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的一票”——毛泽东和王稼祥
1931年3月，毛泽东和王稼祥在江西龙冈地区第一次见面。当时王稼祥是作为中央代表团成员赴中央苏区的。毛泽东在听取了王稼祥等人关于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的情况介绍后，详细地向他们介绍了苏区中央局内部的争论问题，并给他们看了苏区的许多文件。此后，毛泽东和王稼祥接触较多，王稼祥注意听取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的主张，毛泽东也常和他谈论有关政治、军事和路线斗争等问题，使王稼祥感到毛泽东所谈的问题，简单明了，很有说服力，对毛泽东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中所阐述的建军思想大加赞赏。王稼祥尤其尊重毛泽东丰富的武装斗争经验，对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才能深为敬佩。
毛泽东应该留在前方指挥
1931年11月的赣南会议，根据临时中央的指示，排挤了毛泽东在中央苏区对党和红军的正确领导，将他调回后方作政府工作。王稼祥作为中央代表团的成员，他是赞成和执行了临时中央的指示的。但据萧劲光回忆说，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期间，王稼祥在和他交谈中，对博古等人不择手段地反对毛泽东，常常流露出不满。1932年初，在苏区中央局会议上，毛泽东反对临时中央提出的攻打赣州等城市的主张，认为赣州城坚固，红军技术装备差，很可能久攻不克，于红军不利。王稼祥开始是赞同毛泽东的意见的，后临时中央来电坚持主张打赣州，他才同意了攻打赣州的计划。毛泽东被撤职养病。
毛泽东再度出山后，在1932年3月苏区中央局江口会议上，担任苏区中央局委员，时任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的王稼祥支持毛泽东的主张，同意红军向赣东北发展，以打通赣南与赣东北两区，扩大和巩固中央苏区的行动计划。7月他和周恩来、毛泽东、朱德一道联名致电临时中央，提出以毛泽东任红军总政治委员，并和毛泽东等一道指挥红军作战。同年10月苏区中央局召开的宁都会议上，毛泽东受到指责，会议还提出了讨论毛泽东是否留在前线指挥作战的问题。在激烈的争论中，王稼祥根据和毛泽东一年半的交往，认为前三次反“围剿”的胜利，是毛泽东战略战术正确的结果。他在会上力陈自己的看法，主张毛泽东留在前方指挥军队，但他的意见在会上属于少数。毛泽东被解除了军权，调回后方主持工农民主政府工作后，王稼祥和毛泽东的友谊不但没有疏远，反而更加增强了。
“关键的一票”
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红军长征开始后不久的严重受挫，更加深了王稼祥对毛泽东正确领导的认识，以及对“左”倾领导者错误指挥的不满，和对党及红军前途的忧虑。途中他因病伤坐担架随军行动。毛泽东也因病坐担架，与之同行。他们时常谈论党和军队面临的重大问题，都一致认为再这样下去红军就危险了，必须改变目前危急的局面，必须纠正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改变中央的错误领导。王稼祥把自己和毛泽东的看法与洛甫（张闻天）交换了意见，并取得了一致，旋又和聂荣臻交谈了看法，认为博古、李德等人不行，坚决主张请毛泽东出来领导。王稼祥说：“我参加了第二次、第三次反‘围剿’，两次都取得了那样大的胜利，完全是毛泽东采取诱敌深入、隐蔽部队、突然袭击、先打弱敌、后打强敌、各个击破等一系列战略战术原则指挥的结果。”并表示“到时候要开会，把他们‘轰’下来”。聂荣臻也表示赞成。这样，经过王稼祥的酝酿和多方说服争取，1935年1月中共中央在贵州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王稼祥旗帜鲜明地支持和赞同毛泽东在会上的发言，批评博古、李德的错误，拥护由毛泽东出来指挥红军。会议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王稼祥也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此前是政治局候补委员）。随后不久，中央常委分工，毛泽东、王稼祥、周恩来组成三人军事指挥小组，作为当时红军作战的最高统帅部，指挥红军胜利地完成了战略转移。遵义会议是我党历史上的重要转折，王稼祥在这个历史关键时刻作出了重大贡献。
后来，毛泽东曾多次讲到王稼祥对遵义会议的贡献。1945年党的“七大”期间，毛泽东曾这样说过：“如果没有洛甫、王稼祥两个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就不能开好遵义会议。同志们把好的账放在我的名下，但绝不能忘记他们两个人。”“他们两个人是从第三次‘左’倾路线中分化出来的，作用很大。”“没有他们的赞助，遵义会议的成功是不可能的。”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又说：“遵义会议王稼祥投了关键的一票。”
提出“毛泽东思想”的第一人
1937年，王稼祥受中共中央派遣前往共产国际。他向共产国际领导人介绍了中国革命的情况，包括他个人对中国党的领导人、对毛泽东的看法。1938年他回国后，传达了共产国际领导人要求中国党建立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领导核心的指示，在当时对促进党的团结和统一，维护毛泽东的领导地位，起了重要作用。
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以后，王稼祥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军委总政治部主任，主持军委的日常工作，协助毛泽东处理了大量有关党、军队和抗日根据地的重大事务，提出过不少重要创见，是延安时期毛泽东的主要助手和战友之一。从1938年至1943年，以毛泽东同王稼祥或者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联名发给八路军、新四军和各抗日根据地的指示文电数以百计，可见当时毛泽东和王稼祥的交往是甚密的。1943年7月8日，王稼祥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毛泽东思想”这一科学概念。这一概念后来逐步为党内许多同志所接受。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把“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党的指导思想。“七大”通过的新党章，把“毛泽东思想”作为一切行动的指针。对于这些，王稼祥功不可没。1943年中央政治局成立中央宣传委员会，毛泽东和王稼祥分任正副书记，共同领导党的宣传工作。中共“七大”选举中央委员时，由于一些代表对王稼祥缺乏了解，王稼祥落选了。为了把王稼祥选进中央委员会，毛泽东在选举候补中委前，在大会上向与会代表作了耐心细致的工作，给王稼祥以很高的评价，突出了他在遵义会议和六届六中全会两次关键性会议中的贡献，并建议把王稼祥列为候补中委候选名单的第一名，希望大家选他。结果，王稼祥名列候补中委前茅。
战友的关怀
毛泽东十分关心王稼祥的身体和生活。延安时期，毛泽东是王稼祥和朱仲丽的搭桥人。1936年12月，由于王稼祥伤情严重，毛泽东亲自指派红军总卫生部部长贺诚陪同并护送王稼祥准备前往苏联治病。抗战胜利后，毛泽东对他的健康仍然十分关心，安排他担任军调部北平执行小组顾问，以便在北平作健康检查。1946年5月19日，毛泽东在致聂荣臻并转王稼祥的电报中说：“关于派机接稼祥赴苏治病，自我方交涉后，彼方考虑已久，初则顾虑国际环境，要稼祥夫妇去外蒙登机，但现在已无此种顾虑，决定派机直飞张家口。因此，现在只有一个稼祥身体能否坐飞机的问题，请稼祥自己决定告诉我。”“我意只要身体勉强可以乘机，以去苏医治为上策。”
“两项工作由你挑”
1949年初，王稼祥赴西柏坡出席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其间，毛泽东找王稼祥谈话说：“稼祥，有两个工作给你挑选，一个是中央宣传部长，一个是驻苏联首任大使，你选择哪一个？”毛泽东以同志式的口吻征求王稼祥的意见。王稼祥表示考虑一下。经过考虑，王稼祥选择了驻苏联大使的职务。他说，选定外交工作是因为他在苏区就当过外交部长，而且他在苏联住过一段时间，精通俄文，对苏联的国情和苏联党的历史比较了解。中央宣传部的工作虽然也做过，但比较起来，做外交工作对党的事业更有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经过毛泽东推荐，王稼祥出任中国首任驻苏特命全权大使。1949年12月，毛泽东访苏期间，王稼祥协助毛泽东做了大量工作，使访问取得圆满的成功。1951年初，党中央决定成立对外联络部，毛泽东考虑到王稼祥熟悉各国共产党、工人党，特别是苏联共产党的情况，又富有同外国党打交道的经验，党中央决定任命他为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兼外交部副部长，负责党中央的国际活动方面的工作。
“王稼祥是有功劳的”
“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对王稼祥进行迫害。毛泽东多次提出要保护王稼祥。1967年，周恩来曾向伍修权传达了毛泽东的意见：“王稼祥是有功劳的人。现在身体不好，不要揪斗。把人弄死了，只有损失，没有好处。”1970年冬，毛泽东在接到中共信阳地委发来的王稼祥生命垂危的电报后，立即批准王稼祥回京治疗，使王稼祥住进了北京医院。1971年后，毛泽东又多次提出要让王稼祥出来工作，后由于江青等人的阻挠，王稼祥未能恢复工作。林彪事件后，毛泽东还多次赞扬过王稼祥，指示中央应分配他工作。王稼祥曾写信给毛泽东，检讨他在30年代前期执行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表示“为此终生不安”。毛泽东阅后，对王稼祥作了一段文字很长的评价，说这样的老干部“只讲过，不讲功，很难得。遵义会议没有他不行，后成立了三人军事领导小组嘛”。毛泽东还批示让王稼祥参加老中委学习班，请周恩来办。王稼祥得悉毛泽东的如此评价后，十分感动。在1973年中共“十大”上，王稼祥当选为中央委员。
（钟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