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民国浙江史研究中心成果
三代人，在家庭辈分与家庭生活中是最接近、最密切的，称祖孙三代。
除了父辈，孙辈与祖父辈生命重叠时间较多，一起生活的时间较长，往往能讲出一些祖父辈的故事。随着社会保障水平、生活条件、医疗条件等的极大提高，现在三代同堂已成为家庭结构中的常态。尤其是因为父母亲正当年华，着力在社会上打拚，工作压力大，上下班时间固定等，培育子女的时间不够、精力不足；而退至“二线”甚至“三线”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往往主动或被动地承担起协助抚养孙辈的责任，烧饭洗衣、接送上学等；以致常常有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义不容辞地远渡重洋，为了孙子、外孙，到人生地不熟语言不通的异乡，轮流以尽抚养之责。这是自然年轮的安排，也是人生之无奈，更是美好之天伦。也因此在孙辈的心目中，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有着无比重要的位置。俗话“一铺养三代”、“富不过三代”、“近亲三代不婚”、“三代单传”、“三代出贵族”，还有“不做中，不做保，不做媒人三代好”，乃至当下的“网游穷三代”、“单反穷三代”，均形象地说明三代人之间的紧密关联；传统社会讲求“四世同堂”，但如再问及曾祖父的名号，十有八九的人是讲不上来的。三代人，有着更多生命的传承，更多文化的延续与现实的记忆。
三代人的时光，在人的生命旅程里即使不是全部也应是大部分，而在历史长河之中却是一刹那。在中国的传统时间系谱中，六十年一甲子，称六十甲子，也就是六十年一循环。就个人而言，年过花甲、花甲老人，说的是年龄超过60岁的老人，形容人的年纪大了。但就人类历史而言，一个花甲却是一个全新循环与纪年的更始，它是周而复始、无穷无尽的。顾诚之名诗《一代人》：“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讲述的是一代人的苦苦追寻，光明与黑暗，失望与希望，臆想与信念，及其光荣与梦想……臧克家之名诗《三代》：“孩子/在土里洗澡/爸爸/在土里流汗/爷爷/在土里埋葬”，展出了三代人与泥土打交道的生活画面，反映其稚气、贫困、辛劳、执著，以及命运之无情与不屈之抗争……一代人，稍显人生之匆忙、焦虑与无助，而三代人则显得时光的从容、岁月的淡定与家族的希望。
我们选择三代人和六十年为题，追寻历史之片断，以反映社会生活变迁之过程。曾有一幅《三代人赶集》漫画，说：“爷爷赶集肩上挑，爸爸赶集轻松跑，儿子赶集点鼠标”。第一小幅，太阳露出小半个头，头戴瓜皮帽，身穿灰粗袍，脚穿黑布鞋的爷爷，肩挑满担的蔬菜，匆忙赶向集市。第二小幅，艳阳东照，爸爸头戴大草帽，驾驶着冒着白烟的中型拖拉机，车上满载一袋袋粮食，去赶集。第三小幅，已是上午9:40了，头戴红色棒球帽，身穿休闲服的儿子，坐在电脑桌前，点击“农产品交易网”。[1]漫画反映交通方式的变革，对三代人生产与生活方式的影响。祖辈，交通不便，出行主要靠双脚，靠人力的肩扛手提进行运输，早出晚归，异常艰辛。到了父辈，赶集不用早起，公路平坦，实现机械化运输，堆积如山的粮食用“铁牛”来轻松搬运了。及至信息时代的今天，连门也不用出，只要轻点鼠标，就能轻松实现交易。本书的一位采写者许可这样说：“六十年，也许只有生在这片土地上，并与之相扶相持的人才能感受到这一变化。六十年岁月如刀，在每个经历者内心深处刻下挥之不去的回忆。六十年的变迁，映照在老人沧桑的眼中，流淌成黑白而深刻的记忆。即使是经历过二十年的我，对比起小时候的生活，也会有很多感慨……六十年的风雨投射在碧蓝的天空中，荣耀与辛酸带着或新或旧的回忆，让所有人欢欣雀跃，激动流泪。而这六十年的经历与记忆流淌成河，正卷起越来越新、越来越大的力量，指引着我们向前走去。”
本书撰写计划确定于2009年金秋，恰逢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当时设想，有没有一个全新的视角去解读国家历程中的六十年呢？在这六十年中，乡土社会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历史变化？谁也无法否认，刚刚逝去的六十年，是共和国新生壮大的六十年，也是中国历史上翻天覆地变化的六十年。有的人说，如果一个人三十年前睡一觉，今天醒过来，一定不认识这个国家，以为自己是做梦，这三十年的成就堪称奇迹。也可以这样说，如将这六十年，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实则中国人经历了两场巨梦，从以人力为基础的农耕时代到以机械力为基础的工业时代之梦，进而跃入了今日信息时代之梦乡。这是一部亘古未有的历史穿越大片与梦幻大片，而本书只是其片断之一，以真实地、原汁原味地揭示乡土社会之变化。
有道是“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本书不想着墨全国性的巨大变化，无意揭示社会发展的波澜壮阔与惊心动魄，而是从最基本的社会细胞——家庭出发，从三代人的感觉出发，寻找六十年来日常生活之变化，来念念这本“经”。并且，刻意游离于社会上层世界，反观升斗小民的物质生活、精神世界与情感历程，描述其为生存而进行的苦苦挣扎，国命家运的捉弄与抗争；在日常生活中，彰显普通民众的平凡与伟大，温情与感动。采用记叙方式，将人生经历分段书写，反映出时代变化，及其个体命运与社会、国家、家庭的血脉关联。
历史是凭借材料（史料）进行书写的。口述史料与文献史料、实物史料一起，构成了历史材料的主体。这是本书采用的基本方法。现代史学深受两大传统的影响：一是乾嘉学派“考而后信”传统，二是兰克学派的实证主义传统。反对口说无凭成为一种信条。所谓“无一字无来历”，实际成了无一字不是来自文献。但是文献资料只是史料的主要部分，而非全部。史学研究应提倡运用口述史料等活史料。布罗代尔说历史是一部多声部的合唱，各个声部之间可能有交叉，有重叠、遮盖。但不可能由一个声部变成独唱，而把所有的伴奏弃之不顾。不能轻易地相信某一个声部是真实的历史，而是要把所有的声部作为一个合唱来听，从而听到里面的每一个声音。
至今，学界对口述史料的意义还是持一定的保留态度。其实，现代口述史的兴起，改变了史学研究的走向。从其史料形成来说，口述史料是一种动态的变化之中的史料，是历史发展的一个过程性描述，是不断流逝之中的活史料。与文献史料相比，是活着的人对所经历的人或事的一种口头诉说。文献资料不能再生，是已经形成的死材料，口述历史则是源头活水。如果说文献是史学研究中的一种书证的话，那么口述则是一个活生生的人证。只要保存得当，书证、物证在时间上几乎是永恒的，而人证则有其生命周期，是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流失。口述访谈是一项与时间抢夺财富的竞赛，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本计划中受访的部分老人也已故去）。口述史也能为历史现象、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提供一个背景解读。历史与现实的隔阂使历史生活中的一些常识，后人要进行专业考证才能获得一个初步认识。如经当事人一口述，会有恍然大悟之感，并可以更全面、完整地了解重大历史事件的细节。口述实录作为一种表现人的原生态的形式，强调通过再现叙述者的状态、语境、回忆方式和提供的生活细节来构筑一个人相对完整的精神风貌。如果没有口述历史，普通百姓就难以提供其所见所闻的重要历史情节。历史有巨大湮没不彰并无法还原的真空，口述史是“来自底层的历史”，主要涉及无文字的历史，或者是偏爱有文字社会中底层的经验，要不就是无声的人们的历史，倾听他们的声音，替他们留言，历史主体就更为丰满。“坦白说，我还有个企图是访问出身平常家庭或农村的女性，因为这样的女性在中国占了绝大多数，她们的战时经验可能更有代表性”。[2]口述还是一个情境，是对过去的一个情境重建。亲身经历者所述说的环境，所讲述的细节、所体验的感情、所刻画的心理往往是别人不易领会到的，比从许多间接材料拼凑的推论更加真实、具体、生动。它是一种理解历史的新立场和全新态度，并可与文献史料互补长短，以完整历史认识的面貌，是与“考古”相对的“考现”工作。
从史学研究来说，“除了文献资料和实物资料外，口述资料也是当代研究历史的工具之一，是史料的一种形式。历史研究中面临的一个困难是一方面史料繁多，另一方面具体研究所需要的史料却很有限。由于时代不同，考虑问题的角度和兴趣各异，往往是目前研究视角下需要的史料非常匮乏，因为过去人们可能并没有以此视角观察、议论、研究、记录过史实。”[3]为实现口述史之学术目标，其工作内容应偏重于搜集不易被记录留存的史料，大多属于负面的、隐藏的、细微的、弱者的等史料。口述史侧重于受访者对过去人事的真实回忆，回忆是涉访人事的过去时态，是非利害性的。只有在时过境迁、物是人非之后，只有在“昔日当事者，而今局外人”的现实状态之下，受访者才能以局外人的身份回忆其亲历亲见亲闻，道出鲜为人知的故旧往事。口述史也是人的内心情境的披露，把人性与理性之中不愿讲和不能讲的历史真实、密藏、展示出来。口述访谈有其最为恰当的时间，经过时间的沉淀过滤，它需要与个人的或时代的欢乐与痛苦等情感与认知等主观因素保持一定间距，才能更靠近真实的历史现场。口述史料让史学研究从与世隔绝的后院，抖落身上的尘埃，走向鲜活生动的民间生活前庭。
另外，复原历史还基于部分实地考察与田野调查。田野调查对研究体会、理解，或描述某个互动中的情景，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历史为我们留下了浩如烟海的原始文献，但我们研究的主要目的并不是就事论事式的史事考据，而在于探寻历史过去与现实今天的血脉关联。并且，文献资料并没有按现在人们的意愿进行记录与保存，面对封存已久的，既堆积如山又似乎是片言只语的故纸，常会生出“山重水复疑无路”之感，“写进文献的真实，不等于我们所企盼的真实”，[4]进行实地考察，参与现场的调查研究，重返陌生之乡的历史现场，对研究有时会有忽然开朗的感觉，繁复的书面问题在“现场”面前变得简洁直白了起来：原来事情并没这么复杂！其意义就在于获取现场感，帮助研究者更好地读懂文献资料，并在此基础上理解研究对象的“历史性”。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运用直接观察的方法，取得一手资料，或者说凭借直觉，透过田野数据的搜录，架构出新的研究体系。人类历史的昨天和今天是相通的，田野调查至少可以作为互证的工具，使研究工作在梳理历史文本的同时，增加一点感性认识，也会显得有些胸有成竹之踏实感，并增强结论的可靠性。
海外一些高校与科研机构，在培养史学人才尤其是高层次人才时，要求在学业期间完成三样事：一本论著，一本史料集，再是一个口述访谈！本书作为三年半前提出并开始实施的一项学习计划与研究计划，选择的是因缘际会来到一起的40个家庭。40个不同家庭，其新生代的子女，共同选择了师范大学本科历史学专业的学习。作为一项专业训练，全班同学被要求进行家族史的书写：既然你选择了学习历史专业，不妨进行一点家族史的研究，为家庭尽一份责，为家族保存一份记忆！来到自己人生的历史“现场”——养育自己的家乡和家庭，进行一场对家乡与家族的“考现”训练。从三代人入手（曾祖辈、祖辈、父辈，或祖辈、父辈、我辈），从物质（吃穿住行、劳动、生老病死等）或精神（文化教育、娱乐、信仰等）方面来进行；可以是一个小方面，也可以涉及方方面面。这一计划既是历史学习之学程，也是专业能力培养的过程。要求利用每个寒暑假期对家族成员进行一次访谈，花三四年时间，至毕业前选出一份较为满意的文稿。作为一份“强制执行”的假期作业，一项课余训练，时至今日终于有了乡土社会的40则故事。大家回到家乡的“田野”上，进一步了解国家、社会、家族与家庭之变化，了解曾经发生在自己身边的生活故事、历史细节，增强自身的社会责任感。同时，利用假期进行社会实践，将社会实践活动与在校之专业学习有机结合，将情感培育与专业成长有机结合，将实践活动上升至学术研究的层面，并在成长中收获喜悦。
作为历史书写的一种方法，作为专业研究的一项训练计划之探索，《三代人·六十年》经历了五个年头、四易寒暑，因种种原因并未完全实现预想之蓝图，其成果与专业水准要求相距亦远，但还是富有成效的。一分耕耘一分收获，除了呈现在面前的40则故事，其中一些内容，已经为国内一些重要学术期刊、学术会议和海外一些专业期刊所引用。更为重要的是，作为专业工作者的初步训练，大家初步掌握了一种发现历史、认识历史与解读历史的基本方法。这也是大家共有的惊喜。
就本书而言，限于特定的访谈与采写对象，从中只能发现六十年的一个特定年轮切片，不同时代的特有印记：1990年前后出生的“我辈”，60年代出生的父辈，三四十年代出生的祖辈。比如，60年代中后期出生的父辈，对“文化大革命”的记忆就稍显苍白不足（当时刚好是童年），而改革开放的经历（当时刚好成年）却是异彩纷呈的。本书撰写过程中，因人因事、或喜或怨、或浓或淡、或精或粗，这是随机选择的无奈，更是我指导不力所致。
丁贤勇
2013年5月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