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的50年间，关于后现代主义的争论充斥了全世界众多学科中的文化和知识领域，言必称“后现代”一度成了西方学术界的一大“话语特征”。作为一种反理论、反体系和非学科的话语，后现代主义很难用传统的理论框架去认门归宗、对号入座，不但其本身不太可能用传统的理论框架去归类和研究，而且后现代主义的出现还对当前的学科分类提出了挑战。社会是一个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领域的现实整体，对其进行人为的学科划界体现的是当前社会的劳动分工，这种分工把社会基本要素分别予以研究，实际上会阻碍对社会的认识。后现代主义的上述主张体现了其社会理论的维度。正如吉拉德·德朗蒂所指出的，“与社会学理论相对而言的社会理论这个用语目前之所以受人欢迎，是因为它体现出一种跨学科的社会学，甚或是一种后学科的社会学”。[1]作为一种跨学科的研究，后现代主义被波林·罗斯诺视为另一种新颖的学术范式的诞生，它体现了一种与以往不同的体验和解释周围世界的新路径，即在现代范式之外确立自身，但并非以自身的标准判断现代性，而是重新思考并解构它。[2]
作为一种思想运动和文化思潮，后现代主义早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就已兴起并迅速传播。从国外对后现代主义的研究来看，作为一个术语的后现代最早可追溯到19世纪，但作为一种主义的后现代则学界目前有两种理解，一种认为后现代主义是产生于19世纪50年代，其特征是反对传统哲学，通过对各种类型的近代哲学的批判而实现由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的转变；另一种观点认为，后现代主义产生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其代表人物主要有福柯、德里达、利奥塔等人，构建的标志是60年代兴起的后结构主义、新解释学和新实用主义。借助于知识左派反文化理论、女性主义和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形成了其思想谱系的雏形。后现代主义真正引起西方学界的普遍关注和争论则应该从1976年算起。1976年，美国著名的理论刊物《边缘2》率先发起了以“后现代性与阐释学”为题的专题讨论会，此后一系列以后现代主义为主题的国际学术会议相继召开，而在此期间，一系列影响深远的专著也相继出版，主要有利奥塔的《后现代状态》、尤尔根·哈贝马斯的《现代性对抗后现代性》和罗蒂的《哈贝马斯与利奥塔论后现代性》等。上述学者之间的理论交锋为推动后现代主义研究的深入发展做出了贡献，形成了西方学界研究后现代主义的高峰期。
20世纪80年代是西方学界研究后现代主义的高峰时期。这一时期围绕后现代主义所进行的讨论主要有探讨后现代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问题，把后现代主义理解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危机的体现；分析后现代主义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与启蒙运动、后现代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等的关系问题；把后现代主义的特征概括为反本质主义、反理性主义、反基础主义、反中心主义等，特别是哈桑关于后现代主义理论特征的研究被视为是最为详尽的。在《后现代转向》一书中，哈桑通过比较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区别，认为后现代主义主要有不确定性、破碎性、反正统性、非我性、内在性等特征。与这种深入研究同时表现出来的，是这一时期的后现代主义研究全方位、立体化的趋势。建筑、语言、艺术、文学、政治经济、宗教神学等领域都对后现代主义的研究有所涉及。而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未来发展和生存又日益成为后现代主义研究的新课题。按照悲观主义者的观点，“现代性的破坏特点使得后现代时代成为一个‘彻底的、无法超越的不确定性’的时代，一个以冷漠无情、残忍凶狠、陌生疏远、令人绝望、愤世嫉俗和模棱两可为特征的时代”，[3]生活在这样的一个时代，人们所必须面对的事实是“人口过剩、种族灭绝，原子武器的毁灭性打击，大灾变，环境的毁坏，太阳的爆炸，45亿年后太阳系的消亡，以及宇宙因衰变而消逝”。[4]假若这些言论代表的是事实的话，作为具有强烈现实关怀情怀的后现代主义必然要以上述问题为问题提出自己的分析和解决策略。从后现代主义的身份辨识看，后现代主义如今已经被用来涵盖哲学观念到文化的一切事物，它被视为是一种思想方法、一种理论学说，一个历史时期，等等。
后现代主义不仅触及了西方文化的根本，而且体现了西方文化的逻辑，所以在其产生伊始，就引发了学界的关注，形成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这些研究成果既包括后现代理论家的原创理论，也包括研究后现代主义以及与后现代学者进行对话而形成的研究成果。从后现代理论家的原创理论看，国外学界著述颇丰，主要有德里达、福柯、利奥塔、鲍德里亚、鲍曼等人的论著。其中，德里达被视为后现代主义最重要的理论代表。作为法国思想界继萨特之后最伟大的社会理论家，德里达首创了“解构”等概念，对西方形而上学的历史进行了颠覆，其理论撼动了西方整个传统人文科学的基础，其著述主要有《文字语言学》《声音与现象》《写作与差异》《散播》《哲学的边缘》《立场》《人的目的》《马克思的幽灵》等。福柯被视为新历史主义的主要代表，在西方思想界具有广泛而重要的影响，被认为是一个非历史的历史学家、一个反人本主义的人文科学家、一个反结构主义的结构主义者，[5]他一生各个不同时期的著作都致力于揭示知识和话语的历史建构性质，并指出知识与权力之间的关系。其著述主要有《疯癫与文明》《临床医学的诞生》《词与物》《知识考古学》《话语的秩序》《规训与惩罚》《性史》等。利奥塔在其代表作《后现代状态》一书中，从语言资质及其运用的差异入手，区分了两种知识——科学知识和叙事知识，把现代逻辑理解为一种“元叙事”，把对意识形态的批判延伸到社会学、政治学、哲学、美学等领域，除此之外，他还撰写了《力比多经济》《话语和图像》《回答这个问题，什么是后现代主义？》《非人》《歧异》等著作。在所有的后现代社会理论家中，鲍德里亚（也常常被翻译为布西亚、波德里亚或博德里拉）被认为是迄今为止后现代立场最为鲜明的。大器晚成的他虽然在近40岁才发表了他的第一部著作，但正如社会学家鲍曼对其所评价的，唯有鲍德里亚才真正反思了“后现代状态的情况——该状态的节奏，该状态中形式与内容的不一致，以及该状态的速度和混乱”。[6]美国社会学家乔治·瑞泽尔更认为“虽然对福柯进行归类有一定的困难，但让·鲍德里亚却明确和肯定地是一个后现代主义者……事实上，许多人都认为他不仅是一个后现代主义者，而且还是这种理论的重要代表”，[7]其著作主要有《物体系》《消费社会》《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生产之镜》《象征交换与死亡》等。鲍曼的著作在某些方面与西美尔有相似之处，即都拒绝正统的观点，而关注琐碎的事情。在现代与后现代的归属上，有学者（贝斯特）认为鲍曼是一个后现代的骗子，是一只披着后现代主义羊皮的现代主义的狼。造成上述现象的原因或许是因为他的解释学视角。他的现代性不是一个实在的世界，而是一种对世界的理解，是一种设计和规划，但这种设计和规划导致了技术统治和大屠杀，后现代性则是一种多元化。鲍曼的著作主要有《解释学和社会科学》《阶级的记忆》《立法者和阐释者》《自由》《现代性和大屠杀》《现代性和矛盾态度》《后现代性的亲密》《后现代伦理学》《生活在碎片中》等。
如果以其所持有的立场来看，吉登斯、尤尔根·哈贝马斯、詹姆逊等人似乎不应该被列入后现代理论家的名单，但如果从其研究的内容看，上述学者虽然对后现代主义这种激进的立场并不赞同，甚至会站在相反的立场——维护现代性的方案，但由于其所谈论的话题都是围绕现代性而进行的，所以本书也在相关章节对上述学者的思想观点做出了说明。吉登斯是英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和社会理论家，其与后现代主义的关联主要体现在他通过提出自反性的现代化而批判后现代主义，代表作品主要有《社会学方法的新规则》《社会的构成》《民族——国家与暴力》《现代性的后果》《现代性与自我认同》《亲密关系的变革》以及《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等。明确坚持现代性立场的当属尤尔根·哈贝马斯，这位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的领军人物，是“批判理论”和新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代表，其研究兼跨哲学、社会学、政治学、语言哲学、解释学等诸多领域，著作等身，代表作品主要有《社会科学的逻辑》《晚期资本主义的合法性问题》《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交往行为理论》《现代性的哲学话语》《后形而上学思维》《作为未来的过去》等。
从后现代学者的研究成果看，随着后现代主义的触角向其他各个领域的延伸，从社会学的角度对后现代主义进行研究的论著也渐次出现。较早从社会学的角度对后现代主义进行研究的学者为英国的社会学家拉什。在其所著的《后现代主义与社会学》一书中，拉什把后现代主义理解为一种文化范式，在以现代主义为参照系的基础上，考察了在生产、消费等层面所体现出的后现代主义的社会政治经济基础，系统分析了后现代主义的文化特征及其在经济和社会层面的发展演变。美国研究后现代主义的著名学者波林·罗斯诺所撰写的《后现代主义与社会科学》着眼于考察后现代在人文科学中的起源，探索了后现代方法的范围和复杂性，解释并具体说明了后现代方法在社会科学中的应用以及应用之后所产生的后果，并对后现代主义在社会科学中的重大意义、它的基本要素、中心问题以及构成前提，其长处和短处等问题进行了较为客观的评价。[8]此后，美国学者戴维·R.肯迪斯和安德烈亚·方坦纳编辑了《后现代主义与社会研究》一书，从后现代主义的社会理论和后现代主义的研究方法两个方面对后现代主义在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进行了开拓性的努力。美国左派思想家斯蒂文·贝斯特和道格拉斯·凯尔纳合作撰写了《后现代理论：批判性的质疑》《后现代转向》两书。前者着力于介绍以法国思想家为主的许多后现代理论主题、立场和政治主张，在肯定后现代主义是一种超学科话语基础上，探讨了后现代理论的特征，并以此作为鉴别后现代理论家的工具，在进行客观研究的同时，也指出了后现代理论的局限之处。后者从批判的社会理论视角出发，把后现代主义理解为一种新出现的考察世界、解释世界的范式。在追溯后现代系谱的同时，该著作指出在理论、艺术、科学领域的后现代转向轨迹和话语都各有不同并分析了这种不同。加拿大的社会学教授大卫·莱昂的《后现代性》一书则用后现代性来标示当前社会，力图以后现代性为视角对当代社会、文化变迁等一些重要问题做出“敏锐反应”。在这里或许还有一个人物需要提及，此人即伊哈布·哈桑。伊哈布·哈桑的《后现代转折》一书被视为是关于后现代理论最准确、最明晰、最全面的阐释，也是最富于创见的文本。虽然被公认为是从文学的角度对后现代主义进行研究的，但在研究过程中，伊哈布·哈桑的后现代主义概念逐渐跨越了文学的界限而转化为一个门类众多的文化概念。[9]
与西方对后现代主义的研究相比，中国起步比较晚。根据笔者目前所掌握的资料，国内对后现代主义的关注一开始是从文学和建筑领域开始的。1980年、1981年英美文学专家美籍华裔作家董鼎山相继在《读书》1980年第12期、1982年第2期以《所谓“后现代派”小说》《卡尔维诺的“幻想”小说》为题，分别向国内学者介绍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终止以来美国的“后现代主义”（或“后现代派”）的美术或小说创作的流行状况和当代意大利作家意大洛·卡尔维诺的“幻想小说”，其作品被视为后现代主义派的代表作。其后诗人、翻译家袁可嘉撰写了《关于“后现代主义”思潮》一文，从文学方面对后现代主义进行了综述性的引介。与文学领域的后现代主义研究如影随形，1981年，周卜颐教授翻译了罗伯特·文丘里的《建筑的矛盾性和复杂性》；1982年，李大夏副教授翻译了查尔斯·詹克斯的《后现代建筑语言》。此前，两位著名的建筑学家，上海罗小未和北京刘开济，就开始了对后现代主义的认真考察和评析。20世纪80年代初，《世界建筑》《建筑学报》《外语界》《文艺研究》等期刊陆续刊登了一系列关于讨论后现代主义建筑风格的文章。而哈桑、詹姆逊等人访华，则对后现代主义在中国的蓬勃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大约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后现代一词逐渐在国内学界时兴，根据笔者以“后现代”为主题对CNKI这一学术资源库进行文献检索的结果显示，从20世纪80年代迄今，关于后现代主义的研究呈现出了逐年上升的趋势，由1980年仅仅有1篇，出现逐年攀升的趋势，2012年文献数据显示为3673篇，为数年之最，2013年和2014年分别为3511篇和3363篇，虽然较往年略低，但这个数目仍然是巨大的。
虽然关于后现代主义的研究已经有了一个较长的时期，但关于后现代主义的内涵，学界迄今尚未达成一致。实际上，随着对后现代主义研究范围的拓展，人们对后现代主义的读解出现了诸多版本，很少有学者从单一的学科和角度来理解后现代主义。学者吕川基于学界关于“后”理解的差异认为对于后现代主义的理解可以有三种观点：从时间的角度上理解，后现代主义被认为是对现代主义的继续与发展；从字义的角度理解，后现代主义与现代主义的差别不在于时间的早与晚，而主要体现在思维方式上的对立，后现代主义是对现代主义的反拨；从综合的角度理解，有学者认为后现代主义是指19世纪50年代以来，以反传统哲学为特征的一种思潮，也有学者认为后现代主义是指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反西方近、现代体系哲学倾向的一种后哲学思潮。[10]学者王宁在总结学界研究的基础上，列举了后现代一词的12种含义：“1.一种后现代社会特有的思维方式或世界观（汉斯·伯顿斯）；2.一种不再局限于西方世界，而是已涉及东方国家的国际性泛文化现象和文学运动（王宁）；3.一种后现代氛围和膨胀经济时代的文学（查尔斯·纽曼）；4.当代信息制度下的一种总的知识状态（利奥塔）；5.一种叙事风格或话语（卡利内斯库、戴维·洛奇等）；6.一种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的文学的主流嬗变（麦克里尔）；7.一种文学史的分期概念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詹姆逊）；8.一种用于文学批评和文本分析的代码（佛克马）；9.一种反叛现代主义文学等级制度的文学艺术思潮（莱斯利·费德勒）；10.一种自文艺复兴以来西方文化中业已存在的一股智性反叛的潜流在当代的全面复兴（伊哈布·哈桑）；11.一种后现代表述或诗学（林达·哈琴）；12.一种以反讽为其特征的修辞（文伦·王尔德），等等。”[11]田薇认为当前学界关于后现代主义的理解可以归纳为七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后现代主义是一种众说纷纭的后现代话语，是一场围绕某些术语、话题和观点而展开的争论；第二种观点认为后现代主义是一种以复制化、消费化、平面化价值取向为表征的文化倾向，反映的是信息时代科技发展导致的合法化危机问题；第三种观点认为后现代主义既可以被指称为“后工业社会”，也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对现代文化加以批判和解构的文化运动；第四种观点认为后现代主义是一种汇集了多种文化、哲学和艺术流派的庞杂的文化思潮；第五种观点认为后现代主义是对现代社会和现代化理论进行批判的一种文化哲学；第六种观点认为后现代主义是西方后工业社会出现的一种含混而庞杂的社会思潮；第七种观点认为后现代主义是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或后工业社会的一种文化现象。[12]
上述关于后现代主义的观点都反映了界定后现代主义的困难。虽然不同学者基于不同学科、不同视角所理解的后现代主义不同，但目前大家都达成共识的是后现代主义并不是一个统一的流派或理论，其本身具有多面性。随着对后现代主义认识的深化，近来有学者对后现代主义进行了更深入细致的读解。华中科技大学学者张小山在2014年2月28日的《中国社会科学报》上撰文指出，后现代不是一个时间分期，也不是一个单一的概念，应该就其近亲后现代、后现代性以及其对立面现代、现代性和现代主义来界定这一概念。基于这种理解，张小山认为福柯、鲍德里亚、利奥塔和德里达是后现代理论家，而吉登斯和尤尔根·哈贝马斯是谈论后现代话题的理论家，鲍曼则是后现代性理论家。[13]
由于后现代主义内部状态纷呈，依据不同的标准可以做出不同的划分。学者王治河认为后现代主义根据其自然形态可以划分为文学艺术上的后现代主义，社会文化上的后现代主义、哲学上的后现代主义，而随着后现代主义思潮的深入，还会产生后现代经济，后现代农业，后现代科学，后现代教育，后现代政治，后现代宗教，等等。[14]而在其《后现代哲学思潮研究》（增补本）一书中，王治河认为根据表现形态后现代主义可以被理解为“反基础主义”“视角主义”“后人道主义”“解构主义”“后现代解释学”“非理性主义”“认识论的无政府主义”以及“非哲学”等11种思潮。学者张广利、吕川则基于后现代主义的三个向度，把后现代主义划分为三种形态，即否定性的后现代主义（又称激进的后现代主义），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和庸俗的后现代主义。激进的后现代主义以福柯、利奥塔、德里达等人为代表。其理论特征是“摧毁”和“否定”，侧重于对旧事物的摧毁，反对任何假定的“前提”“基础”“中心”等，具有比较悲观、怀疑主义的色彩。由于激进后现代主义的破坏性，所以20世纪80年代以后，激进的后现代主义便屡遭质疑，趋向衰落。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是继激进的后现代主义而出现的，大概是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崛起，代表人物主要有霍伊、科布、格里芬等人，其特征在于建设性，鼓励多元的思维风格。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通过反思现代性的恶果，致力于构建一种与现代世界观不同的有机的、整合的后现代世界观，通过对现代性的超越，积极寻求解决现代性困境的办法，重新建构人与世界，人与人的关系。因而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具有更强的建设性、积极性和乐观性。简单化或庸俗的后现代主义是对激进性的后现代主义和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的庸俗化，代表人物是詹姆逊，其特征主要有以下四点。第一，深度的消失。所谓深度的消失是指文化的空间深度、时间深度和解释深度的消失，是指后现代主义文化不再像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那样主要谈论经验和意义问题，人们追求和消费的是平淡庸俗的娱乐化、表面戏仿化的一些毫无深度的模式。第二，主体的消失。现代主义作品比较关注个人内心的情感，而后现代主义作品的主体则从自身的情感中脱离出来，所有情感并非来自个人感受。第三，拼凑模仿。后现代文化没有文雅和通俗之分，文化被商品化、大众化了。第四，距离感的消失。由于商品化和高技术的巨大冲击，人和人，人与物的关系丢失了真实的感受以及辨别真假的标准。
虽然后现代主义的形态各异，思想观点彼此多有抵牾，没有形成而按照其反对宏大叙事的特征也不会形成统一的理论流派，但无可否认，后现代主义仍然具有共同的特征，这些特征主要体现在如下四个方面。
第一，反理性主义。作为西方文明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基础，理性主义源远流长。自古希腊奠定理性主义传统以来，理性主义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在17世纪，“理性主义”更是确立了自己的霸权地位，近代被视为是一个理性主义的时代。理性被视为是人的最高本质，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地位。它是一种绝对的力量，是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根本标志，也是人赖以安身立命的文化支柱。从理性主义出发使得对人的理解成为一种抽象思维的实体，而处在这样的抽象实体视野中的世界也是一个被抽象化理解的世界。与现代性张扬理性相反，后现代主义深入全面地揭示了“理性”在确立自身地位时所产生的压迫性，把理性等同于一种极权和压迫，所以必须予以批判和反对。
第二，反基础主义。后现代主义否认存在一些不证自明，具有终极真理意义的观念或概念，否认人类知识和文化都必须建立在这些可靠的理论基础上。后现代主义致力于“摧毁读者对‘知识’的信任，即把知识当作是某种应当具有一种‘理论’和具有‘基础’的东西这种信念”。[15]后现代主义对基础主义的反对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抛弃反映论。后现代主义认为人的认识过程是人的心灵同实在相互接触并形成观念的过程，认知不是对某种心外之物的再现和反映，没有绝对客观中立的认知，所以从事研究的认知者所形成的认识总是渗透着其所固有的理论和价值观念的。另一方面倡导多元论。对基础主义的寻求体现的是一种同一性思维。实际上人的现实存在是个别的存在，人所认识的世界也是“多元性”和“多义性”的世界，试图把丰富多彩的复杂世界化简为苍白贫乏的单一世界是一种错误的行为。
第三，反主客二元论。从最初的本源看，人与世界的关系是相互交融、相互感应的。而在认识论或知识论的视野中，世界成了被认识、被开发、被征服的对象，人与世界的关系成了一种对立的、主客二分的认识关系。在后现代主义看来，在现实世界中所出现的人与自然、价值与事实、理论与实践等的二元对立是由于思维方式预设的二元对立产生的。因此，后现代主义力图通过思维方式上的革命，来消除由于这种主客体的分离所造成的困境。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寻求人与世界的和谐交融，对工业化文明所暴露出来的弊端及其负面效应进行批判、反思和超越，由关注外部世界的认知到关注人的生命、精神家园的安放。
第四，反总体性。后现代主义反对大一统的世界观、元叙事、宏大理论等诸如此类的东西，认为那种囊括一切的宏大理论体系是建立在不确定的前提之上的，所以后现代主义也无意提出一个可以替代的宏大理论，而更着眼于边缘性的话题和看似琐碎的主题，反对绝对性的霸权和虚构。
也有学者把后现代主义的特征归纳为解构主义或审美主义的研究旨趣；建构主义的本体论；怀疑主义的认识论；相对主义的价值论；多元主义的方法论；反对整体化、元叙事的决定论、独断论；强调话语分析的重要性；自由主义的表述方式，并从上述四个方面分析了西美尔社会研究方法的后现代主义特征。[16]
上述研究有利于我们深化对于后现代主义的认识，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后现代主义是对现代主义的否定和批判。
从国内学界研究的成果看，学界从文化、哲学思潮的角度对后现代主义的研究，起步比较早，研究成果比较多，研究深度也比较深。早在1992年由王岳川主编的《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一书出版后，《后现代科学实在论》《人文困惑与反思》《扑朔迷离的游戏》《后现代主义哲学述评》《现代之后——20世纪晚期西方哲学》《论第三种形而上学——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哲学研究》《西方后现代主义哲学思潮研究》《西方后现代哲学》《历史学研究的语言学转向——西方后现代历史哲学研究》等书也相继出版，丰富了对后现代主义的研究。而与学界从文化与哲学思潮的角度对后现代主义的研究相比，从社会学层面对后现代主义的研究仍然显得相对薄弱。
根据目前所掌握的资料，国内较早从社会理论角度透视后现代主义的当属夏光。1991年，在题为《后现代主义：社会理论的新视界》一文中，其对后现代性研究的综述，为我们把握社会学研究的理论前沿提供了帮助。进入21世纪，对后现代社会学理论的研究有了可喜的发展。从专著方面看，2002年出版、2014年再版的由刘少杰所著的《后现代西方社会学理论》一书，从知识基础、现实基础、思维方式和话语方式等方面论述了社会学从现代到后现代的变革，体现了社会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新发展。2003年，夏光以《后结构主义思潮与后现代社会理论》为题，揭示了后结构主义思潮中的社会理论维度，促进了人们对后现代社会理论的深入理解和进一步研究。其后，文军在其所著的《承传与创新》和《西方社会学理论》两本著作中，分别以现代性为主题，以全球化为背景，从社会学自身发展的逻辑和理论传承入手，阐述了后现代社会学的兴起、方法论特征，有助于我们从思想体系上把握后现代西方社会学理论的发展脉络及变化趋势。成伯清的《走出现代性》一书以“信息社会”“消费社会”“世界社会”和“风险社会”来表征新时代社会的发展，探讨了社会学的认识模式和表征策略的“反思转向”“叙事转向”和“修辞转向”，是社会学从理论上对时代发展的回应。2012年，谢立中所著的《后社会学》一书则以多元话语的视角，深入考察和分析了后现代主义思潮对孔德以来的西方社会学理论所提出的挑战，对后现代主义思潮所蕴含的一种与现代主义社会学不同的、新的社会研究模式——后社会学进行了初步的描述和勾勒。与此同时，国内学者研究后现代主义者的著作也相继出版。如近几年所出版的严翅君、韩丹所著的《后现代理论家关键词》、张劲松研究鲍德里亚的著作《重释与批判——鲍德里亚的后现代理论研究》等书，为我们了解后现代主义与社会学的研究提供了资料。
对后现代主义从社会学层面进行探讨的除了上文提到的学者外，还有郑杭生、周晓虹、邹吉忠、张世平、潘泽泉、黄波、胡全柱、高宁等，他们对后现代主义社会理论的产生、研究的问题及其局限等进行了有意义的理论探讨。此外，还出现了一些以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的一些基本观点和理论取向为借鉴，研究中国当前的“社会现实”的学者，代表人物主要有成伯清、佟新、方文、毕向阳等。
从当前国内外关于后现代主义的研究现状来看，从产生迄今，虽然后现代主义已经成为美学、伦理学和哲学的论述对象，但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社会科学的概念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后现代主义在社会科学领域的这种缺席已经日益引起人们的注意。拉什在《后现代主义：一种社会学的阐释》一文中认为，“后现代主义已经成为美学、伦理学、哲学的话语对象，但是它还未成为严肃的系统的分析对象，尤其是还未成为严肃的社会学分析对象”。[17]美国学者斯蒂文·贝斯特、道格拉斯·凯尔纳也指出：事实上，所有后现代理论中都存在着社会学概念上的缺陷。[18]1994年弗雷德·达尔迈尔在评述戴维·R.肯迪斯与安德烈亚·方坦纳编著的《后现代主义与社会研究》一书时也认为，“到目前为止，论述后现代主义——或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之间的紧张状态——的文献一直倾向于被限制在哲学、文学和艺术领域，只有很少的人尝试着探索这些问题与社会科学的相关性”。[19]与西方社会科学领域对后现代主义的这种研究现状相似，国内学界对后现代主义的研究也更多的是从哲学和文学领域进行的，而从社会科学领域从事对后现代主义研究的比较欠缺。早在2003年，文军在其所撰的《后现代：一个概念的社会学考评》一文中就指出，在人文学科中对“后现代”的讨论较多，但在社会学领域尤其是在社会理论的构建方面则明显不足。[20]
为什么社会学领域关于后现代主义的研究较少？这或许与后现代主义的某些激进主张有关。由于后现代主义深入社会科学构成要素的核心，并从根本上予以消解，其所构成的结果对社会学而言是摧毁性的、颠覆性的。正如波林·罗斯诺认为的，“后现代主义像幽灵一样时常缠绕着当今的社会科学。在许多方面，几分可信几分荒诞的后现代方法对最近三十多年来的主流社会科学的基本假定及其研究成果提出了诘难。后现代主义提出的挑战似乎无穷无尽。它摈弃认识论的假说，驳斥方法论的出轨，抵制知识性的断言，模糊一切真理形式，消解任何政策建议”。[21]“后现代主义的思想活动引发了激烈的争端……关涉我们的存在和人性的最深层领域的诸多问题正面临着危机，它们是：我们如何知道我们所知道的东西，我们如何考虑个人的努力和集体的渴望，进步究竟有没有意义以及应该如何求得进步，如此等等。后现代主义对因果性、决定论、平等主义、人道主义、自由民主、必然性、客观性、合理性、责任和真理都提出了责难。它对作为未来社会科学之深刻基础的诸多论题提出了异议。”[22]
此外，社会学被视为是现代性的伴生物，而后现代主义在深层根源上是基于现代性的危机而出现的。尼格尔·多德在《社会理论与现代性》一书的引言中关于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区分理解。在他看来，现代主义者和后现代主义者争论的焦点主要体现为两个系列问题：从社会理论方面理解，二者都体现为一种用来理解我们周围世界的相互联系的概念、范畴和解释模型；从一般术语而言，二者是两个互相冲突的规范工程，是两套有争议的思想和信念系统。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工程的抵制一般与他们对现代社会理论家所追求的理论目标、眼界和解释范围的抛弃关联。[23]而社会学被视为肩负为现代性工程辩护的重任，所以，当后现代主义者认为现代性工程已经解体，因而用来描述这一社会的概念、范畴和解释方式也应该予以取缔时，其所提出的并不仅仅是要对这一学科进行解构后的重建，而是取消，这显然也是社会学深感无法在其理论框架内研究后现代主义的深层根源之一。
但回避问题并不意味着问题的取消，正如乔治·瑞泽尔在《后现代社会理论》一书中所指出的，在后现代的舞台上，很多令人关注的、重要的当代社会理论都深陷其中。社会学理论必须关注这一不断增长的理论实体。[24]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许多学者从社会学、社会理论的角度对该问题做出了有益的尝试。本书也力图在学界从社会学的视角对后现代主义研究的基础上，通过系统整理社会学、哲学及其他学科已有的研究成果，厘清后现代主义的三种型态，即文化意义上的后现代主义、哲学意义上的后现代主义与社会理论意义上的后现代主义之间的关系，并通过分析社会学理论与社会理论之间的关系，尝试界定社会理论，从社会理论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等层面阐述后现代主义所存在的社会理论维度，以推进对后现代社会理论的研究。
自从后现代主义产生以来，关于后现代主义消亡的呼声就已经出现。早在1975年的8月，就有媒体宣称“后现代主义已经死了”，“现在已经是后—后现代主义”的时代了。[25]后现代主义是否正在没落？这种没落的迹象似乎表现在现在西方学界很少提及后现代主义的字眼，但如果仅仅根据是否有后现代主义这样的字眼来说明后现代主义是否正在消失，这种说法并不慎重。实际上，直至今天后现代主义仍然方兴未艾。2008年，美国芝加哥大学的艾恺教授在为南京大学师生所做的题为《后现代主义批判》的演讲中指出，“或许某些人会说后现代主义已经过了高潮，但它肯定还能持续一段时间，因为这20多年来，在意识形态、情感和专业上对后现代主义深信不疑并努力耕耘的人士已位居学界要津，包括学院院长、系所主管及基金会董事会的成员：他们所指导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除了所谓“理论”以外所学有限（能教的也有限），这些学生辈也同他们的师长一样对后现代主义抱有深刻的认同。因此，在我看来，正是这一个既得利益结构保障未来后现代主义仍然会持续一段时间。尽管后现代主义在欧洲（它的发源地）早已成为过去时，但它在北美仍然蓬勃发展：在东亚，如今它正以星火燎原之势蔓延开来，方兴未艾，学术界正一窝蜂地追赶时髦，即认同并追求西方正流行的东西”。[26]持有此观点的还有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教授琳达·哈琴，2012年3—5月，作为后现代主义的积极辩护者，哈琴在接受中国的学者陈后亮对她访谈中指出，后现代主义的身份不是非历史、非政治、玩弄拼贴游戏的文化大杂烩，而是通过解码和重新编码隐含在文学、文化以及历史文本中的话语—权力关系，揭露任何文化实践中都会存在的意识形态和权力再生产机制，以实现更积极的政治实践。在她看来，“后现代主义并未像有些人宣称的那样已然终结，而是进入了一个暂时可被称作‘晚期后现代主义’的阶段，成为经典化和制度化了的反话语，被普遍接受并运用在当下的文化实践、艺术创作和教学研究之中”。[27]罗斯诺认为，实际上，后现代主义不仅没有消失，反而正在成为人文科学领域研究的代名词。一些细致的研究更能揭示出后现代主义是否存在的状态。例如今天许多的社会科学研究实际上是在后现代主义的议程范围内进行的，许多大学的文学批评都暗含着一种后现代的、解构的方向，后现代主义所掀起的一些议题正在日益引起人们的注意。上述种种迹象表明，当下谈论后现代主义的消失为时尚早。[28]
本书力图采用史论结合的方法对后现代社会理论问题展开论述。全文由五部分共八章组成，第一部分为第一章，主要阐述后现代主义和社会理论两个基本概念；第二部分由第二章和第三章构成，分别阐述后现代社会理论转型的理论背景和现实社会背景；第三部分由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构成，是本书阐述的主体部分，主要从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层面论述后现代主义的社会理论维度；第四部分为第七章，通过理论联系实际说明这种研究对中国社会建设的意义和启发。第五部分为第八章，对后现代社会理论予以反思。具体内容如下。
第一章主要阐明后现代主义和社会理论两个概念。后现代主义和社会理论是两个歧义纷呈的概念，阐明二者是进行后现代主义社会理论维度分析的前提。本章通过对社会学理论与社会理论概念的比较分析，指出社会理论与社会学理论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从时间上看，社会理论的出现早于社会学理论；从研究的领域看，社会学理论专指现代性出现以后的特定历史时期，而社会理论则包括有了人类以来关于社会领域的所有研究；从研究的目的来看，社会学理论肩负为现代性工程辩护的责任，而社会理论则在研究分析社会的同时还具有反思、批判社会的功能。通过分析，本章指出社会理论具有如下特征：社会理论是一种跨学科研究，具有综合性；社会理论具有反思性、批判性；从研究旨趣上看，社会理论体现了公共知识分子直面现实的人文情怀；社会理论倡导多元主义的方法论；社会理论注重另类、边缘性的议题。本章通过对学界关于后现代主义这一概念的考古式研究，指出后现代主义有三种样态：文化的后现代主义被理解为出现在文化领域（文学艺术和美学领域），指向当前时代的主流价值观和精神，以及特定的美学和文化倾向的文化思潮；作为一种哲学思维方式的后现代主义，体现为一种思想风格，致力于传统哲学的批判和瓦解，要求彻底摆脱西方哲学创建以来的形而上学传统，体现了一种不畏权威、彻底反思和批判的精神；作为一种社会理论的后现代主义探讨的是当代西方社会文化变迁过程中后现代主义的形成，它的出现契机是社会学理论的危机，深层根源是现代性的危机，揭示的是后现代社会的来临。
第二章主要阐述后现代社会理论取代社会学理论的理论背景。后现代主义对社会科学的挑战并不是偶然的，其之兴起被视为是与社会剧变、文化嬗变、政治变革、核心价值的深层次哲学争论与学术危机同时发生的，甚至就是对它们的反应。[29]作为一种思潮，后现代主义并不是空穴来风，而是有其理论先驱的。尼采、海德格尔和巴塔耶分别从不同的层面对现代性的问题予以分析和批判，体现了后现代主义的致思之路，在某种意义上，他们影响或决定了其后后现代主义者的思路方式，构成了后现代主义社会理论形成的路径。而后现代社会理论则是在与社会学理论的交锋中形成的，社会学的危机是后现代社会理论兴起的学术背景。社会学的危机主要体现为社会学为自己规定的任务和为完成任务而建立的方法论。社会学的任务有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规范自己形成一门独立的、具有合法性地位的学科；另一方面，社会学的逻辑研究起点是现代性，社会学肩负着为现代性工程论证的任务。但社会学发展的历史证明，社会学在这两个任务的完成上都遇到了问题。从学科任务上看，社会学发展迄今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理论任务上都面临了困难，在创建伊始就出现了实证主义、人文主义和批判主义的三大传统，这说明社会学尚未形成统一的规范学科，面临的是理论整合的困境，造成社会学理论在整合上出现困境的原因在于社会学体现的是主客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具有过度宣扬理性的倾向；受科学主义的影响，忽视二者之间的差别，仿效自然科学来建立社会学；在研究上具有形而上学的特点。社会学的危机还体现在它为之论证的现代性工程在实践上遇到了危机。“现代性是社会学研究的逻辑起点”，从为现代性工程论证的任务看，现代性的危机表征了社会学在规划设计上的危机。现代性是作为能够把人类从愚昧和非理性状况中解脱出来的进步力量而登上历史舞台的，但在实现现代性计划的过程中，其自身却成为消极、压迫、压制之源、异化之本，对这一危机的论述早在社会学创建人那里就已出现：韦伯认为伴随着世界的祛魅，出现了价值的缺失、精神家园的失落，这一切都与理性化过程相关，但人却无法走出自己制造的“铁囚笼”；西美尔通过对大都市人们的日常生活研究，分析了由于主体文化和客体文化的分离而出现的文化悲剧，是从文化的角度对现代性危机的体认；马尔库塞继孔德、迪尔凯姆对社会病理学的分析之后，指出社会批判理论失去了其现实基础，因为当前社会是一种病态社会——单向度的社会，处在这一社会的人是单向度的人。在这一系列的批判背后揭示的是现代性的危机早在其出现的时候就已经孕育了，危机在某一方面就是现代性的成果，随着现代性危机的出现，人们对现代性的信念也逐渐坍塌。
第三章重在分析后现代社会理论兴起的现实背景，即后现代社会的到来。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分析后现代主义的社会理论维度就是要揭示出决定后现代主义这一社会意识的社会存在，即后现代社会或后现代趋势。目前虽然关于是否有一个后现代社会的观点尚没有达成一致，但不同的学者都指认当前的社会迥异于以往的传统社会。戴维·哈维从时空视角探讨后现代的状况，詹姆逊、丹尼尔·贝尔名之为“后工业社会”或“晚期资本主义”，吉登斯认为是“全球化社会”，贝克认为是“风险社会”，鲍德里亚认为是“消费社会”，等等。上述学者对当前社会不同层面的描述说明当前社会已经发生了深刻的社会变迁，而这也是社会学危机出现的深层根源。
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从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三个层面论证了后现代主义社会理论维度的存在。随着“社会”这一范畴文化性质的增强，传统社会学的二元论、客观论范式受到了质疑，社会学关于社会实体化的思维方式以及由此形成的关于社会学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研究任务的理解，日益暴露出其局限性。后现代社会理论从深层对上述问题进行了重述，正是在反思、批判传统社会学的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和任务的局限时，后现代主义体现了其社会理论的维度。与社会学相反，后现代主义在对社会的研究上持有的是否定本体的本体论，体现在詹姆逊、福柯、鲍德里亚等人的思想观点中就是这些学者很少谈及社会的本源、本质等问题，而更多的是关注社会的文化转向，关注社会的微观、边缘性领域，以及对社会所具有的符码性质的关注。在认识论上后现代主义持有的是建构主义的立场，通过对理性主体的质疑和消解，对认识的客体—社会范畴—文化性质的强调，通过对社会学以之为范本的科学形象的解构，把追求客观真理的过程作为一种多元视角下解释和构建的过程。没有所谓的真理、客观性，知识都是生成的，是被建构起来的。在方法论上受语言学转向的影响，后现代主义对社会的分析和研究形成了话语分析的模式，其运思方式表现为话语理论，主要有福柯、德里达等人的话语分析理论以及在这一解构的背景下出现的女性意识的觉醒，女性身份的建构与解构问题。
第七章主要阐述对后现代主义及其社会理论维度的分析对中国的社会建设所具有的启发和警示意义：首先，对风险社会的分析，能够使得中国在社会管理和建设的过程中关注其伦理价值维度，避免出现西方社会已然出现的风险社会，从而更好地规避风险，实现社会管理的职能；其次，与社会学过于宣扬理性相反，后现代主义凸显了人文关怀的向度，对中国教育界的启示就是改变教育的工具理性价值，以人的生活为根本立足点，关注现实生活中的人和人的现实生活，实现教育的生活世界转向；最后，与西方相比，中国具有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资源，这些资源能够为我们超越现代性的困境提供可行之路。
第八章对后现代社会理论进行反思，指出在其批判现代社会学理论之后本身也遇到了一系列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严格意义上的后现代社会理论范式尚未形成，后现代社会理论尚未具备统一的理论形态；在消解理性、否定主体、反对科学、宣告真理不复存在之后，无法解决由此带来的怀疑主义与虚无主义问题。尤尔根·哈贝马斯坚持现代性的立场，从外围与后现代主义者进行论战，力图重建现代性，而以大卫·格里芬等为代表的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者则从后现代阵营内部对激进的后现代主义的观点进行了回应。
注释
[1][英]吉拉德·德朗蒂：《当代欧洲社会理论指南》，李康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页。
[2][美]波林·罗斯诺：《后现代主义与社会科学》，张国清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版，第2—3页。
[3][美]波林·罗斯诺：《后现代主义与社会科学》，张国清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版，第19页。
[4][美]波林·罗斯诺：《后现代主义与社会科学》，张国清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版，第19页。
[5]Clifford Geerts，Critical Essays on Michel Foucault，Solar Press，1992，p.139.
[6]Mike Gane，Jean Baudrillard in Radical Uncertainty，Pluto Press，2000，p.8.
[7][美]乔治·瑞泽尔：《后现代社会理论》，谢立中等译，华夏出版社2003年版，第104页。
[8][美]波林·罗斯诺：《后现代主义与社会科学》，张国清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版，第1—2页。
[9]王潮：《后现代主义的多元景观》，转引自王潮编著《后现代主义的突破——外国后现代主义理论》，敦煌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4页。
[10]吕川：《后现代主义研究综述》，《社会科学动态》1999年第7期。
[11]王宁：《中国90年代文学研究中的若干理论课题》，《天津社会科学》1992年第5期。
[12]田薇：《后现代主义研究综述》，《教学与研究》1999年第4期。
[13]张小山：《谁是后现代理论家》，《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2月28日第A08版。
[14]王治河主编：《后现代主义辞典》，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版，第9页。
[15][美]罗蒂：《哲学和自然之镜》，李幼蒸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4页。
[16]张小山：《西美尔社会研究方法论中的后现代主义特征》，《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3期。
[17][美]拉什：《后现代主义：一种社会学的阐释》，《国外社会科学文摘》2000年第1期。
[18][美]道格拉斯·凯尔纳、斯蒂文·贝斯特：《后现代理论——批判性的质疑》，张志斌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版，第232页。
[19][美]戴维·R.肯迪斯、安德烈亚·方坦纳编：《后现代主义与社会研究》，周晓亮等译，重庆出版社2006年版，第2页。
[20]文军：《后现代：一个概念的社会学考评》，《求索》2003年第2期。
[21][美]波林·罗斯诺：《后现代主义与社会科学》，张国清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版，第1页。
[22][美]波林·罗斯诺：《后现代主义与社会科学》，张国清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版，第2页。
[23][英]尼格尔·多德：《社会理论与现代性》，陶传进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9页。
[24][美]乔治·瑞泽尔：《后现代社会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影印本，第1页。
[25][英]迈克·费瑟斯通：《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刘精明译，译林出版社2002年版，第1页。
[26][美]艾恺：《后现代主义批判》，《南京大学学报》2008年第3期。
[27]Chen Hongliang，“Institutionalization of Postmodernism and New Trendsin Postmodern Studies：An Interview with Professor Linda Hutcheon”，《外国文学研究》2012年第5期。
[28][美]波林·罗斯诺：《后现代主义与社会科学》，张国清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版，第15页。
[29][美]波林·罗斯诺：《后现代主义与社会科学》，张国清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版，第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