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民族国家存在、巩固和发展的一个重要前提，是要有一套能够保证民族间和睦共存、和谐发展的包容和凝聚机制。现代世界绝大多数的国家都是多民族国家。国家疆域内包含着族裔、宗教和文化上的多样化人口，是当今世界的普遍现象。如何在这样的多民族国家建立起统一的政治法律联系，协调多样化的人口和集团之间的关系？是通过强制性的排斥或同化消除族裔和认同差异、实现社会成员的均质化，还是通过制度设计包容族裔文化的多样化现实、协调多元社会的各种利益诉求、实现多元社会的和谐共存，是现代国家面临的一个重要挑战。历史上，许多国家在其现代建构中都选择了均质化的整合建构途径，诸如欧洲的西班牙、法国和英国，北美的加拿大，以及亚非新兴国家印度尼西亚、斯里兰卡等国，都曾经采取过强制划一的手段，来消除其居民在语言、文化、宗教和族裔身份认同上的差异，打造一个同质化的国民。然而，所有那些在历史上采取过的一元化整合方式不仅从来都没有达到其建构同质化国民的目标，反而还由此产生并强化了新的矛盾，并且不断地招致那些曾经受到压迫和强制性同化的地区的人民和民族的反抗，也不断地为当代人们所诟病和质疑。这种历史形势，导致了人们对现代国家的性质和国家建构手段的深刻反思，也促使人们不断地在尊重人权的基础上调适这种共同体的目标，寻找实现多元文化和多种认同在同一政治共同体内和谐相处的途径手段。如何在自己的框架内实现对构成国家的各个民族及其文化的承认和包容，以及各部分之间的相互协同与制约，如何通过国家的体制和制度的设计包容差异协调分歧，就成为全球化时代多民族国家避免族际冲突、建设和谐社会面临的一个最紧迫的挑战，也成为当今世界政治学界殚精竭虑探索思考的焦点问题。
2007年，笔者接触到该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埃里克·马斯金的机制设计理论，机制设计理论的精髓是从想要的结果出发、寻求达到理想目标的可行方法和现实途径，将它设计为制度，让所有参与这个过程的行为者，都能从这个机制的实施中获得利益和动力。笔者由此受到深刻的启发，认为该理论具有广泛重要的社会意义，不仅适合于经济领域，也适合于国家关系的治理和多民族国家内民族关系的协调。如果把这个理论运用于族际政治领域，从维护多民族国家的政治统一、民族团结、社会进步的目标出发，设计出能够保证所有民族平等、满足所有民族意愿的协调机制，让多民族国家的所有民族都能够从国家的制度和机制设计中得到满意的结果，从而增进多民族国家的制度的包容力和凝聚力，岂不是族际政治研究所追求的目标吗？
本着这个思路，笔者尝试把这个理论运用于族际关系领域，运用于多民族国家族际政治的研究，对当代世界一些国家应对国内民族和文化多样性的挑战所采取的不同方法、制定的不同政策进行了重新审视。笔者发现，当代世界许多国家不仅在民族冲突发生之后制定一些解决冲突、化解危机、重建和平的权宜之计，而且从制度设计层面，进行了深刻的思考和探索，根据不同的国情、针对不同的问题创设了许多符合国情族情的政治制度，在国家的体制、结构和法律上形成了制度化的包容机制，用以处理族裔和文化差异，协调民族地区之间的利益差异和文化差异。其中既有通过制度建设协调规范民族间行为互动的模式，也有在国家宪政框架内容纳族裔文化多样性的设计。这些包容差异、协调分歧的制度机制，根据其作用和功能，又可以分作许多类型，诸如分享机制、沟通机制、保障机制、监督机制、制衡机制、协调机制，以及兼有多重功能和作用的复合机制等。这些制度和机制的创设，体现了现代国家为了避免冲突、创造和谐、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方面所做的制度探索，体现了人类的政治智慧和创新精神，也代表了当代多民族国家协调国内民族关系的一个正确方向。
因此，笔者设计了《多民族国家包容差异协调分歧的机制设计》的研究计划，希望通过对当代世界多民族国家包容族际差异、协调利益和认同分歧的制度机制及其设计主旨和设计过程的分析，探索这些制度机制的合法性和有效性的社会基础及其联系，在理解特殊性的前提下，发掘出对多民族国家处理民族问题具有普遍价值的制度、方法和途径，促进国家政治体制的改革和创新，增进多民族国家的民族团结和社会和谐。所幸的是，笔者的这一研究思路，得到了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的支持，将其列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点研究项目（10AM004）。本书便是这一课题的初步研究成果。
传统上，学界对多民族国家民族关系和族际政治的研究，多集中在这样几个方面：一是对族际政治理论的研究，集中在对民族主义理论及各种形式的民族主义运动、当代多元主义政治观念及其实践等方面的研究；二是以国别为单位，对各国民族构成、民族关系及民族政策的研究；三是从治理角度对各种民族问题和族际冲突的起因、表现、诉求及其应对之策的研究。这类著述很多，特别是对中国族际政治和族际关系的论著。但是，目前既有的研究成果，或是局限于单个的国别性研究，或是停止在单纯的政策介绍层面，或是止步于问题描述和对策探讨。从一个世界性角度讨论当代多民族国家如何通过机制设计拓展多民族国家包容差异、协调分歧、构建和谐族际关系的系统论述尚不多见。[1]
近年来，随着人们对多民族国家内的民族问题的现象和本质的认识的逐渐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从制度设计、价值理念、政策实践和冲突治理等角度研究现代国家处理族际关系的方式和政策。越来越多的社会科学家把视野投向了政治社会中的民族问题，投向族体意识、族体权利、族体意义以及族际关系研究。“族群”“族性”“认同”“差异”“承认”“包容”等相关词汇，成为当代社会科学领域使用频率最高的术语。国外学界开始有人尝试把制度经济学和“正合博弈”的观念引入多民族国家民族关系的协调和治理。开始专门从机制设计的角度对各国的政治体制、民族政策以及为协调民族关系而进行的制度设计的系统研究、对这些制度和政策的运作原理及相关联系进行理论诠释、深度挖掘其政治学意义。一些研究用和平的方式解决民族冲突问题的学者和机构已经开始把思路转向“宪政解决”（constitutional engineering）和“制度设计”（institutional design）方面，制定政治竞争的规则以便使参与者具有包容不同文化集团的利益的内在动机，从而达到控制冲突、实现族际合作、确保政治稳定的目的。比较有代表性的著作包括苏塞克斯大学社会人类学教授格利奥的《多元主义和差异政治：比较视野中的国家、文化和族性》（Grillo，R.D.，Pluralism and the Politics of Difference，State，Culture，and Ethnicity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1998）；纽约城市大学荣誉教授格罗斯的《公民国家和部族国家：国家、族性和多民族国家》；北卡罗莱纳大学政治学教授安德鲁·雷纳尔多等人合著的《民主大厦——宪政设计、冲突管理和民主》（Andrew Reynolds，The Architecture of Democracy，Congstitutional Design，Conflect Management and Democracy，2002）、华盛顿大学布兰凯迪的《设计的和平，以放权的方式治理国内族际冲突》（Brancati，Dawn，Peace by Design，Managing Intrastate Conflict Through Decentralization，2008）、阿克莱夫的《民主化和族际和平：苏联解体后的族际政治危机的治理模式》（Airat R.Aklaev，Democratization and Ethnic Peace：Patterns of Ethno-political Crisis Management in Post Soviet Settings，Ashgate Publishing Ltd.，1999）、盖侬和图里合编的《多民族的民主》（Alain-G.Gagnon & James Tully（ed.），Multinational Democracie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威尔·金里卡和何包钢合编的《多元文化主义在亚洲》（Will Kymlicka & He，Baogang（ed.），Multicultueralism in Asia.Print Publication Date：2005，Published to Oxford Scholarship Online，2006）等。[2]国外学界这些开创性的研究，为多元社会族际关系的处理和多民族之间的利益协调开辟了新的思路，也为国内族际政治学研究提供了方法上的启迪。
晚近以来，国内学术界也开始出现了民族学、政治学、法学和社会学研究相互渗透的趋势。自2012年以来，笔者有幸参加了在天津师范大学政治学院举办的多次政治学和民族学交叉互动的学术研讨会，以及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编辑部和华东政法大学等多家单位联合组办的民族政治学论坛。一些原来在历史、哲学、政治学、法学和社会学领域素养深厚的学者们开始将视野伸向了民族政治学研究。诸如天津师范大学常士（门合）教授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多民族发展中国家政治整合路径选择研究”；佟德志教授的“比较政治文化导论——民主多样性的理论思考”以及他对族际民主的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张海洋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后冷战世界的民族冲突与治理研究”等。这些研究与本课题研究有着相同的旨趣。笔者也从与他们的交流中获得许多信息和启迪。
从现代国家建构的角度考察多民族协调内部民族关系、解决民族问题的制度、法律和政策的构思和设计、这些制度法律得以运行并形成机制的社会环境及其相互关系，在本质和内容上都属于政治学的范畴，属于现代国家治理理论的一部分。但是传统的国家理论，往往强调国家的权力、秩序和文化，以及国家的军事、外交、立法、征税、维持社会治安等功能，忽视了国家建构中通过制度设计来协调具有文化差异集团之关系这个非常重要的维面。马克思在他那个时代更多地关注了国家权力对阶级斗争、资本积累和扩张以及世界市场的争夺等方面的影响，对国家内部的多民族现象少有关注，没有讨论过多民族国家协调族际关系的制度设计。以罗尔斯为代表的自由主义政治学说重点关注社会正义，探讨理想状态下的政治秩序和社会正义，对如何沟通理想状态与社会现实乏善可陈。美国弗吉尼亚大学社会学教授贾恩弗兰科·波齐的《近代国家的发展——社会学导论》将其考察对象主要集中在国家内部的制度设计及其演进上。与本书的研究十分接近。遗憾的是，波齐考察的是一般意义上的国家制度的设计，专门针对多民族国家协调族裔文化差异的机制设计没有进入他的视野。本书在很大程度上沿袭借助了波齐的方法，对现代国家制度建设中有关协调差异性的这一维面进行专门的考察，主要关注现代多民族国家设计了怎样的机制来解决多元社会的平等承认、协商沟通和包容差异的问题，以及这些包容性制度机制的设计又是如何提升现代国家治理能力、拓展现代国家社会职能的问题。正如波齐所言，现代国家的功能，是在应对社会生活的现实挑战中发展起来的。当代多民族国家的包容性制度机制，也是在现实生活中逐渐发展起来的。这些制度机制不仅大大拓展了国家的职能，也对公民的国家认同产生巨大作用，并且增进了现代国家的凝聚力。这一点，通过国家在社会政策领域的行为最典型地反映出来。
本书在研究过程中借鉴吸收了当代社会科学领域内多种研究方法。其中包括国际关系领域中以罗伯特·基欧汉等人为代表的制度分析学派将理性选择和微观经济理论相结合分析研究国际合作和国际制度的方法，以及近年来社会学领域的结构研究和比较政治学研究中的政治文化研究的方法，将制度设计放到现代世界体系的大视野之中，从世界历史的角度考察社会环境和观念变迁等因素对制度设计的影响，从集体行为和社会结构的角度，考察创新制度的实施及其社会效果之于社会环境和社会结构之间复杂多重的逻辑关系。并且尝试把政治文化研究与制度机制的设计运行及其社会效果的考察联系在一起。从结构、观念、社会传统和心理习惯等角度，考察影响制度机制运行效果的多重因素，特别是一个社会的心理和文化对政治制度的作用，分析制度机制运作的环境，制度机制设计的原因和动力，制度机制运行中遇到的阻力和困境，制度和文化的适应性等问题。分析多民族国家族际政治的目的、作用和可能性，分析和发现多民族国家包容差异的制度创新、机制设计及其运行的多重要素，各国如何在法律上界定各民族的权利，如何通过制度安排处理民族关系，协调各个民族之间的利益分歧。发掘制度法律与社会结构之间、政策设计和实践与社会文化和政治传统之间的联系。诸如制度设计在何种条件下能够促进民族之间的合作，以及在何种程度上能够促进族际关系的良性互动，政治制度运行如何影响政治后果和社会变革等。
此外，本书还从主体互动与博弈的角度，分析当代国家包容差异协调分歧的制度机制的多样性和差异性。当代世界各个国家解决民族问题处理民族关系的制度呈现出一种多样化的形态。但是，这种多样化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国情和社会结构的不同。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国情，面对不同的问题，自然便产生了不同的制度模式。然而，在很多情况下，具有大致相似国情和社会结构的国家，也会采取不同的制度模式。同样的制度模式在不同的国家也会产生不同的社会效果。还有，在同一个国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制定的不同制度和机制，也会产生相同的社会效果。这些问题说明，仅仅采用社会结构分析的方法，还不足以解释制度模式的差别及其功用。除了社会结构的原因之外，还有另外的因素和力量对国家制度的设计和效果发生影响。这就是作为结构性存在的社会力量之间的互动方式。这种具有能动性的社会主体之间的互动和博弈，对制度的产生也具有很大的作用。
现代国家的建构，以及现代国家制度体系的形成，并非所谓的高瞻远瞩、先知先觉、高屋建瓴的完美计划的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制度诞生于其所由存在的社会结构及其矛盾运动。现代世界很多国家在建构过程中，都存在着少数民族和多数民族在国家建构蓝图设计上的博弈和冲突。无论是在欧美历史上还是在中国现代民族建构的历史上，都存在着不同民族在国家建构目标、蓝图和手段上的博弈与冲突。这些博弈和冲突，正是现代国家制度塑型的最原初的动力。在很多国家很多情况下，少数民族都以顽强的拼搏突破了多数集团主流叙事对它们的“压制”，以各种形式和姿态参与并影响了这一民族和国家的建构过程，在现代国家的制度文化上打下了自己的烙印，成为这段历史的“真实”主体。比如魁北克地区民族主义与联邦政治的互动，为现代加拿大联邦制度中的非均衡特点以及它能够成功抵制20世纪80年代以来福利国家退潮的全球趋势、发展起比较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提供了解释。清末民初中国各种各样的民族主义运动的博弈，也是决定现代中国发展道路的重要因素。当代美国的族际关系，也是在包括黑人和有色人种不断反抗欧裔白人的种族霸权的斗争中塑型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多民族国家中民族之间的互动行为决定了国家的制度设计和制度特色。国家的体制选择和制度设计，以及国家的发展路径和取向，既取决于国家的历史社会结构，也取决于各民族之间的博弈与互动，取决于主体民族和少数民族的意志，取决于作为政治共同体的国家能否在其政治框架中为历史文化迥然不同的少数民族创造出一个能够与其他民族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政治空间。决定现代国家制度设计的因素，不仅包括一个国家的社会结构、文化传统，更包括作为行为主体的不同社会集团之间的交往和互动，包括不同的社会意识、观念的竞争和博弈。现代国家的政治体制和制度设计，在很大程度上是许多地域性聚集的民族集团以及他们的地区性“民族主义”在国家建构计划上彼此竞争、相互作用的结果。多种因素的结合，才创造出现代国家的政治体制和政治发展路径。因此，单纯从社会结构分析的角度来解释多民族国家的制度建设，比较不同国家之间的制度和政策的异同，是远远不够的。而将研究的视角深入现代国家建构的真实历史过程之中，探寻多元社会中的行为主体在当时历史局势中的诉求和作为，各个民族对未来国家有什么样的构想和诉求，各种诉求和构想之间的互动和博弈，将会带来意想不到的结果。原来在简单的社会结构分析视角下无法解释的问题，在主体间互动的视角下变得清晰起来。一些多民族国家制度形成的过程和动因也有了清晰的脉络，多种制度间差异的原因也可以从中得到发现和解释。
从历史长时段的角度看，现代国家在应对多样性的挑战中拓展了国家的包容力，不仅建构了包容差异协调分歧的制度机制，通过制度法律建设，发展和完善了国家的协调和管理能力，也通过各种社会保障政策，发展起现代国家的服务功能，从而增进了国民对国家的向心力，增进了多元社会的政治凝聚力。因此，本书把研究的视角从政治体制和文化建设伸展到了社会政策领域，从国家提供的公共产品和社会服务的角度来考量国家认同的建构，以及多民族国家内的民族关系和地区关系。对中国、加拿大、印度、西班牙等国的地区政策和社会政策进行了研究。这些研究，拓宽了我们对国家认同建构的方式、手段和范畴的理解，也促使笔者意识到社会政策和地区政策作为国家建构认同手段的一个重要方法，对于锻造现代多民族国家的政治凝聚力所具有的巨大能量。从而形成了本书注重发现政治制度和经济利益之间的联系、经济诉求对制度设计的牵动和制约，以及公共服务和社会政策与公民的国家认同之间内在联系的风格。
本书在视野和方法上包含了两个层次的研究：一是对制度、制度运行体制及其社会效果的研究；二是对制度效果和运行过程中的各要素的作用和彼此互动关系的研究。制度设计以及制度运行及其社会效果的研究，属于表层结构的研究，是对现象的发现和描述；对制度效果和运行过程中各要素的作用和彼此关联的研究，则深入制度的本质，深入制度产生、机制运行于其中的社会结构，挖掘制度体系背后的深层联系：社会的心理结构，各种社会集团之间的关系和互动，经济、社会、文化和情感等多种要素的彼此作用等。表层结构的研究，注重发现和描述制度呈现的形式、特点及其针对的问题；深层结构的研究，意在挖掘隐藏在制度背后的各种社会力量和历史环境因素之间的关联与博弈。其核心是不把制度看作僵死的东西，而把它看作环境历史因素和各种社会力量互相作用的结果，注重发现并叙述影响制度设计、决定制度模式和机制运行的各种内生性因素和外生性因素之间的关系和相互作用，及其对制度效果和演变路径的影响，揭示制度机制在动态运行过程中的发展和变化，从而使我们对制度、机制及其社会效果的研究真正深入机制运作的内在逻辑之中。
在章节设置上，本书包括个案研究和理论概括两个方面。个案研究部分选择了加拿大、印度、西班牙、北爱尔兰、欧盟、中国和美国作为研究对象，为其设立了专门的章节。欧盟虽然不是国家，但是一个多元文化共同体，其解决民族国家间利益分歧的经验，以及欧盟对其成员国内部处理民族关系问题所制定的一些指导性政策标准，对于政治共同体包容差异协调分歧也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因此，笔者专门设置了欧盟一章。由于材料搜集的困难，有些原来已经选择的研究对象，如非洲的博茨瓦纳，因为掌握的材料过少，不能建立起最基本的叙述体系，不得不忍痛割爱，只能在综合性的概括中略有述及，而没有单独设立篇章。
个案研究尝试从历史的视角认识现代多民族国家和多元社会的普遍性，多民族国家现象与现代世界体系的关系。从对各国处理民族关系和文化多样性的政策模式及其嬗变的历史性反思中，理解包容性政治文化产生的历史大背景，揭示强制同化和一元化整合模式的不可行性、包容差异的多元主义族际政治民主机制设计的必要性，以及多民族国家通过制度建设包容差异的历史趋势的不可逆转性。在具体方法上，着重描述了这些国家包容差异协调分歧的实然性制度形态，对各种制度机制设计的社会背景、面对的问题、指导思想和目标选择进行分析，并且对这些制度机制的功能作用和社会效果作出评价。在研究中，主要关注了这样一些具体问题：这些机制设计出于怎样的考虑，解决了什么问题？制度运作过程引起了怎样的社会反应，对多民族国家的政治稳定社会团结起到了什么作用？各个特殊的个案中包含了怎样的政治学意义，具有哪些普遍的价值，各国是如何把解决冲突的权宜之计转变为化解矛盾、协调分歧、保障沟通和参与的长效机制的？
这些研究深化了笔者对多民族国家中各种问题的理解，也拓展了笔者对制度机制研究所涉及的广泛内容的认识。制度机制研究，不仅包括制度机制设计的目的指向、制度机制的具体内涵，还包括制度机制赖以设计的条件、制度机制运行的环境，更重要的还有制度机制设计及其运行环境间的联系。多种直观的和潜在的因素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互相关联，咬合在一起，像齿轮般地带动整个机器各个部分之间的联动。缺少了其中任何一个环节，或哪一个环节发生问题，都会影响整个机制的运转，使机制停转、失灵、崩溃。第九、第十两章，就是在个案研究基础上对影响机制设计及其效果的多种因素进行的概括分析和理论抽象。通过对各种社会结构、观念因素和经验事实的分析，挖掘隐藏在制度背后的社会结构、文化传统对制度建构、制度运行和机制生产的各种影响，揭示同属于包容性制度机制谱系中的不同制度、文化、观念、行为及法律原则之间的区别与逻辑关系。并且从当代多民族国家包容族裔文化多样性、协调不同集团之间的利益分歧、解决分离主义困窘的特殊经验中，抽象具有普遍意义的政治法则，将制度和政策的研究从现象描述上升到本质说明，为多民族国家包容差异、凝聚共识的机制设计和制度创新提供理论支持。
从制度设计角度对现代国家处理族际关系的政策实践进行研究，无疑是一个巨大而困难的工作。为笔者学力学养所限，本书在这里呈现给读者的，只是一个非常粗略的框架，对所有个案的研究也都只能算是浮光掠影，在很多方面都还未尽人意。希望得到方家的慷慨赐教。
由于笔者长期从事世界历史和世界民族问题的研究，所以对国内民族问题的研究远不如长期从事中国民族问题研究的专家那样深入、全面、透彻，对中国问题的了解和认识存在着诸多不足和局限。但是，一部讨论当今世界多民族国家包容性制度机制设计的著作，缺了对中国族际政治的讨论显然是片面的。因此，笔者尝试专门设立了中国一章，讨论当代中国处理民族间关系以及民族与国家之关系的制度机制设计，以及中国为缩小民族在经济发展和民生水平上的差距、增进民族团结、营造多民族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政治空间所实施的一系列社会经济政策。为了更好地完成这一课题，笔者专门到国内一些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社会调查，其中包括吉林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甘肃肃南裕固族自治县、临夏回族自治州、广西隆林各族自治县、内蒙古自治区的呼和浩特市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乌鲁木齐、吐鲁番等地区。本书所采用的材料，一些就是这些实地调查获得的第一手材料。这些社会调查，在部分程度上弥补了笔者学识的不足。当然，比起专门研究中国民族问题的学者，笔者关于中国问题的讨论肯定存在着很多肤浅片面之处。恳请中国问题的研究专家们批评指正，也希望他们对中国的研究成果能够弥补该章在很多方面的缺陷与不足。
注释
[1]2016年，笔者在知网上以多民族国家协调分歧包容差异的机制设计的篇名和关键词进行搜索，只查到三篇此类论文，其中有两篇是笔者作为本课题阶段性成果发表的，另有云南师范大学刘永刚的题为“多民族国家的制度模式与民族差异包容”的论文发表在《黑龙江民族丛刊》2013年第6期。
[2]国外学者这方面的著作还有很多，由于篇幅的原因，在这里不一一列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