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怎样当上革命党
中共早期领导人陈独秀，在近代史册上留下的故事，多以他追求共产主义目标为主线，从赤色开始，渐变至灰暗而告终；一般生平文字，也习惯于从他1915年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写起，悲剧其事，盖棺其人。其实，远在清末民初，陈氏作为一个革命党人，便有名于长江流域，只是后来，他成了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和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纵横文坛、政界，名噪一时，反倒让人淡忘了他早年革命生涯的光辉。追寻这一段传奇性经历，庶几可见陈独秀的真性情，还原其人完整品格也。
乡试受刺激，一心向新学
陈独秀字仲甫，清光绪五年（1879）出生于安徽怀宁县城一个小户人家，父亲以教书为业，在独秀3岁那年，病逝于塾师任上。自此以后，他的童年便笼罩在廪生出身、以教私塾为业的祖父阴影之下。这位老人家性情严厉，且望孙成龙心切，从陈独秀6岁起，开始教读四书五经，实行的是打骂政策，对独秀叛逆心理的养成，奏功不小。五十多年后，陈氏在抗战烽火中辗转到四川江津隐居时，应胡适之请撰写自传，这时他已是年近花甲一老翁，回忆当年自己因背书背不出而遭毒打的情形，仍心有余悸：
使他（祖父）最生气，气得怒目切齿几乎发狂令人可怕的，是我无论挨了如何毒打，总一声不哭，他不只一次愤怒而伤感地骂道：“这个小东西，将来长大成人，必定是个杀人不眨眼的凶恶强盗，真是家门不幸！”陈独秀：《实庵自传》，载《陈独秀文选》，四川文艺出版社，2009年，第158页。
莫要小看这种传统教育方式对陈独秀的影响，从小处说，是催生了他的倔强抗争性格，若从大处讲，这又何尝不是他迈向“终身的反对派”的第一步呢？幸运的是，到他八九岁时，由衰而亡的祖父挥不动板子了，继而由“阿弥陀佛”的大哥陈庆元接替教他读书，教材也换了《昭明文选》。一直到17岁时院试，中了秀才，次年再去南京参加江南乡试，仍是由忠厚老实的大哥陪同着。陈氏一生痛恨祖父，行诸文字，势如仇敌；后来又因为革命与恋爱问题，与嗣父闹翻，关系形同路人；而独对大哥敬爱有加，曾在诗章中咏叹手足之情，感人至深，其由来就是如此。
那个时代，科举考试还支配着士子们生活和前途，江南乡试是社会上一件大事，在考棚内，陈独秀挨过三场九天，手不停挥，作“子曰”作到头晕目眩，结果还是未中举人。倒是在考场上，一个赤身露体的考生，在烈日如火的长巷里走来走去，拖长着怪声念自己文章并不时叫喊“今科必中！今科必中！”的场景，让他呆呆地看了一两个钟头，留下了刻骨印象。以致半个世纪过去，当年那一幕仍觉得历历在眼前：
在这一两个钟头当中，我并非尽看他，乃是由他联想到所有考生的怪现状；由那些怪现状联想到这班动物得了志，国家和人民要如何遭殃；因此又联想到所谓抡才大典，简直是隔几年把这班猴子狗熊搬出来开一次动物博览会；因此又联想到国家一切制度，恐怕都有如此这般的毛病；因此最后感觉到梁启超那班人在《时务报》上的话是有些道理呀！这便是我由选学妖孽转变到康梁派之最大动机。一两个钟头的冥想，决定了我个人往后十几年的行动。陈独秀：《实庵自传》，前引书，第167页。
经过这一回刺激，学八股文章的痛苦，院试考场上荒唐的应试过程与内容，使这个早熟的孩子愈加鄙薄科举，也使他下定了决心：抛弃八股文，告别对虚荣功名的追求。返皖后，他对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的学说益加信服，研读《时务报》，与绩溪秀才汪孟邹、桐城举人李光炯等书信交往，自是而始。受本省这几位维新人士影响，他用了几个月时间写成，并石印了一本小册子，曰《扬子江形势论略》，意在提醒朝廷重视长江战略地位，加强军事设施的整治与修建，以防内乱，而杜外患。晚清革命党人无一例外，都是从爱国主义起步，最终走上反清排满道路的，从“选学妖孽”转变到“康梁派”，倾向改良主义，对陈独秀来说，是很自然的事。差不多同一时间（1894年），广东香山的一个医学生孙逸仙，也上书李鸿章，提出多项改革建议，主张变法自强。可见那一代青年士子中的优秀者，在最初走着同一条路。
光绪二十三年（1897），陈独秀18岁，与曾任安庆副将高登科的女儿高晓岚结婚，新科秀才与将门之女结合，看起来门当户对，实则大错。据陈独秀的友人潘赞化说，高氏比陈氏大了三岁，虽出身名门却目不识丁，“完全旧式，与独秀思想相隔距离不止一世纪，平时家庭不和，多口舌之争。独秀留洋，欲借其夫人十两重金镯为游资，坚决不肯，时常吵口。（其后）独秀奔走革命，在家极少”。潘赞化：《我所知道的安庆两小英雄故事述略》，载《陈独秀研究参考资料》第一辑，安庆市图书馆，1981年，第203页。事实上，婚后不到一年，陈氏便离开家乡，到邻省浙江的杭州求是书院求学，这与夫妻关系不睦，大有关系。也可以说，陈独秀对于现实社会的反叛，从蔑视科举开始萌芽，到他反抗自身旧式婚姻时，才正式拉开帷幕。之后凡是旧事物，他便本能地予以反对和抗争，其根基早在此时，定植于思想深处了。
求是学院是维新运动的产物，程度相当于高中，陈独秀在这里接受了新式教育，所学课程有英文、法文、天文学、造船学等，虽然课业与他后来写文章这一行关系不密，却开阔了眼界，初步学到了科学思维的方法。不到一年时间，就因为言行“不轨”，悄然离校，远赴东北，投奔在盛京新民府任知府的嗣父陈衍庶，在关外生活又一年多。他的长子陈延年便是这年出生的，延年后于1927年中共五大上当选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同年被国民党所杀。
陈独秀在东北期间，内地相继发生戊戌变法、“六君子”被杀、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侵华、唐才常自立军起义等大事件，他蛰居沈阳，既闻一系列国变流血惨剧，又目睹沙俄强占东三省之烧杀掳掠暴行，始而震惊，继而激愤，由此认识到“家国”概念，开始思考国家兴亡问题。几年后他在安庆创办《安徽俗话报》，回忆自己当年的心路历程，言语中充满了沉痛意味：
到了甲午年，才听见人说有个什么日本国，把我们中国打败了。到了庚子年……八国的联合军，把中国打败了。
此时我才晓得，世界上的人，原来是分做一国一国的，此疆彼界，各不相下。我们中国，也是世界万国中之一国，我也是中国之一人。一国的盛衰荣辱，全国的人都是一样消受，我一个人如何能逃脱得出呢。我想到这里，不觉一身冷汗，十分惭愧。我生长二十多岁，才知道有个国家，才知道国家乃是全国人的大家，才知道人人有应当尽力于这大家的大义……我越思越想，悲从中来。我们中国何以不如外国，要被外国欺负，此中必有缘故。我便去到各国，查看一番。三爱（陈独秀）：《说国家》，载《安徽俗话报》第五期，1904年6月14日出版。
光绪二十七年（1901），陈独秀23岁，于这年秋天赴日本留学，入东京专门学校（早稻田大学前身），此时，他的次子陈乔年出生在安庆南水关的公房里，可见由于陈独秀长年在外，不事“生产”，家境已经萧条。乔年受其父影响，成人后也投身政治，曾当选中共第五届中央委员，于延年死后翌年，也在上海被杀。
在东京，陈独秀阅读到大量西方政治学说书刊，最初曾加入留学生组织的“励志会”，会员中有在五四运动中被国人指为卖国贼的曹汝霖、章宗祥等人，旋因政见不和，陈氏与张继等同时脱会。张继字溥泉，几年后同盟会在东京创建时，为发起人之一，后来追随孙中山，民国以后曾当选第一届国会参议院院长、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司法院副院长等职。陈独秀刚到日本时，与张继交情颇深，他远离改良而推崇革命，从“康党”转变为“乱党”，都是受了张氏的影响。但奇怪的是，他并没有随着这位年长几岁的仁兄一同加入同盟会，由此可见，陈氏追求“自由之精神，独立之人格”，从这时就开始了。
次年，陈独秀转入成城学校陆军科，学习军事，与张继、蒋百里、苏曼殊等效仿意大利民族英雄马志尼，组织“青年会”，宣称“以民族主义为宗旨，以破坏主义为目的”，这是日本留学界最早的革命团体。这一年，他还结识了章士钊、赵声、章太炎、邹容，皆留学生中激进派人物。仅几个月后，愤于湖北留学生学监姚昱压迫学生，兼以姚氏作风卑劣，陈独秀伙同张继、邹容等闯入姚宅，剪其发辫，以为羞辱。此事章士钊亦有记述：
姚昱一风尘下吏，偶辖一省海外学务（时充湖北留学生监督），无端撄留学生之逆鳞，由张继抱腰，邹容捧头，陈独秀挥剪，稍稍发抒割发代首之恨。驯至酿成交涉大故，三人被遣返国，邹容则乘机刊布《革命军》，激起排满浪潮；不足十年，而清帝退位。章士钊：《疏皇帝魂》，载《辛亥革命回忆录》（一），中华书局，1961年，第229页。
结果，因清政府干预，张继、邹容、陈独秀三人被遣送回国，其中邹容到了上海后，参与编辑《苏报》，当年（1903）6月“苏报案”发生，报馆被封，章太炎、邹容入狱，邹氏庾死牢中，就在一年多后。
创建爱国会，出版俗话报
陈独秀从日本被逐回国后，毋庸促请，已成了一个真正的革命党。说来有趣，他们这一辈革命党人，大部分都是文人出身，本无举事造反的条件和资本，只是爱国不成，改良无门，才被“逼上梁山”的。陈氏除了天性中比别人多了一份逆反，亦复如此，他回到家乡安徽，即联络同志，着手创建“安徽爱国会”，到1903年5月中旬，联合各学校三百余人在安庆藏书楼召开了一次演说会。陈独秀在大雨中登台演讲，指出“外患日亟，瓜分立至”，呼吁“发爱国之精神，振尚武之精神”，共同救国家于危难之中，激昂慷慨之态，极引人注目。但是，因“爱国会”在报上刊登“联络东南各省志士，创一国民同盟会，庶南方可望独立，不受异族之欺凌”等言论，为官府不容，两江总督端方密电皖军统领，捉拿陈独秀等人，“务必缉获，随时惩办”，陈氏闻讯，星夜逃往上海。
此时，由浙江人谢晓石出资，章士钊正在沪上创办《民国日日报》，该报为《苏报》之后继，宗旨仍是排满革命，陈独秀、张继相继被揽入，同任主编，以下担任撰述的还有陈去病、苏曼殊、林白水、谢无量等，皆文坛一时之秀。陈氏协助章士钊负责编辑事务，每天工作到夜深，苦中作乐，习以为常。章士钊《双枰记》载：
（陈独秀）东游不得意，返于沪，与愚及沧州张溥泉、南康谢晓石共立《民国日日报》。吾两人蛰居昌寿里之偏楼，对掌辞笔，足不出户，兴居无节，头面不洗，衣敝无以易，并亦不澣。章士钊：《吴敬恒-梁启超-陈独秀》，载《甲寅》第一卷，第4号，1914年11月10日出版。
《民国日日报》出版仅三四个月，上海知县公开告示，不准商民寄售或购阅该报，且沿江各省衙门也收到查禁该报的咨文，外绝销路，内断来源，只好停刊。陈独秀编报虽短，却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便是花了不少时间，整理润色由苏曼殊翻译、在《民国日日报》上连载的雨果名著《悲惨世界》，第二年由镜今书局出版单行本时，曰《惨世界》，署名苏、陈两人合译，这应是此作品首次在中国面世。
报纸停办后，章士钊留在上海创办大陆印刷局，张继再赴日本，陈独秀则回到安徽，与家人团聚。经过一段时间筹划，他决定去芜湖，投奔正在主持“科学图书社”的老友汪孟邹，一起再办一份报纸，最后定名为《安徽俗话报》。他在这时期写的诗句，如“英雄第一伤心事，不赴沙场为国亡”（《哭汪希颜君》），“男子立身惟一剑，不知事败与功成”等，苍凉而充满豪情，在透露寂寞心境的同时，也体现出了义无反顾投身革命的意志。将近二十年后（1922），时已当选中共中央局书记的陈独秀，回忆自己背一个包袱、带一把雨伞，徒步到芜湖办报的情景，感慨良多：
我那时也是二十几岁的少年，为革新感情所驱使，寄居在科学图书社楼上，做《安徽俗话报》，日夜梦想革新大业，何物臭虫，虽布满吾衣被，亦不自觉。当日社中朝夕晤谈的好友，章谷士、曹复生，可怜如今都没有了。《在科学图书社二十周年纪念册上的题词》，转引自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学林出版社，1983年，第200页。
“科学图书社”原是一家出售教科书和新潮书报的书店，陈独秀加盟后，曾写了一副对子挂在墙上，曰：推倒一切豪杰，扩拓万古心胸。虽是文人笔墨，却有横扫千军之慨，可见26岁的陈氏心气之高远。在《安徽俗话报》上，他写了大量抨击时政，宣扬爱国、鼓吹民主主义，提倡科学和教育的时评文字，以实践自己在创刊号之办报“缘故”中宣称的“两个主义”，第一，“是要把各处的事体，说给我们安徽人听听，免得大家躲在鼓里”；第二，“是要把各项浅近的学问，用通行的俗话演出来，好叫我们安徽人无钱多读书的，也可以长点见识”。他所撰写的《说国家》《亡国篇》《汤武革命》《中国历代的大事》等文章，都贯穿着唤醒民众、起而救亡这一主题，但是，如何避免“国亡家破”之灾呢？从《瓜分中国》一篇中能够见到，此时的陈独秀也非先知先觉，他提出来的主张其实还算温和，且对时局仍抱有幻想，比起后来锋芒毕露的激进主义，似有不小区别：
大家赶紧振作起来，有钱的出钱，无钱的出力，或是办团练，或是练兵，或是开学堂学些武备、枪炮、机器、开矿等各样有用的学问。我们中国地大人众，大家要肯齐心协力办起事来，马上就能国富兵强，那还有怕外洋人欺负的道理呢？
《安徽俗话报》的编者也以陈独秀为主，先有桐城中学教员房秩五、吴守一帮忙，此后又赖科学图书社店员章谷士、曹复生协助，才得以按期出版。该报每期发行数千份，在沿长江中下游各大城市设有代办所，与《杭州白话报》一时相埒，驰名全国。因报纸是在上海印刷，每期稿件汇齐，都由陈氏亲自寄往沪上，报纸出版后，也靠他自己动手分发，卷封和邮寄，条件至为简陋。在报馆挣扎生存的后期，别人都耐不住困苦，逐渐地脱离了，陈独秀仍坚守着，最后还独力支撑了几个月，直到1905年秋天出版到第二十三期，历时一年有半，才告结束。他的毅力和责任心，给同人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房秩五回忆：
忆余在清光绪庚子前后，作童子师于安庆，结交仲甫。仲甫少余两岁，意气甚豪。壬寅秋，先师吴挚甫先生自日本考察学制回安庆，创办桐城学堂，自任堂长，命余与吴守一诸人任学长。仲甫几无日不来校，纵谈时事，极嬉笑怒骂之雄。一日约共办安徽俗话报……迨暑假时，桐城学堂改名桐城中学，移回县城，余赴日本学师范，守一亦回桐城授课，仲甫乃将俗话报全部迁至芜湖……维时，仲甫间亦在各校授课，俗话报出版如故也。房秩五：《浮渡山房诗存》，载《安徽革命史研究资料》第一辑，安徽省社科所历史研究室，1980年。
《安徽俗话报》的命运，与革命党人所办的其他报纸一样，鼓吹到达高潮时，以辞旨过于激烈而贻人口实，又因为刊登外交消息而触犯了洋人，到了要停刊的境地。当报务难以为继时，陈独秀没有泄气，现实的刺激，反而推着他的思想进一步走向激进。报纸办不下去，他自会另寻出路，一个立志要唤醒大众的文人，却没有讲话的场所，这岂不逼得他铤而走险，用更激烈的手段与官府作对？不独陈氏如此，与他同时代的许多知识分子，都是这样走上反清排满之路的。
时值光绪三十一年（1905），正是同盟会成立、革命党人鼓吹暗杀的时代，陈独秀虽是个瘦弱文人，也不免为之心动。这年秋天，同盟会激烈分子杨笃生来上海组织“军国民教育会”暗杀团，章士钊函召陈独秀到沪，同谋其事。“军国民教育会”是黄兴、陈天华、张继等在日本组织的秘密团体，暗杀团则属“盟中之盟”，陈氏被邀加入，表明他在同人眼里，“激烈”得可以。一个多月时间里，他与杨笃生等人每天在爱国女校，一起试验炸药，并结识了同是暗杀团成员的蔡元培。1940年3月蔡氏于香港病逝时，身处江津逆旅中，贫困交加的陈氏，对往事仍历历在目：
我初次和蔡先生共事，是在清朝光绪末年，那时何海樵、章行严等，在上海发起一个学习炸药以图暗杀的组织。行严写信招我，我由安徽一到上海便加入了这个组织，住上海月余，天天从杨笃生、钟宪鬯试验炸药。这时孑民先生也常常来试验室练习、聚谈。陈独秀：《蔡孑民先生逝世后感言》，载重庆《中央日报》1940年3月24日。
迈出这一步，陈独秀算是真正走进革命党的中心了。“军国民教育会”于1903年东京拒俄运动中刚刚成立时，曾拟订行动计划，分作“鼓吹、暗杀、起义”三步进行，目标是“欲先狙击二三重要满大臣，以为军事进行之声援”，陈氏办过《安徽俗话报》，既已经历了“鼓吹”这一过程，进入“暗杀”这一环节，倒也顺理成章。只是他虽在成城学校学过军事，懂得一些制炸药的原理，但终究不是干刺客、搞起义的料子，后来他在《实庵自传》中也说，除了战争中杀人不可避免，“其余的杀人，如政治的暗杀，法律的宣告死刑，只有助长人们的残忍与野蛮性，没有一点好影响”。
可见革命奋斗了一生，其间也曾风云际会，当选为中国共产党早期主要领导人，到了晚年，陈独秀始终还是文人的本色。而他与毛泽东之间的关系亦有着由近及远的演变轨迹，终是因为两人在革命方式的主张上不同，选择了不同的斗争策略。
组织岳王会，淮上交英豪
陈独秀在上海学制炸弹后，回到芜湖，应聘在安徽公学担任国文教员。该校原是留日学生李光炯，在长沙为旅湘徽籍子弟发起的一所公学，黄兴、赵声等人在赴日本前，都曾在该校教书，散布了革命种子，迁回芜湖后，校中反清气氛很浓，学生秘密传阅《民报》，暗潮涌动。为了联络各方仁人志士，陈独秀到校后，与同校教员柏文蔚、常恒芳发起了“岳王会”，这个组织很快成为安徽革命运动的策源地。后来，柏文蔚去南京新军第九镇当队官时，在军中设立分会，常恒芳也借到安庆任教的机会，聚集了一批同志组成安庆分会，以为呼应。陈独秀被举为总会长，坐镇芜湖，统筹社务。
数年后辛亥革命爆发，“岳王会”为促成皖省举义的主要力量。常恒芳回忆建会初期的情形：
当时所聘教员都是主张革命的，最有名的要算刘师培，他是在上海因革命事泄，化名跑到芜湖来的。还有陈独秀等也在里面任教。因为里面一般人都主张革命，于是就由柏烈武（按柏文蔚字烈武）、陈独秀等发起组织“岳王会”，意思是崇拜岳王精忠报国的精神。柏烈武原为秀才，后学于武学堂，这时在里面教体操。陈独秀原留学日本，回来后除教书外，还办有一种旬刊叫俗话报，用语体文鼓吹革命运动。我那时是该校师范班学生，而且年龄比较大，因此也参加了这个组织。当时参加的还有武备学堂部分军人，整个组织大概共有30多人。常恒芳：《记安庆岳王会》，载《辛亥革命回忆录》（四），第438页。
文中所言刘师培，即后来与杨度、严复等组织“筹安会”、为袁世凯鼓吹帝制“六君子”之一，此时是个反清积极分子，与陈独秀甚为相得，困苦中且互有帮助，陈氏先后邀他到安徽公学、皖江中学任教，以为生活之挹注；而若干年后，刘氏背叛革命、蜕变为清廷鹰犬，则非陈独秀所能预料了。有趣的是，到民国成立时，不少革命党人以刘师培曾做过清廷暗探，要求予以严惩，陈独秀却联络了安徽都督府秘书科十几个人，联名上书临时大总统孙中山，“恳请赐予矜全，曲为宽，当玄黄再造之日，延读书种子之传”，终使“留系资州，行将受罚”的刘氏安然得脱。见《临时政府公报》第二号，1912年1月30日。人说陈独秀外表倔强，内心却有“妇人之仁”，到了日后做革命领袖时，使中共吃了不少国民党的苦头，他的这个性格，即源于此乎？
就在这一年里，安徽革命党中出了个震惊海内外的人物，便是9月份在北京前门车站谋炸赴英国考察宪政五大臣，未遂身亡的吴樾。此事与陈独秀也甚有关系。陈氏认识吴樾，还在1903年8月在上海办《国民日日报》时，吴氏是安徽桐城人，当时为保定高等师范学堂学生，与陈独秀少年时代的好朋友张啸岑同窗，此番回家度假，转道上海，特来拜访陈氏，晤谈甚为投机，因以订交。
转年，陈独秀的总角交、桐城人潘瑨华前往保定，与吴樾、张啸岑会面，交换对时局看法时，曾转达陈氏意见，其中有“同人等进行革命，要能谨慎而不怯懦，要有勇气而不急躁”等语。岂料这时的吴樾，已下定决心做“独行侠”，杀一二满洲大员，以促革命时代早日来临。为此，他在1905年春假期间，草拟阐述自己革命思想的万言“意见书”，托付给张啸岑，作为对身后事的交代。张啸岑还记得：
（吴樾）郑重嘱咐代为好好保存，在他完成任务以后如果离开了人世，就设法交付可以发表的人；如果仍在世间，即将其焚毁免得牵累。万一无法发表，便交湖南杨笃生先生，或者安庆陈仲甫先生。后该稿件经陈仲甫先生于1905年冬函向张啸岑索去，当时陈在安徽芜湖公学任教兼编白话报。张啸岑：《吴樾烈士事迹》，载政协安徽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辛亥风雷》，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95页。
吴樾最初拟订的计划，暗杀目标是军机大臣、陆军部尚书铁良，所用的自制香烟罐式小型炸弹，由当时隐身于北京编译馆的杨笃生提供，因为交接时匆促，未及详询使用方法。随后，吴樾再次南下，回桐城安排家事，并与诸同志告别。路过芜湖时，在科学图书社楼上与陈独秀又见了一次面，交谈中，论及反清革命前景，竟讨论起“舍一生拼与艰难缔造，孰者为易？”这个话题。9月24日，北京前门车站轰隆一声，五大臣中载泽、绍英受伤，中外震动，吴樾实现了与陈独秀“易水之别”时的诺言。他的名字见诸各报报端后，在芜湖的陈独秀也很快得悉，吴樾因炸弹受震自爆而身亡，立即以密语写信，向张啸岑询问详情：
北京店事，想是吴兄主持开张。关于吴兄一切，务速详告。《吴樾烈士事迹》，见《辛亥风雷》，第198页。
后来，陈独秀将一部分吴樾遗物寄到上海友人处，内有西式外套一件，是存心忠厚的吴氏赠给杨笃生的；又过数年，同盟会在广州发起的三月二十九之役败后，杨氏精神大受刺激，在英国利物浦投海自尽，身后留有遗嘱，将历年所积一百金镑捐助革命，用以制作炸弹，其心意至可哀也。这些事情，对于陈独秀革命思想的打造，自有重大作用。
为了扩展岳王会势力，这年的暑假里，陈独秀与柏文蔚等人结伴，仍是一肩行李、一把雨伞，远行皖北十余县，遍访淮上豪杰，物色革命同志，其中在柏氏家乡寿县停留半月余，结识孙毓筠、郑赞丞、宋健侯等，到辛亥革命时，这几个人里面，孙氏做了首任安徽都督，郑、宋也成为同盟会中坚人物；岳王会在南京、安庆的领导骨干，还包括熊成基、倪映典、吴旸谷等留名于中华民国开国史的烈士，熊、倪两氏投入新军后，于几年后分别在安庆、广州发动起义，皆事败身死。陈独秀交结这些侠义之士，自也不甘居后，而加紧在江皖进行革命活动。到1907年春，他利用汪孟邹的科学图书社，联络党人，事机不密，被人告发。官府对他穷追不舍：
奸民候补道汪云浦告密于（安徽巡抚）恩铭，恩铭大怒，欲穷治之，羽书连下。许承尧：《民元前徽州革命党人之活动》，载《“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第一编第十二册，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63年，第184页。
风声鹤唳中，陈独秀再次离安徽、赴日本，进入正则英语学校学习。几个月后，恩铭在安庆巡警学堂毕业生典礼上，被革命党人徐锡麟刺杀，锡麟被逮，惨遭挖心抛尸，世人闻之震撼。陈独秀听到这个消息，惊骇异常，从中悟出：革命乃是用革命党人鲜血写成也。在校期间，他与客居东京的苏曼殊同住，也与章太炎、张继、刘师培密切往来，这时同盟会已俨然为留东学生的组织核心，但陈氏没有始终参加，他在思想上仍以岳王会为革命正统。多年后，陈独秀总结自己的革命生涯，自诩为“终身的反对派”，与此是一脉相承的。
陈独秀晚年潦倒时，追随他革命多年的家乡老表濮清泉，还听他这样评价同盟会人物：
陈独秀对于当时的同盟会人士，除孙中山、廖仲恺、朱执信外，他认为都是些平庸人才，不足与谋也不足与言，他骂汪精卫一类的文人是政客官僚，类似蒋介石一类的武人是军阀。他认为同盟会是一堆全躯保妻子之徒，绝对干不了革命。他说后来这些人，在国民党统治时期都当了文武高官，祸国殃民。濮清泉：《我所知道的陈独秀》，载杨扬编《陈独秀》，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第74页。
陈独秀对同盟会观感如此，那么他早年虽多次赴日本，但却没有加入该会，或有其解了。其实，在日本这段时间，陈独秀虽投身革命，本性仍是一个书生，与人所谈并非都是革命话题，而更热衷于切磋中西学问、探讨梵文书藏等。某日，他去《民报》馆拜访章太炎，钱玄同、黄季刚正在座中，听见客来，忙避入隔壁房间。隔着两扇纸糊的拉门，陈、章两人的谈话听得十分清楚：
主客谈及清朝汉学的发达，列举戴段王诸人，多出在安徽江苏，后来不晓得怎么一转，陈仲甫忽而提起湖北，说那里没有出过什么大学者，主人也敷衍着说，是呀，没有出什么人。这时黄季刚大声答应道：“湖北固然没有学者，然而这不就是区区。安徽固然多有学者，然而这也未必就是足下。”主客闻之索然扫兴，随即别去。《周作人回忆录》，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455-456页。
整整十年后，陈独秀、黄季刚都在北京大学做文学教授，一个鼓吹新文化，“毁孔子庙罢其祀”；一个推崇旧学问，“八部书外皆狗屁”，壁垒分明，然都见其真性情。有人称陈独秀是“是单纯而天真、固执而顽强的侠客和文人的结晶体”，所言极是。这样一个人，也许只该做新文化的旗手，在文坛上冲锋陷阵，若做舍情忘义的政治家，真是“误入歧途”了。
陈独秀这次亡命日本，正值同盟会主导的反清革命处于低潮，潮州、惠州起义先后失败，钦州、河口发难继被镇压。陈氏自己几年间的摸索奋斗，也是迭遭坎坷，心中愤懑难解，可想而知。这种孤愤抑郁的心境，多反映在与友人唱和的诗句中，如“时垂百丈泪，敢问意如何？”（《华严瀑布》）“誓忍酸悲争万劫，青衫不见有涕痕”（《本事诗》）等，忧时神伤的情怀，彷徨无奈的意态，反使他书生加革命党的形象，变得真实可感了。
蛰居杭州城，辛亥显身手
陈独秀“荷戟独彷徨”的日子，一直延续到宣统元年（1909）秋天，他从日本归国，与高君曼再度相遇。高氏是他妻子高晓岚的同父异母妹妹，北京女子师范学生，比他小了六七岁，然而思想新潮且有文学修养，两人情投意合。陈氏是个多愁善感的书生，也是狂放外露的性情中人，在爱情生活中亦复如此。他置家庭反对、社会舆论讥讽于不顾，抛弃发妻，移情别恋，已属异类，又因嗣父要以“大逆不道”控告他，索性从此与家庭脱离了关系。
为了远离世俗偏见，这年冬天，陈独秀应聘到杭州陆军小学堂教书，便与高君曼迁到杭城同居，相处欢洽。从他给好友苏曼殊的信中，可看出生活得意之状：
去年岁暮，再来杭州，晤刘三、沈尹默，均以久不得消息为恨。仲（按陈氏自称）别公后胸中感愤极多，作诗不少。今仅将哭兄丧诗及与兄有关系绝句奉上……仲现任陆军小学堂历史地理教员之务，虽用度不丰，然“侵晨不报当关客，新得佳人字莫愁”。公其有诗贺我乎？《陈独秀致苏曼殊信》，见柳亚子编《苏曼殊全集》卷四，第122页。
此后一年多，陈独秀蛰居杭城，潜心读书，以避官府注意，远离家人漩涡。他居然有兴趣研究起甲骨文，“每天写几张《说文》上的篆字”，在这里，可以诗酒相娱的朋友除了同行刘季平、沈尹默，还有当地文人马一浮、谢无量等。刘季平与陈氏在成城军事学校同窗，人甚侠义，当年邹容因苏报案虐死西牢，就是这位“义士刘三”为其收尸改葬；沈尹默则是新交，当时在杭州第一中学任教，他在《我与陈独秀》一文中说：“我和陈独秀从那时订交，在杭州的那段时期，我和刘三、陈独秀夫妇时相过从，徜徉于湖山之间，相得甚欢。”沈尹默：《我与陈独秀》，载《陈独秀评论选编》（下册），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80页。
生活虽属平静安谧，陈独秀仍不能忘怀革命，所作诗章，都是感时忧郁之篇，唱和者有赵声、章士钊、郑赞丞、苏曼殊等人，可见他和革命党中核心人物仍保持着密切联系。到辛亥三月二十九日，同盟会组织死士攻打广州督署，赵声担任总指挥，事败后愤懑至死，陈氏友人中又弱一个，情何能堪！是年晚秋，当武昌起义消息传到杭州后，他欲有所为，也是意中之事了。
上海光复后第三天（11月5日），驻防杭州的新军两个标团起而响应，一日之内，义军包围旗营、抓获巡抚増韫，宣布全省独立。打先锋的是光复会组织的敢死队，24岁的蒋介石就是其中一队指挥，这也是他在革命党中崭露头角之始。33岁的陈独秀书生一个，除了作了一篇反清檄文，并无其他举动。光复会干部、时任陆军小学学生队长的周亚卫说：
武昌首义以后，杭州方面开始积极酝酿。陆军小学堂为通讯联络机关之一，并进行宣传鼓动工作，对杭州各机关学校等散发传单。有一次地理历史教员陈仲甫起草了一篇檄文，由我用一张大纸写好，同排长商文蔚两人深夜里去贴在鼓楼的门旁。第二天，这张檄文不见了，原位置上改贴了抚台衙门的严厉镇压的告示。周亚卫：《光复会见闻杂忆》，载《辛亥革命回忆录》（一），第631页。
浙江军政府成立后，推举名绅汤寿潜为都督，同盟会、光复会干部各居军政要职，其中没有陈独秀的位置，也非怪事。他是皖人而客居浙省，同盟、光复两会皆未加入，在寄身杭州的一年多里，远离政事，多与文人交结，在当地也无多大影响，与几年前在安徽办报时激扬文字、叱咤风云的景况，不可同日而语。他毕竟不甘寂寞，民国成立当月下旬，新任安徽都督孙毓筠电召他返省共事，即匆匆起程了。
武昌起义一个月内，长江流域大城市上海、杭州、苏州、镇江等地纷举义旗，东南半壁蔓延燎原之火，江皖地处要隘，势不能自保。安徽巡抚朱家宝为形势所迫，于11月11日宣布独立，不久，同盟会安徽主盟人孙毓筠返省，被推举为都督。陈、孙相识，远在陈独秀1905年夏天出游皖北、遍访江湖时，孙毓筠出身满洲贵族，纳资捐官，当时已得三品顶戴，受革命党人影响，同年东渡日本并加入同盟会。一年后受孙中山指派，回国运动长江流域各省新军举义，事泄被捕、判处终身监禁，直到辛亥年12月初南京光复后，才获释出狱。出任都督后，四处罗致人才，无论旧交还是文名，陈独秀都是首选人物。
陈独秀到了上海后，由常州、镇江抵安庆，即被任命为都督府八名顾问员之一。按《都督府临时官制》规定，顾问员“由都督延任”，职责是“备一切政务之咨询”，此时，因时局纷乱，孙毓筠的皖督地位很不稳固，为了统一政令，他又安排陈独秀在秘书科挂名领衔，经办重要文电，因而陈氏在都督府中备受信任，有第一谋士之称。同在都督府任事，掌管文书及收发的张啸岑回忆：
孙为少爷出身，又因贩食鸦片，不理政事，都督府问事最多的是秘书长陈仲甫。陈想在行政上作一番改革，惟其性情过于急躁，想一下就把政治改革好，常常为了改革而与人发生口角，每逢开会，会场上只听他一个人发言，还总是坚持己见，孙毓筠也无可奈何，还不得不从……陈任都督府秘书长时间不长，就由李光炯接替了。《陈独秀年谱1879-1920》，载《林茂生自选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2-33页。
陈独秀急欲一展抱负，他提出的改革意见，如提高人民生活、排斥旧官僚及注重建设等，虽有大刀阔斧之慨，但在一班乡绅遗老阻碍下，多半无法付诸实施，于是提出去职。不久，随着孙中山让位于袁世凯、黄兴撤销南京留守府，南方革命形势急转直下。孙毓筠手里没有军队，势单力薄，加上事事受旧势力的掣肘，在安徽也站不住脚，于1912年4月间请辞，皖督一职，由南京临时政府第一军军长柏文蔚接替。
这时候，陈独秀已在安徽高等学堂（校长为桐城教育家马通伯）重操旧业，担任教务主任。该校学生素有造反传统，几年前曾将严复驱逐出门；陈独秀到校不久，又与学生发生了激烈冲突。陈独秀本是书生意气，与学生代表对话中，对其“无理要求”，毫不让步，据在场的周越然记述，当学生指责陈独秀说话“野蛮”时，他回答说：“我是野蛮，我已经野蛮多年了；难道你们还不知晓吗？”接着出现了有趣的一幕：
于是，喊打之声四起；同时，全校电灯熄灭，变成黑暗世界。独秀先生到底是活泼伶俐的革命家，就在此“千钧一发”，喊打未打之际，无影无踪的脱离高校而安然抵家了。次日，独秀先生辞职，教务由郑某代理……不久，教务由我主任。周越然：《我所知道的陈独秀》，载《六十年回忆》，上海太平书局，1944年。
陈独秀被逐离校后，愤愤不平，却也无可奈何，恰在此时，孙毓筠交卸皖督，陈氏早在创建岳王会时期，就与柏文蔚共事，交接过程中，当然少不了他穿针引线的作用。孙氏辞职时，柏文蔚所领第一军驻扎在浦口，日子也不好过，这时，江苏名绅张謇、马良等提出苏人治苏口号，并策动地方各团体请愿，要皖军迁往蚌埠，声势汹汹。柏文蔚撑到6月初，在进退两难之中，又经陈独秀亲自到浦口，面陈袁世凯势力渗透安徽情况，以保存一部分革命力量为请，这才决定从浦口移兵，返皖视事。柏氏有如下记述：
是时陈独秀亦由安庆来浦口密商，以袁世凯用威迫利诱的手段，革命党内部已被分化。南方留守府既取消，各军涣散，军事重心，已不在南京，浦口无久居必要……于是返皖计划乃定。
此时余之秘书长为陈独秀，机要秘书王树笙，参谋长为徐子俊，高级参谋徐介卿，所有机要皆由四人与余密商解决。当时的方针：决定以中山先生的意志为转移，由独秀负责，与上海陈英士接洽掌握，绝不能违背我们革命的宗旨，无论何种建议主张，皆不为动。柏文蔚：《从辛亥革命到护国讨袁》，载《江苏文史资料选辑》第六辑，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
柏文蔚就任安徽都督后，雄心勃勃，着手整顿行政、扩充军备、梳理金融，并提倡教育、实业，开展多方面建设，陈独秀深得信赖，参与机要，虽公务繁忙，心情十分愉快。寄住在宣家花园陈宅的周越然还记得，有一天他从学校归寓，见门前马轿甚多，一问管门人才知柏都督驾到，屋内还有陈独秀及高等学堂教员应溥泉，于是四个人凑在一起打麻将，那天晚上，柏都督“一共和了三副‘对对和’，所以欢乐之至，把所赢的钱，统统赏给仆婢了”。由此可看出陈、柏之间关系十分亲密。另有一次，周越然夜里被胡琴、月琴声吵醒，原来是陈独秀在家里宴客，还请了班子里的姑娘唱京剧助兴，吵闹了一夜；为了表示歉意，数天之后，“独秀先生真的请我去吃花酒，并且代我征了鸣谐班一个姑娘名叫金芝的”。周越然：《我所知道的陈独秀》，前引书。这件事，说明陈独秀此时的生活是何等浪漫洒脱了。
然而好景不长，转年局势大变：1913年春，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在上海车站被刺，南北骤然失和，袁世凯派北洋军南下，欲与革命党兵戎相见。安徽是同盟会根据地之一，袁氏当然不会放过，于6月底下令免除柏文蔚都督兼民政长职务，派亲信孙多森接任。屈指算来，柏氏督皖、陈氏在秘书长任上仅一年余，风云变幻如此之快，实难意料。
柏文蔚被免职后，调任陕甘筹边史，辞而不从；孙多森欲请陈独秀留任，但陈氏要随柏文蔚进退，当然不干。他的告别方式，也很见其疾恶如仇的性格，如《民立报》的这则报道：
（陈独秀）因鄙视孙多森，呈请辞职，未待批准，留书径去，书中有旧病复发，迫不及待等语，盖指旧官僚政治复活，不可一日与居之义。《民立报》1913年7月8日。
流火七月，多事之夏，正是二次革命爆发的前夜。柏文蔚卸职后，乘坐“建威”兵舰赴宁，陈独秀携高君曼及不到一岁的女儿，与一干幕僚随行，同寓南京侯府内，闭门谢客，静观时事。这时，陈独秀是柏文蔚身边参与讨袁机密的少数几人之一。
奋起再革命，迎接新时代
避居南京期间，陈独秀一直伴随柏文蔚，不离左右。从柏氏回忆录中，略可窥陈氏在南京形迹之一斑：
余家住南京侯府内，由安庆随余同来者有陈独秀、徐子俊、徐介卿、王树笙等人。陈家本住安庆，此时亦将其夫人高君曼迁来南京，与余家同住。余每日黎明与陈、徐等人乘舟到府城桥下纳凉，夜深始归，朋辈鲜有知者。柏文蔚：《从辛亥革命到护国讨袁》，载《江苏文史资料》第六辑，第21页。
柏文蔚自都督被免后，意兴阑珊，加上孙中山在规划二次革命时，径直将皖事委托给党人龚振鹏，更令其不快，对党务“始终置之不闻不问”。到了孙中山作出兴兵讨袁决策，7月15日，黄兴潜入南京就任江苏讨袁军总司令时，遍寻柏氏不得，最后派第八师师长陈之骥在侯府守候，传达请他到江苏都督府议事的口信。柏文蔚会后归来，“与独秀、子俊等研究”，认为“目前南方军队已成强弩之末，时机一误再误”，讨袁并无胜算，因而不赞成安徽起兵。但是，在一夜之间，二次革命爆发了。鉴于风声紧急，柏文蔚派陈独秀回了一趟省城，实地观察动静。陈氏很快返回南京，带来了最新的时局消息。柏文蔚回忆：
此时独秀由皖返宁，知袁家声、岳相如、张汇滔、范光启、龚振鹏、管鹏……在正阳召开军事会议未成。龚振鹏带兵赴芜湖，（所部）溃散，几遭不幸，幸有岳相如派兵护送，龚始能安全到芜。此时安徽已成一盘散沙，故在皖同志，均希望余即时回皖。柏文蔚：《从辛亥革命到护国讨袁》，载《江苏文史资料》第六辑，第21页。
几经争议，柏文蔚还是从黄兴手里接过了安徽讨袁军总司令的任命令，带着一干随员返皖，这其中也包括陈独秀。数日后发出的安徽军民讨袁独立宣言，历数袁氏罪状，中有“东南各省同深义愤，声罪致讨，吾皖岂能独后”等语，便是出自陈氏手笔。
安徽独立，一波三折，当柏文蔚在临淮关成立讨袁军司令部，正与盘踞皖北的北洋军倪嗣冲部激战时，省城安庆接连发生兵变，都督一职，历经火并，已几易其人。柏文蔚只得带着陈独秀等，从皖北前线抽身赶赴省城，自任都督，仍以陈氏为秘书长，以期收拾乱局，维持秩序。讨袁之役，只是国民党人徒作孤注一掷，陈独秀身处漩涡中，眼观大势，已料到结果不妙。他与柏文蔚共事一年多，身为幕僚，处处受人指使，从性情上来讲已属勉强，况且他在心里是看不起武人的。陈氏的乡间老表濮清泉有一段记述，可资为证：
柏钦慕陈的文名，所以请他（当秘书长）。但陈（独秀）后来对我说，柏的相貌，的确像个将军，大头大脸，相当堂皇，当时皖人称他“柏大头”，可是实际上一点本领没有，简直是个肉柱。濮清泉：《我所知道的陈独秀》，前引书，第74-75页。
柏文蔚早年与陈独秀同创“岳王会”，后来在新军第九镇中升为管带，辛亥十月，江浙联军攻打南京时，柏氏招集新军溃兵，自任师长，屡建功勋，深得黄兴信任，最后坐到第一军军长位置，算得上革命党中有勇有谋人物。如此党中健者，陈独秀且看不上眼，况其他军人乎？不久他脱离政局，出奔上海，一方面是看到战事取胜实在无望，一方面就是受这种骄傲心理的支配吧。
随着各省讨袁战事节节失利，安徽的将领们也开始动摇，柏文蔚、陈独秀入省后不几天，师长胡万泰为争都督一席，再次发动兵变，柏文蔚所率兵力又不足以抗拒，于是突出城外，向芜湖转移。在这之前，都督府顾问陈独秀、范鸿仙、管鹏、凌毅等，均已先行出逃，到达芜湖军政分府。陈独秀是心直口快的人，因风闻分府负责人、旅长龚振鹏滥杀无辜，未辨正误，见面后横加指责，两人言语冲突甚烈，龚氏大怒之下，要杀陈氏的头。曾与陈独秀同在都督府任事的高语罕记得：
二次革命失败，先生从安庆逃到芜湖，被芜湖驻防军人某逮捕。这位军人本是同柏公立在反袁旗帜之下的，不知因何事与柏不谐，而迁怒于先生。已经出了布告，要枪决先生。先生从容地催促：“要枪决就快点吧！”旋经刘叔雅、范鸿仙、张子刚三先生力救得免。高语罕：《入蜀前后》，载《民主与统一》杂志第七期，1946年上海出版。高语罕：《参与陈独秀先生葬仪感言》，载重庆《大公报》1942年6月4日。
陈独秀的另一老友常恒芳对此事说得更明白些：
……陈独秀因此在芜湖被捕，这就是我到南京，黄（兴）总司令出走的时候。为什么陈独秀没有被杀呢？是因为芜湖有张永正一旅军队驻在那里，反对龚振鹏等杀陈独秀，说要是杀了陈，他就要率兵拼命，故陈独秀仍被释放了。常恒芳：《安徽革命始末》，演讲稿本，转引自张湘炳：《史海抔浪集陈独秀并辛亥革命问题研究》，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年。
据党人胡渭清在《我陪同陈独秀去寿春》一文中回忆，范鸿仙当时对龚振鹏说：“陈独秀是社会上颇有影响的名流，杀不得。”陈独秀的好友程演生也曾叙此事：“同去的人说，当时仲甫被绑时并无屈服表示，但面色亦不能不无变色了。”在芜湖饱受惊吓后，陈独秀继续向上海逃命，及抵沪上，潜身于租界，才喘了口气。
在陈独秀离安徽同时，倪嗣冲率北洋兵占领安庆，出示布告，通缉皖省重要革命党人，共20名，陈氏列在被通缉者之首，被指为“柏逆文蔚、龚逆振鹏死党，蓄志谋叛之犯”，并令师长马联甲派兵查抄他的老家。他的嗣父陈衍庶，因与洋商做大豆生意惹上官司，破产后一病不起，去世刚才一个月，据陈独秀三子陈松年说，“倪嗣冲派兵来我家抓人，昔凡（陈衍庶字）公的灵柩还停在家里”。结果，家中字画等物一抄而尽，嗣母受惊，也大病一场。陈独秀的堂侄陈遐文回忆当时情况：
统领手下的人，还到处捉拿陈独秀的两个儿子，要除根。陈独秀的两个儿子，一个叫小四子（按指陈延年），长长瓜子脸，一个叫小五子（陈乔年），圆脸儿，小六子年纪还小。当时，小四子、小五子就从屋顶跳下来，连夜跑到乡下，找到我家。我把妈妈的床拉开，往床里面搭个铺，把蚊帐撑着，让他们在里面睡了三夜，后来家里人才找到他们。据说当时没有逮到延年、乔年，却把陈独秀的侄子永年逮去了。《陈遐文谈陈独秀》，载《安徽革命史研究资料》第四辑，1980年。
经此沉重打击，陈家一蹶不振，不久陈独秀的好友张啸岑也到上海，面告倪氏暴行及家中遭遇，陈氏不住地叹气，只能愤愤地说一句：“恨不得食肉其人。”话虽这么说，但他一个只会写文章的书生，又能如何呢？
在隐居上海的几个月里，陈独秀打算闭户读书，从此以编辑和写书为生。虽然环境恶劣，空气紧张，他仍试图专心研究学问，完成了关于汉语同义词的著述《字义类例》，又编了一本《新华英文教科书》，出手不可谓不快。陈独秀旧学功底深厚，又是文人性情，其实更适合做个学问家；但有趣的是，在他从事政治的后半生，一旦失意或失败，才会钻进书斋里去，以此为生存手段。一旦情况有所转变，他仍兴致勃勃地问鼎于政事。在他的一生中，这种现象反复出现，恐怕是其刚毅勇猛、锐气逼人的性格使然吧。但在1914年暮色四合的夏天，轰轰烈烈的讨袁运动之后，正值革命低潮时期，陈独秀愤懑难平，又有些意气消沉，在给章士钊的信中，他写出了当日的社会状况，也表达了内心的苦闷：
国政剧变，视去年今日，不啻相隔五六世纪……自国会解散以来，百政俱废，失业者盈天下，又复繁刑苛税，惠及农商，此时全国人民，除官吏、兵匪、侦探之外，无不重足而立，生机断绝，不独党人为然也。国人唯一之希望，外人之分割耳。
仆本拟闭户读书，以编辑为业，近日书业，销路不及去年十分之一，故已搁笔，静待饿死而已……急欲习世界语，为后日谋生之计。生机（陈独秀）：《致甲寅记者函》（1914年6月10日），载《甲寅》第1卷第2号。
这年陈独秀36岁，在他63年的人生旅程中，这样的低谷还会一次次出现，随后的奋起也是循环往复，只是时过境迁，换了一种场景，变了一些面孔而已。次年，因为袁世凯政府追缉革命党人甚急，上海密布侦探，陈独秀再次走避日本，协助章士钊编辑《甲寅》半年余，度过了一段“穷的只有件汗衫，其中无数虱子的生活”。及1915年6月回到沪上，袁世凯帝制自为，行将没落，陈独秀心境已经大变，他在《青年》杂志创刊词中写道：“予所欲涕泣陈词者，惟属望于新鲜活泼之青年，有以自觉而奋斗耳！”
陈独秀要以这样的宣言，告别自己的革命党生涯，而他迎来的，将是一个暴风雨来得更加猛烈的新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