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务报》声名鹊起时，汪穰卿与启超之间渐生嫌隙。
先是，穰卿与公度已有矛盾。穰卿为能广通声气，常应酬于外，公度恐其疏于兼办全局之事，因推吴铁樵[1]驻馆坐办。此为穰卿衔怨之一。又，《时务报》开办时，即有内部规条云，除报馆办事人员外，另举总董四人，责在拟定馆中规章制度，馆员须遵照执行。公度屡申此议。此为穰卿衔怨之二。有此二者，两人转相猜忌，进而穰卿遍腾书于各省同志，极尽诋排。未几，公度调署湖南盐法道并代理湖南按察使，赞助湘抚陈宝箴推行新政。两人相煎之急，暂得以纾缓。
启超始则从中斡旋，调和鼎鼐，期期以为《时务报》能领舆论界风骚，端赖同人携手努力，其苦分尝，其荣共享，傥若骤然分裂，宁不贻天下笑者！
既而启超与穰卿亦渐生扞格。
究其所由，殆于政治观念区以别也。曩者，启超痛砭时弊，指目腐吏，已大不慊于张之洞。张一面呵责梁狂悖，一面勒令湖湘官员禁止《时务报》传入，用杜逆言。汪康年与张之洞有僚属师友之谊，以是遥领旨意，时或删改启超文章。启超深衔之，曾谓汪诒年[2]：“顷见四十三册论中有承改正者数处，虽无关宏旨，然未见告，窃不自安。它日若竟是如此，令弟莫知所适从矣！”[3]时穰卿嫌忌南海，启超于另书中，忿忿之情略不掩饰：“启超之学实无一字不出于南海。前者变法之议（此虽天下人之公言，然弟之所以得闻此者，实由南海）未能征引（去年之不引者，以报之未销耳），已极不安。日为掠美之事，弟其何以为人？弟之为南海门人，天下所共闻矣。若以为见一康字，则随手丢去也，则见一梁字，其恶之亦当如是矣。闻南海而恶之，亦不过无识之人耳。”[4]久之，愤郁累结，与穰卿书，下笔断不及择言：“弟文虽劣下，而作文亦尚非难事，所以屡愆期无以应命者，窃以为为汪氏一人一家所开之生意，每月以百数十元雇我作若干文字，实所不甘耳！……而公等在上海歌筵舞座中，日日以排挤侮弄、谣诼挖苦南海先生为事。南海固不知有何仇于公等，而遭如此之形容刻画。然而，弟犹腼然为君家生意出死力，是亦狗彘之不如矣！”[5]
是年七八月间，有《经世报》创刊于杭州，《实学报》创刊于沪上，两报隐然与《时务报》相对垒。《经世报》（讠戋）（讠戋）其言，不足一论，而《实学报》似若要眇之说，能动守旧者之听，可夺貌新者之心，实足与《时务报》交锋。
呜呼，据乱世，外而他报围困，争握言柄，内而复分畛域，同室操戈，宁不令人悲矣夫！
以是，启超渐有去意。
适达县吴德潚[6]先生方暑钱塘县令。德潚博雅君子，乃向风慕义，拟于西湖畔专赁一屋，聘请英、法语教员各一人，伏启超于湖上，三年期成而后纵之。
若此懿行，颇合超意。日来，启超困于人事，曾自谓厌苦此间尘扰，欲携树园[7]、孺博及其弟仲策，遁于西湖，怡情东篱，并希望借此舒暇，学通西文，以图将来。会壮飞与闻此事，亦颇引为同调，以为筱村先生邀卓如去西湖读书，正可卸去繁务，一则有学，一则有养，毋乃幸乎！
启超逋世向学，久蓄此念。曾多次与乃师讨论：无学问，恶可言入世拯天下于倒悬！惜同学人才太少，未能广布长舌，大可入山数年，专以讲学授徒为事，迨同党志士学问长进，方可言救国，才可得任重。
彼时，启超所交游者，殆皆好佛学。先生自万木草堂时既受康师佛学讲义之启蒙，又尝谦抑曰宿根浅狭，不能多所受，故尔亦差强从其后，趻踔于短垣。
如其致夏穗卿书，谈及学佛情形：“超自夏间闻君说法，复次雁舟[8]，演述宗风，颇发大心，异于曩日。亦依君说，略集经论。苦为贼缚，无从解脱。贼念发时，悼君穷逼；善念发时，羡君自在。想自根浅，宿业未尽，故此今世，为佛所弃。唯别以来，颇守戒律，鬼神之运，久致太平。”[9]又致南海言：“近学算读史，又读内典（读《小乘经》得旧教颇多，又读《律论》），所见似视畴昔有进，归依佛法，甚至窃见吾教太平大同之学，皆婆罗旧教所有、佛吐弃不屑道者，觉平生所学失所凭依，奈何？”[10]
入佛既深，夏穗卿、谭复生倡率一种新诗体。所谓新诗体，乃挦撦新名词，采择佛家语，以标新立异是也。斯之为体，启超《汗漫录》曾论之曰：“时彦中能为诗人之诗而锐意欲造新国者，莫如黄公度。……夏穗卿、谭复生皆善选新语句，其语句则经子生涩语、佛典语、欧洲语杂用，颇错落可喜，然已不备诗家之资格。……吾既不能为诗，前年见穗卿、复生之作，辄欲效之，更不成字句。”[11]虽然，启超犹从诸君子之后学步一二，相约以非经典语不用，试如其诗，将三人比作“三蛙”，即恶世道之孔圣三教徒：
尘尘万法吾谁适？生也无涯知有涯。
大地混元兆螺蛤，千年道战起龙蛇。
秦新杀翳应阳厄，彼保兴亡识轨差。
我梦天门受天语，玄黄血海见三蛙。[12]
启超綦嗜此类诗之作，盖当时同侪诸公方沉醉于宗教，崇拜迷信之极故也。而其终厌之，则亦不俟言。其后启超回忆道：“此类之诗尚多，今不复能记忆矣。当时在祖国，无一哲理政法之书可读，吾党二三子号称得风气之先，而其思想之程度若此。今过而存之，岂唯吾党之影事，亦可见数年前学界之情状也。”[13]
洎启超禅意渐浓，欲息影问学时，公度等人飞翰，欲其赴湘出任湖南时务学堂中文总教习。
时务学堂为湖南名士王先谦葵园[14]等人所首倡，其人思想趋新、务实与泥旧相混缠，而要以维护腐学为己任。丙申冬，乃上书湖南巡抚陈宝箴，请设时务学堂。
陈抚未始知其本意，仅以“时务”二字逆料其命维新，故欣然允肯。然时务学堂之立，并未循葵园诸人之轨辙，却翻然成为湖南维新运动之中枢。“时义宁陈公为抚军，其子伯严[15]随侍，江建霞[16]、徐研父[17]先后督学，黄公度、陈臬，谭壮飞、熊秉三[18]、唐绂丞[19]以乡党之秀，左右其间，咸并力一致以提倡当时所谓新学。”[20]维新人才辐辏于此，一时称极盛。
筱村、公度二人为启超之出处问题，亦曾为数月激烈争论，启超于两难相权，终取赴湘，殆不愿抛撇同志耳！
去意已定，视之过往数月以来与穰卿之间争竞不稍让，反倒解颐：“我两人十年交情，天下共知。西人办事与交情截然分为二事，他日海上相见，杯酒言欢，毫无芥蒂，毫无嫌疑，想我兄亦必许之也。”[21]诚亦君子之交也。
南海闻启超将往湘，即来沪面商时务学堂教育方针。以超之意，学堂欲兼书院之长，若西文者，则用学堂之法教之；若专意中学不涉西文者，则用书院之法教之。至若汲引思想、牖发新知所持之宗旨略为：一是渐进法，二是急进法，三是立宪，四是种族革命。启超倾向急进革命。南海沉吟数日犹疑难决，虽然，亦终无异词。
十月间，启超收拾行装，与妻女依依惜别，偕中文教习韩文举、叶觉迈[22]、欧榘甲[23]等买舟西上。
“卓如初至之时，宾客盈门，款待优渥，学堂公宴。王益吾师、张雨珊[24]并谓须特加热闹，议于曾忠襄祠张宴唱戏，晋请各绅以陪之，其礼貌可谓周矣。”[25]
得知《时务报》总撰启超抵长沙，时务学堂、岳鹿书院、城南书院师生，乃至湖南官府要员纷纷前来，咸欲一睹启超风采。洵不为梁氏果何异才，实唯变法维新思想之激人心也。
注释
[1]吴樵（1865—1897），字铁樵，四川达县（今平昌县）人，1895年11月随父吴德潚由沪至京，与启超相识，曾赴北京强学会，与闻会事。启超曾崇之曰：“同志之中，求其志趣、聪慧、学行如铁樵者有几人？”
[2]汪诒年，字颂阁，浙江钱塘人，汪康年胞弟，协助经营管理汪康年所创办《时务报》《昌言报》和《中外日报》等中国早期近代化报纸。
[3]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5页。
[4]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5页。
[5]引自《汪穰卿先生师友手札》，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7页。
[6]吴德潚（1848—1900），字季清，又字筱村，别号双遣居士，晚年自号寄髯，四川达县白衣镇（今属平昌县）人。博极群书，精通佛理，与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汪康年、黄公度等至交。
[7]韩文举（1864—1944），字树园，号孔庵，又号扪虱谈虎客，广东番禺人。监生出身。1891年入广州万木草堂，师从康有为，曾协助康有为编著《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等。后任万木草堂学长，号长兴里十大弟子之一。后任湖南长沙时务学堂教习、澳门《知新报》撰述。戊戌政变后流亡日本，协助梁启超办《清议报》《新民丛报》和横滨大同学校。著作编为《树园先生遗集》。
[8]吴雁舟，字嘉瑞，湖南人，佛学大师。谭嗣同《金陵听说法诗》序中言：“吴雁舟嘉瑞为余学佛第一导师，杨仁山先生文会为第二导师，乃大会于金陵，说甚深微妙之义，得未曾有。”梁启超曾评论其：“雁舟学道之士，于内典持引颇熟。盖阿南多闻之流也，一时学子自无与其比者。”
[9]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9页。
[10]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9页。
[11]夏晓虹编：《梁启超文选》（上），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第389页。
[12]汪松涛编注、梁鉴江审订：《梁启超诗词全注》，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2页。
[13]梁启超：《饮冰室诗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50页。
[14]王先谦（1842—1917），字益吾，因宅名葵园，学人称为葵园先生，长沙人。著名湘绅领袖、学界泰斗，曾任国子监祭酒、江苏学政，湖南岳麓、城南书院山长，反对维新变法。治学重考据、校勘，荟集群言，著有《后汉书集解》《庄子集解》等。
[15]陈三立（1853—1937），字伯严，号散原，江西义宁人，陈宝箴长子，当年与谭延闿、谭嗣同并称“湖湘三公子”；与谭嗣同、徐仁铸、陶菊存并称“维新四公子”；被誉为中国最后一位传统诗人。历任吏部行走、主事。1898年戊戌政变后，与父亲陈宝箴一起被革职。
[16]江标（1860—1899），字建霞，一作蒹葭，号师郧，一号苫誃、萱圃，又号师许。江苏元和（今苏州）人。光绪十五年进士，官翰林院编修。光绪二十年参加强学会，出任湖南学政，毅然以变土风、开辟新治为己任。光绪二十三年，刊《湘学报》，组织南学会，受到王先谦攻击。
[17]徐研父（1863—1900），名仁铸，号缦愔，字研甫，又字砚父，江苏宜兴人，徐致靖长子。时以编修视学湖南。工诗，著有《涵斋遗稿》，传于世。
[18]熊希龄（1870—1937），字秉三，湖南凤凰人。官翰林院庶吉士，时回湘助陈宝箴推行新政，任时务学堂提调，也是《湘报》和南学会之发起人，戊戌政变后被革职，后得湖南巡抚赵尔巽提携，任职东北，有理财能手之称。为君主立宪派和进步党首脑。1913年出任国务总理。
[19]唐才常（1867—1900），字绂丞，亦字佛尘，又字伯忠，湖南浏阳人。1897年4月《湘学报》创办，任撰述，旋又与谭嗣同、熊希龄等办《湘报》，鼓吹变法维新。戊戌变法失败后，亡命日本。1899年冬，与康、梁在日本决议于长江沿岸各省起兵勤王。1900年8月，其所统自立军正欲于武汉发难前夕，被张之洞捕获杀害。
[20]梁启超：《石醉六藏江建霞遗墨》，夏晓虹编《梁启超文选》（上），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第369页。
[21]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8页。
[22]叶觉迈（1871—1954），字觉迈，名湘南，号仲远，广东东莞人。为万木草堂学生，曾游日本，光绪二十三年随梁启超至湖南，为时务学堂分教习。
[23]欧榘甲，字云樵，广东归善人，康门弟子。持论激烈，行文高古。著有《新广东》。
[24]张祖同（1835—1905），字雨珊，号词缘，长沙人。同治壬戌举人。专攻于词，为晚清湖湘词群代表人物，主张“托兴微渺，寄怀忠爱，意内言外，耐人泳思”。著有《湘雨楼词钞》。
[25]熊希龄：《上陈右铭中丞书》，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