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当然必须挣钱才能生活、写作，但是他决不应该为了挣钱而生活、写作。出版的最主要的自由就在于不要成为一种行业。
——马克思
1842年1月，莱茵省的自由资产阶级的代表们康普豪森、汉泽曼等人在科伦创办了《莱茵报》。
当时，青年黑格尔派活动家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而且都是精明强干、笔锋锐利的人，因而得到资产阶级的信任，成为这份莱茵地区资产阶级机关报的编辑和主要撰稿人。但该报最初的方向不明确，自由派气味太浓，因而没有引起广大读者兴趣，订户只有400户左右。
从1842年5月起，马克思开始为《莱茵报》写稿。
他发表的首篇文章是《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一篇论文）——关于出版社自由和公布等级会议记录的辩论》。这篇文章与《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一样，都是为了捍卫出版自由、反对书报检查制度的。
马克思指出，在出版自由的问题上，参加辩论的不是个别的人，而是一定的等级；每个发言人对出版自由的态度，是由他们的等级利益所决定的；在省议会关于出版自由问题的辩论过程中，每个人都为自己的等级利益而斗争，因而，“某个集团的精神、一定等级的个体利益、先天的片面性都表现得极其强烈、凶狠，露出一副狰狞的面孔。”
根据各个等级代表在莱茵省议会上的发言材料，马克思卓越地分析了诸侯、贵族、市民和农民代表对出版自由的不同态度。
诸侯等级坚决反对出版自由，热烈欢迎书报检查制度。他们认为，在有出版自由的国家，例如荷兰，出版物不仅“未能防止沉重的国债，并且在极大的程度上促使了革命的爆发”；而在实行书报检查制度的普鲁士，“真实而高尚的精神发展”并没有受到限制。这种荒谬的论调遭到马克思的痛斥。
马克思指出，出版自由并不是万能博士，不是包医百病、有求必应的医生；因此，要求出版自由来防止国债，这是毫无道理的。“这种要求正像一位大发雷霆的作家怪他的医生只是给他治好了病，却没有同时使他的作品不印错字一样。”至于说荷兰的出版物促进了比利时的革命，这更不能成为反对出版自由的理由。比利时脱离荷兰，完全合乎历史情况和人民要求。自由出版物参加了这个革命，正说明它是人民革命的一部分。而在实行书报检查制度的德国，精神的发展遭受了不可弥补的惨重损失。“当时著作界中唯一还有生命跳动的领域——哲学思想领域，已不再说德国话，因为德意志的语言已经不再是思想的语言了。”虽然这个时期德国也产生过一些优秀的著作，但这并不是书报检查制度的功劳，恰恰相反，它们是由于违背了这个制度才产生的。马克思指出，法国革命时期最伟大的演说家米拉波虽然是在监狱里受教育的，但是，难道可以由此而认为监狱是培养演说家的高等学校吗！
贵族等级也坚决反对出版自由。他们认为，自由是“个别人物和个别等级的个体属性”，因而，普遍自由是有害的。从这个观点出发，他们捏造出种种理由来反对出版自由。例如，他们说，人一生下来由于不完善不成熟而需要教育，自由出版物广泛传播坏的原则，进一步鼓励坏的思潮，从而会造成道德败坏。
马克思逐点驳斥贵族等级的谬论。他首先指出，用所谓人类不完善作为反对出版自由的理由，是荒谬的。如果一种东西的不完善是反对另一种东西存在的理由，那么，人根本就没有生存的权利。因为不仅人本身是不完善的，而且世界上所有存在的事物都是不完善的，“我们的辩论人的议论是不完善的，政府是不完善的，省议会是不完善的，出版自由是不完善的，人类生存的一切活动范围都是不完善的……只要有任何一种活动范围由于这种不完善而不应当存在，那就是说，其中没有一种活动范围是有权存在的，就是说，人根本没有生存权利。”
所谓出版自由会传播坏的思想和影响，败坏社会的道德，也是毫无根据的。马克思指出，不是自由的出版物传播坏的思想和影响，造成道德的败坏；恰恰相反，传播坏的思想和影响，败坏社会道德的，正是经过检查的出版物。因为这种出版物宣传伪善，欺骗自己和欺骗人民，而且要求人民拥护这种欺骗。它使整个民族的道德败坏，使人民“不是在政治上有时陷入迷信有时又什么都不信，就是完全离开国家生活，变成一群只管私人生活的人。”
自由出版社当然也有缺点，但它在自己的发展过程中能够自己克服，根本没有必要由检查制度来“预防”或“纠正”。检查制度不是一个对症下药的医生，而是残害人类精神发展的庸医。它“治疗一切病症都用那唯一的万能工具——刀子。……它是一个施行外科手术的唯美主义者；我身上的一切，只要它不喜欢的它就认为都是多余的，它认为不顺眼的地方就都砍掉。它是一个江湖医生，为了不看见疹子，就使疹子憋在体内，至于疹子是否将伤害体内纤弱的器官，他是毫不在意的。”
马克思接着分析城市等级即资产阶级的态度。城市等级中的一部分人，也反对出版自由。他们说，出版自由本来是很“美妙的东西”，可惜它被“坏人”参与了；因此，除了把它扼杀之外，没有其他可靠的办法。他们举例说，在法国由于存在出版自由，因而造成“事态的变动和对未来毫无信心”。这是那些被人民群众要求自由的呼声吓破了胆、特别是对法国刚刚出现的无产阶级斗争感到恐惧的“资产者反对派”的态度。他们是典型的德国庸人，惯于用“琐碎的理由来解释伟大的事情”。这些谬论的荒唐可笑是一目了然的。马克思甚至不屑于用较多的笔墨去批驳它，只用辛辣的笔调，给人们勾画出这些“城市反动派”的嘴脸。他讽刺地写道：宇宙科学发现地球是恒动的物体时，不少安闲的德国庸人曾紧紧抱住自己的睡帽，对祖国的永恒变动唉声叹气；而对未来的毫无信心，使他们对随时能倒立的房屋也发生憎恶。这就是城市反动派的写照。他们反对出版自由的理由，也与憎恶房屋的理由一样荒谬可笑。
资产阶级中的另一部分人赞成出版自由。他们从维护行业自由的角度出发，为出版自由作辩护。他们认为出版自由和行业自由，都是一般自由的不同种类，既然行业自由可以存在，为什么出版自由就不能存在呢？
马克思对这种论调做了精辟的分析。他指出，这种观点虽然“比德国自由主义派那种内容空洞、含糊其词、模棱两可的议论来得高明”，但是，把出版自由降低为行业自由，这是“在未保护之前先行扼杀的一种对出版自由的保护”。因为所谓行业自由，不过是买卖的自由，追逐利润的自由。如果把出版自由降低为行业自由，把出版物当作挣钱的手段，这样的出版物，即使摆脱书报检查的束缚，也绝不是自由的。他写道：“作家当然必须挣钱才能生活、写作，但是他决不应该为了挣钱而生活、写作。”因此，“出版的最主要的自由就在于不要成为一种行业。”
上述几个等级的代表，虽然对出版自由持不同的态度：有的人反对出版自由，有的人充当出版自由辩护人的角色，但是他们只有倾向的不同，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他们之中，“一部分人以等级狭隘性反对出版物，另一部分人则以同样的狭隘性为出版物辩护。”
在省议会中，只有少数几个农民等级的代表反映了人民的要求。他们主张“人类精神应当根据它固有的规律自由地发展，应当有权将自己取得的成就告诉别人”。他们指出，德国人民对出版自由的要求，比任何国家的人民都更加殷切。马克思认为这是一种“英勇果敢的可贵观点”。可惜这种观点在议会中非常孤立，从这里也可以反映出议会的阶级实质。
马克思也热情歌颂自由的出版物，认为自由出版物是人民精神的慧眼和英勇喉舌。他指出，虽然反动派对自由出版物横加摧残，但是，正如屠杀不能发现真理、拷问台上拉长脊骨不能使人丧失刚强一样，扼杀出版自由的书报检查制度既不能改变人们争取出版自由的决心，也不能阻止人类文化的发展。他庄严地号召作家为维护出版自由而斗争。他指出，作家不应该把作品当作达到个人目的的手段，而应该用自己的作品为革命服务。在必要的时候，作家应该勇敢地“为了作品的生存而牺牲自己个人的生存”。
通过对出版自由问题的分析，马克思深刻揭露了省议会的实质。指出：出版自由的辩论，像一面镜子一样，反映了省议会并不是真正的人民代表机关，而是欺骗人民的“故意摆弄的幌子”。它根本不反映人民的意志，不代表人民的利益，因此，不应该对它存在任何幻想。
《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一篇论文）》，表明马克思的观点已前进了一步。他不仅一般地反对普鲁士专制制度，而且已经看出这个制度的阶级实质，指出所有剥削阶级实质上都是出版自由的敌人。特别值得指出的是，他已经看出资产阶级所谓“出版自由”的虚伪性，认为资产阶级虽然主张出版自由，但它不过是以物质束缚代替精神束缚。实际上，像法国那样的资产阶级出版物，不是自由太多，而是自由太少。因此，真正的出版自由必须既摆脱精神束缚，又摆脱物质束缚。
马克思这篇论文写得非常出色，得到当时先进的德国人士的热烈赞扬。政论家卢格写道：“对于出版自由，再不能有比这说得更深刻透彻的了。我们的报纸能够首先发表这样成熟、这样卓越、这样善于清除混乱思想的权威作品，确是可以自豪的。”
在《莱茵报》的创刊初期，经马克思推荐，青年黑格尔派成员鲁滕堡担任报纸主编。但在办报过程中，鲁滕堡表现出“毫无批判的能力，又缺乏独立性和才能，”不能胜任主编工作。
1842年10月15日，该报的股东们邀请年仅24岁的马克思担任该报主编，尽管担子不轻，可这正好为马克思提供了一个政治斗争的舞台，所以，他欣然同意并迁居科伦。
马克思具有极高的批判能力，鲜明的政治立场和编辑工作方面惊人的组织才能。他主持编辑部期间，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来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报纸的“革命民主倾向表现得愈益浓厚”。
同时，马克思还经常组织、参加作者和读者的座谈会，讨论各种社会问题，他还邀请更多的知名民主人士作报纸的撰稿人。
这样，报纸在社会上的影响迅速扩大，不仅超出莱茵省，而且超出普鲁士。1842年8月报纸只有885个订户；同年11月订户增至1820个；1843年1月又增至3400个。这在当时是个很大的数目。
马克思在《莱茵报》上发表的文章，成了该报的主旋律，普鲁士政府为此感到严重不安。在马克思的一组评论莱茵省议会的文章的第一篇发表后，第二篇关于教会与国家问题的关系的文章，被检查机关禁止刊登。
马克思的《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三篇论文）》使当局更加愤怒，文中评述了省议会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真正的现实生活问题”。在这篇文章和随后发表的《摩塞尔记者的辩护》等文章中，马克思公开捍卫政治上、社会上受压迫的贫苦群众的利益。
当时，德国正处在资本原始积累阶段。其主要形式之一，就是地主对森林、草地和从前由农民公共使用的土地进行大规模掠夺。农民为了反对掠夺，便到处砍伐树木。1836年，在普鲁士邦所有20万件刑事案件中，与私伐林木、盗捕鱼鸟有关的就有15万件。
在第六届莱茵省议会中，对所谓“林木盗窃”问题进行了激烈的辩论。地主和新兴资产阶级的代表，在省议会中坚决维护林木占有者的利益，要求对一切私伐林木的行为处以重刑，甚至要求把捡拾枯枝的行为也当作“盗窃”来惩治。
马克思利用省议会的辩论记录，揭露了林木占有者的贪图私利和省议会维护剥削者利益的阶级实质。指出，林木占有者的本性是“愚蠢庸俗、斤斤计较、贪图私利”。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一方面，把斧头和锯子区分开来，要求对用锯子代替斧头砍伐林木者加重治罪；另一方面，又把捡拾枯枝和盗窃林木这两个根本不同的行为混为一谈，要求对捡拾枯枝的人也按“盗窃”论罪。他们为了幼树的权利而牺牲人的权利，为了枯死的树枝，不惜把许多无辜的贫苦群众“从活生生的道德之树上砍下来，把他们当作枯树抛入犯罪、耻辱和贫困的地狱。”
通过分析“林木盗窃法的辩论”，马克思指出，等级国家的法律，是为了剥削阶级的利益服务。在等级国家里，“法律不但承认他们的合法权利，甚至经常承认他们的不合理的欲求。”等级国家不过是大私有者统治和掠夺人民的工具，私人利益就是国家机关的灵魂，一切国家机关都不过是大私有者的耳、目、手、足，为大私有者的利益探听、窥视、估价、守护、逮捕和奔波。
评论莱茵省议会关于林木盗窃法辩论情况的论文，虽然主要的不是从经济方面，而是从政治和法律方面揭露剥削阶级的本性，但是，在这篇文章中，马克思已经初步按照人们的经济地位来研究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并且看出国家和法不过是大私有者的工具，公开表明自己站在备受压迫的贫苦人民一边。这就说明，他对社会的观察已前进了一步。
像其他论文一样，马克思这篇文章也得到德国先进人士的热烈赞扬。1843年2月28日，《曼海姆晚报》对这篇文章作了如下评论：“这篇长文的读者还都很清楚地记得，作者在钻入代表们的空论以后从内部加以摧毁时所表现的那种机敏和果断的智慧，那种真正令人敬佩的辩证法；具有这样的势如破竹的摧毁力的批判的智慧是不常见的。”
1842年底，《莱茵报》未加署名发表该报记者科布伦茨的通讯，叙述摩塞尔河沿岸葡萄种植者的贫困处境，批评政府对他们不加任何帮助。莱茵省总督冯·莎培尔对这篇通讯十分不满，指责记者造谣中伤、诽谤政府和引起敌意。
官方对《莱茵报》提出直接的挑战。作为《莱茵报》主编，马克思立即起而应战。
1843年1月15日至20日，《莱茵报》发表了他的重要论文：《摩塞尔记者的辩护》。
针对莱茵省总督莎培尔关于“歪曲事实、诽谤政府”的指责，马克思列举大量材料，说明摩塞尔河农民的贫困状况是无法否认的：“谁要是明白葡萄酒酿造者目前的悲惨境况已经在他们的家庭生活中、在他们的业务活动中、甚至在他们的精神状态上引起了怎样的（愈来愈厉害的）变化，那么，当他想到这种贫困状况将继续保持下去，甚至还会变本加厉时，他一定会大吃一惊。”但官员们不愿承认农民的贫困，认为这是夸大其词。当这贫困状况已尽人皆知的时候，则把过错推给农民，好像贫困和灾难是由他们自己造成的；在官僚们看来，农民的贫困与政府无关，不必进行帮助。这样，他们就充分暴露了自己的利益与农民利益相对立的真面目。
这篇文章是尖锐的。马克思对遭受压迫的贫苦农民十分同情，对傲慢的官僚进行严厉的鞭挞。作为人民的代言人，他的文章从内容到形式，都反映了人民的呼声。他的文章受到人民的欢迎，却吓坏了反动派。关于《摩塞尔记者的辩护》，马克思原计划写五篇长文。但只发表了两篇，文章的其余部分：《摩塞尔河沿岸地区的毒疮》、《摩塞尔河沿岸地区的吸血鬼》、《有关改善这种状况的办法的建议》被书报检查官禁止发表，手稿也没有保存下来。
为了写作这篇文章，马克思收集和查阅了大量文献资料，到摩塞尔河沿岸农村进行实地调查。同以往其他文章比较起来，这篇文章更多地接触了经济问题。后来他一再说过，关于摩塞尔河农民状况的论战，是促使他从纯粹研究政治转而研究经济问题的重要原因。
马克思认为，报刊应该是人民日常思想和感情的表达者。它必须生活在人民之中，“真诚地和人民共患难、同甘苦、齐爱憎。”他参加《莱茵报》的工作，尤其是担任该报主编以后，始终坚持这个办报原则。报纸有计划地发表一系列文章，揭露普鲁士专制制度对人民的剥削和压迫，引导人民群众关心国家的前途，为民主革命运动制造舆论，积蓄力量。
报纸是一个复杂的有机体。办报工作既需要坚定的立场，又需要高度的组织能力。马克思担任《莱茵报》主编时，把报纸的编辑工作组织得井井有条。
在普鲁士这个没有警察局发的牌号连狗也不能生存的地方，要把《莱茵报》这样的政治机关报办下去，从早到晚都要忍受书报检查的折磨，对付总督的指控、省议会的责难和股东的埋怨。为了不给书报检查机关找到查封报纸的借口，马克思十分重视斗争策略，尽量避免在报上发表一些没有实际意义的“过激”言论。他认为，“正确的理论必须结合具体情况并根据现存条件加以阐明和发挥。”他反对离开具体情况，不顾现存条件而大唱高调。
同书报检查官的斗争，耗费了马克思大量精力。为了冲破书报检查制度的束缚，马克思施展了巧妙的斗争手腕，使那些不学无术的检查官束手无策。后来，马克思曾以愉快的心情回忆他当年捉弄检查官的情形。
按当时的规定，报社必须连夜把清样送给检察官审查后，才能在第2天出版。负责检查的这个官员根本不懂得文章的好坏，只知道例行公事。但他还不懂装懂，每次都用红色铅笔在样刊上东勾西划，不仅给进步文章的发表设置了障碍，而且还给排版印刷带来很大麻烦。为了作弄这位检察官，马克思想出了一招。
一天晚上，检察官应邀带着妻子儿女去参加省督举办的交际舞会。在赴会之前，他必须先完成自己的书报检查工作。然而，这天报纸清样没有在通常的时间送来，检察官左等右等，一直到了10点钟，无奈只好先让他的家属先去参加舞会，同时派仆人去印刷厂取报纸的清样。可仆人到那里却发现印刷厂已经关门了。检察官非常气愤，于是自己驱车前往距离很远的马克思住所。
到了以后，检察官敲了很长时间的门都没人应声。过了好久，马克思才从3楼的一个窗口里探出头来。
“清样！”检察官向着窗户大声吼叫说。
“没有。”马克思不经意的回答说。
“啊！！”
“我们明天不出报纸了。”
说完马克思把窗户砰然关上了。检察官被这么一愚弄，气得话都说不出来。此时已是深夜12点了。
1843年1月19日，普鲁士内阁会议指责《莱茵报》是一家倾向极坏的报纸；认为它的“倾向显然是散布对教会和国家的现存秩序的仇恨，破坏它们，煽动不满情绪，恶意诽谤国家行政机关，侮辱友好国家”；决定从1843年4月1日起禁止该报出版。在停刊以前，对它实行双重检查，除原来的检查官外，政府还直接从柏林派来一名检查官。每天“报纸编好以后必须送到警察局去，让他们统统嗅一遍，只要警察的鼻子嗅出一点非基督教的、非普鲁士的东西，——报纸就不能出版。”
查封《莱茵报》的决定在莱茵省以至整个普鲁士引起强烈的反对。一些进步报刊正确指出，这个决定是对出版物讨论国家迫切的社会问题的最低限度权利的公然侵犯。几千人签名上书国王，要求撤销决定。摩塞尔河农民的请愿书写道：“《莱茵报》确实写过关于我们的家园和我们的状况，关于我们的权利和我们的命运的真实情况”，表达了对曾经捍卫他们利益的《莱茵报》的感激之情。
此时，部分股东想通过改用对政府友善的调门来挽救这家报纸，可是马克思坚决拒绝这种无理的要求。他决定退出该报，以示抗议，于是在3月18日的报纸上刊登了一篇声明：
本人因现行书报检查制度的关系，自即日起，退出《莱茵报》编辑部，特此声明。
马克思博士
1843年3月17日于科伦
同一天，检查官圣保尔向柏林报告：整个报纸的精神领导者马克思博士昨天终于离开了编辑部……我对这种情况感到十分高兴，因为现在我在这份报纸上所花费的时间还不到先前的四分之一。
马克思在《莱茵报》工作了短短1年，其中担任主编仅仅5个月，但对他今后的生活和思想却发生了重要的影响。
在大学读书的时候，马克思只是研究哲学和历史，对经济学一无所知。报纸的编辑工作使他接触到德国现实生活的各个方面，了解到许多从书本上无法了解的实际情况，推动着他去研究以前没有研究过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