臣罪偏由积毁成。自晓龙逢非俊物，何尝虎会敢徒行。圣人岂有胸中气，下士空思身后名。缧绁到头真不怨，未知谁复请长缨。”[22]
启超记之曰：“八月初六之变，天地反常，日月异色，内外大小臣僚以数万计，下心低首，忍气吞声，无一敢怒之而敢言之者。而先生乃从容慷慨，以明大义于天下，宁不知其无益哉？以为凡有血气者固不可不尔也，呜呼！荆卿虽醢，暴嬴之魄已寒；敬业虽夷，牝朝之数随尽。仁人君子之立言行事，岂计成败乎？”[23]
注释
[1]吴长庆（1829—1884），字筱轩，安徽省庐江县人。淮军将领，与太平军作战。光绪八年，出兵朝鲜平叛。好读书，爱人才，时称儒将。
[2]张謇（1853—1926），字季直，号啬庵，祖籍江苏常熟，生于江苏省海门厅长乐镇（今海门市常乐镇）。清末状元，中国近代实业家、政治家、教育家，主张实业救国，被称为“状元实业家”。中国棉纺织领域早期开拓者，上海海洋大学创始人。著有《张季子九录》《张謇日记》《啬翁自订年谱》等。
[3]吴其昌：《梁任公先生别录拾遗》，吴其昌《梁启超传》，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114页。
[4]梁启超：《戊戌政变记·谭嗣同传》，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68—170页。
[5]窦宗一：《李鸿章年谱》，香港友联出版社1975年版，第382页。
[6]梁启超：《戊戌政变记·谭嗣同传》，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70页。
[7]超观：《记梁任公先生轶事》，吴其昌《梁启超传》，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104页。
[8]梁启超：《戊戌政变记·谭嗣同传》，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70页。
[9]梁启超：《戊戌政变记·谭嗣同传》，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70页。
[10]谭继洵（1823—1901），字子实，号敬甫，又号剑芙，湖南浏阳人。道光二十九年举人，咸丰十年进士，官至光禄大夫、湖北巡抚兼署湖广总督。因其子谭嗣同参与戊戌变法受株连罢官。
[11]杨深秀（1849—1898），号孴孴子，字漪村或仪村，山西闻喜人。光绪进士，授刑部主事，累迁郎中，后授山东道监察御史。戊戌政变中，不避艰危，援引古义，请慈禧撤帘归政，遂遇害，为“戊戌六君子”之一。著有《杨漪村侍御奏稿》《虚声堂诗抄》等。
[12]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4—95页。
[13]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00页。
[14]黄彰健著《戊戌变法史研究》中讲谭嗣同此诗曾被梁启超所篡改，其据《康梁演义》所录，该诗应是：“望门投趾怜张俭，直谏陈书愧杜根。手掷欧刀仰天笑，留将公罪后人论。”另外关于诗中“两昆仑”的含义，目前有各种不同解释：第一种说法是指康有为和大刀王五；第二种认为是王五和胡七；第三种解释为谭之二奴仆胡理臣和罗升，古语称奴仆为“昆仑奴”；第四种说法是指唐才常和王五。以上诸说有待进一步考证。本说明及文中引诗参见李喜所、元青《梁启超传》，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02页。
[15]蔡尚思等编：《谭嗣同全集》（上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87页。
[16]梁启超：《戊戌政变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70页。
[17]梁启超：《戊戌政变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50—151页。
[18]梁启超：《戊戌政变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61—163页。
[19]吴其昌：《梁启超传》，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91页。
[20]吴其昌：《梁任公先生别录拾遗》，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115—116页。
[21]梁启超：《戊戌政变记·杨锐传》，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59—160页。
[22]毛大风、王斯琴编：《近百年诗钞》，岳麓书社1999年版，第5页。
[23]梁启超：《戊戌政变记·杨深秀传》，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5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