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的罗城仫佬族自治县，地处云贵高原苗岭山脉九万大山南端，全县人口近四十万，仫佬族占全县人口的三分之一左右。另外，还有壮、苗、瑶、侗等少数民族，是一个多民族和谐相处的自治县。这里虽处大山深处，但交通方便，铁路从县东边境穿越，各级公路形成网状；这里经济与全国相比，不算发达，但增速较快；这里风景优美，文化氛围浓厚。城北凤凰山下有景致优雅的于成龙公园，参天遮日的大榕树下，矗立着一代廉吏于成龙的大理石塑像，不由使人们肃然起敬。参观于成龙博物馆，使人们更多地了解三百多年前，这位廉吏为政的点滴，更能体会到罗城文化的深厚和价值。罗城仫佬自治县，原名罗城县，宋开宝年间置县，至1983年更名。这个今天经济还尚不十分发达的小县，曾因清初廉吏于成龙为官于此而蜚声华夏，也正因为这一小县当时的特殊性，玉成了一代廉吏于成龙。
于成龙，字北溟，山西永宁州（今吕梁离石区，其故里来堡村划入方山县）人。生于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卒于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于成龙于明崇祯十二年（1639）举副员，清顺治十八年（1661）出仕，时年四十五岁矣，先后任知县、知州、知府、道员、按察使、布政使、巡抚、总督、加兵部尚书、大学士等职，谥“清端”，赠太子太保。也就是说，于成龙科举不顺，学历不高，大器晚成。他曾于明崇祯十二年和清顺治八年两次参加乡试，都未中举，其间，于成龙也曾入国子监学习，时断时续，有幸的是他于崇祯十二年参加乡试时，虽未考取举人，总算以备取的形式获得了一个副榜生的名分，因此说他不是举人出身，更不是进士出身，在官吏行列中学历较低。一直到顺治十八年，由于大清版图不断扩展，需要大量的官吏去治理，进士、举人太少，因此，就想从前朝举人副榜中选一些人出来做官，于成龙在选拔之列，这时，他已四十五岁了。虽然于成龙出仕较晚，但由于他有非常之才能，一路还算顺风顺水，二十余年的为官生涯中，曾三次被举“卓异”，被朝廷授予优秀官吏标兵的称号，官至一品大员，被康熙皇帝誉为“天下廉吏第一”，蜚声朝野。更重要的是作为一代廉吏，于成龙的名字已深深扎根民间土壤，为百姓所铭记、敬仰、怀念。
于成龙的仕宦生涯是从罗城起步的。《清史稿》卷二百七十七有《于成龙传》，记载了关于他初仕罗城的情况：“顺治十八年，谒选，授广西罗城知县，年四十五矣。罗城居万山中，盛瘴疠，瑶、壮犷悍，初隶版籍。方兵后，遍地榛莽，县中居民仅六家，无城郭廨舍。成龙到官，召吏民抚循之，申明保甲。盗发即时捕治，请于上官，谳实即处决，民安其居。邻瑶岁来杀掠，成龙集乡兵将捣其巢，瑶惧，誓不敢犯罗山境。民益得尽力耕耘。居罗山七年，与民相爱如家人父子。谍上官请宽徭役，疏鹾引，建学宫，创设养济院，凡所当与罢者，次第举行，县大治。总督卢兴祖等荐卓异。”《清史稿》这段记载简要陈述了于成龙初任罗城时，罗城县的自然环境、治安状况、政治生态等基本情况，介绍了在这种恶劣环境下，于成龙所采取的为政措施及短短七年取得大治的成绩。寥寥数语，给读者留下了罗城其境，知县其人初步而又难以忘却的印象。那么，于成龙何以在如此偏远荒凉之地，创造出令人赞叹的政绩呢？不妨作如下剖析。
儒家修、齐、治、平的思想铸就了一代廉吏的济世志向。于成龙从儿时启蒙到四十五岁出仕，一直过着半耕半读生活，接受的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学熏陶和砥砺。一百多年前的明代宗景泰年间，他的远祖于坦曾以进士出身，官至巡抚，这种深厚的家学底蕴都渗透在宗族后人有志者的血液中，加上于成龙生活的年代是一个社会矛盾、民族矛盾加剧，改朝换代、社会变革的动荡年代，他亲历了明王朝官场的腐败，目睹了百姓在动荡中的痛苦生活，同时，也逐渐感受到了大清朝统治后国家面貌的不断改观，因此，他摒弃一些汉人对大清的偏见，毅然出仕，实现他报国抚民的宏大志向。他出来做官决不以温饱为志，不为稻粱屈身，不为养家糊口，更不为光宗耀祖，为的是沉淀了四十多年的内在思想的着陆，为的是实现达则兼济天下的宏伟抱负。
艰苦的生活、生存环境，锤炼出他刻苦、自砺、坚毅向上的性格。顺治十八年，于成龙被清廷委任为广西罗城知县，罗城县两年前还被所谓的南明政权控制，尽管已归大清，但战乱之后的罗城县的生存环境极其恶劣。这里是崇山剑排，涧壑纵横，瘴气弥漫，北方人到此十有九死者；这里的治安环境更加险恶，盗贼四起，土匪猖獗，归属大清以来两任知县一死一逃，第一任知县许鸿儒和副将沈邦清被杀，第二位知县苗尔荫上任不久，挂印而逃。这种骇人听闻的恶劣环境于成龙上任之前何尝不知，但他抱着济世扶民的宏远志向，变卖家产，打点行囊，在亲人、朋友劝他不可以生命作注时，他毅然抛妻别子南下赴任。从顺治十八年（1661）的五月初，一直到八月二十日，经历了近四个月的艰难跋涉，他终于到达了罗城县。然而，到了罗城县后，眼前的景况要远比他听说的、想象的恶劣得多，且不说远处，城内破败不堪，一共有六户人家，其余不知去向。城外更是“篙草弥目，无人行径，可怜黄茅直抵城下”，这就是罗城县城。当晚，于成龙就居住在一所关帝庙中，安床于周仓背后，夜不瞑目，形同宿庙之野客，好不凄凉。第二天，他入署拜印，开始履行知县职责，然而，县衙却是残垣断壁，既无大门，又无院落，遍地杂草，不显路径。中间三间草房，是为中堂。草房乃木质结构，有顶无壁，这就是县衙大院，既无权力的象征，更无威严的影子，两任知县一死一逃，这里不知几时无主了。于成龙只好与从家带来的几位随从自己动手整修房舍，三间中堂封闭四周墙壁以挡风，然后一隔为三：一间卧室，一间办公，一间会客。《罗城县志》说他：“插棘为门，累土为几”，就这样，这位大清罗城第三任知县开始升堂理事了。这样恶劣的生活和工作环境，使于成龙从山西雇来的五位随从，一死三逃。于成龙的家虽说不上富豪，但也算资给无忧，为什么他不学前任知县挂印返乡，却坚持在这荒蛮之地吞食这艰涩的苦果呢？这里有一条不可破解的思维链条：他的内心深处涌动的是儒家的修齐治平的思想，这种思想的社会表现形式是济世扶民，要济世扶民，就要有一个政治平台，罗城环境虽然恶劣，但毕竟是实现自己政治抱负的基本条件，放弃了罗城知县这一政治平台，就等于放弃了“此行不为温饱”的政治抱负，浇灭了几十年燃烧在内心深处儒家治世的思想火花。况且在这种艰苦环境下，来行使他一域“父母官”的职责，也正是儒家道德“内圣外王”人格的具体体现和践行。也正是这种恶劣的环境，锤炼了于成龙，不畏困苦，刻苦自励，坚毅向上的性格特征。
恶劣的政治生态，历练出一种果敢智慧的行政风格。于成龙初仕罗城，不仅是自然环境，生活环境，工作环境极为艰苦，且政治生态极为恶劣，各种矛盾纵横交错：一是大明与大清之间的矛盾，从1644年清兵入关，到于成龙1661任罗城知县，已有十七年之久，然而罗城县在激烈的明清斗争中正式归属大清才两年，尽管版图归属大清，但这种由地上转入地下的斗争并没有停止；二是罗城县是一个多民族集居的地方，少数民族之间的矛盾也很复杂，《罗城县志》就有“杂掳男妇以万计，城市残破，田地荒芜，百姓依岩谷避难”的记载；三是盗匪猖獗，肆意劫掠百姓，各种势力称显于当地，目无官府，更无国法，人民处于朝不保夕的恐怖状态下，就连于成龙上任后，也不得不床头置枪，枕下放刀，随时准备防备不虞之祸，用一个“乱”字总结罗城的社会生态较为恰当。这哪里是在做官，简直是几千里之外寓居土匪窝中的一位陌生的游客，时刻都有生命危险。在这样的情况下，于成龙思忖，前进最多就是个死，后退可能会死得更惨，“奋不顾身为民而死，胜于瘴疠而死也”。于是，他厘清思路，最基础的目标就是让各派势力都知道大清朝罗城县政府的存在，而且是唯一的、合法的。怎样才能达到这一最基本的治理目的，使社会有序，百姓安居呢？
铁腕治乱。治理罗城县这种混乱不堪的社会生态，没有破釜沉舟的决心，没有足够的智慧，没有严密的组织，没有果敢行政风格，治乱将是一句空话。《清史稿·于成龙传》说于成龙，“申明保甲，盗发即时捕治，请于上官，谳实即处决，民安其居。邻瑶岁来杀掠，成龙集乡兵将捣其巢，瑶惧，誓不敢犯罗山境”。编制保甲，训练乡兵，是治乱的基本条件，然后“盗发即捕”，“谳实即处决”，对待罪大恶极的盗匪，心不慈，手不软，果断淋漓。有的史料上记载于成龙在对待民愤极大的盗匪时手段近乎残忍。于成龙治乱思路非常清晰，先城内，再城外，先境内，后境外；境内安宁，他才能招来吏民，境内安宁他才能更好地对付境外。境内治乱，他依法从重从快，一批对百姓威胁较大的盗匪被其迅速捕杀，百姓称快。对于一般案件，于成龙从不推诿、拖延，依法从快公正裁决，不徇私情。关于于成龙判案，《罗城县志》《于清端政书》及2001年山西省文水县发现的《于成龙判牍菁华》等书中都有记载，仅述几例。
其一。明末，罗城人吕氏曾借同邑陈氏钱，到了清朝，陈氏家贫如洗，而吕氏曾因有军功而家富百万，陈氏欲向吕氏讨债，而吕氏仗势不还，陈氏大肆辱骂吕氏，陈氏父子曾参加过南明军队与清军作战，吕氏借此控告陈氏暗结乱党，图谋不轨。于成龙在审理此案中，并不偏袒为大清立过战功的吕氏，也不因陈氏曾参加南明军队反清而加重责罚，而是弄清案件原委后，依法判定吕氏诬告罪，念有军功，免死，改杖二百，流放三千里，家资充公。所欠陈氏债，由公家归还。
其二。罗城黄姓大户，雇了一位童仆，童仆违犯黄氏家规，黄家私设公堂，将童仆毒打半死，然后押送县衙，要求知县斩首正法。于成龙问清原委，厉声呵斥黄氏：你将童仆押送官府，说明你还知道朝廷法律，但你擅自用刑，犯了藐视法律、藐视官府之罪。当众责三十大棍。黄氏磕头告罪。
其三。一桩召妓案判词：“审得萧立三者，借开设客栈为名，招留外来娼妓，藏垢纳污，无所不为，如此不法，实为全地方害马。须知今日因利藏妓，明日即可因利藏盗；今日可以代妓引诱狂童，明日亦可代盗引探富室。贪区区之金钱，竟甘心伤风败俗，苟有心肝，畴忍出此！……乃萧立三胆敢招来娼妓，紊乱风化，情无可宥，法应严惩。应重笞一千，拘禁一年。淫妓方媛媛等既非家长逼迫，又无鸨母督责，淫癖无耻，甘心堕落，应各掌颊五百，驱逐出境。”
读三则案例，顿觉，于成龙断案，不畏强势，不徇私情，只为法纪，只为风化，判词条理清晰，法理谨严，正气凛然，威严十足。
于成龙在以法家近乎刻薄的手段清除内忧后，举乡兵讨伐每年袭扰罗城百姓的柳城西乡“贼寇”，在大兵压境的震慑下，于成龙儒法并重，教化“贼寇”，使这帮不法之徒乞恩讲和，尽行退还抢掠人员及财物。数年间，使罗城社会生态得到了很好的治理，百姓开始安居乐业。这期间，彰显了于成龙凛冽的治世风格和卓越的为政智慧。
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践行了于成龙儒家济民的思想情怀。整治社会治安，是为了给百姓一个良好的生息环境，于是，于成龙张贴安民告示，劝其返乡耕田。他还经常深入田间地头，访问农事，与百姓攀谈。每有农家迁入新居，他亲自撰写对联，以示祝贺，“与民相爱如家人父子”。他还带领百姓修房舍，建学校，建养济院，承担起官府应尽的责任。为了减轻百姓负担，他力推两项重大改革。一是“革大耗”。大耗，是指官府征收钱粮时额外加收的损耗费。于成龙曾说：“粤西地瘠民贫，钱粮不容拖欠，正宜惜民财以完公事。若徒加刻剥，则民多一分私费，朝廷少缺一份正项。以至严行追比，差役拷索。民号泣无数，必信贷以缓目前，迨至秋成虽丰，田中之禾先归债主。一遇岁欠，卖儿鬻女，奔走流离，是当亟加悯念。”（《于清端公政书》）这是对耗羡制度的厉声斥责，也是对革除这项弊政的大声疾呼。正项之外加耗羡，其危害可能导致百姓卖儿鬻女，流离他乡，因此，他要革除这项弊政，减轻百姓负担。第二项重大改革是“疏鹾引”。鹾引即盐引。盐引是清朝作为征收盐税的一种财政制度。食盐自古官卖，而官府的盐价很高，百姓吃不起，官府为了征税，从上而下强行摊派，摊派的销售定额以“引”为单位，一定要按照官府规定买多少引盐，那就加重了百姓的负担。关于这一问题，广西布政使金光祖非常清楚，他曾两次上书朝廷，并提出“区划户口食盐法”，所谓“区划户口食盐法”，目前我们还未见到具体的诠释，顾名思义是官府按区域划分，依具体情况供卖食盐，相对原来强行摊派，要规范的多。虽然朝廷采纳后减去盐引三分之二，但其中弊端仍然非常明显，于成龙在《条陈盐引利弊议》一篇陈奏中，提出两条解决的办法，即“禁官运”“革埠商”。官运，就是官府组织食盐运销，埠商，即本地相对固定的、模仿官价的盐商。主张“流商”，即自由贸易。外地盐商进入，引进竞争机制，盐价就会降下来，从而减轻百姓负担。此外，于成龙对于种种原因造成的特别困难的家庭实行减免赋税，并采取张榜公布等措施，让百姓监督。
从奖励农耕，发展生产，到兴办教育，扶老养济，从为百姓柴米油盐着想，派生出推行大的改革，都展现了一位七品知县的爱民之心。
持俭守廉，凸显出于成龙清操品格。《罗城县志》载：“公尝自言，‘一生得力在令罗城。’盖其淡泊之操，坚危之节，始终不渝，已预定于此。”可见于成龙一生可贵节操形成，罗城县令上打下的基础极为重要。在罗城知县任上，他生活极为简朴，闲时日食两餐，忙时日食一餐，“经年不知食肉”，在署中自种蔬菜，粗茶淡饭，无异百姓。唯显奢侈的是每晚必喝一壶烧酒，价值四文，并无小菜，所以更不用筷子。关于于成龙饮酒，推测颇多，有人说于成龙未做官时就有饮酒嗜好，到罗城其性未改。这似乎没人去考证，但我们总觉得，酒中寄寓着他复杂的感情。一是远隔千里的思乡之情。赴任离别时，老母、妻儿难舍难分，无限牵挂的场面，使他每晚独酌时仍历历在目，从此，他真过上了在外做官管不了家，远隔千里，家也管不了自己的生活；在看眼前，罗城是满目蒿莱，一片荒凉，盗贼肆虐，令人惊恐；随之五仆，三逃一死，在这种孤独、寂寞、凄凉、忧愁、恐惧，还有为政压力等环境下，孤影只灯，最好的伴侣就只有酒了，请看他的《粤西九日》诗：
冷落荒城又一秋，每逢佳节转添愁。
黄茅嶂远今犹古，白发风凄叹复羞。
菊瘦懒看空泪落，雁回遥望暮云收。
闭门却厌登高去，醉里心魂到故丘。
喝酒为什么不要小菜，更不用筷子呢？以下四句诗或能说明一切：
一夜一壶酒，床头已乏钱。
强欲禁沽我，通宵意不眠。
不喝酒千思万绪难以入睡，每天喝酒，即使不配菜，仍是薪俸难以维系，心中着实矛盾、痛苦，生活着实清廉、清苦！
然而于成龙毕竟每年有四十五两俸银，即使除去仆人马匹等一应开支，还是要比普通百姓生活得好，因此，他从不向百姓收取一钱。《清代吏治丛谈》中记载：“于成龙令罗城时，抚循残氓，悉除诸禁，诚意恻恻感人。民皆以田赋亲输公手，或留数钱置案上。公问何意？曰：‘阿爷不要火耗，不谋衣食，宁酒而不买乎？’公感其意，留数钱，计得酒一壶而止。公居罗城久，从仆或散去，或死，罗人益怜公，每晨夕集，问安否，间敛金钱跪进云：‘知阿爷清苦，我曹供些少盐米费耳！’公笑谢曰：‘我一人何须如许物？可恃归易甘旨奉汝父母，如我爱也。’民泱泱持去。一日闻公家人来，罗民则大喜，奔哗庭中，言：‘阿爷人来，好将物安家去！’又进金钱如初，公又笑谢曰：‘此去吾家六千里，单人携资，适为累耳！’挥使去，民皆伏泣，卒不受。”
“比公迁知合州，罗民遮道呼号：‘爷今去，我侪无天矣！’追送数百里，哭而返。一眇者独不去，公问故，曰：‘民习星卜，度公囊中资不及千里，民技犹可资以行也。’公感其意，因不遣去，会霪雨，资尽，竞籍其力得达。”
这些记载我们也大可不必全信，也大可不必去仔细探究，这些故事多来自民间，或演绎夸张，或借题发挥，诸如借助盲人一路占卜赴任合州，既不合情理，也有违大清官员擢拔就任程序，因此，有学者从不同角度考证加以否决。这倒大可不必，我们权且把这些故事当作带有水分的民间传说，但这些传说中似乎还没有见到一条于成龙贪腐的记载，通过这些带有水分的民间传说，也不难看到于成龙清操廉洁的清官形象。
既贵之日，清操如故。于成龙在罗城县任上干了七年，以“卓异”走出了罗城，历迁合州知州、黄岗知州、武昌知府、福建按察使、布政使、巡抚、总督，加兵部尚书，再任江南江西总督，一路走来，官越做越大，但他内心深处修齐治平的思想始终左右着他，刻苦自励，坚毅向上的性格始终丰富着他，爱民，敬民，亲民，抚民的情怀始终激励着他，果敢、智慧、霹雳式的行事风格始终伴随着他，那种情操如冰的为官品格始终在玉成着他。于成龙以罗城的“卓异”升迁，在以后十多年的为官生涯中，又曾两次被朝廷评为“卓异”，每到一处，皆有善政，治乱近乎极端，亲民如同父母，官职越来越大，绰号也越来越多，“于青菜”“于半鸭”“于糠粥”等，每一个绰号都有一段令人感动的故事，都能画出一张清官的画像。《清史稿》卷二百七十七“本传”说：“成龙历官未尝携家属，卒时，将军、都统及僚吏入视，惟笥中绨袍一袭，床头盐豉数器而已。民罢市聚哭，家会像祀之。”康熙皇帝称“天下廉吏第一”。
于成龙作为一位封建官吏，距今已有三百多年矣，然他所为官的地方，都在传诵着这位清官的故事，他的家乡为他骄傲，他工作的地方都在以不同形式纪念他，尤其是罗城仫佬族自治县，正在大张旗鼓地宣传于成龙为官清廉的事迹，弘扬为官情操精神，真乃廉吏情操传千古，遗爱甘棠百姓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