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后现代主义的社会理论维度，首先需要澄清的两个概念就是何谓社会理论？何谓后现代主义？“社会理论”这个名称被认为可以覆盖大多数社会科学所涉及的领域，思想来源丰富多样，命名形态和内容各异。不仅社会理论的起源问题一直存在争议，而且至今它还没有形成相对统一的理论形态。[1]后现代主义则被认为或许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复杂、分支最多的一种思潮。学界不仅对后现代主义本身的理解不尽相同、众说纷纭，而且被归属于理论阵营内部的诸多观点有时甚至截然相反，被公认为标准后现代主义者的学者则拒不承认自身被贴的后现代主义标签。在这种状况下，说明后现代主义和社会理论的含义，即如何在梳理不同学者关于后现代主义和社会理论诸种理解的基础上，提出本书所理解的后现代主义和社会理论是进行后现代主义社会理论维度分析的前提。
第一节 社会理论概念辨析
在学界，虽然社会理论正在日益成为一个大家所熟稔的概念，但熟知并不等于真知，关于社会理论的内涵学界并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以往学界关于社会理论的论述很多都是在拿来就用，不加说明的情况下进行的。即使有些学者意识到了社会学理论与社会理论之间存在区别，但这种区别何在并没有得到深究，基本上在所有学者那里，社会理论与社会学理论二者之间的关系并没有得到厘清，在很多情况下，二者要么被相提并论，要么在使用过程中一方被另一方悄悄取代了，社会学理论和社会理论成为了两个通用的概念。[2]实际上，社会学理论虽然和社会理论都是在现代性的背景下促生的，并且二者常常杂糅在一起，但二者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张力，如何对二者划界对理解社会理论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 社会理论概念辨析
（一）学界观点
国内著名学者刘小枫在《二十世纪西方社会理论论文选》的编者前言中曾经指出，“社会理论”不是天经地义或古已有之的学问或知识，所以，弄清“社会理论”的实质及其来龙去脉，不仅有必要，而且是当务之急。他所提出的现代学在某种意义上即社会理论，或者用他自己的话来说，“现代学标明的是一种社会理论的品质”，“在现存的学科制度中，社会学只是社会科学诸经验性学科之一，往往并不具有现代性问题关怀。现代学与社会学的区分根据因此在于，前者并不是社会科学中的诸经验学科之一”。[3]在刘小枫这里，社会学理论与现代学（社会理论）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社会理论的形成是与现代现象及其现代性问题纠结在一起的。一方面，社会理论与社会学（作为一门经验科学）的决定性差异在于，前者是关于现代性问题的思想性学术”。[4]2003年，学者夏光在其所著的《后结构主义思潮与后现代社会理论》一书中着手探讨后现代社会理论，但由于后现代话语的跨学科性以及内容的纷繁复杂，所以夏光并没有给后现代社会理论下一个实质性的定义，而只是从外延上对后现代社会理论的研究内容进行了分析，突出了后现代社会理论的反思性。这种反思包括从后现代的角度对现代性，尤其是社会现代化的反思；从后现代的角度对后现代性的反思；从后现代的角度对西方文明的反思；从现代的角度对后现代性的反思以及女性主义理论。此外，尤尔根·哈贝马斯、吉登斯等游离在现代与后现代、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之间的理论家们的理论也应该包括在内。[5]
比较明晰探索社会理论概念的是国内学者苏国勋。苏老在细致分析社会哲学和社会学的关系的基础上，把社会理论等同于社会哲学。但这种社会哲学并不是对社会学的排斥。在他看来社会哲学研究的是思想对行动的关系，这种研究既包括社会科学的说明的逻辑问题，也包括人文现象的意义的理解问题，具体而言主要涉及以下内容：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地位及其与自然科学逻辑的关系；社会领域中规律、趋势和概化的本质；对人的行动与自然客体和事件的区分和解释；各种社会制度的特征和形式；社会未来前景和理想社会的评价等。从此意义看，社会哲学问题亦即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中的一般理论问题，其内容具有对社会现象按照哲学观点进行再思考的性质。社会学作为一门从哲学中脱胎而出的综合性社会科学，致力于一种不同于哲学和其他各门社会科学的角度，从对人的活动、互动与群体生活及其社会结构的关系入手，对各种社会现象予以研究。就二者的关系而言，一方面社会哲学为社会研究提供前提预设和立论根据，离开了这种前提预设和立论根据社会研究就无法得以开展；另一方面，社会学为社会哲学或社会理论提供活生生的素材和丰富的养料。正如苏国勋在《社会理论与当代现实》一书中所指出的，凡是被视为社会理论的著作，其哲学内容与社会学内容都是紧密交织的，其关系是相辅相成的。社会哲学在理论预设上引导社会学的研究，社会学反过来在内容上不断充实和丰富社会哲学理论。[6]
与中国对社会理论的研究滞后相反，西方关于研究社会理论的论文集已经有多部出版，国内翻译成中文版本的主要有布赖恩·特纳编辑的《社会理论指南》已经发行了第二版，2000年乔治·瑞泽尔主编的《布莱克维尔社会理论家指南》，2006年英国吉拉德·德郎蒂主编的《当代欧洲社会理论指南》。上述大部头的编纂为我们了解西方社会理论的研究进展提供了便利条件，其所列举的关于社会理论的思想观点更是纷繁多元、异彩纷呈，究其根源是因为社会理论本身就是跨学科、超理论的综合体。
综观西方学界关于社会理论的研究，在社会理论的界定上，正如布赖恩·特纳所认为的，“社会理论涵括了有关现代社会中社会范畴的性质的总体上的关注。因此，《指南》所提供的是对最广泛意义上的社会理论的一般性引介，涵盖了政治理论、社会学、女性主义和文化分析”。[7]而社会理论的这种碎片化则被视为表征了我们当前所处世界的危机和文化病症。华格纳认为“社会学可以被看作是一门悬在研究和应用中间的科学，或者一门旨在‘为知识而知识’的文科学科，或者一种集中在社会界发展新知识地盘的‘运动’。但是，不管我们赞成哪种立场，都不能得出一个必然的结论，即这门学科倾向于建立‘（经验和理论）知识的统一体’。社会学家可以指望他们的学科应当成为这样一个统一体，其中所有专门领域在逻辑上构成整体，在体系上相互联系，并且在一般理论的广泛旗帜下统一起来。然而，直到现在，美国社会学的实际发展显然是同这种期望背道而驰的”。[8]吉登斯认为，“社会学知识体系与社会理论并不是一致的，后者比前者要宽泛得多，它涉及人类行为、社会制度及其相互联系的所有领域。但是社会学的主要研究领域是现代性出现以来所产生的社会世界（the social world），其与社会理论有着特殊的关系”。[9]在吉登斯看来，
“社会理论”虽然包括对涉及哲学的论题的研究，但它却并不主要是一种哲学的探索。如果社会科学的实践者们不直接引入哲学问题，那么社会科学将丧失自己的方向。然而，我们固然要求社会科学家对哲学论题保持敏锐的关注，但这并不等于说将社会科学托付给或许会声称它本质上是纯思辨而非经验性事业的兖兖诸公。社会理论的任务之一，就是对人的社会活动和具有能动作用的行动者的性质作出理论概括，这些都有助于经验研究。就主要的关注点而言，社会理论与广义上的社会科学一样，都是阐明社会生活的具体过程。[10]
英国的麦克·甘恩在《法国社会理论》一书中认为，如果把文学理论和文化理论，直至社会学（以及各门社会科学）视为一端，把以社会本体论、认识论和伦理学为取向的哲学类型视为另一端的话，社会理论就是居于这两端之间地带上的一种相当独特的思想，由于它不同于上述两者，所以可以把它称之为“第三文化”或“第三知识体系”。[11]在甘恩看来，社会理论的主线实际上是圣西门主义者在1815—1830年思想主题的变体。从1800年以来，社会理论经过了三轮周期：第一阶段是从1800—1879年的政治动荡时期，即法国的第二帝国覆灭的时期；第二阶段是从1880—1940年的法国第三共和国时期；第三阶段则是从1941年迄今。他试图通过对上述阶段的区分，指出法国社会理论传统的传承，但法国今天的理论家并不认可所谓“法国社会理论”的存在。
而在芭芭拉·亚当和约斯特·房·龙那里，社会理论是涵括社会学理论的，从其表述可以看出，经典社会学理论家的社会学思想观点隶属于社会理论，由孔德、马克思和韦伯所开创的三大传统社会学观点分别被用社会工程学、政治动员和意义赋予予以指代。
社会理论的传统角色有以下三种：
第一种，社会工程学：通过功能主义的视角来协助完成对秩序、控制和规制的社会建构。
第二种，政治动员：通过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和女权主义理论来建立批评和解放的基础。
第三种，意义赋予：通过解释的角度来促进人们理解怎样才能达到社会——文化的可理解性。[12]
但由于这三者在历史的发展上处于相互竞争、相互独立的状态，从而形成了各自为政的问题、方法和知识积累，而忽略了彼此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其所造成的局限是这三种传统仅凭自身无法得出任何东西，因为现实生活中三者是不可能以“纯粹形式”出现的，即“不包含某种形式的意义赋予的社会工程学明显是不可能的；意义赋予是政治动员的一种形式，而任何形式的社会动员都暗含着社会工程学”[13]。
吉拉德·德郎蒂认为与社会学理论相对而言，社会理论体现为一种跨学科的社会学，或者说是一种后学科的社会学。[14]而彼得·瓦格纳认为，社会理论的所有基本思路都可以视为在确认人类自由之后应对偶变性问题的方式，把握社会理论的关键在于分析社会范畴与政治范畴的分离，社会科学是一种借助于哲学之外的手段对政治议题所进行的解答。[15]关于社会理论的任务和目标，学界的态度常常是含糊不清的。帕特里克·贝尔特认为，社会理论在社会科学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表现在社会理论的争论由最初的社会学领域，逐渐延伸到社会科学的其他领域中去了。虽然大家都肯定社会理论在当前殊为重要，但关于社会理论能够做些什么，应该实现的目标是什么，尤其相较于其他各门社会科学，社会理论可提供的东西有哪些，大家都是不清楚的。但毋庸置疑，社会理论在目前已经成功充当了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的思想推进器和催化剂，成为思想争论的主要载体。[16]在社会理论与其他概念的区分上，在不同的地域，社会理论对应的称呼不同。在北美，社会理论指的是更加具体界定的社会学；而在英国，大卫·英格利斯认为，英国的社会理论虽然大多在社会学范围之外，但与北美不同的是，英国的社会理论大部分与社会学有牢固的关联；德国现代的社会理论与哲学人类学的渊源颇深；西班牙的社会理论具有很深的哲学根基；法国的社会理论则具有迪尔凯姆的烙印，它与哲学是一种决绝的关系。总体而言，社会理论具有一种跨学科的特定风格，涉及领域广泛，虽然具有深厚的哲学基础，但更多的是受社会学家的强烈主导。[17]
上述学界关于社会理论的观点，虽然已经认识到社会学理论与社会理论之间的不同，但更多的是从社会学理论与社会理论之间的联系来讲的，如大多学者都认为社会学理论是社会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进入后现代社会后，在后现代主义的挑战下，将会出现社会学理论的后现代转向等观点。而在笔者看来，在某种意义上，社会理论不是新时代背景下社会学理论的转型，恰恰相反，社会理论是在反思、批判甚或否定社会学理论的基础上而彰显自己的，后现代社会理论更是基于社会学理论的危机而出现的。正是在形成这种认识的基础上，本书力图从社会学理论危机的角度来探讨后现代主义的社会理论维度。
（二）社会理论与社会学理论
“直到如今，社会理论的名称仍然多样且含混：‘社会哲学’、‘社会学’、‘社会思想’……无论叫做什么，二十世纪总归是所谓‘社会理论’的世纪……”[18]刘小枫的这一论述说明了社会理论与其他几个概念区分上的困难，而和社会理论尤其相近的是社会学，正如我们前文所指出的，一般而言，社会学理论被视为社会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大家常常用“社会学理论或社会理论”“社会学理论和社会理论”等表述二者，这隐隐释放了这样一种信息：二者之间虽有不同，但更重要的是联系。而如果二者之间如学界所言是一种“或”或“和”的关系，社会理论是否包含社会学理论，如果包含的话，整体是如何实现对其自身一部分的反思、批判甚或否定的，尤其这种反思和批判在后现代主义出现后是以一种否定前提假设、质疑社会学任务、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等颠覆的方式进行的？如果二者是不包含的关系的话，这种社会学是什么意义上的社会学？刘小枫认为，关于这一问题的论述关涉如何理解社会学。
何谓社会学？这是一个自社会学创建以来延至今日仍未得到妥善解决的问题，早在迪尔凯姆写作《社会学方法的规则》一书时，为社会学跻身学科体制内以拥有一席之地的工作就已经开始。西美尔认为，“探索社会学这门学科的任务，首先的困难在于它要求作为一门科学应该有（社会学）这个名称，是名正言顺的，但是，这个要求绝不是毫无争议的，而且即使容许它冠以这个称号的地方，关于它的内容和目的，也是众说纷纭，意见相互矛盾和含糊不清”。[19]社会学要与其他学科相区别，取决于下面两个问题的解决：一是形成了本学科的研究对象；二是围绕该学科研究对象，形成了科学有效的方法。根据对象的种属关系来界定一门学科与其他学科的边界与性质，是国际学界通常使用的方式。社会学以社会为研究对象，但其他学科如经济学、政治学也研究社会，现实中会存在一个剔除了政治、经济、文化因素的纯粹社会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20]而就不同的社会学家来看，其所理解的社会亦有不同。迪尔凯姆认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是可以经验到的事实，应该把社会的客观实在性作为社会学的根本出发点，韦伯则把社会行动视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而马克思则致力于通过对人类生活的实践的分析研究，建设一门批判型的社会学，因此，单纯以研究对象来界定社会学显然行不通。而从社会学的认识论、方法论来看，在社会学发展的历史上形成了两种并且只有两种立场，即实证主义与解释学，而这两者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可通约的。由于在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上的歧异，所以社会学创建以来致力于理论综合的努力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成效。古尔德纳基于社会学的这种研究现状，在其著作《正在到来的西方社会学危机》一书中，发出了“社会学的危机”的警示，并引起了众多学界知识分子的担忧。S.塞德曼认为走出危机的途径在于终结传统的社会学理论，从后现代主义的立场出发，在对社会学理论进行批判的同时，也批判带有道德内容和政治意识形态的社会理论。[21]在这里，塞德曼所谈及的社会理论是与社会学理论根本不同的两个概念，正是因为二者有本质不同，所以社会理论才可以作为终结社会学理论走出危机的出路。
与学界的一般观点不同，本书更多的是着眼于二者之间的差异，并尝试在分析这种差异的基础上说明社会理论，即本书有关社会理论的阐述是在社会学理论的参照系里进行的，社会学理论危机之后的后现代社会理论不是社会学理论的后现代转向。关于这一论点在刘小枫与吴伯凡的《关于〈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的对谈》中也有涉及。刘小枫所理解的社会理论是建立在与社会学区别基础之上的，在他看来，“社会理论应该是关于现代现象的思想行动，这种思想行动由具体的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各个学科的理论研究来支撑，但他自身不是其中的某一学科（如社会学）”。[22]国内学者邹吉忠认为，社会理论概念介于社会（历史）哲学和作为实证科学的社会学之间，它既不像社会历史哲学那样是演绎性理论体系，又不像社会学那样是实证的经验科学，它是以社会（历史）哲学为前提、以实证社会学为基础的理论社会学。[23]社会学理论不等同于社会理论的另外一个明证，就是“那些在后现代主义运动中有影响的人物在专业训练和学术活动上大部分都没有社会学或社会理论背景（鲍德里亚和巴特是重要的例外），而一些有社会学或社会理论背景的学者（如吉登斯和尤尔根·哈贝马斯）在涉足后现代性的时候又否认后现代性的存在或拒斥后现代社会理论”。[24]英国社会学家帕特里克·贝尔特认为，“社会理论是对社会世界的作用的相对系统的、抽象的、一般的反思”，[25]在贝尔特看来，社会理论的抽象性质与经验社会学的实践取向有着明显的区别，所以不管社会理论是否以经验为基础，创立理论都会是社会理论家的首要目的。贝尔特所理解的社会理论是与社会学有着截然区别的，在他看来，就二者的关系来说，社会理论对在19世纪进程中作为独立的学科的社会学的出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意味着在贝尔特那里，社会理论从时间上来说早于社会学，从研究范围上来看，社会理论探讨的是旨在跨越不同时期与不同社会涉及社会诸多领域的问题，而非如社会学那样仅仅探讨一个特殊社会的问题，就如吉登斯所明确指出的，现代社会问题。此外，与社会学极力撇清与哲学之间的关系，凸显其实证主义的精神不同，社会理论被认为与社会科学哲学之间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因为，“任何有关社会世界的建立都依赖于某些绝对的哲学假定，例如，关于社会与自然界有差异的假定、因果关系的假定”。[26]而与19世纪的社会学着力强调实证主义的精神不同的是，20世纪大部分的社会理论除了理性选择理论外，都非常明显地远离实证主义的社会科学观念。[27]
综合学界以上研究，本书认为的社会理论指的是以经验为导向，以解释社会性质为目的，以人类行为、社会制度及其相互联系的所有领域为研究对象，融合多种学科成分发展而形成的一种跨学科、反思性理论。后现代社会理论则是指从后现代主义的立场和观点出发，对后现代性予以解释的综合性、反思性理论。用后现代主义的观点对后现代社会的解释，既包括通过后现代主义的立场和视角对现代性进行考察、质疑的理论探讨，也包括从现代性的角度，反思、批判后现代性的相关理论。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我们当前的社会越来越成为一个信息化、全球化的社会，计算机和通信技术的发展、新知识形式以及社会经济制度等的变革，深深改变了我们当前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说明我们目前所处的世界是一个新的后现代社会。面对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的崭新社会，以往的概念和理论已经无法再继续适用，我们必须创生新的概念和理论去阐述和解释当前的社会。后现代社会理论正是基于这种现实需要而出现的新的社会理论。
二 社会理论的特征
（一）社会理论是一种跨学科研究，具有综合性
社会学的任务，是“建立一个一般而抽象的社会理论，以解释社会生活和社会问题，造福于潜在的社会利益，或者是为了达到解放他人和自我解放的人道主义的目标”。[28]但社会学的现状却是五彩缤纷的，人们不仅在关于社会学的起源上有不同看法，在社会学的身份归属上也会提出疑问，至于如何理解“科学”的含义，更是形成了多种解释。如此，对当代社会学进行分类而不讲它的统一性就成了理所当然的事情。社会学内部存在分歧，如何理解这种分歧的存在？正如华格纳所指出的，“以往对社会学理论进行分类的企图反映了这门学科令人困惑的多样性”。早在1963年华格纳就认为，社会学家所从事的理论研究尚未在一个一般理论的广泛旗帜下统一起来，由于现代理论家的著作能否构成一个系统理论的连贯主体尚不确定，也由于缺乏一种统一的理论来有效地综合全部或大部分的现存社会知识，所以社会学被视为是“一门悬在研究和应用中间的科学，或者一门旨在‘为知识而知识’的文科学科，或者一种集中在社会界发展新知识地盘的‘运动’。但是，不管我们赞成哪种立场，都不能得出一个必然的结论，即这门学科倾向于建立‘（经验和理论）知识的统一体’。社会学家可以指望他们的学科应当成为这样一个统一体，其中所有专门领域在逻辑上构成整体，在体系上相互联系，并且在一般理论的广泛旗帜下统一起来”。[29]但华格纳同时又不无遗憾的认为，直到现在，美国社会学的实际发展并没有达到这种预期，恰恰相反，其发展是同这种期望背道而驰的。
在这样的背景下，社会学在创建伊始就致力于学科的独立地位，不断进行“专业化的努力”。从学科归类上来讲，社会学是学科体制化的产物。谋求学科的独立地位、进行学科的“专业化努力”，是社会学在创建伊始就具有的重任，但这种专业化努力在促进社会学谋求自身合法化获得独立学科地位的同时，也为其未来的发展设置了藩篱。传统观念认为，知识分化是促进知识进步的必要条件，学科专业化是促进知识进步的重要手段，但随着学科专业化程度的提高，各个学科之间形成了明晰的疆界，各自封闭，互不关联。这种相互割裂的知识研究现状在面对当代社会一系列问题，譬如环境保护问题、种族问题、人类身心健康问题以及社会发展等问题时，常常陷于无法单靠某一学科就予以解决的窘地，跨学科研究的重要性逐渐被大家所认识。正是在进行跨学科研究的过程中，“人们发现了许多在单一学科中不可能发现或提出的问题、方法、技术和理论，这在客观上刺激了人们进一步从学科综合的角度来考虑一些原来在单一学科知识框架内没有能够得到解决的问题，跨学科的综合性研究逐渐成为促进知识进步的基本方式”。[30]
芭芭拉·亚当和约斯特·房·龙认为，“以社会学为例，它存在的基础就是要和其他的学术领域（如心理学、历史学和自然科学等）在研究主题上（但并非在方法论上）明确而严格地划清界限”。[31]而社会理论则体现为一种学科边界的互相渗透，二人还指出，“贝克认为在‘风险社会’中这类划界纯属笑谈：如果构成当今存在的不可分割的部分的危险在时间上和空间上已不再有边界，那么相应地，对它们的理解以及将其转译为风险的分析也必须同样是‘无边界’的”。[32]在他们看来，由于社会中所存在的风险或问题是跨学科的，负有理解这一社会现实和问题的理论也应该是跨学科边界的。与社会学谋求学科地位的“专业化努力”相反，社会理论不以归属任何学科为旨归。社会理论所包含的范围应该更为广泛，“除了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自己所处的这个世界之外，它是否还应更为雄心勃勃地把这些理解与政治的、伦理的以及情境化道德的领域联系起来？它是否也可以涉及那些结合了理论与实际的实践问题”？[33]这些疑问句的提出，是对社会理论跨越学科的界限乃至跨越理论与实践之间界限的期望。所以芭芭拉·亚当和约斯特·房·龙指出，“有必要跨越各种知识的学科边界，并将注意力集中于知识—实践的‘无边界’本性，这些知识—实践可以是科学的、媒介的，也可以是智能感知的、商业的”。[34]而后现代主义的一些主张，“后现代主义者怀疑在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艺术和文学之间，在文化与生活之间，在小说与理论之间，在想象与现实之间，以及在人类所从事的几乎每一个领域中，存在着严格的学科划界的可能性”，[35]实际上与社会理论是契合的。正如国内学者苏国勋明确指出的，“社会理论广义上关系到与人类行为有关的各门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内容上则涵盖和跨越社会学和社会哲学，而不专属某一学科领域”。[36]这体现了社会理论打破学科限制进行综合性研究的特点。在《释义学与社会理论》一文中，吉登斯对自己为什么在其讨论的大部分内容中选用了“社会理论”一词，而非“社会学理论”进行了解释。在他看来，“‘社会理论’可以弥补社会科学。它是一种所有的学科都在研究的人的行为所共同具有的理论体系，因此，社会理论不仅研究社会学，而且还研究人类学、经济学、政治学、人口地理学和心理学，直至包括整个社会科学领域”。[37]而在《当代西方社会理论》中，吉登斯再次重申，“我们并不把社会理论视为任何一门学科的专有领地，因为关于社会生活和人类行动的文化产物的问题是跨越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38]如乔治·瑞泽尔直接指出的，“现代社会理论的一个定义性特征就是：它是跨学科的”。[39]也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西美尔虽然生于1958年身居社会学初创的阶段，但由于其所阐发的思想观点仍可被视为后现代社会理论的先驱。正如《货币哲学》的译者陈戎女所指出的，“《货币哲学》一书出现伊始就带给学术界很大的迷惑和震撼，迷惑是因为学界不清楚应该把它归为哲学类、社会学类、还是经济类，震撼是由于韦伯等名家对此书尤为重视，据说他在书中发现了一种精辟的货币—文化学说，在西美尔之前，尚未有人对货币这一经济—社会现象作如此透辟的文化现代性解说”。[40]《货币哲学》名为哲学，但实际上如果按照社会科学的分类归属的话，其所采用的方法是形而上学的，其所涉及的内容是经济学的，其所论述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则又应该是社会学的，讨论的虽然是与金钱有关的经济现象，却又不止于经济现象，用西美尔本人言称的，“本书的这些考察没有一行字涉及经济学问题”。造成对《货币哲学》定位、归属的困难所在，恰恰在于其是一部社会理论著作，而非社会学著作或者经济学著作抑或哲学著作，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西美尔被视为社会理论的先驱自然也就无所歧义。
由于研究范围的差异，即社会理论涵括了各门社会科学所共同关注的那些论题，而“社会学”则只关注“发达的”的现代社会，所以，在吉登斯看来，社会学理论可以被看作为更为普遍的社会理论的一个分支，但它不能拥有独立的身份。[41]
（二）社会理论具有反思性、批判性
社会学自创建以来，其羽翼日益丰满的过程就是社会学日益“科学化”而偏离“思想性”的过程。社会学脱胎于哲学。当它从哲学中独立门户之时，为了区别具有玄想色彩的哲学，孔德在《实证哲学教程》中一力主张把实证方法作为社会学科学化的途径，认为社会学不是形而上学或神学等既不能证实也不能证伪的问题，而应该是探寻有关社会诸现象之间相互联系与作用之自然法则的问题。他力图确立解释社会行为变异的社会法则，视知识的目的为对于社会法则的系统的解释，通过把经验知识以更正当、精化与自洽的方式组织起来。社会学理论发挥着的是单一的肯定性的社会作用，社会学的这种学科化要求是西方理论传统的体现。“社会学家已经了解到，他们自己的学科起源，是以‘理性主义’的兴起和伴随世俗化过程的‘世界的祛魅’为背景的。”[42]西方传统理论是一种以笛卡儿的方法论为基础的正统理性理论，其主旨是科学化，通过把人们的各类经验分门别类，形成各门学科框架内的知识。其基本要求是在形成基本命题、派生命体和经验事实这三个等级序列基础上，通过逻辑推导保证演绎锁链的诸个部分互相联系，形成自洽，即通过奠立一个坚实的基础（该基础或者是经验的判断或者是不证自明的洞见），形成一个封闭的科学命题系统。这种用科学化的统一形式组织人们各类经验的方式，体现了传统社会学理论想象力的困乏，是一种非反思的科学化的知识性理论。真实存在的社会是一个由各个部分紧密相连组成的社会，但在学科分工的背景下，各门社会科学对社会施行了圈地运动，真实的社会被人为分割成了诸多部分加以研究。在社会科学发展的早期，这种专业化分割能够加深对社会某一层面和领域的认识，有助于社会研究成果的积累。“面对一种事物和诸多事物的整体，任何科学的成长都是通过分工把整体分解为各种单一的品质和功能，在此之前，找到一个概念，概念可以把这些品质和功能分离出来，并且在其现实事物的整个存在中，按照方法上的相互联系来把握这些品质和功能”。[43]但随着社会科学的进一步发展，这种学科划界与专业分工日渐凸显其局限。
与社会学理论这种非反思的实证化的追求相反，社会理论更多的是着眼于分析人的行动与行动中自我的性质，通过从概念上理解互动与制度之间的关系，以把握社会理论研究的实践意蕴。针对社会学理论从未加反思的前提出发，只讨论抽象的概念和命题，社会理论要求“我们不再带着现代事业关于人的本性的形而上假定，关于一些先验不变的范畴的认识论假定，去积极投入这种事业。后现代的方法是一种谱系学性质的批判历史。谱系学所描述的无非是我们如何成为我们如今之所是……如果后现代谱系学说到底属于自我知识，那么由此途径而了解到的自我，也就证明不是单一的、统一的、完全的和完整的，而是复杂的、分散的、分裂的和脆弱的”。[44]
后现代社会理论摒弃具有整体化倾向的整个社会科学，把包括社会学在内的社会科学对整体性的寻求、客观性的追求归为“宏大叙事”，并展开了激烈的批判。正如艾伦·索卡尔在《超越界限：走向量子力学的超形式的解释学》中所指出的，“现在人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物理的‘实在’只不过是一种社会实在，根源于社会和语言的建构活动之中，科学知识远不具有客观性，它反映或隐含着其赖以生存的文化中的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或权力关系，科学真理的断言本质上具有理论负载和自我指涉，因此，科学共同体的话语，尽管其具有不可怀疑的价值，但从不同见解者或受排挤的团体中产生出来的反霸权的述事来说，人们不能够断言它们具有一种认识论上的权威地位”。[45]如果说在自然科学领域都不再承认客观真理存在的话，社会科学领域的所谓真理就更具有人为制造性。后现代主义者利奥塔把启蒙理想所讲述的人类进步故事称为元叙事，这一叙事承诺要保证人类社会理想的实现，但随着科学技术进入文化财富的生产、传播、分配和消费，这一诺言并未兑现，出现了元叙事的危机，利奥塔认为后现代就是对元叙事的怀疑，主张以“小型叙事”替代“宏大叙事”。福柯对总体性的态度是建立一种关注“局部的”“非连续性”的知识的谱系学以解构和颠覆总体性，主张以差异性来对抗总体性，解放受到这种形而上学的控制和压抑的感性和身体。
（三）从研究旨趣上看，社会理论体现了公共知识分子直面现实的人文情怀
后现代主义的社会理论维度体现的是一种从人文思入社会的路径，这就决定了后现代社会理论与社会学理论相比，二者虽然都关注“世俗的事务与规则，但跟既定框架内的策论不同，真正体现出人文关怀的社会学说，决不会是医头医脚式的小修小补，而必须以激进亢奋的姿态，去怀疑、颠覆和重估全部的价值预设”。[46]“人文与社会译丛”丛书的主编刘东在该套丛书的序——“主编的话”中所论及的这段话，在某种意义上很好地诠释了社会理论和社会学理论之间的差别：与社会学理论突出其实证主义的特点，其实质是非反思的知识理论不同，后现代社会理论更多的是一种人文情怀和反思向度。正如塞德曼在《社会学理论的终结》一文指出的，“我们已经为自己设置了一个任务，即定义并维护基本前提、概念和社会学的解释性模型。……社会学理论家已经以社会学思想的虚拟警察的样子出现了。在维护理性和保护知识及社会进步的幌子下，我们已经提议通过提供一种可以充当概念决策的一般指南的认知论决疑法，来规定学科秩序的合法性……对于基础的探求已经将社会学理论变为一种元理论的话语。它的争论越来越带有自指性质和认知论性质。理论的讨论与主要的社会冲突和政治斗争没有什么关联，与关于当前社会事务的公众争论也没有什么关系”[47]。而与社会学理论只研究抽象的经验相反，社会理论与现实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其研究主题都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具有了新的内容，正如吉拉德·德郎蒂所指出的，“不管是在欧洲，还是在更广泛的世界范围内，取社会理论而舍社会学内部的社会学理论，无疑表明了重视新的社会学关注点，特别是有关文化、认同和全球化等议题的关注点”。[48]
美国的社会学家伯劳认为受芝加哥求学的经历影响（该大学在创建初期企图把社会科学的一切方面都纳入思考的范围），杜威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所出版的著作就已经展示了他对于社会理论的兴趣。从实用主义的立场出发，杜威认为“一切政治制度和工业组织的最高考验就看它们对于社会里的每一个人的全面生长的贡献而定”。[49]但如何从事这种社会理论的研究，杜威认为，“社会”一词具有抽象性，实际上，没有一件事或一个实体能够匹配“社会”一词，杜威提出应该把概念的假设视为“哲学上唯一的谬误”，坚决主张一切概念只是假设，摒弃传统逻辑不直接研究具体的特殊事物，只就概念而谈论概念的弊端，用探索的逻辑来代替反映出实验科学所用的研究方法。[50]无独有偶，卢曼的社会理论也体现了这样一种旨趣和探索逻辑。卢曼理论的出发点在于研究使生活最终具有意义，生活秩序得以建立的最终根据。由于社会的分化，人们无法再依靠客观世界获得赋予自己生活以意义的根据，而必须在成为自律主体的构成作用中寻找意义，但这种意义的构成并不是在孤立的主体中形成的，而是以作为他我的存在为前提的，世界的意义构成被理解为主体间的活动，而这种主体间的意义构成由此不再具有“非如此不可”的必然性，而是具有复杂性和偶然性。由于世界的复杂性，所以卢曼认为应该运用“探索原理”来探索解决问题的多种可能性，而社会学的任务也应该重新理解为不是从终极原理引申出命题，而是在适应世界或社会的结构复杂性的基础上，增进理论本身的复杂性。
（四）注重另类、边缘性的议题
传统社会学理论关注宏观、重大的系统问题，在理论上追求建立鸿篇巨制，其所形成的往往是对社会系统所做的结构性或者制度性的研究。例如孔德、迪尔凯姆延至帕森斯一脉所形成的功能主义传统，虽然也意识到了行动对于社会系统的意义，但由于理论建构的偏好，其理论系统中的行动常常遭到忽视。实际上，“无论社会理论关注的问题多么‘宏观’，它都要求要像解释社会的复杂性一样，对主体以及主体的能动性进行精确的理解”。[51]
与社会学理论关注宏观、核心的问题相反，社会理论尤其是后现代社会理论大多关注另类、边缘性问题。被视为后现代主义者先驱的西美尔就体现了这种另类的风格，以至于曾担任美国哈佛大学第一位社会学系主任的索罗金这样评论西美尔：“从纯粹方法论的观点看，西美尔的社会学缺乏科学的方法。帕克博士和斯比克曼博士对于西美尔的社会学方法的高度评价，我实在不敢苟同。除了上面所说的逻辑缺陷（即‘形式’概念的模糊性）外，西美尔的方法既没有实验取向、定量调查，也没有关于所讨论现象的系统的事实研究。……所呈现给我们的，只是一个颇有天分的人的思辨概括，点缀着三两个信手拈来的经常也是受到片面解释的例证。如果没有西美尔的天分，同样的东西将显得异常贫乏。是西美尔的天分挽救了这种局面，但也只是以天分弥补了科学方法论的缺乏。因此，若如帕克和斯比克曼博士那样，号召社会学家‘回到西美尔’，也就意味着号召他们回到一种纯粹思辨、形而上学，回到一种科学方法的阙如。思辨和形而上学在其本身固然不错，但如果同社会学混淆起来，也就损害了这些科学中的任何一个。”[52]20世纪80年代，随着社会理论的复兴，西美尔在学界的“复兴”似乎很好地对索罗金当年的批判进行了有力地回击。而在后现代社会理论家中最典型的代表当属福柯。学者成伯清在纪念福柯逝世20周年之际所撰写的《福柯对社会学意味着什么》一文中指出，福柯不是一位社会学家，而且按照先行规定的学科分工，福柯纳入任何一个学术范畴都会引起大家的分歧，造成这种分歧的根源在于福柯研究的内容都是诸如疯癫、性、监狱等另类、边缘性的话题。其次在于福柯方法的怪异。通过考古学和系谱学，福柯颠覆了真理、权力和性等主题的传统形象。塞德曼对福柯的社会理论做了如下评述：“在1968年5月风潮中，福柯目睹了多种多样社会反抗群体的兴起。无论是监狱改革运动还是反抗对个体实行精神控制的运动，抑或是妇女解放或同性恋解放运动，所有这些反叛呈现出一种多样的社会与政治特征。它们不可能被归于任何统一的概念名下，如反资本主义、反国家主义或反自由主义。它们的社会根源也不会是相同的。”[53]
（五）多元主义的方法论
针对传统社会学理论追求建立宏大、统一、整体化的理论目标，“后现代的目标不在于提出一组替代性假说，而在于表明建立任何诸如此类的知识基础之不可能性，在于消解所有占统治地位的法典的合法性。最极端的后现代主义者要求人们满足于确定性的缺乏，学会无需解释地生活，接受新的哲学相对主义”。[54]后现代社会理论认为，由于现实社会世界是复杂多样的，单纯依赖自然科学的方法研究社会对于世界的解释，并没有唯一且权威的客观真理，应该从多元、多视角的角度从事对世界的解释。传统社会思想运用固定的概念和视角对现实的分析，具有僵化的局限，而要避免视角的僵化，我们应该在转换研究视角的同时，引进新的概念和研究框架，甚至还可以改变写作风格。[55]正如美国哲学家麦金尼所看到的，现代主义者期望找到同一性、秩序、一致性、成体系的总体性、客观真理、意义以及永恒性，表征出来的是乐观主义；后现代主义者则期望发现多样性、无序、非一致性、不完满性、多元论和变化，表征出来的则是悲观主义。[56]后现代主义的这种多元主义方法论还与其对话语分析的重视有关。在后现代主义者那里，语言不仅仅是知识的载体，而且还参与了知识的定义、分类和控制。按照拉康的说法，“真理来自语言，而不是来自现实”。实际上，社会理论对语言的关注并非肇始自后现代主义。早在韦伯那里，语言在理论系统中的变化就被认为与理论的演变之间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知识并非外在于语言，语言、话语的多义性决定了后现代思维的多元性和方法论上的多元性。
国内学者张小山对社会理论的特征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梳理，概括而言就是本体论上的建构主义，认识论上的怀疑主义，方法论上的多元主义，价值论上的相对主义，表述方式上的自由主义以及研究旨趣上的解构主义（或审美主义）。[57]
第二节 后现代主义概念辨析
虽然关于后现代主义的讨论已经进行了好几十个年头了，但目前学界关于后现代主义的界定仍然没有达成统一。正如美国学者戴维·R.肯迪斯和安德烈亚·方坦纳在其所撰的《社会科学中的后现代主义》一文中曾经指出的，“对后现代主义的讨论如今在当代艺术、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各种理智学科中占据着一个显著的位置。然而，要获得一个有关这个术语的清晰的共同定义已经被证明是极为困难的，这不仅是因为它在多学科之间的应用，而且也因为它的多种不同的起源”。[58]对后现代概念的研究，最有效的践行方式就是如福柯所说的“追溯对象的出身而非探求‘本源’（Origin）的幻想，并善于标示出对象的发生”。[59]因为，关于“后现代”的话语如同关于“现代”的话语一样，从来就不是纯粹描述性的，而是经历了一个彼此争锋的话语历史的。
一 后现代主义概念家族
对后现代主义进行研究的一条有效途径就是看它反对的是什么。沃尔夫冈·韦尔施认为：“谁谈论后现代，谁就不得不谈论现代。谁想明智地谈论后现代，就得说明他想抛弃的是哪一种现代。”[60]
后现代的对立面是现代。对“现代主义”一词的了解是认识“后现代主义”的前提，对现代话语的认识有助于我们对后现代主义的认识。在学术界，“现代主义”常常与“现代”“现代性”等具有家族相似性的概念缠绕在一起。
1.现代
现代是一个相对于古代而言的时间概念。关于现代一词的含义，学界观点纷呈。早在文艺复兴时期，人们就从比较、对比的角度提出了与古代相对的现代概念。瑞士学者汉斯·昆在《神学：走向“后现代”之路》一文中指出，“‘现代’这个用语很古老，源于古代晚期，最初用于17世纪法国启蒙主义。它作为一种新时代感的正面标志，是对文艺复兴时期留恋古代的周期历史观的抗议表述语；而文艺复兴时代（随着与黑暗‘中世纪’基督教前期时代距离的加大）也没有把‘现代’当作时代概念来使用。不仅如此，文艺复兴还太过于向古代‘后退’。只有到了17世纪，才形成了一种新的优越感，其基础是从哥白尼和笛卡儿以来的‘现代’自然科学和哲学的成果”。美国的伯格认为，“‘现代’这个词意味着人的意向是要操纵世界和他自己，虽然这种意向能否成为事实是另一回事。……现代人假设所有的人类问题都可以变为科技问题，如果现今科技尚未解决这些，就要发明一些新的科技”。[61]
相较于古代，现代的历史比较短，只有几百年的时间，但在这几百年的时间内，现代经历了好几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体现了不同的社会历史内容。英国学者奥斯本把现代理解为六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现代概念被理解为古代和传统的对立，这个阶段的时间大概为12世纪下半叶到文艺复兴；第二个阶段，现代概念被理解为与中世纪相对立，大概时间为15世纪；第三个阶段，“新时代”的概念被提出，时间为16—17世纪；第四个阶段，由于科学发展，形成了新价值观，以及由于基督教关于世界末日到来的预期，出现了社会发展的新观念；第五个阶段，审美运动出现，时间为19世纪下半叶；第六个阶段被理解为第二次世界大战迄今。这种从发展变化的角度把握现代概念的做法，有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现代一词的内涵演变以及这种演变的社会历史背景，其所形成的关于现代概念的认知是动态的、具体的。
而美国学者马歇尔·伯曼则根据人们关于现代社会变迁的体现，把现代社会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大致是从16世纪初至18世纪末，在这个阶段，人们刚刚开始体验现代生活，还不清楚自己受到了什么东西撞击。”[62]该时期是农耕社会即将结束，工业时代即将开始的时期。传统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正在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所代替，人们的社会关系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63]第二阶段始于18世纪90年代，法国大革命的爆发意味着新兴资产阶级势力的崛起，《人权宣言》的发布，宣告了封建王权的灭亡，资产阶级夺取了政权，资本主义制度诞生。人们身处巨大的历史变革中，茫然而不知所措，在现代科学、文化等观念的冲击下，逐渐产生了“现代主义”等概念。第三阶段是伴随着现代文明的衰落而出现的，“在20世纪，也即在第三个也是最后的阶段中，现代化的进程实质上扩展到了全世界，发展中世界的现代主义文化在艺术和思想领域取得了惊人的胜利”。[64]但与这种现代主义文化取得发展胜利相反的是人们对世界和人生价值、意义的追问。由于两次世界大战的炮火，人们对于现代文明的美好构想訇然倒地，施特劳斯在1962年做的两次讲演中指出，“西方的危机在于，西方事实上已经不能确信自己的目标。西方的目标曾经是普遍社会：一种由诸平等民族构成的社会，各民族又由自由平等的男人和女人组成。所有这些民族都可以借助科学提高自己的生产力，从而得到充分的发展。人们认为，科学在本质上有助于增强人的力量，并解除人的状态。科学会带来普遍的富裕。在那种状态下，没有谁会在觊觎侵略其他人或其他民族。普遍的富裕会带来普遍的且完全正义的社会，就像一个完全幸福的社会”。[65]但现代化历史发展的进程似乎表明，科学技术的发展，物质的富足并不一定会带来幸福。
2.现代性
现代性更多的被视为一个社会学意义上的理论范畴，其所研究的是现代社会内在质的规定性。关于现代性的理解学界众说纷纭，不仅不同学者所认为的现代性含义不同，即使同一学者其所分析的现代性概念也会呈现多层含义。例如在美国的学者那里，卡林内斯库认为现代性有五副面孔，分别是现代主义、先锋派、颓废、媚俗艺术和后现代主义；而英国的社会学家霍尔则认为，现代性有四个层面：体现在政治层面上是世俗政体与现代民族国家的确立，体现在经济层面上是市场经济的确立以及私有制资本的积累，体现在社会层面上是劳动和性别分工体系的形成，体现在文化层面上则是宗教的衰落以及世俗文化的兴起。现代性之所以会出现诸多解释的版本是因为它经历了一个建构的过程。正如霍尔在《现代性的多重构建》中所指出的：“‘现代性’具有悠久而复杂的历史。随后的每一个年代——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十九世纪（革命的年代）、二十世纪——都怀有一种自我感觉，觉得自己就代表了历史的制高点；为了不与这历史的头奖失之交臂，它们都试图给自己加上‘现代’这一称号。然而，在每一个时代，宣称的‘现代’都被证实为虚幻的。每一时代都陷入了一个幻想——它才是高级生物、物质发展、知识与启蒙中的最新的词语。而每次‘现代’都被更为新式的事物所替代！”
吉登斯认为的现代性是“后传统的秩序”，指的是在后封建时期的欧洲建立的一种社会生活或组织模式，在20世纪时该社会生活或组织模式已经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巨大影响，在某种意义上，现代性可以与“工业化的世界”相等同。[66]但如何分析这一现代性，吉登斯也体现了多重角度和层面。针对马克思从经济的角度分析现代性（资本主义）的路径，吉登斯认为对于现代性的分析有四个维度，在资本主义之外，还有工业主义、监控和军事力量。尤尔根·哈贝马斯站在坚持现代性的立场上，致力于维护现代性，认为“现代性是一项未竟的事业”。尤尔根·哈贝马斯所理解的现代性具有多层面向，首先是一种精神指向，意味着人类的进步、幸福与自由；其次代表一种哲学思维方式，坚信理论对现实的指导作用；再次现代性被理解为是一种行为准则；最后尤尔根·哈贝马斯所理解的现代性概念是一个动态概念。基于上述理解，尤尔根·哈贝马斯认为，“我们不能像扔掉一件旧外套一样抛弃这种现代性的基本特征。它已经融化在我们的血肉中。现代性生活条件是我们所不能选择的——我们被抛入其中——它已经成为我们生存的必然”。[67]利奥塔在《后现代概念的哲学诠释》中认为，可以把现代性概括为“建筑是它的包装，解放是它的基调，技术是它的工具，统一是它的诉求，资本主义是它的名称，思辨哲学是它的表达”。
正如海德格尔指出的，对现代性的解释“重点在于各个进程、因素和因果范式……这里没有单因素的解释——没有一个单一的现象或一组现象可以完全解释清楚（现代性的）崛起……只有把这些因素结合起来，才有找到……某种解释的希望”。上述学者对现代性的认识恰恰是对海德格尔所提建议的实践，即在认识到现代性多层面、多角度构建的基础上，致力于现代性概念的最新建构。
3.现代主义
同现代、现代性一样，现代主义也被认为是一个非常复杂、难以给予统一定义的概念。美国的艺术理论家、景观设计师查尔斯·詹克斯在其所著的《现代主义的临界点》一书的中文版前言中，列举了多达10个现代主义观念：3—5世纪——Modemus（拉丁语的“现代”），指早期的基督教徒较异教道德进步；1450—1600年——（意大利语的“现代”），指古典再生的优越性；1600—1850年——古代人和现代人之战，现代意味着比古代进步，是古典传统的再造；1755年，塞缪尔·约翰逊把现代主义定义为“对古代和古典礼仪的背离”，1900年——现代主义，指一场罗马天主教运动，考察了1907年曾被教皇庇护十世谴责为无神论的传统；1914—1930年——现代运动，在文学领域，指自由诗、意识流和庞德、艾略特、乔伊斯及伍尔夫进行的试验，在设计领域，指实践着国际风格的技术和社会进步主义，在各门类艺术中，指源自波德莱尔的各种主义；1930—1950年——反动现代主义，指墨索里尼、佛朗哥等人领导的运动；1960年——后期现代主义，指与晚期资本主义相联系的文化运动，主要有光效应艺术、观念艺术等；1970年——后现代主义，指的是产生于泛文化，使用其他语言与局部或广泛的听众交流的现代主义的双重解码；2000年——批判的现代主义，指的是各种现代主义随着互相批判而发生的持续辩证，以及许多股现代主义力量压缩成一种自觉的临界状态。[68]上面长篇累牍的文字展示的是现代主义生成的历史。通过对不同历史阶段各种现代主义的梳理，詹克斯指出，从字面上看来简单的现代主义其实在背后是迥异纷呈的各种趋势和观念。只有到了20世纪，现代主义才在从艺术到政治的各个领域，真正占据了各种形式的话语的主导地位。
刘小枫认为，“从现代现象的结构层面看，现代事件发生于上述三个相互关联、又有所区别的结构性位置。我用三个不同的述语来指称它们：现代化题域——政治经济制度的转型；现代主义题域——知识和感受之理念体系的变调和重构；现代性题域——个体—群体心性结构及其文化制度之质态和形态变化”。[69]在詹克斯和刘小枫那里，后现代主义都被认为是包蕴在现代主义之中的，利奥塔同样也持有类似的观点，但美国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教授罗伯特·霍勒伯认为，现代主义是一个充满混乱和争议的术语，它是在与传统主义、后现代主义进行区分的基础上而构建自身的，是产生于19世纪后期20世纪早期的一场运动。
美国伊哈布·哈桑指出：“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之间并没有一层铁幕或一道中国的万里长城，因为历史是一张可以被多次刮去字迹的羊皮纸，而文化则渗透在过去、现在、未来的时间之中。”而利奥塔则认为后现代性是对“现代性的重写或改写”。[70]后现代主义是通过对现代性的批判而出现的，了解什么是现代、什么是现代性和现代主义，有利于我们更深入地认识后现代主义。
二 后现代概念考古
除了从现代主义的坐标系对后现代主义进行研究之外，另外一条研究后现代主义的有效途径就是从时间纵向的角度了解后现代话语的流变史。因为后现代的历史没有一个绝对的起点，所以对后现代主义的形成过程采取考古式的研究或许是妥当的。纵观后现代主义概念的提出和流变，可以总结为在地理图景中，表现为由美洲到欧洲再到亚非等地的延异；在研究范围上，由审美向建筑、绘画、文学、哲学、社会学等诸多学科领域的渗透；在学界评价中，有一个由褒义向贬义再褒义等路程的演变过程。
本书赞同诺曼·K.登青的观点，即后现代主义一词内涵丰富，包蕴许多内容，指涉很多东西。“在艺术、建筑和人文学科中，它意味着对结构、意义、美、真理等传统现代概念发起挑战的新近的审美发展。在社会科学中，它意味着关于社会世界的非总体的、反基础的理论化形式。在时间上，它指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当前的世界历史时期。”[71]
从后现代关涉的领域看，后现代这一概念最早出现在艺术领域，使用者是英国画家约翰·瓦特金斯·查普曼。[72]1870年前后，查普曼用“后现代绘画”一词指称那些据说比法国印象主义绘画还要现代和前卫的绘画作品。1917年，在查普曼之后，鲁道夫·潘诺维茨在《欧洲文化危机》一书中使用该词来描绘欧洲文化在当时所表现出的虚无主义和价值崩溃。像尼采一样，潘诺维茨描绘的“新后现代人”代表的是军国主义、民族主义和精英价值，而在他描述这种现象不久，法西斯主义也一道出现，二者的共同之处在于都立意与西方的现代文明决裂。[73]
作为一个词语的后现代概念早在19世纪就已出现，而作为一种观念的后现代主义则是在20世纪30年代出现的。荷兰学者认为“后现代”一词最早出现在大概20世纪40年代后期，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是“第一位后现代作家”。而英国新左派学者佩里·安德森则认为“后现代主义”最初的发源地是西班牙语世界，使用者是乌纳穆诺和奥尔特加的朋友弗雷德里科·德·奥尼斯。在1934年出版的《西班牙与美洲诗选》中，奥尼斯用后现代主义这个词来描述现代主义内部一股保守的逆流：回避难以遏制的抒情性挑战，抑制情感，极力追求细节和反讽式幽默，它最独特的特色在于它能够全新而真实地表现女性。[74]德·奥尼斯对该词的使用虽然很准确，但并没有产生广泛的影响。过了大概20年后，后现代主义才出现在英语世界中，但这时的后现代主义已经由一个美学范畴而成为一个表示时期的范畴。
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和为其撰写《历史研究》概论的萨摩维尔用“后—现代”时期来描述1875年以来的西方历史的第四个发展阶段。汤因比和萨摩维尔认为西方历史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675年到1075年的黑暗时代；第二个阶段是从1075年到1475年的中世纪；第三个阶段是从1475年到1875年的现代时期，而普法战争开启的时代是“后现代时代”。在后现代时代，中产阶级不再处于统治地位，代之而起的是工业工人阶级和努力掌握现代性秘密的西方世界之外的知识分子。后现代时期与现代时期的区别在于，前者充满了危机、战争、社会骚乱和革命，社会处于剧烈变动的无序状态，而后者则是稳定有序、理性且坚信进步的中产阶级的资产阶级时代，由于理性主义和启蒙精神的崩溃，历史在此断裂，是为后现代时期。汤因比虽然把后现代时期理解为西方社会历史发展的一个阶段，但由于他认为人类社会历史是一个循环发展的过程，所以并没有对后现代这一时期进行系统的理论说明，或许也是由于这一原因，这一术语很快被忘掉了。
与后现代观念这一术语出现在英国几乎同时（实际上时间更早一点），北美的文学领域，特别是美国“放射派”诗人查尔斯·奥尔森在1950—1958年经常使用后现代这一术语。与汤因比一样，奥尔森从空间历史的角度理解后现代，认为“后现代世界”意指地理大发现和工业革命，是帝国主义之后的一个时代。奥尔森的诗歌创作与政治背景密切相关。在罗斯福新政时期，他曾出任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外侨司司长，但当罗斯福大选胜利后，他却放弃了在政府中任职的初衷。而当美国在广岛和长崎投掷原子弹后，他大为震惊，认为，发射原子弹的行为是令人发指的，它终结了现代时代。在写给罗伯特·克里利的最后一封信中，他指出，“就是最近，有一扇门砰的一声关上了。生物化学是后现代的事物。电子技术已经成为传播科学，‘人类’已经成为计算机器的‘形象’”。[75]以奥尔森、克里利等为代表的这些美国诗人，思想敏锐而激进，他们通过诗歌虽然表达的是对工业化和高科技局限性的担忧，但在政治上奥尔森仍对超越资本主义的未来充满了向往和憧憬，所以其后现代观念具有一种乐观的色彩。当20世纪50年代末，后现代术语重新出现时，已经成为一种负面标志为大家所用。
1959年，赖特·米尔斯在其《社会学的想象力》一书中声称，“我们正处在现代时期的终结点上。正如古代之后的几个世纪东方文化占支配地位，西方人狭隘地把这一时期称为黑暗时代一样，现代时代正在被一个后现代时代所取代”。[76]米尔斯基于左派知识分子的立场，用后现代这一概念指称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现代理想破灭之后的新时代。通过对当前变化局势的判断，米尔斯认为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都恪守启蒙运动的信仰，认为理性和自由之间有着内在必然的联系，理性的增长会带来自由的增长，但这一假设现在已经遭到了质疑。与当初的假设相反，现实所显示的恰恰却是社会理性化的增加正在导致自由的丧失，理性和自由在后现代社会里正在分离。
在对“后现代主义”言说的概念史进行的深度拷问中，哈桑的贡献被认为是功不可没的。这位曾被视为“后现代主义之父”的美国学者早在60年代中期就坚持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研究，对推广后现代主义这一术语起到了极大的作用。马泰·卡林内斯库指出，“由于哈桑，后现代主义开始有了较可辨识的身份，也正是通过他，一些欧洲人才得以发现这一术语”。[77]哈桑通过其所从事的后现代主义文学研究，对后现代主义的界定、对后现代主义本质的把握都起到了开拓性的作用。哈桑对后现代主义的理解主要是从艺术角度出发的。在他看来，后现代艺术形式具有的最根本的特征就是“不确定性和内在性的游戏”。受限于这种艺术角度的理解，哈桑未能把后现代主义同孕育其发展的社会根源联系起来，所以他无法解决这样一个问题，即后现代主义“仅仅是一种艺术倾向，或者同时也是一种社会现象？……如果同时也是一种社会现象的话，那么，这一现象的各个方面（心理的、哲学的、经济的、政治的）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相互关联或不相关联的”？要探讨二者之间的差异的话，必须涉及政治，而哈桑坦言自己“对政治有某些矛盾心理”，[78]所以他止步于此，未能实现从社会层面对后现代主义的研究。或许也是由于这个原因，哈桑在80年代末告别了后现代主义的研究。但哈桑对后现代主义的研究直接影响了利奥塔，用佩里·安德森的话来说利奥塔是直接从哈桑那里学到后现代这个术语的。
后现代概念登上哲学舞台，始于利奥塔1979年出版的《后现代状态》一书。这是一本被视为第一次将后现代性当作人类所处境况普遍变化的著作。[79]迄今为止，这本书仍是研究后现代主义问题的经典著作之一。在该书中，利奥塔回答了什么是后现代的问题。凭借语用学的观点和方法，利奥塔认为当代西方的高科技社会处于后现代社会，在这一社会中知识的状态发生了嬗变，效用原则取代了求真原则，因为“真”原本就不存在，在求真原则被消解的背后隐藏的是维系西方文明与认知基础的“元叙事”的衰竭枯萎，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叙事危机”与知识非合法局限。通过对上述问题的分析和探讨，利奥塔对资本主义发展到后现代的变异和文化症状进行了解释。在利奥塔看来，所谓后现代不能单单仅从线性的角度来理解，实际上后现代并不是继现代之后的一个时间概念，而更应该把后现代理解为是一种有别于传统的思维方式，即有别于体现在近代哲学中对理性、主体和总体性等启蒙理想追求的思维方式。在《非人》一书中，利奥塔谈到，他所曾使用的“后现代”一词，仅仅是一种略带挑衅的关于阐明知识的辩论方法。而后现代主义或后现代性并不指谓一个新时代，而是对现代性所要求的某些特点的重写。“首先是对建立以科学技术解放全人类计划的企图的合法性的重写。”这种重写是随着科学知识地位的变化而成为可能的。
时间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后现代主义已经像流行病毒一样由文学、艺术领域，迅速蔓延到建筑、语言、历史、政治、音乐、电影等社会文化生活的诸多领域。从地理分布上看，后现代主义也从源于美洲波及欧洲，以至世界其他不同的文化区域。由此，后现代主义在分延、流变的过程中出现了千差万别的形式。由于后现代这一概念既指涉哲学、文学、艺术等文化领域的新转变，又涉及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的最新发展，所以去综合诸多关于后现代和后现代主义的理解以形成一个统一性的认识，去界定一个大家公认的“后现代主义”，其难度可想而知。但如果没有一个可操作性的定义，去探讨后现代主义社会理论维度就会成为问题。有鉴于此，从外延上提出一个后现代主义的定义就成了必需的功课。
三 后现代主义的三种形态
正如迈克·费瑟斯通指出的，“最初，‘后现代主义’一词所涉及的艺术、知识与学术领域的范围之广，令人惊异”，[80]他如数家珍地列举了在音乐、美术、小说、电影、戏剧、摄影、建筑、文学理论与评论、哲学、人类学、社会学等领域的诸多被视为后现代主义者的名字，指出，虽然在哪位学者更应该被归属于后现代主义阵营中还有歧异，但无疑这么大的阵容足以说明一个问题——作为一个学术词语很少有其他词语能像后现代主义这样受到大众的欢迎。
后现代主义在诸多学科、诸多领域中的出现，为我们理解后现代主义造成了实际上的困难。即使后现代主义内部众态纷呈，人们对后现代主义的理解充满歧义，但我们仍然可以从几个方面进行分别界说。伊格尔顿认为，对后现代主义可以从三个大的方面加以界说：首先，可以把后现代理解为一个历史阶段，在西方文化历史上，该阶段的出现是相对于近代和现代而来的；其次，把后现代主义理解为一种美学风格，这种风格是社会进入后现代历史阶段而出现的；最后，后现代主义体现为一种哲学思维，这一理解可以概括总结后现代历史阶段中各哲学流派的共同特征。被特·伊格尔顿誉为“不列颠最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的佩里·安德森也采取了同样的理解后现代主义的策略。安德森认为后现代主义是一个十分复杂的概念，应该把后现代主义从四个方面来理解，即作为词源的后现代主义、作为艺术形式的后现代主义、作为历史现象的后现代主义与作为思想观念的后现代主义。艾利克森认为：“后现代主义既是一场大众文化运动，也是一场思想运动，是当代西方社会的社会学特征之一，是一种玄奥复杂的思维方式。”[81]
在《后现代转折》一书中，哈桑认为，出现如下的诸多名字，或许可以用来勾勒后现代主义的轮廓，或者至少暗示其假说的范围，这些名字主要有雅克·德雷达、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德（哲学）、米歇尔·福科、海登·怀特（历史）、雅克·拉康、吉尔斯·德鲁兹、R.D.兰格、诺曼·欧·布朗（精神分析学）、赫伯特·马尔库塞、让·波德莱尔、尤尔根·哈贝马斯（政治哲学）、托马斯·库恩、保罗·费耶阿本德（科学哲学）、罗兰·巴尔特、朱利叶·克里斯蒂瓦、沃尔夫冈·伊塞尔、“耶鲁批评家”（文学理论）、麦斯·卡宁汉姆、阿尔文·尼柯莱斯、梅里狄斯·蒙克（舞蹈）、约翰·凯奇、卡尔亨斯·斯托克豪森、皮埃尔·布尔兹（音乐）、罗伯特·罗斯亨伯格、让·丁格利、约瑟夫·贝伊斯（美术）、罗伯特·范图里、查尔斯·詹克斯、布朗特·波林（建筑）以及许多作家：塞缪尓·贝克特、欧也尼·奥尼斯科、乔杰·路易斯·鲍杰斯、迈克斯·本斯等等，虽然这些不同的名字尚未形成一种运动、范式或学派，但由于他们唤出的是一套相应的文化潮流、价值体系和行为态度的系统，所以，哈桑称其为后现代主义。[82]哈桑所列出的上述名单涉及哲学、历史、精神分析学、文学理论、音乐、美术、舞蹈、建筑等诸多领域，这说明了后现代主义不是一个总体性的范畴。如何在上述诸多领域里区别作为一种社会理论的后现代主义和作为一种哲学思潮、文化思潮的后现代主义，厘清三者之间的关系，对我们把握后现代主义的定义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作为一种文化思潮（艺术形式）的后现代主义
正如我们在前文中对后现代主义一词所进行的回溯，后现代主义一开始是在文化领域（文学艺术和美学领域）中出现的，对于后现代主义的广泛流行，文学批评家实际上起了主要的作用。从文化的意义上去理解，后现代主义被视为西方现代社会/后现代社会所发生的一场社会文化思潮。丹尼斯·麦奎尔认为，“要归纳后现代主义的特征，从文化的角度比从社会的角度简单些，因为‘现代’社会的特征当前仍然很明显，甚至这种特征还可能更强化。假如考虑到这个世界仍受到在势不可挡的、统一的逻辑之下营运的全球性财务市场统治的话，后现代的概念更多地指向当前时代的主流价值观和精神，以及特定的美学和文化倾向”。[83]
与现代文化讲究形式美相反，后现代文化对传统标准文化的各种创作原则进行了颠覆，认为文化作品的创造与欣赏没有绝对、单一的答案或标准，传统的语言和表达形式应予以抛弃，作者完成作品后，就会与作品处于情感脱离的状态。而且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作者、观众、展场与环境都可以视为艺术作品的参与者，由此文化走向了零散化、平面化、边缘化和无深度。借用约翰·罗素的话来说，“后现代主义的演进与其说是对现代主义的深化和补充，不如说是对现代主义的反拨——它直接与现代主义背道而驰。诸如图解化、平面化、人为的不和谐、怪诞的审美方式等，往往同现代主义作品大相径庭而成为后现代主义的基本特征。在美国、德国以及意大利，后现代主义制造了多不胜数的胡乱涂写文字的绘画作品，并以这一行为对具有深度的高尚严肃的艺术加以嘲弄”。[84]在某种意义上说，后现代主义的文化是一种大众消费文化，与高雅文化只能为一小部分人所欣赏相反，后现代主义文化由于坚持多标准的审美角度，所以使得为艺术而艺术的独立艺术精神已经不复存在了。后现代主义宣布：没有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纯文学与通俗文学之分，审美不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思辨的形式而更应该是人人都可以享受的感性的愉悦，大众化而不是高雅成为了追求的目标。而由于“文化和工业生产和商品已经紧紧地结合在一起”，艺术作品也不再具有超功利的纯洁性而成为供人消费的商品了。正是由于后现代主义文化的这一特点，詹姆逊认为，后现代主义反映的是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英国马克思主义批评家特里·伊格尔顿也认为，“如后现代主义文化所证实的，当代的主体与其说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早期阶段的奋发的独立的力量，还不如说是分散的、离心的本能附属性之网，缺乏伦理的实体和精神的内在性，成为消费行为、传播媒介经验、性欲关系、癖好或时尚的这样那样行动的短暂功能”。[85]
（二）作为一种哲学思维方式的后现代主义
从哲学思维方式入手理解后现代主义，是对后现代主义精神气质的把握。作为后现代主义的理论基础及重要组成部分，后现代主义哲学在本质上是一种与现代思维方式完全不同的思维方式，它是随着现象学、分析哲学、存在主义、结构主义和建构主义的衰落而登上历史舞台的，主要包括以伽达默尔为代表的新解释学，以德里达、福柯为代表的后结构主义，以奎因、罗蒂等为代表的新实用主义以及以科布、格里芬等为代表的建设性后现代主义。上述哲学流派虽然在理论来源上有所不同，分析和观察问题的角度也有异，但其在理论倾向、基本观点和思想实质上都是趋同的。
从理论倾向上来看，后现代主义哲学致力于对传统哲学的批判和瓦解，宣称“哲学的终结”，当然，这里的哲学指的是几千年来一统天下的思辨哲学和体系哲学，要求彻底摆脱西方哲学创建以来的形而上学传统，把后哲学不再视为科学之王，而是与其他文化形式同起同坐。
体现在基本观点上，后现代主义哲学反对独断专行的理性主义、本质主义、基础主义、表象主义。作为英国著名的文学理论家伊格尔顿曾经在其新著《后现代主义的假象》中指出，“后现代性是一种思想风格，它置疑客观真理、理性、同一性和客观性这样的经典概念，置疑普遍进步或人类解放，不信任任何单一的理论框架、大叙事、或终极性解释。与这些启蒙时代的规范相左，后现代性认为世界充满偶然性、没有一个坚实的基础，是多样化、不稳定的；在它看来，这个世界没有一个预定的蓝图，而是由许许多多彼此不相连的文化系统和解释系统组成……”[86]
在后现代主义看来，西方传统哲学把理性视为人的本质，长期以来鼓吹理性的绝对原则，造成了理性取代上帝成为一统天下的神。这种对理性的过分弘扬不仅忽视，而且否定了非理性因素的作用，造成了理性的泛化和绝对化，而对理性的理解也有失偏颇。理性并不是宇宙中的一个“唯一者”，两次世界大战之所以爆发，恰恰就是独断的理性精神和“唯一者”理性精神发展到极端的明证。而真正的理性则是整个宇宙的多样性，凸显的是个体的“异质性”。从后现代主义的理论形态来看，后现代哲学家们虽然都对传统哲学进行了批判，但并没有在这种批判的基础上建立一个统一的理论体系，而是主张各种范式的并行不悖、相互竞争。在他们看来，“一切围绕一个太阳旋转的古老模式已不再有效，即使是真理、正义、人性和理性也是多元的”。[87]针对表象主义认为事物后面有其不变的本质的观点，后现代主义哲学家批判传统哲学理论机械决定论的世界观，指出“最近的科学研究成果和近二十多年来的社会发展表明，用这种观念去看待自然和社会，许多现象无法得到解释。对于今天的世界，决定论、稳定性、有序、均衡性、渐进性和线性关系等范畴越来越失去效用，相反，各种各样不稳定、不确定、非连续、无序、断裂和突变现象的作用越来越为人们所认识，所重视”。[88]反对基础主义关于认识论的根本任务就是寻找一个人类知识的无可置疑的阿基米德点的观点，认为这是一种“镜式哲学”。作为反基础主义的代表人物，罗蒂在其著作《哲学和自然之镜》中指出，“本书的目的在于摧毁读者对‘心’的信任，即把心当作某种人应当对其具有‘哲学’观的东西这种信念；摧毁读者对‘知识’的信任，即把知识当作是某种应当具有一种‘理论’和具有‘基础’的东西这种信念；摧毁读者对康德以来人们所设想的‘哲学’的信任”。[89]在后现代主义哲学家看来，人是无本质的存在，世界上也没有先天崇高的知识或学科，事实上，所有的知识和科学都是在人类自身发展过程中慢慢生成的。
后现代主义哲学的思想观点体现了一种不畏权威、彻底反思和批判的精神，在其宣称“哲学的终结”“真理的终结”以及“人的终结”的背后，是对西方启蒙运动以来现代性工程盲目乐观的反拨。后现代主义通过对理性主义、本质主义、基础主义和表象主义的批驳，揭露了人道主义的虚构性和暂时性，认为历史不是一维单向发展的，所谓的历史进步观念具有一定的盲目性，因为没有什么可以保证人类的幸福和社会的发展进步，现代神话体现的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虚伪和欺骗，人类应该在批判现代工业文明所暴露出的弊端及其负面效应的基础上超越现代工业文明。
（三）作为一种社会理论的后现代主义
正如迈克·费瑟斯通所认为的，“在知识和艺术实践中，后现代主义得到了理论性的概况，其自身也因此而得以表达。这可以看作是广泛的后现代文化（文化商品的生产、消费、流通极其实践中一系列广泛变迁）的标志或先兆”。[90]而探讨作为一种社会理论的后现代主义就是要探讨在当代西方社会文化变迁的过程中后现代主义的形成，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要超越基础论与相对论、一元认识论与多元本体论的错误对立，去研究具体的社会和文化过程，去研究特殊知识积累的生产动力学”。[91]这种研究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工作：首先就是对艺术、学术和知识场域中的后现代主义进行研究，运用布迪厄的场域理论分析该符号的产品经济学；其次就是考察产生该符号的艺术家、知识分子、学术专家之间的关系以及其与媒介中其他专家、消费文化、大众文化中的其他专家之间的关系，以呈现在该符号的生产、流通、消费背后的深刻权力因素；最后就是在全球化的视野观照下，考察社会间的激烈竞争，以揭示不同群体的日常生活实践与体验的变迁。[92]迈克·费瑟斯通之所以如此强调后现代观念在文化人（艺术家、知识分子、学者、媒介人）中的概念形成和消解过程，是因为他看到了虽然我们已经进入“后工业社会”“消费社会”，这是一个客观事实，但或许更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关于外部世界的认知发生了变化。因此，在费瑟斯通看来，理解后现代主义的关键就是从“严格的文化模型、阐释、概念性工具、理论的意义上，去试图阐明那些影响着专家们的文化生产的过程，即文化专家们不断变化着的实践、他们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及权力平衡关系，才能更好地阐释我们关于‘外边那个文化’的认知和评价”。[93]
正如我们前文中关于后现代主义所进行的历史起源分析所看到的，后现代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涉及了诸多领域，而上述关于后现代主义的理解都局限在某一学科或领域，所以导致对后现代主义的理解会有失偏颇。在本书看来，从社会理论的角度采取跨学科的研究才是对后现代主义最好的研究。换言之，本书主张从社会理论的角度对后现代主义进行研究，除了由于种种原因，社会学对后现代主义研究具有局限之外，更重要的是由后现代主义的特征所决定的。
正如美国学者波林·罗斯诺所指出的，“后现代主义像幽灵一样时常缠绕着当今的社会科学。在许多方面，几分可信几分荒诞的后现代方法对最近三十多年来的主流社会科学的基本假定及其研究成果提出了诘难。后现代主义提出的挑战似乎无穷无尽。它摒弃了认识论的假说，驳斥方法论的常规，抵制知识性的断言，模糊一切真理形式，消解任何政策建议”。[94]后现代主义之所以能够对诸多学科领域发起挑战，是因为它对几乎所有的科学的前提基础都提出了颠覆性的质疑，从而导致了科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内部的“革命”。
本书认为作为一种社会理论的后现代主义是在与社会学理论的对话中体现出来的，因此，在第四章将展开对于作为一种社会理论的后现代主义的论述。
注释
[1]吴畏：《社会理论与社会科学哲学》，《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
[2]学者吴康宁在《“社会理论”的兴起对教育社会学意味着什么》（《教育研究与实验》2010年第4期）一文中对社会学理论和社会理论的区分做出了有益的尝试，但更多的学者对这两个概念的使用是在没有区分的情况下进行的，参见庞立升《现代性社会理论：经典传统及发展逻辑》（《东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3期）；李猛《“社会”的构成：自然法与现代社会理论的基础》（《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10期）等。
[3]刘小枫：《现代性理论绪论》，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6页。
[4]刘小枫：《现代性理论绪论》，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页。
[5]夏光：《后结构主义思潮与后现代社会理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27—30页。
[6]苏国勋：《社会理论与当代现实》，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6页。
[7][英]布赖恩·特纳：《社会理论指南》，李康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页。
[8][美]华格纳：《社会学理论的类型：导向一个分类体系》，《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64年第1期。
[9]Giddens A.，Turner J.ed.，Social Theory Today，Californi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7，p.1.
[10][英]安东尼·吉登斯：《社会的构成》，李康、李猛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36页。
[11][英]麦克·甘恩：《法国社会理论》，李康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5页。
[12][英]芭芭拉·亚当、乌尔里希·贝克、约斯特·房·龙：《风险社会及其超越》，赵延东等译，北京出版社2005年版，第13页。
[13][英]芭芭拉·亚当、乌尔里希·贝克、约斯特·房·龙：《风险社会及其超越》，赵延东等译，北京出版社2005年版，第13—14页。
[14][英]吉拉德·德朗蒂：《当代欧洲社会理论指南》，李康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页。
[15][英]吉拉德·德朗蒂：《当代欧洲社会理论指南》，李康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2—49页。
[16][英]吉拉德·德朗蒂：《当代欧洲社会理论指南》，李康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9—30页。
[17][英]吉拉德·德朗蒂：《当代欧洲社会理论指南》，李康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5页。
[18]苏国勋、刘小枫：《社会理论的诸理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页。
[19][德]西美尔：《社会是如何可能的》，林荣远编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页。
[20]肖瑛：《回到“社会”的社会学》，《社会》2006年第5期。
[21]Steven Seidman，The Postmodern Turn：New Perspectives on Social Theor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4，pp.119-137.
[22]刘小枫、吴伯凡：《关于〈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的对谈》（
[23]邹吉忠：《后现代主义社会理论初探》，《浙江学刊》2000年第3期。
[24]夏光：《后结构主义思潮与后现代社会理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25页。
[25][英]帕特里克·贝尔特：《二十世纪的社会理论》，瞿铁鹏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版，第1页。
[26][英]帕特里克·贝尔特：《二十世纪的社会理论》，瞿铁鹏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版，第3页。
[27][英]帕特里克·贝尔特：《二十世纪的社会理论》，瞿铁鹏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版，第3页。
[28][美]艾伦·韦尔斯：《当代社会学理论流派》，《国外社会科学文摘》1980年第3期。
[29][美]华格纳：《社会学理论的类型：导向一个分类体系》，《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64年第1期。
[30]石中英：《知识转型与教育改革》，教育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97页。
[31][英]芭芭拉·亚当、乌尔里希·贝克、约斯特·房·龙：《风险社会及其超越》，赵延东等译，北京出版社2005年版，第8页。
[32][英]芭芭拉·亚当、乌尔里希·贝克、约斯特·房·龙：《风险社会及其超越》，赵延东等译，北京出版社2005年版，第8页。
[33][英]芭芭拉·亚当、乌尔里希·贝克、约斯特·房·龙：《风险社会及其超越》，赵延东等译，北京出版社2005年版，第2页。
[34][英]芭芭拉·亚当、乌尔里希·贝克、约斯特·房·龙：《风险社会及其超越》，赵延东等译，北京出版社2005年版，第2页。
[35][美]波林·罗斯诺：《后现代主义与社会科学》，张国清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版，第6页。
[36]苏国勋：《社会理论译丛》，转引自詹姆斯·博曼《社会科学的新哲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页。
[37][英]安东尼·吉登斯：《释义学与社会理论》，《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88年第12期。
[38]Giddens A.，Turner J.ed.，Social Theory Today，Californi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7，p.1.
[39][美]乔治·瑞泽尔：《后现代社会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页。
[40][德]西美尔：《货币哲学》，陈戎女译，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2页。
[41][英]安东尼·吉登斯：《社会的构成》，李康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35—36页。
[42]Anthony Giddens，Social Theory and Modern Sociology，Cambridge：Polity Press，1987，p.28.
[43][德]盖奥尔格·西美尔：《社会学——关于社会化形式的研究》，林荣远译，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3页。
[44][英]布赖恩·特纳：《社会理论指南》，李康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545页。
[45][美]奥利卡·舍格斯特尔编：《超越科学大战》，黄颖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5—16页。
[46][英]迈克·费瑟斯通：《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刘精明译，译林出版社2002年版，第1页。
[47][英]史蒂文·塞德曼：《社会学理论的终结》，载谢立中主编《西方社会学经典读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48][英]吉拉德·德朗蒂：《当代欧洲社会理论指南》，李康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页。
[49][美]伯劳：《杜威和美国社会思想》，《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60年第6期。
[50][美]伯劳：《杜威和美国社会思想》，《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60年第6期。
[51][英]安东尼·吉登斯：《社会学方法的新规则》，田佑中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54页。
[52]成伯清：《另一种精确——西美尔社会学方法论札记》，转引自张一兵、周晓虹、周宪主编《社会理论论丛》第一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4—25页。
[53][英]史蒂文·塞德曼：《有争议的知识——后现代时代的社会理论》，刘北成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50页。
[54][美]波林·罗斯诺：《后现代主义与社会科学》，张国清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版，第5页。
[55]参见王治河《扑朔迷离的游戏——后现代哲学思潮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96页。
[56]参见王治河《扑朔迷离的游戏——后现代哲学思潮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0页。
[57]张小山：《西美尔社会研究方法的后现代主义特征》，博士学位论文，华中师范大学，2012年，第52页。
[58][美]戴维·R.肯迪斯、安德烈亚·方坦纳编：《后现代主义与社会研究》，周晓亮等译，重庆出版社2006年版，第1页。
[59]岛子：《后现代主义艺术系谱》，重庆出版社2007年版，第235页。
[60][德]沃尔夫冈·韦尔施：《我们的后现代的现代》，洪天富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66—67页。
[61]Peter Berger，Pyramids of Saerifiee Bouble day，Anekor，20 Gerden City，NY1976.
[62][美]马歇尔·伯曼：《现代性的昨天、今天和明天》，转引自汪民安、陈永国、张云鹏主编《现代性基本读本》下，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61页。
[63][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二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4—35页。
[64][美]马歇尔·伯曼：《现代性的昨天、今天和明天》，转引自汪民安、陈永国、张云鹏主编《现代性基本读本》下，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61页。
[65]刘小枫编：《苏格拉底问题与现代性》，彭磊、丁耘译，华夏出版社2008年版，第2—3页。
[66][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赵旭东等译，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3—16页。
[67][德]尤尔根·哈贝马斯：《作为未来的过去——与著名哲学家哈贝马斯对话》，章国锋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2—23页。
[68][美]查尔斯·詹克斯：《现代主义的临界点》，丁宁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4—15页。
[69]刘小枫：《现代性理论绪论》，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3页。
[70]王治河主编：《后现代主义辞典》，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版，第644页。
[71][美]戴维·R.肯迪斯、安德烈亚·方坦纳编：《后现代主义与社会研究》，周晓亮等译，重庆出版社2006年版，第224页。
[72]在中外学者对后现代概念的追本溯源中，美国的学者贝斯特和凯尔纳在《后现代理论——批判性的质疑》一书中对后现代话语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考察，英国学者克里斯·加勒特和扎奥丁·萨德尔在其所著的《视读后现代主义》一书中也表述了同样的观点。国内的艺术批评家岛子，后现代主义哲学研究者王治河也同样持有该观点。岛子《后现代主义艺术系谱》，重庆出版社2007年版，第12页；王治河主编《后现代主义辞典》，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版，第9页。
[73][英]克里斯·加勒特、扎奥丁·萨德尔：《视读后现代主义》，宋沈黎译，安徽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3页；《后现代理论——批判性的质疑》，张志斌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版，第7页。
[74][英]佩里·安德森：《后现代性的起源》，紫辰、合章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页。
[75][英]佩里·安德森：《后现代性的起源》，紫辰、合章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5页。
[76]C.Wright Mills，The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59，pp.165-167.
[77][美]马泰·卡林内斯库：《现代性的五副面孔：现代主义、先锋派、颓废、媚俗艺术、后现代主义》，顾爱彬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300—301页。
[78][英]佩里·安德森：《后现代性的起源》，紫辰、合章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0页。
[79][英]佩里·安德森：《后现代性的起源》，紫辰、合章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8页。
[80][英]迈克·费瑟斯通：《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刘精明译，译林出版社2002年版，第2页。
[81][美]米勒德·J.艾利克森：《后现代主义的承诺与危险》，叶丽贤、苏欲晓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页。
[82][美]伊哈布·哈桑：《后现代主义转折》，转引自王岳川、尚水编《后现代主义文化与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09页。
[83][美]丹尼斯·麦奎尔：《麦奎尔的大众传播理论》，崔保国、李琨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96页。
[84][美]约翰·罗素：《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转引自王岳川、尚水编《后现代主义文化与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31页。
[85]黄力之：《从文化工业到后现代主义》，《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9年第1期。
[86]张旭东：《后现代主义与中国现代性》（
[87][德]沃·威尔什：《我们的后现代的现代》，载《世界文论》编辑委员会主编《后现代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97页。
[88][德]沃·威尔什：《我们的后现代的现代》，载《世界文论》编辑委员会主编《后现代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96页。
[89][美]理查德·罗蒂：《哲学和自然之镜》，李幼蒸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4页。
[90][英]迈克·费瑟斯通：《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刘精明译，译林出版社2002年版，第50页。
[91][英]迈克·费瑟斯通：《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刘精明译，译林出版社2002年版，第14页。
[92][英]迈克·费瑟斯通：《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刘精明译，译林出版社2002年版，第14—16页。
[93][英]迈克·费瑟斯通：《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刘精明译，译林出版社2002年版，第36页。
[94][美]波林·罗斯诺：《后现代主义与社会科学》，张国清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版，第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