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甫莅长沙，即劬劳于繁剧，手定《湖南时务学堂学约》十章，曰立志，曰养心，曰治身，曰读书，曰穷理，曰学文，曰乐群，曰摄生，曰经世，曰传教，大抵以万木草堂章程为楷式，稍加修饬而后成。
彼时，国中教育多行以书院制，时务学堂实为新式学校之嚆矢。然则如何施行，启超亦茫然莫知所措，唯试以讲授，又日令诸生阅读指定书目及体裁怪特之报章，并作札记，师长批答指导，师生相与坐论。其所蹈履，大体若时务学堂学约：“凡学者每人设札记一册，分‘专精’‘涉猎’二门。每日必就所读之书，登新义数则。其有疑义，则书而纳之待问匦以待条答焉。……每刚日，由教习随举西书格致浅理，或目前事理数条以问之，使精思以对。……每柔日，由教习随举各报所记近事一二条，问诸生以办法，使各抒所见（皆以笔谈）。……每月以数日为同学会讲之期，诸生各出其札记册，在堂互观。或有所问，而互相批答。上下议论，各出心得，其益无穷，凡会讲以教习监之。”[1]
启超总教时务学堂，颇醉心于民权革命论，日夕鼓吹之不足，又于札记批语中腾呼之，其痛斥历代君主，谓，漫漫史乘，所谓明君，寥若晨星，余则殆皆民贼，而远古时期，君可以选臣，臣可以择君，迄于秦，皇权日尊，臣自况一姓之家奴，以君之是为是，以君之非为非，莫不以“缄默阿谀为能，奴颜卑膝以容悦于其君，其‘名节’二字扫地尽矣”[2]。对于暴君之残虐行为，其掊击更不稍假借：“屠城、屠邑皆后世民贼之所为，读《扬州十日记》尤令人发指眦裂。故知此杀戮世界非急以公法维之，人类或几乎息矣。”[3]
时务学堂首批学生四十人，受教启超诸人之讲授和批答，如草之加于大风，如野之沃于洪流，课堂气氛异常活跃。学生李炳寰[4]云：“我们求学所为何事？但求起衰振敝，上利于国，下泽于民耳。”学生林圭[5]云：“朝廷纲纪败坏，达于极点……吾人今日求学，应以挽救国家为第一要义。”学生蔡锷[6]云：“我们求学，是为了探孔教之精蕴，以匡济时艰。”[7]不仅如此，时务学堂数生徒犹将所学所悟，著为文章，寄与《湘报》发表，进一步鼓吹民权、平等及变法维新思想。
启超每每忆及于此，都历历若在目，心中澎湃不能已：“每日在讲堂四小时，夜则批答诸生札记，每条或至千言，往往夜不能寐。所言皆当时一派之民约论，又多言清代故实，胪举失政，盛倡革命。其论学术，则论荀卿以下汉、唐、宋、明、清学者，掊击无完肤。时学生皆住舍，不与外通，堂内空气日日激变，外间莫或知之。及年假，诸生归省，出札记示亲友，全湘大哗。先是嗣同、才常等设南学会聚讲，又设《湘报》《湘学报》，所言虽不如学堂中激烈，实阴相策应，又窃印《明夷待访录》《扬州十日记》等书，加以案语，秘密分布，传播革命思想，信奉者日众，于是湖南新旧派大哄。”[8]
《明夷待访录》为明末清初黄宗羲所著，其主旨凝意于批判封建专制制度，颂说天下为主君为客启蒙思想；《扬州十日记》，为王秀楚所撰，记载清军南下扬州屠城惨况，直刺清朝圣主之残暴血腥。两书印行数万册，流布湘省，不啻油中投烛，沸水扬汤。
维新思想之传播如火如荼，实为守旧派所不能容，王先谦、张雨珊、叶德辉[9]等人诋诬梁启超等伤风败俗，志在谋逆，继斥南学会、《湘报》，背叛圣教，败灭伦常。苏舆[10]更辑《翼教丛编》，胪列康有为所著书、启超所批学生杞记，及时务、湘学诸报论文，遍加毁谤。其言曰：自梁氏主讲时务学堂以来，“张其师说，一时衣冠之伦，罔顾名义，奉为教宗，其言以康之《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为主，而平等民权、孔子纪年诸谬说辅之。伪六经，灭圣经也；托改制，乱成宪也；倡平等，堕纲常也；伸民权，无君上也；孔子纪年，欲人不知有本朝也”[11]。而谭嗣同等人则“乘风扬波，肆其篁鼓。学子身无主宰，不知其阴行邪说，反以为时务实然，丧其本真，争相趋赴，语言悖乱，有如中狂，始自会城，浸及旁郡”[12]。或攻之曰，梁氏狂悖，违伦常，污圣教，惑人心，“吾湘若仍听其主讲时务学堂，是不啻聚百十俊秀，焚而坑之”[13]。既乃渠辈撺掇省内乡绅，煽惑岳麓、城南、求忠三书院学生，噪聚省城学宫，商定所谓《湘省学约》，期以约束士人言行，抑遏新思想传播。同时具文《湘绅公呈》，声请陈抚严饬时务学堂。至其极者，哄散南学会，殴打《湘报》主笔，谋毁时务学堂。
守旧势力之哄腾，一时呈乌云摧城之势，王先谦、叶德辉等人屡遣人诣京参劾，又以时务学堂所用课本为叛逆铁证，力请于湖广总督张之洞，曰此所谓时务学堂者，实革命造反之巢穴。幸赖右铭先已得闻，差人夜告启超，速换课本，爰化即刻之灾变。学堂提调熊希龄，迫于压力，唯辞退分教习韩文举、叶觉迈、欧榘甲，以暂挽危局。
时江标为湖南学政，整顿校经书院，增设史地、算学等学科，并恳言于学子，中国前途危矣，读书人不可耽于八股试帖，求取科举功名逞一己之私；又刊发《湘学报》，组织南学会。南学会者，“将合南部诸省志士，联为一起；相与讲爱国之理，求救亡之法；而先从湖南一省办起，盖实兼‘学会’与‘地方议会’之规模焉。地方有事，公议而行；此‘议会’之意也。每七日大集众而讲学，演说万国大势及政学原理；此‘学会’之意也”[14]。
江学于湖南新政与有功焉，然则事必遭王先谦等人攻诘。既而受代去。舣舟待发，江标君建霞过时务学堂与启超别，忽见超处有一菊花砚，并有谭壮飞为之铭，铭曰：“空华了无真实相，用造莂偈起众信。任公之研佛尘赠，两公石交我作证。”[15]
菊花砚为唐绂丞所赠，江标睹之，慨然自许曰：“此铭之镌刻，岂可委诸石工，能此唯我尔，我权且多留一日，了此因缘！”之后多年，启超于凡回首，惜别场景，都历历若在目：江标“遽归舟，脱冠服，向夕，褐裘抱一猫至，且奏刀且侃侃谈当世事，又泛滥文艺，间以诙谑。夜分，余等送之舟中，剪烛观所为日记，忽忽将曙，建霞转相送于江岸。朦朦黄月，与太白残焰相偎煦，则吾侪别时矣。自尔竞不复相见。”[16]启超每念及于斯，辄凄咽：“戊戌去国之际，所藏书籍及著述旧稿悉散佚，顾无甚可留恋，数年来所出入于梦魂者，唯一菊花砚。……今赠者、铭者、刻者皆已没矣，而此砚复飞沉尘海，消息杳然，恐今生未必有合并时也”。[17]
湖南新政固其遭受重挫，然则维新思想却渐滋深入人心，诚如启超所描述：“自时务学堂、南学会等既开后，湖南民智骤开，士气大昌，各县州府私立学校纷纷并起，小学会尤盛。人人皆能言政治之公理，以爱国相砥砺，以救亡为己任，其英俊沉毅之才，遍地皆是。其人皆在二三十岁之间，无科第，无官阶，声名未显著者，而其数不可算计者。自此以往，虽守旧者日事遏抑，然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湖南之士之志不可夺矣。”[18]
征之后史，时务学堂首批学生四十人中，有五分之二先后奔走革命，或饮刀为快，或振名开国。庚子汉口之役，唐才常率林圭、李炳寰、田邦璿[19]、蔡钟浩[20]、傅慈祥[21]等人，联合会党，举义兵勤王，蹈袭戊戌六君子血迹，碎首成仁于悍臣张之洞手，世称“庚子六君子”，时务学堂学生居其半。乃如蔡锷，时务学堂中年纪最轻者，却成反袁护国元勋，再如范源濂[22]，终身致力于教育事业；又如蒋方震[23]，成就军事理论长才美名，等等。
注释
[1]引自《湖南时务学堂学约》，吴其昌《梁启超传》，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44页。
[2]李华兴、吴嘉勋编：《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65页。
[3]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二）戊戌变法》，神州国光社1953年版，第548页。
[4]李炳寰（1877—1900），字虎村，一作虎生，湖南慈利县人。清光绪二十三年入时务学堂学习。1899年夏，梁启超在日本东京创办大同高等学校，招原时务学堂流冗学生入学，他与唐才质、林圭、田邦璿等先后前往就读。1900年唐才常在上海组织自立会，李炳寰离日回国，任自立军中军文案，办理总机关文牍事务。自立军起义失败后，8月23日与唐才常、林圭等同时遇害。
[5]林圭（1875—1900），字述唐，号悟庵，长沙府湘阴人。1898年入长沙时务学堂，戊戌政变后留学日本，倡革命实行主义。1900年与唐才常在汉口设立自立军秘密机关，联络长江各省会党，运动防军，参与组织自立军第七军，任中军统。事泄，8月23日与唐才常等遇害。
[6]蔡锷（1882—1916），原名艮寅，字松坡，湖南宝庆（今洞口县）人。16岁考入长沙时务学堂，为年龄最轻者。1902年，考入东京陆军士官学校，与同学蒋方震、张孝准，并称为“中国士官三杰”。一生概为两件大事：一件是辛亥革命时期在云南领导新军起义，一件是四年后反对袁世凯称帝领导护国军起义。遗著编为《蔡松坡集》。
[7]《唐才常和时务学堂》，《湖南历史资料》1958年第3期。转引自李喜所、元青《梁启超传》，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51页。
[8]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85页。
[9]叶德辉（1864—1927），字奂彬，号直山，别号郋园，湖南湘潭人。光绪十八年进士，授吏部主事，不久即乞养归乡。精于版本目录学，并以此闻名乡里。政治思想保守，反对变法，辑录《觉迷要录》4卷。
[10]苏舆（1874—1914），字嘉瑞，号厚庵，湖南平江人。幼年随父读书，补县学生员，稍长，入长沙湘水校经堂肄习，又从王先谦受学，为王氏得意门生。政治上保守，为湖南当时反对新政最力者之一。著有《春秋繁露义证》《校定晏子春秋》等。
[11]引自《翼教丛编》序言，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8页。
[12]《湘绅公呈》，《翼教丛编》卷五，台北文海出版社1971年版。转引自李喜所、元青《梁启超传》，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51页。
[13]苏舆：《翼教丛编》卷六《宾凤阳与叶吏部书》，转引自董方奎《旷世奇才梁启超》，武汉出版社1997年版，第46页。
[14]《谭嗣同传》，吴其昌《梁启超传》，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49页。
[15]梁启超：《石醉六藏江建霞遗墨》，夏晓虹编《梁启超文选》（上），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第369页。
[16]梁启超：《石醉六藏江建霞遗墨》，夏晓虹编《梁启超文选》（上），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第369页。
[17]梁启超：《饮冰室诗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2页。
[18]梁启超：《戊戌政变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27—228页。
[19]田邦璿（？—1900），字伯玑、均一，湖南慈利人。光绪二十四年春考入长沙时务学堂，1899年7月赴日本东京大同高等学校留学，同年10月，应唐才常之邀回国参加发动自立军起义。1900年8月23日，汉口自立军总机关被清廷破获被捕，在武昌紫阳湖就义。善诗词，著有《过庭剩影》。
[20]蔡钟浩（1877—1900），字树珊，湖南武陵（今常德）人。光绪二十四年春入长沙时务学堂，师事梁启超、唐才常，参与湖南维新变法，事败后留学日本。庚子年，唐才常自立军起义，回常德运动响应。未几，汉口自立军总机关被破获，湖南大兴党狱，陷敌手，就义于长沙。
[21]傅慈祥（1872—1900），原名元臣，字良弼，湖北潜江人。1894年肄业武昌两湖书院，1898年赴日留学，临行前与妻留言：“吾已以身许国。吾知汝贤孝，善视翁姑子女可也。”参加自立军起义被捕殉难。遗著有《南斋诗文集》。
[22]范源濂（1875—1927），字静生，湖南省湘阴县人。早年就学于长沙时务学堂。戊戌变法失败后流亡日本，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学习。清光绪三十一年回国，在北京任学部主事，并创办法律学校和殖边学堂。辛亥革命后，曾任教育部次长、中华书局总编辑部部长、北洋政府教育总长。历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中华教育文化基金委员会董事长、南开大学董事、北京图书馆代理馆长。
[23]蒋方震（1882—1938），字百里，晚号澹宁，笔名飞生、余一，浙江海宁人。为时务学堂学生。1901年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留学。1906年留学德国。回国先后任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校长及代理陆军大学校长。有军事论著集《国防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