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赞美大自然悦人心目的千变万化和无穷无尽的丰富宝藏，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和紫罗兰散发出同样的芳香，但你们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呢？
——马克思
马克思大学毕业后，于1841年7月来到波恩，准备在波恩大学谋个教席，讲授哲学，并与鲍威尔共同编辑《无神论文库》。为此，他进行了认真的准备，阅读和摘录了许多哲学论著，如特伦德伦堡的《逻辑研究》、亚里士多德的《论灵魂》、斯宾诺莎的《神学政治论文》和《通讯集》、休谟的《人生论》、罗生克兰茨的《康德哲学史》等。
按照马克思当时的学识、才能和在学术界的影响，他担任副教授是不成问题的。鲍威尔预言，如果马克思在大学讲课，必然会“引起极大的轰动”。
但是，天有不测风云，这时德国的政治形势发生巨大变化。
19世纪上半期，德国是一个政治上四分五裂、经济上十分落后的国家。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德国人民进行了长期的斗争。早在30年代初，受法国七月革命的影响，德国人民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政治运动，要求民主、自由和国家统一。运动很快被镇压下去，德国从此进入了一个黑暗的反动统治时期。
1840年春，普鲁士国王威廉三世病逝，他的儿子威廉四世继位。这是一个“最伪善、最狡猾”的封建专制君主。他登位初期摆出一副开明的姿态，但不久便“转向封建主义，最后建立起警察密探统治体制”。他不仅不打算进行任何政治改革，而且表示要维护和加强专制制度，并公开宣布：“请相信我这个国王的话，在我的时代，未经我事先许可，没有一个公爵，没有一个雇农，没有一个邦议会，没有一个犹太学校能够擅自取得现在根据法律或不根据法律属于王权的东西。”
在威廉四世统治下，书报检查制度十分苛刻。那些敢于发表共和主义言论的大学教授受到暗探的监视，不少大学生由于发表政治讲演而遭到逮捕和起诉。
威廉四世任命封建专制主义者艾希霍恩为文化大臣。老朽的哲学家谢林被聘请到柏林大学任教，担负批判黑格尔学说、反对青年黑格尔派的任务。哈雷大学学生因要求国王任命青年黑格尔派成员施特劳斯到该校任教而被申斥，青年黑格尔派成员鲁滕堡因为给自由主义报刊写稿而遭革职，卢格主编的《哈雷年鉴》等青年黑格尔派刊物被迫停刊，鲍威尔由于写了批判福音书、反对基督教、宣传无神论的著作，遭到了反动政府和教会的敌视。1841年秋天，文化大臣艾希霍恩解除了鲍威尔的波恩大学的教授职务，并动员一批反动文人和神学家来围攻他，一些大学也撕下“学术自由”的假面具，拒绝给他提供讲坛。
在这种环境下，进步学者被迫离开大学，马克思也不得不放弃自己的执教的计划。他不愿与波恩大学的那些思想僵化、政治反动的教授们一起工作，甚至与他们离得太近都觉得难受。
于是，马克思就把“批判的热情”转到舆论界，利用报刊作武器，对专制制度进行无情的斗争。
1842年1月至2月间，马克思写成了第一篇政论文章《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尖锐地抨击了普鲁士政府刚刚颁布的这部法令。
新检查令表示：“坚决反对加于写作活动的各种无理的限制……承认公正而善意的政论是重要的而且必需的。”这确实欺骗了一部分知识分子，有人错误地认为，新检查令有利于争取自由和进步的斗争，是走向出版自由的第一步。
马克思以自己特有的政治敏感和对事物的深刻洞察力，看穿了这个新检查令的虚伪性和欺骗性。他在《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中指出，新的书报检查令与旧的书报检查令没有根本的区别，它们都是代表封建贵族的意志和利益，以扼杀出版自由为目的。
首先，马克思认为，新检查令要求人们在探讨真理时必须严肃和谦逊。这是对出版物的严重束缚。
因为，所谓严肃，就是不许人们用自己的风格去写作。但是，“风格就是人”，如果人们不能用自己的风格写作，还有什么自由呢？这种用行政命令给人们指定写作风格的做法，只能造成出版界的死气沉沉和思想僵化。
所谓谦逊，就是不许人们探讨、发现和阐明真理。因为，“真理像阳光一样，它很难谦逊。”要求人们谦逊地探讨真理，实质上就是害怕真理，不许人们探讨真理，是“一种对付真理的预防剂”。
由此可见，所谓严肃和谦逊，就是反动政府对人们探讨真理的“阻挠”，就是对作家的“无理的限制”。这是完全违反精神自由的。
马克思反问：“你们赞美大自然悦人心目的千变万化和无穷无尽的丰富宝藏，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和紫罗兰散发出同样的芳香，但你们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呢？
我是一个幽默家，可是法律却命令我用严肃的笔调。我是一个激情的人，可是法律却指定我用谦逊的风格。
没有色彩就是这种自由唯一许可的色彩。每一滴露水在阳光照耀下都闪耀着无穷无尽的色彩。但是精神的太阳，无论照耀着多少个体，无论它照耀着什么事物，却只准产生一种色彩，就是官方的色彩！
精神最主要的表现形式是欢乐、光明，但你们却要使阴暗成为精神唯一合法的表现形式；精神只准披着黑色的衣服，可是自然界却没有一枝黑色的花朵。”
其次，同旧检查令比较起来，新检查令对写作活动增加了新的限制。它要求检查官密切注意出版物的倾向，规定：“如果作品因热情、尖锐和傲慢而存在有害倾向时，应禁止其发表。”这样一来，书报检查官就完全可以根据统治阶级的利益，以所谓“有害倾向”为罪名，对一切进步的、革命的出版物任意摧残。
马克思深刻地揭露这种法律的反动性。他指出，没有规定客观标准的法律，乃是恐怖主义的法律，是对非法行为的公开认可。实行这种法律，“作家就成了最可怕的恐怖主义的牺牲品，遭到了怀疑的制裁”。
接着，马克思详细分析法令的主要条文，深入地揭露它的欺骗性和反动性。
例如，法令规定：“凡怀疑个别人或者整个阶级思想方式的作品不得发表。”马克思指出，这一条剥夺了报刊对政府官员和国家各种制度进行任何监督的可能性。
法令规定，检查官应当采取措施，制止报刊登载所谓“内容贫乏和耸人听闻的新闻，或者各种流言蜚语和人身攻击的议论。”马克思指出，这一条使检查官拥有无上权力，可以为所欲为，“毫不踌躇地删去不合他口味的东西”。
法令规定，报刊编辑必须由那些具有学术才能、地位与品性都完美无缺的人担任。马克思指出，这一条剥夺了报刊出版人挑选编辑的权利。而且，这一条使社会地位成为编辑的决定性条件，因为学术才能和品性都是极不确定的东西，而社会地位却是极其确定的东西。有了这一条，政府就可以通过检查官挑选一些有社会地位的，也就是拥有土地、财产和特权的贵族及其代理人充当报刊编辑，使报刊在受到官方检查以前，先受编辑的检查。
马克思对此反问，既然政府拥有一批能够判断各种学术才能的人才——检查官，这些人必然具有更高的学术才能；那么，政府为什么不让这群人数众多、博学多才的官员去当作家，用他们的声势去压倒那些官方还没有承认其学术才能的作家呢？
马克思又进一步讽刺：让这些博学多才的人变成充满缺点的报刊的看守人是否值得？“使一种完善的东西沦为对付不完善的东西的工具，这样做是不是适当呢？”
最后，马克思指出：普鲁士书报检查制度是扼杀一切进步出版物的一无是处的制度。这个制度不需要放宽或改变，而需要根本废除。他写到：“治疗书报检查制度的真正而根本的办法，就是废除书报检查制度。”
在这里，马克思的评论实际上告诉人们，普鲁士的整个社会政治制度，正像书报检查制度一样，是反动腐朽的，它需要的不是局部的改善，而是根本的推翻。他把攻击的矛头对准了封建专制制度，表明自己是一个坚定的革命民主主义者。
马克思把这篇论文寄给了青年黑格尔分子、政论家阿尔诺德·卢格主编的《德国年鉴》，希望能够尽快刊印。但他也担心，这篇文章可能遭到书报检查机关的查禁而不能发表。事实果然如此。为了打破书报检查制度的束缚，卢格计划在瑞士出版《德国现代哲学和政论界轶文集》，选编一些在德国国内不能发表的政论文章。马克思完全赞同这个计划。他的《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于1843年发表于这部论文集的第一卷上。
马克思完成了第一篇政论文章后，立即把斗争阵地转移到刚刚创刊的《莱茵报》，通过这家报纸，继续进行反对普鲁士专制制度的斗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