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年代
有着不同的人生
在这些不同的年代里
记录了上辈的艰辛
见证了时代的发展轨迹
1 西溪往事：城市郊区远逝的风景
口述者：张小妹 吴继英 吴淑婷
采写者：吴兰婷
时间：2010年7月—2012年7月
地点：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西溪湿地边口述者家中
张小妹，1948年生，女，上海人，小学毕业，18岁作为知青下放杭州郊区，先后任教师、工人。吴继英，1967年生，张小妹之女，杭州市人，幼时随外婆生活在上海，回杭州上学，高中文化。先后在服装厂、皮鞋厂、保险公司工作。吴淑婷，1995年生，吴继英之外甥女，高中在读。
她，上海知青下放杭州郊区
（张小妹）16岁的时候，我下放到杭州，之前在上海读了6年书，中间还留过级，小学毕业后就待在家了。我是家里老大嘛，去给人家抱过两个月的小孩，一个月赚18块钱，后来又给人家洗过衣服。父亲那时在光明食品厂工作，我就帮工人洗工作服，今天拿来明天洗好再送回去，一角钱一件。母亲还会做手套，我常常帮母亲拆线，绕线，卖出去5分钱一只，如果按斤来卖的话，也就一块多一斤。
我还卖过小人书（连环画），背个木头架子，在街边摆个摊，叫其他小孩来看，坐在那里看，一本书收1分钱。小人书很多，有写刘胡兰、董存瑞的，还有《红楼梦》、《三国演义》等中国名著。最初摆一天能赚两三角钱，那时压岁钱也就2分钱，后来我隔一个月就去批发一些新书回来，更新的快，看的人也就多了，礼拜天就更热闹了。有时候来看书的小孩要借回去看，借一个礼拜收5分钱。时间久了再把旧的书去卖掉，还能收回一点钱。当时家里还有2个妹妹和1个弟弟在读书，所以开销很大。幸好生意越来越好，用这种方法也算可以维持生活了。
全国开展“上山下乡一片红”，号召我们下到农村，第一批我没去，在家熬了几年，最后还是顶不住上门来的敲鼓宣传，只好下去了。我的弟弟妹妹中，去江西插队的妹妹文化最好，读到高中，然后下放到江西。我比她下放早，本来是要去新疆的，爸爸妈妈不让我去，开后门下放到杭州，那年我16岁。记得到杭州来时坐的是篷车，那时候只要一块七角，再后来坐客车就要三块三角了。到杭州后，我教了2年书，三四年级都教的，语文数学也混着教，这里的小孩很调皮，土话也听不懂，小孩都不高兴来上学的，常常就六七个人来学校，再后面也就不教了。
我们住的地方叫蒋村乡，三深村，十一队，五组，是今天国家湿地公园——杭州西溪湿地的中心地区。那时，我们和隔壁家合买了一只灯泡，装在中间一起用的。村里的路也走不来（很不好走），“生活”——农活也不会做，到20岁才结的婚，生了大女儿。这里的条件很差的啊，热天里没有电风扇，也没有电视机，大家都是这样，什么电器都没有。到杭州来像样的路也没有，七高八低地很不好走，路上还全是烂泥。那时候买东西全都要票，买布要布票，买油要油票，买肉要肉票，买洋火还要洋火票，还有煤球票，豆腐票呢，这些都是大队里按规定数量发的。
大女儿在家里没有人带，在她9个月大时就“扔”到上海给我母亲带，带到9岁才送回来读书。之后又有一个儿子，6个月时生了一场大病，在医院里住了几十天，花了大概40多块钱也没看好。从医院回来以后还是走不了路，什么都做不了，等于是残疾了，儿子5岁时也去了上海给我母亲带，我母亲去世以后，儿子没人带，15岁的时候就回杭州来了。
因为儿子算残废，政府照顾，允许再生一个，儿子3岁时，小女儿出生了。那时，大女儿在读书，读书很好的，就光交点书费，总共3块钱一个学期，但总归要养三个小孩，家里的负担更重了。
那时候小队里做做，都是“倒挂户”——指劳动力少，孩子多，公分少吃粮多的家庭，年终分配是没有钱拿的“白长功”——小队里做工没有盈余，人家分钱，我们都没的分的，扣掉弄好，扯扯平，刚刚好维持生活啊。以前养猪，养羊，三五只吧，买羊，养羊，赚工分，我丈夫回来还要割草，白天在田里，休息天、下雨天割草，一年工夫（时间）能养2头猪，算是最好的情况了，有时候养一只就需要8个月，卖一回，一般只有三五十块好卖，能卖到五十几块，那是最好的猪了。那时还算靠个上海奶奶，一到“双抢”就会过来帮忙，“双抢”的时候非常忙的，总是在7月20号开始，不超过立秋关的，到十五六号左右结束，那段时间真的很忙，就是要早稻收起来，晚稻种下去，虽然工分也会加给我们。这个时候我们家没有人烧饭的，家里没有爷爷奶奶，我们晚上8点钟回来烧饭，晚饭烧好吃好，就要洗衣服，第二天凌晨2点钟要烧早饭，4点钟就要出门了，有叫子（哨子）吹的，有喇叭喊的，叫你们好出门了，大家一起，坐一只机板船去的。
“双抢”的时候我丈夫的分记得高一点，20分，我只有10分的样子，这个就是钱啊，一年结一次，一年的钱都没进账的。蚕宝宝，是小队里集体养的，这个算工分的，我经常看蚕宝宝的，家里小孩没人领，队里还照顾我们的，允许我一边看蚕宝宝，一边带小女儿，一块钱一工，我只能算半工只有5角钱一天，分的好的话一季度二三十块一家，最多的人家40块。蚕很小的时候，要“拆火”，要生煤炉子，培养到“大眠”，就是大蚕宝宝了，然后就是“上山”，去做茧，到可以做茧要7天的工夫，给它棚子做好，茧子都在棚子上了。一个礼拜之后给它摘下来，一个个茧子拆出来，然后茧子可以卖掉。大概一个月的时间就可以卖了，一年四季可以养4回。“双抢”的时候如果再照顾你们一下，分点给你们，买点油盐酱醋，买点菜吃吃，这个是直接给钱的，粮票什么的是不发的，乡下人没的发的，城里人发。这个都是有规定的，一个人几两肉，多少粮，油是每个人三四两，小瓶里一点点东西。一年工夫可以发3斤油，我父亲在上海过来就买点肉给我们吃，要么晒成干，新鲜的也会拿来。我母亲会给我们买点洋肥皂，那时连洋肥皂都要肥皂票，上海也是要票的，但比我们这里多。以前肥皂长条的，“西湖”牌，黄色的。一个人只有半块，大家都是挑大的，六分钱一块。肥皂票不够用，用光了就要自己去买了。
儿子15岁那年（1984年）开始从集体种地变成各家单干了，单干户就是田分给你自己种了，我们家分到了2亩地。我做不来，大女儿也做不来，就靠我丈夫一个人做。小女儿大了以后就去割羊草，一年剪两回羊毛，然后去卖。也养猪，卖的话也就7角钱一斤，当时能买个10斤肉过个年很好了，鱼是两角四一斤，自己也有鱼塘养鱼的。每家每户大概都会有一两个鱼塘，那时没有抽水泵，倒是有水车，把塘里的水抽干了，穿着自家编的草鞋，就这么踩下塘去。鱼肥料大队里都会收去的，施在田里，烧饭出来的毛灰也是可以卖的，一担毛灰4分工，我丈夫大概就12分工一天。放假的时候大女儿就去打临工，在农场里洒农药，一角八分钱一天吧，但这样都很高兴了，那时两角钱能买条很大的带鱼了，味精也是两角。想想日子真是挺苦的，想弄点菜梗烧烧，还不舍得买，没钱啊。
大女儿9岁读书，读到高中，小女儿不要读，就去羊毛厂，拣羊毛，还拿回来拣，就把垃圾拣出来，羊毛拆拆开，拣了好几年啊。小女儿六七岁的时候我进建筑队了，一起带去的，做小工，做泥水工。然后去针织厂，厂倒闭了之后，因为我是知识青年，照顾我到纸箱厂工作。小女儿也去福利厂工作了，这个时候生活就好多了。那时我还经常去三墩镇用煤球票买煤球的。因为票要过期了，就全部去买回来了。
我们买第一台电视的时候，还住在桥头“沈家门”呢，大概用了30年了吧，12寸，黑白的，来看电视的人把家里都坐满了，连水缸上也是人，吃了饭村里人全都过来，这是村里的第一台电视机哩。电扇也是上海买的，大女儿16岁那年，家里只有120块钱，我缝在口袋里带去的，还不够，母亲还贴了60块，就是现在还在用的那个电扇，质量好啊。
以前出行主要还是走路和坐船，我们小时候用得最多的就是脚，哪里来什么交通工具，根本就不像现在那么好条件，每天走一二十里路都不是问题的。那时走到“黄家桥”去要走好几座桥，桥都是木头做的，这里一个洞，那里一个洞的，人走上去都晃的。当时的河是很干净的，青蛙、河蟹、鳗、甲鱼之类的，不用怎么费心就能在河里头找到。河对于我们的运输和出行也有着重大的意义，基本上家家户户都有一只小船，水道也都是通的，想去远一些的地方也都是划船，特别是还有些大件东西要带的时候。地势低的地方，涨大水出门也得靠船。梅雨季节雨水一多，水淹进家里也不是什么稀罕事，村里的石子路给淹了，田给淹了，出门遇到浅的就趟水，深的就划船。平时那些个路都是泥路，石子路，天气好还好走些，下过雨之后，是要多泥泞就多泥泞，干净的鞋子出去没走几步，就和泥路融在一起了。
“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爷爷是厂里的书记，也是共产党员，经常被戴“高帽子”的，下跪，批斗。后来说他跟“四人帮”串通，考察他，监督他，还游街。有一个叫文英的人，头发也被剪光。不能相信迷信，还不能祭祖，一旦发现，就要游街。那时每天早上，就有人拿个喇叭，大家拿着毛主席语录，人人喊“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想来那时是非常苦的，跟今天比起来，真是一个在地下一个在天上哩。那时的三餐吃饱算是生活的主要重心，每天都要去上工。即便是如此，也不一定能让肚子吃饱。我们吃的，大部分是粥、粗粮饼、番薯、野菜之类的，一年做到头也没多少收入。大家都是一样的，哪像现在什么都有的吃。印象最深的那就是咸菜呢，那时家家都种芥菜，等到冬天很冷的时候，要把洗干净的菜晒干、腌起来，然后就可以吃咸菜了。晚上吃饭，最多两个菜，其中一个就是咸菜蒸冬瓜，过年的时候大家的生活也是很苦的，大家坐在一起能吃自家种的菜，能吃上腌菜已经很不错了，早上的稀饭真的是一碗粥汤就下面几粒米，村里家家户户都是这样，吃不上什么肉。有冬瓜么，冬瓜蒸蒸，有南瓜么，南瓜蒸蒸，有菜梗么，菜梗蒸蒸，泡汤也没油的，直接用水清煮的。过年就六碗菜，规定的，一碗鱼，一碗肉，一碗肉丸，一碗鸡，一碗杂烩，一碗粉丝，还要放到清明，都不舍得吃。过年放很多黄芽菜，客人来才会烧点。
当时穿的衣服，好像没有买现成的衣服这回事，大都是粗棉布做的，可以叫裁缝上门，一天做几件衣服，纯手工做的，还没有缝纫机这一回事儿，这样便算一工，付裁缝一些钱，一般客气点的人家还会招待裁缝吃一顿，不过也没什么丰盛的饭菜，粗茶淡饭，用今天的话来说差不多是绿色健康的。新衣服啊，那是再奢侈的人家一年都不会有一件的吧，像我们，几年都不会换一件新衣服的。衣服今年穿穿，放到明年再穿，哪像现在，那么多的衣服，平常的衣服要补得来，千补丁万补丁，我丈夫有条裤子是我父亲给的，蓝色的，补到最后都要看不出是蓝色的了。那时候一人一年的布票只有一丈六尺，最多只有一身衣服好做。冬天全是布棉袄，里面是丝绵，养蚕宝宝分的，大女儿小学时做的一个红花棉袄穿到初中还在穿呢。
我二三十岁的时候大概就是这个状况，想来跟现在比真的是苦很多。
她，追忆儿时的农村生活
（吴继英）我9岁开始读书了，老师少小孩多，教室也少，一个教室分两个班，高年级和低年级，老师这边上一堂课，跑到那边再上一堂课，老师不教的时间就自修，而且一个老师是全能的，一个班语文数学全教的。课余时间就是踢毽子跳皮筋。我是家里老大，读书的时候，家里的弟弟妹妹没人带，就把弟弟妹妹带去学校，弟妹哭了就带出去玩会。那时读书就教语文、数学，也是有教材的，像刘胡兰、董存瑞、愚公移山，印象最深了。记得带妹妹的时候经常是妹妹哭了就出去走走，一堂课听不了几分钟的。放学回来要做家务，背着箩筐，拿着镰刀去割草，要给羊吃的。放暑假，家里大人劳动力都去“双抢”了，小孩在家里十来岁就要烧饭，然后带着弟弟妹妹坐在门口等。大人大概要9点钟回家，第二天一早三四点钟就要去田里了。
当时生活在农村里，种田、养鱼、种菜，基本就是自给自足的生活。粮食呢，一年要种三季，冬天，大麦和油菜就得种下去了，春天这些就有收成，收了大麦油菜，春天还得种下早稻，种子浸水发芽，然后播种，每天都要去照料着它们，除草、耘田。现代人印象里秋天收割的，只不过是当时最晚的那一季晚稻而已，夏天顶着那么毒的日头把它们种下去，照看着它们，不让它们晒干晒死，是最为累人的一季。那时的条件没有那么好，没有农药，没有化肥，照看庄稼是相当累人的，每天都得去田里地里转悠，起码得有个两趟，要不然有个虫病什么的，原本已经少得可怜的收成就会更差了。收了稻谷，还要“打稻”，开始是纯手工的，就那么一点一点地来，后来有了加工厂，付点钱用机器打，倒是方便了不少。
夏天，大人去田里干活，收谷子，然后一户一户人家分好，小孩子要晒稻谷，晒稻草，一到下雨，大家就要赶紧收，所以噼里啪啦的很好玩的，稻草晒干了，就四五个一捆，要准备烧一年喽，当柴火用。
买肉一定要肉票，不是你想买就能买到的，只有在过年过节才能吃到肉，家里兄弟姐妹多，一人有一块已经很好了。肉啊，记得是七角几分一斤，不像现在，十几块钱一斤。不过当时的几角也抵得上现在这点肉钱。吃得最多的就是自己家里种的蔬菜，冬瓜啊、南瓜啊……这些才是我们从小吃到大的东西。
说起来柴灶也是值得怀念的东西，就是很简单的砖块加上水泥，然后考究的人家还贴个瓷砖的，正面是站人的，反面有个通道里面堆放柴火，对应锅子下面有两个洞，洞里面有铁栏栅，柴烧了之后灰可以掉下去，用去施肥。最里面有个大烟囱，烟囱直接通到房顶上，那时候没有油烟机啊。灶一般有两个锅子，一大一小，大的用来烧饭，小的用来炒菜，锅子中间有个盛水的壶，等饭烧好之后，水也就烧好了。灶的高度大概一米多一点，小点的孩子烧的话都会垫个凳子。锅子烧久了锅底下面结了一层厚厚的灰，一般十天半个月就要刮干净，要不然会慢。现在这些什么锅的，煮出来的饭似乎总是没有当时的柴灶来的香。傍晚，田间、树林，拾些柴火，就可以烧火做饭了。冬天柴灶前，那亮堂的火光，总能让人感到家里的暖意。
那时总比父母那个年代的生活稍微好点了，大年三十的桌上鱼肉还是有的。过年有一碗菜叫肉丸子，就是用买来的精肉自己剁碎揉成的肉丸，用大碗盛着，上面就五六个丸子，下面铺的全是青菜。其他的菜也是一样的，红烧肉也就上面几块，用来看看的，至于鱼的话是动都不能动的，要从年三十放到正月结束呢，传下来就是年年有余的意思。那时也不像现在一样走亲戚，送那么多礼，就是小孩子这家窜到那家的要几颗糖就算过个年嘞。
冬天特别的冷，河流结成冰都可以在上面走路，瓦片上挂下来的冰凌大概有筷子那么长，没空调，条件好点的就用烧饭烧下来的炭装进一个铜的器物里，当地叫“铜鼓儿”，里面装的是烧过的炭火，烘烘脚，烘烘手。
小时候啊，基本上穿不到什么好的衣服，都是邻居，要么是亲戚，家里的孩子长大了穿不了的衣服，给我穿，然后再给弟弟、妹妹穿，一件衣服不知道要给多少人穿过呢。家里穷，吃都吃不饱，怎么还有闲钱买衣服啊。有一句话是这么说，“老大新衣服，老二旧衣服，老三补衣服”，大家都是这样的。我是老大，下面还有一个弟弟，一个妹妹，衣服也就大家轮下来穿，穿破了补，补了再穿。那时的衣服都是裁缝做的，那种粗的麻布，软点的就是棉布。冬天么，就是花棉袄，就是在一层布里面裹上棉絮，最常见的是粉红色和绿色，一般男的穿绿的，女的穿粉红的，每个人都有一件，就这样从小挨到大了。那个棉絮啊，很硬很硬的。
住的屋是用泥巴糊起来的房子，四面通风，冬天特别冷，地板是嘎吱嘎吱会响的木地板，楼下就是黄泥地，一下雨就很潮湿啊，家里年纪大的老人就喜欢扫地，把这泥地扫的“精光上亮”。家里最早的灯泡就是两户人家的墙壁上挖个洞，在洞的中间装上一个，两户人家合用的，还经常停电。
记得小时候还是以划船为主，船分三种，水泥船，大木头船和小木头船，水泥船和大船用橹摇，一个人就可以了，小船是浆划的，为了保持平衡，坐的人的位置要很讲究。特别是收稻，船可是帮了大忙。不过到差不多20岁，终于有了自行车，方便了很多，但是那时的自行车，又笨重又单调，不像现在的。
自行车这个东西啊，在小的时候可是没有的，我们家最早的自行车是上海的外婆送的，“凤凰”牌的，大概在1985年吧。这可不是家家户户都有的，有些穷点儿的人家还是连饭都吃不饱的啊。还有啊，我是1983年高中毕业时搬的新房，在1981年左右外婆还送了我们一个电视机，村里的人一到晚上就像开会一样聚集到我们家来看《排球女将》，自带凳子，每天两集联播，还有《霍元甲》看完就“散会”啦。汽车啊，我们那时可是很难得见到的，村里的路那么小，有汽车也开不进去。
她，感悟拆迁前后的生活变迁
（吴淑婷）我记事大概是上幼儿园了，五六岁的样子。那时家里还是二层的小楼房，周围都是一样的环境，有菜地，有鱼塘，有竹林地，是那种典型的水乡农村景象。家门前有棵高大的杨树，就像现在的地标，过年走亲戚，远远地看到杨树，就说明快到家了。印象最深的是有一年发大水，水漫过了小路，来往的行人都是淌着水走路，鱼塘和鱼塘之间由于水漫过小路而围起了网子，这反倒成了小孩玩的地方，大家都很高兴。
说到玩的，最开心的不过是附近的小孩子一起玩了，女孩子跳“牛皮筋”，至少3个人，多多益善。可以独玩，也可以分组。那时比较流行的“牛皮筋歌”有“刘胡兰”、“周扒皮”、“小气鬼”……虽然已经忘记了怎么跳，但这些歌谣还是记忆犹新的，像“刘胡兰十五岁，参加革命游击队，爱祖国爱人民，生的伟大死的光荣”。另一个集体游戏是“跨跨儿”，大家组队玩，就是前一队人比后一队人多跨一下，1、2、3、4，以此类推，跨定后就单脚站立不许动，后一队以碰到前一队的人身体为目的，任何部位都可以的，被碰到的就算输了，完成这个步骤后还要返回起始线，才算最后赢得胜利。这样的游戏，现在想想，虽然无聊，但是其中包含了合作精神、集体观念啊。
小时候似乎也没什么好吃的，记得外公太太（妈妈的外公）在世的时候，夏天会有小贩骑着自行车在村里来往，后面系着一个小冰柜，里面是奶油棒冰，要么赤豆棒冰，一到家门口，外公太太就会给我2角钱去买一根吃，小时候没有现在的奶昔、雪糕这些的。有一些感到神奇的东西，现在是寻不到了，比如夏天吃的太阳公公棒冰，那个棒冰似乎是分三节的，三个颜色，具体什么颜色已经记不起来了，但是味道很不错。除了这个还有一种棒棒冰，也很受小孩欢迎，两段式的，可以拦腰掰断，颜色众多，不过当时也没有食品卫生安全这样的意识，哪怕都是色素，照样吃的很开心。最近在超市里看到过佳宝芒果，也是孩提时值得怀念的零食。还有就是西瓜，一到盛夏，西瓜很便宜，个个都很大，打一桶井水把西瓜冰在里面，破开的时候有一声脆响，里面的瓤血红血红，籽都是大而且黑的，那时候大概是一角钱一斤。邻居到我家来乘凉，一起吃西瓜。就几年的工夫，我已经很久没见过这样的西瓜了。现在想想，变化真大。
平常家里吃饭菜的话，一般三个菜一家人吃，跟现在不能比，都是一些爷爷在家里种的蔬菜，要么就是鱼或者猪肉，还有一个特别的就是鱼丸，这个都是会做的邻居送的。现在平常家里吃的话，妈妈都会烧一个汤加三四个菜，肯定有荤菜的。样式也很多，一般换着吃，像沼虾、明虾都是我喜欢的，还有用微波炉烤的鸡翅，笋蒸咸肉。小时的年味似乎更重，记得一个特别有趣的事情，就是在过年期间，会有舞龙舞狮的民间艺人挨家挨户的表演，有的奏乐、有的舞龙，显得特别喜庆，然后，每家都会给点儿打赏的钱，也不多，就十块钱左右，但觉得特别有意思，顽皮的小孩还会跟在他们后面一起玩，直到走出村子为止。
现在过年，拎来拎去的各种礼品将家里堆满了，一般家里有个老人或者小孩的话，肯定是放到过期都吃不掉的。过一个年，妈妈是最辛苦的，要请个几桌还是小意思了，菜色各种各样，我帮妈妈准备过一次，一桌一共24盘菜，要准备一天，冷菜、热菜、水果、煲汤、甜羮一样都不少。过个年，我的零食肯定能吃上几个月，饮料、各式的大礼包、水果、各种肉类零食应有尽有。
从记事开始，家里就是两层的平房，楼下一层是厨房、客厅什么的，平时不管有人没人，客厅的大门都是不关的，全村人都是这个习惯，也是全村人互相信任的结果吧。楼上三个房间，阳台是连通的，记忆也不是很清晰。门前的小路也就两米宽，可村里的邻居都要从这里进出。
2002年，家里在自家的地上建起了五层楼，第二三层是自己住的，其他层是用来出租的，家里除了爸爸妈妈工作外，收的房租钱用作生活补贴，这也是当地百姓生活富裕的开始。生活在变化，身边的环境也在改变，周围的田地没有了，填满了用来盖房，或者干脆走路。通往村里的小路也修过了，从两米石子路变成了较宽的水泥路，路上的车子也从自行车、三轮车，变成了公共汽车、私家车。
2006年，西溪湿地景区建设，整个地区的都被安排搬到了建设好的小区内，之后几年，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们一家5口人，分到300个平方，3套房子。基本上的人家都分到3套房，一套用于自己家里住，其他两套用来出租，还是和以前一样收取的房租用于生活补贴。实质虽然没有变，但周围的自然环境、人们的生活状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周围已经没有一块菜地，没有一个鱼塘，有的只是景区里的规划。但百姓的生活确实富裕了。
小时候在河边陪母亲洗衣服，机板船开过，河边会荡起小浪，当时一部分的货物还是用船运的，我看到过的有砖头、石子、黄沙等，以建筑材料居多。听奶奶说，家里农忙时节，大人开着自家的船早上4点钟就出门去田里干活。至于自行车，我五年级就开始自己骑车上学，直到初中毕业为止。父母上班都是用自行车来回。现在，杭州的公共交通很发达，家里已经见不到自行车的身影了。
2 恍如隔世：女性、时代及其命运
口述者：曹美娣 厉微珠 梁李丽
采写者：李玲亚
时间：2012年7月
地点：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古林镇口述者家中
曹美娣（1929—2010），女，宁波市鄞县曹家村人，文盲，农民。厉微珠，1964年生，曹美娣之媳，小学文化，工人。梁李丽，1991年生于宁波市市区，曹美娣之外孙女，大专文化。
十三岁的新嫁娘
（曹美娣）我是一个平凡而又命运不好的女人。1929年，出生于农村家庭，当时重男轻女的现象十分严重，当儿子是个宝，当女儿像根草，我就不怎么受父母的待见。1936年，7岁那年，母亲不幸去世，而父亲很快又娶了一个，继母对我不是打就是骂，还好当时奶奶还在，有她护着我。1942年，13岁时，奶奶离开了人世。当年秋天，一直不喜欢我的继母很快把我嫁给了隔壁包家村的李家二儿子李夏芳（1924—1977）。我虽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哥哥和一个妹妹，自从出嫁之后联系就很少了。
我嫁到了李家，李家算是一个比较大的家庭，父亲很早就过世了，母亲还在。家里三兄弟，大儿子已娶妻，大嫂是一个比较厉害的角色。我从小就是个胆小而又懦弱的人，再加上年纪又小，在李家的日子并不好过。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可悲的是，我嫁了一个嗜酒好赌之徒，而且经常打我。婆婆去世后由大嫂当家，他对我的态度就更差了。连丈夫都看不起我，那更不用说别人了，经常受那些三姑六婆的冷言冷语。婆婆死后，很快就分了家，大房分的最多，而作为二房的我们分的比三房还少。分家后生活还是过得去的，但是随着孩子一个个的出生，而丈夫又好吃懒做，还嗜酒好赌，只顾着自己，压根就不管我和孩子的死活，分得的家产不是很快败光了，就是被骗光了，最后连我从家里带来的嫁妆和我奶奶死后分得的一些金饰都被他败光了。家里的生活变得越来越拮据。再加上当时战乱不断，我们只能靠天吃饭，以种地为生。
我一共生了8个孩子，前两个孩子都饿死了，只剩下6个，4男2女，我是拼了命地把孩子拉扯大，之后就大孩子管弟弟妹妹，靠大人种田养活一大家子人。那时候，村里也叫大队，分12个生产队，我和丈夫两人在第12生产队干活，靠种田、割稻、晒谷子等各种农活赚取工分，来换取一年的300块钱，一开始还会超支，这么一点钱压根就不够我们这么多人吃，生活过得很艰难。随着时间的推移，赚的钱逐年增多，400、500、600块，生活也逐渐改善了。
1977年，不幸再次降临，丈夫因为肺水肿，家里又没钱看病，很快就死了。当时，大儿子21岁，小儿子7岁，大女儿刚出嫁。原先虽然家境也不宽裕，但还是能撑下去，不管丈夫怎么胡来，至少还是家里的支柱。现在，家里的五个孩子的重任就压在了我一个人身上。幸好，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村里开始包干到户，包产到户。1983年，我家分到21亩田地，当时小队里有200亩来田，田地只分给在农村里以种田为生的成年男子，进厂外出的就不分了，我家有3个儿子每人分到了7亩田地，按每个十级劳动力来算的，隔壁村子还有分到8亩的。缴完公粮之外，剩下的可以卖给公社的粮站来换得收入。包家村的大多数人家都以种田为生，农作物主要以水稻为主，还种植菜子、大麦、小麦等。水稻一年分两季，早稻和晚稻各一季。三四月份清明时节种下早稻，五六月份就可以收割了，那时候各家各户都收割水稻，也是我们最忙的时候了，六个孩子不管大小都要下地干活，只为能有好的收成。
2000年，当厨师的小儿子，到处找工作赚钱，30岁终于成家。之前他相过很多次亲，由于家境不好，没有成功，最后还是自己在外地工作时找到了。很快，我就抱到了第三个孙子。这样，儿女都成家，大儿子、三儿子都生一双儿女，二儿子又给我添了两个孙女，小儿子很快地就给我添了一个孙子，还有四个外孙女，家里也算是人丁兴旺。我也开始颐养天年，总算不再用为生计操心了。
2004年，我们村的社会保障开始逐渐完善，我也有了比较高的劳保，一开始一个月也有500块，我一个老太婆已经差不多了，只是吃的差一点，自己还能有一些能积攒下来，挺高兴的。一年一年下来，劳保逐渐地增加。我也看到了许多新东西，我住在小儿子家看电视，宁波电视台有宁波话的新闻节目，我也通过它了解社会变化巨大，以前汽车难见，现在许多家庭有私家车，村里操场上也经常停很多车。现在种田的人也减少了许多。有许多胆大的人，利用已有的积蓄去开厂搏一搏，很多成功了拥有了自己的资产，村里也开始富起来了。
2007年，劳保增加到了800多块。可是，我在家里不小心摔倒，伤了腿，躺了好几个月。还好儿女们能轮流照顾，孙子孙女也经常来看我，虽然受伤了，但是也看到了儿孙们的关心和照顾，感到非常的欣慰。受过伤后，我的身体一天天差下去了，2008年初开始就觉得身体有些地方不舒服，腿脚变得越来越不灵活，去检查了一下心脏和胃肾，医生说是老年病没什么大碍。孩子们也放心了下来。小女儿也经常来看我，买些生活用品和吃的。2010年初，我在全身检查中查出是肝癌晚期，当孩子们让我不再住院回家时，我隐隐约约感觉到了，剩下的日子已经不多了。
奋斗着的60后
（厉微珠）我出生在鄞县古林镇布政乡封水港村，毗邻宁波砾社机场。与我同辈的人，取的名字多带有那个年代的气息，“建国”“国芬”……我属于那一代人中年纪比较小的。小时候不太喜欢上学，老师一叫我写作文看书，我就头疼，每天期待着放学回家去割草，那时我想割草比上学好多了。记得上学时，课堂前墙壁上是毛主席、列宁、马克思像，正中间是毛主席像，上课前总要先读毛主席语录，这是上学的必须课，每家都有一本毛主席语录。整天读毛主席语录，我都厌烦了，但这是绝对不能说出来的。母亲见我对读书没兴趣，小学毕业就没让我再读了。当时，读书不是每个人都能读的，我因为是家里最小的孩子，所以可以读。我的姐姐都没怎么读书，家里条件不允许，要忙着帮助赚钱养家。那时的规矩是贫苦的家庭，男孩子都是允许读书的，但要干劳力养家糊口。如果家里条件太差，那老大不管是男是女都无法上学，而我却没有珍惜这个机会。小时候，我是个比较野的孩子，一有出去的机会，就跟着小伙伴出去割草、种地。
小时候的生活是比较贫困的，没什么吃的。母亲一叫我去买酱油，就非常开心，一角三分一斤的酱油，还剩下一分钱，买7粒烘蚕豆（也叫兰花豆）当零食，那是我最开心的时候。14岁时，因为不喜欢读书就下地去种田了。劳动的时候是非常苦的，但是分配时，到村里拿到辛苦赚来的钱就很开心，那时要拿到钱才可以买一件新衣服。过年过节，买肉买油豆腐都要凭票排队买东西，食物紧缺，计划经济什么都是计划安排的。我17岁进入工厂，开始真正地赚钱养家了。
25岁，我嫁给包家村石乳桥的李家三儿子李先华，李家家境很不好，父亲很早就过世，而且生前很爱赌博，不富裕的家产几乎败光。嫁来后，因为造房子和结婚欠了很多债，要我们自己还，因欠债还经常被人看不起。婚后最初几年的生活是非常苦的，但是解决两人的温饱，是没有问题的。在家务农是很苦的，特别是农忙时节，记得我怀孕了，还在田里干活，一直到快要生了，肚子痛了，才休息。我在草席厂上班的时候，丈夫做厂之外，还开拖拉机，经常会晕倒，身体不好，在孩子出生之前，他胃出血非常严重。那一年，我既要生孩子，丈夫又生病住院，更要命的是家里种的席草没人收割，还是靠我姐夫和哥哥来帮忙收的。
那时，真是苦不堪言，焦虑万分，到处需要用钱。孩子出生后，家里的条件更加紧张，还好生了个女孩比较听话安静，但是被人看不起。我并不介意，但是一些人还嘲笑说穷人生女孩，气的我牙痒痒但是无法辩驳半句，只好下定决心，自己努力赚钱。因为家里种田没多少赚头，就四处想办法赚钱，还和隔壁邻居一起去卖过衣服，由于没有经验，亏了本还浪费了我一年的时间。最气的是别人讥讽我是个吃光用光的人，我很窝气，但是立志不让我的女儿受罪。
8年时间，家里的生活一直徘徊在温饱水平。女儿一直很听话。在我的细心照料下，丈夫的身体逐步恢复，我尽力给他补身体，并且对他喝酒进行限制，他的脾气也渐渐地好起来，不再出去赌博，也不胡乱喝酒了，更加注意养身，偶尔在家喝喝小酒，种种地，也可以减轻买菜的负担。1998年，第二个孩子出生，是个儿子，和女儿一起正好凑得一个“好”字，但是家庭的负担更重了，毕竟多了一个人。我和丈夫不但在家务农，还到附近工厂打工。宁波的私营工厂很多，特别是轻工业和一些汽车零件厂。两人的工作都是多劳多得，以做多少零件来计算工钱，所以经常会做到很晚。虽然很苦，但看着丈夫的身体一天天地好起来，家庭生活多多少少有了一些改善，我的心里还是很开心的。改革开放后，我们都很感谢邓小平使人民开始富起来了，收入也增加，虽然消费也越来越高，但是吃得差一点，还是能过去的。工资从原来的一个月800元，到现在的2000元多，已经变了很多。现在宁愿苦着自己，自己少吃点少穿点，让孩子多吃点，虽然比不上有钱人家，但我也不会让他们多吃苦。家里的生活水平毕竟比温饱水平还是高了一些。
现在女儿20多岁了，正在大学读书，儿子也已经十几岁，读初中了，只要生活俭朴一些，大学的费用我们还承受的住，儿子的学费是有补贴的，自从儿子上初中那年起，宁波市鄞州区的中小学学费免费，这也减轻了负担。孩子读书的负担不那么重了，而且我和丈夫的工资也在增长，生活有了一定的改善，现在主要希望孩子能争气，读好书，将来找到好的工作，成家立业，在社会上能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对得起自己和家人，也对得起国家。希望他们能平平安安的长大，将来能让我们安享晚年。现在我们年将半百，儿子还小，还须努力工作，相信将来儿女会孝顺我们。
现在老年社会福利也在不断的完善，宁波经济也处在比较靠前的位置，农民的养老保险在不断地增加，我们已不太担心生活，主要希望自己的身体能够健康。看着很多中年人得癌症，我们感触很深，再多的钱也买不来健康，死后带不走任何的东西。我们现在除了努力赚钱养家之外，还比较注意自己的身体，年老了各种毛病自然而然会出来，但我们注重补充营养或者隔年就吃些中药补一补，保重身体现在是第一位的，由于自己有高血压，在饮食方面也改变了许多，做菜等方面都更加注重是否有利于健康，炒菜少盐少糖，除了工作之外也多做一些运动保持身体的健康。
“啃老族”的福与惑
（梁李丽）我从小在父母的呵护下成长，虽然小时候由于父母亲工作繁忙经常是自己一人玩耍，但是已很少有父母小时候那样艰苦的经历，多数时间是在学校和家里来回，两点一线几乎是我童年的缩影。虽然我是个女孩子，并没有受到农村里面重男轻女的歧视，至少我没感觉到。父母给了我全部的爱，什么好的东西都留给了我，关注我的学习和生活。他们告诉我，学习是我生活的重心，学习好能受到很多人的喜欢。
现在我22岁了，还在大学里学习，我对社会也产生了很多想法，有幻想也有许多美好的希望，但是我知道社会有黑暗的一面，我有些害怕又有些期待，总之非常矛盾。以前经常听父母讲他们小时候的事，说我们这一代比他们不知幸福多少。是啊，我出生在改革开放之后，是标准的90后。在父母的保护下长大的，随着经济逐渐的发展，我们这一代倡导独立自主，其实“独立自主”又摆脱不了父母，因为像未断乳的婴儿，独立自主是要建立在父母给的生活费上的。90后很少在成年后自己赚钱养活自己，近几年社会上也逐渐出现了“米虫”、“啃老族”……这些字眼越来越常见，越来越习以为常。但是正是这样，90后还是宣扬要独立和自由，实质是花父母的钱又想不受父母的约束。虽然有很多的创新思想，但不是行动派，往往是爱说大话，十几年的生活都很安逸，一遇到挫折，很多人会受不了，真像温室里的花朵，经一场暴雨洗刷，会凋谢的。
从我有意识以来到现在可以很明显地看到社会的发展，中国在不断强大。七八岁时，还经常到农村去和表姐一起去田里，那时田里一片绿色，家家户户都有种植蔺草。到了收割的时节，为了能把蔺草卖个好价钱，舅舅们会很忙。忙着找买家，收成好的时候，买卖会非常顺利，很快成交。这样舅舅就会请我们吃饭。碰到收成不好，又不景气的时候，这些种的蔺草都要舅舅们自己割了去卖，自己卖的价钱不亏本就已经很好了。那时，我和表姐经常在舅舅的田里玩耍，拿废弃的蔺草编草帽，玩得非常开心，常常不想回家。
上初中之后，几乎所有的时间都是在学校，节假日也被补课占据了大部分时间。放假去乡下舅舅家也少了，偶尔才回去一次。初中时，我再也看不到小时候舅舅割蔺草的情景，因为蔺草加工厂是自己承包土地种植了，舅舅都进入了工厂。我和表姐也渐渐长大，再也不能在田地里乱跑了，现在最大的乐趣是看电视、电脑上网、聊八卦……尤其是进入21世纪后，电脑逐渐普及，到2012年在沿海发达地区大多数人家有电脑可以上网。母亲经常说这是改革开放的结果，但是对我上网的时间有严格的限制，我经常因为上网而忘了所有的事，什么事都丢下不干，学习成绩也越来越不好。因此，母亲老是跟我说他们那时的艰苦，激励我好好学习。
随着国家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经济高速发展，但是GDP的增长，也带来了严重的后果，如环境污染严重威胁着人类的生命安全。青少年在外来思想的影响下出现了“富二代”、“我爸是李刚”、“啃老族”等现象，我也经常被邻居说成要变成“啃老”一族。但是我心底对于这种称呼其实是很介意的，因此大专毕业后我开始认真实习，终于获得了领导的认可，正式成为一位“朝九晚五”的上班族。在踏入社会的这段时间里，我发现了一些好玩的现象：现在的孩子几乎上初中之后都有了手机，手机是寸步不离身，在公交车上，拿着手机低着头几乎是大部分人的“标准”姿势。现代的传媒信息也越来越发展，发布信息的平台越来越多，越来越方便，“微博”、“微信”、“QQ”……联系方式五花八门，越来越丰富，生活节奏也越来越紧凑，生活压力随之变得越来越大。
3 城居年轮：转业军人和城里的家
口述者：刘金虎 巫秀华 向定珠 张美英
采写者：刘燕霖
时间：2012年7月
地点：浙江省杭州市口述者家中
刘呈连（1932—2002），男，江苏省盐城市人，参加了解放战争，剿过匪，转业到杭州，援过疆。刘金虎，刘呈连之子，1962年生，高中文化，职工。巫秀华，女，1935年生，江苏省盐城市人，刘呈连之妻，参加过扫盲班，工人，退休。向定珠，女，1939年生，巫秀华的邻居，参加过扫盲班，工人，退休。张美英，刘金虎之妻，1962年生，杭州市人，大专文化，社区工作者。
老区出来的老革命
（刘金虎）我父亲啊，可是个老革命啦。还得了块儿解放战争胜利的勋章呢。渡江战役中，他所在的部队就是最先到达长江岸边的，但却最后渡江。他老家在江苏盐城，家里穷哪，兄弟姐妹又多，他十几岁就去给人家当了学徒，但当学徒又能赚多少钱。可那是在解放区啊，解放区都挺穷的。这一来二去，他就跟着部队走了。你可别看那时候人穷上不起学，他文化可不差。他在部队里念了速成班，凑合凑合，已经相当于初中生文化啦。
上海解放后，他随着部队，去崇明岛剿匪，同时搞运输，搞开发。朝鲜战争爆发后，所在部队有两个师开赴朝鲜，而他所在的师留了下来。后来，因为不再需要这么庞大的军队，他就转业了。因为在老家已经没有直系亲属，他便转业落户杭州。当时正在搞公私合营，他进了六一针织厂。
说到那个六一针织厂啊，倒有一些有趣的话。比方说“要想吃好，就到针织厂”、“要找对象，就到麻纺厂”之类的。原先针织厂是杭州最大的工厂之一，有2000多工人。他呢，就做起了漂染师傅。那批从战争年代走来的老革命，干起工作来，肯定是认真得没话好说。他可是好多次被评为“先进生产者”，平日里那是绝对地勤勤恳恳，踏踏实实。那时，不像现在有大机器撑着腰，看颜料的好坏，都得用舌头尝过味道才晓得嘞！这可是个技术活啊。
后来，在60年代大灾荒的时候，大家伙都遭了穷，一块儿饿肚子。当时在六一针织厂，单位待遇还是比较好的。他呢，做夜班，单位有半夜餐吃。他想着他的孩子们，将这餐省了下来，下班后带回来。再把我们从被窝里叫起来，好让早就饥肠辘辘的我们填填肚皮。可能就是这个原因，在三年自然灾害的岁月里，我们倒也就这么过下来了。
70年代，国家要建设新疆，自然要抽调一部分技术人员去那边搞建设。他因为经常被评为“先进生产者”，也奉命调去了新疆的边陲之地喀什，在那边教当地人经验和技术。就这样待了大半年之后才回来。
在劳动中度过青春
（巫秀华）我老家在江苏盐城，我排行老六，家里有十兄弟姊妹呢。现在他们大部分都不在了。我家是贫农成分的，虽说是贫农，倒也没有特别穷。父亲以前做的是装卸工，家里不富裕，但饭肯定是有得吃。不光有得吃，十姊妹中，一共四个兄弟，都读书，大概念完小学。念完小学之后，不再念书了，才出去赚钱。那种环境之下，很少有人念很多书的，除非本来就是书香门第家里出来的，再么就是地主家里的了。只不过大哥不太喜欢读书，也读得不太好。那时读书是把先生请到家里来的，不听话要用戒尺打手心的，大哥也挨了很多打呢。可惜呢，那时女孩子没有读书的，不是干活，就是待在家里。
在我大概六七岁的时候，日本鬼子打过来了。没法子，全家只得离开家逃难。不过也没逃到很远，没逃到什么深山老林里去，就是去了离家里不远的乡下。可惜的是我有一个妹妹，当时生了疮，风瘫在床上，跑不了了，只好把她一个人留在家里。幸亏当时有巡逻的民兵来照顾她。这个病在当时，就像是现在的癌症一样，不太治得好，更何况家里面哪有钱给她治病。后来，她撑到15岁，撑不下去，就没了。她也是十姊妹中唯一没有长大成人的。
在乡下的日子怎么说呢，穷是穷，苦也苦，不过倒也没有到山穷水尽的地步，这可不像电视里演的北方农村那么糟糕。也就是勉强过些日子。毕竟除了那个生了疮的妹妹之外，大家都好好地平安长大了。我的其他姊妹都留在江苏，只有我跟着丈夫到了杭州。现在我还每年要回老家看看呢。他们的子女，现在很多都出来了，有些是在临安，有的在北京。
住在乡下的生活是很安静的。尤其是在晚上，一点儿声音都没有。现在杭州都是高楼大厦，马路上汽车那么多，就算是晚上，也未必能说是很安静的。你如果现在回去住一个晚上，可能还会因为没有声音而不太睡得着呢。
鬼子进城后，当然放火抢劫，在入口的大部分房子烧没了。幸好我家的房子是在里面点的地方，没烧掉，保存下来了。日本人败走了以后，我们回来了，至少还有地方落脚，不至于流离失所。
虽然说那时候是解放前，但盐城这个地方比较特殊，解放早，老早老早就是根据地了，以前新四军的军部就在那里的。因为解放得早，我们也就没吃什么苦。而且那时候虽然有地主，但有一些地主没有戏文里说的那么坏，所以我们过生活也不是特别困难。当然，家里的田也不多，光靠这是不够过生活的，所以除了家里的活，也要出去工作的。有一个还算有钱的亲戚，在乡下的田比较多，我就过去帮忙把种出来稻谷碾成米，再去卖。但是这个只是算帮帮忙，拿得钱不多的。我最主要是给私人老板打工，样样都要干，在杂货店里做类似伙计的事情。店里的东西都是用船运来的，我就像搬运工一样，和其他人一起把一袋袋的货物抬到店里，然后去卖，主要是像酱油、油、盐之类的。盐城产盐是大有名气的。以前，我们拿工钱是按天算的，做一天算一天，不像现在是按月算的。我父亲一边做装卸工，一边为了多赚一些家用，很早起来做方糕，拿出去多卖一些钱。
我以前吃的也和现在不一样。现在吃的这种大米饭，小时候是不太吃得上的。这种白米饭，家里有是有，但是很少，也很贵。一大家子上上下下十几口人怎么吃得起？家里一般用大麦烧的饭，放一升到两升左右，然后用胡萝卜、番薯烘一天，合着吃，这样吃得容易饱。
那边招待客人，与杭州完全不一样。招待那种分量级的客人的话，是用汤圆的。这种汤圆跟现在正月十五吃的芝麻馅的汤圆不一样，很大个，没有馅，但是糯米团很好吃，很糯很糯的。三颗这么大的汤圆，放到碗里，端给客人吃，是很有招待贵客的意思的。
我很羡慕现在的年轻人啊，时不时地就买新衣服，都是现成的。我那时哪有那么多新衣服啊，也没有那么多的花样。我以前穿的，样式都是大襟的，布料是“斯里兰”的，大多都是蓝布衫，黑裤子，都是自己做的。花色多一些的衣服当然也有，不过不多。那时候，要数我二姐的手艺最好了，家里大部分的衣服、鞋子都是她做的。她会用红的缎子做鞋子，然后绣上一些花样。这在当时已经算是不错的了。现在姑娘梳头的花样也多，我们那时候哪有那么花哨的。像我做姑娘的时候，就是往下梳两只麻花辫，女孩子都是这个打扮，往后梳一只辫子的也有，但是比较少。我烫头发也是结婚的时候，而且也就那么一次，之后也没再烫过了。其实就是把我的头发稍微剪一点短，然后把辫稍烫成小球一样的发型。这已经是解放后的事了，大概只花七八角钱，不能和现在花几百块钱烫发相比。
我10多岁的时候，刚好遇上土改。我们这些老百姓分了地主的田，我们家总共分到了5亩地，分田地，是按人口算的，所以我们家分到的不多。在自己的田里，我们种了一些麦子、豆子，收割了之后磨好，可以烧饭吃。以前种粮食，从来不用什么化肥的，哪里像现在，都是用化肥种出来的，我们都是用挑来的粪做肥料的，所以产量也不会很高，但是质量肯定比现在的好很多。那时我们是要缴公粮的，有几亩田，就要在自己种的粮食中缴多少公粮给公家的。我们大概是缴100斤吧，几个人一起抬到粮库里，还要过秤的。
像现在，只要你想吃，天天能吃到肉。平时很少吃得了猪肉的。想在那时候，光自己种粮食，肯定是不够的。我们家还要养猪。猪要养上整整一年，只有到了过年才好杀。而且，猪肉大部分不是自己吃的，而是要拿出去卖掉的。只有猪头可以留下来自己吃，卖掉猪肉得来的钱就可以拿来过年了。
我跟丈夫是从小就认识的，生活在一个镇上，一个住在东头，一个住在西头，一起玩到大的。他以前做学徒，是打铁的，打制剪刀，还有割麦子之类要用的镰刀。因为他父亲带着大儿子儿媳去上海打工赚钱去，他只好一个人出去做学徒。其实他应该是算姐姐养大的。1949年，他参了军，去打土匪，这一去就是7年。上海、扬州、崇明岛都去过。那时的军装样子和现在很不一样，现在是绿的，以前是黄的，黄的帽子，黄的军装。我是后来由父母介绍，在我丈夫转业到杭州之前结的婚。到杭州以后，我自己做了一件花棉袄，后来因为我妹妹没衣服穿，就把棉袄送给她了。
我是21岁的时候跟着丈夫转业落户来到杭州。他去店里排了队买来豆饼来给儿子吃。那个豆饼就是用黄豆榨油之后的渣子做出来的，一块儿一块儿的。我丈夫转业后，到了杭州的六一针织厂工作，一个月有50多块钱的工资，在那时已经算是比较高的了。要晓得，那时做学徒只有15块钱一个月的，后来再加也不过加到18块钱，而且他们当学徒的话，要当整整三年呢。
我丈夫工作干得很好，经常评上先进。支援新疆时，他就被调了过去，在那里做师傅做了大半年，算是技术交流。回来的时候，他带回了好几桶蜂蜜，好几件皮大衣。他是个很孝顺的人。因为他是姐姐养大的，所以把很多东西送给姐姐，滴水之恩涌泉相报，剩下一些给了父亲、哥哥，自己留下的也不多。
以前的生活比现在苦得多，我退休在家，享享清闲，也挺舒服。
一个闲不下来的人
（向定珠）我是一个杭州人，但我并不是出生在杭州。说起来，还是该死的日本鬼子作的孽。我出生那年，日本鬼子刚好轰炸了机场，打进了杭州城。那时我母亲怀着我，为了保命，只好跟父亲一起逃难。一路逃难，既要避着日本鬼子，还要防着强盗土匪。和我们一起逃难的许多人，不是被日本鬼子杀死的，而是碰到土匪，抢光了东西，还丢了命，像我舅妈的母亲就是被土匪害死的。
父母逃难到了诸暨，生下了我。我在诸暨生活了8年。为了躲避日本鬼子，都住在山区里，山区里那么偏僻，也很穷，鬼子一般不会找到那里去。安全是安全，就是日子苦。你想想看，山区里啊，就是因为苦，没什么东西，才能躲避鬼子。杭州不也有“万人坑”吗，鬼子造的孽，还好我们跑得及时。
等到日本鬼子败了，我们一家才回到了杭州。大部分日本兵都回到日本去了，只是零零散散的几个留在杭州。不过这些人都是当年日本人在中国抓的壮丁，不是正宗的日本人。一个个的，都蔫了。日本人八年的掠夺，烧的烧，抢的抢，房子早就没了，只剩下一间破破烂烂的柴房。可是那样的房子怎么能住人呢。我们只好去投奔城东七堡的外婆家。一待就是好几年，直到结婚，才嫁到了城里，算是回来了。在七堡的那段日子里，又多了两个弟弟。在杭州，找不到工作，我父亲只好自己开米店，但生意一直不好，做不下去了，全家人又要他养活，他只好又去诸暨打工。
我小时候，女孩子哪有上学的啊。就是地主家的女孩子都不一定去上过正正规规的学堂，更别说我们这些穷人啦。我那两个弟弟倒是上过学的。大弟从小身体就很僵的，经常生病，路也走不动。学校又离家有两里地远，天天背着他上学，等到放学了，又把他背回来。至于我嘛，在家里干农活，种地。父亲在外面打工，每个月只寄20块钱回来，要供全家人生活，母亲还要抚养当时年纪还很小的舅舅，这点儿钱还是不够的，我不干活怎么行。再说，解放后，地主的土地都分了，家家户户分到了土地，当然得种地喽。我能认识几个字，还是解放后，政府办的夜校，我去上课，老师教的，每天晚上一两个钟头。不过，那时那么忙，既要做厂里头的工作，家里又要忙家务，哪里有时间去认认真真地学习。还有么，就是以后到厂里工作前要培训的。
小时候，很多人就算养得起，也养不大。我那个大弟，他虽然书读得不错，但身体终究是不中用的。他十来岁的时候，下河摸鱼，没想到，一个不小心，脚里戳进了一颗钉子，得了破伤风，没过多长时间，人就没啦。以前条件差，医疗水平低，破伤风是很厉害的，经常要死人的，如果换在今天，人肯定不会没掉的。母亲是在日本人走了之后的几年，出了天花，治不好，就走了。你看，现在哪里还有人出天花死掉的啊。像我父亲，是过了几十年以后，检查出来早期肠癌，后来治好了。小弟倒是最有出息的，从小书就读得好，有文化，人也能干。他去了红十字会，不久进了医院，做了一个化验员，现在跟我走得很近，常来常往的。
我是解放后16岁时去养蚕厂工作的。那时很辛苦的，做好的工作是要有文化的。像我，没有文化，只能做这种一天到晚都很辛苦的工作。我要做到能够分辨蚕的各个品种，还要很仔细地把它们归归类。我这个人很要强的，工作一向来都很认真，我的工作业绩很受单位好评，经常拿先进。所以。十七八岁的时候，我被选上做了小组长。做了组长呢，既要做好自己手头上的工作，又要管小组里的成员，还要考虑到小组的产量，说要达到多少产量，就要做到多少产量的。我20岁时，手底下已经管了一大批人了，还有了调动人的权力。后来生了孩子，我调到了麻纺厂。麻纺厂也很辛苦的。麻种好，送过来，要把它皮归皮，骨归骨地剥好来。我呢，就是在准备车间里，做那个织麻布用的梭子。那时戴着白色的工作帽，穿着很旧的工作衣，身上沾满油渍。我的工资嘛，刚刚工作的时候，只有5块钱，后来慢慢加到10块钱，再到15块钱。到麻纺厂时，已经有20块钱。这样一做就做了几十年，一直到退休。
杭州有许多防空洞，都是五六十年代，全体总动员挖的。那时，我参加了民兵，还是一个女民兵队队长哩，平时还要练民兵枪，边练边喊“杀——杀——”的，力气还是蛮大的。防空洞是一段一段地挖的。分成很多个小组，每个小组长带了15人到20人，挖自己所负责的那一段。分配好了之后，就开始挖。等到邻近的两个小组挖到连说话的声音都听得见的时候，就是马上就要挖通了。然后一起把那堵墙推翻。墙倒了，防空洞就挖通了，大家“通啦”、“通啦”地欢呼。你看，那时挖的防空洞到现在还有用处呢，夏天人走进去可以乘凉，空调都不用开。还有一些卖水果的生意人，也会把水果搬到这里来储存的。这还是有我挖的功劳的，说起来，多骄傲啊。
我就是一个停不下来的人。退休之后，我又去给人家洗了几年的菜，在厨房里给人家帮帮忙。这样再赚一点儿钱，补贴家用。后来社区里选小组长，我当选了。小组长我做了十几年啦，刚刚今年年初才不做了。十多年之前，我是经过大家选举，做了小组长的。当这个小组长，也蛮忙的，收卫生费，发通知，都让我去干。如果人不在的话，还要等来等去的，也蛮麻烦。这几年，我老了，眼睛啊耳朵啊，都不像以前好使了，身体不大好，腿脚也没以前利索了，就不做了。辛苦了那么些年，总该放松放松，享享儿女的福了。
现在啊，我的生活就清闲啦，可也不能成天没事儿做，老是待在家里也没意思。我现在早上一个老早就起床了，和那些与我差不多年纪的朋友们一起去西湖边，跳跳扇子舞，打打腰鼓，练练剑，打打太极拳，锻炼锻炼身体。我跳得也蛮好的，经常会去参加一些表演和比赛呢。我也很羡慕那些上了年纪还能在那边玩轮滑的人。我是腿脚不行了，玩这东西怕摔跤的。
童年时的生活
（张美英）我们那时啊，大家都穷，哪像现在，要什么就有什么。比方说这衣服，也就是过年能换一件稍微新一点的，而且也不是每年都有新衣服穿的。现在随时都可以买新衣服，怎么想得到当时是什么样子的。而且，这穿的衣服啊，大多都是有补丁的，特别是在臀部和膝盖的地方。我是家里的老幺，穿的当然大都是老大老二穿过的，有补丁的。那个时候是无可奈何，不像现在，衣服裤子上破洞或者是补丁越多越好，而且越破烂越好，还是一种时尚，也不管穿在身上好看难看的，多邋遢呀。
像现在的小孩子，在家里面很少做家务活，洗一餐碗都要抱怨个半天。我们小时候，哪个不是争着抢着帮父母做家务的。我以前为了省点儿钱，每天早上5点多钟天还没亮就起来，去排队买下水货，营养好，又不会花上太多钱。父亲以前身体不好，都是我在照料他，给他配药，擦背，洗头。我们这代人，家里兄弟姊妹多，大人要上班，没空一个一个地管孩子，都是大的带小的。没有尿不湿，只有尿布，婴儿的尿布都得手洗，不像现在，有一次性的尿不湿，用了就扔。我还是小毛毛的时候，尿布就是我姐姐洗的。以前没有自来水，喝水得挑的。洗衣服，那都是在河边洗的。有一次下雨，姐姐带着雨伞在河塘边洗我的尿布。风又很大，把雨伞吹到水里去了。她连忙去捡雨伞，这一急，脚没站稳，就滑进河塘里头去了，结果搞得全身都湿透了。
哎，我们小时候真是没法儿跟现在比。现在过年能拿多少大红包啊，像那个时候，过年也就只能拿两三块钱，更别说平时的零花钱了。现在平时都能拿几百块钱的零花钱，我小时候的零花钱可是用“角”来计算的。嘴巴馋的时候，就去买一分钱一颗的桂花糖来尝尝，哪像现在，买糖都是一袋袋、一包包的。
以前看电影比现在花得少多了，只要8分钱，所以一到暑假、寒假，常常与同学结伴看电影。现在一张电影票最起码也要60块钱，大片还要80块钱，几个人一起，就要上百，不可能像那时一样常常去电影院看电影。不过，现在家里有电脑，都上网，高清电影也是很有的看的。小时候，也比现在有的玩。不上课了，大家就互相串门儿，今天你到我家来玩，明天我去你家，还有大家一起在离家不远的地方玩躲猫猫，躲的地方也有的是，大人也不来管的。现在呢，楼住得高了，家长管得严了，作业呢也多了，学习压力比以前大的多，不可能像以前那样疯玩。就算玩，也是要么到什么儿童公园、游乐场的，要么在家玩电脑，看电视。朋友么，也不像以前那样亲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