倓虚法师称“放下”为佛教本旨。然而，综观古今中外，凡有成就者，莫不“放不下”。不仅“放不下”，还“矢志不渝”“执迷不悟”。如果说“放下”是一种解脱烦恼、超尘拔俗的人生态度，那么，“执着”则是成就事业的通则。我不知永生兄是否能够在生活中放得下，却知他求学问道，执着非凡。常言道“有志者，事竟成”，我以为，永生兄可谓一范例。
因缘际会，我与永生兄数年前相识。先是读过他的一些文学作品，继而也读了他的个别哲学、美学文章，其间，对他的人生经历也有了些许了解。
永生兄原本喜爱文学，对于更为抽象的哲学研究，则始于对事物深处之“所以然”的求知欲。据他自己说，初学哲学时，只是一人独自摸索，求索良苦，用功极多，但因驳杂无序，“术无专攻”而难以登堂入室。他也曾一度为此而苦恼与失落。但他凭着一种“精卫填海”般的执着劲头，咬紧牙关，一步一顿，奋力前行，终于转型成功，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也回归了自己原初的身份。单从求学、求知的轨迹来看，他完结了“由博转约、由约入博”的首轮递进，由学士时的汉语言文学科目，转徙硕士时的外国哲学，终复归了博士时的文艺学和博士后时的中国现当代文学。
追索永生兄的求知历程，可圈可点之处甚多，但有两点特别值得称道。一是执着不辍、持之以恒，这虽是事业成功的通则，但在永生兄身上体现得尤为突出。二是由博而约，既专又博的治学路径，即始于驳杂，逐步收缩视野，凝聚研究方向，聚拢在某个理论原点，掘进剔抉，继而又发散辐射开去，纵横开阖，建构出一个博大的系统。
案几上摆着的文稿清样是永生兄的第四部书稿。每部书稿都至少是“五年磨一剑”。该书是永生兄主持的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重点项目“斯蒂芬·格林布莱特文化诗学思想研究”的结项成果。论著以新历史主义视域中格林布莱特的文化诗学批评观为研究个案，结合格林布莱特的具象化批评实践活动，通过重点分析他的经典性论断和代表性论著，逐步演绎出其批评思想的来龙去脉和精髓要旨，目的在于从理论的源头上厘清与把握文化诗学批评观的学理思路和实践走向，揭示其“文化的主体性”与“主体性的文化”，“历史文本化”与“文本历史化”，“权力话语化”与“话语权力化”等多重互文批评范畴的文化品格、历史语境和政治内涵。与此同时，重估和重构新历史主义与文化诗学批评流派的发展脉络与理论框架，并开诚布公、实事求是地阐明其理论价值与历史局限，对中国文化诗学批评理论的当代阐释和主体重建无疑具有重要的认识论启示价值和历史观映鉴意义。
该书力图比较系统地清点和研读以历史语境、文化塑造与政治解读为主轴的多种新历史主义与文化诗学著作和相关文本阐释典籍，从格林布莱特创立的新历史主义“新史学”观介入，在充分展示格林布莱特文化诗学的“文化转向”复调景观的背景下，探究作为文化诗学批评核心理论的“文本阐释和意义生成”问题的诗性缘起、审美特质和本体论意义，阐发格氏文化诗学的诗性本真蕴含及文本阐释新进向，意在凸显格氏文化诗学批评思想与人类生活世界的密切关系，达成对人文精神科学的全新理解和把握，并给我们观照与评判当下人类的人文事象、人文事件及生存境遇提供另外一个“异在”视角与“他者”立场。
具体地说，作为20世纪下半叶出现的新历史主义或文化诗学的代表人物，斯蒂芬·格林布莱特的诗学思想与研究方法对西方和中国当代文学理论与批评有着重要的影响。该书以其为研究对象，选题具有较为重要的理论价值，对中国文学理论批评的建设也具有借鉴和启示意义。论著在认真搜集和研究国内外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写成，对相关研究现状把握得比较全面。论著联系当今西方一些有代表性的理论观点，对格林布莱特的文化诗学做了多方位的研究，比较清晰地揭示出了其内在的学术渊源与学术特色。论著对格林布莱特文化诗学的主要内容做了梳理、分析与逻辑建构，并在诸多问题上做出了自己的评判，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具有较强的问题意识和一定的开拓性。在研究方法上，论著将历史意识与总体观念乃至政治文化结合起来，显示出研究方法的多元性。总体来说，论著视野开阔，结构清楚，内容充实，述评结合，体现出作者比较扎实的理论功底和较强的科研潜力，语言表达也有自己的特色。论著对于格林布莱特的文化诗学思想的内在理论逻辑还可以进一步加以提炼，对于以格林布莱特为代表的文化诗学或新历史主义的局限还需要有一定的批评性理论反思。
时下的中国，市场经济大潮滚滚，物质主义盛行。在种种诱惑面前，学界也变得浮躁不安。永生兄能够静心读书，专注于学术，且屡有新成果问世，实属难能可贵。欣闻该成果斩获山东省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山东高等学校优秀科研成果奖一等奖等多项殊荣。值新书出版之际，他恳切嘱我为之作序，却之不恭，只好勉为其难。回顾永生兄的求学历程，阅读他的书稿，不时为他的执着精神所感动，也为他取得优异成果而高兴。于是，写下了上面的话，权且为序吧。
傅有德
2016年7月16日
于山东大学犹太教与跨宗教研究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