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突然又来找我了，也不解释为什么这么多天不来，仿佛我应该心知肚明。但是这一次他有点失魂落魄。这表情折射在我的眼睛里，我看着他，竟然说不出一句话来，脑袋一片空白，别人的情愫，别人的故事，我掌控得游刃有余。可是临了到自己身上，我就词穷了，茫然、无知，手足无措。他其实明白我为什么而苦恼，他只是不愿意去直面那一部分。这样，就变成是我的责任了。半晌，他说：“我又要去南京了，以后你该清静了，我也不能像现在这样任性，想你就来找你，要说有个理由没有？还真没有，就只是单纯地想来看看你。”“是和你太太一起去吗？”话说出口我就后悔了，不应该提到他太太的，怕他误会这是我心中的一个结，其实也没有什么，他知道我不在乎的。他略微顿了一顿，说：“我们怕是要离婚了。”我竭力使自己保持平静，脸上没有多余的表情：“哦？是为了什么？”“还要问？”我没有作声，明晃晃的阳光透过阳台的玻璃门折射进来，不够含蓄，周围的空气飞絮般迷蒙。他靠近我，拿起我的手，紧紧握牢，笑吟吟的一双眼睛看着我，说：“我们永远在一起，好吗？”这句话他不知说过多少遍了。“我现在不想结婚，过几年或许我会去找你。”我说得很含蓄，也很假。也许战后，他逃亡到边远小城的时候，我会渡水越山地找过去，也不一定。他微笑着没作声，心里一定也认为我是在说玩笑话。他讲起了在看守所时期，为了看我新写的东西，托看守替他买杂志：“当时就想出去了一定要来找你，你这名字脂粉气很重，也不像是笔名，我想着也有可能是男人的化名。如果是男人，我也要来找你，所有能发生的关系都要发生。”他一边说着一边微笑望着我。他的正面比较宽，笑起来更有点女人气，而且是市井的女人的坏心眼的笑。
坐了很长时间，他走了。我把这件事告诉了姑姑，这么个情感负重，实在需要有个交代。姑姑听了笑道：“这算是求婚吗？我一直都好奇人家求婚会怎么说。”我说：“他还说了要离婚的。”姑姑说：“你要想清楚，现在离婚是便当，但你是知道的，在婚姻上你们俩还是情形不同。再说，男人的话你也不必当真的。”我说：“我知道的。”
胡兰成真的没有再来过，一两个星期之后，姑姑忽然说：“他又有好几天没有来了。”我笑着说：“你怎么比我还急？”姑姑在一旁没出声，后来我细看，原来她在笑。我这句话太毒了点，也太没头没脑了。姑姑捂着肚子笑得没有一点声音。后来她让我帮她剪头发，我们常常在家互相帮忙剪头发。但是一直剪肯定不行，在头发烫过又长得比较长后，自己在家这么修剪一次，或两次。顶多两次，然后要去美发店再烫，否则一直自己弄，会将发型弄得奇丑无比。这是姑姑的看法，也是我的看法。我们常常在家是这样，将一张大报纸中间剪个洞，套在脖子上，然后就左看看，右看看，哪儿长了，就剪哪儿。当然得在大玻璃镜前，当然我们两人要互相商量，常常我们的审美观惊人的一致，而不管我剪或她剪，一般都是恰到好处，因为我们都是看准了才下手。剪过后洗头发，再吹一吹，姑姑坐在镜子前说：“蛮好的，看来，我们可以开个美发店。”我说：“你开吧，我是没有兴趣，我这辈子，除了发挥我的天才外，别无目标。”姑姑翻了我一眼：“哼，天才？跟着天才讨饭吃。”
胡兰成一直没有来，春寒，冷得有些湿腻。走在路上，我的心情却十分轻松，感觉一件事情就这样圆满结束了，真好。虽然，也有些惆怅，我对他也并不是完全没有好感。我真的以为我和他之间不会再有交集了，我在想象中太了解他们这些当小官的。就在我断了念头时，他又来了。那天早晨开门看到他，我露出了诧异的微笑。他以一贯的笑吟吟的神情说：“直觉让我再来一次。”他带来了几本日本版画册，坐在沙发上和我一起看，突然他说：“我想如果你真是愚蠢的话，那也是不行的。”他停了停，又自顾笑道：“我总是忍不住对别人讲起你，那天拿着你的相片问别人，你觉得这位小姐美不美？人家说，风度很好。我就生气，你在我心中超过了任何一个人，我认为没人比得上你。”最后一句话让我脸红，头低下去。还好，我可以假装欣赏画册掩饰一下，想起了旧小说里那句滥调：“怎么也抬不起头来，有千斤重。”也是真的抬不起头，是真的还是在演戏？他温热的唇贴上来，柔软、湿润，来不及反应。我瘦削的手腕悄然溜上他的肩膀，围在他的颈项上。我想我就是这么贱，这么不听自己的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