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而论，流派的林立及其更替变迁是当代美国史学的一大特色。在美国史学的成长过程中，每一时期的历史解释都受到当时社会状况和时代精神的深刻影响。正如美国著名老左派史学家菲力普·丰纳（Philip S.Foner）教授所言，“从古到今的史学都不是在真空中产生的，而是社会现实的反映。因此对任何一个史学流派的分析和评价都必须同研究当时的历史现实结合起来”。[23]不同时代的美国学者在诠释历史之时，往往是以独特的时代环境为其史学思维茁壮成长的肥沃土壤，并以此为基础展开论述。可以说，任何一种社会思潮的流行或史学流派的出现，都是与其时代背景或时代精神密不可分的，美国“新左派”史学的产生亦如此。美国“新左派”史学是在20世纪50—60年代美国所处的独特的国际、国内社会环境下发展起来的一个新的史学流派，从登上美国史坛的那一天起，它就以其鲜明的个性和激进的史学观点引人注目。作为一个激进的史学流派，“新左派”史学是60年代美国“新左派”青年政治运动在史学领域里的必然反映，它的形成和出现是国际、国内各方面因素互动的结果。
第一节 20世纪中期的美国社会变迁
“二战”以后，美国进入了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奠定了美国在世界政治、经济上的超级大国的地位，但是由于当时美苏在战后世界重建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两国处于“冷战”之中，“恐共”、“反共”思想开始弥漫美国社会。特别是在“麦卡锡主义”（McCarthyism）的影响之下，自由主义思想逐渐衰退，美国人开始重新强调民主传统的重要性及美国政治体制的连续性与一致性。[24]与此同时，美国国内经济在技术进步的刺激和推动之下日趋发展，社会彰显繁荣，由此带来了满足与和谐。这样，美国社会思想逐渐脱离20—30年代的改革精神，而渐趋保守，强调美国社会的丰裕与和谐。社会上的一些人受环境感染，不再热衷于改革，开始转而寻找并歌颂美国生活方式的基本信念，以彼德·维利克（Peter Viereck，1916—，美国著名诗人和历史学家）和卢塞尔·柯克（Russel Kirk）等为代表的一批知识分子纷纷撰文歌颂美国的传统思想和美国社会发展的一致性。[25]
然而，到了60年代前后，美国所处的国际和国内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些巨变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就整个世界范围来看，60年代是一个不安定的动荡时期，是一个反对帝国主义、资本主义、新老殖民主义和反对霸权的革命运动高涨的时期。亚非拉第三世界反殖民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和社会主义革命运动适值最后一次高潮，它反过来冲击着以美国为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此同时，60年代又是社会主义阵营和各国共产党之间分歧和冲突公开化的时期，这使得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一些观念和话语在各国青年中引起了激烈的讨论和广泛的传播，也促进了相关资本主义社会批判理论的播化。以英国、法国和联邦德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的青年学生，开始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左翼青年运动，对美国青年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其次，在美国国内，肯尼迪总统上台执政以后，清醒地认识到美国力量的局限性，国际范围内老一套的“冷战”已经过时[26]，从而“明确地放弃了强行树立美国统治下的和平的任何意图，明确地禁止今后在外交上使用敌对口吻”。[27]特别是在对苏外交上，他提出了著名“多元化世界”的观点。作为回应，当时的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也提出了“和解”与“共处”的观念[28]，从而使两国的“冷战”关系在这一时期趋向缓和，美国国内的反共意识开始弱化。这样，在1954年麦卡锡主义倒台后的社会环境里，美国国内的“反赤”宣传进一步淡化，对冷战的过时的信仰进一步失去了它的能量[29]，人们可以重新自由地发表自己的不同言论。在国内方面，他努力打破美国社会在50年代形成的思想上和政治上的陈旧意识，以坦荡直率的胸怀和豁达、理性的信念向人们指出，大多数美国人在前一个十年中引以自满的观念和制度并非尽善尽美，因为“美国的生活方式已经弊病丛生；整个国家对青年和老年一代漠不关心，对穷人和少数民族冷酷无情，城市和学校处于一派混乱之中，自然环境被肆意破坏，整个民族的言行动机越来越平庸卑鄙、唯利是图”。[30]他的“新边疆”改革计划，正是以承认美国社会的某些弊端为前提的，它鼓励自由改革，影响青年人重视国内外的各种问题，在客观上形成了一种有利于社会批判的气氛。[31]可以说，正是在肯尼迪富于活力的形象和理想精神的鼓舞下，美国青年人的社会责任感再度被唤醒了，他们开始关注社会，一度沉寂的大学校园再度活跃起来。正如一位美国学者所指出的，肯尼迪“表述了对国家平等目标的新的意识形态信仰，因而鼓励了学生的政治行动主义，结束了美国‘沉默的50年代’的政治休眠”[32]，“从而激励了学生的政治活动在‘默默无声的50年代’政治的一潭死水中激起层层波澜”。[33]
正是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20世纪40—50年代美国社会的那种一味歌颂美国民主自由传统的态度到了60年代，开始引起一部分知识分子和青年的不满，他们发现在自称为“丰裕社会”的美国，仍然存在很多尚未解决的社会症结。而这主要包括四方面的问题。
一 种族问题
美国在建国之初的《独立宣言》中就开宗明义地宣告：“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让与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存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34]但长期以来，广大黑人无论在社会、政治方面，还是经济方面都处于弱势地位，黑人在美国民主制度内追求种族平等的努力，一直遭到白人种族主义者的顽强抗拒。[35]在19世纪美国内战结束、黑奴获得解放之后，黑人并没有获得成为完全平等公民的预期效果。事实上，美国黑人的公民权利仍受到种族歧视法规及各州惯例的层层约束和限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十年中，美国经济获得了很大的发展，但是黑人的处境却没有多少改善，有些方面还不及战时。[36]虽然1954年最高法院就“布朗诉教育局案”作出裁决，宣告“公立学校中的种族隔离违反宪法”，“从而废止了各州实行种族隔离的权力，把美国黑人引入政治进程”[37]，使黑人争取种族权利的斗争在法律上取得了越来越大的进展[38]，但是南部种族隔离制度的残余和北部事实上的种族歧视的存在，仍然使黑人的经济社会地位难以彻底改观。一份1959年关于收入的普查资料表明，白人收入的中间值为4377美元，黑人收入的中间值为2254美元，白人收入几乎是黑人收入的两倍。在教育方面，白人平均获得10.9年教育，而黑人只有8.2年。[39]随着时间的推移，黑人的经济收入状况逐渐有所改变，但改变得较为缓慢，黑人在一些关键部门中占的比例仍然很小。1960年时，黑人在专业与技术集团中只占4%，在职员集团中占5%。即使到了1970年，按当时的统计，黑人男子中，也只有22%是专业人员、技术人员和职员，而白人男子中则有43%；黑人妇女中36%是专业人员、技术人员和职员，而白人妇女中则有64%；黑人男子中18%是非熟练劳工，而白人男子中只有6%；黑人妇女中18%是家庭仆役，而白人妇女中只有3%。[40]
与黑人在经济方面所遭受的不平等待遇相比，20世纪50—60年代，从蒙哥马利城到伯明翰城所发生的一系列针对黑人的严重的种族隔离事件，更时时向人们昭示着这样一种严酷的现实，即种族歧视的问题并没有随着美国社会的繁荣富裕而消失，黑人在政治、社会及经济上都未受到公平对待，他们一向受种族主义的严重迫害，处于社会的最底层。[41]
正如在“向华盛顿进军”的运动中，著名的黑人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于1963年8月28日在华盛顿林肯纪念堂前的群众集会上，发表他那篇激动人心的《我有一个梦想》的讲演时所说的，一百年以前，林肯就已经签署了《解放黑人奴隶宣言》，这一重要的法令犹如灯塔把辉煌的希望之光带给千百万饱受屈辱、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黑人。“然而，一百年以后的今天，我们不能不面对这一悲剧性的事实，即黑人仍未获得自由。一百年后的今天，黑人的生命仍惨遭种族隔离桎梏和种族枷锁的束缚。一百年后的今天，黑人仍生活在物质繁荣的汪洋大海所包围的贫穷的孤岛上。一百年后的今天，黑人仍蜷缩在美国社会的偏僻角落，感到自己是自己国家的流放者。”[42]
毋庸置疑，第二次世界大战以降，黑人争取民权的斗争颇具成效，获得了一定的发展。但所有那些给人以希望的进展都没能真正减轻陷于困苦深渊之中的广大黑人群众的痛苦和辛酸。“正像我们在通常情况中看到的，革命的力量和动力不是来自深刻的失望，而是来自萌发的希望和部分得到满足的期望。”[43]正是那些50年代以来黑人运动取得的某些进展，到60年代时，更加激发了他们争取自身权利的斗争。他们纷纷组织各种民权团体，在各地举行示威游行，并逐渐由早期的非暴力方式向暴力方式演变。战后黑人暴力革命的风起云涌，突出了美国国内黑人屈居二等公民地位这种情况所体现出来的民主神话与民主现实之间明显的差距，并促使为数众多的白人和自由主义组织参加到战后的民权运动中去。[44]而这种争取民权的运动也为美国60年代一连串的社会抗议运动开启了宏大序幕。
二 越南战争问题
伴随着国内黑人运动的激化，这一时期的美国在外交上面临着越南战争的困扰。“越战”成为美国60年代外交工作的主题。“二战”以后，出于其“冷战”战略思维的考虑，美国把东南亚看作它对外政策的重点关注区，与社会主义阵营在这一地带展开了激烈的争夺。肯尼迪上台时，东南亚的热点是老挝而非越南。但上台以后，他认为越南是美国面临的“最糟糕的问题”[45]，美国在南越扶植的吴庭艳政府的统治正在动摇。此时的美国政府把越南的战略地位看得比老挝更为重要，担心丢失越南将像杜鲁门政府“丢失中国”一样引起严重的政治后果，会对美国在东南亚的势力造成雪崩式的打击。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由最初肯尼迪政府时期采取军事援助政策，实行有限卷入方针[46]；到后来约翰逊政府决定扩大侵越战争，直接出兵轰炸北越，并派地面部队正式投入越南战争[47]，一步步陷入了战争的泥潭而无法自拔。
美国政府在越南和东南亚的战争政策，在美国的学生组织和社会各界人士中激起了猛烈的反战运动。“在战争开始以后的10年中，整整一代人被置于战争的掌握之中”，“越战和征兵成为青年生活中最刺痛他们的事件”。[48]国内大学生和反战的鸽派人士，不愿长期受战争所累，纷纷撰文反对越战，认为“越战不是一场国际侵略的战争，而是越南人自己的战争，美国人没有权利干涉别人的内政，所以美军参加战争是错误的”[49]，“越战不仅本身就是一个极大的错误，而且是不道德和邪恶的”，“是对孤立无助的农民进行的一场不可原谅的恐怖主义战争”。[50]1965年春，反战运动在美国各地如火如荼地展开，大学的学生和教师在这运动中充当了急先锋。他们打着“结束越战”、“停止屠杀”、“我不愿到越南作战”、“从越南撤军”、“有什么民主？这场战争正在使世界变得虚伪”等标语，对美国政府的战争政策及美国资本主义制度本身进行了无情的鞭挞和批判。正如“争取民主社会学生组织”的主席保罗·波特在他的一次反战演说中所指出的，“我们必须指出这个制度。我们必须提到它，描述它，分析它。因为只有当这个制度被改变，并且把它置于那些有希望阻止今天在越南发动战争，明天在南方杀人，以及随时随地对所有人民施加无数数不清的更狡猾的暴行的那些力量的控制之下才有可能”。[51]越南战争给数以百万计的人留下了无形无尽的伤痕，“征兵造成的损害就是使人们愤世嫉俗而逃避服役，破坏了教育，玷污了民族精神”，“越战使美国结束了它的纯真，使那些曾是年轻的理想主义者对社会失去了信任”。[52]作为美国60年代政治、外交上的一大难题，越战促使青年学者和大学生关心国事，批评政府的政策，抨击资本主义制度，极大地动摇了50年代美国社会“自由、和谐”思潮的基础。
三 贫穷问题
20世纪50年代是美国经济突飞猛进和志得意满的年代（A Era of Complacency）。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和战后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发展促进了美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使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从1950年的3181亿美元，上升到1960年的4392亿美元（经1954年美元计算），增长38%。每人每年平均实际消费，从“二战”结束时的1350美元，上升到1960年的1824美元（以1960年价格计算），增长35%。到1956年，81%的美国家庭有了电视机，96%的家庭有了电冰箱，67%的家庭有了真空吸尘器，89%的家庭有了洗衣机。[53]因此，有人开始声称：“眼光远大的专家可能会下此结论，如果长久如此繁荣下去，有关经济的问题可能从此消失，经济学家也将会陷入英雄无用武之地的窘境。”[54]
这种情绪未免过于乐观了，在战后有着“丰裕社会”之称的美国，贫困并没有消失，一些知识分子开始对这一问题予以关注。著名的经济学家约翰·加尔布雷斯（John Kenneth Galbraith，1908—2006）在其于1958年出版的《丰裕社会》（The Affluent Society ）一书中，就既谈到了美国社会中私人的富裕，也谈到了公众的凄惨，宣称贫穷依然存在于美国社会之中。他指出，“二战”后的美国虽然已经成为物质产品极为丰富的“丰裕社会”，但这种社会仍存在着严重的缺点：它过分强调物质至上，把物质产品的增加等同于幸福；其在收入分配方面也存在着严重的不平等现象。从某种意义上看，加尔布雷斯写作这本书的重点并不是要称赞美国社会如何丰裕，而是强调“丰裕”中所存在的各种严重问题。由于美国经济的高度发达和贫困问题的相对性，加尔布雷斯在这本书中所提及的所谓“丰裕社会”的贫困问题，在50年代并没有引起人们的多少注意。
到了60年代，这一问题更加突出，逐渐进入了越来越多人的思维视野。继加尔布雷斯之后，迈克尔·哈林顿（Michael Harrington）对这一问题给予了更多的关注。在他于1962年出版的《另一个美国：美国的贫困》（The Other America :Poverty in the United States ）一书中，哈林顿全面而详尽地披露了战后繁荣时期美国贫民的生活状况，在美国社会激起了广泛回响，使美国大众开始正视在“丰裕”的美国社会中依然存在的贫困现象。在这本书中，哈林顿通过自己的亲身体会和实际考察，详细地向人们描绘了一个与“富足的美国”相对应的“另一个美国”。他指出，在60年代的美国境内，有一个丰裕的社会。千百万美国人过着世界上最高水平的生活。但与此同时，在美国境内也还存在着一个不发达的国家，存在着贫困文化体系。这个美国的居民并不像亚洲的农民或非洲部落的人民那样过着极度贫困的生活，然而苦难的性质是相同的。历史与他们无关，进步没有他们的份，他们过着停滞、瘫痪、痛苦的生活而无力自拔。[55]
在哈林顿所描述的这“另一个美国”里，生活着各种各样被侮辱和被损害的穷人，他们中既有处于社会底层、流落街头的流浪汉，又有因技术变革而被社会日益抛弃的各种流动工人；既有“最早被解雇，最后被雇佣的”黑人以及同样遭到种族歧视的移民的后裔，又有属于次贫困文化体系的放荡不羁的文人和过着醉生梦死生活的“垮掉派”。对这些总数达到4000万—5000万的穷人来说，“他们过去是穷人，现在也仍然是穷人”。他们在身体方面和精神方面都受到了摧残，他们生存在对人类体面来说是必要的水平以下。[56]从哈林顿的描述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陌生的美国。它的国土是无形的，但却时刻能让人感受到它的存在。
总体来看，在20世纪下半叶的美国，大量贫困人口存在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科技革命和现代化生产的影响，使“富裕社会”中的一部分人不能适应社会发展对劳动力提出的更高的文化、教育和技术要求，他们不仅被排除出产业大军的队伍，而且被排除在产业后备军的行列之外。他们失去的不仅是就业的机会，而且是就业的能力和资格。它是美国社会矛盾进一步深化的重要表现，也是美国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在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新问题。面对这种情况，政府的种种福利政策虽然为短期失业者、退休老人、残疾人以及只有女性家长而又要抚养儿童的家庭，提供了保险和救济，但是对于身体健康而又失去就业能力，几乎濒于永久失业的穷人，除了救济之外，却没有一项长期的解决办法。“丰裕社会”中贫困问题的存在，凸显出美国制度的缺陷和社会的不公正[57]，这成了60年代社会不满的一个重要根源。
四 大学教育制度问题
在教育制度方面，美国战后快速发展的科技推动了大工业的迅猛发展，社会对各种专门技术人才的需求增加，使“知识产业”在60年代急剧膨胀，大学教育的功能发生了变化。此时的学校不再是拓展人自身精神快乐的美妙的“伊甸园”，而是变成了发展知识产业的前哨和培养产业后备军的基地，成为“军事—工业联合体的一部分”。学生们发现，随着美国工业的发展和对外扩张，大学变得越来越非人性化。他们几百个人坐在课堂上，只有在课堂上才能见到相关研究项目的一些教授。学校课程安排和人才培养都以企业家的需要和好恶为标准，学校逐渐成为官僚化、非人格化的机构。他们常常把这样的大学称作“工厂”，他们则成为这些“工厂”里的“产品”。[58]“学生们发现他们自己受到了一个巨大体制的压迫，这个体制以一种不能忍受的方式操纵着他们的生活。”[59]他们对于国家和大公司对高等院校控制的加强和学术研究自由天地的缩小，感到不满，对于自己沦入知识产业雇佣大军的地位，则感到厌恶。
由于自新政以后，教育制度多鼓励学生自由发言，学校逐渐成为各种学说的庇护所。这种自由教育和知识工厂携手共进的结果，在培养了大量社会所需人才的同时，也孕育了不满社会的青年知识分子。在麦卡锡主义彻底倒台后的社会环境里，他们开始不断批评、驳斥美国的各种制度，认为当代教育所安排的课程，只是为了适应资本家的需要，而从未考虑到学生的心理，学校已经成为一种宣传民主资本主义及国家主义的官僚机构，它所涉及的理论和课程与人生的需要脱节。于是，他们一改50年代“沉默一代”的缄默，开始“以愤怒的姿态猛击离他们最近的那一部分美国社会体制——学校本身”。[60]
对大学结构的第一次攻击于1964年发生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关于大学所有物能否用于政治集会的争论，很快升级为所谓的“言论自由运动”，大规模的游行使学校陷入瘫痪。开始时学生只是要求更多的自由（特别是在生活区），以及在大学的管理中有更大的发言权。后来，抗议扩大到对大学和政府的关系进行攻击（这种关系大多与战争有关）。这逐渐演化为对意识形态的攻击。他们把大学斥责为“那些控制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制度的人的工具”，“为工厂用来训练技术员的训练场、研究中心和教化年轻人的工具”，是“保护这个制度的意识形态的中心”。[61]从此以后，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大学校园不再有平静的学术生活，而是处处燃起了“伯克利事件”的烈焰，到处是“哥伦比亚大学苦恼的春天”。正如1960年，奥克兰的杰西卡·米特福德在《民族》周刊的报道中所说，“当前这新的一代大学生几乎完全去掉了整个50年代的冷漠、顺从的标签”。她预言，在未来的十年中他们将献身于“塑造世界的未来”。[62]
我们看到，20世纪50年代的许多美国作家和政治评论家宣称美国激进主义已经结束了。“老左派因斯大林的冷酷无情而受人质疑，只有一小部分固执的共产主义者还坚持苏联是一个正义和自由的社会。校园里没有激进组织，绝大多数学生对政治没有兴趣。学生的激情都倾泻在建立兄弟会上。一些教授反对学生的冷漠无情，担心当这些后来被称为‘沉默的一代’的无精打采的年轻人掌权以后，美国会变成什么样子。”[63]然而，事实否定了这些人的担心。在上述社会背景下，60年代的青年一代有感于外交和军事的失利、内政的缺失，不再相信美国现存的价值与体制，开始怀疑美国的既有成就。他们不再继续沉默，而是开始行动了。“他们找到了许多发泄激情的方式，一些人变成了嬉皮士，回避现代社会和它的喧嚣与污染，回到了自然之中；一些人致力于精神快乐，在瑜伽术和东方的宗教中找到了生活的意义，而大多数年轻人则转向了政治的左派事业，以表达他们的反叛。”“他们把激情和活力倾注于改革和建立一个更平等、更公正的社会之中。这些人构成了我们称之为‘新左派’的激进运动。他们在革命和激进主义里发现了他们其他的同代人在‘退出’或宗教里发现的那种意义。”[64]
20世纪60年代，是美国历史上一个燃遍抗议烽火的时代。黑人的抗暴斗争、学生的反文化运动与群众性的反战风潮一起，汇合成为一股激荡的洪流，对美国社会进行了猛烈的冲击。一群热情而激进的社会成员开始聚集在一起，成立各种团体，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达到他们改变美国社会的目的。一部分历史学家则开始尝试由历史来说明一切，认为过去的历史解释把美国描绘成一个自由平等的国家并不正确，美国社会所存在的上述诸多问题便是最好的明证。他们要从历史的“沉积岩”中找寻出这些问题的根源，因此在解释美国历史的方式和态度上与以前截然不同，一股社会批判的思潮开始在美国历史学界勃然兴起。可以说，美国“新左派”史学的出现，正是在史学方面对60年代美国社会动荡不宁和阶级斗争尖锐的自然反映和必然产物。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到美国史学研究的发展与客观环境之间所存在着的密切关系：一般来说，当客观环境改变时，社会思潮也会随之而变，历史研究亦随之出现新的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