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新左派”史学是20世纪60年代前后在美国史坛发展起来的一个新的史学流派。它的出现，可以说是在史学方面对这一时期美国社会动荡不宁和阶级斗争尖锐化的反映。作为进入20世纪后美国史坛前后相继出现的三大史学流派之一，[1]“新左派”史学从登上美国史坛的第一天起，就以其鲜明的个性和激进的史学观点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力。但从根本上看，别说和20世纪下半期以来势如潮水的社会科学史学诸派相比，就是与其前辈两个史学流派，即进步主义史学派和新保守主义史学派相比，“新左派”史学作为20世纪美国史学大家庭的重要一员，始终没有受到人们足够的重视。在美国史学界，有人认为他们的史学思想打开了一扇真正了解美国社会的窗口，而更多的人则认为他们只不过是比尔德“经济学派”的“学舌鹦鹉”而已，毫无创新意义可言。[2]在国内，虽然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陆续出现了一些介绍美国“新左派”运动和史学的文章，但多属于译介性质，且多着眼于其整个史学内容的某个方面，真正全面系统地对“新左派”史学进行专题探讨与研究的论著寥若晨星，屈指可数。就笔者视野所及而言，迄今为止，除台湾地区辅仁大学历史研究所的林立树先生曾于70年代出版了其硕士论文《新左派对美国历史之解释》外，内地在这方面的专题研究可谓鲜见，迄今没有一本这方面的专著足可以说明问题了。这不能不说是我国美国史研究中的一件憾事。
“新左派”史学的代表人物多是一些生气勃勃的青年学者，他们从马克思、赫伯特·马尔库塞、赖特·米尔斯和查尔斯·比尔德等人那里借用了关于阶级冲突、“社会异化”等一系列理论，对美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展开了猛烈的攻击，对美国历史重新作出了新的考察和解释。他们不同意其前辈史家（主要是“新保守主义史学家”）把美国建国以来的历史谱写成一曲没有阶级压迫和利益冲突的“和谐”乐章，为美国历史歌功颂德的做法，而是从激进主义的立场出发，探寻美国历史冲突、压迫、侵略、扩张的根源所在。他们对美国社会的各种弊病了如指掌，以富有探索的精神和进行社会改革的勇气大胆立论，对美国社会的痼疾大加鞭挞，对美国传统社会构成了一次强烈的冲击。可以说，“新左派”史学既是20世纪60年代前后美国激进政治运动在史学领域的自然产儿，又是引导这一运动不断前进的理论教科书不可或缺的一部分。[3]或者换句话说，从某种意义上看，我们或许更可以把它看作当时的时代和社会背景下，那些为社会变革而奔走呼号的社会力量进行政治和社会动员的一种舆论表达方式。即使更直白一点地把它看作某种激进政治话语的间接陈述或代言形式也未尝不可。时至今日，尽管作为一个学派，它的影响已大不如前，但其代表人物对美国社会诸多问题的批判仍发人深省，对认识今天的美国社会仍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特别是他们对美国社会历史中始终存在的贫富不均、种族歧视、矛盾冲突不断等不和谐社会现象的关注与批判，仍值得那些心系社会进步的人们重视和尊敬；他们对建国以来美国外交的扩张主义和帝国主义本质的忧虑与抨击，以及这种扩张主义外交政策将给美国长远利益带来的悲剧性前景及其将给世界带来剧烈动荡和不安的深刻影响的断言，在民族主义泛滥、各种恐怖主义肆虐当今全球的国际大背景下，更值得每一位关心和关注美国社会和国际形势发展的人士给以足够的注意。
一 “新左派”与“新左派”史学：概念
根据《当代西方思潮词典》和《美国研究词典》，“新左派”是指20世纪50—60年代英、美等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青年学生造反运动中的激进派。其成员主要是在校大学生和青年知识分子，他们自认为在批判现存社会方面比“老左派”（工人阶级及其政党）更激进，因而自称为“新左派”，主张摆脱“老左派”的“教条”，憧憬一个新的“富有人性的社会”。其理论来源主要是乌托邦社会主义、青年黑格尔主义、无政府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他们认为资本主义文明缺乏“精神”和“道德”价值，因而号召破坏所有的现代文明的成就，彻底摒弃一切传统文化观念，既否定资本主义，也不相信共产主义，不相信工人阶级的力量和历史作用，把青年学生当作历史的主体，试图把人从一切非人性的压抑下解放出来，建立一个富有普遍爱的和消除发达工业社会弊病的“理想社会”。[4]
学界通常认为“新左派”这一称呼最早出现于20世纪50年代后期的英国，[5]“新左派”运动也首先从英国萌发，并逐渐向外扩及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新左派”及其运动的出现，其直接诱因是1956年发生的两件震惊世界的大事，即苏军入侵匈牙利和英法联军入侵苏伊士运河。由此，一批年轻的社会主义理论的信仰者，对西方资本主义民主制和苏联的社会主义产生了双重幻灭，并进而聚集在一起寻找新的理论出路，宣扬所谓“更实际的新社会主义思想”。为了区别于各国共产党、社会民主党和托派等所谓传统的“老左派”，他们自称为“新左派”。[6]此外，战后的西欧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呈现出迥异于战前的新形势：社会普遍富裕，社会福利政策得到巩固和发展，工人阶级的生活条件大幅度改善，消费主义膨胀，阶级意识淡化。这一切向传统左派所持守的传统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提出了挑战，[7]加重了“新左派”对“老左派”的憎恶与反感。
就美国而言，“新左派”社会思潮同样起源于20世纪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时达其全盛，在青年中，尤其是青年知识分子中影响很大。在其推动下所出现的美国“新左派”青年政治运动，可以说是当时整个西方资本主义世界“新左派”运动洪流中的一支重要力量。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在国内波澜壮阔的民权运动和反越战运动等的推动下，接受卡斯特罗主义、格瓦拉主义和马尔库塞等“现代乌托邦革命理论”的影响，对美国传统社会制度进行了猛烈的抨击。“新左派”史学便是这一运动在史学领域的自然反映，“是20世纪60年代激进主义的短暂的高潮的产物”。[8]
如果按苏联历史学家杰缅季也夫的观点，[9]美国“新左派”史学其实并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史学“派别”或“学派”，而只能算得上是一个史学“流派”。这些激进主义史学家们没有明确、统一的组织形式，研究课题也多不相同，具体史学观点也时有分歧，只是在历史研究的方法论原则和总体史观上似乎有所一致。这就造成了“新左派”史学的“反面特性”——由于“新左派”史学家内部的分歧很大，很激烈，也很普遍，最好用他们否定什么、不喜欢什么来给“新左派”史学或“新左派”史学家下定义。[10]这就给研究者在实际研究工作中带来了一个棘手的问题：如何确定“新左派”史学家的身份？迄今为止，国内史学界尚无人给出明确的回答，就连美国著名的“新左派”史学评论家昂格尔教授在这一问题上也表现得有些无可奈何，他说：“对于新左派来说，究竟什么是‘有把握的明证’是很难说的。他们没有党证，也不总是承认自己是新左派。我在选择新左派史学家时，是根据个人所知、本人自己承认、内部有人证明和一种从历史来推测的办法相结合起来。这种办法我知道一定会有错误，有些被我列入新左派的人可能会拒绝这一称号，另一方面，也会有人因为没有被列入而感到不高兴。虽然如此，我认为即使有不确切之处，也不致影响我的各种论断。”[11]
有鉴于此，本人认为，从一般意义上说，那些受西方马克思主义观点的影响或对马克思主义感兴趣，支持“新左派”青年运动，于20世纪60年代前后以激进的史学理念开始活跃于美国史坛，对以“新保守主义史学”为代表的传统史学抱以激烈批评态度的史学家，似可以宽泛地划归美国“新左派”史学家之列。在本书的具体研究中，在对相关“新左派”史学家的选择上，除坚持以上原则外，我们主要还是根据前辈史家们的传统观点，遵循他们的相关重要论著的认定标准来加以考量。
二 国内外美国“新左派”史学研究概况
国外对“新左派”史学的研究，自其出现于美国史坛之日起便已开始了。其中，又以美国本土学者的研究居多。在这些对“新左派”史学的研究中，一个再明显不过的趋向就是贬大大多于褒，轻蔑远多于尊重。在那些对“新左派”史学抱以批判态度的学者看来，这一派别的史学家们的研究方法过于简单，观点过于激进。他们在从事史学研究时，往往是由自己所处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出发，抱着先入为主的观念到档案馆去寻找那些能够支持自己观点的材料的。在他们眼中，由于论据不足或不够严谨，“新左派”学者的史学著作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学术价值可言的。[12]值得指出的是，由于“新左派”史学在美国外交史方面的成就远远大于其在其他方面的成就，所以美国学者在对“新左派”史学的研究中，多关注于其整体史学内容中的外交史学部分。其中，“新左派”史家关于“冷战”问题的研究更是他们关注和批判的焦点。[13]
如果说美国学术界对“新左派”史学真正提出过中肯而客观的评价的话，那么欧文·昂格尔（Irwin Unger）和劳伦斯·魏西（Laurence Veysey）可以说为其主要代表。前者在其1967年发表于《美国历史评论》上的那篇题为《“新左派”与美国历史：当前美国史学动向》（The“New Left”and American History: Some Recent Trends in United States Historiography ）的著名的文章中，不仅详细考察了“新左派”史学的兴起，而且全面、客观地评价了在美国史坛初出茅庐的“新左派”史学的优点和存在的缺陷。他在指出“新左派”史学家们在历史研究中存在着诸如政治色彩太浓、缺乏论战道德等不足之处的同时，亦认为他们“将参与建立一种完整的左派观点来解释美国历史……即使没有别的理由，仅仅从他们对学术界起推动作用这一点，他们老一辈的同行也不能不重视他们。而为了历史这门学问的健康发展，也必须听取他们的意见”。此外，在其所主编的《超越自由主义：新左派眼中的美国历史》（Beyond Liberalism : The New Left Views American History ）一书中，昂格尔对书中的每一位“新左派”学者的作品都进行了精当的点评，透露出自己对他们的赞赏之情。[14]
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塔克鲁兹分校历史学教授劳伦斯·魏西（Laurence Veysey）在20世纪70年代对美国历史研究的新方向发表评论时，更是对“新左派”史学给予了高度重视，认为左派史学家们（即“新左派”史学家）为把美国史学从它先前的过分自我庆幸和褊狭的模式中解脱出来做了很大贡献，他们至少在三个重要方面做到了这一点。首先，他们与那些更直接代表各少数民族和不同性别的发言人一道，把注意力集中于美国社会中所存留的鸿沟和差异。这样，在20世纪60年代，他们第一次恢复了历史应阐述全体民众这个目标。因此，他们帮助反驳了10年前提出的幼稚的关于美国的整体观点，这种观点根本无视少数民族而对历史进行概括。其次，左派人士在外交史领域发动了一场攻势，特别是对于冷战，有力地把讨论转向更多地理解几个大国领导人的动机的性质，并且对在实际外交决策领域中发挥作用的美国独特的理想主义提出了异议。最后，导源于赖特·米尔斯的左派的治学态度成功地证明对于政治和经济权力这一课题的研究是有道理的，这个研究出自于一个更为客观的立场，超脱于政客、社团领袖和官僚主义的官员的自身的思想模式之外。这些成就绝不是微不足道的，只是由于存在一些缺点而被抵消了几分。[15]
除美国学界外，苏联和东欧一些国家的学者也对美国“新左派”史学给予了一定的关注。其中，最主要的就是苏联历史学家杰缅季也夫。在经苏联高等和中等专业教育部批准为大学历史系学生教科书的《欧美近代现代史学史》一书中，杰缅季也夫指出，美国激进派史学（即“新左派”史学）的理论和方法论立场反映了“新左翼”意识形态的积极方面和消极方面。“青年激进派”批判了为美国资本主义辩护的观点，反对“无冲突的历史”。他们的活动并不仅仅是过眼云烟，他们的许多民主思想已经成为当代越来越多的研究人员的财富。[16]除了杰缅季也夫外，东德席勒大学历史系助教吕迪格尔·霍恩也曾于1977年在《历史科学杂志》第7期上发表了《美国“史学新左派”论冷战》的文章，对美国“新左派”史学的哲学理论和历史理论进行评说。他认为，美国“史学新左派”的哲学理论是通过其小资产阶级急进思想表达出来的，它要在“西方帝国主义和教条的马克思主义”之间，在“处于冷战状态的美国和苏联”之间创立第三种力量——“新左派”，并企图把马克思主义学说“非教条主义化”，而“人道主义化”。就“新左派”史学的历史理论而言，吕迪格尔·霍恩认为其基础是由“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左派激进的、社会改良主义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和保守的思想成分混合组成的”。[17]
在国内，随着“文革”的结束，关于“新左派”的评介文章开始进入学界视野，并逐渐散见于各类期刊和著作中，但主要是以下三种情况。
第一，研究“新左派”青年政治运动本身的居多，主要是把它当作20世纪60年代美国“反正统文化运动”的一支重要力量来研究（另一支重要力量是“嬉皮士”运动），[18]专门探讨和论述其史学思想和史学方法的很少。这方面的代表著作和文章如：复旦大学陈学明教授所著的《新左派》（台北扬智文化事业公司1996年版），武汉大学的钟文范发表在《世界历史》1983年第3期上的《美国新左派运动诸问题初探》，温洋在《美国研究》1988年第3期上发表的《美国60年代的“新左派”运动》，以及赵林发表在《美国研究》1996年第2期上的《新左派运动述评》等。
第二，由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原因，国内关于“新左派”运动及其史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当时虽然国内学者也认识到“新左派”并不是完全信奉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同盟军，但由于他们借助于部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对美国国家和社会及外交政策展开了激烈的批评，所以他们还是对“新左派”给予了一定的关注），进入90年代以后，由于意识形态因素在国家关系中的地位的下降，不消说对“新左派”史学的研究，就是对“新左派”运动本身的研究也少之又少，几乎看不到这方面的专题研究，多是在各种关于美国20世纪下半叶的历史著作中，把它作为当时美国史学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加以简单描述的。尽管进入21世纪以后，对西方“新左派”（包括美国“新左派”）运动及其文化的研究有抬头的趋势，先后出现了相关论著和文章，如沈汉和黄凤祝合作编著的《反叛的一代——20世纪60年代西方学生运动》（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和赵国新发表于《外国文学》2004年第3期上的《新左派》等，[19]但对“新左派”史学的研究仍属鲜见。
第三，就国内涉及“新左派”史学的情况来看，多数文章属于译介性质，并主要是选取了其史学内容的一部分（主要是“威斯康星”学派的外交史学）或部分代表人物的史学成果加以研究。就笔者所能见到的材料而言，迄今为止，国内关于美国“新左派”史学的评介文章最早的就是李国麟发表于《世界史动态与资料》1978年第1期上的《德刊谈美国“史学新左派”》、黄颂康发表于《世界史动态与资料》1978年第9期上的《关于美国“新左派史学”和“一致论理论”的讨论》和黄绍湘发表于《世界史研究动态》1980年第2期上的《评美国“新左派”史学》三篇文章。它们主要是对当时国外（包括美国、苏联和东德）一些学者对美国“新左派”史学的研究成果进行简单的点评。进入80年代后，国内学术界开始出现了少数国外关于美国“新左派”史学的重要研究文章的译作，前述由牛其新翻译并发表于《世界历史译丛》1980年第1期上的欧文·昂格尔的《“新左派”与美国历史：当前美国史学动向》及其翻译并发表于《世界历史译丛》1980年第1期上的爱德华·萨维斯的《六十年代的美国史学》，以及李君锦翻译并发表于《国外社会科学》1984年第4期上的前苏联学者B.索格林的《现代美国“激进”史学论二十世纪美国内外政策》等三篇文章即是典型代表。此外，由韩兴华翻译并发表于《史学集刊》1984年第3期上的罗·雷·拉兹所撰写的《美国新左派运动的特征及其影响》一文，虽然其内容主要是关于“新左派”运动本身的研究，但其中亦有对“新左派”史学的相关论述。它们的出现可以说推动了国内史学界对美国“新左派”史学的研究。
以笔者陋见，国内史学界真正称得上对美国“新左派”史学的专题研究乃始于南开大学的杨生茂教授。他曾于《世界历史》1980年第1—2期上连载了他关于“新左派”史学主要代表人物威廉·阿普曼·威廉斯的重要论文——《试论威廉·阿普曼·威廉斯的美国外交史学》（后收入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编的《美国史论文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0年版）。在这篇文章中，杨生茂教授以威廉·阿普曼·威廉斯的史学成就为切入点，对“新左派”史学的兴衰进行了相当详细的考察，并给出了国内史学界对美国“新左派”史学的最初评价（尽管其评价可能只是就“新左派”史学的某个方面而言的）。他认为，威廉斯等人对美国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是不彻底的，由于其对美国帝国主义侵略本性和资本主义剥削实质认识不清，因而在实现他的“开放国内门户”方面找不到应该依靠的社会力量。总体来看，杨生茂教授当时较多地关注的是威廉斯等人史学思想中的缺陷和不足，而对其积极方面（特别是其对美国外交史学，甚至是对整个美国史学的促进方面）则关注不够。这可能也与当时国内的政治及学术氛围有一定的关系吧。
在此之后，国内史学界虽然又有一些对美国“新左派”史学个别史家的研究文章陆续出现，如袁喜清在《世界史研究动态》1988年第10期上发表的《美国新左派史学的前驱威·阿·威廉斯》，以及吕庆广在《世界史研究动态》1989年第6期上发表的《美国奴隶制史学家尤金·吉诺维斯》等，但真正全面系统考察美国“新左派”史学的文章仍少之又少，专题论著更是难觅。[20]这无疑是国内美国史研究中的一个薄弱环节，还有待更多的学者加入这一研究行列中来。
三 存在问题与现实研究价值
通过以上回顾，我们深切地感受到一点，那就是与国外学界（特别是美国）的美国“新左派”史学研究相比，我们国内学者迄今为止对其关注依然远远不够，更谈不上更深入的研究了，美国“新左派”史学在国内似乎被大家遗忘在史学的某个角落里，不愿触及。究其原因，不外乎以下三个。
其一，国内外多数学者均认为，作为20世纪60年代美国特有的时代背景的产物，“新左派”史学已经伴随着“新左派”青年政治运动在20世纪70年代的销声匿迹而慢慢失去了其赖以存在与发展壮大的社会土壤和前进动力，甚至有学者认为“新左派”史学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这种学术上的判断无疑影响了国内许多学者对这一学派的研究兴趣。
其二，如前所述，美国史学“新左派”并非铁板一块，他们没有明确而统一的组织形式，内部观点纷争，研究内容各异，在具体的历史研究中，往往表现出非常强烈的相异性，有时甚至还相互攻讦。这就给研究者在实际研究工作中首先带来了一个棘手的问题：如何确定“新左派”史学家的身份？正如昂格尔所指出的，人们有时往往很难判断某一位学者是不是“新左派”史学家，“新左派的成员没有党证，他们也不总是承认他们是新左派”。在选择“新左派”历史学家时，只能根据个人所知、他们本人自己承认、内部有人证明和从历史来推测等相结合的办法。[21]代表人物身份的这种模糊性及研究兴趣和观念的相异性、复杂性，无疑给学者们在总体上对这一学派进行综合深入的分析研究增加了难度。
其三，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世界史研究焕发出勃勃生机，而美国史更成为其中的“显学”，不仅研究者日众，而且研究的领域和方向也不断扩展，涉及美国政治、经济、军事及社会等方方面面的问题吸引了大批研究者的目光。在这种情况下，早已被人们认定是“明日黄花”的美国“新左派”史学理所当然地消失在研究者的视野里。
美国“新左派”史学真的退出历史舞台了吗？是不是真的没有了进一步研究的价值了呢？我们以为情况并非如此。众所周知，美国“新左派”史学具有很强的现代理念，“新左派”史家们以变革美国社会、促进美国社会进步为旨志，对美国内政（包括贫富差距、种族歧视和战争问题等）与外交均提出了猛烈的批评。这些批评对20世纪下半叶的美国来说无疑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给人们留下了许多思考的空间。可以说，他们成功地扩展了社会中对美国社会的批评，提高了人们的反思与自省的能力，极大地改变了成千上万美国人的观点。正如昂格尔所指出的那样，“60年代激进主义最直观的遗产就是改变了60年代以后成熟起来的许多成年人的生活方式和文化观”。[22]这无疑推动了美国社会的不断进步。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整个社会处于从传统农业社会急剧向现代工业社会快速转型的过程中，导致国内出现了大量的社会冲突及各种疑难问题；同时，中国国力的增强，在国际上不断引起西方大国的关注与警惕，“中国威胁论”层出不穷，各种外交问题严重影响着中国的和平崛起大业。如何有效应对这些问题，关乎民族的复兴大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从某种意义上看，我国目前出现的诸多社会冲突、矛盾乃至一些外交问题都是当年美国在国家与社会发展，以及崛起为世界性大国的过程中碰到过的类似问题。美国“新左派”史学对美国建国以来的内政及外交从批判的角度进行了全面的分析评价，并指出了诸多问题的解决之道。在我国当前大力构建和谐社会、促进民族复兴的大背景下，对美国“新左派”史学的研究，无疑可以为我国现阶段诸多问题的解决提供有益的启示，具有重要的现实研究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