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苏首脑戴维营庄园会谈降温冷战
1959年美苏戴维营首脑会晤已经过去60多年了，但人们始终对其充满兴趣。且不说这是战后美苏首脑的首次会晤，单就庄园外交和赫鲁晓夫在美国的言行就足以让研究者付诸艰辛的努力。然而，最重要的可能是围绕赫鲁晓夫美国之行的一些花絮和至今尚难以获得共识的戴维营精神。以庄园外交的方式力促当时两霸的美苏进行首脑会晤，并力求有所成绩是美苏的共识。然而非正式外交的庄园外交能否初战得胜，给美苏乃至世界以深刻的印象至少在当时还是颇具悬念的。
一、不得不进行的赫鲁晓夫美国行
1959年7月22日，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收到赫鲁晓夫表示接受访美邀请的信。让艾森豪威尔较为吃惊的是，赫鲁晓夫的美国之行与四国日内瓦外长会议必须有进展之间没有任何联系。艾森豪威尔于是很快召来狄龙和墨菲两位副国务卿以及古德帕斯特将军，一起研究自己开始草拟的复信的草稿。狄龙明确反对艾森豪威尔在信稿中将这二者联系起来。墨菲也说，他从来没有想到，在总统的思想里，邀请赫鲁晓夫与外长会议取得进展是有联系的；而当初他遵照总统的指示向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转达的邀请是无条件的。为此，艾森豪威尔训斥了这几个人，甚至一度萌发取消会晤的打算。
实际上，艾森豪威尔对首脑会晤尤其是美苏首脑会晤一直不热心，他曾经说：“我不愿意使自己对许多人寄予希望的政治首脑会晤的态度被看成是无法理解的固执，因而指示国务卿杜勒斯通过外交渠道宣布，如果其他国家确是对这种会晤感兴趣，那么我们愿意倾听他们的意见。”[1]“除非为了响应我们的盟友的这种愿望，否则我不会向赫鲁晓夫建议这样的会晤。而且即使举行这种会晤，也只是探索性的。”[2]在他看来，如果首脑会晤没有成果就没有必要进行。由于英国等的热心，作为对赫鲁晓夫愿意访美的回应，艾森豪威尔7月12日向赫鲁晓夫发出了有条件的邀请。这种条件即四国日内瓦外长会议必须有进展。而这在当时的情况下几乎无法实现，此后的事实也的确如此。因此，不管有意还是无意，由墨菲转达的邀请事实上表明，美苏首脑会晤在当时情况下是必须进行的。艾森豪威尔事后回忆也表明，他自己当时向墨菲下达任务时，的确有意思表达不明确的地方。[3]那么，究竟是什么改变了艾森豪威尔的初衷？赫鲁晓夫又为什么如此地希望访美？
首先，德国问题和柏林问题的僵局是促成戴维营会晤的直接原因。
二战结束以来，一直困扰美苏的核心问题之一就是德国问题和柏林问题。为维护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利益，美国一手推动美英法分割占领的德国合并，力推货币改革，从而直接引发1946年5月开始、历时3年的第一次柏林危机。第一次柏林危机的直接后果是柏林正式分裂为东西两个部分，并继而造成西德与东德的并立，德国分裂，德国问题因而产生。对于美国而言，一个统一的加入西方的德国是确保对苏联阵营优势的最佳选择。因此，美国不遗余力扶持西德的阿登纳政府。在西德实力极大恢复的情况下，美国与英国一道又努力说服法国，一手策划西德加入北约。1954年10月解决西德加入北约的伦敦—巴黎协定签署，1955年5月5日生效。该协定的签署，使西德正式获得国家主权并加入北约，从而完善了四十年代末以来美国针对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苦心孤诣构造的遏制性军事集团。这直接威胁到苏联的安全。为应对挑战，1955年5月14日苏联联合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包括东德）针锋相对地成立华沙条约组织，[4]欧洲的安全局势因而愈显紧张。
美国一直支持阿登纳统一德国的努力，协同其他西方国家不予承认东德。在美国等的支持下，加之西德自身的努力，西德经济迅速恢复并发展。而属于飞地性质的被东德包围的西柏林在该背景下更利于展示西方资本主义的吸引力。战后西方一直将西柏林称之为“自由世界的橱窗”，认为它是“铁幕上钻出来的一个小洞”。在东西德经济差距并不明显时，东德已经有不少知识精英和劳动力通过东柏林而进入西柏林。随着西柏林经济形势愈益强于东柏林，东德流入西德的各类人员就愈多，以致影响到东德正常的经济生活。因此，1958年10月27日，东德领导人乌布利希提出西方国家没有权利留在西柏林。只要美英法三国撤离西柏林，东德实现对柏林的完全控制，东德的人员流失问题就会得到根本解决。然而，不被西方承认的东德是难以对西方发出有力信号的。1958年11月苏联提出解决西柏林问题的办法。第二次柏林危机由此拉开帷幕。
苏联的办法是，要么结束对柏林的占领制度、把西柏林交给东德管理，要么苏联就将自己掌管的西柏林通道交给东德。为强调解决问题的决心，苏联还给西方提出六个月的期限。赫鲁晓夫说，西柏林已经变成一个毒瘤，必须消除，否则就会有导致十分不良后果的危险。苏联要做的就是通过正常协商的途径来加以消除。如果西方不同意将西柏林交给东德，由苏联管理的西柏林通道就会被东德接手；届时，西柏林随时都将面对来自东德的封锁。不管哪个办法，对于美国等而言，都是承认东德（第二个办法是间接承认），并且放弃其在西柏林的权利。这是美国等绝对不可能接受的。为此，美国等西方国家坚决反对。
美国等的基本立场是，东德是苏联炮制的傀儡政权，根本不能代表德国。要解决德国的分裂只能依赖阿登纳政府的努力，通过自由投票和选举的办法。通过该办法实现统一的德国将整个加入北约，而西柏林问题自然也应该在统一德国的过程中来处理而不是当前的做法。苏联的基本立场是，必须拔掉西柏林这个毒瘤；或者即使成立由东德、西德和西柏林组成的统一的德国，也必须实行“中立化”，推出军事联盟。由于双方立场尖锐对立，尽管双方不断举行会议协商解决，始终未能取得基本共识。而与此同时，西柏林的军事局势愈趋紧张。
为缓和日益紧张的局势，在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的介入下，1959年5月11日东西方外长会议在日内瓦开幕。美国提出西方国家的主张，计划分四个阶段重新统一德国：通过自由选举统一柏林，在德国统一前仍保留苏联和西方国家在此的驻军；建立全德委员会，由西德25人，东德10人组成，讨论两德之间的接触、负责起草选举法；然后依据该法举行全德自由选举，组成政府；在未定边界两边建立军备监督地带；由自由选举组成的政府签订合约。西方的主张有一定的退让，但在关键问题上并无后退，西方依然主张维持柏林现状、不承认东德、坚持统一后的德国加入北约等等。这显然不是苏联能接受的。于是，苏联继续坚持其基本立场。会议进行两周毫无进展。其间因参加杜勒斯的葬礼中断几天，5月29日继续开始。由于双方立场坚定，接下来的外长会议并无进展。
但是，不论苏联还是参与会议的美国、英国、法国都不希望空手而归。英国尤其希望在会上发挥建设性作用。英国提出，一旦会议破裂，赫鲁晓夫有可能提出召开美、苏、英、法四国首脑参加的最高会议（这已经有先例即1955年日内瓦四国首脑会议）。而到时无论接受与否，西方都将感到为难。与其被动不如抢在前面，由西方邀请举行一场非正式的四国政府首脑会议。由于该会议并非最高层会议，且具有非正式性，即使成果有限也容易被各方接受。英国首相麦克米伦认为，该邀请由艾森豪威尔提出最好。就在艾森豪威尔还在思考的时候，赫鲁晓夫向来访苏联的两位美国州长明确表示希望访问美国的意愿。当时，日内瓦外长会议已处于休会阶段。赫鲁晓夫就访美问题公开表态，显然有希望在德国问题和柏林问题上与西方达成妥协的打算。艾森豪威尔就是基于该考虑，很快发出明确邀请赫鲁晓夫访美的信函。1959年7月12日，艾森豪威尔交待墨菲向科兹洛夫亲手递交该信函，并指示后者向科兹洛夫说出更具体的口信。
其次，赫鲁晓夫大力推行的“三和”路线是其访美的苏联背景。
1956年2月，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提出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的“三和”路线。赫鲁晓夫将和平共处视为苏联“外交政策的总路线”。他认为，“只有两条道路，或者是和平共处，或者是发动历史上最具毁灭性的战争。第三条路是没有的”。
其一，核武器的出现改变了战争的传统观念，世界战争必须避免。杀伤力巨大的核武器不同于历史上的弓箭、大炮、机关枪和炸弹等武器，一颗万吨级的原子弹造成的瞬间伤亡远比机关枪的连续扫射和上千枚炸弹的毁伤更大更多更严重。在世界强国已经拥有核武器的情况下，一场大规模的战争会很快发展为核战争。核战争中不可能有胜利者。不仅参战国将面临巨大伤亡，甚至全世界都会面临灭顶之灾。因此，世界大战必须避免。
其二，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和平共处。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情况不同，二战后的社会主义国家已经形成一个体系，民族独立运动正蓬勃发展，资本主义体系在全世界的地位处于下降而非上升趋势。由于资本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日益势均力敌，相互间战争代价过于高昂，只能和平共处。
其三，两种制度间的和平共处是“和平竞争的基础”，是“阶级斗争的一种特殊形式”，是“阶级斗争最高形式、最重要的形式、特别有效的形式”。和平共处并不是放弃所有领域的斗争。意识形态领域不能放弃斗争，而支持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制度孰优孰劣的方面首先来自经济方面的竞争。哪种社会制度更能推动生产力更大发展，哪种制度就更优秀。赫鲁晓夫相信，社会主义制度更能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在两制的经济竞争中，社会主义将通过和平竞赛获胜。
第四，实现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的诸种条件已经存在并不断发展。赫鲁晓夫认为，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有些国家的工人阶级已经具备通过议会斗争的方式实现向社会主义的和平过渡，而不需要国内战争的暴力形式。
“三和”路线的根本目标是以和平方式、通过经济竞赛逐步战胜资本主义阵营。在当时国际格局条件下，战胜资本主义首先就意味着要在国力竞赛中赶超资本主义世界中最强大、最发达的国家美国。美国不仅是事实上的西方霸主，在整个世界也处于第一强国的地位，对全世界影响最大。因此，推行该路线必须将美国置于首要地位。赫鲁晓夫认为，美国“是我们在资本主义国家中的最强大的敌人，是为其他国家定反苏调子的首领”。赫鲁晓夫谋求通过改善与美国的关系来推进其“三和”路线。如果美国不接受与苏联和平共处，则社会主义阵营不可能与资本主义阵营和平共处。而标志美苏关系改善的重要标志就是高层互访，尤其是首脑会晤。为此，在大力推动改善与美国全方位关系的同时，赫鲁晓夫多次表示希望实现美苏首脑会晤。
赫鲁晓夫如此推崇苏美接近，其实质是鼓吹美苏合作、主宰世界。赫鲁晓夫说，美苏是世界上实力最强大的国家，两国关系的发展对国际局势有决定性的影响，既能使局势改善，也能使局势紧张。苏美两国只要联合起来，即只要他们克服了分歧，建立了和平合作关系，就会大大加强世界和平。任何其他国家想挑起战争，“我们只要用手指吓唬他一下，就足以使他安静下来”。因此，美苏关系的发展决定世界和平的命运，两国领导人肩负着特别重大的责任。而苏联将改善同美国的关系放在首位，并为此采取一系列有计划的步骤，创造两国直接接触的机会，促进两国关系的松动，逐步和解。
其一，通过插手各种全球性事务推动美苏首脑会晤。1955年苏联就改善国际紧张气氛提议召开最高级会议。经过紧密筹划与准备，1955年7月，美苏英法四国首脑会议在日内瓦召开。苏联首次实现与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大国首脑举行会晤。这不仅提高了苏联的国际声望，促进了与美国的了解，也为其推动下一次首脑会晤提供了经验和教训。
其二，推进裁军谈判和禁止核试验。这是赫鲁晓夫推动“美苏合作、主宰世界”的重要步骤和内容。为实现欧洲和平，苏联多次提出全面裁军建议，呼吁北约和华约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为推动禁止核试验，苏联还停止核试验。经过长期努力，1958年10月苏美英核禁试谈判启动。
此外，苏联还不断促进苏美经贸关系发展，以及在国际领域加强同美国的合作与争夺。美国是世界上同苏联没有通商协定的极少数国家之一。要展现自己制度的优越性，同美国建立和发展正常的经贸关系，在经济领域的和平竞赛中战胜对方对于苏联而言非常重要。为此，赫鲁晓夫多次在各种场合表示愿意积极发展与美国的经贸关系。即使多次受挫（有几次直接来自艾森豪威尔总统的婉言反对），赫鲁晓夫仍然孜孜以求。在有求于美国的同时，苏联也注意到与美国的竞争和和合作。在奥地利问题、第二次中东战争、第二次台海危机、民族解放运动和不结盟运动等问题上，苏联以大国地位自居，积极发挥影响，迫使美国不得不以平等地位相待。苏联“三和”路线的全面攻势不仅提高了自身国际影响，还为自己赢得了较好的国际形象。这在客观上有助于美国接受赫鲁晓夫的访美要求。
第三，濒临任期届满的艾森豪威尔对苏的战略考量是戴维营会晤的美国背景。
艾森豪威尔任总统期间，总统是外交政策当然的决策者，而国务卿杜勒斯被认为是当时外交政策的设计者和执行者。艾森豪威尔继续杜鲁门时期的遏制战略，但又在具体执行过程中表现出自身特点。整个总统任期，大规模报复战略、“解放”政策、战争边缘政策以及多米诺骨牌理论等均服务于遏制乃至战胜苏联社会主义阵营这个总目的。
艾森豪威尔政府确信，遏制并战胜苏联社会主义阵营不是一两代人的事，而是需要几代人付诸不间断的努力。正是意识到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同时还必须维持美国在全球的主导地位，美国的国家利益被重新确立。艾森豪威尔政府认为，“维护美国的安全，连同其根本的价值观和制度的活力”是美国国家安全政策的基本目标。[5]这就是表明，美国核心的国家利益不仅包括国家安全，还包括其价值观和有活力的制度。在维护国家安全的同时，美国的国家安全政策还要确保其价值观和制度。为此，美国不能投入过多的资金到国防领域，还应注意对经济的支持，即为了更大的安全，美国要在国防和经济发展两方面实现平衡。这是大规模报复战略出台的逻辑。
在大规模报复战略中，核武器被置于突出地位，核威慑成为核心要素。与其他武器相比，核武器并没有什么不同，其突出特点就是具有毁灭性的杀伤力。美国在欧洲的常规力量不是苏联的对手，即使大大加强也难以确保战胜来犯的苏军。而为了追求与苏军匹敌甚至超过的常规力量，美国要大大地增加军费投入。从长远来看，这将对美国的价值观和经济造成不小的消极影响，也不利于维护美国的国家安全。然而，如果在维持必备的常规力量基础上加大核武器的发展，在军费不增反减的情况下，不仅欧洲安全甚至全世界的安全都将有保障。同时，由于核武器的攻击性特点，美国遏制战略的被动性将会极大地扭转，对苏联主动性态势将大大加强。核武器的效用无与伦比，但其毁灭性的确有引起世界大战的可能性。美国不希望核大战，因而确保美国安全利益的希望在于有效的核威慑。因此，美国毫不介意地反复搞战争边缘政策，使苏联确信其会在特定条件下毫不犹豫地进行有限的核攻击，而不惧怕世界性的核大战。
当然，维护包括价值观在内的大规模报复战略也需要非军事性的手段。解放政策因而成为意识形态领域斗争政策的新创造。美国不仅要维护西方世界个人选择自由、政府程序性民主和经济事业为特征的生活方式，还要解放那些被共产主义制度奴役下的人民。杜勒斯称，“那些被奴役的人民是应该有自由的人民”，“我们必须时刻记住这些被奴役人民的解放问题。不过解放并不就是解放战争，解放可以用战争以外的方法达到”。美国最重要的工作是向他们表明，他们被征服不是永久的，不要丧失希望要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求得解放。就美国而言，推行解放政策实质就是采用政治战、经济战、心理战和宣传战来和平演化东欧乃至苏联的人民。另外，美国对有助于苏联经济实力增长的经贸往来并不热心，反而大力主张东西方的文化交流与合作，意图通过思想文化交流宣称其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对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展开意识形态攻势。因此，尽管美国在同苏联开展元首会晤、经贸交流等方面并不是很热心，美国还是希望与苏联接触，并不愿放弃任何一个有可能获得演变成绩的机会。
然而，就在美国大力推行大规模报复战略的时候，苏联军事实力有了极大的发展，其远超轰炸机、洲际导弹的发展不断掏蚀该战略的现实基础。在此背景下，艾森豪威尔政府不得不适时修改该战略，同时加强与苏联的接触，就裁军与禁止核试验等问题与苏联谈判。然而直到1959年6月，离任期届满只有不到两年时间，艾森豪威尔在对苏关系上依然并未取得什么突出的成绩。
作为一位依靠军功而赢得巨大声誉上台执政的总统，艾森豪威尔也的确在考虑给后人留下什么样的外交遗产问题。他明确表示，他有一个希望，就是要在卸任之前，通过巨大的个人努力，把苏联领导人哪怕软化一点点。在当时柏林问题极为紧张的情况下，为避免苏联与西方摊牌，客观上需要对赫鲁晓夫施加影响，以免苏联在该问题上采取单方面行动。他甚至在回复赫鲁晓夫同意接受邀请的信函中明确表示：“如果日内瓦会议有明显的进展，他在美国所接收到的接待就不一样。”艾森豪威尔所说的进展其实就是促使赫鲁晓夫暂停关于西柏林的威胁与反威胁。另外，越演越烈的军备竞赛也促使艾森豪威尔希望通过加强两人间的了解，在禁止核试验、裁军问题上能取得一些进展。艾森豪威尔并没有打算与苏联发展经贸关系，但为了回应赫鲁晓夫的和平竞赛，他的确想让这位当时共产主义世界的领袖见识见识美国社会的繁荣、稳定与自由。如果赫鲁晓夫意识到美国的先进性以及同美国的巨大差距，那么赫鲁晓夫多少会有些改变、苏联多少会有些改变。作为一个意志坚定、服膺民主的军人总统，艾森豪威尔也注意到盟国、国内的公众舆论都希望改善与苏联的关系，联系到对盟国的承诺和下届两党竞选，他也应当作出让盟国放心、让共和党可能继续执政的对苏举措。而这一切，也是完全可以包括在其大力推进的大规模战略之中的。
第四，不断发展的美苏关系成为推动戴维营会晤的强劲动力。
直到斯大林去世，冷战以来的美苏关系主要以对抗为根本特征。在相互对抗的岁月里，美苏间互不信任，在进行各种对抗的同时又注意维持局势不致引发世界大战。因而合作的因子在急剧对抗的时期已经在不断滋长。到赫鲁晓夫推出“三和”路线时，一味对抗的色彩至少在苏联这边暗淡不少。而美国本来就具有与苏联接触的意愿，希望通过多方面交流影响苏联乃至在几代人后成功和平演变后者。因此美国在谨慎应对的基础上也做出了不失为积极的回应。此时的美苏关系，不仅与斯大林时代已经大不相同，与历史上的大国关系也有根本区别。整体而言，此时的美苏关系对抗依然是主流，但合作的一面正在不断扩大。这种包含对抗与合作、合作因素不断滋长的复合性关系在美苏的相互需要下不断发展，最终成为推动戴维营会晤的强劲动力。
其一，作为各自阵营的领导国，美苏不仅实力远超其他国家，而且成为事实上各自阵营的代表，处理两个阵营间的对抗与合作。这在客观上成为推动美苏关系不断发展的基础性力量。该时期，两大阵营主要的事务就是德国问题和东亚问题（朝鲜停战后主要指台海问题）。由于西方不承认东德和新中国，这两大事务往往是由苏联作为代表与美国进行交涉的。两次柏林危机主要源于东德解决自身生存与发展的需要，苏联不可能将事关整个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安全利益弃之不顾。在苏联不断加大压力的情况下，美国同样必须为己方阵营的利益与苏联交涉。两次台湾海峡危机是中国解放战争的继续，主要是中国内政。但在美国看来，这是苏中共产主义的扩张，必须进行遏制。尽管中国的确不希望苏联插手，但苏联不可能置社会主义中国的安全于不顾。无论如何，中国并不具备单独与美国对抗的实力。因而，苏联直接介入台湾海峡危机，与美国针锋相对。尽管这并非苏联的初衷，但在苏联看来，这是其社会主义阵营老大哥的利益与职责所在。这两个问题都有引发世界大战的可能性，而美苏并不想在核时代对撞。因此，美苏在对抗的同时也在竭力控制己方阵营。为此，双方间的各种谈判不断进行、层次越来越高，美苏首脑会晤不仅很快成为可能并迅速实现，甚至开始常态化。
其二，回应苏联“三和”路线的对苏接触政策发展迅速，美苏首脑会晤已经水到渠成。自推出“三和”路线一来，赫鲁晓夫多次表示希望与美国建立并加强经贸关系，还不断宣称访美的意愿。1956年初，苏联向美国提出缔结苏美友好合作条约的建议。1957年5月，赫鲁晓夫在接见《纽约时报》总编辑的谈话中表示希望访问美国，并对不能成行而感到遗憾。同年10月，赫鲁晓夫在接见《纽约时报》首席记者时表示，美苏关系现状并不令人满意；苏联渴望改善两国关系，渴望全面发展两国和两国人民之间的合作与接触。1958年1月，苏联同美国签署了第一个文化交流协定，并发布联合公报。苏美间的交流接触正式开始。1958年4月，赫鲁晓夫致函艾森豪威尔，其美苏首脑会晤建议再次被拒。尽管如此，层次稍低的高层会晤却还是在进行之中。1959年1月，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米高扬访问美国。[6]这是战后以来苏联最高级别官员首次对美国的正式访问，直接开启了苏美高级别官员互访的大门。米高扬访美的主要目的是商谈两国贸易问题，其访问为美苏双方相互了解提供了机会。随后，美苏举办了在对方最大城市的本国展览会。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科兹洛夫亲率代表团到纽约举办展览会，并于6月26日得到艾森豪威尔总统的接见。[7]而此时美国已经做出决定，7月初在莫斯科举办的美国展览会由副总统尼克松主持开幕式。这是战后以来美国最高级别官员首次对苏联的访问，理所当然地会得到苏联最高规格的接待。正是在美苏关系不断推进的背景下，赫鲁晓夫在接见来访的两位美国州长时适时地表达了希望访美的打算。根据艾森豪威尔事后回忆，他认为，“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赫鲁晓夫说这番话。”尽管他又列出了一系列困难，但和1958年4月那次的情况大不一样了。经过几番斟酌、思考后，艾森豪威尔发出了邀请。
从1956年苏联向美国建议缔结友好合作条约开始，在苏联主动推动情况下，美国逐步加强与苏联的关系。1959年1月来，美苏高层互访不断，米高扬的首访与一定意义上的尼克松回访已经为双方首脑会晤打下了最好的铺垫，戴维营首脑会晤可谓水到渠成。
其三，直接关系世界和平的裁军与禁止核试验的谈判已经发展到需要美苏首脑会晤才能有所结果的地步。当时世界最有资格开展常规军备竞赛和核竞赛的国家只有美苏两家。为维护各自安全同时包括各自阵营的安全，美苏间不得不发展军备。但同时，为将军备竞赛带来的各种压力降至最低，美苏间一直希望通过裁军与禁止核试验谈判找到体面的妥协。然而，即使在1955年7月日内瓦四国首脑会议上，东西方也没有实现实质上的进展。而1955年以来，在常规军备保持优势对美的基础上，苏联在洲际导弹和人造卫星方面飞速进步、遥遥领先。苏联取得的成绩使得谈判更加艰难。艾森豪威尔明确表示对与苏联较低级别的谈判丧失兴趣。这意味着，最高级别的会晤迟早必须举行。毕竟，和平共处的“三和”路线与大规模报复战略在和平竞赛的一致性上，为美苏首脑会晤留下了空间。
另外，开始广泛涉足民族解放运动、不结盟运动、中东事务和第三世界发展的苏联同美国已经逐步在全球性事务上形成相互竞争的态势，低级别、相互割裂的外交已经难以承担稳定双方关系的重任，事关战略全局的美苏首脑会晤已呈必然之势。
最后，非正式的戴维营庄园外交折射了当时美苏的战略态势。
艾森豪威尔邀请赫鲁晓夫访美是有条件的；选择庄园外交而不是正式外交固然有周到的考虑，但的确在一定意义上缺乏对苏联的尊重。毕竟，是苏联而不是美国一再希望举行首脑会晤。艾森豪威尔的做法确实有将首脑会晤当做一张牌，逼迫苏联让步的嫌疑。这种犹如恩赐苏联，邀请赫鲁晓夫访美的事情果然在赫鲁晓夫那有了戏剧般的反应。与艾森豪威尔公事公办派头不一样，得知受邀消息的赫鲁晓夫即使在许多年后的回忆录中都直接表达了其兴奋之情，“我必须说我简直不能相信我的眼睛。”如果双方关系平等或正常，这样的受邀没必要大惊小怪。事实情况是“美国一直全面抵制我们，甚至达到发出特别禁令”的地步，[8]而根本不顾苏联一再希望与其发展经贸关系的种种努力。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当时苏联国力的确表现出蒸蒸日上的势头，但是，整体而言苏联的国力发展主要体现在军事实力上，其经济实力和世界影响力与美国相比还有极大的差距。对于突出经济性质的和平竞赛而言，赫鲁晓夫在有求于美国方面显然比对方有求于己的多得多。全球战略态势中的追赶地位和经济上有求于美国的现实，迫使热衷追求“美苏合作，主宰世界”的赫鲁晓夫不得不在改善同美国关系的努力中放下姿态，而客观动力相对不强的美国则当然乐意于借此打击苏联。然而，即使如此，苏联的发展态势还是迫使曾经铁板一块的美国出现要求同苏联缓和局势并采取具体措施的强而有力的声音。由于这些声音主要源于民主派和商界人士，身为共和党又力主两党一致的艾森豪威尔当然得做出适当的反应。于是，面对访美邀请，艾森豪威尔与赫鲁晓夫的表现大相径庭。
二、赫鲁晓夫和艾森豪威尔在戴维营的会晤
赫鲁晓夫美国之行的重点是戴维营首脑会晤，但会晤前为期10天的美国循环游绝非可有可无。赫鲁晓夫这10天的美国游，先后访问了纽约、洛杉矶和好莱坞、旧金山、艾奥瓦州的农场和匹兹堡，广泛地和美国各个阶层相接触，既深入地了解了美国，同时又将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及其“三和”政策等介绍给了美国人民。这在客观上对戴维营会晤取得成果无疑有极大的帮助。然而，在安排赫鲁晓夫访美行程的过程中，赫鲁晓夫的敏感性不时体现，而且后来还的确表现在访美过程中——这些并非杞人忧天的顾虑最后也给并不那么看好的戴维营会晤多少带去了一些不利影响。尽管就整个环游美国的过程而言，赫鲁晓夫基本上是比较愉悦、满意的。这大概就是美苏首脑戴维营会晤的实质，形式美好，内含碰撞，妥协有限，降温冷战。
（一）赫鲁晓夫的顾虑
赫鲁晓夫的确很希望赴美国访问，为此他多次向外界公开表达该想法。然而，当赴美访问愿望成真时，他又有诸多顾虑。他担心美国不会给他元首级的接待，他担心戴维营可能是一个有侮辱性的地方，他还担心接待过程中的一些歧视性的东西。应该说，他的这些顾虑是有一定根据的。毕竟美国比苏联更强大，是苏联的头号对手，在诸多领域执行与苏联对抗的政策。而且，除去二战中的合作以外，美国是世界大国中最为反共的国家，是最后与苏联建交的大国。作为一个反共色彩强烈的大国，美国马上就要与最大对手苏联政府首脑赫鲁晓夫有最亲密的接触，有什么理由过于奢望美国的友好接待呢？
首先，美国会以何种外交礼仪正式接待赫鲁晓夫？
苏联的想法是，真正掌握苏联最高权力的人是苏共中央总书记，赫鲁晓夫是苏联的头头。因此美国的接待应该是元首级别的。然而苏联也清楚，当时赫鲁晓夫的国家职务是部长会议主席，是政府首脑，而不是国家元首，国家元首是伏罗希洛夫元帅。按照严格的外交礼仪，美国只能给赫鲁晓夫政府首脑级别的接待。这显然不是苏联希望的。赫鲁晓夫认为，他是执掌苏联最高权力的人，是代表苏联来与美国总统讨论和平共处、禁止核武器协议、裁减武装部队、裁军以及撤除在外国领土上的基地等一系列世界重大问题的人。在这些问题上，他是具有最后决定权的人。美国给予他的接待实际上就是针对整个苏联。既然在整个苏联，赫鲁晓夫都被视为头头，美国也应该给予其国家元首级的待遇。否则，美国不单单轻慢了赫鲁晓夫，还轻视了苏联。这当然不是追求苏美平等的苏联所能接受的。
美国国务院的确在为接待问题伤脑筋。严格地说，赫鲁晓夫并非国家元首，他是一个政府首脑。国家元首的地位是最崇高的，但在很多国家只具备礼仪性，并非执掌最高权力的人。但是，即便如此，国家元首也是象征他所代表的那个国家的主权的领袖人物，其他职务的人则不是。因此国务院不得不就此请示艾森豪威尔。与苏联初次接洽的结果是，苏联方面指出，赫鲁晓夫是苏联的“头头”；进一步追问之下才产生这样一个结果——苏联要求美国“以国家元首的资格”接待赫鲁晓夫。
如果两国关系友好平等，以何种礼仪接待不应该是个问题。即使两国关系存在一些矛盾，在已经同意访问的情况下，这种问题也不至于要在双方最高层过问的情况下才能解决。但是，这就是美苏第一次首脑会晤的实际情况。事实上，即使在事隔多年以后，赫鲁晓夫和艾森豪威尔在各自回忆录中均提到这个问题。由此可见，赫鲁晓夫并非多虑。
其次，戴维营是个什么地方？
得知访美行程中要安排在戴维营与艾森豪威尔会谈，赫鲁晓夫第一个反应就是，戴维营是个什么地方？是用来羞辱他和苏联的地方吗？他之所以有这个反应，是其根子骨里面对西方对美国的怀疑。十月革命成功后初期，苏联刚刚与资本主义世界建立联系。有一次，苏联的一个代表团被邀请到叫太子群岛的地方去会晤。后来，报纸上披露，太子群岛是人民放逐野狗、让其等死的地方。这显然是对苏联的歧视。当时条件下，西方世界的确不放过任何一个羞辱苏联的机会。赫鲁晓夫不得不对此警惕，也许戴维营又是一个类似的地方。于是，赫鲁晓夫向外交部、苏联驻美国大使馆询问该地。结果，这些部门都不知道这个所在。经派人专门调查，戴维营才在赫鲁晓夫面前显现出真面目。
戴维营始建于1938年，原名“卡托克廷山庄”，地处美国首都华盛顿西北120公里处的马里兰州卡托克廷山间，海拔548.6米，占地约5平方公里。起初，它是美国联邦政府工作人员及其家属的休假地，后来成为时任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的专用疗养所。罗斯福非常喜欢这个地方，将其称之为“香格里拉”，也就是“世外桃源”的意思。此后，该地成为美国总统专用的休闲避暑胜地。1953年艾森豪威尔总统以他最疼爱的孙子戴维的名字给其命名，“香格里拉”于是改称“戴维营”。整个度假营地由若干个乡村别墅组成，有10多幢石木结构的乡村式平房。主要建筑是四幢称为山杨屋、桦木屋、月季屋和山茱萸屋的木屋。其中山杨屋是总统的寓所。主要设施有会议室、音乐厅。营地为国家公园环绕，四周景色怡人。开创邀请外国首脑到戴维营会谈先例的是罗斯福。1943年，他同英国首相丘吉尔在此就诺曼底登陆计划进行密谈。戴维营由此具备大国政治色彩，并逐步发展为庄园外交的显赫之地。
由此可见，戴维营是类似苏联的别墅。不同的是，该度假营地已经具备大国外交的政治性特点。因而，艾森豪威尔邀请赫鲁晓夫到此会谈绝非恶意，其实质是对苏联、赫鲁晓夫的尊重。赫鲁晓夫因此放下心来。然而，正是看到赫鲁晓夫理解这一点，艾森豪威尔在应付礼仪等程序性事务倍感烦恼时竟发出这样的言论，“我有时简直想取消这次旅行，至少取消和他在戴维营悄悄会谈的邀请。因为邀请到戴维营作客不知为什么已成为对客人的某种殊荣了。”[9]实际上，艾森豪威尔安排这样一个僻静的地方与其会晤，根本目的是借庄园外交非正式性特点加深对他的了解、实现两国间在重大问题上打破僵局的目的，对赫鲁晓夫礼遇是最好不过的。
第三，整个接待过程会有些什么歧视性的内容？
就在宣布邀请赫鲁晓夫访美消息不后久，美国公布了第303号题为《1959年被奴役国家周》的公告。国会的这个决议要求指定一个星期专为那些在共产党统治下被奴役的各国人民祈祷。该公告不仅与上述邀请发出的信号相反，对即将赴苏的副总统尼克松也不是好消息。对此，赫鲁晓夫早有预计。他认为，由于有一种苏联知道的歧视他们的倾向，他们一定要谨防此类歧视行为的再发生。
为了应对可能的遇到的一些歧视性的内容，赫鲁晓夫采取了一些必要的预防措施。其一，在礼仪方面，赫鲁晓夫明确表示，他将以惯常的衣着去参加为欢迎他而举行的白宫晚宴。正式场合的着装有着特别的讲究，这与外交礼仪有关。但是在那时候，赫鲁晓夫把这些小细节视为资本主义的象征。在他到访的许多国家，赫鲁晓夫并没有穿着正式的礼服或者常礼服。鉴于这些经历，赫鲁晓夫就美国方面提出自己的着装风格，以免到时面对不必要的尴尬。其二，赫鲁晓夫决定乘坐国产的图-114飞机前往。该型飞机当时并未正式投入运营。然而，这是苏联唯一可以从莫斯科直飞华盛顿且无需中途停留的大型飞机，就连当时的美国也没有类似的飞机。同其他飞机相比，它的座舱大、航程远、推力大且飞行速度快。该型号飞机是苏联技术界的突出成就，与苏联在世界上的地位相符。如果乘坐外国的飞机，不仅会中途停留，还难免授人口实。其三，将“小月亮二号”的球体模型作为礼物送给美国。重视实力的美国对实力稍逊的苏联多少还是有些优越感。为了强化外界已经形成的苏美间的洲际导弹差距，使得苏联在首脑谈判中地位更为有利，在赫鲁晓夫一行抵达美国三天前即1959年9月12日，苏联发射了人类第一个抵达月球的航天器月亮二号。而该次发射的球体模型“小月亮二号”就成了赫鲁晓夫访美时给予艾森豪威尔的礼物。
此外，赫鲁晓夫在心理上也做好了随时回击污蔑、挑衅苏联或他本人的准备。毕竟环游美国10天，难免会遇到一些反苏性质的事件。但是，只要在形式上、实质上和心理上做好了准备，歧视性的东西就会少很多，也能很容易地应对。
（二）环游美国的收获
1959年9月15日正午时分，赫鲁晓夫一行抵达美国首都华盛顿。下午三点半，苏美正式会谈开始。艾森豪威尔开门见山地说，美国想谈的话题主要是柏林问题，另外还有裁军、扩大接触、贸易以及减少尖酸刻薄的宣传等等。当然还会涉及一些不愉快的而且是非谈不可的话题，比如老挝问题。然而这些话题主要要等到戴维营再谈。赫鲁晓夫回应说，苏联不要战争，他被授权以最明白的语言讲明他的目的是要在许多事情上谋求协议。他的目的是要努力在美苏间建立信任，一个建立在彼此共存基础上的信任。这一点与艾森豪威尔相接近，他也希望两大首脑间有更好的了解。第二天，赫鲁晓夫开始了为期10天环游美国的旅行。这次旅行的各个项目都是美苏双方相互协商的结果，直接服务于最后的戴维营会谈。因此，赫鲁晓夫在这有限的时间需要展开各种努力，以求在最直接了解美国社会的基础上为戴维营会谈做最后的准备。10天时间，赫鲁晓夫收获不少。
其一，美国的经济成就和科技成就非常突出，不愧为资本主义世界最强大的国家。参观了农业区和工业区后，他承认，苏联的农业和工业比美国落后，“美国工业的蓬勃发展震惊了全世界，得到其他国家的赞扬甚至嫉妒”。他发现，美国确实是一个富裕的国家。他目睹了下班时分华盛顿成千上万辆汽车组成的汽车洪流，不得不承认美国大多数家庭拥有汽车的事实。他还看到，普通美国人的服装式样很好看，比当时的苏联好。他直接表示，很喜欢这些服装，还推断其很实惠。由此可见，美国人民创造了大量的财富，有很高的生活水平。目睹旧金山的繁华，他说，你们确实在这里把我们给迷住了。你们真是一些迷惑家、魔术师。你们总算把我这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代表给迷住了，你们迷住了我的心。在参观匹兹堡的工厂时，赫鲁晓夫注意到，即使在访问过程中，工厂也没有中断生产，工人继续工作，很守纪律。他还发现，只要是有利可图的机器，无论多么老旧，都仍然在使用；如果无利可图，则早就被当做废物扔掉。
赫鲁晓夫对美国的农业生产很感兴趣。在艾奥瓦州，他与农业资本家加斯特相聊甚欢。从加斯特那，他学到了许多关于高产良种储备的知识，迷上了杂交玉米，目睹了高产牲畜，看到了家禽生产、产蛋、宰畜的工业化，也看到了农业生产和产品加工相结合。这些直接经验让赫鲁晓夫感叹不已。赫鲁晓夫在回忆录中谈及访美感受时写道：“关键是资本家积累了许多经验，特别是在如何把钱花得有效的方面。……如果我们利用资本主义经济的一切积极因素，并把它应用到社会主义的土壤中去，我们就会得到社会主义的成果。这就是列宁说我们应该向资本家学习所包含的意思。遗憾的是，我们一直像鹦鹉学舌那样不停地重复列宁的这一教导，而没有真正把它贯彻到实践中去。”赫鲁晓夫说，美国之行使他越发紧迫地感觉到，要向资本家学习这一点。这与他在欢迎晚宴上致辞所言，“的确，目前你们比我们更富有”是有根本区别的。那时，他还只是通过间接经验得知美国的富有及原因，而现在拥有大量这方面直接经验的他的确在认真思考，如何才能在和平竞赛中战胜美国。
其二，美国是一个很复杂的国家，爱好和平的人民与热衷紧张局势的势力都很有力量，不是美国政府能轻易左右的。赫鲁晓夫所到之处，既有掌声，也不乏冷眼乃至羞辱性的事件。在纽约的一次晚宴上，赫鲁晓夫应邀发表讲话，几个年轻人当场说了些不友好的话。这立即遭到他的反击。晚宴上的宾客认同赫鲁晓夫的做法，也直接表达了对那几个人的不满。按理说，美国工会和苏联的关系应该比较容易接近，可实质上匹兹堡的工人罢工就是冲着赫鲁晓夫来的。在好莱坞时，赫鲁晓夫表现友好。然而就有不怀好意的记者想拍一两张让他难堪的照片。虽然贵为总统的贵宾，洛杉矶市长就是敢公然当面侮辱苏联以及他本人。当然，也有被挤掉的列宁像章完璧归赵的事件，这让赫鲁晓夫对美国的普通人肃然起敬。和旧金山码头工人的交流让赫鲁晓夫非常满意，与码头工人互换帽子的一幕让其难忘。赫鲁晓夫意识到，美国就是这样一个与苏联截然不同的国家，要与其打交道，实现相互信任需要时间，必须做出巨大的努力。单靠一两次会晤很难实现目标。
其三，虽然美国有不小的力量希望与苏联加强经贸关系，依然有强大的甚至比前者大得多的力量对此加以阻扰，美苏间的经贸关系一时间急不来，需要时间。赫鲁晓夫到美国来的目标很多，其中重要的就有加强双方经贸关系一项。因此，赫鲁晓夫所到之处，免不了发表希望和美国加强经贸往来的演讲。而就这些演讲的反响来看，美国商业界主流似乎不急于和苏联发展经贸关系。在急忙参加哈里曼举办的招待会上，赫鲁晓夫感受到，建立经济联系的条件尚未成熟，还需要时间。因为这些人故意夸大苏联建立美苏间经济联系的需要，结成统一阵线压苏联接受其提出的条件。而这些条件在赫鲁晓夫看来是无法接受的。在华盛顿与商人们的交流也没有改变他的判断。但是其他一些场合，赫鲁晓夫感受到美国要与苏联发展经贸关系的一面。如匹兹堡的约翰·迪尔农业机械厂和麦克科米可公司就是怀着做生意的诚意邀请赫鲁晓夫前往参观。但是，整体而言苏联短期内加强与美国经贸关系的想法不现实。这多少降低了赫鲁晓夫在戴维营会谈中对该问题的重视程度。
此外，赫鲁晓夫也注意到美国媒体的多样性、美国两党政治的竞争性以及美国社会的稳定性等特点。这些发现更加坚定了他对“三和”路线的信心，也多少使其困惑，同这样的美国打交道，想实现某些重大问题上的突破的确需要更多的时间和更多的常态化的首脑会晤；而如今要做好的就是，带着这些思考到戴维营与艾森豪威尔会谈，看看能不能获得一些成绩。
（三）戴维营的碰撞
戴维营会谈才是赫鲁晓夫访美的根本。对于战后首次美苏首脑会晤，美苏双方都给予了极大的热情和希望。在战后冷战正酣的岁月，身为世界两霸的美苏不想擦枪走火，引发导致世界毁灭的世界大战。而且军备竞赛正在危害两国的经济与未来。美苏迫切希望一场特别的会晤能使上述情况多少有些改观，或者至少缓和冷战。尽管在当时情况下，使局势缓和都可能是奢望。美苏意识到双方间的重大分歧，很难在正式外交中有所进展，因此同意采用非正式的戴维营会晤。庄园外交就这样被推上当代国际政治的舞台，逐步成为国际政治关注的焦点之一。那么庄园外交的初次亮相——戴维营会晤能否有所成绩呢？
在前往华盛顿的途中，赫鲁晓夫在机舱里心潮起伏。经过几十年的发展，苏联终于成为一个高度发展的国家。苏联的军事实力和经济实力以及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迫使美国承认与之建立密切关系的重要性。要知道，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强大军事威慑力量，长期以来反对苏联。赫鲁晓夫为苏联的成就而自豪，对即将承担的使命充满信心与憧憬。他将和艾森豪威尔讨论和平共处、裁军和禁止核试验等重大问题；他还期待与美国就解除对苏联及社会主义国家的贸易禁运取得进展。与赫鲁晓夫的设想不同，艾森豪威尔计划集中谈三个主要问题：第一，美国在柏林问题和世界上其他地方的权利问题上寸步不让。第二，只要那样做真能促进和平事业，他愿意到任何地方与赫鲁晓夫讨论彼此感兴趣的事情，比如裁军。他也愿意参加一次有相当成功保证的最高级会议，但该会议必须是在没有任何苏联威胁或任何一种最后通牒的压力下举行。第三，他对赫鲁晓夫寄予厚望。如果赫鲁晓夫能够把握住这次给世界带来和平的机会，赫鲁晓夫将会成为真正伟大的政治家。他所要做的就是在私下谈话中尽力建议其运用权力去促进裁军、缓和紧张局势和维护和平，而不是公开会议中。
客观而言，两位首脑设想的交集有限，且主要体现在比较宏观的和平共处上；更多的则是各自打算，而且相互间不乏激烈冲突与对峙。如果双方始终牢固坚持己方立场，则会晤难免不欢而散。两位首脑政治阅历丰富，内政外交能力出众，对原则立场与目标的坚持极具韧性，戴维营会晤会让人失望吗？怡人的戴维营庄园风光、个人外交性质突出的首脑会晤会不会制造一些惊喜呢？
1959年9月25日赫鲁晓夫回到华盛顿，旋即和艾森豪威尔坐直升飞机飞赴戴维营。下午6点，美苏首脑抵达；随后，艾森豪威尔亲自将赫鲁晓夫领进主屋，并与其交谈。当聊到电影时，两人发现他们都喜欢西部片。赫鲁晓夫还打趣地说，尽管斯大林老是指责西部片的思想内容，可每次大家还是看西部片。这样一来，赫鲁晓夫也有了看西部片的嗜好。就西部片的不足而言，艾森豪威尔与赫鲁晓夫还是很有共鸣。当日晚宴，所有人都是便装出席，这与华盛顿的正式性完全不一样。戴维营第一晚的这些细节以及环游的兴奋感可能极大地感染了赫鲁晓夫。第二天早餐时，赫鲁晓夫心情非常轻松。他甚至穿了一件相当花哨的绣花白衬衫，十分安闲。当日同艾森豪威尔的交谈，他非常直率，讲了许多话；他很冷静，也没耍什么幽默。他知道自己讲这些话的目的所在，以真诚回应真诚。赫鲁晓夫已经希望通过两人不断亲密的关系来达到一些目的。而这又何尝不是艾森豪威尔的想法？本来第一天的美苏首脑会谈有可能在剑拔弩张的气氛下进行，但结果却是
在相当友好的气氛下展开，这不能不多少归功于戴维营庄园形成的非正式的、个人化的氛围。
会谈中，艾森豪威尔最关注的议题是柏林问题和最近苏联的最后通牒。而赫鲁晓夫似乎对文化、科学和经济合作兴趣浓厚。对于美国要求更广泛第地交换旅行者、科学家和大学生的提议，他未置可否；关于派工厂经理到美国进修的建议，他非常感兴趣。因为这提供了苏联学习美国工业组织和管理上的技术和经验的机会。他们都必须谈的话题是裁军这类性质重大的话题；两国军事力量的对比，两种经济的特点，以及一些具体的国际问题，包括德国、柏林和远东问题自然是重点，不可能轻言掠过。所有这些问题都非常沉重，很难谈出一个有突破性的结果。显然是为了调节气氛，艾森豪威尔设计了不少类似朋友间的节目。这给赫鲁晓夫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在艾森豪威尔自己的农场里，赫鲁晓夫度过了愉快的几个小时。艾森豪威尔把自己的孙子孙女介绍给赫鲁晓夫。赫鲁晓夫问了每个孩子的名字，还告诉他们这些名字在俄语中的相应叫法。他没法告诉苏珊的俄语叫法，因为这个名字在俄语中没有相应叫法。他还恳切地邀请他们及他们在场的父母，在来年艾森豪威尔回访时随其到苏联。看到孩子们很热心的样子，赫鲁晓夫非常高兴。赫鲁晓夫的慈爱形象直接感染了孩子们，“赫鲁晓夫爷爷”的名声不胫而走。后来，赫鲁晓夫还给他们送来了苏联洋娃娃，以及圣诞树装饰物。对于艾森豪威尔未将儿子儿媳安顿到白宫的解释，赫鲁晓夫很是赞同。他直接评价到，“艾森豪威尔是个通情达理和谦虚谨慎的人”。最让赫鲁晓夫感兴趣的是安加斯种黑牛。因为这种牛的产肉量可达65%——直逼猪的产肉量。正在努力改进自己国家饲牛业的赫鲁晓夫对这些牛深表赞赏。艾森豪威尔听得眉开眼笑，当即决定要求赫鲁晓夫接受一头牛作为他赠送给后者的礼物。而赫鲁晓夫也回赠了一些白桦树。美苏两位大人物就是这样不断拉近关系，给气氛沉重的会谈降温。
如此精心设计的首脑会晤无论如何也不应该毫无成果，至少美苏间应该坦诚相待，为降温冷战找到一些共同点。
其一，在柏林问题和德国问题上，艾森豪威尔强调美国绝不会让步；而赫鲁晓夫最终也未坚持最后通牒。艾森豪威尔表示，美国远不会同意把西柏林让给苏联或东德，只要苏联的最后通牒不取消，那他就连谈也不会谈去参加一次最高级会议的问题。赫鲁晓夫解释道，西柏林作为“爱好和平的”东德的机体里的一个不受欢迎的刺激物，已变得日益不能容忍。他说，这个局面不仅是不正常的，而且是以战时的决定为根据的，这距今已有十四年了。艾森豪威尔驳斥道，这个局面是从当年摧毁希特勒的各方力量之间达成的一个协议中产生的。但是根据其中一个协议，苏联也得到了许多由西方盟国在德国攻占的地方，还得到了日本的千岛群岛；如果没有那些战时的协议，苏联人就不能待在这些地区当中的任何一个。苏联准备把它们归还吗？双方已经走进死胡同，然而问题始终要解决。最后，赫鲁晓夫表示，正如不久前米高扬在美国重申的苏联对柏林的政策，他会公开采取步骤，取消关于最后通牒的任何建议，使柏林问题回复到原来的状态——一个有待谈判而不是靠单方面行动来解决的问题。
其二，在禁止核武器和裁军问题上，苏联坚决反对诸如国际监督和开放天空的做法，美国坚持己见，双方并未谈拢。美国声称，他们准备接受禁止制造和试验核武器，但以国际监督为先决条件。美国坚持要在协定中表明，双方均可派侦察机到对方领空侦察——这实际上是先前开放天空的再版。苏联坚决反对该提议。赫鲁晓夫认为，当时苏联的军事实力还不能与美国匹敌，无法像美国那样安全。如果接受美国提议，则苏联安全利益必将受到极大的伤害。具体来说有以下几点：（1）美国在核武器数量和运载工具方面远超苏联。（2）美国利用保卫苏联的军事基地可以毫不费力地对付苏联，而苏联的空军无法威胁美国本土。（3）美国在外国领土上的军事基地设置了可以远距离探测核试验的仪器，苏联的同类仪器比美国落后，根本探测不到美国本土。美国的优势如此之强，以至于即使苏联把欧洲和亚洲的美国盟国炸成灰烬，也几乎伤不到其分毫。深信冲突不可避免的美国完全可以选择最有利的时机发动击败苏联的战争。在这种背景下，苏联不可能同意美国的建议。而苏联的反建议也被美国置之一旁。苏联的反建议是，美苏双方撤出各自在外国的军事基地。与当时亚欧各国遍布美军基地不同，苏联只在东欧有驻军。不利于美国的建议自然不会被美国接受。因此，在禁止核武器和裁军问题上，双方只是坦诚己见。
其三，赫鲁晓夫主动提出中国问题，与艾森豪威尔交换了对中国的态度。艾森豪威尔直截了当地说，赤色中国对美国做得太过分。他特别举出，中国拒绝交还一些无辜的美国公民，朝鲜战争中联合国谴责中国是侵略者的决议对中国也没有什么用处，中国依然我行我素、一意孤行。他说，中国共产党不仅一直重申用武力夺取台湾的企图，还数次对金马等动用武力。中国还经常在东南亚地区制造麻烦，对东南亚进行经济和军事干涉。艾森豪威尔的态度明确告诉赫鲁晓夫，美国对中国充满敌意。赫鲁晓夫则称，关于苏联和中国之间有分歧的种种说法，归根到底是荒谬可笑的；苏联和中国是盟国，在任何国际争端中中苏总是持一致立场的。赫鲁晓夫还说，他和毛泽东私交不错，是好朋友。赫鲁晓夫主动谈到中国，其动机不外乎是向外界强调中苏联盟的巩固程度以及苏联在其中的主导地位。这实质上是告诉美国，苏联的实力与影响不止在欧洲，在亚洲也足以与美国抗衡。当然，另一层意思就是，苏联可以就中国问题同美国做交易。至于苏联采取何种中国政策，其根本出发点是苏联的国家利益。
当然，两位首脑还就海军、军费开支以及四国最高级会议的安排等问题进行了交流。尽管与艾森豪威尔只不过是第二次见面，赫鲁晓夫与他却显得非常亲近。在赫鲁晓夫的外交生涯中，与西方首脑在如此短的时间里能相处得这么好的，可能只有艾森豪威尔了。赫鲁晓夫对艾森豪威尔评价甚高。他说，艾森豪威尔是“受到本国人民支持、尊重和爱戴的国家元首”。首脑会谈的内容大多极具争议性，而两位首脑却一直能以平和的态度进行交流协商——这不能不归功于庄园外交。非正式的、私人性质的外交风格恰好在某种程度上与赫鲁晓夫个人外交风格相吻合，从而使得本来就希望以此次会晤奠定美苏平等地位的赫鲁晓夫感受到极大的荣誉，这一切无形中软化了他那极具战斗性的言辞。美苏关系就这样接近了。
1959年9月27日，《苏美联合公报》发表。该公报称，两国领导人一致认为，这次会谈对于澄清双方在一系列问题上的立场是有益处的。通过交换意见，“将有助于更好地了解双方动机和立场，从而有助于取得公平而持久的和平”。概括而言，戴维营会谈涉及的问题有：(1)双方认为“全面裁军问题是世界目前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两国政府将尽一切努力来使这个问题得到建设性的解决”。(2)双方“就德国问题(包括对德和约问题)交换了意见，并且说明了各自的立场”。(3)在柏林问题上双方达成了一项谅解：“恢复谈判，以便达成一个将符合一切有关方面的利益并有利于维持和平的解决办法”。(4)双方确认“一切没有解决的国际问题都不应当通过运用武力的办法来解决，而应当通过谈判和平解决”。(5)双方就两国关系的问题，如双边贸易、人员互访、扩大思想交流等交换了意见。[10]另外公报宣布，艾森豪威尔将于1960年春应邀出访苏联。
三、众说纷纭的戴维营会晤[11]
美苏戴维营首脑会晤是冷战以来美苏首脑间（不包括其他国首脑）的第一次单独会晤，从此开启冷战期间美苏首脑会晤形式解决国际争端和双边问题的序幕，将庄园外交引入举世瞩目的大国政治之中。会晤前，双方首脑、政府、人民和全世界都有各自期许。就当时不断激化的国际局势来看，美苏双方都希望从对方那获得一些让步，缓解紧张形势。国际媒体对此也是寄予厚望，尤其希望两位首脑在紧张的柏林问题上获得进展。联合公报发出后，苏联很快到处宣传“戴维营精神”。美国舆论反应谨慎，但乐观评价也不少。有报纸认为，“和平没有来到这里，但战争阴影却黯淡下去”。《纽约时报》指出，这次会议“降低了热度，平息了怒气”。在与赫鲁晓夫会晤前，艾森豪威尔就赴西德、英国和法国访问，与西方盟国协调了对苏的一致立场。西欧对会晤结果表示欣慰。当时的中国与美国正处在激烈对抗状态，同苏联矛盾日增，不可能认同鼓吹“美苏合作”的戴维营精神。会晤的主角赫鲁晓夫和艾森豪威尔的对会晤成果的看法也很不一致，赫鲁晓夫甚至前后不一（当时和其回忆录中的评述）。直到现在，围绕会晤主要成果的论述依然众说纷纭。
戴维营会晤仅有的取得的实质性成果是：同意四大国最高级会晤、艾森豪威尔接受访苏邀请以及暂时搁置柏林问题。在其他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上，美苏间只是坦诚分歧。因而就实质内容来看，戴维营会晤远非成功。然而，就形式而言，即使冷战正酣，对抗激烈的美苏仍然愿意庄园会晤并达成联合公报，这至少表明：美苏不希望战争，愿意合作共处，世界和平可期。全面综合评价这次会晤必须将上述两方面相结合。然而，视角不同，侧重点往往不同，之所以会出现如此多甚至观点迥异的评论也就不足为奇了。
（一）来自主角的观点
艾森豪威尔和赫鲁晓夫是会晤的主角，他们对于会晤的评价可谓政治性十足，是该问题政治性评述的权威。
艾森豪威尔认为，苏联在柏林问题上一无所获，还必须找到一个体面的下台阶的方法——这是美国外交的成功。就庄园外交的成绩而言，艾森豪威尔显然赢得了赫鲁晓夫的个人友情。他说，赫鲁晓夫“暗示我们之间的个人交往，应当有助于解决我们的某些共同的问题，诸如裁军问题”。他还认为，赫鲁晓夫对美国的戒备心理减弱了，“无论如何，他（赫鲁晓夫）离开时精神愉快，而且多次亲切地问候我的孙儿孙女”。
艾森豪威尔认同会晤的积极作用，“公众的悲观情绪看来已比他刚刚踏上我们的海岸时有所减弱了”。但他并不同意赫鲁晓夫所说的“戴维营精神”。尽管如此，他也承认会晤对美苏关系形成的好气氛的作用，以致于这使得双方可以探讨一些重要问题来加强彼此间的信任。当然政治家的谨慎使其最后得出结论：“我们还要看今后的实际行动，才能确定苏联的诺言是否有诚意”。
和艾森豪威尔的自得与审慎相比，赫鲁晓夫的评价前后矛盾处较多，大开大合，以致饱受各方批评。当年9月28日，赫鲁晓夫回到国内，面对数千名热烈欢迎的人群，他高呼，美苏友谊万岁！他认为，“这次会晤使得有可能保证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以及整个国际局势中出现会使各国人民免于新战争的恐惧的历史转折点”。以美苏缓和与合作为主要特点的“戴维营精神”就这样成为苏联宣传会晤的主要理由。毕竟，在“三和”路线中，追求苏美平等与合作是优先事项。联合公报的发表表明该事项已经获得重大突破。这也难怪苏联官方如此评述：“赫鲁晓夫与艾森豪威尔的握手，开辟了国际关系新纪元。”
时隔多年后，赫鲁晓夫再评该次会晤显然更具政治家气质。他认为：“总而言之，我们的会谈不太有成果，事实上是失败的。我们没有能消除我们之间的主要障碍，虽然我们检查了这些障碍，但消除不了。可以说，艾森豪威尔是泄气了。……至于我自己，自然也很失望。”然而，他并不认为会谈一无所获。“它确实带来了某些东西，虽然不是一开始就看得到的。”他指出，“可以说，我们是在开垦处女地；我们打碎了使我们关系一直僵持的冰块。”他认为，接下来要做的就是“我们的外交家从我们的道路上搬除那些顽固的妨碍进一步改善关系的碎冰块”。应该说随后四大国最高级会晤、艾森豪威尔接受访苏相继取消的系列事实告诉他，美苏缓和需要时间，心急吃不了热包子。但他确信，这次会晤给了美苏双方相互了解的机会而且双方也的确把握住了这次机会。
在赫鲁晓夫看来，这次会晤并没有迫使苏联用基本原则和尊严去做妥协。相反的，苏联通过这次会晤加强了其在世界上坚如磐石般的地位，并为其将来捍卫自身地位打下了基础。对于随后的挫折（指四大国最高级会晤、艾森豪威尔接受访苏相继取消的系列事实），他将其归咎于已经逝世的杜勒斯的政策。他始终认为，艾森豪威尔的真诚、善意以及愿意落实美苏缓和的举措是可靠的。然而美国的国内政治不是艾森豪威尔能够掌控的。
陪同赫鲁晓夫出访的时任外长葛罗米柯的评价与两位主角的有区别。他说：“两国关系没有实际进展，但访问总的气氛是务实的。”[12]这可能最符合实际。
（二）学界的评述
与政界人物的评述相比，学界的论述自有其特点。然而，不同的视角依然会产生的不同结论，但这并不妨碍在基本判断上取得的共识。美国研究冷战史的权威约翰·加迪斯认为，戴维营会谈未能满足艾森豪威尔总统的希望。他也认同普遍的共识，即会谈所取得的具体成果非常少。但他指出：“戴维营会谈……确实有一项当时并未立即显现的重要效果。那就是它们有助于下述观念合法化：谈判是与莫斯科打交道的适当手段，而且可以在不冒瓦解同盟或貌似绥靖的情况下举行谈判。”[13]孔华润在其颇负盛名的《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中指出，“尽管有关柏林的最后时限被取消了，但赫鲁晓夫继续抓住这个问题不放”。他还认为：“苏联旨在缓和中国政策和避免挑衅的建议使毛泽东恨恨不已。”“毛泽东在海峡危机中的战术给赫鲁晓夫带来的麻烦也许像它们给美国带来的麻烦一样多。”“慢慢地，这两个共产主义大国之间的联系纽带松散了。”[14]虽然如此，孔华润并没有专门论及该会谈，而只是在某些涉及到的内容上有所体现。
苏联最权威的《苏联对外政策史》并没有专门论述该会谈的章节，而只是在“苏联政府同其他有关国家政府之间关于对德媾和的谈判”中有所涉及。该著认为，戴维营会谈的主题是“缔结对德和约和西柏林局势正常化”。在陈述了美苏双方关于该问题的立场后，该著指出戴维营会谈的具体成果：双方议定，“必须恢复柏林问题的谈判，不为谈判规定任何时间限制，但也不要无限期地拖延”。[15]
美苏学界关于该会晤的论述难免受当事国角色的影响，而中国学界则相对超然，对会晤的评述有诸多不同观点。李朝增认为，赫鲁晓夫访美是苏联和平外交政策的重大胜利，对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和世界和平事业贡献巨大。[16]钟和（应该是笔名）认为，会谈并未取得实质性成果，戴维营精神是苏联宣传需要的产物。但他也承认会谈的积极作用，认为会谈在战后美苏关系史上具有一定地位；它缓和了柏林危机造成的紧张局势，让苏联取得了体面的让步，“戴维营会谈使当时美苏关系得到了暂时的缓和”，并开美苏首脑会谈的先河。[17]在对赫鲁晓夫访美获得的基本成果做出合乎事实的判断后，资中筠主要引用当事人的评价来论述，最后得出结论：“事后的事态发展说明，赫鲁晓夫访美所带来的一丝缓和气氛，以及当时人们所说的戴维营精神，只是一种表面现象，它的持续时间是短暂的。”[18]
刘金质在其专著《冷战史》中专门拿出一节述评赫鲁晓夫访美。他认为，会晤虽然没有在解决最紧迫的国际问题上取得实质性进展，但它是美苏试图走出冷战、缓和紧张关系的有益尝试。他指出：“这次会晤确定了双方应该遵循的行为规则，做出了某些承诺，这有益于改善双边关系和国际关系。”而且，“最高级首脑会晤为增加相互了解、协调彼此关系，为解决国际争端和改善双边关系开辟了一种新渠道。”值得注意的是，刘金质并没有批评“戴维营精神”，而是在对苏联就“戴维营精神”宣传的陈述中指出，“访问总的气氛是务实的”。[19]
李华的评述可能最为全面。他认为，赫鲁晓夫访美意义重大，是历史性事件。其一，它使美苏关系暂时缓和；其二，它意味着美国承认苏联也是超级大国；其三，它使美国人民更多了解苏联；其四，它同样加深了赫鲁晓夫对美国的了解；其五，它还导致了苏联与西方国家关系的普遍缓和。另外，他还提出新见解，赫鲁晓夫访美的负面影响。其一，以苏美合作与信任关系为特点的“戴维营精神”是苏联的一厢情愿，此后的U-2侦察机事件及其连锁效应表明苏联高估了美国的合作意愿。其二，苏美接近的结果，进一步疏远了中苏关系。[20]李华的这些评述代表了中国学术界对赫鲁晓夫访美的最新成果。特别是将其与中苏关系结合起来考虑可谓深具国际视野与中国视角。
（三）戴维营会晤的评价
美苏首脑戴维营会晤本质上是大国政治性的。它要处理、解决的问题是双边关系和国际关系中的重大问题，承担的是当时世界更加趋近战争或曰和平的大任务。然而，从其进入实践操作环节起，它就极具个人风格。从美国循环游的设计到戴维营会晤各种缓解压力的安排，赫鲁晓夫、艾森豪威尔的个性特点跃然纸上。是庄园外交这种非正式性的外交形式给冰冷的大国政治套上了温情的人性关怀。正是这种在大国政治中已经近乎绝迹的温情，使得被艾森豪威尔视之为“不是一位政治家，而是一位有权势、诡计多端、残酷无情和野心勃勃政客”的赫鲁晓夫不仅极具人情味，还在谈判中做出了事实上的妥协。尽管这个妥协早在米高扬访美时就已有表述，但对于希望从这个会晤中有所收获的赫鲁晓夫而言，该妥协很不容易——如果联想到中国此时与美国的激烈对抗形势，就更能理解为维护苏联在社会主义阵营中领导地位的赫鲁晓夫的压力有多大。这最后果然对已经矛盾陡增、渐行渐远的苏中关系造成了极大的伤害。
然而，该会晤在事实上表明美国认可苏联与其有同等的国际地位，苏美平等，最低程度的苏美互信、合作已经建立；苏美主宰世界不再是苏联的梦呓，而是正在由此逐步成为现实。“三和”路线获得重大突破，这是苏联外交的重大成功。这就是苏联为什么提出“戴维营精神”并大肆宣传的根本原因。而该成就的副产品，也就是重大的成本，即是使得已经渐行渐远的苏中关系受到沉重一击。由于中国并不热衷缓和，对于赫鲁晓夫带有训话式的建议（主要指一中一台两个中国的方案）更是充满抵触，带着收获“戴维营精神”的赫鲁晓夫兴致勃勃地来参与中国的10周年国庆，结果与毛泽东等不欢而散。
在美苏的大棋局中，中国至少在当时还不是棋手。在缓和形势已经在欧洲形成的情况下，苏联自然要采取多种措施促使中国接受缓和。除此以外，为维护并推动美苏缓和、共治世界的趋势，苏联在国际场合竭力宣传“戴维营精神”。该精神直接有利于西欧稳定、和平，当然为西欧接受。鉴于它在本质上是削弱美国的影响力、提升苏联影响，美国后来的反制也在情理之中。然而，让苏联值得欣慰的是，美国的反制符合规范，苏联的影响已经大大提升。自此以后，美国将必须借助美苏首脑会晤方式来应对来自双边和国际上的挑战，苏联的大国地位愈来愈巩固且发展。对美国而言也可接受。在苏联赶超势头明显的形势下，美国还能用首脑会晤等方式规范苏联，延长对苏战略优势，维持国际政治中的最大权势和最高地位。
而这一切的开始——是戴维营庄园会晤实现了降温冷战的最低目标。庄园外交从此走上大国政治的舞台，对国际政治产生独特而不失重要的影响。
注释
[1]《艾森豪威尔回忆录-白宫岁月与受命变革（1953-1956）》，三联书店1978年版，第453页
[2]《艾森豪威尔回忆录-白宫岁月·下：缔造和平（1956-1961）》，三联书店1977年版，第453页。
[3]同②，第456-459页。
[4]方连庆、刘金质、王炳元主编：《战后国际关系史（1945-1995）》（上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22-223页。
[5]约翰·加迪斯：《遏制战略：战后美国国家安全政策评析》，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版，第142-143页。
[6]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第8卷（1949-1959）》，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版，第443页。
[7]《艾森豪威尔回忆录-白宫岁月·下：缔造和平（1956-1961）》，三联书店1977年版，第468和473页；原文翻译并未坚持职务翻译的连续性，在第468页科兹洛夫的职务是第一副总理，第473页则为第一副主席。在西方看来，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相当于西方国家的总理，不少西方著述就直接将赫鲁晓夫的官方职务称为总理。本文尊重苏联自己的称呼，一律以苏联的官方称呼为准。
[8]《最后的遗言——赫鲁晓夫回忆录续集》，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第553页。
[9]《艾森豪威尔回忆录-白宫岁月·下：缔造和平（1956-1961）》，三联书店1977年版，第489页。
[10]刘金质、梁守德、杨淮生等编：《国际政治大辞典》，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美苏最高级会晤词条。
[11]赫鲁晓夫访美的重心是戴维营美苏首脑会晤。然而，研究者出于自身偏好等方面的原因，往往将二者并称或者分立，但实际上研究内容还是戴维营会晤。便于论述需要，同时尊重各位学者的研究风格，以下论述不一一作详细区分，但请读者注意。
[12]安·安·葛罗米柯：《永志不忘——葛罗米柯回忆录》（上册），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版，第489页。
[13]约翰·加迪斯：《遏制战略：战后美国国家安全政策评析》，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版，第203页。
[14]孔华润：《剑桥美国对外政策史》（下册），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346、320、321页。
[15]安·安·葛罗米柯等：《苏联对外政策史下卷1945-1980》，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45页。
[16]李朝增：《赫鲁晓夫访美对和平的重大贡献》，《国际问题研究》1959年第7期。
[17]钟和：《赫鲁晓夫访美与戴维营精神》，《国际问题资料》1985年第9期，第25-28页。
[18]资中筠：《战后美国外交史》（上册），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286-289页。
[19]刘金质：《冷战史》，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283-286页。
[20]李华：《论1959年赫鲁晓夫的美国之行及其影响》，《南京社会科学》2001年第8期，第61-6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