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我和胡兰成很早就离开了，是我提议要走的。苏青看出我的不高兴，一直陪着走到路口，帮着我们叫了辆黄包车。一路上我和胡兰成挤着坐在一起，像往常一样，谁也没有说话。清冷的空气中流动着淡淡的酒气，是从他身上散发出来的。街边的人行道上布满了厚厚的梧桐落叶，风一卷就滚两圈，又停住。路过霞飞路，天色渐渐暗了下来，闪烁的霓虹灯都亮了起来，舞厅、咖啡馆门口逐渐聚集起了潮涌般的人群，整条街道的热闹即将迎来最巅峰的状态。我突然想起小时候姑姑和母亲带我来这里玩，后来我和姊妹们，还有炎樱，还有镇江那个女同学，也总会到这里来玩。我们一般先去拐角处的老大昌先吃上一块拿破仑蛋糕。层层叠叠的奶油，腻软浓郁，咬一口，那个香呀，像拿破仑对约瑟芬的爱情。这一切仿佛就发生在昨天，心中一闪而过的念头，想独自一人逛逛霞飞路。我急忙叫停了车子，对胡兰成道：“我就在这里下，想一个人走走。”胡兰成不放心：“晚上天气凉，你穿得这样薄，还不冻坏了？”听得出他是真的担心我，我说：“没事，我慢慢往家走，走到家正好差不多姑姑也到家了。今天你和苏青也喝了不少，你早点回家休息吧。”他像是要下来陪我一起走，我用手势制止了他，对他挥挥手。他的脸上写满无奈，却不再坚持。我扣上风衣最上面的两颗纽扣，看着他和黄包车消失在五彩霓虹的尽头。
我先去老大昌里买面包，姑姑喜欢吃这里的羊角酥，买回去一定讨她欢喜。面包店二楼设有雅座，提供一些红茶、咖啡、意大利面，这个光景还有人在排队等座，都是一些富裕又有闲钱的人。我买了两打，又去了帽子店，我想买一顶帽子，配我那件稻草黄的外衣。但是看遍了六七家帽子店，没有一顶合适。看来，那件稻草黄的外衣今年仍然穿不了，这实在是一件让人遗憾的事。因为再不穿，我就不能再穿它了。回家的路上，一辆脚踏车从身边经过，车轮装了一只小红灯，转出荒凉中最美丽的曲线，路上很多人在看。
我刚刚进门，苏青的电话就追过来了：“喂，爱玲啊，我真是太高兴了，《中国日报》社要我们去参加他们的活动呢。你们一走，我就接到他们的电话。”我说：“哦？什么活动？”苏青说：“具体的我还不了解，好像是一个女作家恳谈会，名单中也有你，只是不知道你的电话，我告诉了他们。”我若有所思，苏青说：“真是愁死了，我不像你，是个衣裳架子，家里就像个裁缝铺子，衣裳多得不得了。我是没衣裳的，想求你帮个忙，帮我参考参考穿什么吧？”我笑着说：“还以为你都快忘记自己是女人了呢，再说，我哪里是什么裁缝铺子，我出门找不到衣服穿。”苏青说：“还不是没有男人，只能把自己当做男人使了—”过了一会儿，她又补充一句：“所有的女人都一样，永远缺一件衣裳—你推荐个裁缝店，要你常去的，我想做几件衣服。换种风格吧，不然我那些衣裳，不能穿出去见人的。”
我推荐苏青在我常去的裁缝店做了一件黑呢子衣，几天后我约了炎樱，我们一起去试衣样。一见面我说：“我自己是什么风格都捉不透，就是想到什么就穿什么的。”苏青说：“你还能想到，我是实在想不到的，同一件样式、颜色，恨不得做个几十件，一路穿到死。好看不好看顾不上了，横竖总有得穿。”
这家服装店叫“造寸服装店”，从前我住在这附近，这是姑姑向我推荐的，当年她和我妈的衣裳都在这里做。一进门，造寸裁缝在—当然，他永远都在的。从小到大，要是被我称为“造寸师缝”的那个男裁缝不在，我不知道在上海该怎么活下去。他眼睛有点不好了，几乎是盯了我一眼，并不是很客气。他是浦东人，个头不高，脖子上永远搭着皮尺，手艺精湛，价格还公道。他把手里扣子盘好，才放下活过来照应我们，把苏青那件做好了衣样的黑呢子衣裳拿出来让她穿上，因为是衣样，所以缝得粗针大线。炎樱后退几步一看，摇头：“不好看，像个壳子套在身上，黑颜色也太老气。”苏青看了看，剪掉线头，说：“不错，黑色是我挑的，我喜欢这简单的样子。”炎樱又说：“线条简洁于你是最相宜的，但是黑色太老气横秋，可是也没办法了，但是这大衣上翻的领子不能要。”我点头：“唔，简单最美，这边的褶皱要取掉，方形的口袋也去掉，要装个暗扣才好。”苏青像个木偶任人摆布，对我们的高度信任慢慢流失，脸色也渐渐不自然起来。她用商量的口吻说：“我想，纽扣总是要的吧？大家都有，你要没有，好像有点滑稽。”炎樱睁着乌黑的眼睛：“为什么要和大家一样？自己的衣服，自己的，就是要和别人不一样。”苏青讪笑：“古板了这么多年，一下子要，太特别，像爱玲那样子，我也只能欣赏，鼓足勇气也穿不出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