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求真理心心相通——毛泽东和瞿秋白
在领导中国革命的历程中，毛泽东和瞿秋白在一些重大的革命理论和革命实践问题上，特别是在农民问题上，互相支持，密切配合，有过一些令人难忘的亲切交往，凝结了深厚的战友情谊。
在党的三大上密切合作
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出席大会的代表有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瞿秋白、蔡和森、张太雷、张国焘等30多人，其中有表决权的19人，代表着党员420人。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也参加了大会。大会的中心议题是讨论国共合作问题。大会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的决议》，讨论全体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问题时，出现了两种错误倾向：以张国焘为代表，反对全体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以陈独秀为代表，主张把共产党合并到国民党中，马林也持这种意见。毛泽东、瞿秋白等同志认为，为了推进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应该同中国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实行国共合作，同时我党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立场和开展批评的自由。大会采纳了毛泽东、瞿秋白等同志的正确主张，着重批评了张国焘怀疑、反对国共合作的“左”倾观点，也不同意陈独秀国共合并的右倾观点，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决定“共产党员应加入国民党”，“但仍旧保存我们的组织”。
瞿秋白是大会通过的党纲起草人之一。会上，毛泽东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瞿秋白当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会后，他们两人都到上海，一道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
后来，毛泽东对党的“三大”作了肯定的评价。他认为：“大会作出了有历史意义的决定：参加国民党，国共合作，建立反对北洋军阀的统一战线。”瞿秋的夫人杨之华在回忆瞿秋白时也谈到这件事。她说：“在中共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秋白抱定正确的主张，和毛泽东、张太雷等同志一起，战胜了机会主义者的主张，通过了国共合作的正确决议。”
共同反对国民党右派的分裂活动
1924年1月，瞿秋白同毛泽东等共产党人出席了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共同协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重新解释三民主义，使之成为以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为基础的新三民主义，促成第一次国共合作，建立了革命统一战线。瞿秋白还参与了大会宣言的起草和翻译。大会选举结果，李大钊等共产党人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瞿秋白、毛泽东等共产党人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二三月间瞿秋白兼任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毛泽东兼任国民党上海执行局委员、秘书处文书科代理主任、组织部秘书、农工委员等职。
孙中山逝世后，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斗争日趋激烈。1925年5月，国民党右派政治代表戴季陶在国民党第一届三中全会上提出，要“建立纯正的三民主义”，确立孙中山“遗教”为国民党的“最高原则”（通过所谓《关于确定最高原则的训令》），任何人“不得有所独创”，妄图以此排斥中国共产党，反对工农运动。随后，他抛出《民生哲学系统表》、《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和《中国革命与中国国民党》等文章，阉割孙中山学说的革命内容，把它的基础归结为民生哲学，认为它渊源于从尧舜直至孔丘的道统，而其中心则是所谓“仁爱”。这种所谓的戴季陶主义，表面上是要建立“纯正的三民主义”，实质上是反对国民党左派，反对国共合作的革命统一战线，为资产阶级夺取领导权制造反革命舆论，对革命事业的发展危害极大。因此，瞿秋白、毛泽东等共产党人纷纷著文批驳。
1925年8月，瞿秋白发表《中国国民革命与戴季陶主义》一文，尖锐指出戴季陶主义的根本点“是一种唯心论的道统说”，表面上反对阶级斗争，实际上却是代表资产阶级压迫无产阶级的斗争，“其结果是为买办阶级的力量所利用，完全到右派及帝国主义一方面去”。当国民党右派邹鲁、国家主义派曾琦同戴季陶互相呼应，大肆进行反共宣传时，瞿秋白又积极予以反击。1926年1月，他写了《国民革命运动中之阶级分化》，有力地揭露了他们的反动本质。
1925年10月，毛泽东被任命为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12月，在广州主编国民党中央机关刊物《政治周报》。他在《〈政治周报〉发刊理由》中宣告：“‘向反革命派的宣传进攻，以打破反革命宣传’，便是《政治周报》的责任。”他组织并撰写了《革命派党员群起反对北京右派会议》、《国民党右派分裂的原因及其对革命前途的影响》等一系列文章，揭露国民党新老右派“在事实上是大大帮了帝国主义的忙，事实上是做了帝国主义的工具”，并指出“现在的中国，除了革命，决无路走”，呼吁“全国革命派团结起来”。
1926年1月，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瞿秋白、林伯渠、毛泽东、吴玉章等同志代表中国共产党出席了这次会议。会议期间，国民党右派集团抵制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瞿秋白、毛泽东等中共代表，团结国民党左派，同西山会议派进行了面对面的针锋相对的斗争，促使大会通过决议，继续贯彻执行三大政策，谴责右派集团分裂国共合作的反革命活动，并分别给予他们纪律制裁。1月18日，大会讨论党务报告决议案，毛泽东发言批驳右派代表妄图限制共产党的阴谋，反对公布全部共产党员的身份，主张“出党入党应有绝对自由，实不必有任何的限制”。
1926年夏，瞿秋白在上海同羊牧之（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干事）谈过在国民党“二大”与戴季陶交锋的一段趣闻。他说：“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讨论决议的休息时间，我和毛泽东等几位共产党代表正在凭栏远眺，刚好戴季陶等几个顽固派人物也上楼来，我出于礼仪，主动上前和他们握了手，毛泽东当然也去逐个握了手。但与戴季陶握手时，毛朗笑着说：‘台上握了手，可不能在台下踢脚啊！’弄得戴季陶十分尴尬。”瞿秋白接着说：“我与毛泽东接触不多，但就在几次不多的接触中，我确认他是一位既有原则又讲策略的党的优秀工作者。”
为正确解决农民问题而共同斗争
毛泽东和瞿秋白都很重视农民问题，认为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也是实现无产阶级领导权的中心问题，确信中国农民的伟大力量和对中国革命的重要作用。这是他们为正确解决农民问题而共同斗争的思想基础。因此，他们比较早地注意研究农民问题，并发表了许多有影响的重要著作，在农民问题上同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展开了斗争。1926年10月到1927年春，湖南、湖北等地爆发了农村大革命。农民革命所到之处，几千年封建地主阶级的特权被打得落花流水，农会成了农村唯一的权力机关。地主政权既倒，掌权的农民随即要求没收地主的土地归无地少地的农民所有。在蓬勃兴起的农运面前，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国民革命军军官中的地主资产阶级分子，伙同逃亡到城市和军队中的土豪劣绅，大叫大嚷农民运动是“痞子运动”，“糟得很”，疯狂地要对农民反攻倒算。在党内，陈独秀等人为蒋介石之流掀起的反动浪潮所吓倒，也跟着指责农运“过火”，竭力阻挠、限制。
早在1926年7月，陈独秀、彭述之把持中共四届三中执委会扩大会议，通过陈独秀起草的决议案，指责农运“过左”，限定农会“不能带有阶级的色彩”。这个决议案下达后，党内外群众纷纷反映太右。瞿秋白在听取羊牧之汇报这一情况时，要杨之华从抽屉里把他的文件夹拿来，他从中抽出毛泽东所写的《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一文递给羊牧之，说：“你看这篇文章。”待羊看完后，他接着说：“要依据毛泽东的意见来增添你们的宣传内容。”12月，中央在汉口召开特别会议，在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支配下，提出限制农运发展，反对“耕地农有”，规定农民土地问题的解决目前只能宣传，不能实行。会后，陈独秀、彭述之等人推行右倾投降主义，甚至强制一些地方党组织搞“洗会运动”，把充当农运先锋的贫农骨干当作“痞子”从农会中“清洗”出去，关进监狱。
正是在这种情势下，毛泽东于1926年12月17日由汉口回到长沙，参加湖南全省农民代表大会，并在大会议案起草委员会中商量起草各种决议案。12月30日，大会闭幕，毛泽东同中共湖南省委商定，为与会代表开办短训班，并做了三次关于农民问题和调查方法的报告。随后，1927年1月4日至2月5日，他到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实地考察农运，历时32天，行程1400多里，获得大量准确反映农村大革命的第一手材料。在前三县考察后，他回到湖南省委向负责同志做了一次详细的报告，在党校、团校各做了一次关于农运的报告。在后两县考察后，又向省委作了报告。2月16日，他写了为视察湖南农运给中央的报告，尖锐指出：“现在是群众向左，我们党在许多地方都是表示不与群众的革命情绪相称。”他认为，党在指导农民斗争中犯了右倾错误，并列举了纠正这种错误的要点。报告还针对陈独秀在土地问题上的右倾方针，深刻指出；农民问题实质上是一个贫农问题，而贫农问题实质上是一个土地问题。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已经不是宣传问题，而是要立即实行的问题了”。从2月17日起，毛泽东用三四天时间写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篇振聋发聩的革命檄文。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从3月5日至4月3日在中共湖南省委机关刊物《战士》周报第35、36期合刊，第38期，第39期上陆续全文发表。3月12日，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第191期刊载了报告的一部分。陈独秀、彭述之害怕报告“有损与国民党的合作”，下令停止刊登。报告发表后，受到广大农民和从事农运工作同志的热烈欢迎。毛泽东在党的八七会议上谈到这件事时说过：“我曾将我的意见在湖南作了一个报告，同时向中央也作了一个报告，但此报告在湖南发生了影响，对中央则毫无影响。广大的党内党外的群众要革命，党的指导却不革命，实在有点反革命的嫌疑。这个意见是农民指挥着我成立的。”
当时，党中央机关正在由上海迁往武汉。中央常委兼宣传部长瞿秋白，看到《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时，一方面对报告十分赞赏，另一方面对报告受到陈独秀等人的压制十分气愤。他激动地说：“目前党内，特别在中央，有些同志不敢支持已经开始，或正在开始的农民革命斗争，反而横加指责，今天一个过火，明天一个越轨，这不行。毛泽东同志这篇文章，是亲身下去做了几十天实地调查，很有说服力的文章，文章里痛斥党内外一切怀疑、否定农民斗争的论点不是没有根据的。”他愤然地说：“独秀、述之就怕这篇文章拿出去，进一步激起农民的‘越轨’行动，有损与国民党的合作。什么‘越轨’、‘合作’？这样的文章都不敢登，还革什么命？”“我赞成毛泽东这篇文章的全部观点。”瞿秋白再次阅读《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全文以后，毅然决定立即将这个报告以《湖南农民革命》为题出版单行本，并于4月11日连夜为报告撰写了一篇热情洋溢的序言，到12日凌晨一气呵成。
瞿秋白在这篇序言中高度赞扬蓬勃兴起的湖南农民革命运动，说“湖南的乡村里许多土豪、劣绅、讼棍等类的封建政权，都被这些‘匪徒’打得落花流水。真正是这些‘匪徒’现在在那里创造平民的民权政治，正是全国的‘匪徒’才能真正为民族利益而奋斗而彻底反对帝国主义。”他深刻地指出无产阶级领导农民斗争的可能性，说“中国的无产阶级也就起来，他在城市的斗争足以率领三万万九千万的中国农民”。他还明确提出政权和土地是农民革命所要解决的两大根本问题，说“中国农民要的是政权，是土地”。最后，他大声疾呼：“中国革命家都要代表三万万九千万农民说话做事，到战线去奋斗，毛泽东不过开始罢了。”“中国的革命者个个都应当读一读毛泽东这本书。”
序言写好后，瞿秋白请羊牧之立即把报告交给一位熟悉印刷业务的同志送印刷厂急付排印。不久，由我党在汉口主办的长江书店出版了题为《湖南农民革命》的单行本，在党内发行。
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杀发生后，杨之华奉党中央急电调遣，从上海来到武汉。瞿秋白同她一见面，就从抽屉里取出几份文件，拿着其中的《湖南农民革命》这本小册子，高兴地对她说：“人人应该读几次，这是一篇好文章，你必须读。”继而他愤愤不平地说：“你看，这样的好材料，却不准宣传，真岂有此理！”最后，他深情地说：“你好好研究这几本小册子，这是我在武汉与你见面的礼物。”
1927年4月27日至5月10日，中国共产党召开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党的“五大”是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中国革命处于危急关头召开的。瞿秋白和毛泽东都参加了这次大会。陈独秀在他所做的党的“五大”政治报告中，极力为他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辩护。关于农民土地问题，他说：“虽然我感觉到过去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策略太右了，可是无论如何，在目前没收一切地主的土地，也是太革命了的。我们在相当时期以内，必须保持一种折中的中庸的路线。”瞿秋白、毛泽东等与会代表，对陈独秀在报告中提出的右倾主张和以往在指导工作中的右倾错误，进行了尖锐的批评。
在大会开始时，瞿秋白向与会代表散发了他在2月间撰写的《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的小册子，全面系统地批评了陈独秀、彭述之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提出对党的病症“必须赶快施手术，暴露其病根”。这篇论著深入分析了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状况、阶级关系和各阶级特点，阐明了中国革命的对象、动力和领导权问题，论述了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重要意义、无产阶级同各被压迫阶级建立联合战线的必要性、共产党对国民党应取的态度等一系列纲领性和策略性的原则问题。虽然其中有某些不够成熟的地方，但它坚决捍卫了党的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和革命路线，成为我党历史上一部重要的革命文献。正如中国共产党党报委员会1928年4月12日为这本小册子再版所写序言指出的那样，“对于中国的社会经济状况之马克思主义的分析，这是第一次比较涉及各方面的尝试”。这个评价是十分中肯的。
与此同时，毛泽东在党的“五大”召开以前，为深入开展农民土地革命，曾邀集彭湃、方志敏等各省农民协会负责人在武汉举行联席会议，制定了立即普遍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方案，并把它上报党中央和即将召开的党的“五大”，建议中央立即动手解决农民土地问题。但是，在陈独秀把持下，党的“五大”拒绝讨论毛泽东向大会提出的关于加速深入农民斗争，立即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正确提案，甚至把他排斥于大会领导之外，并剥夺了他在大会上的表决权。毛泽东1936年回忆说：“1927年四、五月间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时，党仍然在陈独秀操纵之下。尽管蒋介石已经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并且开始在上海和南京袭击共产党，陈独秀却依旧主张对武汉的国民党妥协退让。他压制所有的反对意见，奉行右倾机会主义的小资产阶级政策。对于当时党的政策，特别是有关农民运动的政策，我非常不满意。我今天认为，如果当时更彻底地把农民运动组织和武装起来，开展对地主的阶级斗争，那么，苏维埃就会更早并更有力地在全国发展起来。”“但是，陈独秀强烈反对。他不懂得农民在革命中的作用，而且大大低估了当时农民在革命中发挥作用的可能性。结果，在大革命危机前夜举行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没有通过一个恰当的土地纲领。对我要求迅速加强土地斗争的意见，甚至没有进行讨论。这是由于当时也在陈独秀操纵之下的中央委员会，拒绝把我的意见提交大会审议……然而，大会以后，全国农民协会组织起来了，我是负责人。”
瞿秋白对陈独秀等人压制毛泽东的正确意见并排斥他于大会领导之外，感到十分愤慨。据杨之华说，“秋白最气的是陈独秀等一些人，一味主观专制。毛泽东同志向大会提了一些很好的意见，他们非但不予讨论，而且把他排斥于领导之外。”
党的八七会议清算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结束了他在党中央的统治。八七会议以后，瞿秋白继续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1927年9月25日，他主持召开中央常委会，酝酿讨论成立中央长江局的人选问题。他极力推荐毛泽东为长江局成员，并且说：“我党有独立意见的要算泽东。”经过讨论，常委会同意他的意见，长江局拟由毛泽东等5人组成。
1928年，瞿秋白在莫斯科，为了继续宣传中国农民革命，主持出版了彭湃关于广东农运的报告一书，并作序尊称毛泽东、彭湃为“湖南和广东农民中的王。”
1928年6月，党的“六大”在莫斯科召开。瞿秋白在“六大”政治报告《中国革命与共产党》中又一次强调指出，农民革命是中国民权革命的中枢。他在报告中热情歌颂中国大革命时期的农民运动，特别是农民业已开展的土地革命。他说：“农民的土地革命，尤其是在湖南，已经积极地进行，有些地方自己动手分了土地，有些地方‘插标’预备田地的分配。没收地主田地的斗争，到处自发地实行。”他在举例介绍湖南农民运动的具体情况时，特地向大家推荐，“最好看着毛泽东的《湖南农民革命》”。
瞿秋白在共产国际工作期间，仍然十分关心农民土地革命和农村武装斗争，一再宣传中国工农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发展的重大意义，多次赞扬毛泽东、朱德领导的工农红军。1929年，他曾介绍红军和游击队“在去年六七月间在湖南、江西边界有一个时期的发展，今年三四月在江西、福建、广东边境又有一次扩大势力，最近七月底的上海《申报》又记载朱、毛占领好多县份”。1930年1月，他在《共产国际》月刊撰文向全世界介绍中国革命的发展情况时，热烈欢呼：“中国的苏维埃万岁！”“毛泽东红军万岁！”这些宣传介绍充分反映了他确信毛泽东领导工农红军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必将在全国获胜的坚定信念，同时也反映了他的远见卓识。
特别难能可贵的是，瞿秋白在受到王明等人的排挤、打击以后，1932年在上海同鲁迅一道从事无产阶级文化运动，仍然冒险准备把他为《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出版单行本时所写的序言，作为附录收入他编辑的自选作品集《“乱弹”及其他》一书，并为此写了一篇寓意深长的说明。
瞿秋白不顾当时白色恐怖的风险，采取隐晦假托的笔法，想方设法把他为《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所写的序言保存下来，使之得以流传后世，用心可谓良苦。由于不言而喻的原因，后来这篇序言终未收入，因而他为这篇序言所写的说明自然也未能发表。然而，幸存的这份手稿，却充分说明了瞿秋白对《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篇革命檄文始终是难以忘怀的，说明了他维护和传播毛泽东关于农民问题的论著是不遗余力的。
1935年2月，瞿秋白不幸在福建长汀被捕。在狱中，他仍然念念不忘毛泽东在正确解决中国农民问题上所建树的丰功伟绩，高度评价毛泽东所开创的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革命道路。他曾对原国民党三十六师狱医陈炎冰（大革命时期的共产党员，解放后重新入党）进行宣传教育说：“现阶段中国革命是土地革命，毛泽东同志的以农村为革命根据地，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解放全中国，这是正确的革命路线。”这个中肯的评价，是瞿秋白壮烈牺牲前对毛泽东的崇高赞誉。
在江西中央苏区相处的日子
1934年1月21日至3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举行，毛泽东、瞿秋白均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和中央执行委员会闭幕后的最高权力机关主席团成员（由17人组成）。毛泽东还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瞿秋白当选为人民委员会教育人民委员。2月，瞿秋白奉中央调令从上海来到江西中央苏区上任。当时，他们都遭受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者的排挤、打击，在相处10个月的日子里，彼此患难与共，心心相通，十分亲近。据一些当时的知情人回忆：“秋白同志是毛主席最接近的战友，在党的政策、方针、路线问题上，两人的观点经常是一致的。”“每次见到他们两人，总是面带笑容，还在一起谈笑咏诗呢。”“他写过不少诗歌，同毛泽东同志互相唱和，表示了自己的忧愤之情。”
瞿秋白任教育人民委员期间，在毛泽东直接领导和支持下，制定了整个苏区的教育计划，健全了各部门的文教组织，兼任苏维埃大学校长，对于提高工农群众的文化水平，培养大批革命干部，做出了很大贡献。
当中央决定主力红军突围长征时，瞿秋白很想随军行动，毛泽东也很同情他的处境，但博古等人却执意不允。在中央政府讨论转移问题的一次会议上，主持会议的毛泽东向大家说明当时的战况和转移的原因，要求政府各部门领导同志做好撤离苏区的准备工作。会上，毛泽东根据中央的决定，还宣布了哪些部门的领导人随部队长征，而其中没有瞿秋白。瞿秋白当面要求参加长征。毛泽东回答说：“你这个问题下面再说。”在场的国民经济人民委员吴亮平小声地问毛泽东，为什么不让瞿秋白同志走。毛泽东告诉他：“在中央的会上对他们（当时中央掌握实权的同志）说过，他们不同意。”瞿秋白知道这个决定后，思想上很不安。他说：“你们走后，我只能听候命运摆布了。不知以后怎样，我们还能相见吗？如果不能相见，那就永别了。我一生虽然犯过错误，但对党对革命忠心耿耿，全党同志有目共睹。祝你们前途顺利，祝革命胜利成功。我无论怎样遭遇，无论碰到怎样逆境，此心可表天日。”
对于当时有的中央领导人不让瞿秋白随军长征，不仅毛泽东很有意见，而且其他一些同志也很不满意。中央红军主力北上转移时，因负伤而留在中央苏区的陈毅，出于对战友的关切和对这种错误处置的义愤，亲自把一匹好马送给瞿秋白，并劝他跟部队一起走。但是，瞿秋白却谢绝说：“组织没决定，我不能擅自前去，要服从组织决定。”当长征部队出发经过他的驻地瑞金下肖区时，他赶去同李富春、蔡畅、徐特立、刘少文等同志话别。他发觉徐老的马夫身体不大好，当即让自己那位身强力壮的马夫跟随徐老长征。在危急情势下，他心里想的仍是战友。
中央红军主力部队出发长征以后，留在中央苏区的瞿秋白，仍然不顾个人安危，夜以继日地抱病工作，他主编的《红色中华》报照常如期出版。
在党的历史上具有伟大意义的遵义会议召开时，毛泽东曾经从遵义发电报给留在江西苏区的中央局同志，“要妥善安排秋白同志”。毛泽东在戎马倥偬的长征途中发出的这份电报，寄托了关切和怀念战友的深情。
他们的心是相通的
瞿秋白于1935年6月18日慷慨就义以后，毛泽东每当同人谈及他时，常常言之不胜痛惜。
1939年5月，萧三回到了延安。一天晚上，他同毛泽东在月下散步，谈起牺牲了的战友何叔衡、蔡和森、瞿秋白，毛泽东沉默了许久。谈到瞿秋白时，毛泽东无限惋惜地说：“是啊！假如他活着，现在领导边区的文化运动该有多好啊！”
1942年的一天，李又然在延安的窑洞里同毛泽东谈论文艺界的问题。毛泽东一听，脸上显出愁容，一声不响。隔了许久，他动情地说：“怎么没有一个人，又懂政治，又懂艺术！要是瞿秋白同志还在就好了！”毛泽东根据向文艺界调查研究所得情况，后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但讲稿过了半年才拿出来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发表，其间，他为研究文艺问题还阅读了瞿秋白的《海上述林》等译著。
1945年4月，毛泽东主持召开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瞿秋白的一生做出了全面的正确评价。决议指出：“所谓犯‘调和路线错误的瞿秋白同志，是当时党内有威信的领导者之一，他在被打击以后仍继续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主要是在文化方面），在1935年6月也英勇地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之下。所有这些同志的无产阶级英雄气概，乃是永远值得我们纪念的。”
新中国成立之后，毛泽东于1950年12月31日为出版瞿秋白的遗著题词。题词全文是：“瞿秋白同志死去十五年了。在他生前，许多人不了解他，或者反对他，但他为人民工作的勇气并没有挫下来。他在革命困难的年月里坚持了英雄的立场，宁愿向刽子手的屠刀走去，不愿屈服。他的这种为人民工作的精神，这种临难不屈的意志和他在文字中保存下来的思想，将永远活着，不会死去。瞿秋白同志是肯用脑子想问题的，他是有思想的。他的遗著的出版，将有益于青年们，有益于人民的事业，特别是在文化事业方面。”
毛泽东和瞿秋白是两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的心是相通的。为了人民、为了革命的献身精神，实事求是、寻求真理的高尚品德，勇于进取、不断开拓的伟大气魄，正是他们在革命征途中志同道合的共同思想渊源。
（刘武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