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鲁与女同盟会员的恋爱
国民党元老邹鲁，字海滨，粤东大埔客家人，从1905年加入同盟会，到1954年死在台湾，在历史舞台上活跃半个世纪，尤其在民国成立后十几年，因得孙中山信任，先后执掌广东财政、组建中山大学、出任国民党一大常委，在政坛上出了很多锋头。但是，他的一生，也因寡人之疾，多遭物议，比如，广东番禺人、曾任南京国民政府陆军测量总监的韩锋，在一篇文章里讥讽说：“人皆恭维他是国民党的一等伟人，他亦以一等伟人自居”；一些齐东野语式的笔记，也摭引其续弦纳宠的逸事，以为谈资，这使他形象的光环，自然减色不少。
真相究竟如何呢？历史有如一个塞满了旧物什的匣子，打开它，每样东西固然还在，但因了时光的磨蚀，或锈迹斑斑，或七零八落，后人已不复想见它原来的样子了。邹鲁与两位同盟会出身的妻子许剑魂、梁定慧的往事，与早年追求对象黄扶庸、白头老伴赵淑嘉的情缘，就是如此。
一个多情种子？
邹鲁既然是个蜂飞蝶舞式人物，且身边有这么多女人从他，想必定是个风度翩翩、相貌堂堂的汉子吧？非也非也，有一则逸闻是说民国十二年（1923），邹氏在广东财政厅长任上拔牙一事，从中可见其人尊容：
邹海滨相貌奇异，齿特长，露于唇外，虽合口亦不能掩之。相家黄晦庵，尝评邹貌，许为贵相，谓其貌似象，名曰象形，象齿固外露也。齿愈长则愈贵，省长一席，此君可得。未及邹续弦，嫌齿长不雅，请牙医拔之。晦庵闻而叹曰：“邹不能得省长席矣，既厅长一职必不久于其位也。”邹初谋省长于孙中山先生，以历史功绩，邹实当之，惟终不可得，乃屈就厅长职，不数月亦被他人获去矣。《邹鲁-富贵随牙被拔去》，载车吉心主编《民国轶事》第七卷，济南出版社，2004年，第3012-3013页。
除去夸张的成分，想想看，一个人的相貌，倘与大象有异曲同工之妙，该是什么样？按照世俗标准，肯定不能称作美男子；同是此人，若头顶戴上了革命党的光环，情形就大不相同了。细说起来，邹鲁就是这样的人。
邹鲁为三代单传独子，出生时家里只有泥屋二间，父亲以裁缝为业，每月赚得工钱仅二三元，母亲则终年劳碌，勤俭持家，一齐供应这老儿子念书。8岁入了私塾，通读四书五经，14岁作八股文、时文，皆能完篇，因为读书过于勤奋，早早地就近视了。16岁时母亲病逝，临终前留给他“小洋两角”。其后科考屡试不中，19岁转往潮州韩山书院，开始受到新学熏陶。20岁回乡，与同学张煊、杨穆如等人在县城创办乐群中学，张、杨不久分赴日本、新加坡谋生。21岁结婚，首任妻子为赖氏，同时应梅州府一所小学之聘，做了教员，称得起成家立业了。这是乙巳年（1905）的事，同盟会就是这年夏天在东京成立的。
这时的邹鲁，过着与同时代士子们相仿的生活，发愤读书，一心想着出人头地。所不同的是，他身上有一种躁动、冒险的天性，受了新潮书报杂志的影响，很快就被时代的暗流激荡起来。也是在这一年里，他由赴吉隆坡谋生的杨穆如介绍，加入了兴中会南洋支会设立的秘密组织中和堂，堂主尤列，便是与孙中山、陈少白、杨鹤龄结义的“四大寇”之一。同年夏天同盟会成立时，张煊也由东京来信，动员邹鲁加盟，从此走上了一条与众不同的路。后来有些记述邹氏生平的文字，说他“清末留学日本，入同盟会”、“聆听孙中山先生演讲，三民主义深入其心”云云，都是在他发达后的追捧之语，不可信也。邹鲁在1905年注籍同盟会不假，但他却不是留日学生。实际上，又过一年，广东改革学政，在广州开办法政学堂，邹鲁前往投考，中榜，为了取得应试资格，还被迫花十元钱，才捐了个监生，这是他苦读了十几年，在体制内的最高学历。
一个自尊而好强的书生，陷入这样嘲讽的境地，除了造反，还有别的选择吗？
在法政学堂，邹鲁与陈炯明同学，并结识国文教师朱执信及同盟会广东主盟人胡汉民，此三人是粤省革命党主脑，邹氏与他们接近，且因做事胆大而深受倚重，逐渐崭露头角，是为日后与之比肩的渊源。再过两年，清廷颁布实行新政，其中一策便是各省成立谘议局，广东选出来的副议长丘逢甲、书记长古应芬，皆为开明士绅，颇能容纳革命分子，告倒了惠州知府陈召棠的陈炯明，就当选了议员（代表潮州府），时任粤商自治会教习的邹鲁，虽然思想激进，仍以文才出众，被聘为四名书记之一。此后一两年里，同盟会南方支部先后在广州发动庚戌（1910）新军起义、辛亥（1911）三月二十九之役（即黄花岗起义），邹鲁皆参与其间，曾创办《可报》向新军鼓吹革命，远赴潮汕联络会党，还在谘议局内收藏枪械弹药，供发难之用。在从事革命活动中，多有冒险经历，如因策动巡防营发难，被人检举，在学堂操场躲了一夜；在一次清兵搜查党人机关行动中，侥幸脱身，大难不死；黄花岗起义败后，转移军火炸药，烧毁相关文件，亡命香港。等等异行，都是常人所不能及者，这些“丰功伟绩”，也是他后来被封为党国元老的由来。
试想，这样一个革命先进分子，为了反清排满事业，连性命都搭上了几回，偏说他后来喜欢恋爱甚于革命，根据何在呢？
到了辛亥年武昌起义，广东各界响应，两广总督张鸣岐逃逸，革命党人迎胡汉民自香港返省，就任都督；省城底定后，同盟会南方支部决议组织粤军北伐，以姚雨平为总司令，率军向南京开进，邹鲁为兵站总监（后改称经理局），筹划沿途军需。后成立总部于南京下关，并在上海等处设立分机关，负责采办粮米、被服等。旧历十一月间，广东北伐军由津浦路北上，出长江迎敌，破固镇、攻南宿州，一直打到徐州，因为南北议和达成，才中止进军。同在北伐军中做事的韩锋，对这时邹鲁的举止风度，有一段形象的描述：
至和他（按指邹鲁）认识，是辛亥革命时，我随粤军北伐，这时他当经理局长，吴雨沧当副局长，在上海广肇公所办公……我天天看见他穿着长袍马褂，挽着个大皮包，奔走于姚总司令雨平和第九镇镇统徐固卿的办公地方，口中黎大元帅、黄副元帅或黄大元帅、黎副元帅说得非常口滑（因为黎黄的正副元帅，更易过一二次的），完全是个官僚政客口吻。韩锋：《我亲眼所见的邹鲁》，载《广州文史资料存稿选编》（四），中国文史出版社，2008年，第297页。
邹鲁做起了政客，办公事时，一副道貌岸然的样子，是不假的；虽然其貌不扬，但他同时还是个多情的种子，的确令人匪夷所思。而且，这种子因为权力土壤的扩大，会不断长出新芽来。
香港女生黄扶庸
广东北伐军出征时，正值辛亥光复达到高潮，一时间，广州地面上，“学生北伐队”、“华侨敢死队”等民间组织，纷纷涌现。不少从港澳到省的女同盟会员也跃跃欲试，申请参战，遂由邹鲁、高剑父出面，组织一个女子北伐队，短期集训，练习兵操、骑术和射击等，最初报名的有三四十人，颇为社会瞩目。因行期的波折，到1912年2月末才动身，据邹鲁在《广东光复》一文中所列名单，随大军出征时，女子北伐队集合起二十余人，其中一小半是香港实践女校的教职员和学生。以黄宗汉、宋铭黄年龄稍长，委派为领队，队员有邓慕芬、黄扶庸、许剑魂、梁定慧、严珊珊、梁荃芳等，随军开到徐州前线，只有部分人曾参战，其余从事医疗看护等战地服务。
随着南北议和、孙中山辞职，及南京临时政府取消，当年4月中旬，广东北伐军班师南返，女子北伐队也“解甲归田”，回到广州后就地解散。队员中一些思想新潮的，为解决个人出路问题，纷纷与要员们谈婚论嫁，如徐宗汉嫁给了黄兴、宋铭黄嫁给了高剑父，共和时代，革命婚姻，一时也成了报纸热议的话题。邹鲁自也不甘居后，却使了大手笔，在以后的时光里，和女子北伐队中三名队员各有一段情缘。
首先进入邹鲁视线的，是香港实践女校学生黄扶庸（芙蓉）。黄氏时年18岁，出身于有钱人家，父亲在广西梧州海关做官，生母为妾侍，她本来就是为了逃避包办婚姻，而离开家庭、到香港求学的。实践女校是省港革命党人经营的一个据点，校长陈自觉是支那暗杀团成员，香港同盟会的要角陈炯明、高剑父、陈景华等，也常常出入校园，秘密集会，举办各种活动，因而革命空气十分浓郁。黄扶庸在教员宋铭黄、同学赵连城等人影响下，也加入了同盟会，积极参加会中组织的排练文明戏、演说等，活跃一时。辛亥九月，她曾参加广东光复之役，在前山新军起义中担任过一路领队，不久满腔热情出征北伐，在战场上救护伤兵。
不久，南北议和达成，北伐军凯旋回粤，黄扶庸却因自己无功而返，内心十分郁闷。她在实践女校的好友赵连城回忆说：
北伐女子队中和我个人感情最好的黄扶庸，在出发前知我不参加该队，曾写信严词责备我说：“姊曾云北上，今怯而不来耶？闻姊婚期将近，谅必以为乐事。呜呼！胡虏未获歼尽，而世俗纷纷结娶，国破家亡在迩，亦置脑后……”当她从南京回来广州以后，又来信给我说：“此行北上，一事无成，羞为故人陈也。果如姊潜心向学，课授生徒，其乐胜妹等徒劳跋涉，思之能不悲乎？”前一封信何等悲歌慷慨，后一封信却充满了失望悲哀，女子北伐队同志们当时一般心情大体上就是如此。赵连城：《同盟会在港澳的活动和广东妇女参加革命的回忆》，载《辛亥革命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2001年，第753页。
从信中可知，黄扶庸是个思想独立、胸怀大志的女子，对于女友们纷纷与革命党中要人谈情说爱、结婚成家，既不认同，当结束了北伐经理局，刚刚就任官银钱局总办的邹鲁凑上来追求她时，性格倔强的黄扶庸，以邹鲁已有妻室，坚决不从，也是意料中事。这时候，黄扶庸的父亲又来逼她与一个富家子成婚，为了挣脱这一切，她想方设法，却又力不从心。恰好此时，北京成立了临时稽勋局，以专项费用资送辛亥革命功勋人员及其子弟，远赴欧美及日本留学，广东向称反清革命策源地，军政府为了酬劳有功人员，也选送其中学识优异者留洋，以为将来实业建设储备人才。黄扶庸本来想借此机会远走高飞，摆脱婚事困扰，但因为邹鲁从中破坏，而未遂其愿。赵连城对此知之甚详：
她本来想远赴日本留学，但那时负责选派留学生的邹鲁因过去追求她不遂，怀恨在心，把她的护照扣留不发，使她无法成行。以后陈景华创办广东女子教育院，徐慕兰（宗汉）任院长，她才被安置在该院工作。赵连城：《同盟会在港澳的活动和广东妇女参加革命的回忆》，载《辛亥革命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2001年，第753页。
邹鲁这一招够损的，想来给黄扶庸打击不小；在女子教育院的工作经历，更加重了她对人生的悲观失望。该院创办人陈景华，粤省同盟会中坚人物，鼎革后出任警察厅长，襄助胡汉民、陈炯明整顿秩序，稳定广东局势，颇有政声，其中尤注重社会慈善、救济事业，开办的女子教育院，专门收容遭受虐待、落难无归的婢妾、妓女等，是当时一件创举。黄扶庸、邓慕芬都聘为文化教员，负责课业的潘达微，以收殓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尸骸，受人尊敬，但在辛亥革命后郁郁不得志。他们在一起工作，惺惺相惜，倒也意气相投，却与积极乐观的生活渐行渐远了。
次年夏秋，二次革命兴起，广东独立讨袁失败，龙济光奉袁世凯之命，主持粤政，龙军入据广州后，大肆捕杀同盟会员。孙中山对广东事败颇不甘心，乃派邹鲁回省，择机再次发难。邹鲁在粤军北伐结束后，当选第一届国会众议员，赴北京履任一年多，就因为二次革命的爆发，在京无法立足，奉命南下主持讨袁后，即与陈景华等谋划组织民军起义。不料，事情走漏了消息，中秋之夜，担任内应的陈景华，以赏月之名被龙济光诱杀于都督府，包括邹鲁在内的党人先后出亡。黄扶庸与同在女子教育院任职的邓慕芬，都是同盟会员，也避祸逃到香港，其间还到澳门赵连城家里住了一段时间。她们两人，黄氏因为“家庭专制，只可远离，以避其锋”，邓氏本来出身女佣，家中生活困苦，此番流落在外，失业兼以无家可归，叹息垂泪之余，同病相怜，竟盟死志，于1914年秋末相约到肇庆，一同沉入鼎湖山之飞水潭。
这出自杀悲剧，震惊一时，广州及港澳各报都作了报道，但对于事情真相，始终不明。1917年春，潘达微在广州创办《天荒》杂志时，对黄扶庸、邓慕芬之死仍耿耿于怀，首期便刊登了自写的《寒潭殒玉记》（笔名影庐），细道二女投水经过，文中结尾处，谈到她们的死因时，以大谈佛学，施放烟雾：“影庐曰：二女死得所矣，尘尘孽识，有生便是烦恼，求大能脱，唯真是归……死为安乐，灭度涅槃，二人同心，一朝如梦”，如此玄虚，更像是潘氏的夫子自道，终使人如坠雾里。黄扶庸、邓慕芬一腔热血投身革命，轰轰烈烈参加北伐，不意数年之间，世道人心大变，竟落得如此悲惨下场，岂是“灭度涅槃”之类的自我安慰，所能道破者？
又过数年，正是护国战争方兴未艾时，已贵为国民党大佬的邹鲁，晚秋时节，忽现身于鼎湖飞水潭，专程凭吊黄扶庸、邓慕芬，不啻为此中悬疑，又添了一道注解。这时的邹鲁，已是孙中山身边的红人，讨袁之役败后，他随众多党人东渡，入早稻田大学研究班就读，负责编辑孙氏创办的《民国》杂志，并多次奉命赴南洋筹款。及袁世凯病死，国会恢复，邹鲁继续担任众议院议员，一年后追随孙中山南下护法，被委任为潮梅讨贼总司令、两广盐运使等要职，风光一时。在这人生得意之秋，军务傍午之时，邹氏尚有一片深情，怀念当年故人，并且吟诗弄墨，是要浇心中哪一处块垒呢？当天在黄、邓墓前徘徊往复，作诗两首：
天雁鸣啾啾，萧森正晚秋。芳魂何处吊？飞水带哀流。杀敌情如昨，双坟木已修。老僧频指点，山亦为添愁。
夕阳催暮景，欲去复还留。驰马夸无匹，遗书恨莫求。舍生曾许国，共死竟何由。泉下应犹憾，干戈迄未休。
诗前有序，略云：
黄女士名芙蓉，桂之梧州人，世家也。秀外慧中，读书明义。感于三民主义，年十七，赴港入同盟会，事革命。邓女士名务芬，少佣于人，莫详家事……三年（1914），二女士以投飞水岩闻。十年（1921），余劳军南宁，道经肇庆，特往吊之。据寺僧云，二女士来时即设二牌位，为诵经超度七日夜。其第八日早，发现两身以带束之，二女尸浮于寺旁飞水岩潭中。在手囊内得其姓名及黄女士籍贯，则超度之牌位，实二女之姓名，因报之黄女士家。其亲属来视时，死三日矣，而七窍骤流血……黄女士年甫二十，邓女士则二十而强，皆未适人。邓女士善骑马，黄女士曾倩余讲庄子齐物论，讲后以阳明全集相赠，讨袁之役失去，故诗中及之。邹鲁：《飞水岩吊黄邓二女士并序》，载林以森编《鼎湖拾贝》，汕头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54-155页。
由此隐约可知，邹鲁当年追求黄扶庸的方法，不过是以辅导读书为名，求得女学生好感的老套伎俩，只是他碰到了一个经历特别、不好对付的对象，未得其逞罢了。不幸的是，黄扶庸最终未能逃脱世俗陷阱，以悲观厌世结束了年轻的生命，邹鲁固与此无关，然而，“我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设若当年他克服一己私念，以慷慨大度之心，允许黄扶庸赴日留学，安知后来有此悲剧乎？
侨商之女许剑魂
就在黄扶庸自杀两个月前——1914年8月，邹鲁书休了发妻，已与刚刚20岁的前女子北伐队员许剑魂结婚了。据国民党先烈先贤传记丛刊之《愈经霜雪愈精神-邹鲁传》，邹鲁原配赖氏，为童养媳出身，两人生有子女，其名不详。到1954年邹鲁在台湾逝世时，自香港赴台奔丧子女中，有名邹器、邹皿者，或为其后人乎？待考。
追求许剑魂这年，邹鲁30岁，民初“草浅兽肥”时，不少同盟会要人与女学生谈恋爱，他已见猎心喜，跃跃欲试，却在黄扶庸那里碰了壁。这次讨袁事败后，亡命东瀛，因与许剑魂再度聚首，如此佳机，岂能放过？
许剑魂原名许素贞，祖籍广东番禺，出生于日本侨商家庭，在澳门颇有名气的子褒学塾毕业，也是当地最早女同盟会员之一。她与邹鲁结识于粤军北伐时，当时并无交情，民国成立后，她受广东军政府资助，赴日本留学，及邹鲁1913年到了日本，身份是流亡的国会议员，很受日本人礼遇，许剑魂待字闺中，虽邹氏比她大了10岁，内心不免慕其虚荣，两人你来我往不多久，遂于次年仲夏结秦晋之好。
这年夏天，随着欧战爆发，袁世凯图谋帝制的野心愈加明显，滞留日本的革命党人，有的回国策动军事行动，有的奔赴南洋筹款，反袁斗争加快了脚步。8月间，邹鲁奉孙中山之命，返回香港策划倒袁时，与许剑魂在香港完婚。据邹鲁在《回顾录》中说，当时适逢暑假期中，他是杂在学生中，坐三等舱返港的。因英国是大借款五国银团之一，与北京关系密切，港府对党人的活动非常注意，到港岛后，邹鲁潜居妙高台一同志家中，行动十分隐蔽。他与许剑魂的婚礼，也只有在港的寥寥几个密友参加，其中就有当年女子北伐队的队员严珊珊及丈夫黎民伟。黎氏为香港电影创始人，后来在上海创办民新影画公司，也是早期中国纪录片的拓荒者；许剑魂与严珊珊因早年在北伐军中做看护妇的关系，亲密无间，形同姐妹，以后两人还合作经商，据说甚为成功。
婚后，为了筹款工作，邹鲁即携许剑魂远赴新加坡、槟榔屿、荷属巴达维亚等地，同行者还有朱执信等人，沿路宣传讨袁，历时四个多月，备尝艰辛。回国后，邹鲁在香港筹组机关，纠集革命党人，为在潮汕等地起义做准备，当时龙济光手下侦探在港岛活动频繁，网罗严密，党人机关数日一迁，邹鲁屡次虎口脱险。许剑魂随之颠沛流离，担惊受怕一年有余，也可称患难夫妻了。袁世凯于1916年6月病亡后，黎元洪继任大总统，恢复国会，邹鲁也随大批国会议员北上，直到一年后张勋扶持宣统皇帝复辟，国会再次散了摊子，邹鲁才又离京赴沪，不久追随孙中山一同南下，回到广东。1917年8月，孙中山召开非常国会、成立与北京段祺瑞对立的军政府，发起护法战争，这期间邹鲁在党内地位迅速上升，历任广州大元帅府财政部次长、潮梅军总司令等职，许剑魂的“投资”终于有了回报，颇以自己当年的选择为自豪。
又经过一年混战，陈炯明率领的粤军驱逐盘踞省城的桂系军队，广东全省又成了国民党的天下，论功行赏时，孙中山、陈炯明为了邹鲁的职位安排——担任政务厅长还是财政厅长，还发生了分歧，结果邹氏仅得到两广盐运使一职。此缺虽然没有先前所争的厅长名头响，但是广东、广西两省每年的盐税收入，总数超过一千万元之巨，是名副其实的肥缺，足使邹鲁“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尤其许剑魂，眼下是商道中人，对于丈夫得获此任，比以前的什么特派员、总司令，更加欢欣鼓舞。许氏性格开朗，快人快语，有主见，能持家，在时人眼里，算是一位“猛妻”：
许剑魂女士，为日本侨商之女，与邹（鲁）结合于亡命东瀛时，民九以前，邹落魄无聊，恃许夫人之奁资以活。积之既久，夫人遂奴视之，鞭挞之，不忤也。因此阃威之高，一时无两。掌两广盐运使，事无大小，必决之夫人，偶不如意，尝执门栓逐邹出签押房。夫人极节俭，邹在任年余，许夫人积资二百万。《民国轶事》第七卷，第3013页。
从孙中山开府广州，到陈炯明起兵作乱，邹鲁出任两广盐运使仅一年零两个月时间，在此期间，军政府及粤省的经费，名义上是由财政厅和盐运署共同供给，但实际上财政厅没有什么收入，陈炯明还因为厅长廖仲恺不能按时接济援闽粤军的军饷，撤过廖氏的职；广东财源，都握在邹鲁一人手中。据他在《回顾录》中的自陈，当时，“总理（孙中山）回师北伐以后的军饷，都由盐运使筹拨；陈炯明叛变的时候，他想捉我，原因在此”《邹鲁回忆录》，东方出版社，2010年，第83页。夫贵妻荣，还不仅于官位的重要，盐运署下设的稽核所、缉私卡，人员大都是邹鲁的旧部及军政要员所荐的将校，擅于和盐商交结，生财有道，邹氏也分润不少。自此以后，许剑魂在外交往，愈显财大气粗之概，且举一例：许氏好友严珊珊的丈夫黎民伟于1922年在香港创办民新电影公司时，经济一时周转不开，恰好邹氏夫妇来港，闻知此事，许剑魂当即拿出港币一万元借与黎氏，以解燃眉之急；次年黎民伟过三十岁生日，在家里宴请朋友，许剑魂送给他的礼物，是一台德国产四吋莱卡照相机，为宾客所送礼物中最贵重者。《黎民伟评传》，文化艺术出版社，2009年，第68-69页。邹家之多金及邹夫人之慷慨，由此可见一斑了。
1922年夏陈炯明叛变，其部官兵炮轰广州粤秀楼，孙中山登上楚豫舰，指挥平乱未果，乃避走上海，组织党人收复广东。这年冬天，邹鲁被委以大总统特派员头衔，驻在香港，主持联络各军讨陈。这时，党人内部的纷争，已演化为火拼与暗杀，邹鲁置身漩涡中心，合纵连横，凶险迭出。孙中山以粤局纷扰，不能来省，电委胡汉民、李烈钧、许崇智、魏邦平、邹鲁五人全权暂代行大总统职权，联合滇军、桂军东下，讨伐陈炯明。滇、桂联军先后入粤，规复全省后，桂系军阀沈鸿英挟北京政府派其督理广东的任命令，又来搅局，在大沙头举行的一次各军联席会议上，率领部将多人，拔枪向代表大元帅府的胡汉民、魏邦平、邹鲁、陈策射击，胡、邹躲避得快，幸免于难，魏、陈则中弹受伤，这便是1923年1月23日的江防会议事变。大元帅府代表逃离会场途中，在长堤官纸局又遭沈鸿英驻军截杀，只是伏兵认错了目标，用机关枪扫射的是同样挂着桂军旗帜的一辆汽车，结果，沈部军长刘达庆、黄鸿猷被打死。
当年8月，邹鲁又一次遇险。这时，孙中山第三次开府广州，已逾半年，粤省局势渐趋平静，廖仲恺升任广东省长后，邹鲁递补财政厅长，正是春风得意时。有一天，邹氏偕许剑魂等家人乘轿出广州西关，在西门三区署门口突遭枪击，显然这是刺客所为，但蹊跷的是，据上海《申报》报道，事后邹氏夫妇“在广州曾与（凶手）争闹数次”，终也不了了之。世事难测，凶险未料，想来从这时起，仇家已经盯上他们了。
11月2日，孙中山在大本营召集筹款会议，以陈炯明叛乱尚未平定，战时用费浩大、前方亟需款项接济，令与会政要杨庶堪、程潜、伍朝枢、林森、廖仲恺、邹鲁等当场认领数额，分头筹措。邹鲁身为财政厅长，责无旁贷，为了完成所认募的数万元额度，于会议结束次日夜间，偕许剑魂等，搭乘金山夜船赴香港筹款。凌晨到达港岛，一行人登岸走近码头铁闸时，突遇凶手行刺，连开两枪，击中许剑魂。子弹系从背后射入，穿过腹部，急送皇家医院抢救，当日下午即告不治身亡。枪响后，当地警察鸣笛追凶，在铁闸外十余间商铺处，将凶手拿获。上海《申报》的一篇报道说：据邹鲁指认，“该凶手即为前次在西门三区署门口谋刺邹厅长之人，此为邹厅长所目击者，当时因印兵驰至，凶手迫得逃窜，致未一同遇害耳。”
同一篇报道还说：
以邹（鲁）厅长迭遭危险，其夫人亦为同盟会会员，曾充北伐敢死队，故邹连年讨贼，其夫人皆与焉，民九（1920年）粤军回粤一役，邹奉命组织义勇军，对于筹款等事，助力尤多，现竟为误害，故咸为惋惜，已纷纷赴港慰唁。《邹鲁幸免于难》，载《申报》1923年11月13日。
据广州《国民日报》得到的消息，凶犯自认名叫叶八，现年十八岁，番禺乌涌乡人，父亲在广州经商多年，被追获后，不承认有杀人之罪。《暗杀邹妻案续闻》，载广州《民国日报》1923年11月7日。次年1月，该案在港岛开庭审讯，邹鲁到庭作证，对于法官提出的“其妻有无与人发生意见”、“凶手似原欲向汝轰击者”等问话，均不能作肯定的回答。由于叶八拒不承认罪行，此案一时无法判结，其行刺对象究竟是邹鲁抑或许剑魂，也终究未知，因许氏多年与人合作生意，难免财务上的争端，故而也有传闻说她是为仇家所狙。
许剑魂与邹鲁共同生活十年，生有邹越、邹谠、邹和、邹议和邹梅五子。邹氏生命力之旺盛，同辈国民党高层中，无人出其右者。长子邹越，1936年赴美留学，回国后曾参与滇缅公路的设计建造，1941年年末在广州三元里被日军枪杀；二子邹谠，早年就读于西南联大，1946年赴美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深造，毕业后留校任教，曾出版《美国在中国的失败1941-1950》等著作；三子邹和，毕业于美国芝加哥大学；四子邹议，早亡；五子邹梅，中央大学农科毕业，曾赴利比亚支农，后来在多哥遇车祸致瘫，逝于台湾荣民医院。
北伐队员梁定慧
就在许剑魂遇害不到一年，50岁的邹鲁，把当年女子北伐队中又一名队员梁定慧追求到手了。
梁定慧，广东香山人，时年32岁，寡居已十年有余。梁氏的家庭，也算是富商，她父亲早年赴美国淘金，先是在檀香山、旧金山经商，买卖农产品，后来到香港开设货栈，收购国内土特产，远销欧美、日本，生意十分兴隆。有意思的是，这样富有的家境，却成了产生革命党的温床。梁家大儿子梁冠三，女儿梁绮川、梁绮德，于1906年前后，都参加了同盟会，其中绮川在香港结字街创办的实践女校，就是同盟会香港分会最早的秘密机关之一，黄兴、胡汉民、高剑父等人常在校中开会议事，后来女子北伐队的领队徐宗汉、宋铭黄等，都曾在该校任教。
梁定慧从小就读于澳门的贵族学校——子褒学塾，16岁时，父母凭媒妁之约，将她许配给同邑侨商之子唐贻尧（后改名铁魂），为反对包办婚姻，她一度出走香港，避居其姊所办的实践女校，但最后还是妥协了。抗战时期曾任广东省政府秘书长的郑彦棻，是邹鲁主持国立广东高等师范学校时的学生，对梁定慧的逃婚经过有一段记述：
当时绮川女士是实践学校的校长，这间学校乃是革命同盟会的秘密机关，是掩护革命党人及军械弹药的匿藏之所。后来，她父亲探悉后，甚为生气，亲到香港来，并以向香港政府密告实践学校是革命党人机关，来威迫定慧女士，要她回乡完婚。在那个紧急关头，定慧女士为了革命大业的前途，只好勉强遵从父命回到乡间去完婚。但她坚决不愿履行旧式的婚姻礼节，故意使婚期拖延。郑彦棻：《志行高洁的邹梁定慧女士》，载《思齐集》，台北：东大图书有限公司，1983年，第168页。
郑彦棻接下来说，梁定慧向未婚夫表明自己是革命党，“并相约三年后，再谈履行婚嫁”云云，恐非实情。梁氏乡人唐有淦、唐仕进所撰梁定慧传记中，认为她是在与唐铁魂结婚后，才正式入实践女校为学生的；查近年中山大学整理出版的《邹鲁未刊稿》，邹氏在一封涉及家庭财产纠纷的信中，称梁定慧为“唐梁氏”（含轻蔑之意），亦可资为证。可以肯定的是，梁定慧赴港就学，恰逢庚戌年（1910）广州新军起义失败，官府缉拿举事官兵，网罗甚急，党人纷纷逃到香港避难，也有不少就躲藏在实践女校里。梁定慧这时才17岁，在兄、姐安排下，和她的外甥女卓国兴，还担负过望风、送信的任务。她加入同盟会，也在此期间，介绍人为高剑父、朱述堂，主盟者为谢英伯，这三人是粤省革命党中精英，而且是香港同盟会秘密组织“支那暗杀团”的主脑人物，辛亥夏秋，在省城刺伤广东水师提督李准、炸毙广州将军凤山，就是由他们策划指挥的。他们肯做梁定慧的入盟见证人，倒也反衬出这个年方18岁的少女，对于反清革命的热情与忠诚了。
广州新军败后，同盟会南方支部于辛亥年（1911）春天，又策划发起攻打两广督署之役，举事前，梁定慧和实践女校几个女学生，被派到同盟会机关之一、位于广州河南宝岗的“守真阁”，多次往返香港、广州之间，传递消息、偷运军火，并负看守机关之责，因与黄宗汉、宋铭黄等结下战友之谊。当年秋天光复广东时，梁定慧又随其兄梁冠三率领的民军参加攻打惠州、潮州，她个头小身体弱，在惠州之役中负责分发党旗及臂章，做事井井有条；在博罗县响水大圆洞，还参与过制造、运输械弹工作，受到嘉许。这时，她动员丈夫唐铁魂也加入了同盟会，在梁冠三统领的“冠字军”中负责护商，共同投身光复惠州及潮州九属之役。不料，民军入潮州城后，知府陈兆堂明里称降，暗中却策动兵变，唐铁魂等多人被杀，战事倥偬中，尸体就地掩埋。据郑彦棻文章，直到粤军北伐结束后，梁定慧又到潮州找到唐铁魂骨骸，改殓木棺，运回唐家湾安葬。如此看来，她在广东光复后，志愿参加女子北伐队，也是要完成唐铁魂的遗愿。梁氏后来在粤省妇女界享有地位和声望，固然与党国元老邹鲁之妻的身份有关，但梁家为反清事业作出的贡献，她本人在辛亥革命前后的勋绩，是获得人们尊敬的主要原因。
邹鲁与梁定慧何时相识的？当粤军北伐时，从军女队员二十余人，莺声燕语，多有引人注目者，加上梁氏新寡，性格内敛仁厚，相貌又属平常，并未引起邹鲁的注意。而世事迁移，故交云散，十三年后谈婚论嫁，岂不怪异欤？唐铁魂死后，梁定慧一直洁身自守，多年在广州从事筹款赈灾、资助孤儿院、举办蚕桑展览等，大有成绩。忽经亲友撮合，又得邹鲁情书，称她为“新时代女性”云云，曾屡加婉拒，复函中有“缅怀故剑，忍觅新欢”之句，但终架不住众人规劝，多方游说，还是答应了这桩婚事。1924年夏秋间，两人在香港结婚，次年生育一女，取名邹幸（杏）。
此时的邹鲁，在国民党内已升至中央常委，兼青年部长，又以担任国立广东大学校长及主编国民党党史，名噪一时，次年孙中山在京病重，邹鲁与宋子文、孙科、戴季陶等一同守护，为孙氏国事、家事遗嘱九名见证人之一，更显节节攀高之势。梁定慧入此豪门，按说可以享受富贵，并依自己的心愿做更大的事业了。但实情并非如此，以常理而言，寡人之疾，性情之好，总是随着官位升迁而愈演愈烈的，邹鲁亦复如此。在此迻录一则彼时小报上的邹氏韵事，其信如何，读者自可察鉴：
许（剑魂）死后，邹（鲁）聘梁定慧小姐为续弦，自后纳宠甚多，香港、上海、天津皆有金屋，粤省交际花司徒小姐，与邹有同居之爱，人所共晓，适梁夫人来粤，邹不遑置司徒氏于何地？因此妻妾名分，大起争执，双方坚持，各不相下。邹为息事宁人计，请邓泽如诸老调解，不能决。梁小姐为地位关系，曾去港请谒胡（汉民）先生，求其一言以为障。因此邹之住所有规定日期，如敢故违，严惩不贷，自以为苦矣！原载《近代名人轶闻》，引自《民国轶事》第七卷，第3013页。
邓泽如、胡汉民都是党国元老级人物，与邹鲁多年同事，私交甚密，但他们的私德却要强于邹氏多少倍呢。斯时官宦达人，蓄妾寻欢，几为常事，这两位老友无从过多干预，想来即便梁定慧也无可奈何，她告援的目的，争一正室地位足矣。未料，邹鲁的欲念，并不以娶妻纳宠而止，这时候，他除了抚养亡妻许剑魂留下的5个儿子，应付梁定慧的“胡搅蛮缠”，还瞒着梁氏，在着手实施迎娶第二位妻子的计划呢。
1929年年底，邹鲁与梁定慧分居，再娶新妇赵淑嘉，生活翻开了新的一页，世间恩怨除了政治上的争斗，也多了几分私情色彩。在这中间，最可叹的是，想当年梁定慧投身革命，初衷是为了反抗“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盲婚，争取人身自由，哪曾想一场革命，天翻地覆，到终了，自己却落得不妻不妾地步，一腔辛酸苦泪，复与何人诉说？正值国民党推行“新生活运动”，梁定慧走出家庭，埋头事业，她主持的“广东妇女传习所”，收容贫困无依或被遗弃的妇女，授以各种手艺，使其自谋生活，自强自立，一时颇受社会好评。这里面，何尝不饱含着她对负心汉邹鲁的无声控诉？
抗战爆发后，梁定慧又组织“中山大学战地服务团”，筹集棉衣、药品、卡车等大批物资，北上黄河南岸战区劳军，还曾远赴南洋，到越南、柬埔寨、新加坡等地侨胞中募款，其中以华侨陈永个人捐款，在韶关创办的一所伤兵医院，对战地救护助益很多，有名于海内外。抗战中期，梁氏所率服务团还去过广西、四川等地，《广西抗战大事记》1940年11月条云：“中山大学战地服务团团长梁定慧（邹鲁夫人）率领团员一行八人，廿八日抵南宁，对驻军、荣誉军人和义民进行慰问”；四川党史资料中所载中大战地服务团龙川宣传队在川北活动情况等，可为佐证。邹、梁关系既已藕断丝连，这个服务团为什么还冠以中山大学的名义呢？想来一方面梁定慧做事，还要借助邹鲁夫人这块牌子的影响力，一方面又说明她毕竟是个传统女子，将不幸的婚姻视作天命安排，虽无正室之实，但求妻子之名，灰心到这个地步，也许正是她后来念佛吃斋的缘由。
梁定慧信佛，大约是国共内战正如火如荼时候，民国三十六年（1947）《圆音月刊》曾载一文，提到她的一段奇遇：
本年虚云老和尚在南华寺传戒，四众戒子，间关远来者千数人，邹夫人梁定慧女居士，亦于国历五月十九日偕同唐德恭女士，及香港法云兰若当家梁女士，与宝灵洞比丘尼，暨女仆阿琴阿雁，一行六人，于是日凌晨乘粤汉铁路火车前往受戒，讵料至英德界沙口地方，火车突然脱轨，乘客死者十人，重伤者十余人，轻伤者数十人，而梁女居士等六人毫无损伤。尤奇者，车翻时颠倒震撼，行李尽倾，梁等所携暖水瓶两个，亦完好无恙，不可谓非龙天护法之力也。汤雪筠：《南华春戒纪事》，载《虚云和尚法汇续编》，河北省佛教学会，1990年，第84页。
南华寺位于广东韶关，是禅宗六祖慧能弘扬“南宗禅法”的发源地，梁定慧不畏险途受戒，可见其笃信之诚。1949年10月，中共大军兵临广州城下，时任国民党非常委员会委员的邹鲁，在穷途末路之际，曾表示要服毒自尽，以示效忠党国，在家人劝说下，最终亡命香港，随后被接到台湾。梁定慧不愿与邹家同行，稍晚，携邹鲁的两个儿子邹器、邹皿同赴港岛，却拒绝渡海再与邹氏聚首了。在香港居住6年，其后依女儿邹幸在美国生活多年，七十年代返台，加入台湾妇女联合会，晚年长斋礼佛，1983年以91岁高龄逝世。
常熟美人赵淑嘉
在与梁定慧结合五年后，邹鲁又一个追求目标，是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毕业生赵淑嘉，比梁氏年轻了三岁。
赵淑嘉字敬若，江苏常熟人，出身于书香世家，受过良好家庭教育，及长，又被送到上海，从留美女学生沈葆德学习英文。认识邹鲁这年，赵淑嘉正在沪上，与好友黄绍兰、张敬庄（张謇孙女），一同在博文女子学校执教。1916年，在黄炎培等教育界名人支持下，该校创办于上海法租界贝勒路，资金由实业家张謇赞助，课程注重英文、国文及算学，吸引了江浙一带不少新潮女学生。主持校务的黄绍兰，湖北蕲春人，京师女子师范学堂毕业生，辛亥年曾组织女子敢死队参加光复上海之役，黄兴主持南京留守府时期，黄绍兰与徐宗汉创办辛亥烈士忠裔院，收养了大批死义烈士孤儿，有名于时。二次革命后，黄绍兰困居上海，与章太炎大弟子黄侃结婚，仅过两年，因为黄侃移情别恋，遂与之断绝关系。由此，黄绍兰萌发兴办女校之念，极力提倡女性独立自强。
博文女校创立后，以黄绍兰的关系，又有黄兴夫人徐宗汉、章太炎夫人汤国梨出面四处奔走，拉来了邵力子、张继、邹鲁等名流组成校董会，黄绍兰担任校长，名人名校，享誉江南。此间有一事可称道者，便是中共一大于1921年7月在上海召开期间，时值暑假，参会代表包慧僧、张国焘、周佛海、毛泽东、邓中夏等10人（全体代表13人），均被安排在博文女校住宿，黄绍兰与有功焉。黄氏是个才女，潜心注疏易经，长于文学创作，在学校1920年迁入法租界白尔路新址后，以处理日常校务非所擅长，请来了曾在南通女子师范一同教书的赵淑嘉，襄助公事，这就为邹鲁认识一位常熟美人提供了机缘。
邹鲁、赵淑嘉的交往，从中山大学2008年整理出版的《邹鲁未刊稿》中，可见端倪，最初两人相识，是通过他们共同的朋友黄绍兰，就像世间许多风花雪月事，往往有情人成了眷属，那无意中作了红娘的才大梦初醒呢。邹鲁正处于从政生涯中最得意时期，在孙中山逝世后，他与林森、居正等被视为西山会议派首领之一，次年（1926）又在国民党二大上当选中央执委，逾年宁汉合作，又获任中央特别委员会委员，对接近这样大人物，赵淑嘉一开始自然是高山仰止，以本校有如此知名校董而自豪，她哪里知道邹鲁的醉翁之意，在致“绍兰先生、敬若先生”不间断的羽书问候中，始终怀着不可告人的诉求。
到了1928年年初，邹鲁由于与蒋介石意见分歧，在党内政治斗争中受压，心情郁闷兼以无所事事，决定出国避嫌。用了近一年时间游历日本、欧美、埃及，凡二十九国，在此期间频繁与黄绍兰、赵淑嘉鱼雁往来，信中的称谓，开始是两位“通鉴”，过渡到只写给“敬若”、“绍兰先生均此”，最终把黄绍兰推到了一边。到1929年夏，邹鲁又赴日本箱根，山居数月，与赵淑嘉红豆定情。就在此时，“敬若”也就演变为“淑嘉”、“洁君”、“寄娘”、“妹妹”等昵称了，收录在《邹鲁未刊稿》中的邹、赵通信147封，大部分是这一时期邹鲁写给赵淑嘉的情书，其中甜言蜜语，倾诉相思，令人难以相信竟是出自一个半老衰翁之手。据郑逸梅《南社杂碎》记载，“邹海滨所有著作，无论诗文函札，均由秘书代笔，惟画兰乃亲自挥毫。”郑逸梅编著：《南社杂碎》，载《南社丛谈》，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98页。若果如此，邹鲁于舟车劳顿之途，党内权力斗争紧锣密鼓之际，舍得花这么多气力，写下绵绵不断情书，抑或这就是荷尔蒙所带来的效果吧。后来，连他的儿子邹永在看了这些信后，也叹服“老爸爸也真是有一手的”。到当年秋天邹鲁漫游日本归国，恋爱也瓜熟蒂落，回到天津，便把赵淑嘉明媒正娶，迎进家门了。
此事美则美矣，然而，邹鲁将置正妻梁定慧于何地？好在此时邹鲁长居上海，中原大战爆发后，又多在北平、天津、太原间往来，斡旋于蒋介石与冯玉祥、阎锡山之间，而梁氏带着女儿邹幸一直生活在广东，自可相安无事。到了1932年，因倒蒋失败，邹鲁返粤复任中山大学校长，举家南迁，赵淑嘉已陆续生育子邹永、女邹方，两室妻子、众多子女聚到一个屋檐下，为了名分、家庭财产等，争端屡起，纠纷不断，已是寻常之事了。《邹鲁未刊稿》中存有7封有关信件，从中可见邹氏复杂家庭关系之冰山一角。
邹鲁迎娶赵淑嘉，不止于感情的需要，或许还有诸多现实的考虑，许剑魂被刺后，遗下五个孩子需要人照顾，而且他不善理财，家中生活收支，也需能手主管；梁定慧与他关系已经破裂，显然不能承担这些角色，相貌端庄，性情温柔，且精明能干的赵淑嘉，最合其心意了。邹、赵所生的儿子邹永在回忆录中说：“我母亲是父亲于许夫人逝世后，在北方找到的能够照料我五个哥哥的续弦”，言下之意，赵淑嘉是在经过邹鲁千百度的寻寻觅觅后，才落入其情网的。邹永还有一段耐人寻味的话：
民国初年，政界、商界及教育界的大人物的夫人们大多出生乡下，没有接受过足够的教育，因而没有能力在公开场合交际和周转。而我母亲却可以随我父亲出席宴会或其他官方场合，协助父亲接待各色人物。林森主席、宋庆龄夫人、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和其他很多外宾都曾经是我父亲母亲的座上宾。邹永：《浮生点滴》，中山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9-10页。
邹永这一番话中流露出来的优越感，反而使人联想到梁定慧的境遇。梁氏是不是因为出生乡下，既“没有接受过足够的教育”，也“没有能力在公开场合交际和周转”，才被邹鲁排斥出家庭的呢？俗语道“清官难断家务事”，转而推测之，梁定慧既然名落侧室，不伦不类，为何没有毅然决然与邹鲁分手，却长期顶用“邹鲁夫人”名义，以致到邹氏于1954年病逝时，仍风尘仆仆赴台湾奔丧呢？此中缘由及内幕，已非吾人以寻常之理所能揣度者也。
赵淑嘉在婚后伴随邹鲁，也逐渐对政治发生兴趣，寓居沪上时，曾任上海女权运动同盟会常务理事，1932年淞沪之战中，与黄绍兰、汤国梨等创建十九路军伤病医院，有名一时。1935年国民党召开五届一中全会，邹鲁当选中央执委会常委兼国府委员，重回阔别近十年的党国中枢，赵淑嘉随之周旋于各种社交场合，一度有夫贵妻荣之概。两年后，抗日战争爆发，赵淑嘉先后担任全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总会常务理事，战时儿童保育会四川分会常务理事，颇为活跃。抗战胜利后，邹鲁在宦海中沉浮不定，先在南京赋闲，到了国共内战爆发，和家人一同回广州，此时时局危急，蒋介石以国民党总裁名义成立中央非常委员会，邹鲁亦被拉入，赵淑嘉的身份再度显赫起来，历任华侨兴华银行常务董事、广东省参议员、制宪国民大会代表及宪政实施促进会委员。中共军队渡江南下后，赵淑嘉只身回到上海，出售房产，去台湾后，递补为“立法院”立法委员。
邹鲁到台湾后，年事既高，用处全无，仅被聘为“总统府资政”，一直郁郁寡欢。不久，在国民党七大上又被逐出中央执委会，蒋介石为平衡起见，另委以“中央评议委员”，作为安慰，自此以后，邹氏晚景凄凉寂寞，1954年2月，还差几个月就活到七十，撒手人寰。他在台北寓所辞世当天，同僚好友前来探视者络绎不绝，中央大员有于右任、王宠惠、张群、吴忠信、张道藩等，家人随侍左右者为赵淑嘉，及子女邹梅、邹器、邹达等。其中邹达，后来于2004年访问中山大学时，年逾古稀，不知何人所出也。据是年2月16日《中央日报》报道，三天后，梁定慧偕邹鲁的另一个女儿邹恒，从香港乘飞机赴台奔丧，这个女儿的来历，《邹鲁年谱》中亦未明载。
越数日，邹鲁的大殓仪式完成后，又由蒋介石亲临主持公祭，到场者达四十多个单位、两千余人。当日，邹鲁各个来路的子女，无论正房庶出，面带哀色，肃立成一大行，蔚为壮观，在参祭者眼里，亦一奇景也。此后，又过整整三十年，赵淑嘉也病故，终年87岁。综观邹鲁一生，明媒正娶妻子四位，侧室不知几何，生育子女明见其姓名者十余人，早年所作所为，与人们心目中正襟危坐之党国元老形象，殊不类似；倒是与赵淑嘉结缡后，情投意合，有始有终，孽缘结束于此，情感世界中波澜不再，吾辈闲人也不禁为其大松了一口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