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核心力量：使命至上

共和国的健康卫士

军事医学科学院践行科学发展观忠实履行使命纪事

新闻背景：

军事医学科学院暨解放军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是我军最高的军事医学研究机构，承担着军队平战时核生化损伤和新武器损伤医学防护研究、军队疾病预防和控制、反恐处突和应急救援医学保障的重任，拥有14名院士、160余名博士生导师、500余名硕士生导师、44个国家、军队重点实验室和研究中心，以及24个博士学位授权点和31个硕士学位授权点；先后获得以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和国家技术发明一等奖为标志的科研成果2000余项。近年来，该院138个单位、329名个人受到国家、军委和总后表彰，获得了“全国抗震救灾英雄集体”和“北京奥运会、残奥会先进集体”荣誉称号。依托该院组建的全军“三防”医学救援大队，圆满完成历次军委、总部赋予的平战时重大医学保障和应急救援任务，为国家和军队医学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紧邻北京西四环，坐落着我军最高军事医学研究机构——军事医学科学院。外人眼里，它不过是一座普通的部队大院，院落里有一群忙忙碌碌的军人，然而，在国家的史册上，却为这个安静有序的院落和这些默默无闻的军人科学家们记载着浓墨重彩的一笔：每每在国家危难时刻和人民生命健康受到威胁的紧要关头，他们总能挺身而出、不负众望、拔得头筹，成为维护人民生命健康的“排头兵”。

进入21世纪，特别是近6年来，军事医学科学院按照科学发展观要求，解放思想抓建设，更新理念抓发展，各项事业强势突破、快速发展。这里诞生了以我国医药卫生领域迄今唯一的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和国家发明一等奖为代表的高等级科研成果2000余项；拥有14名院士、160余名博士生导师、500余名硕导，印证着这个“国家队”的雄厚智力资源；先后出色完成我国历次重要局部战争、重要国事活动、重大军事演习、重大突发事件的医学保障和应急救援任务，充分展示着这个“国家队”担负的非凡使命。

从在国内率先研制出诊断“非典”的快速检测技术，到研制成功防治“甲流”的系列药物……在突如其来的疫情面前，科技人员与病毒短兵相接，艰苦奋战，度过一个个不眠之夜——实验室作证2009年10月16日，一条令13亿人民振奋的消息传遍了华夏山川：军事医学科学院继圆满完成工业和信息化部下达的国家1300万人份甲型H1N1流感防治药物——磷酸奥司他韦胶囊的储备任务后，又向国家储备无偿捐献5万人份适合老年和儿童服用的甲型H1N1流感防治药物——磷酸奥司他韦颗粒剂。

应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军事医学科学院始终以其出色的科技成果，成为维护人民生命健康的拳头力量。

今年4月，就在北美地区拉响甲型H1N1流感疫情大流行警报的当天，军事医学科学院敏锐的目光就锁定了这种奇怪的“毒魔”，他们在实验室开辟了一个个征服甲型H1N1流感病毒的特殊战场，流感的快速诊断、病毒人传人能力监测、特异性药物储备与新药及疫苗研发等一系列应急攻关研究相继展开。他们又一次“亮剑”了！

科技人员昼夜攻关、顽强拼搏，只用了短短一周的时间，就研制出5种不同方法检测病毒的试剂。仅在2个小时之内，就确诊了我国内地首例输入性病例。与此同时，由该院李松研究员带领的课题组也传来捷报：在研制成功抗流感预防和治疗药物--磷酸奥司他韦原料药及胶囊的基础上，又成功开发研制出抗流感病毒新药--帕拉米韦三水合物原料药及其注射液。磷酸奥司他韦被国家确定为应对甲型H1N1流感疫情的储备药物。

我国著名分子遗传学家、现年88岁的中国工程院黄翠芬院士这样感叹：军事医学科学院的科技人员不仅具有献身使命、勇攀科学高峰的科学精神，更重要的，他们是一群战斗在没有硝烟战场上的军人。

回首2003年那场波澜壮阔的“抗非”斗争，人们至今仍记忆忧新。

当年2月11日，广州市政府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一种原因不明并且传染性极强的非典型肺炎疫病，开始在广东地区蔓延。

作为长期战斗在军事医学研究一线的科技人员，敏锐地觉察到：这决不是一种简单的传染病，也不可能只在一个地区流行蔓延，必须尽快找到致病元凶和破解的办法。于是他们作出了一系列超常规决策：2月12日，院党委立即召集相关专家制定研究方案，组建课题组。有人说去广东采集样本的专家还没返回，巧妇难为无米之炊，院党委拍板说等不及，没有米，先把“锅碗瓢盆”、“油盐酱醋”准备好。2月15日采样回来了，有人提醒说搞这么大的科研必须申报，院党委又拍板说，来不及，火烧眉毛了，先上车再补票，出了问题我们扛。样本检测后，有人说，项目庞大，必须申报专项经费才行，院党委再次拍板——先拿家底垫支。

参加非典攻关的100余名科技人员完全进入战斗状态，把个人安危置之度外，忘我拼搏，昼夜苦干。就在他们马不停蹄地攻关之时，非典疫情陆续在全国各地爆发，人民群众陷入极度恐慌！

他们不分白天黑夜奔波在北京的各收治非典病人的医院，冒着被病毒感染的危险，一次又一次近距离接触非典病毒。

非典病毒分离、动物实验、试剂研制、药物研究等科研工作必须在生物安全三级负压实验室进行。这里始终保持负压状态25摄氏度的恒温，进入其中的科技人员必须穿着特制的三层防护服，一会儿，贴身的衣服就被汗水浸透了。平时，他们工作两三个小时便得出来透透气休息会儿；非常时期，为了争分夺秒抢时间，科技人员在这里一干就是八九个小时，虚脱现象时有发生。为了及早捕捉到非典病原体，他们经常连续数小时把眼睛贴在高倍电子显微镜上，观察不断送来的标本，每次走出实验室时都感觉天旋地转。

连续超负荷的工作，造成科技人员们极度疲劳，不得不靠咖啡和浓茶抵挡困意。正是这种巨大的付出，使科研进展异常迅速。3月21日，他们首次正式向国家卫生部报捷：发现“非典”元凶为冠状病毒。当时，国际上尚无这一发现的报告。4月15日，完成病原体全基因测序；4月16日，研制出快速诊断技术；4月19日，研制出酶联免疫吸附检测试剂；4月28日，将预防新药推向临床研究……

4月20日，胡锦涛总书记来到军事医学科学院视察，对他们在抗击非典斗争中取得的重大科技成果给予高度评价，勉励他们再接再厉、坚定信心，继续发扬爱国奉献、勇攀高峰、为民造福的精神，为战胜疫病、保护人民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作出更大贡献。

从在国内率先研制出诊断“非典”的快速检测技术，到研制成功防治“甲流”的系列药物……在突如其来的疫情面前，科技人员与病毒短兵相接，艰苦奋战，度过一个个不眠之夜。

继“非典”疫情之后，2004年底，禽流感又接踵而来。国家发改委紧急向瑞士罗氏公司订购抗人禽流感特效药物“达菲”，得到的答复却是，2008年以后才能安排供货。

作为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国家公共卫生安全必须有自己的防控药物。军事医学科学院这支医学劲旅，再次站在了与病魔战斗的最前沿。在最短时间内成功研制出了抗人禽流感特效药“军科奥韦”。2005年11月17日，温家宝总理组织国家八部委领导，在军事医学科学院召开了防治高致病性人禽流感现场办公会，听取该院研制禽流感特效药的情况汇报，当即决定由军事医学科学院协助国家建设世界上最大的抗病毒药物生产线，完成国家和军队抗人禽流感药物的战略储备任务。

近年来，军事医学科学院始终牢记胡主席对该院提出的“为党分忧、为民解难、拼搏奉献”的殷切嘱托，突出战备建设，以全军公共卫生应急处置大队建设为重点，加强了技术平台、配套设施和人才队伍建设，进一步提高了大规模应急处置能力。

从研制出具有国内领先水平的高原制供氧装备，到研制成功防蚊装备……为了让高原官兵过上富氧生活，让边防官兵免受蚊患之苦，科技人员爬雪山、翻达坂、走边防，与高原疾病和蚊患殊死搏斗——高原边防官兵作证横亘我国西部的帕米尔高原和青藏高原，雪山连绵，绮丽壮观。然而，这里空气稀薄，人迹罕至，缺氧问题一直严重威胁着高原官兵的生命健康。

早在上个世纪，军事医学科学院就启动了从应急研制、维修改造到升级换代持续几十年的高原制供氧装备攻关创新工程。科技人员接力奋战，通过一次次高原调研、技术创新和试验改进，攻克多项技术难关，经过上百次模型设计和试验改进，在国内率先突破六塔空气分离技术，先后成功研制出具有国内领先水平的便携式、车载式、普通型和智能型等多种型号的高原制供氧装备。

在为高原部队安装制氧设备过程中，由于高原缺氧、空气稀薄、紫外线强、气候寒冷、风沙大，曾发生过很多悲壮故事：在一次运输途中，因突降大雪，运输车队所有人员被困“死人沟”，无一生还；在安装设备途中，一名科技人员上厕所时，蹲下之后就再也没起来……

尽管如此，为了早日解决高原官兵吸氧难题，科技人员仍然坚持上高原、爬雪山、过冰川、翻达坂，克服严重的高原反应，足迹遍布所有高原边防哨所，对9座高原制氧站进行了巡修维护和设备更新，并为神仙湾哨卡、红其拉甫边防连等高原部队新建了智能型高原高效制氧站和一批现代化氧吧。截至今天，他们在新疆、甘肃、西藏、四川、青海等省、自治区高海拔地区部队建成了49座智能性制供氧站、几乎遍布整个高原，高原官兵从此过上了“富氧”生活。

科技人员心系高原官兵，始终牵挂着官兵们的健康。他们研发的复方丹参片、长效维生素、氨基酸注射液、防冻伤药品，以及单兵清洁包，产热鞋垫、产热带、防寒靴等装备，成为高原官兵生活的必备，为赢得战争胜利提供了健康保证。

科技人员坚持为兵而研、为战而研，一心一意围绕部队需要搞科研的信念不动摇。他们每年都要坚持上高原开展科学研究，相继开展了高原危害因素调查、高原病流行病学调查、急性高原病诊断、高原病的病理生理、高原病发病机制与防治措施、高原习服机制与促习服措施、低氧寒冷交互适应机制、新兵进驻高原保障、高原营养供给量和特殊食品、战略水资源和饮用水安全性以及改善脑体功效与军事作业效率等一系列研究，并取得突破性进展。

长期以来，部分地区的边防官兵一直承受着蚊虫叮咬之苦。在新疆某部巡逻线上，每到蚊虫滋生期，双手随便一拍就能拍死五十多只，官兵们身上经常是新伤疤套着老伤疤。不仅严重干扰着部队军事活动和官兵日常生活，而且还给官兵的身心健康造成巨大创伤，官兵们“谈蚊色变”，企盼着能早日从根本上解决这个老大难问题。

科研人员情倾边关，把士兵至上作为追求的最高境界。2005年“吸血双翅目昆虫危害预警和综合防治”课题正式立项，军事医学科学院的科学家潜心研究这一难题。科技人员行程3000多公里深入到边防一线部队，对蚊虫危害问题进行实地调查，并把实验室搬到了现场，与官兵一起生活、巡逻、值勤、训练，24小时连续考察蚊虫种类及其各自生活习性，跟踪蚊虫密度变化，了解不同时段蚊虫对官兵伤害的时机、方式、部位和程度。在大量试验的基础上，进行了防护装备的综合评议和整体设计。经过连续3年潜心研究和不懈努力，研制成功新型防蚊系列装备和长效驱避剂。经边防官兵的适用性试验结果喜人：身穿新型防蚊服装的官兵在“一只解放鞋上能停落200余只蚊子”的环境中执勤巡逻2小时，叮咬计数值为零，有效保护率为100%；新型长效驱避剂有效驱避时间竟能长达5-8小时；长效耐洗杀虫处理蚊帐杀蚊效果良好，20次洗涤之后仍然奏效，从而解决了困扰边防官兵四十多年的难题。

近年来，军事医学科学院积极履行新世纪新阶段我军新的历史使命，不断拓展军事医学研究领域。一方面围绕打赢信息化条件下局部战争卫勤保障需求，开展了新概念武器医学防护的系列研究；另一方面从平时部队战备训练、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的实际中选题，紧紧围绕部队开展了多方面的卫勤保障研究。仅“十一五”期间，该院科技人员先后有2000余人次走出实验室，深入各军兵种部队进行调查研究，围绕部队需要开展或完成了200余项课题研究，为保障官兵健康和提高部队战斗力作出了重要贡献。

从驰援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侵华日军遗留化学毒剂芥子气泄漏事件，到乌鲁木齐“针扎事件”医学救援……在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受到威胁的危急关头，科技人员快速反应，英勇善战——救援场作证新疆乌鲁木齐“针扎事件”，一度引起当地群众恐慌。

军事医学科学院紧急抽调防原、防化、防生、防疫及心理等领域的10名专家，当即飞赴乌鲁木齐，执行“针扎事件”医学应急救援任务。专家组以高度政治觉悟和强烈的使命意识，深入乌鲁木齐各大医院，夜以继日地开展工作，收集整理和统计分析了两千余份就诊人员信息资料，经前后方密切协作、快速检测，用科学权威的数据排除了放射性物质、有毒化学物质和恶性病毒伤害的可能。在新闻发布会上，通报了“针扎事件”就诊人员检诊情况和基本判断，并回答了新华社、路透社、美联社等中外媒体的提问，及时消除了群众的恐慌心理，为维护社会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徐才厚副主席赞扬专家组“在一个特殊的情况下，完成了一个特殊的任务，确实是为我们党和国家，为新疆的稳定做出了特殊的贡献”，“确实是一支政治强、业务精、作风过硬的特殊战斗部队。”

抗日战争时期，侵华日军战败后把大量化学炮弹遗弃在我国的田野、河川，仅已查明的就有200万枚以上，遍及十多个省市。几十年后的今天，这些毒弹大多数已经腐蚀、生锈，严重威胁着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

2003年8月4日，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发生日本遗弃化学武器泄漏事故，43名市民中毒，人命关天。军事医学科学院迅速派出专家组展开救治。日方调查组以毒剂桶严重锈蚀，辨识不清为由，认为没有足够证据证实是当年日军遗弃的化学武器。专家组夜以继日取证分析，在救治患者的同时，拿出了“侵华日军芥子气毒剂证据”。铁证如山，日方最终承担了全部责任。

进入新世纪，核生化应急救援及反核生化恐怖袭击日益凸显，世界发达国家纷纷投入力量研究对策与技术。为了捍卫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军事医学科学院在防核、防化、防生等领域开展了300余项新技术新课题研究，自主研发成功急性放射病诊治、移动式生物危害应急处置、化学武器袭击危害评估与医学救治等多种信息处理和专家咨询系统，同时还成功研制出热释光测量系统、固体核径迹测量系统、生物侦察预警系统等近百项实物性成果，以及系列采样和检验箱组、防化医学应急救援急救箱等多种便携救援装备。这些科研成果和装备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现场医学应急救援保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奥运会开幕后的第3天，正在某赛区执行奥运安保备勤任务的军事医学科学院“三防”医学救援队接到一项特殊的任务，奥运安保指挥部要求专家们迅速查明装有白色粉末的信件中是否含有核生化物质。

这是一次与死神的“零距离”接触。大家都清楚，如果白色粉末中含有核生化任何一种毒剂，后果将不堪设想，不但会给运动员和观众的生命造成极大威胁，还会严重损害我国的国际形象。只见身穿各种防护服、头戴不同防毒面具的“三防”医学救援队专家们，紧张而有序地按照预案进入检测现场，测定风向、空气的温度和湿度后，进入了样品的检测程序。专家们娴熟地操作着各种仪器，对样品进行了放射性、生物制剂和化学危险物质快速检测，很快就排除了含有放射性物质和鼠疫、炭疽、芥子气、沙林等毒剂的可能，保证了赛事的正常进行。

在守护奥运的100多个日日夜夜里，军事医学科学院的专家们每时每刻都面临着与核生化毒物短兵相接。他们坚持定点监测与机动巡测相结合、现场处置与实验室鉴定相结合，先后对十多份可疑物品及时进行了检测、处置，对上百人份发热群体样本进行了实验室鉴定，对数十起群众反映的卫生安全问题及时进行了科学分析，稳定了人心，赢得了信任，维护了北京奥运会的良好形象，被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北京奥运会、残奥会先进集体”荣誉称号。

救援场作证，军事医学科学院先后圆满完成了重大国事活动、重大会议、重大演习以及神舟系列飞船发射、历次日军遗留化学武器现场处置、放射损伤事件、群体食品中毒事件、化学品爆炸事件等一系列医学保障任务。

从唐山抗震救灾采用飞机超低容量喷洒技术进行卫生防疫，到汶川抗震救灾科学防疫、生态防疫……在突如其来的自然灾害面前，科技人员舍生忘死，勇担重任，用科技的力量实现了党中央提出的“大灾之后无大疫”的目标——灾区人民作证汶川特大地震发生后，军事医学科学院作为军队疾病防控的核心力量，举全院之力，汇全院之智，186名卫生防疫专家带着党的重托和人民的期望，第一时间奔赴汶川等极重灾区。

汶川的一草一木没有忘记，军事医学科学院用科技的力量实现了“大灾之后无大疫”的壮举。他们先后向中央和军地抗震救灾联合指挥部提交科学施防的建议案69份，统筹整合了42支军地防疫力量，承担起了汶川全县的卫生防疫任务，并全程参与完成了映秀学生遗体和失事直升机遇难者遗体的医学处理工作。

提起防疫，人们往往首先想到的就是“消杀灭”。灾区风景秀美，环境怡人，是国宝大熊猫等许多珍稀动物的栖息地。如果对灾区进行全面的“消杀灭”，势必要对灾区的生态遭成更大的破坏。既不破坏生态，又要确保灾区不发生疫情。这道难题摆在防疫专家的面前。

“生态防疫、无害消杀、择机灭虫”。专家们在灾区实施了科学的防疫措施和理念。他们不用浓度高、污染性大的敌敌畏，而是选用浓度低无污染的溴氢菊脂；不搞大规模地全方位消毒，而是适时监控蚊蝇动态，在早8点晚5点蚊虫最活跃的时段，对蚊虫孳生地垃圾场、荒草丛进行集中喷洒消毒，破坏了孳生的条件，在虫蛹尚未孵化成虫时，就将其消灭。不但提高了防疫效能，而且保护了生态环境。

灾区防疫是一个大课题，有人提出将医疗救援队改成卫生防疫队。起初，参与救灾的医务人员也纷纷背起了消毒器。军事医学科学院的专家们经过科学的调研后，及时创造性地提出“医改防”为“医助防”建议，受到军委总部的肯定。为落实胡总书记“进村入户”的指示，专家们每天都要步行几公里或十几公里的山路，深入到13个乡镇118个村庄宣讲防疫知识，培训卫生防疫兼职人员，为村民配备防疫药品器材。同时，派出人兽共患病专家防疫队行程3万多公里，完成了灾区17个县市、62个乡镇的人兽共患病防疫和水源卫生、环境监测等任务。

为确保灾区防疫效果，军事医学科学院前后方专家，针对不同情况，提出了一系列建议，制定了一系列卫生防疫救援方案。他们经过科学论证，创造性地提出了把“输血式救援”改为“造血式救援”的新模式，并对口支援汶川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灾后重建工作，帮助汶川恢复和重建起卫生防疫体系，建立建全了乡、村、组三级卫生防疫力量，留下了一支“不走的防疫队”。被灾区人民称作“生命卫士、防疫铁军”。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授予他们“全国抗震救灾英雄集体”的荣誉称号。

让我们把时针拔回到1976年的唐山。这一年的夏天，唐山人民经受了毁灭性的大地震侵袭，炎炎烈日腐化了遇难者的遗体，苍蝇以每平方米500-800只的密度集聚传播着各类细菌，蚊子、跳蚤、老鼠……肆虐。

大震之后易有大疫。古今中外的地震史在警告，一旦大疫风起，会使唐山的幸存者和20万救援大军毁于一旦，并将祸水流向其它城市。军事医学科学院派出了由细菌学、流行病学、寄生虫学专家组成的卫生防疫救援队，采用“超低容量喷雾”技术，两架飞机同时作业，一天半时间对85平方公里的灾区进行了卫生防疫处理，两天后苍蝇的密度下降到每平方米5-6只！此举有效控制了灾区鼠疫、霍乱、炭疽等恶性传染病的发生，把肠道传染病发病率从50%以上，降到了5%以下，为大灾之后防大疫提供了有力的支援。

1998年抗洪抢险、2008年南方雨雪冰冻灾害救援……每当国家危难之时，人民健康和生命受到威胁之时，军事医学科学院总是当先锋、打头阵，用铁的意志和过硬的科技成果为维护人民生命健康提供强有力的卫勤保障。

健康是人类永恒的追求。如今，肩负着军事斗争、反恐斗争和疾病防控卫勤保障使命的军事医学科学院，在践行科学发展观的进程中，坚持“姓军为战”的办院方向，坚持“两个服务”的科研方针，坚持顺应“变革”的发展方略，按照全面建设现代后勤的总要求，励精图治，发奋图强，努力建设成为国内领先、国际先进的科学院，为国家为军队为人民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不辜负“共和国健康卫士”的光荣称号。

笔者附言：此稿为宣传全军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重大先进典型军事医学科学院撰写的新闻通稿，先后被《解放军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科技日报》、《中国青年报》等20余家国家级媒体一版头条或中心采用。

承载国家安危特殊使命的特殊劲旅

写在军事医学科学院成立60年之际

主题词：军事医学科学院60周年视点提要：

伴随着共和国和人民军队波澜壮阔的前进步伐，新中国成立的第一个军事医学科研机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迎来了60华诞。

60年来，“医科院人”忠诚著青史，白纸绘蓝图，赢得了“共和国健康卫士”的美誉。

走进军事医学科学院60年的时空隧道，追寻军事医学科研60年的风雨征程，抬眼可观应对核生化威胁的坚盾熠熠生辉，侧耳可闻黎民苍生康健的幸福福音，俯身可察保障战斗力提升的脉络轨迹……在世界军事医学学术界眼中，这里卧虎藏龙、达观天下；这里涌现的医学科研成就，在华夏大地上巍然屹立。

军事医学科学的发展水平，是一个国家一支军队核心保障能力的重要体现，是最重要的“硬实力”之一。中央军委充分肯定了这个科学院取得的重大成就，称这是一支不可替代的力量。胡锦涛总书记在“七一”讲话中指出，要着眼全面履行新世纪新阶段军队历史使命，全面提高以打赢信息化条件下局部战争能力为核心的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的能力。这是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

自主研制的抗疟特效药复方蒿甲醚，被列世卫组织基本药物目录，至今已拯救全球上百万疟疾患者生命；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产能最高的流感药物生产线，为国家有效应对突发流感疫情提供药物保障；研制的制供氧装备落户高原，使高原官兵告别了缺氧历史；在国际上领衔启动“人类肝脏蛋白质组计划”，开创了我国领导大型国际科技合作计划的先例……

60年前诞生的军事医学科学院，以我国卫生系统、我军后勤系统迄今唯一的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和我国医药界第一个国家技术发明一等奖为标志的2000多项高水平、高质量科技成果昭告世人：我国军事医学研究已自立于世界医学前沿之林。

就在该院庆祝60岁生日之际，我们走进他们中间，与读者一起感受这座军事医学“圣殿”的非同寻常，一起聆听军事医学工作者维护国家安全和军民健康的铿锵足音，一起解读我国这座军事医学科学城60年的辉煌。

承载国家安危的特殊使命

他们是一支征服特种武器的“和平部队”

人类自从有了战争，就有了伴随它的军事医学。任何一个国家、一支军队，为了应对战争威胁、维护国家安全，无不需要发展军事医学，研究军事医学。

时针转回60个年轮，背负着旧中国经济疮痍百废待兴的新中国，正面临着帝国主义严峻的军事挑衅。他们不仅挥舞“核大棒”威吓，而且悍然使用细菌武器袭击我东北地区和朝鲜人民。

面对侵略者大规模杀伤武器的威胁和现代战争不可回避的医学难题，1951年6月11日，中央军委下达了“关于迅速成立军事医学科学院”的命令。1951年建军节这一天，军事医学科学院正式成立。

7年后，这支由钱信忠、潘世征、蔡翘、胡经甫、周金黄、柳支英、朱壬葆、陆宝麟、周廷冲、黄翠芬等一大批国内外著名医学专家、学者组成的“特种部队”，奉命迁至北京，承担起中国的“ABC”（原子武器、生物武器、化学武器）医学防护研究重任，被赋予了承载国家安危的特殊使命。

从此，这支队伍突然销声匿迹……

直到几十年后，它的名字出现，与人造卫星、大庆油田发现、人工合成牛胰岛素等曾经震撼世界的科技成果一起，出现在中国首次颁发的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的行列里。

中国科学院院士、军事医学科学院院长贺福初少将告诉记者，建院之后，军事医学科学院一大批声名显赫的科学家，隐姓埋名，冲破超级大国的重重封锁，攻克了一个又一个特种武器伤害的医学防护难题，揭开了一个又一个核生化未解之迷。

防治核武器损伤的研究团队，先后参与了我国包括首次原子弹、首次导弹核武器、首次氢弹在内的所有类型核试验。连续参加我国26次核试验的老专家、现年73岁的一级研究员王德文回忆当年参加核武器生物效应研究的情景：47年前我国大西北新建的核试验场，就在研制原子弹的老总们进行紧张的爆前准备的同时，军事医学科学院派出的生物效应队已经将几百只实验动物布放到预定位置。任务下达后的那天晚上，大家主动要求到爆心的第一布放点去！核爆后离爆心越近地面放射量越大，人体受到的放射性沾染的危险也就越大。然而，当那“惊雷”之后，人们从掩体里跑出来欢呼跳跃的时候，他们却冲进了核烟尘弥漫的爆炸现场！冲入死神笼罩的生命禁区！测量放射性灰尘，把及时动物收回并立即解剖。

如今，王德文和生物效应队暂时告别了核试验，但在新的军事医学领域开拓奋进的征途上，他们始终信守这样的诺言：“我们选择了军事医学事业，就要不惜一切为之献身！”他们先后有1000多人次参加了核试验，研制出了核辐射损伤救治技术和防治药物，为我国建立了应对核武器伤害的一整套医学防护技术和装备体系，防、诊、救、治综合水平世界领先。部分成果军转民后，为我国核电站等核工业安全提供了关键技术支撑。

解放初期，军事医学科学院派出一支由细菌学、流行病学、寄生虫学等学科的专家组成的队伍，随我志愿军赴朝鲜参加抗美援朝战争。他们带着和平和正义的使命，在枪林弹雨的战场上进行一次又一次细菌检测和流行病调查。

1952年4月25日，出于这支队伍之手的“关于美军在朝鲜撒布细菌的调查报告书”引起全世界人民的震惊和义愤！一支支由多国科学家和法律学家组成的调查团来到朝鲜，核实中国科学家的正义控诉。不久，中英法三种文字向世界公布的报告书，再次使美军实施细菌战的罪行暴露于天下。

经过几十年的艰辛探索，这支开展生物武器损伤医学防护的研究团队，打破西方发达国家技术封锁，突出技术集成与创新，研制出一系列防护疫苗和药物。在唐山、汶川、玉树大地震后，他们将防生研究成果用于抗震救灾，控制了各种传染性疾病的发生，为确保大灾之后无大疫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化学武器医学防护研究也是如此。上个世纪60年代初，外军透露研制装备了一种新型神经性毒剂。10年后，当这一毒剂的化学结构公布于众时，中国的科学家们早就追踪合成的这种化学毒剂和特效解毒药物竟正中靶心。他们用智慧和献身精神告诉人们：在先进的化学武器医学防护方面，中国绝不落后。

如今，他们针对外军装备的不同种类的战剂，已经研究形成了一整套预防急救药品、医学保障措施和技术装备，自主研发的防化救治药品均已装备部队，化学毒剂的检测能力范围已涵盖国际禁止化学武器公约所规定的43类1000多万种物质。

每当国家遇到核生化威胁时，他们英勇无畏地穿行在死亡线上，几代人拼搏奉献，为国家铸造了一面维护和平和正义的核生化医学防护盾牌。

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健康

他们是一支征服突发疫情的“防疫铁军”

2009年4月，北美地区拉响甲型H1N1流感疫情大流行警报的当天，军事医学科学院敏锐的目光就锁定了这种奇怪的“毒魔”。

他们在实验室开辟了一个个征服甲型H1N1流感病毒的特殊战场，流感的快速诊断、病毒人传人能力监测、特异性药物储备与新药及疫苗研发等一系列应急攻关研究相继展开。

短短一周时间，他们就研制出检测病毒的多种试剂。仅在2个小时之内，就确诊了我国内地首例输入性病例。与此同时，由该院李松研究员带领的课题组在研制成功抗流感预防和治疗药物--磷酸奥司他韦原料药及胶囊的基础上，又成功开发研制出抗流感病毒新药--帕拉米韦三水合物原料药及其注射液。磷酸奥司他韦被国家确定为应对甲型H1N1流感疫情的储备药物。

2003年早春，一种人类闻所未闻的名为“SARS”的疫病，席卷全球32个国家和地区，而中国——是全球的“重灾区”。

军事医学科学院流行病学专家曹务春和病毒学专家祝庆余冒着被感染的危险，受命前往广东疫区采集非典病人标本。从他们拿到病人标本的那一刻起，军事医学科学院党委同时启动了一系列超常规的风险决策——

成立防治非典科研攻关领导小组和13名权威学者参加的专家组，统一协调全院科研力量和资源；

以设在军事医学科学院的“全军微生物检测中心”为核心，组成包括病毒学、细菌学、流行病学等多个实验室参加的非典防治科研攻关集体……

关乎13亿人民安危的未解之谜，被军事医学科学院以“兵团”作战的方式一一破解：

在国内率先发现并确认“非典”病原体为“冠状病毒”，纠正了防控方向；

与中科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联合攻关，使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完成4株新型冠状病毒全基因组测序的国家；

研制出“免疫荧光法”快速诊断技术，2小时内出结果，检测准确率达95%以上；

研制出非典预防药物“基因工程人干扰素ω滴鼻剂”，经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正式批准进入临床……

研制出系列防护服、防护担架、防护级病员运送车……

2003年4月20日，胡锦涛总书记视察该院并慰问一线科研攻关人员，并给予“为党分忧、为民解难、拼搏奉献”的肯定。

2003年8月16日，中国卫生部宣布全国零病例。但抗击“非典”的句号，却为军事医学的科学研究标注了一个新的战略转型起点——

是年10月，“解放军疾控中心”在军事医学科学院正式成立。翌年，中心被批准纳入国家公共卫生体系。

一段新的征程，就此开启。

继“非典”疫情之后，2004年底，禽流感又接踵而来。国家发改委紧急向瑞士罗氏公司订购抗人禽流感特效药物“达菲”，得到的答复却是，2008年以后才能安排供货。

作为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国家公共卫生安全必须有自己的防控药物。军事医学科学院这支医学劲旅，时刻牢记胡总书记的重托，再次站在了与病魔战斗的最前沿。在最短时间内成功研制出了抗人禽流感特效药“军科奥韦”。2005年11月17日，温家宝总理组织国家八部委领导，在军事医学科学院召开了防治高致病性人禽流感现场办公会，听取该院研制禽流感特效药的情况汇报，当即决定由军事医学科学院协助国家建设世界上最大产能的抗病毒药物生产线。2009年，完成了国家2600万人份的抗流感药物的储备任务，节约资金58亿元。

化学中毒、血液病、恶性肿瘤等已成为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主要威胁。该院组织科技攻关，研制的有机磷农药中毒救治的新疗法将治愈率由20%提高到98%；承担百余次核放射突发事件应急处置任务，救治全国70%的放射性事故病人；建成亚洲最大的造血干细胞移植中心和乳腺癌治疗专科。

“应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军事医学科学院始终以其出色的科技成果，成为维护人民生命健康的拳头力量，”该院政治委员高福锁少将在记者采访时说。

汶川特大地震发生后，军事医学科学院派出186名防疫专家和技术人员，第一时间奔赴汶川等极、北川等极重灾区，承担起了汶川全县的卫生防疫任务，先后向中央和军地抗震救灾联合指挥部提交69份科学施防的建议案。专家们多批次卫生救援装备和药品源源不断地发往灾区。共安排7台专业车辆进驻现场保障，为前方运送各种消毒、检测、防护等装备器材7种253台（套）、蚊帐1000顶、各类防疫药品12种6540公斤、消毒剂3000公斤、饮水消毒药31万丸（片）、还为救援官兵和灾区群众提供了价值100余万元的急救药品、防疫用品和近5万本防疫手册，并为国家科技部提供了8类价值140万元的卫生装备物资。全院上下团结一心、步调一致，前后方密切协同、工作无缝对接，在震区内外打响了一场没有硝烟的每天都要翻山越岭、通过死亡线步行十几公里的山路，深入汶川13个乡镇118个村庄开展卫生防疫工作。同时，该院派出的人兽共患病专家防疫队，完成了灾区17个县市、62个乡镇的人兽共患病防疫和水源卫生、环境监测等任务。

为确保灾区防疫效果展开消杀灭作业，及时为一线救援官兵和灾区群众铸起了一道遏制疫魔的铜墙铁壁。并奉命牵头承担汶川县重灾区的卫生防疫工作，被当地百姓和救援人员亲切地称为“防疫铁军”。

灾难面前，军事医学科学院全体官兵始终坚持人民利益高于一切，把灾区卫生防疫作为首要任务，用汗水和热血奉献着忠诚、铸牢忠诚。该院自行研制的野战手术车、野战X线车、野战急救车、卫生防疫车、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战役卫勤快速支援系统（野战医疗方舱）、远程会诊车、野战运血车、野战救护车、野战CR系统等6类41种我军新一代火线救治系列装备，在四川抗震救灾一线救治伤员和卫生防疫作业中大显神威；该院自行研制并紧急生产的几百余万粒饮水消毒丸和缓释消毒片、2万余包皮肤清洁包、可配制几千吨喷洒液的除臭剂原料等药品制剂及各种检验箱组，为保障受灾群众饮用水安全和卫生防疫工作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科学指导、科学施防，用先进的科学技术锻铸防疫坚盾！

2003年，依托军事医学科学院成立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与该院一个单位两块牌子，承担军事医学研究和疾病防控双重任务。解放军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是军队疾病预防控制体系的第一级，在总后卫生部指导下开展疾病预防控制业务工作，负责指导全军二、三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开展专业技术工作。

作为全军疾病预防控制的主要力量，汶川特大地震发生后，军事医学科学院全力以赴，科学筹划，充分发挥“国家队”、“八一队”和科学技术在抗震救灾中的重要支撑作用的优势，组织前后，他们，足迹踏遍了理县、汶川、北川等8个县70余个乡镇，为300余个乡村培训了3000余名卫生防疫骨干，军事医学科学院卫生防疫救援队经过科学论证，创造性地提出了生态防疫”新思路和把“输血式救援”改为“造血式救援”的新模式，并提出对口支援汶川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灾后重建工作的建议，要实打实的帮助汶川尽快恢复和重建起灾区卫生防疫体系，建立建全了恢复重建乡、村、组三级卫生防疫力量用科技的力量，实现了“大灾之后无大疫”的壮举，被灾区人民称作“生命卫士、防疫铁军”。

让我们把时针拔回到1976年的唐山。这一年的夏天，唐山人民经受了毁灭性的大地震侵袭，炎炎烈日腐化了遇难者的遗体，苍蝇以每平方米500至800只的密度集聚，并传播着各类细菌……

大震之后易有大疫。古今中外的地震史在警告，一旦大疫风起，会使唐山的幸存者和救援大军毁于一旦，并将祸水流向其它地区。军事医学科学院派出了由细菌学、流行病学、寄生虫学等专家组成的卫生防疫救援队，采用自主创新的“超低容量喷雾”技术，两架飞机同时作业，一天半时间对85平方公里的灾区进行了卫生防疫处理，两天后苍蝇的密度下降到每平方米5-6只！此举有效控制了各种恶性传染病的发生，并把肠道传染病的发病率从50%以上，降到了5%以下，为大灾之后防大疫提供了有力的支援。

1998年抗洪抢险、2008年南方雨雪冰冻灾害救援、2010年青海玉树抗震救灾……每当国家危难之时，人民健康和生命受到威胁之时，军事医学科学院总是当先锋、打头阵，用铁的意志和过硬的科技成果为维护人民生命健康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

维系部队官兵身心健康

他们是一支保障打赢的“卫勤劲旅”

当年，边境战争正酣，战士们面对的不仅仅是现代化的武器装备的强敌，还有冻伤、疫病的袭击，许多被冻伤、细菌感染、疫病缠身的官兵被抬下战场，部队严重减员。

军事医学科学院派出科研人员随队奔赴前线，在炮火硝烟中为战争胜利提供了强大的卫生保障。

进入新世纪新阶段，他们坚持为战而研、为兵而研，一心一意围绕部队需要搞科研的信念不动摇，以只争朝夕的精神主动围绕战场和官兵的卫生需求，组织科研人员上高原、走边防、下海岛、进军营，开展深入调研，选准攻关课题，完成一大批创新型、实用型成果。

我国边境线处于特殊环境（高原、寒区、热区）的面积占到70%，其中3000米以上高原地区占国土面积的26%，热区占国土面积的20%。他们开展“三带医学”研究，重点解决极端环境下严重影响官兵执勤、训练和生活的难题，他们研发的复方党参片、长效维生素、复合氨基酸注射液、防冻伤等种类中异的防护药品，以及单兵清洁包，产热鞋垫、产热带、防寒靴等装备，成为呵护高原官兵身心健康的必备用品，构建起了具有我军特色的极端环境下军事作业医学和卫生学保障技术体系。

在我国最北部的边防线上，他们把自己研制的能在零下30摄氏度可使脚温保持15摄氏度以上的“产热鞋垫”、能使手温保持26摄氏度以上的“产热手套”以及温度可达45——55摄氏度，维持40——58小时的产热袋送给战士，战士们拍手叫好：“这不就是火龙衣吗？”

横亘我国西部的帕米尔高原和青藏高原，雪山连绵，空气稀薄，人迹罕至，缺氧一直严重威胁着高原官兵的生命健康。

他们启动了高原制供氧装备攻关创新工程，通过一次次高原调研、技术创新和试验改进，攻克多项技术难关，经过上百次模型设计和试验改进，在国内率先突破六塔空气分离技术，先后成功研制出具有国内领先水平的便携式、车载式、普通型和智能型等多种型号的高原制供氧装备。

为了早日解决高原官兵吸氧难题，科技人员爬雪山、过冰川、翻达坂，克服严重搞原反应，足迹遍布所有高原边防哨所，为神仙湾哨卡、红其拉甫边防连等高原部队新建了智能型高原制氧站和一批现代化氧吧，并不断进行维护和设备更新。截至今天，他们已为新疆、甘肃、西藏、四川、青海等省、自治区海拔3000米以上的高原部队建成80多座制氧站，高原官兵从此过上了“富氧”生活。

边境海岸地区复杂的地理条件，给吸血双翅目昆虫造成孳育繁衍的生机。这些人类的“天敌”不仅刺叮骚扰驻防官兵，而且容易传播疟疾、脑炎、登革热等虫媒疾病。在新疆某部巡逻线上，每到蚊虫滋生期，双手随便一拍就能拍死五十多只蚊虫，官兵们身上经常是新伤疤套着老伤疤。蚊患不仅严重干扰着部队的军事活动和官兵日常生活，而且还给官兵的身心健康造成巨大创伤，官兵们“谈蚊色变”，企盼着能早日从根本上解决这个老大难问题。

军事医学科学院的科学家们行程3000多公里深入到边防一线部队，对蚊虫危害问题进行实地调查，并把实验室搬到了现场，与官兵一起生活、巡逻、值勤、训练，24小时连续考察蚊虫种类及其各自生活习性，跟踪蚊虫密度变化，了解不同时段蚊虫对官兵伤害的时机、方式、部位和程度。经过连续多年潜心研究和不懈努力，他们研制成功新型防蚊系列装备和长效驱避剂。身穿新型防蚊服装的官兵在“一只解放鞋上能停落200余只蚊子”的环境中执勤巡逻3小时，有效保护率为100%；新型长效驱避剂有效驱避时间竟能长达5-8小时；长效耐洗杀虫处理蚊帐杀蚊效果良好，20次洗涤之后仍然奏效。

洒在高原、海岛、沼泽、沙漠上的血汗，结出丰硕的学术成果。他们不仅掌握了大量生态学数据，还在世界上首次发现并命名了100余个昆虫新种，撰写了200余篇论文和调查报告，建立了我国第一个以蚊蠓为主的吸血双翅目昆虫电子数据库，绘制了重要种群分布图集，这些成果不但为医学昆虫研究提供了有理论价值的基础资料，更重要的是为解决极端环境下我军指战员的卫生保障难题发挥了重要作用。

军事医学科学院积极履行新世纪新阶段我军新的历史使命，从平时部队战备训练、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的实际中选题，紧紧围绕部队开展了多方面的卫勤保障研究。“十一五”以来，该院先后有2000余人次走出实验室，深入各军兵种部队进行调查研究，围绕部队需要开展或完成了500余项课题研究，为保障官兵健康和提高部队战斗力作出了重要贡献。

立足国际前沿勇攀科学高峰

他们是一支勇于自主创新的“科技尖兵”

创新是军事医学科学院的重要品质。军事医学科学院从起步伊始，就将目光投射到世界的大幕上，创新的脚步始终没有停止过，它以吐纳万物之势，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令世界瞩目的医学奇迹。

当今全球有100多个国家的20亿人口生活在疟疾流行区，上百万人被疟疾夺去生命。

对于这个世界性难题，军事医学科学院的科学家们早在上世纪70年代，便研制出治疗疟疾的化合物——本芴醇，在世界同行中引起轰动。这朵浇灌了23个春秋终于绽开的奇花，荣膺我国医药界第一个国家技术发明一等奖。后几经发展形成复方蒿甲醚。

1994年，他们打开紧闭的院墙，开始与瑞士诺华公司合作，如今，跨出国门的复方蒿甲醚已通过80多个国家和地区药品注册，成为世界卫生组织基本药物目录中28年来仅有的3个专利药物之一，已出售4亿人份，在全球拯救了上百万疟疾患者生命。

2009年4月，欧盟委员会和欧洲专利局在布拉格与布鲁塞尔同时宣布，将“2009年度欧洲发明人奖”授予军事医学科学院复方蒿甲醚研究团队，2010年又获具有国际医药界“诺贝尔奖”之称的美国盖伦奖。

国际人类蛋白质组计划，是人类继基因组计划后又一项世界级生命科学计划。贺福初院士领衔的北京蛋白质组研究中心因在肝脏蛋白质组学研究领域形成的领先优势，2002年被国际组织确定为“人类肝脏蛋白质组计划”的国际执行总部。

作为执行主席，当年40岁出头的贺福初吸引了16个国家、包括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内的100多位科学家从世界各地聚集北京，共同解读“人类基因组”这部天书，开创了我国领衔国际重大科技合作项目的先河。

仅仅几年时间，通过这项协作计划，他们就构建了有史以来人类首个全组织/器官的蛋白质组表达谱和相互作用网络，成功鉴定了13222种人类肝脏蛋白质，发现了3484对蛋白质相互作用，揭示了它们在发育、代谢以及其它生理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建立了国际上首个人体器官的蛋白质组数据库。与此同时，他们还发现了一批与脂肪肝、病毒性肝炎和肝癌等人类重大疾病密切相关的蛋白质，发现了58种潜在的肝脏疾病相关的基因和靶标……

2009年9月，在加拿大多伦多举办的首届“国际蛋白质组学高峰论坛”上，贺福初院士摘得了“国际蛋白质组学成就奖”；2011年9月，在瑞士日内瓦，他再次获得国际组织颁发的“杰出贡献奖”。

几十年来，军事医学科学院先后同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等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专家学者和学术机构建立了学术交流和合作关系，外国专家学者纷纷来这里参观、访问、讲学、合作甚至留学。与此同时，一批批科技人中被派往世界各地留学。这里经常会举办大型国际学术交流活动。

他们在世界的舞台上，大开大合地流动着智慧、流动着人才、也在思想的交锋激变中流淌着创新的洪流。一批具有战略意义的药物、装备、技术和理论等重大成果相继问世：在国内最早展开生物芯片研究，获得国际上第一个基于硅基材料的生物芯片新药证书、第一个乙型肝炎病毒耐药检测基因芯片和第一个HLA分型基因芯片新药证书；率先组织开展干细胞与再生医学研究；成功地建立了肝细胞癌、皮肤癌、心肌肥厚、食管癌、骨骼发育异常等人类重大疾病的基因敲除小鼠模型；自主研发出全球第一个尿激酶原基因工程药……部分研究成果进入国际领先行列。

化学武器作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除可能在战场上使用外，也已成为恐怖活动的重要威胁手段之一。因此，对化学武器相关化合物进行快速、准确检测鉴定，是应对当前复杂的反恐形势，保障国家安全的迫切需要。

2005年，军事医学科学院毒物分析实验室代表我国执行国际禁止化学武器组织指定实验室的参试竞争任务，在世界各国众多一流实验室参加的国际竞争中脱颖而出，从参加首次水平测试到获得指定实验室资格仅用了一年半的时间，一举获得指定资格的新实验室，创下了国际禁止化学武器组织指定实验室申报时间最短的新记录，使中国成为继美国之后，世界上第二个同时拥有两个指定实验室的国际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缔约国。

伴随着科学发展的脚步，军事医学科学院的人才、科研、学科、设备在国内相关领域堪称一流。如今拥有了61个国际、国家和军队重点实验室和科研中心，建立了5个博士后流动站、63个博士、硕士学位授权点的学科体系，2000多项科技成果荣获国家和军队大奖，获准专利800多项，研制出药品、疫苗120多种，防护技术100多种，为报国强军积淀了厚实的科技实力。

60年来，该院始终牢记党中央、中央军委赋予的神圣使命，一代代薪火相传、青蓝相继，从抗美援朝到边境作战，从反恐处突到国际维和，从国内抗灾到境外救援，从保障“两弹一星”发射到“神舟飞船”上天，从抗击“非典”到防控“甲流”，从保障奥运到服务世博、亚运，为国家着力铸造和平坚盾，被誉为“国家安全坚盾、军队卫勤劲旅、人民健康卫士”。

过去的一页已经揭去，呈现在人们面前的将是又一个新篇章。这里，一代又一代军事医学科学工作者始终对党忠诚、对人民忠诚、对军事医学事业忠诚。他们深感自己的命运和国家的发展融到了一起，脉搏跳动在一起，血液流淌在一起。他们正以自己的拼搏回答世界的挑战，以特有的雄姿守护着祖国的安全和人民的安康。

笔者附言：此稿为军事医学科学院2011年10月建院60周年纪念活动撰写的新闻通稿，先后被《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中国青年报》、《科技日报》等20余家国家级媒体一版头条或中心采用。

光荣与梦想

在人民军队的序列里，有一个肩负特殊使命的方阵。

60年前诞生的军事医学科学院，获得了以我国卫生系统、我军后勤系统迄今唯一的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和我国医药领域第一个国家技术发明一等奖为标志的高水平、高质量科研成果2000多项。

60年，一路风雨兼程；60年，成就光荣与梦想。

征服特种武器，捍卫国家安全

军事医学科学院老专家、现年73岁的一级研究员王德文，说起往事，自豪之情溢于言表：“47年前，在我国大西北，当原子弹爆炸的蘑菇云腾空而起，人们正在欢呼跳跃时，我们却不顾一切地冲进核爆炸现场……”

老专家的讲述，揭开一段鲜为人知历史的面纱：1950年，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作战。战士们除了面对各种现代化武器，还面临原子武器的讹诈、细菌武器的袭击。1951年6月11日，党中央、中央军委下达了“关于迅速成立军事医学科学院”的命令。这年8月1日，军事医学科学院在上海成立。7年后，这支由一大批国内外著名医学专家、学者组成的“特种部队”奉命迁至北京，从事中国的“ABC”（原子武器、生物武器、化学武器）医学防护研究重大任务。

从此，这支队伍突然销声匿迹。直到几十年后，它的名字与人造卫星、大庆油田发现、人工合成牛胰岛素等曾经震撼世界的科技成果一起，出现在中国首次颁发的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的行列里。

中国科学院院士、军事医学科学院院长贺福初告诉记者，历经30多年，该院防治核武器损伤的研究团队，先后参与了我国所有类型核试验；开展生物武器损伤医学防护的研究团队，研制出一系列应对生物威胁的检测鉴定技术和防护的疫苗、药物，为我国构建起生物危害防御的技术装备体系；开展化学武器损伤医学防护的研究团队，研究形成了一整套预防急救药品、医学保障措施和技术装备。所属毒物分析实验室成为国际禁止化学武器组织指定实验室，使中国成为除美国之外世界第二个同时拥有两家指定实验室的国际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缔约国。

打造防疫铁军，维护人民健康

2009年4月，北美地区出现“甲流”疫情。就在这种病毒尚未进入中国之时，军事医学科学院的专家们便开始主动构筑盾牌，研制出5种检测病毒的试剂。

这年5月，军事医学科学院所属微生物流行病研究所，成功分离出“甲流”病株并完成全基因组序列测定。研究员李松领衔的课题组成功研制出抗甲流药物“磷酸奥司他韦胶囊”，继而又在全世界首创了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适用于特殊人群的“磷酸奥司他韦”新剂型（颗粒剂）和新药帕拉米韦三水合物，做好了针对甲流病毒变异和其他流感病毒的防控药物准备。

该院政委高福锁介绍说，应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军事医学科学院始终以其出色的科技成果，成为维护人民生命健康的拳头力量。

2003年，正是军事医学科学院第一个分离出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SARS）冠状病毒并合作测定出其整个基因组的序列，并在SARS真正爆发时，很快确定了诊断方法并研制了治疗和防护装备。

继“非典”疫情之后，2004年底，禽流感疫情又接踵而来。军事医学科学院在最短时间内成功研制出了抗人禽流感特效药“军科奥韦”。2005年11月17日，国家决定由军事医学科学院建设世界上规模最大、产能最高的抗流感病毒药物生产线。2011年，这条生产线完成验收，同时完成了国家2600万人份抗流感药物的储备任务，节约资金58亿元。

肩负卫勤重任，心系三军官兵

横亘在我国西部的帕米尔高原和青藏高原，雪山连绵，空气稀薄，人迹罕至，缺氧一直严重威胁着高原官兵的生命健康。

该院科技人员攻克多项技术难关，先后成功研制出具有国内领先水平的便携式、车载式、普通型和智能型等多种型号的高原制供氧装备。截至今天，他们已为驻海拔3000米以上的高原部队建成80多座制氧站。他们研发的复方党参片、长效维生素、复合氨基酸注射液、防冻伤等防护药品，以及单兵清洁包，产热鞋垫、产热带、防寒靴等装备，成为呵护高原官兵身心健康的必备用品。

在边防巡逻执勤，蚊虫叮咬给边防官兵带来很大困扰。该院科学家深入边防一线部队，考察蚊虫种类及其生活习性，跟踪蚊虫密度变化，研制成功新型防蚊系列装备和长效驱避剂。身穿新型防蚊服装的官兵在“一只解放鞋上能停落200余只蚊子”的环境中执勤巡逻3小时，有效保护率为100%。

洒在高原、海岛、沼泽、沙漠上的血汗，结出丰硕的学术成果。该院不仅掌握了大量生态学数据，还在世界上首次发现并命名了100余个昆虫新种，建立了我国第一个以蚊蠓为主的吸血双翅目昆虫电子数据库，绘制了重要种群分布图集。这些成果不但为医学昆虫研究提供了有理论价值的基础资料，还为解决极端环境下官兵的卫生保障难题发挥了重要作用。

“十一五”以来，该院科研人员上高原、走边防、下海岛、进军营，围绕部队需要开展或完成了500余项课题研究。

立足国际前沿，勇攀科学高峰

早在上世纪70年代，该院就研制出治疗疟疾的化合物——本芴醇。

这朵浇灌了23个春秋终于绽开的奇葩，荣膺我国卫生系统第一个国家技术发明奖一等奖。随后，几经发展形成复方蒿甲醚。如今，复方蒿甲醚已通过了80多个国家和地区药品注册，成为世界卫生组织基本药物目录中28年来仅有的3个专利药物之一，拯救了全球近百万疟疾患者生命。

2009年4月，欧盟委员会和欧洲专利局在布拉格与布鲁塞尔同时宣布，将“2009年度欧洲发明人奖”授予中国军事医学科学院复方蒿甲醚研究团队。2010年，该团队又获美国“盖伦奖”。

国际人类蛋白质组计划，是人类继基因组计划后又一项世界级生命科学计划。贺福初院士领衔的北京蛋白质组研究中心2002年被国际组织确定为“人类肝脏蛋白质组计划”的国际执行总部。

作为执行主席，当年40岁出头的贺福初吸引了来自16个国家的100多位科学家从世界各地聚集北京，共同解读“人类基因组”这部天书，开创了我国领衔国际重大科技合作项目的先河。2009年9月，在加拿大多伦多举办的首届“国际蛋白质组学高峰论坛”上，贺福初院士摘得了世界生命科学研究领域设立的最高奖项之一“国际蛋白质组学成就奖”。2011年9月，在瑞士日内瓦，他再次获得国际组织颁发的“杰出贡献奖”。

目前，军事医学科学院形成了以军事医学为主体，基础医学与生物高技术为两翼的科研格局，打造了理、工、农、医、管、军六大学科门类的学科体系，培养和造就了20位“两院院士”。

请随记者走进军事医学科学院成立60周年成就展——

军事医学成果琳琅满目

提起“非典”、禽流感、甲型H1N1流感等这些令人恐慌的疫情，大家就会想起军事医学科学院。是他们，用科技的力量扼住了瘟疫的咽喉。

金秋时节，军事医学科学院60年大型成果展在北京太平路27号开幕，记者走进展区，一个个创新成果琳琅满目。

首先进入视线的是一座金色的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奖杯。

讲解员告诉记者，这是我国卫生系统、我军后勤系统迄今唯一获得的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凝聚着3000名科技工作者30多年的心血。

在检测箱组、药品和设备展位前，讲解员告诉记者，近些年来，国际恐怖势力猖獗，核生化恐怖事件和事故频发，安全形势越来越严峻。他们加强了反核生化恐怖、核生化事故医学应急救援、生物安全等研究，自主研制出侦察监测、检验诊断和预防治疗等系列技术、药品和装备，这些成果在国家反恐、国际维和及重大军事活动保障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近些年来，他们还建立了处理化学中毒事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医学救援体系，其中包括国家生物防护装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和联合国禁化武组织指定实验室。

讲解员随手拿起一包写有“速效止血粉”字样的塑料袋告诉记者，别小看这个，它在战场上起的作用大着呢！

战创伤止血粉，能在30秒内止住动脉大出血。记者不由感叹，这项成果，在战场上能挽回多少因失血过多而牺牲的战士生命啊！

记者发现，对血源性病原体的研究是军事医学科学院的一个重要领域。该院依托蛋白质化学、酶工程学、纳米生物医学工程和新药临床前评价等先进技术，从特定病原体的侦检及清除拓展到血液储存、运输、代用品和输血技术的研发，以及干细胞与再生医学研究，研制出大量药品和医疗器械。

为战而研，为兵而研，为赢而研。该院先后开展了部队重大传染病和虫媒病防治、部队营养食品饮水卫生、军用药品疫苗等军事医学系列研究，大量研究成果已装备部队。

记者在一张图表上看到，他们编制完成了国家军用标准共130余项，占全军国家军用类标准一半以上。

记者注意到两个数字：该院获国家新药证书128个，其中一类新药证书就有32个。讲解员向记者介绍说：“军事医学科学院药物研发的重点在恶性肿瘤、心脑血管疾病、神经退行性疾病、糖尿病、自身免疫性疾病、耐药性病原菌感染、病毒感染性疾病等领域的预防和治疗。药物开发平台汇聚了一大批专家级科研人员和先进技术，从靶标发现到化合物开发和临床应用，形成了具备药物研究全程研发能力的综合体系。”

目前，该院建有国家应急防控药物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国家蛋白质药物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国家北京新药安全评价中心等63个国际、国家、军队级研究中心或重点实验室。新药研发领域的重大成就包括用于预防晕动病的“盐酸苯环壬酯”，治疗有机磷农药中毒的“盐酸戊乙奎醚”，以及治疗耐药性疟疾的“复方蒿甲醚”，并储备了一批作战急需的新技术、新药物和新装备。

60年来，军事医学科学院先后获得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1项、一等奖6项、二等奖30项，国家技术发明一等奖1项、二等奖6项，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7项，获专利授权820余项。

承载国家安危的铁军

军事医学科学院成立60周年纪略（上）

60年风雨兼程，60年光荣与梦想。北京西四环边，一座静谧、不起眼的院落。就是这个院落，却孕育了共和国23位两院院士、119位军级科学家，拥有61个在国际上享有盛誉的国家重点实验室和军队研究中心，培养了4400名博士、硕士研究生，承担完成了2700多项国家、军队重大科研项目。它就是1951年由毛主席亲自下令，在战火纷飞的朝鲜战争中成立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

今年是这座军事医学圣殿成立60周年，日前记者走进这座卧虎藏龙的神秘大院，感受其非同寻常的卓越功勋。

肩负特殊使命，开赴朝鲜战场

1950年，跨过鸭绿江的我志愿军战士除了要面对现代化武器装备的强手，还要应付防不胜防的疫病、细菌武器的袭击和核恐吓。为此，1951年6月11日党中央、中央军委正式决定迅速成立军事医学科学院，8月1日，军事医学科学院在上海成立。第二年的2月25日，肩负着神圣使命，军事医学科学院21名由细菌学、流行病学、寄生虫学等专家组成的队伍开赴朝鲜战场。两个月后，一份“美军在朝鲜战场撒布细菌的调查报告”轰动了世界，促使国际组织介入调查，遏制了细菌武器的使用，有力地配合了新中国外交，为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1958年5月，基于国防战略的需求，军事医学科学院奉命从黄浦江畔北迁燕山脚下，云集钱信忠、涂通今、潘世征、蔡翘、周金黄、柳支英、朱壬葆、陆宝麟、周廷冲、黄翠芬等一大批国内外著名专家组成的“特种部队”，销声匿迹，开始中国“ABC”（原子武器、生物武器、化学武器）防护攻关。直到几十年后，他们的名字，才与人造卫星、大庆油田发现、人工牛胰岛素等曾经震撼世界的科技成果一起，出现在中国首次颁发的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行列，其“战时特种武器伤害的医学防护”成果与“两弹一星”比肩，至今仍居世界领先水平。

征服特种武器，举世刮目相看

站在“博学求是，忠诚卓越”的院训前，中科院院士、军事医学科学院院长贺福初告诉记者：“经过几代人数十年的励精图治，我们这支队伍冲破重重封锁，攻克了一个又一个特种武器伤害的医学防护难题，揭开了一个又一个核生化未解之迷，也创下了一项又一项佳绩，赢得了一次又一次荣光。”

防治核武器损伤的研究团队，先后参与了我国包括首次原子弹、首次导弹核武器、首次氢弹在内的所有类型核试验。连续参加我国26次核试验的老专家王德文说起1964年的原子弹爆炸成功还记忆犹新：“在大西北的核试验场，研制原子弹的老总们在紧张进行爆前准备，我们也是不分昼夜地抢时间把成百上千的实验动物一只又一只安放在预定的位置。当蘑菇云腾空而起，人们在欢呼、雀跃庆贺之时，我们的研究人员却不顾一切地冲进核爆中心现场！从事医学科学的人们最知道核辐射的危险，但我们都一往无前地奔向爆心：测量放射性灰尘，把动物收回并及时解剖。我们选择了这项事业，就要不惜一切为之献身！”这是王德文们的信念也是诺言，为了这诺言，他们始终义无反顾、奋不顾身。王老告诉记者：他们先后有1000多人次参加了核武器生物效应试验，随着数百篇高质量论文的问世，一批批核辐射损伤救治技术和防治药物也相继问世，为我国建立起了一整套应对核武器伤害的医学防护技术和装备体系，使得我国的“防、诊、救、治”的综合水平领先世界。

从事生物武器损伤医学防护的研究团队，突出技术集成与创新，研制出一系列应对生物威胁的检测鉴定技术和防护的疫苗、药物，打破西方发达国家技术封锁，为我国构筑起了生物危害防御的技术装备体系。在唐山、汶川和玉树大地震中，军事医学科学院的专家们运用这些研究成果抗震救灾，控制了各种传染性疾病的发生，确保了大灾之后无大疫，使举世刮目相看。

开展化学武器损伤医学防护的研究团队，针对不同种类的化学毒剂，研究形成了一整套预防急救药品、医学保障措施和技术装备，自主研发的防化救治药品均已装备部队，化学毒剂的检测能力范围涵盖国际禁止化学武器公约所规定的43类1000多万种物质，军事医学科学院的毒物分析实验室成为国际禁止化学武器组织指定实验室，使中国成为除美国之外世界第二个同时拥有两家指定实验室的国际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缔约国。

从1951年到2011年，60年上下求索、披荆斩棘，军事医学科学院从最初的6个学系、30多人，发展到如今下辖13个师级、7个团级、横跨三省两市32座营院、万余人的正军级科研院所，建立起的61个国家、军队重点实验室和科研中心、63个博士硕士学位授权点、5个博士后流动站，保持了高度稳定的科研核心力量，得以在急智攻关的关键时刻，能够以铁的意志和力量捍卫祖国的荣誉，屹立于世界医学科学之林。

维护人类健康的劲旅

军事医学科学院成立60周年纪略（下）

从战火中应运而生的军事医学科学院，在和平年代、在新时期，如何继续为党分忧、为民解难的同时有所作为、扬我中华之声名？进入新世纪，这个我军军事医学领域最具权威的科研院所，开始把目光投向维护人类健康的神圣领域。

勇攀生命科学高峰——为疾病防控积淀厚实实力

2009年6月27日，欧盟委员会和欧洲专利局在布拉格与布鲁塞尔同时宣布，将“2009年度欧洲发明人奖”授予中国军事医学科学院复方蒿甲醚研究团队，因为高效药片“复方蒿甲醚”，拯救了全球5亿疟疾患者生命。这是中国医药界获得的第一个世界级大奖，也是中国自行研制、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药物在国际上获得的最高奖项。去年具有医药界“诺贝尔”之誉的美国盖伦奖，也把奖项授予中国军事医学科学院复方蒿甲醚研究团队。

“科技要发展，关键在创新。”院长贺福初说，“而突破固有的观念，从宏观和战略的层面，预测和把握世界医学的发展趋势，把眼光投向全人类的健康又是至关重要的。”

60年的砥砺奋进，军事医学科学院有2700多项科技成果荣获国家和军队大奖，研制出药品、疫苗120多种，防护技术100多种，获准专利824项，为各种应急突发事件的处置、救援，积淀了厚实的科技实力。

维护公众生命健康——为突发公共卫生提供坚强后盾

2009年4月，北美地区出现“甲流”疫情。就在病毒尚未进入我国之时，军事医学科学院的专家们便开始积极行动。很快，研制出5种检测病毒的试剂。是年5月，又成功分离出病株并完成全基因序列测定。与此同时，研究员李松领衔的课题组成功研制出抗甲流药物“磷酸奥司他韦胶囊”，继而又在全世界首创了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适用于特殊人群的“磷酸奥司他韦”新剂型（颗粒剂）和新药帕拉米韦三水合物，为我国亿万公众抵御甲流病毒变异和其他流感病毒的防控提供了有力支撑。

该院政委高福锁自豪地说：“建院60年，特别是改革30年来，我们始终以优异出色的科技成果，从容地应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发生，我们的科研成果就是维护人民健康的拳头。”

60年来，军事医学科学院始终牢记神圣使命，从抗美援朝到边境作战，从反恐突发事件的处置到国际维和，从“两弹一星”发射到“神舟飞船”上天，从抗击“非典”到防控“甲流”，从保障奥运到服务世博、亚运，每当国家危难之际，人民健康和生命受到威胁之时，军事医学科学院总是一马当先，并以过硬的科技成果维护保障着人民生命健康，为国家筑起和平坚盾。仅2003年以来，就先后81次圆满完成了国家和军队赋予的重大医学保障和重大应急救援任务，138个单位329名个人受到国家、军委表彰，在没有硝烟的战场上书写忠诚卓越，在共和国历史上铸就灿烂辉煌。

献给人类生命健康的厚礼

军事医学科学院成立60周年成就展巡礼

提起“非典”、禽流感、甲型H1N1流感等这些令人恐慌的疫情，大家就会想起军事医学科学院。是他们，用科技的力量扼住了瘟疫的咽喉。

已是家喻户晓的军事医学科学院，走过了60年不平凡的历程。60年来，他们获得以我国卫生系统、我军后勤系统迄今唯一的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和我国医药领域第一个国家技术发明一等奖为代表的高质量科研成果2000多项，为人类生命健康献上了一份珍贵的厚礼。

10月13日，他们举办的60周年大型成就展在北京太平路27号开幕。记者走进展区，与读者一起领略这座军事医学“圣殿”的非同寻常，聆听军事医学科技创新的铿锵足音。

走进展厅，第一时间进入记者视线的是一座金色的“特等奖”奖杯。

讲解员告诉记者，这是我国卫生系统、我军后勤系统迄今唯一的国家科技进步奖，凝聚着军事医学科学院3000多名科技工作者30多年的智慧和心血。

1951年，军事医学科学院成立之初，针对抗美援朝作战反细菌战、反毒气战，他们开启了生物武器、化学武器医学防护研究；1958年，党中央做出发展核武器的战略决策，他们随即开展了核武器生物效应及医学防护研究。经过30多年艰苦的科技探索和创新实践，1985年，他们开展的“三防”医学研究，与人造卫星、大庆油田发现、人工合成牛胰岛素等震撼世界的科技成果，并肩获得我国首届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为人民共和国铸就了防核、防化、防生三座盾牌。

记者一边走一边看，在一些检测箱组、药品和设备的展位前停了下来。讲解员告诉记者，近些年来，国际恐怖势力猖獗，核生化恐怖事件和事故频发，生物安全形势越来越严峻。他们加强了反核生化恐怖、核生化事故医学应急救援、生物安全等研究，自主研制出侦察监测、检验诊断和预防治疗等各种技术、药品和装备，这些成果在国际维和、国家反恐、重大国事活动的保障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近些年来，他们还建立了处理核事故、化学中毒事件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医学救援体系，所属毒物分析实验室获准为国际禁止化武组织指定实验室，使我国成为除美国之外唯一拥有两个该类实验室的国家，所属病原微生物与生物安全国家重点实验室，多次承担联合国生物武器核查任务，赢得了国际声誉。

讲解员随手拿起一包写有止血粉字样的塑料袋告诉记者，别小看这个，它在战场上起的作用大着呢……

战创伤止血粉，能在30秒内止住动脉出血。记者感叹到，这项成果，在战场上能挽回多少因失血过多而牺牲的战士生命啊！

对血源性病原体的研究是军事医学科学院的一个重要领域，依托蛋白质化学、酶工程学、纳米生物医学工程和新药临床前评价等研究技术，从特定病原体的侦检及清除拓展至血液储存、运输、代用品和输血技术的研发，以及干细胞与再生医学研究。他们研制出了大量药品和医疗器械，包括“速效止血粉”和先进的血液（血浆）处理仪。

讲解员指着一台制氧机说：“这就是装备在高原部队的制氧机。为解决高原部队官兵吸氧问题，科技人员在国内率先掌握六塔空气分离技术，先后自主研制出具有国内领先水平的普通型、便携型和智能型高原制供氧设备，为我军海拔3000米以上的高原部队建成了80多座制氧站。”

“这是一套新型防蚊服，为解决困扰边防官兵的蚊虫叮咬难题，专家们深入边防部队，反复现场试验，成功研制出新型防蚊系列装备和长效驱避剂，从根本上解除了边防官兵的蚊患之苦。”讲解员介绍说。

坚持姓军为兵、姓军为战，紧紧围绕部队战时卫勤保障、平时执勤训练和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和现实需求选题。“十一五”以来，他们有计划地率领科技人员上高原、下海岛、走边防，深入各军兵种和偏远艰苦地区部队，围绕重大传染病和虫媒病防治、营养食品饮水卫生、军用药品疫苗等，开展了500多项军事医学新课题研究，大量研究成果已装备部队、服务官兵健康。

在展厅的中间位置，摆放着各种标有“红十字”的装备。讲解员介绍说：“我们成功研制出以野战医疗方舱的100多个型号的‘二代野战卫生装备’，占全军配发野战卫生装备的90%以上，在汶川、玉树抗震救灾中成功救治伤员60000余名，被群众誉为“生命方舟”。

记者在一张图表上看到，他们编制完成国家军用标准工130余项，占到全军国家军用类标准的一半以上。

展厅内各种研制的药品琳琅满目。墙上的图表显示，他们共获得国家新药证书128个，一类新药证书就有32个。

讲解员向记者介绍说：“军事医学科学院药物研发的重点在恶性肿瘤、心脑血管疾病、神经退行性疾病、糖尿病、精神性疾病、自身免疫性疾病、耐药性病原菌感染、以及病毒感染性疾病等领域的预防和治疗。药物开发平台汇聚了一大批专家级科研人员和先进技术，从靶标发现到化合物开发和临床应用，形成了具备药物研究全程研发能力的综合体系。建有国家应急防控药物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国家蛋白质药物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国家北京新药安全评价中心等多个国家级研究中心。新药研发领域的重大成就包括抗疟疾新药“本芴醇”、“磷酸萘酚喹”、用于预防晕动病的盐酸苯环壬酯、治疗有机磷农药中毒的盐酸戊乙奎醚，以及治疗耐药性疟疾的“复方蒿甲醚”。

提起“复方蒿甲醚”，讲解员告诉记者，复方蒿甲醚突破了抗疟史上单药抗性的锢疾，被被列入世界卫生组织的基本药物目录，自2001年投入国际市场以来，挽救了数以百万疟疾患者的生命。2010年该药获得美国“盖伦奖最佳药物奖”——制药行业的最高荣誉。

复方蒿甲醚的研发历程如同一面镜子，反映出该院许多方面的特质。他们不仅在军事医学科学这一充满严酷与艰辛的领域拥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更将其许多研究成果用于应对过去十几年中不断困扰中国人民与国际社会的各类灾害和流行病，为其医学研究赢得了极高的声誉。

近些年来，他们始终瞄准国际科技前沿，着眼军事医学战略性、基础性、关键性的重大科技问题，按照基础与应用并重、科技与工程同步，军队与地方融合的科研思路，确立了以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为先导，以药物研发和装备制造为支撑的自主创新体系，率先在国内开展人类肝脏蛋白质组学研究，并取得国际领先地位，2005年被确定为“人类肝脏蛋白质组计划”的国际执行总部，开现代中国领衔国际重大科技合作项目之先河。

在展厅的第三部分，展示着他们60年来处置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情况。讲解员说。历次重大新发传染病疫情处置，军事医学科学院总是冲在征服疫情的最前沿。在抗击“非典”中，他们们率先分离致病元凶冠状病毒，并研制出系列检测试剂、防治药物和防护装备，为有效控制疫情发挥关键作用；在防控禽流感和甲型流感中，他们成功研制出防治药物“军科奥韦”、“帕拉米韦”，提前建成全球产能最大的流感药物生产线，迅速完成国家紧急下达的生产储备任务，使我国彻底摆脱了第一人口大国其常用药物长期依赖国外供应的被动局面现代军事医学的建立与发展必须依靠现代化医学人才，尤其是领军型大师级专业高端人才。记者在电子显示屏上看到，新四军、八路军、红军时期的卫生部长宫乃泉、钱信忠、贺诚先后担任过院长。中国军事医学科学事业众多领域的开创者、拓荒人有：生理系蔡翘、昆虫系胡经甫、化学系黄鸣龙、生化系林国镐、外科系沈克非、药物系汤腾汉、病理系吴在东、营养系王成发、流行病系俞焕文、放射生物学系吴桓兴、细菌系刘永纯等。生理系主任蔡翘教授，早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就因为发现控制视觉与眼球运动的中枢部位——“蔡氏区”而享誉世界，他来到军事医学科学院院后，相继创立了我国我军的航海医学、航空医学与航天医学，享有“三航之父”的美誉。他们不仅拥有蔡翘、胡经甫、黄鸣龙、朱壬葆、周廷冲、陆宝麟、殷震、黄翠芬等一代先贤泰斗，还拥有孙曼霁、吴祖泽、吴德昌、秦伯益、沈倍奋、夏咸柱等一批大师名家；不仅拥有张学敏、王升启、汪海、曹务春、李松、杨晓、裴雪涛等一大批领军人才，还拥有一大批英气勃发、潜力强劲的后起之秀。

记者了解到，创建于1951年8月1日的军事医学科学院，是我军创建的第一个科学院，新中国创建的第二个科学院。建院60年来，经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和拼搏奉献，他们相继开展了防原医学、防化医学、防生医学、卫生学与环境医学、军事医学情报与卫勤、野战卫生装备、野战输血、疾病预防控制、军事兽医学、基础医学、生物技术、创新药物、临床医学等研究，形成了以军事医学为主体、基础医学和生物高技术为两翼的科研格局；打造了理、工、农、医、管、军六大学科门类为主体，以病原微生物生物安全、蛋白质组学、生物医学分析、毒物分析等61个国际、国家、军队级重点实验室或研究中心为平台的科研体系；构建了以58个硕士、博士授权点和5个博士后流动站为支撑的人才培养体系，培养和造就了20位“两院”院士，50多名中青年专家入选“国家级科技领军人才”；实现了新中国军事医学科研体系的从无到有、科研规模的从小到大、科技实力的从弱到强，逐步建立起现代军事医学科研体系和任务体系。先后承担完成了2700余项国家和军队课题研究，自主创新研制了一大批军事医学适用技术和装备。圆满完成了我国历次重要局部战争、核试验、重大国事活动医学保障、重大自然灾害和突发事件的应急救援任务，为维护部队官兵健康、提高部队战斗力和保障力，维护国家安全、社会稳定、人民安康作出了应有贡献，在我国医学史上写下了光彩夺目的一页。

挺立潮头 勇当先锋

军事医学科学院不辱使命科学发展记事

今年10月16日，军事医学科学院再次吸引了全国人民的眼球：圆满完成工信部下达的国家1300万人份甲型H1N1流感防治药物——磷酸奥司他韦胶囊的储备，又向国家储备无偿捐献5万人份适合老年和儿童服用的甲型H1N1流感防治药物——磷酸奥司他韦颗粒剂，使我国对H1N1流感防治技术进入世界先进国家行列。

军事医学科学院是我军最高军事医学研究机构，这个坐落在北京西四环的安静院落，进入21世纪以来，特别是近6年来，每每在国家危难时刻和人民生命健康受到威胁的紧要关头，总能不负众望，拔得头筹，因此在为呵护生命铸造了一块块坚实的盾牌的同时，也成为国内外许多媒体争相报道的焦点，开始走进公众视线。

优化环境建立科技人员激励机制

——43个30多岁青年才俊破格晋升正高职称

与普通部队大院不一般的是，院内身着绿军装的特殊军人平静中似乎更加忙碌，在寂静的表象下似乎蕴藏着随时都要喷涌而出的岩浆。走进院史馆，那陈列的以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为代表的2000多项科研成果，那出色完成的一项又一项重要局部战争、重要国事活动、重大军事演习、重大突发事件的医学保障和应急救援任务，以及14名院士、160余名博士生导师，分明都让你感到军事医学科学院完成所肩负的非凡使命背后的厚重。

军事医学科学院成立于1951年，如何使得这个走过半世纪的全军最高的医学科研机构在新世纪里继续保持辉煌？院党委班子深思熟虑后认为，人才是军事医学科学院得以走向一个个辉煌的宝贝，更是今后持续发展的强大支撑，政委边兆明说，如何把人才队伍建好建强，发挥出最大的主观能动性，是军事医学科学院在新时期能否强占制高点实现科学发展的关键，因此军事医学科学院把培养造就高素质的人才作为全院科学发展的长久大计来抓：首先大力实施青年科研骨干培养计划、技术保障专家培养计划、科研管理骨干培养计划和军事医学复合型人才培养计划，建立起了各种层级的科研人员梯队储备；其次坚持不拘一格使用人才，在职级晋升、送学深造、选拔领导等方面，不论职级高低，不搞论资排辈，惟才是举，该院先后有230多名40岁左右的科技人员被破格提拔为研究所所长、首席专家、研究室主任，43名30多岁的青年人才破格晋升为正高职称，大大调动了科研人员的主观能动性，32岁的张令强破格晋升成为全院最年轻的研究员，在2005年以来的4年里，在国际著名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16篇，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1项、中国发明专利3项；第三创新机制催生人才，建立科技人员评价激励机制，与国外人才管理模式接轨，在11个所属研究所率先推行首席专家负责制、课题组长负责制和科室主任聘任制，推行“任命＋聘任、固定＋流动、工资＋奖金”灵活的用人制度，在政策上保护、鼓励钻研业务、公平竞争，打破了原有的平静，激发了科研人员的潜能；第四积极倡导学术民主和学术争鸣，注重领军人才的培养，建立拔尖人才扶持基金，对全院人才逐一量身定制扶持方案。人才环境的优化，促进了各类人才特别是领军人才和名家大师脱颖而出，拥有两院院士14名，院士后备人选6人，国家“973”首席科学家9名，拥有各类国家级重点科研项目中青年优秀专家400多名，形成高素质人才集群，使得军事医学院保持了高度稳定的科研核心力量，得以在急智攻关的关键时刻能够自觉为党分忧、为民解难，为军事医学事业的持续发展提供强力支撑。

瞄准世界前沿科技实现创新发展

——2000多项课题荣获国家和军队科技大奖

2009年6月27日，是军事医学科学院值得纪念的日子。这一天，该院微生物流行病研究所周义清教授及其团队，因其发明的高效药片“复方蒿甲醚”，拯救了全球5亿疟疾患者生命而荣获2009年度欧洲发明最高奖——“欧洲发明人奖”。这是中国医药界获得的第一个世界级大奖，也是中国自行研制、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药物在国际上获得的最高奖项。

当今全球有100多个国家的20亿人口生活在疟疾流行区，每年上百万人因不治被夺去生命。对于这个世界性难题，科学家们早在上世纪70年代，便从一种名叫青蒿的植物中提炼出治疗疟疾的化合物，随后几经改良最终形成复方蒿甲醚。1994年军事医学科学院打开紧闭的院墙，开始与瑞士诺华合作开发科研成果，如今跨出国门的复方蒿甲醚已通过了84个国家和地区药品注册，成为世界卫生组织基本药物目录中25年来仅有的3个专利药物之一。

得益于发展观念上的创新，传统的中成药复方蒿甲醚得以走向世界实现了跨越发展。“科技要发展，关键在创新，”院长贺福初说，“而突破固有的观念又是至关重要的。”本着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发展战略，军事医学科学院进入新世纪以来，注重从宏观和战略的层面，预测和把握军事医学的发展趋势，大力实施创新战略，推动军事医学的理论创新、组织创新、管理创新和制度创新。改变固有的发展模式，走出院外，与世界顶级机构、专家联手，与地方新兴优势单位协作，形成合力集聚效应，增强了科研自主创新能力，催生了一批具有战略意义的药物、装备、技术和理论等重大成果：

国际人类蛋白质组计划，是人类继基因组计划后又一项世界级生命科学计划，军事医学科学院院长贺福初领衔的课题组因在肝脏蛋白质组学研究领域形成的领先优势，2002年被世界卫生组织确定为“人类肝脏蛋白质组计划”的国际执行总部，作为执行主席，47岁的贺福初吸引了16个国家、包括10个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内的100多位科学家从世界各地聚集北京，共同解读“人类基因组”这部天书，开创了我国领衔国际重大科技合作项目的先河。2009年9月26日，贺福初获国际蛋白质组学成就奖。

生物芯片是高通量、微型化、自动化的生物化学分析系统，军事医学科学院在国内最早展开生物芯片研究，获得国际上第一个基于硅基材料的生物芯片新药证书、第一个乙型肝炎病毒耐药检测基因芯片和第一个HLA分型基因芯片新药证书，目前已被广泛应用于疾病的监测和诊断；率先组织开展干细胞与再生医学研究，目前有3种治疗人类重大疾病的干细胞产品进入临床研究阶段；军事医学科学院毒物分析实验室，成为被国际禁止化学武器组织指定实验室，中国成为世界第二个同时拥有两个指定实验室的国际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缔约国。

经过多年的建设发展，军事医学科学院如今拥有了44个国家、全军重点实验室和科研中心，建立了55个硕士博士学位授权学科体系，有2000多项科技成果荣获国家和军队大奖，申请专利1600多项，研制出药品、疫苗120多种，防护技术100多种，为各种应急突发事件的处置、救援，积淀了厚实的科技实力。

挑起应对公共卫生突发事件重担

——6年间圆满完成61次重大救援应急任务

今年4月，北美拉响甲型H1N1流感疫情大流行警报，当天军事医学科学院科研人员就敏锐地在实验室开辟了一个个征服甲型H1N1流感病毒的特殊战场，科研人员仅在国务院防治命令下达的2个小时，就确诊了我国内地首例输入性病例，仅仅一周，就研制出5种不同方法检测病毒的试剂。与此同时，由该院李松研究员带领的课题组也传来捷报：在研制成功抗流感预防和治疗药物——磷酸奥司他韦原料药及胶囊的基础上，又成功开发研制出抗流感病毒新药——帕拉米韦三水合物原料药及其注射液。

出色的科技成果，敬业的献身精神，使得军事医学科学院在面对一次次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总能应付自如。

2003年2月11日广州市政府宣布：一种原因不明、传染性极强的非典型肺炎疫病在广东地区蔓延，2月12日，院党委立即组建课题组，百余科技人员与病毒短兵相接，昼夜苦干，在短时间内发现“非典”元凶为冠状病毒，完成病原体全基因测序，研制出快速诊断技术和酶联免疫吸附检测试剂，并将预防新药推向临床研究。

2004年底禽流感接踵而来，军事医学科学院这支医学劲旅，再次站在了与病魔搏斗的最前沿，在最短时间内成功研制出了抗人禽流感特效药“军科奥韦”，协助建设世界上最大的抗病毒药物生产线，完成国家战略储备任务。

5·12汶川特大地震发生，军事医学科学院组织186名防疫专家和科技人员第一时间奔赴灾区，承担起了灾区卫生防疫任务，提交69份科学施防方案，统筹整合了42支军地防疫力量，深入到13个乡镇118个村庄宣讲防疫知识，培训卫生防疫兼职员，为村民配备防疫药品器材，完成了灾区17个县市、62个乡镇的人兽共患病防疫和水源卫生、环境监测等任务，用科技的力量实现了“大灾之后无大疫”的壮举，也为灾区留下了一支不走的卫生防疫队伍。

在举世瞩目的北京奥运会期间，军事医学科学院“三防”医学救援大队，担负北京、天津、秦皇岛三个赛区200多个重点场所备勤任务，在100多个日日夜夜里，院士博士硕士，人人都是战士，妥善处置各类疑似核生化情况40余起，为实现平安奥运目标做出了贡献。

进入新世纪以来，军事医学科学院作为全军最高的疾病防控机构，主动作为，科学谋划，以应对多种安全威胁，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为重点，加强了技术平台、配套设施和人才队伍建设，大大提高了大规模应急处置能力，并以铁的意志和力量捍卫了祖国的荣誉，维护了人民的健康，自2003年以来先后61次圆满完成了国家和军队赋予的平战时重大医学保障和重大应急救援任务，为国家医学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138个单位329名个人受到国家、军委表彰，在没有硝烟的战场中尽显了军人风范，在共和国历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特种”部队

坐落在北京城西四环的中国军事医学科学院看上去和中国军队的其他院校没什么区别。

威严的大门。笔直的人行道。整齐的教学楼。宽阔的操场给喜爱运动的师生提供了活动场所。藏书丰富的图书馆，绿树成荫的小公园，则是那些爱好读书者的良好去处。

但是，只消在这里上走上一阵，差异便自显现。

院子内安静异常。擦肩而过的车辆是静悄悄的，匆匆忙忙的行人也是静悄悄的。

除此之外，最为明显的区别是，高耸的围墙把这所院校分成多个区域，每个区域都有不同的战士把守。没有对应的通行证，绝无可能擅自进入——即便是内部工作人员，也不能在不同区域间随意穿行。

外人很难想象，在这些高墙背后，是中国军队中一支历史悠久、地位重要的“特种部队”。

中南海密令

1951年5月，一名军官走进贺诚的办公室，将一份拟发往中央的报告，放在他的案头。贺诚是中国工农红军第一任卫生部长，此时身兼国家和军队卫生部双重领导职务。

一段时间来，来自抗美援朝战场的报告显示：从中国南方调动的部队，不适应朝鲜北方的奇寒其后，发生严重冻伤；有的志愿军战士受细菌感染和疫病传染被抬下战场，造成严重减员；更为严重的是，美军似在使用细菌和毒气杀害在朝军民……

贺诚深知问题的严重性。几天前，他在中国各大行政区和各大军区卫生部长联系会议上提出，军队应着眼卫生工作需求，成立一个研究医学科学问题的专门机构。这项提议得到与会部长们的一致赞同。如今摆在案头的报告，正是关于该问题的请示。

贺诚阅毕，在首页签署了“立即呈报”的意见。同年6月16日，一份“关于迅速成立军事医学科学院”的函件从中南海发出。函件上明确指示了这支特种部队的“特殊使命”：一是研究目前我军需要解决的医学技术问题；二是成为军委卫生部的技术参谋；三是担负部队高级卫生干部的进修、教育工作。

时任华东军区卫生部副部长的宫乃泉，带着周恩来总理亲笔签署的任命，以第一任院长的身份，开始了新中国军事医学最高研究机构的筹建工作。宫乃泉曾在新四军服役。美国作家史沫特莱曾在《中国的战歌》一书中，称赞他是一位“长着艺术家的头脑和双手，富有才华而又极其细心”的中国军官。

1951年8月1日，军事医学科学院在上海成立。7年后，这支由一大批著名医学专家组成的“特种部队”，奉命迁往北京，从事防原、防生、防化的中国“铸盾”任务。

从此，这支队伍突然销声匿迹……

直到几十年后，它的名字出现与人造卫星、人工牛胰岛素等曾经震撼世界的科技成果一起，出现在中国首次颁发的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的行列里。

奖杯的背后

代表这个集体举起奖杯的是生理学家朱壬葆教授。朱壬葆的生理学生涯，是从动物的一般生物学问题开始的。进入军事医学科学院后，他将主要精力转向部队和国家急需的研究课题，带领课题组在时间紧迫的情况下，如期在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之前，研制成功了中国第一代预防放射病的药方。

朱壬葆曾是我国生理学奠基人蔡翘的主要助手之一。后者28岁就在世界脑神经解剖学界获得大脑“顶盖前核”的惊人发现，国际医学界把这一部分命名为“蔡氏区”。此后，蔡翘放弃国外的军事医学科学院获得我国卫生系优厚待遇，回国出任军事医学科学院副院长，成统、我军后勤系统迄今唯一的国为我国军事医学研究的一名“主帅”。

同样归国回来的还有周廷冲和黄翠芬夫妇。在收到宫乃泉的亲笔邀请信后，两人当即向美国移民局提出了回国申请。但这一要求却遭到拒绝。1950年3月，夫妇二人从美国西部海岸的一个货运码头，登上一艘不需要移民局签证的货轮，在太平洋上漂泊56天之后，回到中国。

军事医学研究具有高度保密性。无论专业水平多么高超，一旦进入这个领域，往往意味着隐姓埋名。宋鸿锵原本是上世纪50年代频繁出没学术讲坛的医学专家，早在30出头就已在专业领域发表过几十篇有影响的论文，并兼任上海化学和药学两个学会的青年理事。就在学界瞩目这颗冉冉升起的新星之时，宋鸿锵却突然淡出了人们的视野。30多年后，上海药学会当年的秘书长来到已经对外开放的军事医学科学院找人，阴差阳错地敲开了宋鸿锵办公室的门。此时的宋鸿锵已是头发花白，戴着深度眼镜。老秘书长一下怔住了：宋鸿锵！宋鸿锵点了点头。对方一时语塞，半天只说出三个字：“你还……在？”老秘书长难以理解，昔日那个才华横溢的年青理事仍在从事着医学研究工作，却为何一直默默无闻。他不知道，宋鸿锵的科研水平今非昔比，早已具备跻身院士行列的资格，但是由于保密需要，他竟曾主动退回了院士申报材料。

在军事医学科学院，像蔡翘、朱壬葆、周廷冲、黄翠芬、宋鸿锵这样的人还有很多。经过一代又一代科研工作者的努力，军事医学科学院不断成长，逐步建立了以60个国家级重点实验室和研究中心为支撑的科学研究体系，以及25个博士学位授权点、48个硕士学位授权点为依托的人才培养体系，形成军民结合、平战结合的新格局。

时至今日，军事医学科学院的研究拓展到医学研究的许多其它领域，包括生物学、基础医学、临床医学、预防医学、环境医学、药学、生物工程和医疗仪器等，拥有包括两个国家重点实验室在内的共60个重点实验室和研究中心。

作为中国军事医学研究的主要力量，这支队伍日渐发挥出其不可替代的作用。

和平的盾牌

2009年4月，墨西哥和美国等地出现甲型H1N1流感疫情。就在这种病毒在全球蔓延之时，尚未进入中国之时，军事医学科学院的专家们便开始主动构筑盾牌。很快，他们研制出5种不同方法检测病毒的试剂。5月11日，我国第一例输入型甲流患者，由军事医学科学院和国家疾控中心共同确诊。

形势不断恶化。同年12月，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报告：截至11月29日，甲流疫情已席卷全球207个国家和地区，疫情高峰正在从欧洲西部和北部自西向东推进。中国卫生部的通告也表明：截至11月30日，甲流疫情已波及到全国31个省份，报告死亡病例的省份比上月增加了21个。

在另一条战线上，军事医学科学院的专家们也在夜以继日地奋战着。5月，微生物流行病研究所成功分离出病株并完成全基因序列测定。与此同时，研究员李松领衔的课题组成功研制出抗甲流药物“磷酸奥司他韦胶囊”，继而又在全世界首创了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适用于特殊人群的“磷酸奥司他韦”新剂型（颗粒剂）和新药帕拉米韦三水合物——这意味着着中国在打造出第一代防控盾牌的同时，已经做好了针对甲流病毒变异和其他流感病毒的防控药物准备。

实际上，军事医学科学院在应对公共卫生安全危机中的盾牌作用早已不是什么新闻。2003年，正是军事医学科学院第一个分离出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SARS）冠状病毒并合作测定出整个基因组的序列，并在SARS真正爆发时，很快建立了诊断方法并研制了治疗和防护装备。2005年的H5N1高致病禽流感疫情也是如此。

除此之外，军事医学科学院还是医学应急救援和国际人道主义救援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在地震、山体滑坡、冰雪灾害、干旱和洪涝等重大灾害发生时，军事医学科学院的专家们都会制定处置方案、技术标准和操作规程，规范并指导一线救援，确保“大灾之后无大疫”。例如，军事医学科学院研制的“方舱医院”在2008年汶川地震和2010年玉树地震救灾中救人无数，被誉为“生命方舟”；在印尼海啸、海地大地震和巴基斯坦洪水等国际救援行动中，也经常可以看见军事医学科学院专家队伍的身影。

……

如果昔日以防原、防化、防生的“三防”医学研究为主的军事医学科学院是战争时期的战略盾牌，那么，和平时期，盾牌一词无疑已经有了更丰富的含义。而铸就这盾牌的无数工作者，依旧默默坚守在那个静悄悄的院子里。

相关链接：

●从战场到临床

从成立至今的这六十年里，军事医学科学院（AMMS）不仅出色履行其根本使命，在军事医学研究领域取得累累硕果，保护了战场上士兵的生命，更为全世界人类健康和医学科学做出了巨大贡献。

军事医学科学院具有军队的特性，因此军事医学是军事医学科学院的重要研究领域。尽管源于军事的需要，但这些研究最主要的受益群体还是广大普通民众。例如，在防原医学方面，通过对急性放射病及长期辐射暴露的生物效应和症状的研究，得到了辐射损伤治疗药物和关键技术研发的重要信息，而辐射损伤的风险更多与和平使用核技术有关。在防化医学方面，军事医学科学院的研究人员致力于了解危险化学品的作用机制，研究化学制剂的检测，洗消和治疗方法。而军事医学科学院在防生医学研究领域专注于对病原体的检测，筛查及溯源，研制针对如疟疾、甲型流感、痢疾和霍乱等病原体的药品和疫苗。

对血源性病原体的研究是军事医学科学院的一个重要领域，依托蛋白质化学、酶工程学、纳米生物医学工程和新药临床前评价等研究技术，从特定病原体的侦检及清除拓展至血液储存、运输、代用品和输血技术的研发，以及干细胞与再生医学研究。军事医学科学院研制了大量药品和医疗器械，包括“速效止血粉”和先进的血液/血浆处理仪等，为确保国家安全、维护军队和广大民众的血液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

作为军事医学研究机构的一项任务，军事医学科学院建立了处理核事故、化学中毒事件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许多重要机构，其中包括国家生物防护装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和联合国禁化武组织指定实验室。

●基础医学

军事医学科学院在临床医学与生物医学技术领域的知识建立在基础医学研究的基础之上，范围涉及血液学、神经学、免疫学、基因工程、生物技术和组织工程等。在肿瘤分子生物学、抗体工程、干细胞、转基因和基因敲除动物模型研究等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

军事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的主要目标之一是对靶向治疗应用的探索，比如应用于癌症治疗的单克隆抗体疗法——军事医学科学院建立了人源抗体研究平台，利用该平台构建了10余种潜在的人源抗体，用于治疗白血病以及其它类型的癌症。此外，军事医学科学院还在造血干细胞研究领域以及通过造血干细胞移植治疗急性放射病方面做出了显著成绩。

2011年，军事医学科学院蛋白质组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的研究人员在国际上报道了蛋白质CUEDC2在肿瘤发生中的重要作用。研究人员发现CUEDC2调控能导致雌激素受体降解，从而导致乳腺癌患者对内分泌治疗产生耐药的分子机制。这一发现不仅对乳腺癌治疗的发展有所启示，而且揭示了炎症可能诱发癌症。军事医学科学院的研究人员还首次报道了癌基因Gankyrin通过介导Akt信号通路激活会加剧炎症，从而导致肺癌和其它癌症的发生。

在肿瘤学、发育和疾病遗传学方面的研究中，军事医学科学院的研究人员利用转基因和基因打靶技术创建了很多种人类疾病的小鼠模型。小鼠模型在解析疾病发生的遗传、表观遗传和分子机制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蛋白质组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的研究者揭示了转化生长因子-β（TGF-β）和PTEN/Akt信号转导通路维持组织稳态和抑制疾病的生理功能。他们发现了脑内皮Smad4调控内皮-周细胞相互作用从而维持血脑屏障功能和脑血管整体性的作用。他们还发现了肿瘤抑制基因Smad4通过调节毛囊干细胞动员和角质细胞增殖，抑制皮肤和食管鳞状上皮细胞瘤和牙源性角化囊性瘤发生的关键作用，以及肿瘤抑制基因PTEN通过调节软骨细胞由缺氧导致的内质网应激从而抑制软骨瘤的功能。在其它研究中，军事医学科学院的研究人员发现非受体酪氨酸激酶可以抑制蛋白酶的活性，因此可通过泛素-蛋白酶体途径导致蛋白质降解。

军事医学科学院的研究人员在癌症靶向治疗方法的研究方面有大量发现。例如，研究人员确定了在雌激素和TGF-β信号转导通路中的新型转录因子，并阐明了前列腺癌发展和肿瘤发展中DNA损伤的内在机制。

PC-1基因就是此类疗法可能的靶标之一，该基因在促进前列腺癌发展中具有重要功能。蛋白质MEPE/OF45同样由军事医学科学院研究人员发现，它可以通过蛋白激酶CHK1保护细胞免受DNA损伤，还可能作为一个靶标用于肿瘤细胞的增敏。在一项可能为端粒酶抗肿瘤治疗提供理论指导的研究中，研究人员发现了细胞募集端粒酶稳定端粒长度的一种新的分子机制。他们证明阻断这一端粒酶功能途径具有特异性抑制端粒酶阳性肿瘤细胞体内外生长活性的作用。

●临床医学

在军事医学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军事医学科学院在辐射损伤和化学中毒的临床治疗以及干细胞技术的应用方面开展了广泛的研究。形成了肿瘤诊治、辐射损伤诊治、干细胞基础及应用研究、血液病、化学中毒诊治和临床药物评价六大优势临床科研方向。通过这些研究产生了大量的新技术，包括造血干细胞的临床应用、烟雾病治疗、肿瘤的分子靶向治疗和超声聚焦刀治疗。

军事医学科学院拥有国家药品临床研究基地和最大的国家核事故医学应急临床部。在辐射损伤的临床治疗和生物剂量诊断方面开展了大量研究工作，开发了辐射损伤快速诊断新技术。军事医学科学院的专家们参与了中国所有重大辐射事故的临床治疗和医学应急响应，先后与乌克兰、俄罗斯等国针对切尔诺贝利核事故辐射损伤诊治开展了四次学术交流。

在干细胞研究方面，军事医学科学院的科学家们对血液血管干细胞和造血干细胞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广泛的研究，亦对生血内皮细胞的调控机制展开研究。军事医学科学院创建的胚胎基质细胞系可高效诱导多能干细胞分化产生功能完整的造血干细胞。该院建立的造血干细胞移植中心拥有百级层流移植病房，是亚洲最大的同类中心之一，2010年移植数量达400例。在脐带间充质干细胞的使用方面也居于国际先进水平，并已形成四个临床肿瘤治疗干细胞应用方案且在临床治疗中应用。

对化学中毒的研究，军事医学科学院侧重于其诊断和综合治疗研究，尤其是化学中毒后肝、肺和肾脏等脏器功能的维护研究。军事医学科学院的专家们处理过多起中国大规模化学中毒事件。

这种基础和临床医学研究的交叉性，充分显示了军事医学科学院如何将其先进的医疗技术和专业知识用于护卫中国人民的健康，而这些知识和技术，正是脱胎于该院保障战场上士兵生命健康的研究工作。

●生命科学

基因组学、蛋白质组学和代谢组学是现代医学研究中的热点研究领域。在基因测序仪、质谱仪等可以确定任何生物系统的基因、蛋白质或代谢物组成的高通量仪器和技术的帮助下（这些技术彻底改变了传统的医学研究模式），军事医学科学院的科研人员已经在医学遗传学，特别是肝脏和脑蛋白质组学等研究领域走在世界前列。发现慢性乙型肝炎、肝癌、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SARS）和鼻咽癌的易感基因等研究成果，为上述常见复杂性疾病高危人群的筛查奠定了基础。军事医学科学院北京蛋白质组研究中心的科研人员还通过全基因组关联研究在慢性乙型肝炎病毒携带群体中发现了一个新的肝癌易感基因区域。

对单核苷酸多态性（SNP）进行快速和准确的基因分型是发现疾病易感基因的有力手段。然而，在特异性、敏感性和效率方面，现存的单核苷酸多态性分型方法仍有巨大的改进空间。北京蛋白质组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员，通过在均相溶液中使用水溶性共轭聚合物，建立了一种新的基因分型方法，极大地提高了单核苷酸多态性基因型分辨的特异性、敏感性和效率。

支撑上述遗传学研究的是一个包含乙型肝炎、肝癌、鼻咽癌、SARS和脓毒血症等复杂疾病的两万余人份标本的样本库，该样本库对中国复杂疾病遗传资源的保护和利用具有重要价值。

肝脏疾病研究是军事医学科学院的一个重点研究领域，在贺福初院士的领导下，该院通过蛋白质组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牵头组织实施了人类肝脏蛋白质组计划（HLPP）。全世界100多个实验室参与了这项旨在全面了解人类肝脏蛋白质构成和相互作用的计划。仅仅几年时间，通过这项协作计划，军事医学科学院构建了有史以来人类首个全组织/器官的蛋白质组表达谱和相互作用网络，成功鉴定了13222种人类肝脏蛋白质，发现了3484对蛋白质相互作用，揭示了它们在发育、代谢以及其它生理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据此建立了国际上首个人体器官的蛋白质组数据库，已被多个高水平的国际研究所引用。军事医学科学院的研究人员还发现了大量基因，为人类肝脏蛋白质组的系统解析奠定了基础，成为人类转录组分析的重要里程碑。

军事医学科学院关于人类肝脏的蛋白质组研究并不仅仅局限于人类健康肝脏，研究人员还开展了肝病相关的蛋白质组研究，发现了一批与脂肪肝、病毒性肝炎和肝癌等人类重大疾病密切相关的蛋白质，发现了58种潜在的肝脏疾病相关基因和268种NF-κB信号通路调控分子（NF-κB信号通路是免疫反应通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时还建立了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蛋白质组研究的新技术和新标准，开发了一系列针对蛋白质组数据评估、质控与信息预测的新算法和新软件。

在更为基础性的基因组研究中，军事医学科学院的研究人员发现了IL13基因在不同的代表性种族间呈现显著不同的单倍型结构和多态性分布模式，揭示了IL13基因的进化主要受正向自然选择作用驱动。

●疾病预防控制

军事医学科学院的疾病研究从传染病预防控制一直延伸到针对放射污染和环境污染的健康影响而开展的公共健康教育。军事医学科学院在传染病流行病学、媒介生物学、分子生物学以及病毒与细菌病原学、动物病毒学、兽医药理毒理学等研究领域处于国内领先地位。拥有病原微生物生物安全国家重点实验室、人兽共患病预防与控制省部共建重点实验室、国家禽流感参比确认实验室、国家艾滋病检测确认实验室、国家生物医学分析中心分析微生物学实验室等重大疾病研究单位。

新发传染病预防控制系统是军事医学科学院研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由其研究人员开发的许多技术被有效应用于预防世界上人口最多国家的疾病爆发。例如，多重耐药菌诊断试剂盒在2010年中国发现NDM-1阳性鲍曼不动杆菌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由军事医学科学院开发的基因芯片检测、实时PCR检测两项新技术为中国2009年甲型流感疫情的监控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持。

●环境医学

军事医学科学院环境医学研究重点在于极端环境及环境污染相关疾病的医学诊断和治疗。主要开展缺氧症、高寒、高热等极端自然环境因素损伤效应与防护，高海拔作业人群损伤预警与防护，恶劣环境作业人群营养需要量调查和营养助剂研发等研究。开发了饮水、空气和食品安全检测与控制方法，研制的多种药品以及饮水食品安全检验箱组、饮水消毒丸等在重大自然灾害应急救援、国际维和、国家重大活动安全保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军事医学科学院首先发现激活内皮细胞上的三磷酸腺苷敏感性钾通道亚型有助于保护压力超负荷下的心脏。军事医学科学院的研究人员还提出并论证了保护内皮细胞避免冻伤和缺氧损伤的方法，提出氯通过破坏基因组5’非翻译区杀灭水中的病毒。除此之外，军事医学科学院还创建了急性高原病诊断和治疗方法，揭示了中暑病理环节发生发展的规律与机制，论证了快速复温和氯己定多次温浸治疗冻伤的有效性。

●卫生装备

卫生防护、防疫技术与装备的开发是军事医学科学院核心研究领域之一，主要开展机动医疗平台技术与装备研究，包括用于野外的卫生技术车辆、方舱医院和帐篷医院系统等研制，军事医学科学院研制了野战急救车、卫生防疫车并供联合国维和部队使用，并为中国的救援队研制方舱医院、伤员后送装备和野外手术单元，这些装备在中国汶川和玉树特大地震灾害救援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军事医学科学院研制的负压隔离舱、负压隔离病房、负压救护车、医用正压防护头罩等装备在抗击SARS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些装备目前已经成为中国新发传染病处置的核心装备。

●药物发现

军事医学科学院的药物发现研究重点在恶性肿瘤、心脑血管疾病、神经退行性疾病、糖尿病、精神性疾病、自身免疫性疾病、耐药性病原菌感染、以及病毒感染性疾病等的预防和治疗。军事医学科学院药物开发平台汇聚了一大批专家级科研人员和先进技术，从靶标发现到化合物开发和临床应用，形成了具备药物研究全程研发能力的综合体系。共获得国家新药证书128个，包括一类新药证书32个。建有国家应急防控药物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国家蛋白质药物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国家北京新药安全评价中心等多个国家级研究中心。

军事医学科学院在新药研发领域的重大成就包括抗疟疾新药“本芴醇”、“磷酸萘酚喹”、用于预防晕动病的盐酸苯环壬酯、治疗有机磷农药中毒的盐酸戊乙奎醚，以及治疗耐药性疟疾的“复方蒿甲醚”。

“三防”铁军：共和国荣誉的捍卫者

军事医学科学院“三防”医学救援大队执行奥运安保任务纪实

这是一支光荣的队伍。说她光荣，是因为她担负了北京、天津、秦皇岛等地奥运赛区重要场馆、重点部位、重要赛事活动以及奥运会期间全国赛区以外地区的核生化医学救援任务，她在核生化降魔的战场上，护卫了奥运安宁，捍卫了祖国和人民的荣誉。

这是一支特殊的队伍。说她特殊，是因为她是一支鲜为人知的专家队，由硕士、博士、院士组成，一直默默无闻地进行着核生化医学防护研究工作。

这是一支神奇的队伍。说她神奇，是因为她在核生化专业技术水平和救治能力上一直保持着全军领先地位，在速杀伤化学毒物毒剂损伤防治、烈性致病微生物的检测、中重度放射病治疗等多个领域都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这支队伍，就是军事医学科学院“三防”医学救援大队。

百年奥运，北京圆梦。为了奥运平安，这支队伍用铁的信念、铁的意志、铁的作风、铁的力量在奥运安保战场上书写了忠诚，赢得了“三防铁军”的美誉。中央军委郭伯雄副主席称这支队伍是一支奥运安保的专业救援力量，是一支不可替代的国家力量。

我们走进这支队伍，走进队员们中间，耳闻目睹的无不是说不尽的惊叹——

550余名核生化医学专家为奥运保驾护航

“2001年，9·11恐怖事件的阴翳尚未挥去，接二连三的炭疽菌事件，又给美国带来新一轮的社会恐慌，甚至使日本人痛苦地回想起1995年3月20日东京地铁沙林毒气事件带来的那场噩梦。为确保党中央向全世界作出的‘平安奥运’的庄严承诺得以兑现，军事医学科学院举全院之力执行奥运安保任务。”孙建中院长在接受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记者采访时说。

有效防范和处置核生化恐怖袭击事件，一直奥运会安保工作的核心内容和关键环节。今年5月初，院党委根据奥运安保任务的重要性和特殊性，确定了进驻奥运赛区担负核生化医学救援任务的队员所必须具备的条件：政治素质强、核生化医学防护技术精，参加过我国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处置任务，心理素质好，反应机敏……

经过严格筛选，550余名核生化医学专家和科技人员荣幸入围，他们当中，既有承担过我国历次核实验生物效应确认和完成我国绝大部分核事故医学救援的专家，也有担负过日本遗留在华化学武器处置任务的科研骨干；既有国际禁止化学武器组织指定实验室的研究员，也有在抗击非典、防治禽流感重大任务中屡建奇功的教授，还有为实现汶川大地震“大灾之后无大疫”目标做出突出贡献的技术骨干；有硕士，有博士，有院士。22名专家还被国家、总部和北京市遴选为奥运安保专家组成员，他们以战略的眼光、敏锐的视角、缜密的思维和科学求实的精神，在奥运安保行动中发挥了指挥决策咨询、技术指导和检验鉴定作用。

8月中旬，我们在五棵松奥运场馆区见到了正在执行奥运安保任务的曹务春所长，这位在抗击非典战役中立下汗马功劳的微生物流行病学家高兴地告诉我们：“能参加奥运安保任务，为百年奥运做点事，是我一生的光荣。”当问到核生化医学救援技术水平如何时，曹务春信心十足：“我们拥有配套完整的‘三防’救援标准法规、装备药材和预案方案体系以及精湛的救治技术，在速杀伤化学毒物毒剂损伤防治、烈性致病微生物的检测、中重度放射病治疗等多个领域都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边兆明政委告诉我们：“我们院先后完成了建国以来历次局部战争、重要军事演习和众多大型国事活动的医学保障及防疫指导任务，担负了逾百项重大核生化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医学应急救援任务，在严峻考验中积累了丰富的实战经验。我们院有50多年的‘三防’医学研究的积淀，有强大的人才方阵，有雄厚的技术力量，有信心有能力完成奥运‘三防’医学救援任务。”

据了解，军事医学科学院为了能在第一时间发现核生化恐怖袭击专门成立了专职安保队，专职安保队的专家们在陈薇队长的带领下，分散驻勤于各个场馆内，近距离监测侦查场馆情况，为第一时间处置提供第一手资料；为准确、快速鉴定未知或新型核生化损伤物质，专门成立了实验室检测分队，赛会期间，在毛军文队长的带领下，多次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发挥了关键时刻一锤定音的作用；为防止赛区以外发生核生化事件，专门成立了以知名专家何跃忠为队长的机动队，机动队的专家们可以在最短时间内辐射到全国的任何一个角落，用最精湛的技术展开救援；为了确保核生化伤员能得到有效救治，还成立了以307医院医务部主任刘素刚为队长核生化临床救治队，并专门安排了床位用于收治核生化中毒病人；由赵达生老院长任组长的院奥运安保23名专家组成员，先后对各责任区救援队6大类42项预案进行了研究论证和修订，郭力生、李钟铎、杜先林等多名老专家不顾年事已高，奔走在各责任区救援队指导预案修订工作，李桦教授充分发挥在国际禁止化学武器组织任职十余年积累的丰富经验，分赴各救援队现场对队员进行技术培训，有效提高了各救援队的备勤效率和实战能力。

50余项奥运安保核生化预案得以全面演练

7月18日深夜23时，奥运会五棵松赛区，正当人们进入梦乡之时，一场防止核生化恐怖袭击医学救援演练将在这里拉开帷幕。

23时10分，一不明飞行物闯入某奥运赛区爆炸，现场被一片雨雾包围，数十人出现呼吸困难。

队员们闻令而动，30秒内就穿戴好防护服和防护面具，2分钟内就携带不同专业检测设备登车完毕，随即，生物侦察车、化学检验车、核医学救援车、生防急救车等10多辆新型医学救援应急保障车辆，风驰电掣般驶向指定地域。曹务春队长告诉笔者：“核生化袭击破坏力极强，速度极快，短时间就可能造成大量人员伤亡，我们只有尽量缩短准备时间，才能赢得更多救援时间。”据了解，这个救援队在前期的个人防护技能训练中，特意拿出了10天时间进行单兵防护装备穿戴技能和快速登车机动的训练，如今，这支队伍防护装备穿戴时间已由原来的3分钟缩短至30秒，准备时间由原来的15分钟缩短至2分钟。

“沙林，施放化学毒剂投毒！”开进途中，对讲机传来上级初步判定的毒剂性质。

23时30分，队员们抵达指定地域，借着灯光，迅速展开搭建帐篷、安装设备仪器，不到5分钟，标有红十字的洗消、分类、急救等各种功能的帐篷一字排开，随即，“侦检组”、“分类组”、“洗消组”、“医疗救治组”迅速分头展开了救援行动。只见身穿迷彩防护服的高春生博士和其他几名队员迅速向烟雾纵深地带奔去，分类组根据现场人员受伤的轻重进行分类，随着“伤员”抬进洗消帐篷，洗消组根据染毒种类利用专业洗消液对污染区域和“伤员”进行分类洗消，医疗救治组紧急对“伤员”进行救治，各种专业仪器高速运转……帐篷内，各种先进医疗仪器分列两侧一字排开，队员们的技术非常娴熟，配合默契，有条不紊，“伤员”在这里得到了全方位的救治。笔者不运动、不操作，也早已是大汗淋漓，汗水在防护服内顺着体表一直流到了脚底，每一秒钟都是一种痛苦的煎熬。

经过队员们3个多小时的紧张忙碌，染毒区域得到有效控制，染毒物质成功清除，所有“伤员”得到妥善救治。

从5月份开始，“三防”医学救援大队在京北、京西南、天津、秦皇岛、小屯等地相继展开了一系列“防核、防化、防生”医学应急救援训练演练。院前进指挥所常务副指挥长、科技部徐天昊副部长向我们介绍：“救援队针对核生化恐怖袭击和奥运各赛区的不同特点，在快速机动、现场处置、实验室检测、临床救治、物资储备等方面，制定了完整配套的救援方案预案。同时还设置了50多个演练项目进行实兵、实装训练。训练中，专家们从难、从严、从实战出发，把分练与合练相结合、静中练与动中练相结合、课题研究与合成性、协同性演练相结合，既练常规恐怖袭击的救援，更练核生化恐怖袭击救援；既练单兵救援项目，更练协同配合救援。从而逐步形成一专多能、多专业合成的‘三防’医学救援卫勤保障新路子。”

许多专家刚刚从抗震救灾一线完成卫生防疫任务回来，征尘未洗，困乏未解，又紧急转战到奥运安保“三防”医学救援的战场上。为了尽快形成实战能力，专家们先是穷尽情景想定，这是对心智的一次耗竭性考验；然后是缜密的方案预案制定，这是对专业积累的一次全面性考验与检验；最后是深入扎实的训练演练。演练中，专家们模拟现场可能出现的各种核生化情况，并根据场馆的不同方位反复练习情况处置，每练习一次，他们都要按要求穿上防护服，携带各种器材装备，一系列“三防”医学救援训练动作，体能消耗极大，专家们为了达到体能要求，每天坚持跑步、俯卧撑等体能训练。笔者在训练场上见到，许多专家的手掌已磨起了一层厚厚的硬茧，一个个崭新的检测箱握把已被磨得铮光瓦亮。

在秦皇岛赛区，50多岁的核医学防护专家罗庆良，为了掌握本专业外的防化和防生的技能，和其他年轻队员一样，每天坚持练习防护服穿戴技能、各种样本采集技能和检测技能。由于防护服密不透气，加上30多度的高温，罗教授每天都是大汗淋漓。其他队员担心罗教授的身体吃不消，他却说：“我虽然已年过半百，但能参加奥运会是我的荣幸，再苦再累也值得。”

院基本指挥所常务指挥长、前进指挥所指挥长，中国科学院院士贺福初信心十足：“确保奥运会和残奥会安全是中国向全世界作出的庄严承诺，我们必须坚持做到‘三防’天职如‘铁’，预案细化如‘丝’，训练演练如‘战’，应急处置如‘电’，综合保障如‘家’，以一流的技术、饱满的精神、出色的表现完成党和人民赋予我们的光荣使命！”

成功检测处置十余起疑似核生化事件

高剂量核辐射、速杀性化学毒剂、烈性传染病生物战剂等等，烈如猛虎，危险系数之高令人震惊，奥运会期间一旦发生核生化恐怖袭击，后果将不堪设想。军事医学科学院“三防”医学救援队的专家们，犹如骑在猛虎的脊梁上，时刻准备着与核生化恐怖面对面交锋。

奥运会开幕后的第3天，正在秦皇岛赛区执行奥运安保备勤任务的“三防”医学救援队接到一项特殊的任务，秦皇岛赛区奥运安保指挥部要求专家们迅速查明装有白色粉末的信件中是否含有核生化物质。队长李锋意识到此项任务的严峻性，他带领队员立即启动了＂不明原因恐怖袭击事件医学处置方案＂。

这是一次与死神的“零距离”接触。白色粉末中如果含有核生化任何一种物质，在给人们带来恐慌的同时，也将会对生命造成极大威胁。只见身穿各种防护服、头戴不同防毒面具的专家按照预案进入检测现场，测定风向、空气的温度和湿度后，进入了样品的检测程序。现场空气嘎然凝固，一片宁静。专家们技术娴熟，熟练操作着各种仪器，他们利用表面污染检测仪和辐射巡测仪对白色粉末样品进行了放射性检测，排除了含有放射性物质的可能，紧接着他们利用自行研制的生物战剂快速侦检箱，对样品进行了鼠疫、炭疽、布鲁氏菌和肉毒毒素等多种生物制剂的检测，确认了白色粉末中不含有生物有害物质，然后，又利用自行研制的防化医学检毒箱，对样品进行了蓖麻毒素、神经性毒剂、芥子气、沙林等各种化学危险物质检测，检测结束显示白色粉末中不含有化学毒剂。队员们仅仅用了3个小时就得出了准确结果，而地方单位用了5天时间也没有搞明白“白色粉末”里是否含有核生化危害物质，总后司令部和河北省公安厅对军事医学科学院过硬的核生化救援能力给予了充分肯定。

在守护奥运的100多个日日夜夜里，他们每时每刻都面临着与核生化毒物“亲密接触”。

8月15日，女足巴西对挪威四分之一决赛在天津“水滴”体育场激情上演，5万余名观众进场观赛。防化兵利用便携式化学毒剂侦检仪对赛场例行安检时，一个饮料瓶使侦检仪发出了糜烂性毒剂和工业毒气的报警提示。

情况紧急！天津赛区奥运安保指挥部领导来了，天津市领导来了。

正在天津奥运赛区备勤奥运安保的军事医学科学院“三防”医学救援队在队长钱令嘉带领下，受命火速赶往现场，并紧急启动了“现场未知样本检测应急预案”。

与时间赛跑，就是与死神赛跑！专家们利用NBC侦检车、便携式化学毒剂侦检仪、防化医学检毒箱、HazMat化学物质分析仪、S02检水检毒箱展开了多项检测、排查工作。他们穿着严丝合缝的A级自隔绝式防护服、背负沉重的自供氧气设备，闷热异常，犹如蒸“桑拿”。20多分钟下来，一名专家防护服内的汗水，竟倒了满满的2茶缸！

一番苦战，他们成功得出了检测结果：这瓶饮料不含有任何核生化有毒物质，侦检仪报警的原因是由于饮料中含有的挥发性有机物（如柠檬油精等）引起的假阳性。专家们用精湛的技术解除了一场虚惊。

8月16日，天津市政府在最好的宾馆、最好的宴会厅，用最好的厨师犒劳参与奥运安保的三军将士，市委一名常委握着钱令嘉队长的手说：“奥运足球赛在天津圆满成功，你们院发挥了重要作用，我给你们打‘满分’”。

第一时间到位、第一时间反应、第一时间处置，能做到确保奥运万无一失，得益于他们具有很强系统性、针对性和实战性的方案预案体系和实战化的训练演练。北京申奥成功之后，军事医学科学院围绕奥运安保开展了针对性的科研和训练，先后在防原、防化、防生等领域开展了300余项新技术新课题研究，并结合奥运安保任务的实际，研究制定了50多种应急救援保障预案，先后参加了国家、地方和军队组织的各类大型综合演习30余次。

特别是进入奥运倒计时100天以来，专家们分赴各奥运赛区，在近乎实战的背景下，开展了救援流程、技术动作、个人防护、组织协调等综合训练。练组织、练指挥、练协同、练作风，练意志。8月8日进入一级备勤之后，救援队的专家们坚持定点监测和机动巡测结合、现场处置与实验室鉴定结合，先后对十多份可疑物品及时进行了检测和处置，对上百人份发热群体样本进行了实验室鉴定，对数十起群众反映的卫生安全问题及时进行了科学分析，稳定了人心，赢得了信任，维护了北京奥运会的良好形象。

什么也不说，祖国知道我

开幕式，是奥运会最精彩的时刻。驻守国家体育场的“三防”医学救援队的专家们身穿密不透气的防护服，顶着35度的高温，静静地守候在“鸟巢”旁边。只能听到震耳欲聋的鼓乐声、如潮奔涌的欢呼声，却无法目睹表演现场的精彩。

开幕式虽然只有短短的4个小时，专家们却守候了整整19个小时。京北队队长李锦教授告诉我们：“防止核生化恐怖袭击是奥运安保的重中之中，‘鸟巢’有9万多观众，况且还有100多名外国元首、政府首脑、王室成员等贵宾，我们要对他们的安全负责。”

李队长是军事医学科学院毒物药物研究所副所长，也是国家973重大科学技术专项首席科学家，自从5月份进入奥运赛区备勤以来，放下了心爱的课题研究，放弃了许多珍贵的学术交流机会，由于白天训练演练安排得满满的，只好利用晚上休息时间利用电话指导学生开展课题研究。奥运会开幕后，连这点时间也没有了。

李队长只是一个缩影。参与这次奥运安保任务的专家都有自己的课题，有自己的学术交流。他们说，任何事大也没有奥运会更大了。

首都国际机场是防核生化恐怖袭击的重点。奥运期间，204个国家2万余名运动员和教练员，数万名记者，百余位各国政要，数百万海内外游客从首都机场通关，机场救援队顶着压力，恪尽职守，用忠诚和汗水书写了对祖国的忠诚。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公安分局就机场救援队的出色表现专门给军事医学科学院发来了感谢信，表达了他们对军事医学科学院专家的崇敬之意。

“什么也不说，祖国知道我”这句优美的歌词却成了“三防”救援队专家们始终奉行的信条。在风光无限的赛事背后，核生化医学救援队的专家们在默默无闻地发挥着作用。为了让广大群众了解“三防”知识，掌握“三防”技能，提高群防意识，确保奥运平安，军事医学科学院开通了全国第一个面向一线核生化伤害临床救治单位和公众的24小时“三防”医学电话服务热线，在吴东队长的带领下，20余名具有长期从事核生化临床救治和实验室研究经验的专家昼夜值守，即时连线解答公众疑难问题；他们还通过中央电视台、军网和《解放军报》、《科学时报》、《科技日报》等媒体，为大众科普“三防”知识，先后在北京、天津、秦皇岛、沈阳等地举办了33次“三防”医学救援骨干培训班，为军队和地方卫生部门和安保部队培训了1万余名“三防”技术骨干；与此同时，专家们不辞辛劳，查阅大量文献，结合多年科学研究的积淀，编写<生物和化学恐怖现场处置指南》等3本实用工具书，并发放到担负奥运安保任务的“三防”医学救援队队员和国家有关奥运安保部门人员手中。

“核生化恐怖危害性大，隐蔽性强，小米粒大的毒物就可造成大量人员伤亡，我们采取各种方法告诉我们的百姓，告诉我们所有的市民和奥运参与者，什么叫做核生化恐怖，应该让他们有所了解，在了解的情况下就可能去发现任何可能的蛛丝马迹，从而防范于未然。”贺福初副院长告诉我们。

为了祖国荣誉，甘当无名英雄

北京奥运会、残奥会结束了，举世称赞中国。

“三防”医学救援队的队员们在驻训备勤的100多个日日夜夜里，以铁的信念，铁的意志，铁的作风，铁的力量，用实际行动向党和人民交上了一份合格的答卷。然而，队员们可歌可泣的感人故事犹如醇香的美酒，令我们回味无穷。

在京北救援队，说起陈肖华教授，大家没有不敬佩的。陈教授已经50岁，曾留学日本，在军事医学科学院二所长期从事放射病实验治疗研究工作，是军事医学科学院防原分队的骨干。自从来到京北执行奥运安保任务以来，他始终按照奥运安保的规定严格要求自己，与年轻队员标准一样，一起参加训练演练，一起搬运装备，一起搭建帐篷。在一次训练中，他的近视镜被碰碎了。队长李锦安排他回家配一副新眼镜，顺便处理一下研究室里的工作和家里的事务。按说，他可以第二天归队，可是当天晚上8点他就从院里赶回了救援队。陈教授说：“救援队正在备勤，规定没有特殊情况不允许回家，我不能搞特殊。”

在京西南救援队，一位母亲写给刚出生不久的儿子的一封信被广为传颂。队员毕艳接到参加奥运安保集中备勤的命令时，正在家中休产假，4个月大的儿子还在她怀里吮着乳汁。毕艳作为一名“三防”队员，没有任何犹豫，立即把孩子交给丈夫就跑到单位报了到。当天下午，她随京西南救援队抵达备勤点，放下行囊，就按照救援队计划开始了核生化训练和演练。

7月18日深夜，一次大规模的夜间“三防”医学救援演习在京西南救援队拉开战幕，队员们穿戴好防护服，在演习场上按照情况想定和指挥员的指令进行着各种演习课目，虽然是夜间，气温却仍然居高不下。就在演习结束后，队员们返回营地途中，由于劳累，大家纷纷倒在车上打起了呼噜。但毕艳表现的却是异常兴奋。根据规定，京西南救援队一分队和二分队每20天就要轮换备勤，也就是说，再过两三天，毕艳就可以看到自己的儿子了！但是，奥运安保形势却变得越来越严峻，根据任务的重要性，定期轮换的计划取消，一分队要进行长期备勤。毕艳把对儿子的思念深埋在心底，备勤之余，她坚持给自己的儿子写信，其中在一封信中写道：“宝宝，你今天拿着电话咿呀咿呀叫个不停，妈妈知道，你会喊‘妈妈’了，这段时间，妈妈陪不了你了，在家要听爸爸和爷爷奶奶的话，不要闹、不要哭。妈妈正在执行一项光荣而伟大的任务，这也是你的光荣，宝宝，这封信可能你还看不懂，让爸爸为你珍藏好，等你长大了，你会为妈妈现在的决定和选择而感到自豪和高兴的！”

在天津救援队、秦皇岛救援队、机动队等军事医学科学院派出的11支救援队中，类似京北、京西南这样感人的故事还有很多很多，动人的事迹说不尽道不完。有的队员，亲人生病住院、孩子上学顾不上照料；有的队员，爱人怀孕临产顾不上陪伴；有的队员，本应获得的课题顾不上申请；有的队员，身体的病痛顾不上到医院治疗；有的队员，刚从抗震救灾战场归来顾不上休息又转战在奥运安保一线……

请听下面这段对话：

“参加了奥运会，人们记住了演员、运动员的名字，但却不知道你是谁，遗憾吗？”“我护卫了奥运安宁，实现了我作为一名军人的真正价值，现在全世界都在赞扬中国。”“奥运会结束后，院党委可能要围绕完成奥运安保任务情况举行总结表彰大会，部分队员还有可能立功受奖，你是如何考虑的？”“啊！院里还要为我们立功受奖？我认为，能让我参加奥运安保任务，就是我最大的荣耀，组织能把参与奥运安保的机会给我，就是对我最大的奖赏，为了祖国荣誉甘当无名英雄，还在乎立功受奖吗？”

多么朴实真诚的话语！这段朴实而深刻的对话反映了所有“三防”救援队队员的心境，是对“祖国给我一个舞台，我还世界一个精彩”口号的生动诠释，也是参与奥运安保“三防”队员的一种高尚精神境界。

笔者附言：此稿还在《健康报》2008年9月3日第2版和《中国科学报》2008年8月27日第4版刊载。

奥运防恐，我们准备好了

7月30日晚上，奥运安保专家组成员、军事医学科学院核防护专家杨国山、化学品防护专家李桦、生物武器防护专家杨瑞馥3名研究员，应邀做客中国军网。3位嘉宾是我国著名的核化生医学防护专家，曾多次参加国内外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处置工作，身经百战，经验丰富。他们的到来，引起了广大网友的浓厚兴趣。

3位嘉宾分别向网友详细讲解了核辐射、化学品、生物危害医学防护等预防核化生恐怖袭击的知识和现场处置方法。谈及核辐射防护，杨国山说：“这是一门综合学科，包括物理、生物、医学、工程等各个领域。这里主要关心对人的防护，也就是防止辐射对人的体外照射和体内照射。对体外照射主要是在距离、屏蔽和时间上做文章。对体内照射主要是防止食入和吸入。另外，现在的仪器非常灵敏，可以通过仪器来进行监测，防止受到照射。”李桦则具体分析了化学品医学防护：“可能用于化学恐怖袭击的毒物大部分是液态的，并且具有一定的挥发度，因此保护好呼吸道和皮肤是很重要的。”她提醒网友，如遇突发情况，在事发现场若手中有饮用水和纸巾，可以把纸巾用水润湿后捂住口鼻，向上风方向转移离开现场。杨瑞馥说：“生物防护是采用一定的手段，对生物恐怖袭击的预防和控制，包括对细菌的防护。具体手段包括：物理的防护，如戴口罩；生物的防护，如疫苗接种、口服抗生素等。”

在线交流紧紧围绕“如何防护和控制核化生恐怖事件”这一话题层层展开。专家们从基础讲起，力求把最实用、有效的防护知识介绍给大家。有网友问，如有人向水源或食品原料等下毒，我们如何应对？李桦解答道：“北京现在已经采取各种措施对水源、设施和食品进行常规检测，所以大家应尽量饮用或食用通过正常来源的饮用水和食品。”“要是放射源被某些无人工具释放从天而降，我们怎么排查呢？”网友的提问显得很专业。杨国山答道：“好查！但要有仪器，光靠人是不行的。辐射看不见，摸不着，听不到，但探测仪器非常灵敏，再弱也能探测到。”网友问题层出不穷，嘉宾认真解答，化解了大家的担心。杨瑞馥说：“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我们有信心、有对策破疑解难，请大家放心！”

为了让网友更系统地掌握核化生医学防护知识，嘉宾又向大家推荐了由军事医学科学院孙建中院长和军事医学科学院生物工程研究所郑涛研究员共同编写的《生物和化学恐怖现场处置指南》一书。同时，还公布了军事医学科学院开通的我国第一条核化生医学救治服务热线。

“举世瞩目的第29届奥运会将在北京隆重开幕，奥运安保工作已经全面进入赛时运行状态。”3位专家表示，能为北京奥运会尽一份力量，是他们一生中最荣幸的事，“奥运反恐，特别是防核化生恐怖袭击，我们已经准备好了！”

奥运期间曾惊现白色粉末信件

2008年8月24日晚10点，随着奥林匹克圣火在国家体育场“鸟巢”缓缓熄灭，军事医学科学院“三防”医学救援队的专家教授们，摘下头上的防毒面具，大汗淋漓的脸上绽放出胜利的喜悦。紧接着，他们又重新戴好防毒面具，投入到残奥会的安保工作中。

百年奥运，百年企盼。为了奥运平安，该院抽组500余名核化生医学专家和科技人员担负起北京、天津、秦皇岛等地奥运赛区重要场馆、重点部位、重要赛事活动以及奥运会期间全国赛区以外地区的核化生医学救援任务。他们在特殊战场上，护卫了奥运安宁，捍卫了祖国和人民的荣誉。

国家级核化生医学专家保驾护航

有效防范和处置核化生恐怖袭击事件，一直是历届奥运会安保工作的核心内容和关键环节。5月初，军事医学科学院党委根据奥运安保任务的重要性，确定了进驻奥运赛区担负核化生医学救援任务的队员所必须具备的条件：政治素质强、核化生医学防护技术精，参加过我国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处置任务，心理素质好，反应机敏……

经过严格筛选，500余名核化生医学专家和科技人员荣幸入围，他们当中，既有承担过我国历次核实验生物效应确认的研究员，也有完成我国绝大部分核事故医学救援的专家；既有担负过日本遗留在华化学武器处置任务的骨干，也有国际禁止化学武器组织指定实验室的教授；既有在抗击非典、防治禽流感重大任务中屡建奇功的著名防生专家，还有为实现汶川大地震＂大灾之后无大疫＂目标做出突出贡献的技术骨干；有硕士，有博士，有院士。22名专家还被国家、总部和北京市遴选为奥运安保专家组成员，在奥运安保行动中发挥指挥决策咨询、技术指导和检验鉴定作用。

在五棵松奥运场馆区，我们见到了正在执行奥运安保任务的军事医学科学院微生物流行病研究所曹务春所长，这位在抗击非典战役中立下汗马功劳、国际知名的微生物流行病学家高兴地告诉我们：“能参加奥运安保任务，为百年奥运做点事，是我一生的光荣。”

当问到核化生医学救援技术水平如何时，曹务春信心十足：“我们拥有配套完整的‘三防’救援标准法规、装备药材和预案方案体系以及精湛的救治技术，在烈性致病微生物的检测、中重度放射病治疗、速杀伤化学毒物毒剂损伤防治等多个领域都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军事医学科学院先后完成了建国以来历次局部战争、重要军事演习和众多大型国事活动的医学保障及防疫指导任务，担负了逾百项重大核化生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医学应急救援任务，在严峻考验中积累了丰富的实战经验。军事医学科学院边兆明政委接受我们采访时说：“我们院有50多年的‘三防’医学研究的积淀，有强大的人才方阵，有雄厚的技术力量，我们有信心有能力完成奥运“三防”医学救援任务。”

“2001年，9·11恐怖事件的阴翳尚未挥去，接二连三的炭疽菌事件，又给美国带来新一轮的社会恐慌，甚至使日本人痛苦地回想起1995年3月20日东京地铁沙林毒气事件带来的那场噩梦。为确保党中央向全世界作出的＇平安奥运＇的庄严承诺得以兑现，军事医学科学院举全院之力参与到奥运安保任务中。”军事医学科学院院长、奥运安保基本指挥所指挥长孙建中少将说。

奥运会开幕后第3天，秦皇岛赛区的“白色粉末信件”

高剂量核辐射、化学毒剂、生物战剂等等，烈如猛虎，危险系数之高令人震惊，奥运会期间一旦发生核化生恐怖袭击，后果将不堪设想。军事医学科学院＂三防＂医学救援队的专家们，犹如骑在猛虎的脊梁上，时刻准备着与核化生恐怖面对面交锋。

奥运会开幕后的第3天，正在秦皇岛赛区执行奥运安保备勤任务的＂三防＂医学救援队接到一项特殊的任务，秦皇岛赛区奥运安保指挥部要求专家们迅速查明装有白色粉末的信件中是否含有核化生物质。队长李锋意识到此项任务的严峻性，他带领队员立即启动了＂不明原因恐怖袭击事件医学处置方案＂。

这是一次与死神的＂零距离＂接触。白色粉末中如果含有核化生任何一种物质，在给人们带来恐慌的同时，也将会对生命造成极大威胁。只见身穿各种防护服、头戴不同防毒面具的专家按照预案进入检测现场，测定风向、空气的温度和湿度后，进入了样品的检测程序。现场空气嘎然凝固，一片宁静。

专家们技术娴熟，熟练操作着各种仪器，他们利用表面污染检测仪和辐射巡测仪对白色粉末样品进行了放射性检测，排除了含有放射性物质的可能，紧接着他们利用自行研制的生物战剂快速侦检箱，对样品进行了鼠疫、炭疽、布鲁氏菌和肉毒毒素等多种生物制剂的检测，确认了白色粉末中不含有生物有害物质，然后，又利用自行研制的防化医学检毒箱，对样品进行了蓖麻毒素、神经性毒剂、芥子气、沙林等各种化学危险物质检测，检测结束显示白色粉末中不含有化学毒剂。大家听到白色粉末中不含有核化生有毒物质时，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

在守护奥运的100多个日日夜夜里，他们每时每刻都面临着与核化生毒物“亲密接触”。

女足四分之一决赛，侦检仪发出报警提示

8月15日，女足巴西对挪威四分之一决赛在天津“水滴”体育场激情上演，5万余名观众进场观赛。防化兵利用便携式化学毒剂侦检仪对赛场例行安检时，一个饮料瓶使侦检仪发出了糜烂性毒剂和工业毒气的报警提示。

情况紧急！天津赛区奥运安保指挥部领导来了，天津市领导来了。

正在天津奥运赛区备勤奥运安保的军事医学科学院＂三防＂医学救援队在队长钱令嘉带领下，受命火速赶往现场，并紧急启动了＂现场未知样本检测应急预案＂。

与时间赛跑，就是与死神赛跑！专家们利用NBC侦检车、便携式化学毒剂侦检仪、防化医学检毒箱、HazMat化学物质分析仪、S02检水检毒箱展开了多项检测、排查工作。他们穿着沉重的A级自隔绝式防护服、背负自供氧气设备，闷热异常，犹如蒸＂桑拿＂。20多分钟下来，一名专家防护服内的汗水，竟倒了满满的三茶缸！

一番苦战，他们成功得出了最准确的检测结果，这瓶饮料不含有任何核化生有毒物质，侦检仪报警的原因是由于饮料中含有的挥发性有机物（如柠檬油精等）引起的假阳性。专家们用精湛的技术解除了一场虚惊。

8月16日，天津市政府在最好的宾馆、最好的宴会厅，用最好的厨师犒劳参与奥运安保的三军将士，市委一名常委握着钱令嘉队长的手说：“奥运足球赛在天津圆满成功，你们军事医学科学院发挥了重要作用，我给你们打＇满分＇”。截止目前，这支队伍已完成了10余起疑似生化物质检测，均及时准确得出了权威性检测结果，为奥运赛事正常运转提供了有力的“三防”保证。

第一时间到位、第一时间反应、第一时间处置，能做到确保奥运万无一失，得益于他们具有很强系统性、针对性和实战性的方案预案体系和实战化的训练演练。北京申奥成功之后，该院围绕奥运安保开展了针对性的科研和训练，先后在防原、防化、防生等领域开展了300余项新技术新课题研究，并结合奥运安保任务的实际，研究制定了50多种应急救援保障预案，先后参加了国家、地方和军队组织的各类大型综合演习30余次。

特别是进入奥运倒计时100天以来，专家们分赴各奥运赛区，在近乎实战的背景下，开展了救援流程、技术动作、个人防护、组间协调等综合训练。练组织、练指挥、练协同、练作风，练意志。8月8日进入一待等级备勤之后，救援队的专家们坚持定点监测和机动巡测结合、现场处置与实验室鉴定结合，先后对十多份可疑物品及时进行了检测和处置，对上百人份发热群体样本进行了实验室鉴定，对数十起群众反映的卫生安全问题及时进行了科学分析，稳定了人心，赢得了信任，维护了北京奥运会的良好形象。

开幕式现场，19个小时的守候

开幕式，是奥运会最精彩的时刻。驻守国家体育场的＂三防＂医学救援队的专家们身穿密不透气的防护服，顶着35度的高温，静静地守候在＂鸟巢＂旁边。只能听到震耳欲聋的鼓乐声、观众如潮的欢呼声，却无法目睹表演现场的精彩。

开幕式虽然只有短短的4个小时，专家们却守候了整整19个小时。队长李锦教授告诉我们：“防止核化生恐怖是奥运安保的重中之中，＂鸟巢＂有9万观众，况且还有100多名外国元首、政府首脑、王室成员等贵宾，我们要对他们的安全负责。”

李队长是我国著名的防化专家，也是国家973计划首席科学家，自从5月份进入奥运赛区备勤以来，放下了心爱的课题研究，放弃了许多珍贵的学术交流机会，由于白天训练演练安排得满满的，只好利用晚上休息时间利用电话指导学生开展课题研究。奥运会开幕后，连这点时间也没有了。

李队长只是一个缩影。参与这次奥运安保任务的专家都有自己的课题，有自己的学术交流。

“核化生恐怖危害性大，隐蔽性强，小米粒大的毒物就可造成大量人员伤亡，我们采取各种方法告诉我们的百姓，告诉我们所有的市民和奥运参与者，什么叫做核化生恐怖，应该让他们有所了解，在了解的情况下就可能去发现任何可能的蛛丝马迹，从而防范于未然。”正在“鸟巢”指导备勤工作的中国科学院院士、军事医学科学院副院长兼“三防”医学救援大队大队长贺福初少将告诉我们。

据了解，军事医学科学院为了能在第一时间发现核化生恐怖袭击成立了专职安保队，专职安保队的专家们分散驻勤于各个场馆内，近距离监测侦查场馆情况，为第一时间处置提供第一手资料；为准确、快速鉴定未知或新型核化生损伤物质，他们成立了实验室检测分队，赛会期间，在毛军文队长的带领下，多次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发挥了关键时刻一锤定音的作用；为防止赛区以外发生核化生事件，他们成立了机动队，机动队的专家们可以在最短时间内辐射到全国的任何一个角落，用最精湛的技术展开救援；为了确保核化生伤员能得到有效救治，他们还成立了核化生临床救治队，专门安排了床位用于收治核化生中毒病人。

洒向水兵都是爱

军事医学科学院专家组赴南海舰队开展调研与服务保障活动纪实

万里海疆，碧波春潮涌；医学专家，服务脚步急。

今年年初以来，军事医学科学院20余名医学专家走出科研大厦，奔赴南海舰队，登军舰、进潜艇、上海岛，用精湛医术为水兵开展心理疏导服务，传授医学防护知识，发放急需药品和器材，在辽阔海疆留下了为兵服务的深情足迹。

这是该院开展的“走基层、改作风、促科研”活动的具体举措。他们精心筹划、严密组织、紧扣需求，实施以海军部队、高原部队和边防部队为主要服务对象的科研与服务保障计划，用模范行动诠释了军队医学科研机构“贴近实战、贴近部队、贴近需求”的研究理念和导向。

南国海疆一线，走来“明星阵容”医学专家——

保障打赢：至高无上的使命

5月4日，军事医学科学院派出由20余名医学专家组成的专家调研组，在该院科技部徐天昊部长的率领下，赴南海舰队开展军事医学服务支援与卫勤保障需求调研活动。

保障打赢，至高无上的使命。临行前，贺福初院长握着专家们的手嘱托：“这次调研，关系着海军官兵的健康，关系着海军部队战斗力的提升，一定要把影响水兵身心健康的科学问题彻底搞清楚！”

任务重，责任大，专家们的压力似乎超过以往。徐部长告诉笔者：“海军担负的任务非常特殊，水兵身心健康面临的潜在危害因素也非常多，专家们将对这些危害因素进行科学评估。同时，对现代海军卫勤理论体系、特殊环境官兵健康维护体系、官兵军事作业能力维持体系和海上生命监测与医学救援体系等展开系统研究，努力为海军一线作战部队构建起集应急支援、技术帮带和健康服务为一体的卫勤保障体系。”

沉到基层一线找课题，围绕官兵健康搞科研，这是该院长期形成的优良传统。建院以来，他们先后组织了西藏高原反应和抗缺氧调研，寒区部队卫生和冻伤防治调研，西沙群岛水源水质调研，中越边境战时卫生保障调研，南北疆高原卫生调研，各军区诸兵种卫生调研等关系官兵身心健康的科学调查研究上千次，承担了一大批部队急需解决的研究课题，获得了千余项高水平高等级科研成果。每当我军执行重大作战、演习、救灾等任务时，他们都能及时提供相应的科研成果和卫生保障措施。

近些年来，他们每年都要派出上百名专家分赴一线部队开展科学调查和研究，足迹踏遍高原、边防、海岛，实实在在为部队解决了大量制约战斗力生成、影响官兵健康的重大医学难题。

为解决严重影响驻高原部队官兵身心健康的吸氧难问题，他们在国内率先突破六塔空气分离技术，成功研制出具有国内领先水平的便携式、车载式、普通型和智能型等多种型号的高原制供氧装备，为高原地区部队建立了80多座智能型制供氧站、6000余个吸氧终端。

为解决困扰边防官兵的蚊虫叮咬难题，他们组织专家深入新疆阿尔泰、黑龙江黑瞎子岛等边防一线部队进行实地调研，在大量试验的基础上，成功研制新型防蚊系列装备和长效驱避剂，从根本上解除了官兵蚊患之苦。

……

去年5月，一支由多学科专家组成的调研组，在贺福初院长的率领下，先后到海军部队，高原部队，以及西南、东北边防部队开展实地调研，详细了解掌握部队的卫勤保障需求，梳理凝练出了军事医学研究和为部队服务的科学问题及研究方向。

这次赴南海舰队开展军事医学服务支援与卫勤保障需求调研，是该院时隔一年后又一次围绕部队官兵健康开展的科研与保障行动。

该院政委高福锁向我们介绍：“年初以来，总后勤部在全军后勤科研单位开展了“走基层、改作风、促科研”活动，军事医学科学院作为我军最高军事医学研究机构，成为这次活动的排头兵。院党委决定，从为兵服务入手，把科研保障重点放在基层一线部队官兵身上，推出了以海军部队、高原部队和边防部队为主要服务对象的三大科研与保障计划。为让海军官兵成为“三大计划”的直接受益者，我们将利用3至5年时间，定期分批组织专家深入基层一线部队，实地调查研究，真实掌握亟待解决的科学技术问题，系统部署官兵急盼、部队急需、保障打赢的研究课题，组织科技协作攻关，拿出成体系的满足官兵身心健康需求的创新性、实物性成果，为全面提升部队保障力、战斗力提供强有力的科技支撑。”

笔者发现，参加这次调研的专家当中，既有承担过国际核事故医学救援的专家，也有担负过我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处置任务的科研骨干；既有在抗击“非典”、阻击禽流感、防控甲型H1N1流感等重大任务中屡建奇功的教授，也有为实现汶川、玉树“大灾之后无大疫”目标做出突出贡献的技术骨干；其中还有贺福初和张学敏两位中国科学院院士。

专家水兵同训，汗水成为科研成果“催化剂”——

为兵服务：矢志不渝的追求

五月的南海，骄阳似火。这里的大海是热的，军舰是热的，海岛是热的，太阳更是热的。但这些热，远远比不上专家们对水兵炽热的情、赤诚的心。

提起心理学专家杨征教授，水兵们亲切地叫她“杨大姐”、“杨妈妈”。

翻开杨教授的笔记本可以发现，她每次为水兵们上心理疏导课，记录得特别详细。回到住处，拿出记录得密密麻麻的笔记本，针对战士们反映的心理问题逐个研究，第二天再次来到水兵中间，一对一地进行心理疏导。

战士小李经常出现重复锁门、洗手等动作，有时皮鞋鞋带连续反复解开、系上十几次。小李无法克制这些举动，自认为身体出了问题，整天打不起精神，影响了训练、工作和生活。面对专家时，他羞于咨询。杨教授多次耐心地和小李进行深度交谈，不仅使其对难以启齿的话题敞开心扉，而且对心理健康有了正确的认识。临走时，小李说：“听了‘杨妈妈’的讲解，我终于卸掉了沉重的心理‘包袱’！”

“焦虑孤独、睡眠障碍，首先从‘心’开始。”杨教授把心理课堂设在艇上，深入浅出地为官兵进行心理疏导。不少官兵反映，听了杨教授的课，睡觉香多了。

为了防范长期处在封闭孤寂环境里可能出现的问题，杨教授除了自己不辞辛劳地为水兵们提供心理服务外，还积极帮助部队建好“心理工作站”和心理健康档案。

心理健康档案浸注了杨教授大量的心血。她告诉笔者：“建好心理健康档案，有助于了解掌握官兵心理特点和动态监测官兵心理健康状况，能够早期发现和及时治疗心理疾病、化解心理障碍，为开展个性化的心理服务提供信息，同时能对不同人员实行分类安置、岗位匹配提供帮助。”该部队是心理健康档案的首批受益者，每次出海训练或执行任务，领导根据官兵们的心理健康档案，很快就能确定参加训练的人员名单。

采访中笔者了解到，通过这些年对部队详细的调查研究，杨教授带领课题组建立了我军在大规模非战争军事行动等特殊条件下“军事人员心理应激状况数据库”，研究出了一套适合于军事人员心理应激损伤的筛选和评估工具。一系列研究成果，为我军开展针对性心理干预、心理训练提供了科学依据，对于我军在未来战争与突发事件中合理配置卫勤保障、心理救援力量具有指导意义。

“作为全军最高军事医学科研机构，居庙堂之高，始终心系广大官兵。”政委高福锁真诚的话语中折射着军事医学科学院60年来坚持为兵服务、为战斗力服务的优良传统和坚定信念。

5月31日上午，太阳火辣辣地炙烤着军港，脚下感觉到阵阵发烫。海军某潜艇基地正在进行一场核辐射医学救援演练。

演练现场，我国知名核辐射医学防护专家陈肖华教授，汗流浃背，边擦拭流到脖颈里的汗水，边向战士们讲解核防护知识、动作要领、注意事项。

“陈教授是大专家，但他没有任何架子，每次来都要为我们讲核医学防护讲座，而且讲课的内容都不重复。核辐射防护的科学知识难记难懂，为便于战士们掌握，他还编成了通俗易懂的口决。”基地领导深受感动地说。

陈教授已经是第12次为这个基地的水兵服务了。每次来，他总要下到潜艇里与水兵们一起出海训练，用各种检测仪器测量影响水兵们身体健康的数据，不厌其烦地记录、计算、整理。上岸后，他还要花两三天时间，蹲在基地医院详细查看水兵们的体检报告。他说：“通过掌握战士们体检的数据指标变化，及时了解水兵们的健康状况，以便更好地为水兵们服务。”

陈教授还有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要帮助这个基地建好核事故医学救援楼。他引入国际核事故医学救援最先进的理念，特别是在对救援楼的功能分区提出了科学化意见外，还就环境保护提出了多项建议。

中药学专家高月教授，在调研中发现，同样的几名战士，去年体检的某项生理指标与今年体检的结果差距非常大，她为了搞清楚原因，先后三次跑到体检医院调阅体检报告，并了解体检仪器设备的性能和具体型号，直到搞清原因，才如释重负。

“我们一定要让每名水兵都享受到最贴心、最温暖的健康服务。”怀着对水兵的爱，卫生学环境医学专家王天辉、房彦军先后深入潜艇，与水兵们一同生活一同训练。在潜艇密闭的空间里，他们相继为水兵们开展了以医疗诊治、心理健康宣教、健康体检、环境检测等为主要内容的服务保障活动。舰艇上的淡水非常宝贵，洗澡成为水兵的奢望。他们把自行研制的皮肤清洁包送给水兵。水兵们每天只要用清洁包擦拭身体，就象洗澡一样干净清爽。

走出小实验室，走进一线部队大“实验室”——

为军科研：义不容辞的担当

5月26日下午，海军某基地会议室座无虚席。军事医学科学院承担的一项军队“十二五”重大科研项目，在这里举行开题论证报告会。记者发现，参加论证报告会的除了医学专家，还有海军基层官兵代表。

官兵争先发表自己的意见和建议，参与这项研究的专家们认真地记录。项目负责人告诉记者：“以往项目开题，都是请相关领域的专家进行论证。这一次，我们不但请专家参加，还将开题论证报告会设在一线部队，广泛听取基层意见和建议，确保研究更贴近实际、贴近部队、贴近官兵。”

在近两个月的调研与帮带活动中，专家们克服了水土不服、天气炎热、晕船反应等困难，掌握了一线部队的卫勤保障需求，梳理出海军部队特需药物研制、卫生装备适应性改造与研制等重点方向领域的课题。

中国科学院院士、该院仪器测试分析中心主任张学敏说：“大楼里的实验室是我们的小实验室，部队才是我们的大‘实验室’，部队需要什么，我们就研究什么。”这次调研服务活动，军事医学科学院专家们先后在南海舰队组织座谈研讨20余次，进行医学知识专题讲座10余场，指导应急救援演练3次，制订应急预案20余份，开展官兵心理测评与疏导千余人次，查看官兵健康档案千余份，向部队赠送应急救援药箱、野战单兵急救包、皮肤清洁包等物资装备价值50余万元。

调研服务活动归来，专家们立即投入到调研情况的梳理、归纳和总结工作中，提出了一系列紧扣部队需求的研究计划：加强海军卫生勤务理论体系研究，加强特殊环境官兵健康维护体系研究，加强官兵军事作业能力维持体系研究，加强海上生命监测与医学救援体系研究……

“科研课题来源于部队需求，科研成果服务部队官兵，才能及时转化为部队的战斗力、保障力。”军事医学科学院政委高福锁介绍说，多年来，他们在海上卫勤理论、海上救护、舰艇防疫、水兵营养保健、“三防”医学等领域取得了一大批科研成果，提升了官兵健康水平和海军卫勤保障能力。

为科研插上文化的翅膀

军事医学科学院用创新文化助推科技创新纪实

2009年4月，欧盟委员会和欧洲专利局在布拉格与布鲁塞尔同时宣布，将“2009年度欧洲发明人奖”授予军事医学科学院周义清教授及其研究团队。是年9月，在加拿大多伦多举办的首届“国际蛋白质组学高峰论坛”上，军事医学科学院院长、中国科学院贺福初院士，摘得了世界生命科学研究领域设立的最高奖项之一“国际蛋白质组学成就奖”。

他们为什么能屡屡问鼎世界级大奖？带着思考，我们走进军事医学科学院。采访中发现，文化在这里始终展现着独特的魅力，以“特色精神、创新文化、诚信文化、和谐文化”为核心内容的科学院文化，成为推动该院科学发展的“软实力”。近年来，他们以创建“国内一流、国际先进”科学院为目标，不断加强创新文化建设，让创新文化成为推进科技创新发展的“硬支撑”。该院浓浓的创新意识、创新激情、创新思路让记者处处感受到这座军事医学“圣殿”的非同寻常。

用特色精神凝聚价值追求

文化是一个单位的灵魂和血脉，积淀着这个单位最深层的精神追求。

走过58年光辉历程的军事医学科学院，在一次次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重大使命任务中，形成了优良的文化传统，创造出以“特等奖精神、院士精神、防疫铁军精神、‘三防’铁军精神”为核心内容的特色精神。特色精神现已成为凝聚全院官兵价值追求的精神纽带。

早在上个世纪前半叶，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原子武器、生物武器和化学武器应运而生，这些大规模杀伤威力强大的特种武器，使人类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危机。刚刚成立不久的新中国同样面临这样的危机。

诞生于这样背景下的军事医学科学院，从成立之初就承担起特种武器伤害医学防护研究的重任，被赋予了承载国家安危的特殊使命。

军事医学科学院的科技工作者冲破超级大国的重重封锁，攻克了一个又一个“三防”医学难题，揭开一个又一个未解之迷。连续参加我国26次核试验的老专家、现年71岁的一级研究员王德文这样告诉记者，当年他们在沙漠戈壁进行科学研究，不怕苦、不怕累、不怕死，他们不分昼夜地抢时间把成百上千的实验动物一只一只安放在预定的位置，当原子弹爆炸的“蘑菇云”腾空而起，人们正在欢呼、跳跃，他们却不顾一切地冲进核爆炸现场！冲入死神笼罩的生命禁区！测量放射性灰尘，把动物收回并及时解剖。他们先后有1000多人次分别参加了核试验，写出数百篇论文，有些成果至今仍保持世界领先。

使命至上，他们为之奋斗几年、十几年乃至几十年取得科研成果却不能公诸于世，论文不能公开发表。把“看在眼睛里、记在脑海里、烂在肚子里、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儿”作为恪守的诺言。历时30多年，由院士领衔，前后数千名科技人员参加，实验室研究和野外作业相结合，多学科联合攻关，协作承担和完成的“战时特种武器伤害的医学防护研究”荣获我国医药卫生研究领域迄今唯一的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

有人问，这是一种什么精神？这是一种“爱党爱国、拼搏奉献、求实创新、团结协作”的“特等奖精神”。

“特等奖精神”是军事医学科学院人共同的精神财富。

“解放祖国我们没有流过血，建设祖国我们要多出力。”周廷冲和黄翠芬这对我军唯一的夫妻院士，冲破美国移民局的重重阻挠，变卖所有家当，换成仪器和试剂，在海上漂泊56天“偷渡”回到祖国。

当时一大批蜚声中外的专家学者听从党和人民的召唤，毅然放弃地方或国外优厚待遇和优越实验条件，先后投身军事医学研究事业。

“蔡氏区”的开山鼻祖蔡翘院士，踏碎太平洋的波涛，谢绝国民政府的厚待，从美国回到祖国大陆。

胡经甫、朱任葆、陆宝麟、孙曼霁、吴祖泽、秦伯益、吴德昌、沈倍奋、夏咸柱等14名院士相继汇聚在军旗下，成为我军军事医学科研事业的“领帅”。

……

新一代科技工作者在他们的教育和培养下，在军事医学研究的百花园里奋力耕耘、无私奉献，用自己的心血和汗水浇开了一朵朵科研奇葩。39岁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的贺福初，立足国内成才，怀着“科学上只承认第一”的信念，在科学征途上攻破了一个又一个难关，代表中国领衔了国际人类蛋白质组学重大科研合作计划，成为我国首次领衔国际重大科研合作计划的科学家。

“热爱祖国、勇攀高峰、献身国防、甘为人梯”，这是该院院士群体凝炼出的精神内涵，以此为主要内容的“院士精神”成为新一代科技工作者的精神追求。如今，在“院士精神”的鼓舞和引领下，以李松、曹务春、杨晓、裴雪涛、王升启、汪海、杨瑞馥、张学敏、周钢桥、张令强等为代表的90名总后“三星”科技人才和300多名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人选、国家和军队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组成的强大人才方阵，在军事医学研究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

文化凝聚力量，也凝炼出军事医学科学院人永恒的精神支柱。

2008年是我国悲喜交集的一年，也是非同寻常的一年，这一年似乎又在考验他们的意志。

面对13亿人民期待的目光，军事医学科学院扛起“为党分忧、为民解难、拼搏奉献”的大旗，承担起了汶川抗震救灾卫生防疫救援任务和北京奥运会残奥会核生化医学救援任务，再次接受重大使命对他们意志的考验。

在汶川，186名防疫专家和技术人员不计得失、顽强拼搏、团结协作，克服种种艰难困苦，用铁的意志和科技的力量，确保了灾区“大灾之后无大疫”，同时，还帮助汶川建立起疾病防控体系，留下了一支永远不走的防疫队，被灾区老百姓称为“防疫铁军”，也凝炼形成以“铁心向党、铁血为民、铁拳治疫”为主要内容的“防疫铁军”精神。

在奥运会现场，反恐已成为世界性课题，该院550多名专家和技术人员以守卫国家利益为首位，以维护民族尊严为己任，以为国分忧为军建功为动力，积极投入奥运安保大行动，他们按照“三防天职如铁、预案细化如丝、训练演练如战、应急处置如电、综合保障如家”的要求，以铁的信念、铁的意志、铁的作风、铁的力量，妥善处置各类疑似核生化情况40余起，确保了北京奥运会万无一失，赢得了“三防”铁军的美誉。

抗震救灾、抗冰冻灾害、抗击非典、防控流感……国家民族每每遇到坎坷激流，军事医学科学院的科学家们一往无前，舍生忘死的时代定格，通过媒体传遍千家万户，也拔动了大千世界亿万人的心弦。他们的大爱大义和历史担当宛若座座丰碑。

2003年春天，“非典”疫情席卷了大半个中国，关乎13亿人民安危的不解之迷，被军事医学科学院的科学家们一一破解。2005年禽流感接踵而来，仍然是这群军人科学家，研制出抗人禽流感特效药“军科奥韦”，并建成了世界上最大的抗流感药物生产线。2009年，甲型H1N1流感病毒悄然来袭，又是他们当先锋、打头阵，在短时间内就研制出5种不同方法检测病毒的试剂和防治特效药。

记者置身这座军事医学圣殿，置身于这些长期默默奉献的专家中间，特等奖精神、院士精神、防疫铁军精神、“三防”铁军精神，似一座座擎天大柱，深深扎根在这里的每个人心中，一种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油然而生。

用创新文化激发科研活力

创新是军事医学科学院文化的重要品质，创新文化是培育创新精神的土壤，是科学院的精髓。有了创新文化的沃土，才能够萌发创新意识、激发创新活力、催生创新成果、培育创新能力；才能激发广大科技人员弘扬勇于创新、敢为人先、敢冒风险、积极进取的精神。

军事医学科学院的科学家们从起步伊始，就将目光投射到世界的大幕上，创新的脚步始终没有停止过，它以吐纳万物之势，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令世界瞩目的医学奇迹。

当今全球有100多个国家的20亿人口生活在疟疾流行区，每年上百万人因不治被夺去生命。对于这个世界性难题，军事医学科学院的科学家们早在上世纪70年代，便研制出治疗疟疾的化合物——本芴醇，随后几经改良最终形成复方蒿甲醚。1994年，他们打开紧闭的院墙，开始与瑞士诺华公司合作，如今跨出国门的复方蒿甲醚已通过了84个国家和地区药品注册，成为世界卫生组织基本药物目录中25年来仅有的3个专利药物之一，拯救了全球5亿疟疾患者的生命。

国际人类蛋白质组计划，是人类继基因组计划后又一项世界级生命科学计划，贺福初院士领衔的课题组因在肝脏蛋白质组学研究领域形成的领先优势，2002年被国际组织确定为“人类肝脏蛋白质组计划”的国际执行总部。作为执行主席，当年40岁出头的贺福初吸引了16个国家、包括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内的100多位科学家从世界各地聚集北京，共同解读“人类基因组”这部天书，开创了我国领衔国际重大科技合作项目的先河。

创新文化为军事医学科学院的科技创新植入了文化基因，如今，该院的科技人员在世界的舞台上，大开大合地流动着智慧、流动着人才、也在思想的交锋激变中流淌着创新的洪流。近年来，他们连续推出了一系列创新理念和举措：

——创新用人机制，他们坚持不拘一格使用人才，在职级晋升、送学深造、科室领导选拔等方面，不论职级高低，不搞论资排辈，凡是党委看准的就大胆起用，专家认可的就大力扶持，工作急需的就设法引进。让想做事的人有事做，让能做事的人有平台，让做成事的人有地位。先后有14名研究室主任走上研究所领导岗位，有43名30岁左右的青年人才破格晋升正高职务。年仅32岁的张令强，由于近4年来连续在国际著名学术刊物上发表高质量的论文16篇，获得中国青年科技奖以及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各1项、中国发明专利3项，被破格晋升为正高，成为全院最年轻的研究员。

——创新管理机制，他们在全军率先推行了首席专家负责制、课题组长负责制和研究室主任聘任制，推行了“任命＋聘任、固定＋流动、工资＋奖金”的灵活用人制度，在政策上保护、鼓励钻研业务、公平竞争，打破了原有的平静，激发了科研人员的潜能。

——创新人才培养机制，他们大力实施青年科研骨干培养计划、技术保障专家培养计划、科研管理骨干培养计划和军事医学复合型人才培养计划，建立起了各种层级的科研人员梯队储备。

——创新奖励机制，他们拿出千万元设立了“军事医学创新基金”，大力支持军事人才科研攻关，对获得国家一等奖的团队设立了100万元重奖，有力地促进了人才成长发展。

——创新科研机制，他们坚持公正、公平、公道地对待各类人才，注重净化学术环境，倡导学术民主，鼓励学术争鸣，支持勇闯禁区，包容创新失败，他们改变固有的发展模式，走出院外，与世界顶级机构、专家联手，与地方新兴优势单位协作，形成合力集聚效应。

“科技要发展，关键在创新，”政委边兆明说，“我们不断加强创新文化建设，用软实力孕育内动力，为科研插上了文化的翅膀。”一系列创新理念和举措的实施，给文化赋予了新的内涵，也推动了军事医学的理论创新、组织创新、管理创新和制度创新，极大增强了科研自主创新能力，催生了一批具有战略意义的药物、装备、技术和理论等重大成果：在国内最早展开生物芯片研究，获得国际上第一个基于硅基材料的生物芯片新药证书、第一个乙型肝炎病毒耐药检测基因芯片和第一个HLA分型基因芯片新药证书；率先组织开展干细胞与再生医学研究；成功地建立了肝细胞癌、皮肤癌、心肌肥厚、食管癌、骨骼发育异常等人类重大疾病的基因敲除小鼠模型，部分研究成果进入国际领先行列；毒物分析实验室，成为被国际禁止化学武器组织指定实验室，使中国成为世界第二个同时拥有两个指定实验室的国际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缔约国……

伴随着科学发展的脚步，军事医学科学院的人才、科研、学科、设备在国内相关领域堪称一流。如今拥有了44个国家、全军重点实验室和科研中心，建立了55个硕士博士学位授权学科体系，80%的实验室经过了国家认证，有2000多项科技成果荣获国家和军队大奖，申请专利1600多项，研制出药品、疫苗120多种，防护技术100多种，为报国强军积淀了厚实的科技实力。

用诚信文化培塑科研作风

今年甲型H1N1流感来袭，军事医学科学院奉命检测确诊我国内地首例“甲型H1N1流感”病例，他们同时启动三个实验室采用五种方法进行平行检测。记者问：一个实验室就能得出结果，为什么还要三个实验室同时检测？“要把最精确的科学检测结果报告国家卫生部，报告全国13亿人民。”贺福初院长这样回答。“精确”两个字，生动解析出军事医学科学院长期践行“诚信科研”的承诺。

诚信的厚度决定科研的高度，诚信的品质决定科研的质量。院党委“一班人”认识到，“诚信文化”不是说教，必须扎扎实实落到科学道德和科研作风建设上。

不久前，在该院举行的一次博士特招入伍和硕士毕业研究生留院的选拔评审会上，记者现场看到：院评审委员会从院学术委员会专家库中，现场抽号，选取13名专家作为评审专家；拟留院的毕业研究生也现场编号，现场进行答辩，逐一回答评审专家的提问。评审专家根据答辩情况，现场进行投票和打分，并现场公布结果，最后按得分成绩排名，择优选择。

这一公平公正公开选留人才的举措，既保证了选人质量，也强化了导师的责任。

要想在这所军事医学“圣殿”内，登堂入室、安营扎寨，没点真功夫，势比登天。他们公平公正公开选才留才，赢得广大科技人员的认同，在加强科学道德和科研作风的建设上得到了科技人员的支持。

问鼎“欧洲发明人奖”的抗疟药“复方蒿甲醚”，是军事医学科学院科学家们付出几十年心血的重大发明成果，如今，这项发明已挽救了全球5亿疟疾患者的生命。

几年前，复方蒿甲醚拟在美国申请注册上市。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按照规定要求，要对拟注册药品的原始实验数据记录进行现场考核。军事医学科学院把几十年来的原始实验记录摆在美国审评专家面前，他们随机抽查了其中两年的原始实验记录。详实准确的原始数据令美国审评专家非常惊讶，信服的直树大拇指。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审评专家观念的前后变化，折射出军事医学科学院的科研成果没有任何挑剔，也反映出该院长期坚持“求真、求实、求新、严谨、严肃、严格的科研作风。

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院党委就做出一项重要决定：在全院范围内定期开展科学道德和科研作风大检查，并作为一项制度规定下来，防微杜渐，从源头上铲除滋生“学术不端流感”的土壤。

科学道德和科研作风检查首先从科研档案和实验记录“开刀解剖”。一次，一个课题组上报材料中的数据与科研原始记录中的部分数据不符。院党委毫不手软，撤销课题负责人的研究室主任职务，并调离新药评价工作岗位，全院点名通报批评，本人在全院大会上做检查。相关人员也都不同程度地受到“问责”和处理。

“问责风暴”不仅教育了当事者本人，也让全院人员感受到了院党委加强科学道德和科研作风的坚定决心。院长贺福初告诉记者：“无论是谁，职务有多高，成就有多大，名气有多响，只要碰了‘高压线’，闯了‘红灯’，踩了‘红线’，污染了科研空气，都决不姑息，坚决查处，一票否决。”前不久，该院对全院的实验记录进行了一次翻箱倒柜的检查，结果显示：不符合科技档案管理规定、实验记录规范和实验设计通则要求的实验记录由原来的10%降到了零；优秀实验记录从原来的50%提高到了70%，良好实验记录达到99%。

如今，科学道德、科研作风教育已成为全院人员的必修课，每当研究生新生入院，第一课就是科学道德、科研作风教育，这项教育考核不合格，不能下到研究室进行课题研究、开展实验工作。为防止博士、硕士研究生在学期间，只注重专业知识与专业技能的培养，忽视综合素质提高的“偏食”、“营养不良”现象，他们定时为研究生开设“博学讲坛”，从人文、政治、艺术、科学等多领域对研究生进行综合素质培养。他们在充分利用好本院教育资源优势的基础上，把触角伸向院外，从国内外著名科研院所聘请了一大批院士、专家、教授，担任研究生教育的客座教授。4年多来，先后有200位各界名流先后做客“博学讲坛”。

他们还始终努力建设讲原则、重感情、团结和谐、有战斗力的各级领导班子。领导干部以身作则，公平、公正、公开处理各种矛盾和问题，在科学院营造了风清气正的氛围，也积绽了深厚的“诚信文化”。

2006年7月，总建筑面积30多万平方米、拥有1486套干部住房的科兴佳园破土动工。为确保安居工程成为廉洁工程、放心工程，院党委常委一概不插手工程招投标事宜，并坚持领导干部、科研干部、退休干部按照同一个标准打分排队选房，并张榜公布。早在多年前，院党委就研究制定了？加强党委自身建设的措施？，今年又在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中，进行了修订完善。凡涉及人事、科研、财物分配和使用等问题，都要征求群众意见；在分配住房、晋职晋级等“热点”问题上，均实行标准条件、预选对象、工作程序、工作过程、最终结果“五公开”。

不久前，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浙江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等我国20多所名校的近百名毕业生，在研究生报名登记表上，毫不犹豫地填写了军事医学科学院。问他们为什么要选择军事医学科学院。“深厚的创新文化，良好的科研氛围，清新的科研空气，严谨严肃的学术环境。”北京大学的学生张宇向记者道出了他们选择军事医学研究事业作为自己理想的根本原因。

用和谐文化构建协作团队

和谐是一种文化，其中所蕴含的“以人为本”、“以和为贵”的理念和“和而不同”、“求同存异”的包容性，无不闪烁着人性的光辉、人文关怀的光芒。

在军事医学科学院，“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浓厚氛围，让广大科技人员始终保持着健康积极、昂扬乐观、努力向上、富于进取的精神状态，形成了人心思齐、人心思干的和谐局面，科技人员的主观能动性得到了充分发挥。该院政委边兆明常说：“一个单位要又好又快发展，最根本的因素就是人，坚持以人为本，尊重科技人员、关心科技人员，配置好人才资源，将科学院建设成温暖亲切的大家庭，这样必然会形成一支过硬的团队。”

重视科技人员的思想工作，关心科技人员的实际生活，倾听科技人员反映的问题和建议已成为各级领导干部的习惯。探望生病的科技人员，走访和帮助困难科技人员家庭，将组织的温暖送到科技人员的心中，更是领导干部的常事。去年，科技人员在执行奥运安保任务中，院党委为队员送去了电视机和慰问金，并积极帮助家庭解决了许多棘手的问题。“金杯银杯不如群众的口碑，金奖银奖不如群众的夸奖”，“戒骄戒躁，永不满足”这些形象生动的语句不仅有领导对自己严格要求的反映，更贯穿了科学院按照科学发展观要求，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科学发展的理念。

他们还从自己做起，从具体事做起，甘当科研工作的服务队，积极为科技人员“搭梯子”、“端盘子”。在军事医学科学院处处都能感受到“家”氛围。该院花园式的营区，功能齐全的综合性体育场，能同时容纳上千人就餐的综合服务保障大楼，洁净高档的24小时热水供应的研究生公寓，还有设施一流的全国最大的军事医学图书馆……。这里，科技人员不仅享受着优质的后勤服务，还享受着丰富的业余文化精神生活。他们通过开展参加红色之旅、重温入党誓词、高唱军旅歌曲、纪念建党、建军文艺演出和“爱国主义电影展”、“军事题材电影展”等活动进行文化铸魂、文化励志；通过组织各种类型的先进事迹报告会，引领全院人员树立“忠诚使命，报效国家”的远大抱负；通过开展为科学家画像、为科学家立传，举办以端正科研作风为主题的演讲和征文等活动，为科研工作创造良好的文化氛围；通过开展乒乓球、篮球等各种丰富多彩的文体竞赛活动，举办大合唱、组织“文艺轻骑兵”等为载体，将科技人员的心紧紧连在一起。

科技人员在丰富多彩的文化气氛中释放出最大的智慧和工作热情，思想境界在提高，理想信念在升华。2008年，汶川大地震灾难发生后，全院科技人员纷纷主动请缨，要求赴灾区参加抗震救灾，许多科技人员虽然未能如愿，但他们积极为灾区捐款捐物，仅仅在两天时间，全院就为灾区捐爱心救助款达440余万元。今年，面对甲型H1N1流感疫情防控的严峻形势，该院胸怀报国热情，提前完成工业和信息化部赋予的国家1300万人份甲型H1N1流感特效药磷酸奥司他韦的国家储备任务，并无偿向国家捐赠了50000人份的适合老年和儿童服用的特效药，近日，又承担起国家1300万人份磷酸奥司他韦的生产储备重任，为国家应对甲型H1N1流感做出了贡献。该院院长、中国科学院院士贺福初少将说，军事医学科学院的全体人员在国家危难时刻，在人民生命健康受到威胁的紧要关头，始终能牢记为党分忧、为民解难、科技报国、忠诚使命的信念，挺身而出，奋勇争先。

对党忠诚、对人民忠诚、对军事医学研究事业忠诚，军事医学科学院特有的创新文化，铸就了广大科技人员巍峨的精神高地。科技人员感到自己的命运和国家的发展融到了一起，脉搏在一起跳动，血液在一起流淌，在应对多种安全威胁和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中，始终当先锋、打头阵、走在前列。正是有了这样一支视国家为大、人民为上、忠诚使命的高素质科技人才队伍，才使科学院全面建设不断登上新的台阶，才能使该院在一年内被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全国抗震救灾英雄集体”荣誉称号，被党中央、国务院授予“北京奥运会残奥会先进集体”荣誉称号。

笔者附言：此稿还在《解放军报》2010年1月21日第12版和《科技日报》2010年2月11日第8版刊载。

高擎科学求实的“诚信”大旗

军事医学科学院加强科学道德、科研作风建设纪实

他们，捧走了我国医药卫生领域迄今唯一的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和国家发明一等奖。

他们，先后涌现出14名院士和90名总后“三星”科技人才，拥有“国家队”的雄厚智力资源。

在应对“非典”、“禽流感”、“甲型H1N1流感”中，又是他们以铁的意志和力量，守护了人民的生命健康。

……

他们——军事医学科学院，一支充满传奇色彩的英雄队伍。

就是这支队伍，胡锦涛主席、温家宝总理、中央军委徐才厚副主席等党和国家、军队领导人先后来这里视察。

是什么让军事医学科学院屡屡问鼎国家大奖？是什么让军事医学科学院拥有了如此众多的科技帅才？是什么让军事医学科学院屡屡在危急时刻不负众望，拔得头筹？带着这些思考，记者走进这支队伍。该院良好的科研氛围，清新的科研空气，风正气清、和谐融洽、求真求实、严谨严肃的学术环境给了记者答案。

防微杜渐，从源头上铲除滋生“学术不端流感”的土壤

近年来，科学研究领域频频爆出“汉芯一号发明人弄虚作假”、“浙江大学贺海波论文造假”等“学术不端流感”。

作为全军最高的军事医学研究机构，军事医学科学院会不会患这种“流感”？院党委“一班人”深深懂得加强科学道德、科研作风建设的极端重要性。早在上世纪90年代，院党委就做出一项重要决定：在全院范围内定期开展科学道德和科研作风大检查，并作为一项制度规定下来，防微杜渐，从源头上铲除滋生“学术不端流感”的土壤。

实验记录是科学实验的基础，是科研活动的真实描述和基本载体，是整个科研工作中内容最多、份量最重的部分，如同人的成长档案，它是实验过程再现的客观依据，它的好坏不仅影响科研工作的质量，更直接反映出科研人员的科学精神和科研作风养成情况。科学道德和科研作风检查首先从科研档案和实验记录“开刀解剖”。

他们在一次检查中发现，承担临床前药效学评价研究的一个课题组，上报的药效评价材料中的数据与科研记录的部分数据不符，违反了国家药政法规的有关规定。院党委毫不手软，撤销课题负责人的研究室主任职务，并调离新药评价工作岗位，全院点名通报批评，本人在全院大会上做检查。相关人员也都不同程度地受到“问责”和处理。

“问责风暴”不仅教育了当事者本人，也让全院人员感受到了院党委加强科学道德和科研作风的坚定决心。中科院院士、该院贺福初院长说：“无论是谁，职务有多高，成就有多大，名气有多大，只要碰了‘高压线’，闯了‘红灯’，踩了‘红线’，污染了科研空气，都决不姑息，坚决查处，一票否决。”

科学道德、科研作风建设，不仅仅关系到一个科技人员的成长、进步、成功、失败，而且关系到整个科学研究领域的声誉。记者在该院档案室看到一份1997年制定的《科技人员科学道德规范》和《实验记录规范》，《科技人员科学道德规范》要求科技人员要政治合格、诚实守信、求实创新、拼搏奉献、团结协作、学术民主、尊老携新、艰苦奋斗、保守秘密、文明科研；《实验记录规范》要求实验要有详细周密的实验设计，每次实验均要有日期、实验名称、材料方法、实验步结果与讨论、实验者签名，每个月要有导师检查、签名。

该院承担着大量国家和军队的重大科研任务，经过数十年的建设发展，如今，他们的人才、科研、学科、设备在国内军事医学研究领域堪称一流。为确保科研质量、保证诚信科研，院党委赋予院所两级“科技监察委员会”以“尚方宝剑”——只要查出问题，无论大小，全院通报，其他人一律不得干涉，通报的单位要写检查，问题严重的责任人要调离岗位。“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科学研究工作也要经常‘打扫’、‘开窗通风’，只有这样才能保持好“诚信科研”这块‘净土’”，该院政委边兆明接受采访时说。

2007年以来，针对全院承担的国家、军队重大科研专项多、科技攻关项目多，在研新药多的情况，该院由科技部组织，部领导亲自挂帅，连续三年组织专家进行科研档案规范化检查，特别是对“十一五”在研课题和近五年来批准的国家新药证书、临床批件和军用特需药证书或批件的药品、诊断试剂及医疗器械等项目的实验记录进行了“翻箱倒柜”的检查。该院科技部部长徐卸古少将在检查工作中一再强调“科研可以允许失败，但科研不允许造假”。

通过历时100余天的检查，查阅原始实验记录材料近3000卷。结果显示：不符合科技档案管理规定、实验记录规范和实验设计通则要求的由原来的10%降到了零；优秀实验记录从原来的50%提高到了70%，良好实验记录达到99%。

弘扬正气，从根本上激发科技人员“诚信科研”的内在动力

今年甲型H1N1流感来袭，军事医学科学院奉命检测确诊我国内地首例“甲型H1N1流感”病例，他们同时启动三个实验室采用五种方法同时进行平行检测。记者问：一个实验室就能得出结果，为什么还要三个实验室同时检测？“要把最精确的科学检测结果报告国家卫生部，报告全国13亿人民。”贺福初院长这样回答。“精确”两个字，生动解析出军事医学科学院人长期践行“诚信科研”的承诺。

一直以来，军事医学科学院始终把科学道德、科研作风教育作为全院人员的必修课。每当研究生新生入院，第一课就是科学道德、科研作风教育，这项教育考核不合格，不能下到研究室进行课题研究、开展实验工作。2007年，该院“科研道德与科研工作规范化”教育宣传月举行，国家科技部、中国科学院等单位的专家，在该院为全院科技人员作了十余场“科学道德和科研作风”专题讲座，极大调动了广大科技人员“诚信科研”的内在动力。同时，他们还充分利用本院大家、名家云集的资源优势，先后请德高望重的老专家老教授以亲身经历和切身体会宣讲过去的好传统；请平时治学严谨的同志传授他们如何恪守科研规范和要求的经验；请国内外各个科研院所的大师、名家定期来院讲学，使大家从中受到启发和教育。秦伯益、黄翠芬、吴祖泽、沈倍奋等院士围绕“如何做好课题负责人”、“对科技人员的基本要求”、“如何做一个诚实严谨的科学家”、“实验设计与数据处理中的问题”等主题与科技人员面对面进行了交流。

在抓好思想教育引导的同时，该院科技部注重健全和完善科研工作规章制度和行为规范，进一步重申了《科技人员科学道德守则》、《实验记录规范》、《保护知识产权的有关规定》等制度。为监督检查有关制度的落实，该院科技部连续三年对全院科研工作进行了普遍清查整顿，每年年终总结都要在全院通报，对查出的问题不护短，进行严肃处理，教育全院同志以此为鉴，鼓励大家带头抵制不良风气的影响，在科研作风和科学道德建设中争做模范。另外，他们还在《院报》开辟专栏，开展征文活动，宣传在科研作风和科学道德建设中涌现出的先进典型和好人好事，从而创造了良好的舆论环境。

科研作风建设是软实力，要以软实力形成硬支撑。边兆明政委介绍说，建院以来，科技人员把“常怀报国之心，饱含爱民之情，勇攀科学高峰”作为共同的价值取向和精神追求，逐渐凝炼形成了闻名遐迩的“四种精神”，如今，以“爱党爱国、拼搏奉献、求实创新、团结协作”为主要内容的“特等奖”精神；以“热爱祖国、勇攀高峰、献身国防、甘为人梯”为主要内容的“院士”精神；以“铁心向党、铁血为民、铁拳治疫”为主要内容的“防疫铁军”精神；以“铁念报国、铁胆出击、铁力卫安”为主要内容的“三防”铁军精神等四种精神，成为一代又一代军医科人的精神追求。

开拓创新，把“诚信”扎扎实实落实在科研质量上

问鼎“欧洲发明人奖”的抗疟药“复方蒿甲醚”，是军事医学科学院科学家们付出几十年心血的重大发明成果，如今，这项发明已挽救了全球5亿疟疾患者的生命。

几年前，复方蒿甲醚拟在美国申请注册上市。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按照规定要求，要对拟注册药品的原始实验数据记录进行现场考核。军事医学科学院把几十年来的原始实验记录摆在美国审评专家面前，他们随机抽查了其中两年的原始实验记录。详实准确的原始数据令美国审评专家非常惊讶，信服的直树大拇指。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审评专家观念的前后变化，折射出军事医学科学院的科研成果没有任何挑剔，也反映出该院严谨的科研作风。

诚信的高度决定科研的厚度，诚信的品质决定科研的质量。院党委“一班人”认识到，科学道德、科研作风建设不是说教，必须扎扎实实落在具体的科研工作质量上。该院蛋白质组学国家重实验室，曾获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发明奖、国家和军队科技进步二等奖以上成果21项，先后产生了1名院士、10名总后“三星”人才。这样的精英团队，为了追求高质量的科学发现和科研成果，常常有三分之一的研究生延期毕业。“从军事医学科学院毕业的研究生，必须科研质量过关，必须得有真本事、硬成果才行。”谈及此事，该室主任淡定地说道。

2003年，举国抗击“非典”，军事医学科学院在电镜里率先发现冠状病毒，成为世界上最早发现非典病毒的研究机构。后来很多外国客人来该院参观时，对发现冠状病毒的时间提出疑问，最后，实实在在的实验记录和原始数据拉直了客人心中的问号。

几十年来精益求精的技术积累和科学发展，奠定了军事医学科学院坚实的科研质量基础。他们先后研制药品、疫苗120多种，特殊医疗技术100多种，卫生装备300多种，申请专利1600多项，获得国内外专利授权640多项，获得国家和军队科技成果奖2000多项。

姓军为战，坚守为兵而研、为战而研的“诚信科研”阵地

诚信决定使命感、诚信决定责任感。在军事医学研究领域，能否紧密结合部▓94▓队和战备的需要选题，能否一心一意围绕军队需要开展科学研究，解决部队卫勤保障难题，保证官兵身心健康，反映出一个科技人员是否具有“诚信”的美德。

其实，有着58年爱国奉献、艰苦奋斗光荣传统的军事医学科学院，早已以严谨求实、诚信科研、无私奉献的科学精神享誉军内外。连续参加我国26次核试验的老专家，现年71岁的王德文研究员告诉笔者，当年在沙漠戈壁参加核试验进行特种武器医学防护研究，他们不分昼夜地抢时间把成百上千的实验动物一只一只安放在预定的位置，当原子弹爆炸的“蘑菇云”腾空而起，人们正在欢呼、跳跃，他们却不顾一切地冲进核爆炸现场！冲入死神笼罩的生命禁区！

随着时间的推移，新一代科技人员在老一辈科学家的培养下，逐步成长为军事医学研究各个领域的骨干。同时，科学求实、诚信科研、无私奉献的精神也深深烙在他们心中。

在边防线上，蚊虫的困扰和侵害一直是困扰边防官兵的难题，官兵们“谈蚊色变”，企盼着能早日从根本上解决蚊患之苦。科技人员行程30000多公里深入到边防一线部队，忍受着蚊虫叮咬之苦，把实验室搬到了官兵活动现场，与官兵一起生活、巡逻、值勤、训练。3年后，新型防蚊系列装备和长效驱避剂研制成功，长期困扰边防官兵的难题得到根本解决。

科技人员在一次次为官兵带来福音的同时，背后付出的是艰辛和汗水。他们为了解决高原官兵生活难题，爬上海拔5200米天文点哨所边吸氧边做实验；他们为保证官兵饮水安全，短短10天时间跑了5个省20多个县市的山区部队，进行全军水质调查，在颠簸的汽车上边做实验边分析数据；他们为了精确测量坦克乘员耐受时限的生理数据，把自己绑在坦克座椅上做实验……

该院政委边兆明少将说，姓军为战是军事医学科学院永远不变的原则，也是诚信科研的根本，坚持为兵而研、为战而研的信念和宗旨不能变。近年来，该院按照使命要求，积极拓展新的军事医学研究领域，仅“十一五”期间，该院先后有2000余人次走出实验室，深入各军兵种部队进行调查研究，围绕部队需要开展或完成了200余项课题研究，为保障官兵健康和提高部队战斗力作出了重要贡献。

奋进在改革开放的创新征途上

军事医学科学院仪器测试分析中心三十年跨越式发展纪实

2008年12月10日，军事医学科学院科技部仪器测试分析中心召开了“话说30年，仪器测试分析中心与改革开放同行”座谈会，与会领导和专家共话30年风雨兼程的沧桑，共享30年改革开放的喜悦。

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承载着加快中国军事医学研究步伐的光荣与梦想，军事医学科学院仪器测试分析中心走过了一段又一段不平凡的历程，如今，它已发展成为国内唯一的国家级生物医学分析中心，同时又是国家大型科学仪器中心之一。

迎着改革开放春风——应运而生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改革春风，吹遍神州大地，也开启了军事医学科学院的大门。

这一年，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上提出：“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这一年，中国的科技界迎来了历史性的新发展，注定要载入中国发展的史册；这一年，为了促进军事医学研究发展，加快军事医学研究步伐，赶超世界发达国家军事医学研究水平，军事医学科学院党委作出一个战略性的决策：整合科研资源，集中全院大型科学仪器设备，实现科研资源共享；集中财力办大事，用有限的科研资金引进现代化的大型仪器设备，充分发挥大型仪器设备的作用；建设和发展带有共性的学科。经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批准，以分析化学中的药物分析和生物医学中的形态分析为主的大型精密仪器专管共用的仪器测试分析中心在军事医学科学院正式挂牌。

中心组建之初，从全院各单位抽调所需的初中高级研究、工程、实验人员20多人，集中全院大型仪器设备，成立了质谱、核磁共振、光谱、色谱、元素分析、电镜等实验室。他们在人员和设备有限的情况下，提出了“面向科研优质服务”的口号。先后为军事医学、药物毒物、放射医学、高原医学、微生物学等科学研究及多种生物高技术产品的研制提供了大量准确的测试数据。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发表后，改革的大潮一浪高过一浪，拍打着军事医学科学院的大门。仪器测试分析中心也随着改革的深入不断跃上新台阶。二十世纪末期，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国内一批仪器测试中心难以为继，有的撤销，有的有名无实。这个中心同样面临困境，但他们没有退缩，坚持改革不动摇，下决心“杀出一条血路”，大刀阔斧进行改革，大力推行干部能上能下，科技人员能进能出，实验室能设能撤，奖金能高能低“四能机制”。同时，提出“精诚团结、精通技术、精益求精“三精”的要求。通过一系列的改革整顿，增强了科技人员的主人翁意识和使命意识，中心上下形成了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步往一处迈的良好氛围，中心的运行机制充满了生机和活力。

2000年后，探索形成的“互通信息、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科技互助”的协助精神使该中心如虎添翼，发展势头更加强劲。据不完全统计，30年来，中心为军内外分析测试各类样品达68万多个，涉及国家、军队各类课题数千个，测试服务已遍布全国近30个省市、自治区的数百家单位。

踏着改革开放步伐——发展壮大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发展和深化，仪器测试分析中心也在不断发展壮大，它在国家和军队科学研究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

1994年8月经科技部（原国家科委）批准，以军事医学科学院仪器测试分析中心为基础，吸收军事医学科学院有关生物医学分析实验室，组建了国家生物医学分析中心。1995年1月，获得国家科技部科技成果检测鉴定国家级检测机构授权证书；1995年12月，获得国家技术监督局计量认证合格证书；2001年4月，通过“中国实验室国家认可”评审和“国家计量认证”复审；2006年9月再次通过“中国实验室国家认可”和“国家计量论证”的复审。

二十一世纪初，由于飞速发展的生命科学进入一个崭新的时代，为适应这一形势的变化并瞄准科学研究的前沿，军事医学科学院的决策者们高瞻远瞩，审时度势，在国内率先引进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生物质谱系列以及自动化样品制备等全套高性能蛋白质组学研究设备，建立起了蛋白质组技术平台，通过几年的努力，已在科研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2003年非典疫情袭击了大半个中国，中心科技人员勇敢地站在了抗病毒前沿，配合研究所，发挥透射电镜的技术优势，最早拍摄到了SARS冠状病毒高清晰图像；发挥刚刚组建的蛋白质组技术平台优势，对数百个病毒样品进行了测定和分析，并开展了“病人血样SARS蛋白鉴定”研究，为抗击SARS做出了重要贡献。

随着国际先进的大型科学仪器设备纷纷入住仪器测试分析中心，2003年8月，总投资7000万元，总建筑面积近10000平方米的中心实验大楼通过验收。这幢按国际实验室标准设计建造的大楼，把军事医学科学院装扮得更加气势雄伟。质谱、核磁共振、电子显微镜、蛋白质组学、代谢组学、光谱、色谱、元素分析、环境监测、药物合成、毒物药物分析、基因芯片等实验室成为这座大楼的主人。同时，组合成一个多学科、多途径的分析测试平台，全方位对外开放，为国内、军内提供优质高效服务，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心。

随着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的超速发展，新的技术和方法不断涌现，现有设备的灵敏度、分辨率和准确度已不能满足研究的需要。2003年，质谱学领域新一代质谱仪——超高性能混合型串联傅里叶变换离子回旋共振质谱仪问世，引起了生命科学界的关注。为此，经国家科技部批准，由科技部、北京市和军事医学科学院共同出资引进了我国第一台“9.4T混合型四级杆傅立叶变换离子回旋共振质谱”质谱仪，并建立的“北京质谱开放平台”于2004年7月在军事医学科学院挂牌。该中心拥有的质谱仪器群，相继为我国400多个单位在新药开发、生物反恐、毒物和环境污染分析、蛋白质组和代谢组分析等领域提供了高水平的分析测试，产生了较大的国际影响力。成为当前国际先进水平的大型仪器中心之一。依托于仪器测试分析中心的“北京质谱开放平台”和“国家生物医学分析中心”双双被纳入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重点项目建设。中心也是全国唯一被批准同时成为国家大型科学仪器中心和国家生物医学分析中心的单位。

乘着改革开放东风——创新突破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的人口大国，科技基础条件建设的滞后和薄弱，已成为科技发展中的重要“瓶颈”。为此，军事医学科学院把建设一个技术先进、体系完备、共享高效的科学仪器中心提升到国家战略需求的高度。相继建立完善了以共享为核心的运行机制，并形成了全国性的科学仪器设备共享服务网络，发展了若干以重要功能为单元的技术平台。在中心的实验室，这里装备着高分辨磁质谱仪、基质辅助激光解吸附电离飞行时间质谱仪、液相色谱-串联质谱联用仪、气/质联用仪、超导核磁共振仪、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等200余台国际先进科学仪器，在国内生物医学研究行业独领风骚。

任何具有创新思路的科研项目，离开最先进的仪器设备都可能落在别人后面。更重要的是，这种技术与条件保障绝非仅仅是高、精、尖大型分析仪器本身的硬件问题，而是技术、人才、智力等多方面综合因素的科研创新支撑。中心先后推出了“育人工程”、“聚才工程”，并参加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优秀人才创新群体。经过多年的发展，中心不但吸引了多名留学回国博士为主要学术带头人的专业人才，还培养了一支善于将高新仪器的先进性能与军队、国家重大课题中难点问题相结合的分析测试队伍，形成了一支包括医学、生物学、分析化学、药学、环境、食品营养、生物安全、生物计算和工程等多学科博士学位人员为学科带头人的专业精通、素质可靠和搭配合理的人才队伍。同时，他们加大了对后备人才的培养力度，中心每年都有大量的研究生源前来报考，为军队和地方培养了百余名专业博士、硕士。在中心工作的10余名博士后，都在这里收获了丰硕的成果。

引进、培养、重用人才，不仅使仪器测试分析中心插上了腾飞的翅膀，而且为搏击科学发展大潮作好了充分准备。

科学孕育技术，技术催生科学。科学和技术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因此，仪器测试中心在为先进的科学研究提供精准技术服务保障的同时，为了谋求发展和更好地为科研创新提供重要技术支撑，他们还结合自身特点开展了生命科学前沿领域的新技术新方法的研究，相继建立了生命科学研究中不可缺少的结构生物学技术、功能基因组和蛋白质组技术、生物纳米技术、生物无机分析技术等技术平台。

今天，现代生命科学领域的突破和进展对最先进科研仪器条件的依赖越来越强烈，而高、精、尖大型分析仪器是发现新现象和新事物的先导，为此，中心先后引进了MALDI_TOF/TOF、HDMS、Zeiss新型光谱式激光扫描共聚焦显微镜和MDLC多维液相，对Q-FT-ICR-MS成功升级为“双离子源”系统的同时，建立了“在线二维液相——质谱联用”，为国家的科技创新做出了突出贡献，产生了良好的科学效益和社会效益。

伴着改革开放乐章——扩大服务

从2005年开始，国内科研机构、企业、院校在仪器引进方面呈现爆炸式增长，为军事医学科学院仪器测试分析中心的测试服务带来了空前的挑战。中心以己之长、补人之短，以高度负责的态度，发挥技术优势，利用先进的设备，为一些单位和专家的科学研究解决了许多疑难问题。

一位素不相识的院士对一项研究课题的样本测试分析不太满意，几经周折慕名来到军事医学科学院仪器测试分析中心。中心人员经过认真研究，采用最合适的技术体系对院士带来的100多个样本，进行了300多项的分析，鉴定出蛋白质近2000个。这样的测试相当于一个仪器近半年的工作量，而中心人员却只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就圆满完成了测试，结果非常令人满意，院士既惊讶又高兴，先赞不绝口，并由此不仅与中心建立了常年的合作关系，而且逢人便说，无形中成了中心的形象代言人。某工厂突然发生塔板层聚集大量异物，清洗非常困难，产品质量无法得到保证，一直未找到原因，每天损失数百万元，心急如焚的厂长经人介绍连夜赶到北京求助，中心紧急为其进行了分析测试，当日便查明了原因，并为工作建立了多套正负离子质谱图，解了他们的燃眉之急。类似这样的服务还有很多，每年到中心寻求科研合作的单位络绎不绝。

中心发挥着“国家队的作用，发挥着技术平台的作用，发挥着技术与人才优势，面向全国、全军开展全方位的服务，先后推出了“全委托服务”、“承包服务”、“代理服务”、“团体服务”等一系列服务措施。仅去年，就有全国200余个单位或课题组来中心寻求服务，许多课题因为得到了中心的技术支撑而获得了国家或地方科技基金的资助。目前，已有百余所著名大学和科研院所与中心建立了合作关系，数百家生物、制药企业在新药研发中享受着中心全方位、高水平的服务。

军事医学科学院仪器测试分析中心成立三十年来，走过了不平凡的道路，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才有中心的今天。要确保中心明日的辉煌，就必须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广泛开展国际学术交流，大幅度提高国际核心竞争能力。2005年，中心创建了我国第一个以蛋白质组学网为代表的生物信息系统，同时构建了以“电泳-质谱-蛋白质序列”为核心的数据库系统。自开通以来，美国、加拿大、英国、德国、法国、丹麦、俄罗斯、韩国、新西兰、日本、荷兰等国家的知名学者、专家登录访问中心技术平台，累计访问量已达到了60万人次。如今，这个中心已成为国际科学交流的舞台，国际蛋白质组研究的主要奠基人日内瓦大学医学院院长DenG is F.Hochstrasser教授等20多位国际著名科学家纷纷飞低仪器测试分析中心，对中心平台和能力给予了高度评价，并与中心开展了多项科研合作。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展望今后的发展，仪器测试分析中心主任张学敏研究员信心十足：“中心将继续坚持研究和发展生物医药学领域新技术、新方法及其应用的基本方向，不断追踪国际前沿领域技术动态，努力为国家、军队科技创新作出重要贡献，成为集‘测试、研究、培训、咨询、仲裁、成果鉴定和技术服务’为一体的‘国内一流、国际认可’的生物医药分析中心。”

后记：

今天，军事医学科学院仪器测试分析中心迎来自己30岁生日！

从1978年到2008年，多少往事成云烟。但对仪器测试分析中心来说，刚刚过去的30年，仍如同昨天！没有这30年的艰苦奋斗，中心就没有今天的骄人成绩：中心已成为我国唯一的国家级生物医学分析中心，拥有200余台国际先进的大型科学仪器设备，新建成的“北京质谱开放平台”成为当前国际先进水平的国家大型科学仪器中心，拥有的14个实验室，几乎涵盖了生物、医、药、环境等领域的大部分学科。

没有这30年的艰苦奋斗，中心就不会有今日的辉煌。中心先后建立了质谱技术、结构生物学技术、蛋白质组学技术、代谢组学技术、细胞生物学技术、药物毒物分析技术、环境和食品安全分析技术、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分析技术等平台，拥有的600兆超导核磁谱仪、激光扫描共聚焦显微镜、蛋白质序列分析仪、基质辅助激光解吸附电离飞行时间质谱等大型科学仪器参加了北京地区大型科学仪器协作共用网，先后为军内外分析测试各类样品达68万多个，涉及国家、军队各类课题数千个，测试服务已遍布全国近30个省市、自治区的数百家单位。

没有这30年艰苦奋斗，中心更不会有如此众多的科技成果：中心先后获得国家、地方、军队科技成果奖40余项，发表论文累计达1000余篇，出版各类科学专著10余部，10余项科技成果申请了国家专利，为国家、军队建设和人类科技事业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引进、消化、吸收、创新、推广”。这是军事医学科学院仪器测试分析中心在30年艰苦奋斗过程中形成的理念。如今，在这一理念的指引下，他们正迈着自豪的步伐，向着辉煌的明天挺进！

潮起潮落，浪奔浪涌。在“互通信息、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科技互助”的协助精神鼓舞下，在未来的创新征途上，我们相信，军事医学科学院仪器测试分析中心一定能创造出更大的奇迹！我们衷心祝愿，军事医学科学院仪器测试分析中心能为中国科学事业的发展和全人类的健康事业做出更大贡献！

笔者附言：此稿还在《中国科学报》2008年5月21日第4版刊载。

中国军事医学打造“和平之盾”

军事医学科学院放射与辐射医学研究所发展纪实

随着世界新军事变革一浪高过一浪，军事医学科学院放射与辐射医学研究所党委敏锐地把目光聚焦到信息化条件下局部战争对医学防护的新要求上，带领全所科研人员开展了针对激光、高功率微波、电磁脉冲等高新技术武器的生物效应和卫生防护研究……

上个世纪，一直保持沉默的军事医学科学院放射与辐射医学研究所，在核武器医学防护研究领域达到世界先进水平，作为“战时特种武器伤害的医学防护研究”的主要贡献单位，高高擎起了我国医学界迄今唯一的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奖杯。

随着世界新军事变革一浪高过一浪，该所党委敏锐地把目光聚焦到信息化条件下局部战争对医学防护的新要求上，着力打造针对高新技术武器的“和平之盾”，为官兵构筑起保护身心健康的“防火墙”。他们针对当前激光、高功率微波、电磁脉冲等高新技术武器开展了生物效应和卫生防护研究；针对高原作战、渡海登岛、战时疲劳等特殊军事环境对人的影响，先后研制出抗眩晕、抗疲劳、抗缺氧等军用特需药，并定型装备部队。

日前，记者走进该所，与所领导和专家学者一道探寻他们50年创新发展的秘诀。

保持军队特色，挑战中求突破

建所50年来，放射与辐射医学研究所取得科研成果多达300余项，其中200余项是军事医学科研成果。在研究所门口，“追求卓越，敢为人先，”八个大字煞是醒目，他们说，这是研究所创新发展的理念，也是研究所开展科学研究的重要指导思想。”那么，作为军队的医学研究所，如何定位她的特色？他们的回答是：“保持军队特色，保持军事医学研究的主体地位，在世界新军事变革的挑战中求突破。”

核武器的出现给人类带来巨大伤害。上世纪，为了应对世界核大国的讹诈，他们组成核试验病理分队，开展了核武器生物效应研究，先后32次远征西北大漠，深入原子弹爆炸现场搞实验，冲进核烟尘弥漫的中心区现场回收动物、记录数据、解剖动物和测量落下灰，围绕核武器的“侦、检、消、防、救、诊、治”各个环节，首创出一套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医学保障措施和技术装备，率先研制出“核应急医学处理药箱”，他们提出的“急性放射病早期分类诊断图”被列入了国家标准，急性放射病的治疗水平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然而，随着世界新军事变革一浪高过一浪，所党委敏锐的把目光聚焦到信息化条件下局部战争对医学防护的新要求上，着力打造针对高新技术武器的“和平之盾”，为官兵构筑起了影响身心健康的“防火墙”。他们针对当前激光、高功率微波、电磁脉冲等高新技术武器开展了生物效应和卫生防护研究；针对高原作战、渡海登岛、战时疲劳等特殊军事环境对人的影响，先后研制出抗眩晕、抗疲劳、抗缺氧等军用特需药，并定型装备部队。同时，研究所组织科技人员深入到二炮洞库、海军基地、空军场站和部队各个医院等各类有放射性的场所开展科学研究。如此种种，使他们在科技竞争中抢占了先机。

拓宽研究领域，夯实竞争基石

面对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新形势，研究所不断强化基础医学和生物高技术的研究，进一步拓宽研究领域，积极适应市场经济和科技创新要求，努力探索成果转化和科技开发的新机制，走出了一条军民兼容、科企合作、借力发展的新路子，逐步增强了可持续发展能力。

研究所研究员、中科院院士吴祖泽作为我国实验血液学研究的先驱，不断拓展研究领域，积极开展造血干细胞移植研究，首次采用性染色体与性别决定基因研究干细胞群的不均一性与动力学；首次发现了妊娠5个月的胎儿肝脏中含有最丰富的造血干细胞；首次发现并系统报告了从人胎肝中分离纯化的肝细胞生长因子；首次从胎肝中发现并提取到一类能选择性杀伤肿瘤细胞的低分子抑瘤物，等等这些科学发现为人类医治白血病、重症肝炎、急性放射病、再生障碍贫血等难治性疾病开辟了广阔前景，标志着我国在这些研究领域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研究所研究员、中科院院士贺福初在国际上首次发现生长因子的“发育相关进化”、细胞因子与受体间的“协同进化”、mRNA与非编码区的“协调进化”及物种衍化中的“分子减速进化”等规律性现象，提出并初步验证了“基因起源的分子耦联假说”，并在国内率先倡导展开了蛋白质组学研究；由他在国际蛋白质组计划中领衔主持的人类肝脏蛋白质组计划研究，使我国成为该项国际计划的主席国。

近几年来，研究所积极推进研究所纳入国家创新体系、国家疾控体系、国家反恐和核与辐射突发事件处置体系，大大拓展向外发展的空间，展示了雄厚的竞争实力。他们除获得一个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外，还摘取了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发明奖、国家科技进步奖、军队科技进步奖等各项大奖266项；发表各类学术论文达3900余篇，国际刊物影响因子累计达1055。十一五以来，国家973项目、国家攻关计划、国家863课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军队重点课题等国家、军队重大（重点）项目200余项在该所落户。

以国家和军队重大任务为牵引，打开竞争突破口

放射与辐射医学研究所的创新发展战略，是在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个春天拉开帷幕的。历届所党委都有一个共识：勇于担纲国家和军队的重大任务，在完成任务中寻找竞争突破口。

改革开放后，研究所将科研成果应用到“和平利用核能，服务经济建设”上来。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工程院院士吴德昌率先参与了国家核电站、核设施的安全决策，筹建了我国第一个放射毒理实验室，并首先在国内开展核装料及核毒素钚239吸入毒理学研究，与此同时，受国家核安全部门的委托，起草了“关于成立核事故应急医学救援中心的建议”，受到国务院相关领导的高度评价。由研究所牵头完成的国家“七五”重点科技攻关项目“核辐射事故受照人员诊断和应急医学处理措施”，其科研成果装备国家、军队的多处核设施。研究所坚持定期组织研究人员到核电站调研走访，健全完善核事故应急预案，编写核事故应急处置培训教材，开发各种咨询软件，研究核泄漏诊治手段，用科学方法为国家和平利用核能做出突出贡献。

进入新世纪，研究所防原医学救援队和全军核事故应急医学处理中心纳入国家体系。他们以提高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能力为牵引，积极参与党和国家重大活动的卫勤保障。在国家“长城”系列反恐演习中崭露头角；在上海合作组织峰会、中非论坛、博鳌论坛等重要场合担任反恐维稳任务；尤其是在2008北京奥运会安保行动中，研究所派出数十名专家为骨干的强大阵容，担负北京、天津、秦皇岛赛区和北京机场的防原医学救援与放射性物质的检测任务，受到各级好评。

构筑人才高地，梯次配置“人才链”赢得竞争主动权

所党委一直把人才作为最宝贵的财富，大力实施“人才兴所”战略，坚持在创新实践中识别人才，在创新活动中培育人才，在创新事业中凝聚人才，培养和造就了一批具有把握科技发展趋势能力和国际科技发展视野的年轻学术带头人，形成了一支高素质的科技创新队伍。

2001年伊始，该所为适应新的形势任务和发展要求，努力建设与研究所地位作用相匹配、与总后“三星”人才建设相衔接的科技领军人才队伍。所党委审时度势，创造性地实施了“雏鹰”人才培养计划：选拔35岁以下、具有博士学位、科研思维活跃、创新能力突出、发展潜力较大的青年研究人员，每人每年给予10-20万元资助，用3至5年的时间，将其培养成具有较强科技创新能力、适应时代发展要求的高层次科技领军人才。他们还积极为“雏鹰”营造良好的科研创新环境，在科研条件、人员配备、学术交流等方面都给予相应的倾斜政策。在课题申请上，让以“雏鹰”为代表的学术骨干优先承担军队重大科研项目，并鼓励支持他们参加国家重大项目的申请；以首席科学家为培养目标，推动“雏鹰”进入总后“三星”、国家“杰青”和“百千万人才工程”行列；在学术交流上，鼓励“雏鹰”建立同世界顶级科学家的联系与交流，积极参加高水平学术研讨和国际合作；有针对性地选派“雏鹰”出国深造，实现人才培养与学科建设的有效结合；在项目、仪器等方面给予重点支持，在工作用房、研究团队组织、研究生招生等方面给予优先考虑，并争取和落实各种奖励政策；对于具有突出创新能力的人才，勇于让他们承担重任，对于做出突出成绩的人才，予以破格提拔。

据了解，经“雏鹰”计划培养出的17名“雏鹰”，有的成为国家863重大项目的牵头人，有的成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创新群体的领头人，有的成为国家重点实验室团队的带头人，其研究成果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科技进步奖、军队和省部级科技进步奖20多项。

与此同时，研究所还以“雏鹰”人才培养计划为核心，相继启动了人才培养系统工程。实施“青苗工程”，资助30岁以下青年科技人员的创新思路和苗头；启动“军事医学复合型人才”计划，培养一专多能、指技合一的复合型尖子人才；设立“青年科技奖励基金”，奖励优秀青年科技人员的创新活动；设立“技术革新与新方法应用奖”，启动“技术看家人”计划，加强实验技术队伍建设，为科研提供技术保障；制定“彩虹”计划，奖励和资助品学兼优、生活困难的在读研究生。

如今的研究所，已拥有一支以4名院士、30名三级以上研究员、15名总后勤部“三星”人才为骨干的人才方阵，人才队伍形成了合理的梯次“人才链”，使研究所在激烈的竞争中赢取了主动权。

笔者附言：此稿还在《中国科学报》2008年11月27日第A4版刊载。

为人才成长架桥铺路

军事医学科学院军事兽医研究所党委加强科技人才队伍建设纪事

在2006年底中国畜牧兽医学会举行的70周年庆典大会上，军事医学科学院军事兽医研究所被中国畜牧兽医学会评为“感动中国畜牧兽医科技创新奖领军院所”，该所金一宁和涂长春两名研究员分别被评为“感动中国畜牧兽医科技创新领军人物和青年才俊”，他们在短短几年内囊括了三项大奖。谈到取得这一成绩的原因时，中国工程院夏咸柱院士告诉我们，军事兽医研究所党委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努力加强科研人才队伍建设，形成了高素质人才与研究所全面建设比翼齐飞的良好局面。

用良好的事业留住人才

几年前，所里有个科研技术骨干，受地方复杂环境影响，总认为地方的待遇比部队高，一心想脱下军装。所党委觉得让这样的人才脱下军装，对研究所是个损失，更是对军队兽医事业的损失。“一班人”分头对他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并亲自上门给他做思想工作。在他思想有所转变的同时，高宏伟所长大胆建议把一项军队重大科研攻关项目交给他。这位同志对领导的信任既意外又感动。他带领课题组人员团结拼搏，攻坚克难，充分发挥聪明才智，凭借学科和成果技术储备优势冷静迎战，先后攻破多项难题，顺利通过了总部专家组的验收，课题完成指标均达到优良。如今，他作为博士生导师，不仅为部队培养了大批人才，还先后获得了4项军队、省部级科技进步一、二等奖，被总后评为科技“银星”。

所里曾经有一名技术骨干因为经常说牢骚话，年终考核排名靠后，按规定应调离岗位。所党委经过仔细调查，发现该同志虽有些毛病，但他思想特别活跃，喜欢探索新的未知领域。所党委觉得这样的人如果用得好，将会发挥很大的作用。党委“一班人”达成共识，果断把该同志留下，并不断给他压担子。在今年5月份，该所组成我国唯一一支人兽共患病专家防疫队紧急奔赴四川参加抗震救灾，他随救援队走遍四川理县、茂县、汶川、北川、青川等17个县市39个乡镇85个村，科学指导县乡两级兽医防疫机构进行动物尸体的无害化处理、流浪动物的管控和存活动物的防疫以及环境消毒工作，组织开展狂犬病、猪乙型脑炎等疫情监测，采集了水、空气、蚊子、白蛉、蜱、野鼠、牦牛、羊、猪、狗等730份样本，获得了灾区乙型脑炎、黑热病等重要人兽共患病以及7种重大动物疫病的卫生战略监测数据，及时上报监测报告11份，并提出了大量的具有建设性的建议，其中5项建议出自该同志之手。

用真诚的关怀凝聚人才

兽医所科研人员都知道，无论你是在边防海岛，还是在雪域高原进行课题研究、科学试验，会接到所党委一班人的短信。今年5月，30余名科技人员前往四川参加抗震救灾，此次救灾责任重大，任务艰巨，环境恶劣，正当他们面临意想不到的困难时，每人都收到薛庆贵政委发来的短信：五月春风杨柳枝，战友南下解民忧；艰难险阻降病魔，赴汤蹈火义不辞；万险千难塌方路，确保安全要须知；紧密团结力无比，胜利迎来凯旋日。看到短信后，队员们感到无比欣慰和激动。回想起当时的情景，张国利副研究员说：“这条短信十分珍贵，所以我要一直珍藏下去，它包含着所党委对我们科研人员无微不至的关怀。”薛政委告诉笔者：“我们的科研人员经常在外稿科研，做实验，非常辛苦，关心他们是领导、组织的责任，我们要让科研人员随时随地感到党组织就在身边，领导的心和他们在一起。”

去年，地方某单位以优厚的条件，想“挖”走兽医所一名博士，高宏伟所长立即主持召开了党委会，并提出拴心留人要舍得投入、为人才腾飞架桥铺路的设想。他亲自找该博士谈心，同时，所党委决定拿出百余万元购买一批先进实验设备，并为其配备助手，全力保障科研经费，为他施展才华提供了良好的平台。最后这位博士谢绝了地方单位的邀请，决心立志军营建功立业，由他主持的项目都在快速推进，今年被确定为国家公派留学对象，赴澳大利亚留学。

用合理制度调配人才

该所拥有30余位高职研究人员，一批专项科研领域的技术骨干和学科带头人，百余名在职在读硕士博士研究生……可谁会想到，就是这样一个“人才密集型”单位，居然也曾闹过“人才荒”！

几年前，6名科技骨干要求转业，其中有5名博士生、1名硕士生。这件事在研究所引起了不小的震动。近年来研究所加大了人才引进力度，可以说各方面人才济济，为何还出现缺人才现象呢？政委薛庆贵马上下到各研究室转悠，很快发现了问题：一是一批地方科研单位承担了多项科研课题，人少任务重，攻关能力弱，急需通过高薪聘请的形式招拢人才；二是个别科室因缺少学科带头人，一般的专家拿不到课题，只好呆在办公室无事可做。

“我们缺的不是人才，而是缺少合理调配使用人才的观念！”研究所建设形势分析会上，政委薛庆贵要求各研究室审视在人才观念上是不是存在为了防止人才“流失”，把人才据为己有，互设人才“门槛”的现象。

所党委引导大家转变用人观念，实施“人”“才”分离举措，以“人”在单位、“才”为大家共享的新理念，使专项人才成为研究所范围内使用、各单位“共享”的宝贵资源。

为此，该所统一组织老专家和学科带头人对各研究室科研任务及时进行跟踪，一批年轻优秀的技术骨干打破单位界限，成为其他研究室编外的“课题负责人”、“项目带头人”。

此举一出，不仅缓解了用人之急，同时通过人才“酵母”作用，大大提高了研究所的整体科研能力。

人才是事业发展的基础，人才兴、事业兴，人才聚、事业举。科学研究是人类不断继承创新的伟大实践活动，要使科技事业兴旺发达，必须有一批又一批的优秀年轻人才脱颖而出。2003年春天，SARS袭卷我国部分省市，当时该所接到了国家农业部、卫生部和吉林省赋予的病原检测和流行病学调查等任务。所党委采取老专家带领年轻科研骨干组成攻关小组。一组赴广州与某科研单位搞流行病学调查；另一组承担吉林省SARS疑似病例病原检测任务。他们冒着被SARS病毒感染的危险，克服重重困难，担当起重任，出色地完成了任务。这些在与SARS斗争中脱影而出的年轻科研骨干，在后来的禽流感等流行病诊断、反恐检测等几次重大应急任务中都能独挑大梁。

由于所在党委有识才的慧眼、惜才的爱心、用才的能力，吸引和培养了大批各种各样的人才。目前，兽医所已建成一支高水平的人兽共患病科研队伍，其中有中国工程院院士1名，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2名，10人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0人次享受军队岗位特殊津贴，6人被评为总后科技银星、科技新星、一代名师和伯乐奖等称号。

战士健康的守护神

军事医学科学院某研究所

坚持围绕部队需要开展课题研究纪实

南岳雪舞风吼，湘水冰封雪裹。一场50年不遇的特大雨雪冰冻灾害袭击了我国南方大部分省市。

军事医学科学院卫生学环境医学研究所发扬全心全意为部队服务的优良传统，快速反应，组织专家加班加点，连夜编写并印制了30000册《寒冷损伤防治手册》，空运并发放至灾区官兵手中，为灾区官兵及时了解防冻防病常识提供了依据，第二天自主研发并紧急生产的呋喃西林冻伤药膏也如期空运到了灾区，确保了灾区防冻伤药物及时供应。

20年前，这个研究所正是因为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部队服务，而被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通令嘉奖。在获此殊荣的20年里，全所人员在前辈光荣传统的鼓舞下，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部队服务的宗旨不走样，坚持“姓军为兵、为战而研”的科研方向不动摇，把解决部队和战士们的实际需要作为首要的研究任务，20年里，他们先后开展300余项课题研究，100余项获奖科研成果服务于部队，促进和增强了官兵在多种军事环境下的卫生保障能力、生存能力、战斗能力和卫勤快速反应能力。

深入部队搞科研

根据部队在作战和训练中广大指战员身体健康的需要，该所自1958年成立以来，先后组织了西藏高原卫生防护高山反应和抗缺氧调查，寒区部队卫生和冻伤防治调查，西沙群岛水质水源调查，中越边境战时卫生保障调查，南北疆高原卫生调查，各军区诸兵种卫生调查等关系官兵身体健康的调查研究上百次，比较全面地摸清了部队卫生保障的基本情况，提出了一大批部队急需解决的研究课题，为制定科研规划提供了丰富的第一手材料，并对军队卫生研究提出了有价值的建设性意见。每当我军执行重大作战、保障和施工任务时，他们都能及时提供相应的科研成果和卫生保障措施。近半个世纪来，该所的领导换了一拨又一拨，科研人员走了一茬又一茬，但他们从建所之初就形成的好传统、好作风却一代代传承下来，特别是全心全意为部队服务的精神，时刻激励着新一代科技人员不畏艰苦、淡泊名利，在军事医学研究的岗位上默默奉献。

营养与食品科学研究室金宏副主任，1982年从吉林大学毕业分配到卫生学环境医学研究所工作。研究所为了让他尽快了解部队、尽快树立为部队服务的意识，研究室里的老同志带着他，深入到引滦入津工程最艰苦的地段搞调查，使他亲眼目睹了战士在艰苦条件下，忘我劳动的场面和英勇顽强的风采。那时，他就在心里明确了工作的方向：像老同志一样想战士所想、急战士所急……其实，这种传帮带的作风，在该所已经巍然成风，每个新到所里的同志，都会受到这种面向基层、为战士服务的教育。他们说：“大楼里的实验室是我们的小实验室，部队才是我们的大实验室，哪里的战士需要我们，我们就把实验室设在哪里”。

为了从营养角度预防战士们发生各种疾病，由营养与食品科学研究室牵头，在全军协作开展了有关营养供给量和食物定量标准的研究。科研人员深入到伙食单位，与炊事班的战士们吃、住在一起，每天记录做饭过程，不厌其烦地称量、计算、整理数据，为总部正式颁布营养供给量标准提供了详实可靠的理论依据。而这个标准每五年就要修订一次，研究人员随时都关注着战士们的餐桌，在室主任郭长江的带领下，科研人员上高原、下海岛、走边防，深入到连队中，与战士们一起参加军事训练，详细观察记录战士摄取营养和能量消耗数据。在新标准实施一年后，根据总后军需部的要求，历经半年的调研后，他们撰写了《部队营养状况调查报告》，反映战士从一日三餐中摄取的营养物质不能完全满足军事训练要求，并提出了新的部队食物定量标准，为军委、总部正确决策提供了可靠的科学依据。为此，2001年国家财政部追加10多个亿的经费，专门用于提高部队指战员的伙食标准，有效地提高了我军指战员的营养水平。

人类要生存离不开水，而部队外训、演习、拉练和战争更是不能缺少水。在野外条件下，水源并不都是清澈见底的溪水和井水，更多的是浑浊、发臭、掺满泥沙的地表水。一些战士常因饮水致病，造成不必要的非战斗减员。这个研究所的科技人员承担了研制个人饮水消毒片的任务，科研小组的同志跋涉数万里，调查了三北、西南地区的200多个水源点的水质后，先在实验室合成了消毒剂，尔后研制出了有机碘片等个人饮水消毒片，并对各种水源的水质进行了上千次的试验。试验证明这些消毒片，可以把水中的致病微生物消灭，时间仅用5分钟。配发部队后，解决了部队在野外训练作战中的饮水问题。当专家听战士们反映消毒片氯味太重不易接受时，马上改变配方和工艺流程，研制出先氯化后脱氯的无味单兵饮水消毒丸，受到广大指战员的广泛欢迎。

该所每年都有近百名科技工作者，一半以上的时间轮流带着课题深入部队调查研究，开展实验。王贺新高级实验师为了研制高原轻便折叠加压舱，在海拔5200米天文点哨所边吸氧边做实验；欧国荣副研究员和王新为高级实验师带领课题组10天跑了5个省20个县市的山区，40多个仓库，进行全军水质调查，在颠簸的汽车上休息和做实验；吴铭权副研究员为了精确测量坦克乘员耐受时限的多种生理数据，把自己绑在坦克座椅上做实验；袭著革研究员为了解坦克火炮发射时产生的有害气体成分谱和浓度水平，钻进坦克狭小的空间采集气体样品、测量气体数据，获得了我军坦克在行进中产生的有害气体种类和污染特征等，为制订相关标准提供了准确数据和科学依据；张伟实验师参加东海舰队海事试验，克服身体上的不适，与战士们潜入海下长航20多天，获得了大量宝贵的实验资料；龚泰石副研究员为青藏铁路建设施工单位安装净水设备期间，夜里突发急性高原病，昏迷摔倒在地，因发现早抢救及时才把他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研究人员赵云在怀孕期间，为了不耽误课题的研究进展，主动要求和其他科研人员一样下部队搞调研、做实验……该所科研人员最冷的时候到北方，最热的时候到南方，大雪封山时上高原，把严寒、酷暑、缺氧等恶劣气候条件置之度外，吃苦冒险心甘情愿，奋不顾身地忘我工作，用自己的苦换来战士的甜，默默地为指战员们铸造卫生保障的平台，他们动人的故事也留在了官兵心里。

采访中，笔者深刻感受到：卫生学环境医学研究所虽然经历了风风雨雨近半个世纪的改革与发展，但从领导到科技人员，为国防、为基层部队、为广大指战员服务的方向始终非常明确，一方面表现在选题上，在深入部队进行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根据部队需要确定研究题目；另一方面，他们的研究成果能够非常及时地推广到部队，转化为部队的战斗力。

拓宽研究领域

卫生学环境医学研究所的科研人员，在全心全意为部队服务的同时，坚持不断创新，紧紧把握高速发展的科研形势，紧盯生命科学的前沿，广泛应用生物高新技术推动卫生环境医学的不断发展。

在卫生学环境医学研究所的科研成果中，既有解决官兵饮食安全、医疗卫生以及作战生存环境所急需的极普通的成果，也有处于世界先进水平的高新成果。

在采访中，最先听到的就是“不战自亡”的故事。几年前，这个所劳动卫生研究室主任刘洪涛带领科研人员下部队调研，发现两栖坦克乘员有效作战时间较短，在行驶到40公里左右的距离时，部分战士往往会出现头晕、呕吐的症状。一个沿袭多年不被注意的现象，成为该所科研人员的心病：官兵在这么短的距离和时间内出现非战斗减员，还怎么能继续打仗？他们当即论证、立项，先后4次参加了东南沿海部队的实兵实装演习，在演习现场展开实验，详细记录分析战士在作战过程中的生理心理变化数据和环境变化数据。科学的数据证实，造成非战斗减员的“元凶”是由于坦克通风系统设计不合理导致作战环境里聚集有大量有害气体。如今，经过改装的两栖坦克大大改善了乘员作战的生存环境，达到了乘员连续作战的需求，取得了不可估计的军事效益，为新一代的装备研究提供了有价值的数据和模式。

这些年来，该所每年都要派出近百人次分赴一线部队调研和开展科学研究，足迹踏遍高原边防、海岸岛屿。“十五”以来，全所完成的80多项科研课题中，90%都是在部队调研、实验中形成的，科研成果都是经过部队检验后不断得到改进。在他们完成的450项科研课题中，其中有12项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奖，50多项获军队科技进步一、二等奖。

八十年代中期，该所承担总后卫生部全军重点课题——师团级水质理化检验箱和营连检水检毒盒，他们把生物高技术运用到研究中，把原来的五个箱组减少到四个箱组，提高了检测的速度、灵敏度和准确性，更便于携带。

该所卫生检验研究室主任、全军卫生监测中心常务副主任高志贤，曾经带领他的课题组，出色地完成了“神舟三号”到“神舟六号”发射基地官兵饮食卫生安全检测任务。当时任务中需要的新型食品安全快速检验箱等装备是他们的在研项目。特别是食品安全快速检验箱，在原有工作基础上，在国家科技部科技攻关课题的资助下，高主任带领的课题组经过近5年的科技攻关，反复试验，并将化学传感技术等新技术运用到食品安全检测中，有效地保障了发射基地官兵的饮食卫生安全。

作为全军CDC的主要职能分析中心，该所承担着全军卫生检测、环境有害因素危害评估与防护措施研究等重要工作。他们大力加强疾控技术平台建设，加快新技术研究，迅速提高疾控工作技术能力并充分发挥技术优势，加强对部队疾控工作的技术指导和人员培训。

紧盯部队需求

随着世界军事发展新趋势和我军现代化发展的新要求，军队卫生保障科研课题的面越来越广，涉及的专业也越来越多，需要不断开拓新的研究领域。近10年来，该所为适应部队在高科技战争中的健康水平和战斗力保障的新需求，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以人为本，在原有的环境卫生、劳动卫生、营养与食品卫生、卫生检测等研究领域的基础上，拓展了应激医学、环境毒理学等新学科领域。

1998年，一个新的军事医学保障需求摆在了四所科研人员的面前。大量实战战例表明包括极端恶劣生存环境，精神超负荷紧张及过高作业强度等在内的多种军事应激因素所致机体生理、病理性损伤，可使军人失去作战能力，直接造成部队的大比率非战斗减员，防护军事应激损伤逐步成为军事医学中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受到各国军事医学部门的高度重视。未来高科技战争，给该所的卫勤保障研究提出了新的任务和新的挑战。其时担任环境医学研究室副主任的钱令嘉研究员承担了组建军事应激医学研究室的任务。她带领课题组从零开始，努力学习、探索军事应激医学研究体系的创建。科研人员深入三大军区九个基层部队了解我军军事应激损伤基本状况，向总部提出了开展军事应激医学研究的建议方案，开展了军事应激损伤防护措施的系列研究，在历经8年的现场调查和实验室研究，该课题组确认了军事应激损伤的生物学规律，揭示了应激损伤的病理生理机制，发现了应激适应相关的重要功能蛋白群，研制了用于部队应激损伤防护的中药制剂和营养制剂，为我军军事应激损伤防护体系的构建奠定了科学基础。军事应激医学研究室现已发展成为全军应激医学重点实验室。

随着社会发展和现代化进程的加快，环境污染已经成为不容忽视的民生问题，防止环境污染的各种科学研究被列入了国家创新工程和国家行动计划。军人作为特殊的作战群体，除接触一般环境污染外，还往往会战斗在一些特殊的污染环境中，比如在战斗舱室、指挥和屯兵坑道、导弹阵地、核潜艇、航天器等大型密闭的军事装备中，环境污染成为影响官兵健康和作战效率的重要问题。为保证官兵健康，提高部队战斗力，这个所于2005年组建了环境毒理学研究室，以环境污染对人体健康的危害及其防控途径研究为主攻方向，加强了密闭环境中典型污染物对指战员健康影响的研究，结合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纲要的重大需求，紧紧把握科学前沿，开展环境污染与健康基础、应用基础研究，为军队和国家制定安全、健康的环保法规、技术标准提供技术评价和科学依据。

“我们的科研课题来源于部队需求，取得的科研成果服务于部队”。面对以往的成绩和未来的发展，钱令嘉所长感慨地说：“千方百计保障官兵健康，为‘战斗力’提供科技服务和保障，是我们所科研工作的根本目标！”

军事医学科学院卫生学环境医学研究所的科研人员一直秉承老一辈“姓军为战、为战而研，立足部队，服务官兵”的光荣传统，他们不断探索新路子、谋求新发展，不断提升自身科研水平，积极与前沿科学接轨，将先进的成果源源不断地送到部队，为提升我军在多种军事条件下的生存能力、战斗能力和卫勤保障能力作出了贡献。

笔者附言：此稿还在《光明日报》2008年3月27日第9版、《中国科学报》2008年3月12日第4版、《健康报》2008年3月21日第2版刊载。

真情大爱献给边防官兵

军事医学科学院某研究所解决高原官兵吸氧难题纪实

在海拔5380米的神仙湾哨卡，每位战士的床头都有氧气面罩。官兵们巡逻归来，戴好氧气面罩，轻轻一拧开关，清纯的氧气便涌入鼻孔。

在青海省军区“高原官兵之家”，官兵们开展体育活动时，只要打开制氧机开关，室内的氧气浓度几乎和海平面一样。

这些制供氧设备的研制者和氧站的建设者，就是军事医学科学院卫生装备研究所。

为了让现代化的“氧吧”遍布高原各个哨卡，让官兵们过上富氧生活。6月底，这个研究所专家们又将启程奔赴阿里高原，为武警部队安装制供氧设备和吸氧终端。高级工程师石梅生介绍，截止目前，他们已为我军海拔3000米以上高原部队建成了60多个制氧站和170余个供氧室，安装了6000余个吸氧终端。

缺氧：威胁高原官兵健康的元凶

横亘我国西部的帕米尔高原和青藏高原，雪山连绵，绮丽壮观。

多年来，驻守高原的官兵忠于职守，艰苦奋斗，确保了边防安全和社会稳定。然而，由于“屋脊”之上空气稀薄，人迹罕至，缺氧一直是困扰部队平时军事训练和日常工作生活的最大障碍，严重威胁着高原官兵的生命健康。

据专家介绍，人体内如果吸入的氧气量减少，输送到血液中的氧气量就会减少，容易导致呼吸频率增加，心搏率增加，肺和身体的动脉血流量增大，加速增加红细胞和血红蛋白的生成。在海拔5500米的高度，人的运动能力只有海平面的50%，这个时候如果剧烈运动，就会因大量缺氧产生肺水肿，如果抢救不及时就会危及生命。

由于缺氧，多数初上高原的官兵会产生急性高原反应，造成严重的非战斗减员，对军事训练和正常工作带来很大影响。许多官兵出现红细胞增多、心肌肥厚、指甲凹陷等一些不可逆转的病症。不少官兵还出现了严重脱发、牙齿脱落、记忆力减退等生命力早衰的现象。而一旦由于缺氧患上急性高原肺水肿、急性高原脑水肿等高原性疾病，严重的可危及到生命。

高原边防部队也曾配备了氧气袋、氧气瓶等各种供氧设备，但由于成本高、供氧效率低、携带不便等问题，远远不能满足官兵训练、工作、生活用氧需求。

攻关：先进制供氧装备诞生

早在上个世纪，军事医学科学院卫生装备研究所的科学家们就启动了高原制供氧装备攻关创新工程。几十年来，负责该科研攻关项目的鲍华明、陈德瑞、赵开利、石梅生等专家接力奋战，经过几百次模型设计、技术创新和试验改进，在国内率先掌握了六塔空气分离技术，先后研制出具有国内领先水平的普通型高原制氧机和智能型高原高效制氧机，实现了高原制供氧装备从应急研制、维修改造到升级换代的发展。

高级工程师石梅生向记者介绍，新型制供氧装备采用了当前国际最先进的分子筛变压吸附技术和智能控制技术，可在常温低压条件下，直接从空气中分离制取高纯度氧气，不仅产氧效率和纯度高，而且可以做到无人值守、自动运行、自纠故障，操作简便、安全高效，使用寿命达10年以上，一台设备每小时能够生产氧气16立方米，可保障一个边防团官兵每天至少吸氧1个小时。

建设：把先进的科技成果送上高原

2007年，军事医学科学院卫生装备研究所在总后勤部和兰州军区的大力支持下，与新疆军区、南疆军区等单位密切合作，实施了新一代高原制供氧设施建设工程，对原先安装的老旧制氧设备进行更换，为高原边防部队安装了新型的智能型制氧设备，把先进的科技成果送上了高原。

为了高速度高质量推进制氧设备安装工程，心脏装有起搏器的课题组组长陈德瑞，多次冒险亲赴高原进行工程调研和质量检验；科研人员放弃假日休息，每天工作15个小时以上，紧急生产新型制氧设备；高级工程师石梅生率领王济虎、周志辉等10多名科技人员组成的工程队，三年时间在高原奔波14个多月，爬雪山、翻大坂、过冰川，行程12万余公里，跑遍了所有高原哨所，每天忍着头痛、恶心、呕吐等缺氧痛苦进行施工作业长达10多小时。施工期间，工程队有人受寒患重感冒高烧40度，有人饮食不适应严重腹泻一天跑六、七趟厕所，有人因高原反应四肢经常出现痉挛，但没有一人畏惧退缩要求下山。高级工程师石梅生翻越雪山达坂奔赴某边防连安装制供氧设备途中，遇到汽车突然熄火，刹车失灵，险些连车带人坠入万丈深渊，擦肩而过的死神使他惊出一身冷汗，仍未能阻止他为高原官兵排忧解难的步伐。

2010年玉树地震灾区，他们研制的移动式制氧车为高原救灾部队和百姓提供了充足的氧气保障。截止到2011年12月，军事医学科学院卫生装备研究所共派出30批次、200余人次专家安装小组，在新疆、甘肃、青海、西藏、四川等省区，为我军海拔3000米以上高原部队建成了60多个制氧站和170余个供氧室，安装了6000余个吸氧终端。

拓展：提供全方位高原制供氧保障

专家们在安装制氧站的同时，还为高原部队研制装备了高原制氧车和高原氧▓119▓舱车，并为边防连队培养了“战士制氧师”，初步构建了覆盖面广、运行稳定的高原部队制供氧网络。“高原氧吧”遍布高原部队各个哨所，就像沙漠中一眼眼泉水，滋润着高原官兵的身心，为官兵的工作、训练和生活提供了有力保障，高原官兵彻底告别了吃不饱氧气的历史。近年来，高原部队官兵因缺氧导致的高原病发病率已明显下降。

目前，高原制供氧网络在不断扩大和完善。2012年初，这个研究所专家安装队又一次奔赴世界屋脊，开始为高原部队建设新的制供氧站。与此同时，他们着眼高原官兵执勤和巡逻时用氧需求开展的单兵制供氧器和小型制氧机研制工作已取得突破性进展。高原官兵将会实现随时随地都能吸上氧气的愿望将会实现。

新疆军区海拔4300米的某边防连指导员通过电话对该研究所专家激动地说：“我们这里过去是不缺士气最缺氧气。现在‘两气’充足，我们睡觉香、身体棒，尤其是生病的战士有充足的氧吸，真的感到很温暖，我们一定不辜负军委总部首长和专家们的关爱，守好祖国边防，确保边疆稳定！”

军事医学科学院

构筑起人感染猪流感疫情药物防治三道防线

4月30日，记者在在军事医学科学院召开的全军人感染猪流感防治应急科技攻关专家研讨会上获悉，该院针对人感染猪流感疫情构筑起药物防治的三道防线，建立起人感染猪流感疫情应急防控药物技术保障体系，能够确保国家有效防范和应对人感染猪流感疫情的急需。

研制出抗流感预防和治疗药物——磷酸奥司他韦原料药及胶囊建立了全球产能最大的生产线，构筑起药物防治的第一道防线早在2004年抗击“禽流感”期间，军事医学科学院毒物药物研究所组织科技攻关，就成功研制完成磷酸奥司他韦。其原料药为全球首家批准的非叠氮药用生产工艺，其技术先进、安全可靠。2006年6月9日，该原料药获得国家新药证书和生产批文。在国家发改委的支持下，军事医学科学院与深圳市东阳光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下属宜昌长江药业有限公司合作，建立了磷酸奥司他韦专用生产线和备用应急生产线，两条生产线全部启动，产能将达到年产10吨原料药（相当于1亿剂胶囊），可以在30天的生产周期内，完成1000万剂磷酸奥司他韦的应急生产任务，该生产线是目前全球产能最大的生产线，承担完成了国家和军队下达的原料药和制剂储备任务。军事医学科学院研制的磷酸奥司他韦，于2006年3月获准瑞士罗氏制药公司的生产授权。

目前，虽然还没有专门针对人感染猪流感的特效药，但经医学测试和美国在治疗猪流感患者过程中发现，磷酸奥司他韦等神经氨酸酶抑制类药物对治疗人感染猪流感病毒有一定的效果，世界卫生组织和美国疾控中心建议使用由瑞士罗氏制药公司生产的“达菲”（即磷酸奥司他韦）胶囊。

为积极应对日益严峻的人感染猪流感疫情，2009年4月，军事医学科学院果断决策，与宜昌长江药业有限公司紧急生产准备了一定数量的磷酸奥司他韦关键中间体环氧化物，可以在国家下达任务后15天内生产提供500万剂磷酸奥司他韦胶囊，35天内提供1000万剂磷酸奥司他韦胶囊，能够满足国家当前防控人感染猪流感疫情的应急需求。

研制出磷酸奥司他韦颗粒剂

解决了老年人和儿童患者服用不便的问题，构筑起药物防治的第二道防线

老年人和儿童感染流感病毒后，发病急，上呼吸道感染严重，吞咽困难。针对老年人和儿童易感染流感的特点，军事医学科学院开发出与磷酸奥司他韦胶囊完全等效的适合老年人和儿童服用的颗粒剂，颗粒剂规格为15mg和25mg，更加方便儿童根据体重调节剂量，一方面可能提高儿童服药的依从性，另一方面避免了胶囊剂量过大对儿童可能产生的副作用。其中，15mg规格磷酸奥司他韦颗粒剂已于2008年获得国家SFDA的新药注册批件和生产批件，并申请了国内外专利，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该剂型的研制成功，较好地保障了我国老年人和儿童预防和治疗流感的需要，并可实施专利许可和技术支援，在国际合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自主研制出抗流感病毒新药——帕拉米韦三水合物注射液能有效克服现有药物的耐药性，构筑起药物防治的第三道防线

为落实温家宝总理“以自主创新为基础，为加强人用抗病毒药物的研究作出新的贡献”的指示，国家科技部应急启动了科技支撑计划项目《高致病性H5N1型禽流感防治药物的自主创新》（2006BAI01B01），军事医学科学院的科研人员成功研究开发出“1.1类化学新药帕拉米韦三水合物原料药及其注射液”。帕拉米韦三水合物具有明确的流感病毒神经氨酸酶抑制作用，通过选择性抑制病毒神经氨酸酶实现抗流感病毒和治疗流行性感冒的作用。体外实验表明帕拉米韦三水合物对流感甲、乙型病毒神经氨酸酶的半数抑制浓度IC50值是现有药物磷酸奥司他韦（达菲）的1600倍，对多数流感病毒株具有很好的抑制作用，是目前针对H5N1型禽流感病毒活性最强的化合物。同时，帕拉米韦三水合物全新结构的特点能够有效地克服流感包括人禽流感病毒对现有药物磷酸奥司他韦（达菲）的耐药性，其输液剂型能够充分满足临床对流感危重患者的急救需求。该药于2008年6月27日获得国家SFDA临床研究批文，2008年9月开始临床研究，现已经完成Ⅰ期临床，Ⅰ期临床实验表明该药品的安全性和耐受性良好，正在开展Ⅱ期临床研究。该品种已经完成中试研究，具有一定的产业化能力，一旦流感大流行，按照国家法规和需要，该注射液也能够迅速用于危重病人的救治。可以在磷酸奥司他韦短缺时有效地作为备选药物。

注重科学防治高原病

访军事医学科学院环境医学专家汪海研究员

汪海，医学博士，研究员，专业技术3级，卫生学环境医学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获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1项，军队和省部级科技进步一等奖5项，授权发明专利18项，曾荣获全军爱军精武标兵，国家求是杰出青年奖。

玉树震区平均海拔4493米，氧含量仅有平原地区的55%，急性高原病的发病率可高达60%以上。当地气温很低，伴有雨雪天气，部队机动快，工作量大，出现过度疲劳、睡眠不足、机体免疫力下降，易患感冒，而感冒为重症急性高原病的重要诱因。因此，如何有效避免和积极应对急性高原病是当下的重要议题。记者专访了正在玉树抗震救灾一线的军事医学科学院环境医学研究所所长汪海研究员。

记者：部队从平原地区急进青藏高原参加玉树抗震救灾后，官兵的机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

汪海：因高原低氧、干燥、大风等影响，机体器官的生理功能会发生8个方面的变化。

一是呼吸频率加快。由于空气稀薄，氧含量降低，使官兵的肺泡氧分压和动脉血中的氧分压随之降低。人体为了从外界获得足够的氧气，呼吸频率加快、呼吸加深。

二是心跳加快。正常人的心跳为每分钟60-80次，急速进驻高原地区，心跳加快，每分钟达100次左右，并随海拔高度的升高而增快。

三是腹胀和消化不良。由于高原大气压降低，机体内部的压力也随之降低，造成胃排空时间延长，形成胃肠道胀气。因此，多数初入高原者常感到胸腹胀满不适、食欲减退、消化不良、乏力、恶心、呕吐，甚至腹泻等。

四是血压异常。进入高原后，部分人因机体缺氧造成血管外周阻力异常变化，血压出现不同程度的升高，也有部分人出现血压降低。

五是睡眠障碍。

六是高原低氧环境对人的学习和记忆能力有一定影响。

七是视觉、听力和嗅觉变化。人们到达海拔3000米高度后，视觉、听力普遍有所下降，嗅觉逐步降低。

八是情绪兴奋与抑制。表现为情绪高涨、感情冲动、言语增多、情绪失控等；或情绪低落、精神不振、沉默寡言、行为缓慢等。

记者：常见急性高原病有哪些？

汪海：主要有以下6种。

一是急性高原反应。一般在到达高原后6-12小时为发病高峰，临床表现为头痛、胸闷、气短、睡眠障碍等，重者有恶心、呕吐等症状。急性高原反应是急性高原病中最多见的一种类型，若不及时治疗，不仅高原反应时间会延长，而且可能继发高原肺水肿、高原脑水肿，从而危及生命。

二是高原肺水肿。早期为间质肺水肿，易误诊为急性高原反应。但高原肺水肿有明显的胸闷胀或紧迫感、面色灰暗、呼吸困难、鼻翼煽动等特点。起病多在夜间睡后，出现不费力的连续短咳，咳出稀薄的白色、粉红色或血性泡沫痰。

三是高原脑水肿。早期除有剧烈头痛、心慌、气短和呕吐等严重急性高原反应症状外，主要表现为大脑皮层功能紊乱、精神抑郁、神志朦胧、烦躁不安。体征有口唇发紫、脉速、呼吸加快、行动不稳；眼底检查可见视网膜水肿或视乳头水肿等脑水肿征象。如未经及时处理，患者可在数小时至几天进入昏迷期。

四是晕动病。患者多有晕动病史，发病早，一般在乘车或乘机途中发病。症状主要是头晕、耳鸣、恶心、呕吐等。下车或下机休息数分钟或数十分钟，症状自行缓解。

五是急性上呼吸道感染。一般有受凉等诱因，表现为鼻塞、咽痛、咳嗽、咽部充血、发烧等，可与急性高原反应相区别。

六是高原冷损伤。包括高原冻伤、高原冻僵、高原冻疮3种。高原冻伤可分为轻度冻伤和重度冻伤。伤员获救后应尽早脱离冷环境，进入温暖避风场所、采取保暖措施。条件允许时，应立即送医院，做温水快速复温救治，疗效最好。

高原冻僵威胁生命，重度不救治可致死。尽快脱离冷环境，现场救治搬动一定要采取平卧位，以免引起循环衰竭。病人应立即送医院救治。

高原冻疮一般不造成永久性损害。有条件时可外涂冻伤膏，如呋喃西林软膏或磺胺嘧啶锌霜，可促进痊愈。

记者：救援部队急进高原后，应注意哪些事项？

汪海：进入高原第一周内，在救灾之余，要尽可能充分休息。走路、运动时宜缓慢，勿大声讲话或放声唱歌，勿打斗戏闹，搬运物品或蹲下起立时，动作不要过快，要注意放慢日常生活节奏。在高原应随时注意保暖防寒，要根据天气情况调整着装，积极预防和治疗上呼吸道感染。

高原强烈的阳光和紫外线会伤害眼睛和皮肤，应准备墨镜和防晒霜。充足的睡眠可以减轻高原反应，睡前不要过多活动，保持情绪稳定。刚到高原，每个人都会感到不同程度的气短、胸闷、呼吸困难等缺氧症状，只要保持良好的心理素质，坚定信念，克服高原恐惧心理，就能逐渐习惯高原低氧环境。建议多喝水，晚餐不宜过饱，不可暴饮暴食。

记者：如何警惕急性高原病的早期症状？

汪海：急性高原反应的诱发因素不仅与所到达海拔高度和登高速度有关，而且与人员集体进入高原时的组织管理、劳逸情况、膳食保障、上呼吸道感染的预防、精神状态以及气象变化有关。寒冷、疲劳、精神紧张、饥饿、体质虚弱和上呼吸道感染时可使急性高原反应加重。常见症状有头痛、头昏、兴奋不安、失眠多梦、精力不集中、食欲不振、恶心呕吐、腹泻等。其中头痛和呕吐是最主要和最常见症状。通常，在高原适应几天后，多数人不经治疗，急性高原反应症状就可自动消失。如需治疗时，只要诊断和治疗及时，3-7天可痊愈，不会留后遗症。

解放军报评论员伍正华：

保健康就是保胜利

天公不作美，雪上又加霜。19日下午，玉树地震灾区天气突变，大风骤起，雨雪交加。气象专家预计，未来5天震区还将出现两次中级以上降雪。这不仅给救援工作带来了新挑战，也对救灾官兵的自身健康提出了新要求。

玉树的气候环境，与唐山、汶川迥异。这次抗震救灾，是我军第一次在高原高寒地区执行大规模救灾行动。玉树是青藏高原的主体部分、三江的策源地，属于典型的高原高寒气候，含氧量只有内地的60%，紫外线强度却是内地的10倍。而参加抗震救灾的部队，不少来自兰州以外的战区，有的来自水乡，有的来自平原，有的来自海岛，有的来自都市，由于平时缺乏针对性适应训练，对灾区独特的气候环境一时难以完全适应。

疲倦、劳累容易导致高原反应。广大官兵经过昼夜兼程，长途跋涉后，来不及片刻休整便立即投入紧张的救灾战斗。特别是连日来，为了多救出一名群众，多救治一名伤员，子弟兵主动请战，奋勇争先，连续奋战，有的一天仅以一袋方便面充饥，有的一天只睡上三两个钟头，体力和精力已经接近极限。有专家指出，最初的几天，由于救人心切，官兵在强大精神的支撑和激励下，会减少患高原病的概率。但随着黄金救援期的过去，救援工作的节奏逐渐变缓，官兵身体上的各种不适也会随之暴露出来。因此，必须合理安排好官兵的作息，避免长时间、高强度、高密度的工作压力。同时，对官兵的“小病小痛”如感冒、低烧等，必须及时加以治疗，并做好预防检测工作。

玉树高寒，全年无四季之分，只有冷暖之别，积雪期长达200多天，昼夜温差大，夜间温度多在零度以下。特别是未来几天，震区气温陡降，雨雪交加，各级领导干部一定要关心战士的“冷暖”，做好各种条件下的防寒保暖，尤其要注意手足部的防冻，保证热食、热饮，针对易冻时机、易冻部位、易冻人员采取各种措施，把各项工作想得再细些、准备得更充足些。

核电站安全，一个必须直面的问题

近一段时期，日本核泄漏事件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也引发了人们对核电站安全的深深忧虑。这些忧虑，既针对当前，更着眼长远：未来一旦发生可对我国产生实质性影响的核辐射，我们应当如何应对？未来战争中，作为重要的现代化电力工业设施、同时又是一种大型核设施的核电站，会不会成为作战打击的重点目标？请看本报记者专访——

专家简介：

彭瑞云，军事医学科学院放射与辐射医学研究所实验病理学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放射与辐射损伤效应和防治措施研究。先后承担多项国家、军队重点课题，获军队科技进步二等奖以上10余项。

申岳国，工程兵指挥学院筑城与伪装指挥教研室副主任，防灾减灾工程及防护工程专业博士，主要从事国防工程伪装与防护的教学与科研工作，先后承担军队重点课题15项，获军队科技进步二、三等奖10项。

●从设计理论上讲，核电站始终把安全放在第一位，考虑应对当地可能出现的最严重的自然灾害。但是这一次，日本福岛核电站却没能经受住地震和海啸的打击，发生了核泄漏事故——

日本核事故凸显核电站安全问题

记者：核电站素以高度的安全性著称，请问核电站一般都采取了哪些安全保护措施呢？

彭瑞云：核电站是利用一座或几座动力反应堆所产生的热能来发电或发电兼供热的核动力设施。反应堆是核电站的关键设备，相当于热电厂的燃烧炉，但采用的燃料是铀。用铀制成的核燃料在反应堆内“燃烧”，即发生核裂变反应，产生大量热能和水蒸气，水蒸气推动汽轮机带动发电机旋转，电就源源不断地产生出来，并通过电网送到四面八方。目前世界上核电站常用的反应堆有压水堆、沸水堆、重水堆、气冷堆和快堆等。

众所周知，核燃料“燃烧”时会产生大量的放射性物质。为防止放射性物质外逸，在建造时设置了四道屏障，包括燃料芯块、密封的燃料包壳、坚固的压力容器和密闭的回路系统，以及能承受内压的安全壳。安全控制方面有多重保护：在出现可能危及设备和人身安全情况时，可进行正常停堆；因任何原因未能正常停堆时，控制棒自动落入堆内，实行自动紧急停堆；如任何原因控制棒未能插入，高浓度硼酸水自动喷入堆内，实现自动紧急停堆。从理论上讲，核电站设计中始终把安全放在第一位，考虑了当地可能出现的最严重的地震、海啸、热带风暴、洪水等自然灾害，即使发生了最严重的自然灾害，反应堆也应该能安全关闭，不会发生爆炸。

记者：那这一次日本核电站为什么没能经受住考验，造成了核事故呢？

申岳国：日本福岛第一核电站共有6座沸水反应堆机组，地震发生后，反应堆机组冷却系统供电中断，水循环不能完成，核反应堆中的热量带不出去，热量的聚集导致容器中更多的液态水变成蒸汽，容器内气压变大，对容器外壳形成威胁。为了降低容器内的气压，电站工作人员选择把蒸汽排出核反应堆，但是高温使得水蒸气与锆合金反应产生氢气，与厂房里的氧气混合发生了爆炸，造成了放射性物质泄漏。

记者：我们注意到，日本将这次核事故说成是氢爆炸，而非核爆炸。

申岳国：是的。福岛核电站目前已有4个机组先后发生了氢爆炸。氢爆炸本身危害并不大，但是造成的放射性物质泄漏事故却引发全球性的担忧与焦虑，借助于现代媒体的快速传播，核电站的安全问题正在以空前的形式凸显在人们面前。

●核泄漏虽然是一种极低概率的事件，但社会公众和部队官兵了解一些相关的防护知识还是非常必要。尤其是早期个人防护，对于减少核辐射危害意义重大——

杞人不必忧天有备才能无患

记者：1986年前苏联切尔诺贝利核事故，是人类历史上的一段惨痛记忆。目前日本核泄漏又一次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据日本方面报道，福岛第一核电站周围已检测到碘131和铯137等放射性物质。请谈一谈意外情况下，核电站会制造什么危险，带来哪些伤害？

彭瑞云：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网站公布的资料，对一个受损的核电站来说，会释放两类放射性物质，一类相对来说危害不大，另一类则要危险得多。

其中，对人类危害较小的一类放射性物质是氮16和氚等。一般核电站都会产生这些物质，它们在经过衰变达到允许标准后由高空烟囱排到大气中。当然，人们无需为此担忧，因为氮16会快速衰变，时间仅数秒，最终变为氮这种空气中最常见的惰性气体；而氚这种氢同位素无法在空气中远距离传播，也无法穿透人体，只有大量吸入才对人体有害。

对人体危害较大的是碘131和铯137，它们是随着反应堆释放的蒸汽泄漏出来的。碘131需数月时间才会完全消失，它会通过受污染食品，特别是受污染奶制品进入人体在甲状腺内聚集，引发甲状腺疾病甚至甲状腺癌。

铯137则会损害造血系统和神经系统，并增加患癌几率。铯137的半衰期为30年，不太容易消除。1986年，前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事故，核电站周围地区的土壤中至今依然存在这种放射性物质。

记者：日本核泄漏目前对我国有没有影响？我们是否应当采取一些防护措施？

彭瑞云：中国国家核辐射监测权威发布，目前中国辐射环境监测未发现任何异常，中国所有运行核电机组周围环境辐射水平正常，现在不用采取任何防护措施。

日本核电事故是否对我国有影响，取决于以下两种情况：一是堆芯是否继续熔化，这直接关系到释放到大气环境的放射性物质量；另外还取决于气象条件如风向，它直接决定这些放射性烟云迁移的方向和速度以及空气中含有放射性物质的浓度。但就目前情况看，即便是在东京，福岛核泄漏带来的辐射也不会大于很多核研究实验室的辐射水平。因此我们可以预测，在短时间内，放射性物质到不了我国。

记者：中国有句古话叫做“有备无患”。如果将来一旦发生核泄漏事件，我们应当怎样应对？

彭瑞云：核泄漏虽然是一种极低概率事件，但是社会公众和部队官兵了解一些相关的防护知识还是非常有必要的，尤其是早期的个人防护，对于减少核辐射危害意义重大。

核事故、核泄漏的防护，因放射性污染物引起外照射和内照射危害的不同而采取不同的措施。具体来说，核泄漏早期应采取的防护措施主要有：隐蔽，即在放射性污染物到达以前躲在门窗紧闭的室内；或者快速从受核泄漏污染区撤离；个人可用防尘口罩等捂住口、鼻，用围巾保护头颈，扎紧袖口和裤脚，从而减少体表放射性物质的沾染；可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下服用碘化钾片；对身体和环境进行洗消，以防止放射性物质沾染；进行必要的健康检查，如外周血象是否降低、是否有呕吐和腹泻等胃肠道症状等，一旦发现有上述不适症状，应尽快到专业医疗机构进一步检查和治疗。

同时，如果一旦发生核泄漏事件，政府一般都会针对不同地域、不同情况的人群发布公告，大家应在政府部门的组织下采取防御措施，而不应当听信传言擅自行动，以免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

●我们应从日本核事故中汲取教训，加强核电站所在地区的地震、海啸等自然灾害的监测、预警能力建设。同时更不容忽视的是，核电站在国防安全方面的特殊地位和重要意义——

应着力提高核电站的军事预警能力

记者：日本核泄漏事件对我国安全发展核电带来哪些启示？

申岳国：我们既不能因噎废食，同时也要直面问题，在合理利用核能的同时加强核电站安全防护工作。这里，我特别需要提出的是核电站在国防和军事安全方面的特殊地位和重要意义。据外电报道，美国“9·11”事件后，欧美核工业发达国家从自身核安全的角度考虑，都曾担心过核设施一旦遭到恐怖袭击可能带来的灾难。法、德两国的专家经过研究得出了一致的结论，认为现在的核电站还难以抵御来自空中的撞击。他们还指出，在未来信息化战争中，交战双方为实现其战略意图，极有可能会在“先制”或“反制”作战行动中袭击对方核电站目标。因此，目前世界各有关国家对加强核电站的军事安全防护均予以高度重视。

记者：核电站为什么可能成为军事打击的重点目标？核电站安全防护的薄弱环节在哪里？

申岳国：全球400多座核电站，分布在300多个中心城市附近，发电量占全世界的约1/6，一旦核电站遭到突然袭击，可能会发生严重的核泄漏事件，直接威胁国家和社会安全，造成巨大的政治影响和经济损失。从核电站自身功能建设上看，核电站一般存在“暴露征候明显、易被侦察定位”和“遭袭范围之内自身防护有限”两个军事意义上的薄弱环节。在未来信息化战争中，只要一方具有远距离精确打击能力，均可对另一方核电站造成严重威胁。国外最新的计算机模拟试验显示，核电站的储液容器虽然能够经受民航客机的撞击而不至于泄漏，但技术优势之敌所装备的精确制导炸弹，却能够穿透6-7米的钢筋混凝土结构。而现在运行的大部分压水堆核电站，其安全壳大都为0.9米厚的钢筋混凝土并内衬6毫米厚的钢板，虽自身具有一定的防护能力，但很难抵御精确制导钻地炸弹的袭击。

记者：核电站的军事安全战略地位如此重要，应当采取什么方法加以防护呢？

申岳国：我们常说，有矛就有盾。目前，许多国家都十分重视加强核电站防空预警系统建设，欲构建一体化的多维预警网，以提高核电站防空预警系统的预警能力。同时，世界有关国家也十分重视在预警系统和防空兵力间建立有机的联络系统，并在此基础上对敌情做出正确的分析和判断，以抓住时机，迅速采取各种有效的防御手段，比如电磁干扰、空中拦截等，迷惑或阻拦敌空袭兵器，使之难以接近目标。总之，只有尽可能提前空袭预警时间，尽可能延长敌攻击飞行器临空的时间，对飞行器隐真示假或者加以拦截歼灭，才能赢得更多时间来做好核电站的安全防护工作。

当然，鉴于核电站“易攻难守”的先天不足，有关国家还十分重视核电站的防护救援研究。比如，建立精干、权威、高效的联合指挥机构等。核电站安全警戒和防护救援是一项社会化和跨军种、跨军地、跨领域、跨部门的联合任务，只有立足防范，着眼救援，集中社会各方力量，建立起远中近、多层次、全方位的立体警戒防护体系，通过层层警戒、全面预防，才能真正确保核电站安全防护与救援的高度有效。

相关链接：国际法对核电站免受打击的有关规定

为防止造成严重的生态和人道灾难，国际法提出了对核电站、堤坝等含有危险力量的工程和装置的特别保护，在日内瓦公约（1949年8月）关于保护国际性武装冲突受难者的附加议定书（1977年第一附加议定书）第五十六条中作出了明确规定。其主要内容包括：攻击方应避免将含有危险力量的工程或装置，如堤坝和核发电站（不管它们是民用还是军事目标），或其它在这类工程或装置的位置上或在其附近的军事目标列为其攻击对象。以防止这种攻击引起危险力量的释放，使平民居民受到严重损失。同时，被攻击一方也应对上述目标的攻击，采取一切实际可行的预防措施，以避免危险力量的释放。

实验室传真：追逐血液中的科研梦想

血液对于维系生命的重要性毋庸置疑。然而，“血荒”、“熊猫血”以及伊拉克战场上的输血传播疾病等，使得无论是医院里、战场上还是在自然灾害现场，能否确保血液的充足供应和安全始终让人悬着一颗心。本期亮相的是军事医学科学院野战输血研究所，这里的科技人员长年累月埋头科研，共同的梦想就是让“血荒”、输血感染等离我们远些，再远些。

干细胞牵出“造血梦”

干细胞具有分化成人体任何一种细胞的潜能。如果从干细胞起始，不断诱导分化，最终形成血液中的红细胞、血小板等，就可以在体外“制造”出真正的血细胞。如果真能如此，不仅不再需要献血，血液传播疾病也会从源头上被控制。在这个美好憧憬下，我们已进行了十几年的努力和探索，冀望有一天将“造血细胞工程”变为现实。

我们已将脐带血干细胞在体外成功诱导分化为红系祖细胞和巨核系祖细胞，并获得国家药监局临床试验批文。初步的临床试验将它们输给肿瘤放化疗后造血损伤的患者，结果发现患者的造血功能和凝血功能逐渐提升和恢复，提示体外分化的造血细胞在患者体内已进一步成功分化为有功能的成熟血细胞。

尽管现有的研究成果与能够批量生产成熟血细胞的理想还有一定距离，但至少让我们看到了希望。今后，能否突破大规模增殖、定向分化、体外细胞脱核等技术瓶颈，将是我们和国内外同行共同面临的挑战。（野战输血研究所所长裴雪涛研究员）

巧思路造就“神速”止血

面对出血，除了传统的手术结扎止血外，人们最熟悉的莫过于各种止血材料和药物。但机体复杂的出凝血机制又令止血药物的使用像是走钢丝，用多了用少了同样面临巨大风险。而一旦遇上严重大出血，现有的常规止血材料和药物又往往无法达到快速、高效止血的目的。因此，如何研发新型、快速、高效的止血材料，以弥补当前止血材料和药物尚不成体系、功能性不足的问题，是我国止血救治领域需要解决的主要难题。

不久前美国学者的一个崭新思路让我们豁然开朗。他们采用特殊材料，迅速吸收局部血液中的水分，使局部血液中多种凝血因子浓度迅速升高，从而触发机体凝血反应，达到快速止血目的。沿着这一思路，我们设计合成了火山岩材料类似物，开发了第一代速效止血产品——“血盾”。实验室研究表明，该种材料可在40秒内迅速止住家兔的大动脉出血。由于这种材料在止血的同时产热，有可能造成局部组织的灼伤。因此，它的主要适应症是针对危重度大出血的暂时性院前急救。该产品止血作用可靠、稳定性好、储备期长。其问世有效填补了国内中、重度出血急救药物的空白。

在此基础上，我们又改进研发了第二代强效止血材料。与一代产品相比，它的吸水速率更快，同时无产热副作用，容易清创。此外，第三代系列止血产品目前也已诞生。该种新型材料可以利用材料表面和红细胞表面正负离子相互吸引这种纯物理作用，使局部红细胞迅速聚集达到快速止血目的。其优势是天然无毒、可被机体降解吸收、具备一定的抗菌活性及促进创伤愈合功能，尤其适用于脏器的止血及手术中出血的止血。

随着人们对止血机制认识的不断深入，针对新型止血材料和止血药物的研究也必将越来越深入。这些系列新型止血产品的问世在突发事件、自然灾害、矿难等伤员救治中将有重要意义和价值。（血液药理学研究室主任窦桂芳研究员）

纳米技术助力病毒检测

对血液进行病毒检测已成为世界各国规避血液传播传染性疾病的常规手段。目前美国等发达国家主要采用核酸检测，受经济因素影响，国内则主要采用两道酶联检测，这些都已是成熟技术。但目前在紧急情况下输血救治的血液安全性仍面临不小的挑战。

比如，美军在伊拉克、阿富汗战争中，有伤员需现场紧急输血救治，但受战场条件所限而无法进行血液安全检测，最终导致部分伤员感染血液传播疾病。这一事件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尽管现有的技术足以应对平时常规的临床需要，但在战时或自然灾害等突发事件中，该如何进行血液病毒检测呢？能否既灵敏又快速呢？

通过研究，我们在众多材料中筛选出了一种纳米材料，它具有特殊的发光性质，当与目标物质发生反应时发光更明显，因而在病毒载量很低的情况下仍能有效识别。在此基础上发展的血液快速检测技术，有望使血液检测技术向便携、快速、灵敏和安全的方向前进一步。（血源性病毒研究室主任詹林盛研究员）

解决血液的“消毒”难题

众所周知，有几十种疾病可以通过血液传播。由于目前病毒感染检测技术还存在窗口期，加之许多病原体尤其是病毒会发生变异并造成免疫静默，使得现有的血液筛检技术并不能完全规避传播疾病的风险。

为避免血液传播疾病，在对血液进行筛检的同时，对血液实施“消毒”非常必要。然而血液中的红细胞、血小板和血浆等成分都具有生物活性，不能耐受常规的消毒方法，血液“消毒”处理只能另辟蹊径。

经过努力，我们研制成功了血浆病毒灭活仪。该仪器利用病原体与血液成分之间的差异，让特殊化学成分顺利“抓住”病毒，而后借助光化学原理，在特殊光源激发下导致病毒灭活。目前，这一仪器已用于采供血机构，有效减少了输血传播疾病的发生。

当然，现有的技术仅适用于血浆中的病原体灭活，对于潜藏于细胞内的病原体目前仍无法做到有效杀灭，这将是我们下一步研究的重要方向。（血液质量鉴定研究室主任许金波研究员）

血液能否模仿“牛奶变奶粉”

血液的长期保存是解决“血荒”的重要措施之一。在目前的情况下，红细胞在4℃环境下只能保存35天，而血小板更短，在22℃条件下仅能保存5天。为了延长血液的保存期，人们设想将液态血经过“冻干”形成固体状态，使用的时候再重新“稀释”恢复成成分血液。这就好像将液态奶做成奶粉，而后再冲成奶一样，有望明显延长血液的储存时间。

然而这一设想面临的挑战也相当严峻，首先在将红细胞、血小板迅速“冻干”，以及之后恢复液态的过程中，如何让细胞能够始终保持活力就是一个难题。

可以预想，一旦该保存技术获得成功，血液将有望长期保存，那时“血荒”也许将成为历史，只是这一步依然很艰难。（血液质量鉴定研究室副主任韩颖研究员）

谁能做血液的“替身”

血液是有限的，尤其是在重大突发事件中更会显得格外紧缺。除了开源节流外，人们也曾尝试用其他物质代替血液成分的某些功能，如替代红细胞携氧的功能、替代血小板凝血的功能等。

在早期，人们研发了可有效携氧的氟碳化合物替代红细胞。但该物质很难被代谢掉，因而无法用于临床。近年来随着纳米技术的发展，可通过呼吸从肺代谢掉的新的化合物被研发出来，但该物质携氧能力强的同时也存在难以释放氧的缺陷。随后，化学修饰血红蛋白受到普遍重视。但由于其易产生肝肾毒性以及其他副作用，目前还停留在研发阶段，无法应用于临床。因此，更加接近红细胞天然结构的微囊化血红蛋白人工红细胞成为现今红细胞代用品研究的主要方向。在血小板代用品的研发上，有人尝试仅仅用其具有主要功能的表面细胞膜代替血小板。在血浆领域，我们研制了大分子量多糖物质，一方面在缺血的时候可以减少血流阻力，提高红细胞与血管内皮细胞进行氧气交换的效率；另一方面还可防止扩容引起的二次打击。

将来，这些代用品的成功研制，有可能在紧急情况下帮助患者解决燃眉之急，而且由于普遍具有体积小、易储存、方便携带的特点，在远途救治中将更有优势。（野战输血研究所副所长周虹研究员、免疫血液学研究室党支部书记赵莲）

待开发的血液“富矿”

在血液中，不仅有人们熟知的红细胞、白细胞和血小板，还有白蛋白、球蛋白、凝血因子以及各种蛋白酶等成分。将一份全血分解开来，不同成分用于不同患者，不仅可以降低救治成本，而且还能避免“紧俏资源”——血液的浪费。

我们目前正在尝试从血液中提取凝血因子Ⅶ、纤维蛋白原、凝血酶和特异性免疫球蛋白等成分。Ⅶ因子由于可以激活出血局部的外源性凝血级联反应，因而在临床快速止血领域具有很好的应用前景。但其半衰期很短，长久保持其生理活性成为研发最大的挑战。以纤维蛋白原和凝血酶为主要原料制备的纤维蛋白止血贴，在止血、封合伤口以及促进伤口愈合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应用。而综合了病毒学、免疫学和血液分离等多项技术制备的特异性免疫球蛋白，则有望用于绿脓杆菌感染、创伤移植等临床上较为棘手的多种感染性疾病的预防和治疗。

目前在美国可以从全血中分离出20多种血液成分，而在我国分离的成分大多不足7种，因而对于血液的综合利用度明显打了折扣。如果能够充分分离、利用血液中的不同成分，很多临床难治疾病的治疗将有望出现新的转机。（血液生物制品研究室主任章金刚研究员）

稀有“熊猫血”或能变形而来

多年以前就有人设想通过外在影响，让不同血型之间可以像变形金刚那样发▓138▓生转化。这看似天方夜谭，不过，如今国内外的研究者经过近十年的临床试验，借助特定的酶或高分子材料制备O型Rh阴性血（俗称万能血）已经基本没有了技术壁垒，其中B→O转变还已获批进入临床试验。

不过，这些技术真正走向全面推广仍然面临一些难题：首先是转化血型始终存在造价增高的问题；其次是由于动物与人之间的种属及血型差异，使得相关的研究很难进行动物试验。

应该说这一技术并不能直接增加血液的总量，因此不能有效缓解血液供不应求的现状，但却能增加血液利用率；而在现有基础上，如果能够研制成功从常见血型向“熊猫血”等稀有血型的转化，将为一部分患者带来福音。（血液分子生物学研究室主任宫锋研究员）

“防疫尖兵”这样炼成

我军序列中，有一支享誉国内外的防疫尖兵。

2003年，SARS疫情蔓延，军事医学科学院冲在征服SARS疫情的最前沿。这一年，军事医学科学院被赋予了解放军病症预防控制职能，并组建了我军第一支疾病防控和突发疫情处置的专业队伍——解放军疾病预防控制所。

在汶川、玉树地震灾区，在北京奥运、上海世博等重大国际活动安保现场，在海地地震救援、巴基斯坦洪灾等救援现场都能看到这支队伍的身影。

组建8年来，这支队伍圆满完成国家和军队赋予的重大自然灾害救援、重大疫情处置及重大活动卫生保障任务100多次，每每在国家和人民受到疫病威胁时，总是冲在最前沿，用科学的力量呃住瘟疫的咽喉，被誉为“防疫尖兵”。

近日，这支队伍被解放军四总部联合表彰为“国家级应急专业力量建设先进单位”。

哪里出现疫情，他们就出现在哪里

2009年9月，某单位暴发国内最大规模聚集性流感疫情。短短三天内，数十人出现感染症状，上百人被隔离。

情况万分危急！疾病预防控制所的专家和骨干第一时间奔赴疫情现场。

找到传染源、摸清传播途径是控制疫情的关键点。现场流行病学专家李承毅、王勇冒着被感染的危险，连续十多次深入到隔离病房和观察区，对确诊患者和疑似病例的发病症状和过程进行详细调查。

针对多点传入、多点聚集、多点感染、多点暴发的疫情特点，他们构建起信息监测、现场流调、实验室检测、现场处置和健康教育五位一体的防控体系和疾病监测网，实时监测所有人员的体温，对筛查出的体温异常人员尽早预警处置。面对疫情给大家带来的极度恐慌心理，心理学骨干积极宣传甲流防控知识，有针对性地开展心理疏导。

炎热的天气，汗水顺着密不透气的防护服从头一直流到脚下。每天连续工作十几个小时，有的甚至因过度脱水导致虚脱。连续一个星期，专家们每天平均睡眠时间不足4小时，有时累得实在支撑不住就嚼上几片生柠檬提神。

经过17个昼夜的艰苦奋战，他们彻底控制住了疫情，创造了重大疫情零死亡的奇迹。

2008年，汶川特大地震发生后，该所党委紧急部署抗震救灾方案，筹措齐备物资装备，派出28名专家第一时间抵达震中映秀，全面展开救灾防疫工作。

震后第二天，以黄留玉所长为代表的防疫专家及时提出了“大灾之后要防大疫”的意见建议，受到中央、国务院领导高度重视。针对灾区存在消毒过度现象，他们又及时提出“科学防疫、生态防疫”的建议，为灾区防疫和保护灾区生态环境发挥了积极作用。

5月31日，成都军区某陆航团的直升机在执行任务中不幸失事，已连续在重灾区映秀镇奋战了20多天的该所应急处置大队张利军、贾雷立两名博士队员接到命令，前往直升机失事点为遇难者遗体做医学处理。他们背负30公斤的消杀设备和药品，翻越了7座3000多米的高山，攀登悬崖峭壁，忍受饥饿疲劳，几次与死神擦肩而过。在毫无安全保护措施的情况下，他们攥着仅有的一条绳索攀下300多米深、近90度的绝壁到达失事深谷，对高度腐烂的遗体进行医学消毒处理，圆满完成了任务。

博士、硕士，都是战士

这支队伍平均年龄只有36岁，其中39%是博士，23%是硕士，是一支高水平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力量。

2008年8月，北京奥运会期间，担负秦皇岛赛区三防医学救援任务的队员接到奥运安保指挥部的一项特殊任务——迅速查明6封装有不明白色粉末的信件中是否含有核生化物质。

白色粉末，这个“9.11”以后让人闻之色变的恐怖幽灵，曾接二连三在美国借邮件传播炭疽病菌，接触者非死亡即感染。面对这些可能致命的“有害物质”，队员们临危不惧，按照事先预案启动检测。

在40度高温的移动P3检验车里，分类、检测、排除……队员苑锡铜、岳丽君身着特种防护服、头戴防毒面具沉稳娴熟地操作着各种仪器，完成一项项检测指标。他们用三个小时的精准检测做出了白色粉末并非核生化物质的科学判断，保证了奥运赛事的正常进行。

2010年，当“超级细菌”被海内外媒体热炒，国内民众异常担心，该所迅速组织力量全力研究攻关，研制出快速检测试剂，在国内率先分离、鉴定携带NDM-1基因的超级细菌，并对其危害进行全面评估，提出应对策略。他们广泛通过电视、报纸、网络等媒体进行舆论引导，消除了民众的恐慌情绪。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疾控所以部队疾病预防控制需求和重大活动保障需要为牵引，围绕“日常疾控能力、应急处置能力和战略引领能力”的提高，建成了“应急处置、日常疾控和信息化管理”三个技术平台，借助国家973、863、自然科学基金、传染病重大专项、重大新药创制专项等国家重点项目，大力开展应用性科学研究，自主研发了现场流调系统、重大活动保障箱等一批现场疾控装备，显著提升了我军应对新发、突发传染病的早期监测预警能力和应急处置能力。

“不论博士、硕士，首先都是战士”。在人民生命受到危难时候，他们总能挺身而出，冲锋在前，肩负起捍卫人民生命安全的重任。近年来，他们先后参与处置了禽流感、甲型H1N1流感暴发以及艾滋病、不明原因肺炎、群体性食物中毒等各类重大疫情近百起，用科技的力量为人民生命健康筑起了一道道铜墙铁壁。

我代表的是中国军队

一群身着白色防护服的海地志愿者抱着身着迷彩服、臂章上绣着五星红旗的中国军人失声痛苦：“谢谢china，你们是我们的亲人”。举着用中英文写着“中国——海地——朋友”纸片的海地人民眼含热泪，夹道欢送这些曾给予他们无私帮助的异国朋友。虽然肤色不同、语言不通，但此时互助和友爱已经跨越了国家和种族的鸿沟，在中海两国间架起了一座和平友谊的桥梁。这是中国医疗防疫国际救援队完成海地救援任务即将回国的场景。

时间回拨到2010年1月13日，突如其来的7.3级强烈地震使加勒比岛国海地瞬间夷为平地，无数灾民流离失所。疾控所临危受命，派出5名有着丰富经验和国外救援经历的防疫专家紧急驰援。这也是中国防疫军人代表国家和军队首次走出国门执行国际人道主义救援任务。

针对灾区传染病疫情复杂、卫生资源匮乏、防疫力量短缺的实际，他们创造性地提出了建立临床诊治、实验室监测、防控处置相结合的灾后防疫防病工作新模式，并在第一时间建立了疾病监测控制实验室、设置有害生物监测点，启动了虫媒、水质及传染病的监测工作。

当地混乱的治安环境、肆虐的传染病疫情和频繁的余震时刻威胁着救援队员的生命安全。在我国防暴警察的护卫下，专家们每天冒着30多度的高温，身着重达5公斤的防弹背心，深入医疗救援点、灾民安置点宣传卫生防疫防病知识、开展环境消杀处置。他们还组织19名当地志愿者进行防疫知识技能培训，手把手地指导帮带，为海地留下了一支“不走的防疫队”。

他们创造的“临床＋疾控”工作模式为科学有效开展防疫救援积累了经验，受到了世界卫生组织和各国同行的赞誉和肯定。世界卫生组织驻泛美地区总干事范？埃尔芬称赞说：“你们是在灾区唯一开展综合防控的救援队伍，为灾后防病防疫提供新的经验。”

2010年8月，巴基斯坦遭受百年一遇的特大洪灾，疾控所专家奉命奔赴受灾最严重的塞赫万地区。他们克服高温酷暑、语言不通、交通不便等困难，每天工作16个小时以上，建立灾区疾病监测日报制度，创建灾区卫生防病示范区，配合灾区卫生部门指导灾后疾病防控工作。当地军方官员握着防疫专家李申龙研究员的手说：“感谢你们，巴基斯坦人民不会忘记你们，你们永远是我们的好邻居、好朋友！”

近年来，该所还参加了“和平天使——2009”中国与加蓬人道主义医疗救援联合行动，派出7人次赴黎巴嫩、苏丹、刚果金和利比里亚执行维和任务。面对生死考验，面对恶劣环境，在国外执行任务的队员们始终牢记一个信念：祖国荣誉高于一切。维护世界和平，播散人间大爱。他们用实际行动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

军中专家确诊内地首例“甲流”

防控甲型H1N1流感疫情是又一场人类与疾病的战争。军事医学科学院暨解放军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这支医学“铁军”，却始终能在国家危难时刻和人民生命健康遇到危机的紧要关头，挺身而出，又一次成为冲在这场战争最前面的先头部队。

他们在实验室里开辟了一个个征服甲型H1N1流感病毒的特殊战场。仅在两个星期内研制成功了一系列检测试剂；仅在2个小时内确诊我国内地首例甲型H1N1流感病例；成功分离出甲型H1N1流感病毒毒株，并完成了全基因组序列测定；成功开发研制出抗流感病毒新药--1.1类化学新药帕拉米韦三水合物原料药及其注射液……

人们在空前关注疫情流行的同时，把更多的目光投向曾在抗击SARS和禽流感战役中，为保卫人民生命健康立下汗马功劳的军事医学科学院身上。

继2005年H5N1高致病性禽流感病毒突破种间屏障感染人之后，2009年4月墨西哥和美国等地甲型H1N1流感病毒感染人的事件，再次拉响了全球流感大流行的警报。就在这种变异病毒在世界蔓延之时，军事医学科学院的科学家们已经对这一新型流感病毒开始了紧张有序的科技攻关研究。中国科学院贺福初院士告诉记者：他们希望尽早探知病毒的“秘密”，研究出防控甲型H1N1流感疫情的有效办法，为人类防疫事业恪尽职守。

4月27日上午，军事医学科学院孙建中院长和边兆明政委紧急召集中国科学院贺福初院士、中国工程院沈倍奋院士和夏咸柱院士以及张永祥、黄培堂、王升启、曹务春等20余名专家，召开专题研讨会，主题是：如何做好甲型H1N1流感疫情的科技防控。

专家们全面分析了这次流感疫情的流行趋势后，一致认为，军事医学科学院应该充分发挥专家和技术优势，在甲型H1N1流感的快速诊断、动物病毒人传人能力监测、甲型H1N1流感特异性药物储备与新药及疫苗研发等方面开展应急攻关研究。短暂高效的专家讨论会，确定了流感病毒的监测与风险评估、快速诊断、药物防治和防护装备等攻关研究方向，部署了疫情流行风险评估和快速诊断试剂的研究任务，制订了“军队人感染甲型H1N1流感应急防控预案”和“全军禽流感病原检测确认实验室应对甲型H1N1流感预案”等一系列防控方案、预案。

看不见的病毒，终于还是冲破了中国的国门，情势更加紧张。五一假期，军事医学科学院的科学家们在争分夺秒进行科技攻关。

捷报陆续传来。

5月2日，放射与辐射医学研究所成功研制出高灵敏度的“复合探针”核酸检测试剂盒，可在2小时内可完成甲型H1N1流感病毒样本检测。

5月4日，微生物流行病研究所成功研制甲型H1N1流感病毒检测系列试剂盒，由RT-PCR（反转录聚合酶链反应）检测、多重RT-PCR检测、实时荧光定量PCR检测和基因芯片检测等4种试剂盒组成。

5月5日，军事兽医研究所成功研制甲型H1N1流感病毒检测基因芯片，在5小时内就可同步完成12个样品的特异性检测。

5月6日，基础医学研究所成功研制能同时检测甲型H1N1流感病毒血凝素、神经氨酸酶、核蛋白及聚合酶的酶联免疫快速检测试剂盒，检测时间仅需1.5小时。放射与辐射医学研究所又成功研制用于甄别甲型H1N1流感病毒及其耐药性的基因芯片。

……

军事医学科学院甲型H1N1流感病毒攻关研究，正向纵深快速挺进。一位著名老专家这样感叹：军事医学科学院的科技人员不仅具有献身使命、勇攀科学高峰的“科学家”精神，更重要的，他们是“军人”。

世界卫生组织（WHO）称，甲型H1N1流感疑似病例不断增多，疫情还在蔓延。5月10日19时，军事医学科学院承担起国家首例甲型H1N1流感疑似病例的检测确诊任务！

疫情就是命令。大家意识到这是一次非同寻常的重要任务，无论如何，要把最准确的检测结果以最快速度报告国家卫生部，报告全国13亿双期待的目光。

军事医学科学院作为解放军疾病预防控制的龙头力量，拥有雄厚的技术力量和高水平的科技人才队伍，无论“硬件”还是“软件”，都处于领先地位。对于这次样本检测任务，专家们心里非常有底。

5月11日1时整，待检样本到位。微生物流行病研究所病毒研究室的刘伯华博士、刘洪实验师，携带样本迅速进入P3实验室，开始分离样本，提取核酸。

经过半个小时的紧张操作，1时30分，样本核酸被成功提取。刘博士小心翼翼地把提取的50微升核酸小心翼翼地装进了离心试管。很快，这些核酸被分送病毒学实验室、流行病实验室和放射与辐射医学研究所的生物技术实验室3个实验室进行检测。

2时40分，经过紧张的准备，病毒学实验室的康晓平、姜涛、杨银辉等6名博士，开始了检测工作，他们把核酸装入试剂盒，再把试剂盒放入实时定量RT-PCR仪器中……

密闭的实验室里，只有各种仪器工作的声音，大家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各项操作。

曹务春、秦鄂德、祝庆余等流行病和病毒学专家也现场“督战”，大家目不转睛地盯着电脑屏幕。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现场一片寂静，等待结果的过程如此漫长。

4时50分，电脑屏幕上开始显示出特殊的曲线和数值。“阳性！”大家彼此交换了一下眼神，结果已经很明确。

很快，其他两个实验室的检测结果也传来，阳性！

三个实验室同时进行检测，相互验证，准确无误，阳性！

记者看了看腕表，从检测开始到确诊，仅用了2个小时。同时，作为平衡实验室的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也传来消息，PCR检测结果为阳性。

因为这是我国内地第一例输入型的病例，为了更慎重，在PCR阳性的基础上，该院生物工程研究所对来源于样本中的M基因和HA基因片段进行了精确序列测定，结果显示，样本与国际上此次甲型H1N1流感病毒流行株序列同源性为100%，和现在流行的季节性H1N1流感代表株同源性为79.4%。至此，完全确定这个病人感染的是今年从美国、墨西哥流行的新的甲型H1N1病毒，从而确诊了我国内地的第一例甲型H1N1流感病例。

11日上午，卫生部新闻发言人毛群安向世界通报，此前四川省的一例甲型H1N1流感疑似病例被确诊，这是我国内地首例确诊甲型H1N1流感病例。

也就是在5月11日凌晨，军事医学科学院的3名流行病和病毒学专家，紧急从首都机场飞抵成都，对该确诊病例及其密切接触者开展流行病学调查，并现场指导防控工作。

军事医学科学院是我国医疗卫生界迄今惟一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特等奖的科研单位，并由此形成了以热爱祖国、献身国防、甘于奉献、团结协作为主题的特等奖精神。这种精神，在防控甲型H1N1流感疫情科研攻关中再次迸发出来。

5月21日，部队一家医院收治了一例从加拿大回国的发热病人。当晚，军事医学科学院微生物流行病研究所出动负压生物安全标本运输车，采集了该病人的咽拭子标本，并利用研究所自行研制的RT-PCR核酸检测方法检测，结果呈阳性，确定了该病例为中国内地第6例甲型H1N1流感病例。与此同时，科学家们对其病原体的分离与鉴定工作也紧锣密鼓地有序展开。经过连续8昼夜的奋战，他们成功分离到甲型H1N1流感病毒毒株，经过对病毒的全基因组序列测定，该毒株与美国A/california/04/2009（H1N1）株同源性达99%以上，他们给病毒命名为A/beijing/501/2009（H1N1）。病原微生物生物安全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曹务春研究员介绍说，微生物流行病研究所成功分离到毒株并完成全基因组序列测定，将为甲型H1N1流感诊断试剂的研制和验证、人群免疫保护水平调查、流感病毒变异规律分析、抗病毒药物筛选及耐药性评价、疫苗研发等科学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与此同时，该院毒物药物研究所在研制成功抗流感预防和治疗药物--磷酸奥司他韦（达菲）原料药及胶囊的基础上，又成功开发研制出抗流感病毒新药--1.1类化学新药帕拉米韦三水合物原料药及其注射液，帕拉米韦三水合物是该研究所继2005年研制成功抗禽流感新药“军科奥韦”之后，又一项奉献社会的科技成果。科研人员经过5年的潜心研究，成功发明了这种全新结构的一类新药。据这个研究所刘克良所长介绍，新药帕拉米韦三水合物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是一种新型神经氨酸酶抑制剂，通过抑制流感病毒的神经氨酸酶，来达到治疗甲型、乙型流感的作用。主要采用静脉注射的方法给药，起效快、治疗方便，只需一次给药就能达到效果，与目前普遍使用的抗流感药物“达菲”和“乐感清”相比，药效和耐药性更加明显。5月21日，这个新药成功转让湖南有色金属控股有限公司。这项技术的成功转让，极大推动了我国抗流感新药的产业化进程，为国家有效应对甲型H1N1流感疫情提供了有力的药物支持。将为防控流感疫情构筑起新防线。

病毒从来没有停止过变异并侵害人类的脚步，军事医学科学院科学家们探索的脚步又开始了新的征程……

培育创新成才的沃土

内容摘要：1985年，根据国家和军队的需求，军事医学科学院进行了“从单纯科研型向科研开发型转变，从单纯军用型向军民结合型转变，从封闭型向开放型转变”的科技改革。“中国十大杰出青年”、军事医学科学院生物流行病研究所研究员陈薇，是“海外归国人才科研启动基金”的受益者之一。

8月初，军事医学科学院院长、中国科学院贺福初院士领衔的蛋白质组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再次获得重大科学发现：他们在人类染色体的一个特殊位置发现了一个容易导致肝癌的易感基因区域。与此同时，国际顶级学术期刊《自然·遗传学》在线公布了这一原创性研究成果，这是该团队近两年发表的第11篇《自然》子刊论文，继续在该领域领跑国际同行。

军事医学科学院的科研团队之所以在多个领域一直保持着国际领先地位，源自他们多年来改革创新汇聚高层次人才发展的一系列举措。

1985年，根据国家和军队的需求，军事医学科学院进行了“从单纯科研型向科研开发型转变，从单纯军用型向军民结合型转变，从封闭型向开放型转变”的科技改革。

军用技术移植民用领域，领先优势立刻显现。军事医学科学院创造的“四环”制药品牌，在那个年代堪称红极一时。

人才是科技竞争的关键。军事医学科学院党委迅速在全院统一认识，全力研究解决影响科技人才队伍建设与科技创新的突出问题。他们先后在全军率先推行了课题组长负责制、首席科学家负责制、研究室主任聘任制、固定加流动用才模式等一系列改革举措，建立了科技创新启动基金、海外归国人才科研启动基金等多项基金制度；根据国家安全战略和军事变革需求，进行了两轮学科重组和战略定位，相继实施了军事医学复合型人才培养计划和“红十字”“绿十字”“蓝十字”备战创新工程。

“中国十大杰出青年”、军事医学科学院生物流行病研究所研究员陈薇，是“海外归国人才科研启动基金”的受益者之一。

2000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的陈薇留美回国后，军事医学科学院出资500万元人民币，作为她的研究启动基金。“当时，500万元就是个天文数字。”用这笔基金，陈薇建起了应用分子生物学研究室，并于同年拿到了全军第一个炭疽病毒医学防护研究的课题。今天，陈薇已成为我国炭疽研究的首席专家。

2001年，时任放射医学研究所所长、时年仅39岁的中国科学院院士贺福初，在推行“首席科学家负责制”中闯出了科研创新的另一条出路——

由贺福初担任执行主席的“人类肝脏蛋白质组计划”，成为全人类继基因组计划后又一项世界性大型生命科学计划——人类蛋白质组计划的6大子计划之一，也是中国科学家首次领衔国际重大科学计划，共吸引包括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内的100多位中外科学家参与。

“改革异常艰难，观念桎梏、体制限制、经费短缺，可谓矛盾丛生、障碍重重，但不改革我们就锻造不出能够履行新使命的国之坚盾，关键时刻就可能有负重托。”军事医学科学院政委边兆明坦言，军事医学科学院推进科技改革的动力来源于极重的忧患意识和责任压力。

忧患意识和责任压力带来的大刀阔斧的改革，为军事医学科学院培养造就和保留稳定高素质科技人才起到了关键作用。14名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以及300多名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人选、国家和军队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等杰出科技人才的汇聚，使军事医学科学院始终保持令国内外科技界格外看重的强势人才阵容。

到2009年，军事医学科学院拥有的国家和军队重点实验室达到44个。先后承担国家973计划、863计划、科技攻关计划等国家级重大研究计划项目400余项，其中作为国家骨干科研机构承担了“重大新药创制”及“艾滋病及病毒性肝炎等重大传染病防治”两个重大专项以及“蛋白质科学重大研究计划”的研究任务，并领衔建设“蛋白质科学国家重大基础设施”。

如今，这些项目犹如一棵棵高大挺拔的“梧桐树”，吸引着更多高层次人才，使这片创新成才的沃土更加生机盎然。

破解SARS之谜

9月13日，影响因子为51.296的世界著名生物医学期刊《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发表了题为“SARS恢复期病人保护性抗体消失”论文，这一由军事医学科学院微生物流行病学研究所曹务春等完成的研究引起国际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标志着我国SARS流行病学研究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更应关注SARS去向

2002年11月16日，广东省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收治了一例特殊病人，临床表现为发烧、咳嗽和肺部感染，后被诊断为一种病因不明的非典型肺炎。进入2003年，这一后来被称之为“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SARS）的传染病，开始向全国和世界其它地方蔓延。突如其来的SARS疫情引起的恐慌和影响，更远远超过了SARS本身。SARS不仅给人们的健康和生命带来严重的威胁，而且对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造成巨大影响。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到2003年6月下旬，SARS疫情得到控制。尽管此后“怪疫”在地球上消失得无影无踪，但对于SARS这一新发传染病的流行病学特征及自然感染史却始终是科学家们有待破解之“谜”。

一般来说每种传染病都有其自身的流行规律，会反反复复出现。如艾滋病20世纪80年代初发现至今，在全世界不断蔓延和扩展，已经有大约4000万人被感染；还有埃博拉病毒导致的出血热，也是在某一地域反复地经常流行。但SARS作为一种突如其来的新发传染病，却是来无影，去无踪，很多科学问题至今我们尚不了解。做为一个完整的流行病学研究来讲，我们不仅要研究SARS的“来龙”，更应追踪它的“去脉”，即全面了解SARS自然感染史。

但实事求是地讲，随着SARS的消失，人们对于SARS的研究也逐渐失去了热情，关心SARS“去脉”的人并不多了。SARS暴发4年过去了并未复燃，当然是一件好事，但这并不能说明我们可以高枕无忧了。一个传染病的自然史包括它的潜伏期、前驱期、发病极期以及恢复期等，加强对SARS发生、发展和转归的基础研究，将为有效应对突发传染病疫情提供理论依据和有力的技术支撑。

不能获得终生免疫保护

天花在全世界的大流行曾夺取了许多人的性命，其惨烈程度远远超过了SARS。公元1796年5月17日，英国著名医生爱德华·琴纳（EdwardJenner，1749-1823）成功地进行了一项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医学试验——天花接种。这项试验的成功，标志着困扰了人类上千年，曾夺走了上亿人生命的被称为“死神帮凶”的天花从此再也难以猖獗。通过接种牛痘（天花疫苗），人们获得了对天花的终身免疫保护，天花是目前被人类消灭的唯一一个传染病。

那么，人群在感染SARS以后，其保护性抗体是否能长期存在？患者是否也能够获得终生免疫保护呢？这是SARS的一个待解之“谜”。

我们以世界卫生组织（WHO）修订的SARS病例诊断标准确诊，以及血清IgG抗体检测阳性为标准，选取了56名SARS恢复期病例，分不同时段采集血清标本，采用两种可靠的抗体检测方法，即ELISA法检测IgG抗体，体外中和实验检测中和抗体，系统观察了自然感染状态下SARS病人体液免疫动态变化。经过3年多的研究，我们在国际上首次发现病人在感染SARS冠状病毒后，体液免疫持续时间较短，一年之内抗体水平尚比较稳定；但一年半后，特异性保护抗体水平急剧下降；三年后，约四分之一病人特异抗体消失。特别是我们发现伴有骨股头坏死的患者其抗体水平下降更为显著，提示他们更易再次感染SARS，该研究发现得到了审稿专家的共同认可。

我们关于SARS病人血清流行病学研究在国际上首次证实：SARS病人感染之后不能获得持久的终生免疫，因而还可能被再次感染。此发现解开了SARS抗体保护可持续多久之谜。同时，这一研究对SARS疫苗的开发和人群预防接种具有指导作用，为制订针对医务人员等高危人群的预防、控制措施提供了科学依据。

为新发传染病研究提供新思路

SARS之谜除了需要弄清楚患者病后免疫力可持续多久之外，SARS冠状病毒排出持续时间、影响病原体存在的因素、病原体变异规律以及人群易感性等等都有待破解。

在系统观察自然感染状态下SARS病人体液免疫动态变化的同时，我们还从多角度对SARS病人进行了系统的流行病学调查研究，阐明了SARS病人的病毒排泄规律及其影响因素。我们在SARS患者恢复期排泄物中没有分离出病毒，也没有发现活病毒存在，同时，对70名密切接触者我们也进行了观察，结果发现与SARS密切接触的家属、同事也没有发现再感染的发生。说明这类已经治愈的病人，虽然仍然有病毒排出，但已不再具有传染性，解开了另外一个谜。

通过分子流行病学调查我们还发现，虽然各地SARS暴发流行时间各有不同，但SARS冠状病毒在不同流行阶段都遵循同样的变异规律，病毒在同一传播链不同宿主体内传播时已发生变异，推测可能与基因型变异、感染性降低有关。但是，在同一人体内，SARS病毒并不发生变异。SARS过后，很多人都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同样的防护条件，为什么有人发病，有的人却不发病呢？我们开展的人类基因组流行病学研究，明确了人群基因多态性与SARS易感性的关系。

《新英格兰医学杂志》、《自然-遗传学》、《新发传染病》、《传染病杂志》、《生物医学中心——传染病》等国际核心期刊分别发表了我们上述的一系列重要研究成果，这些成果不仅第一次较为系统地阐述了SARS的发展规律，为防控其流行提供了科学依据，而且为新发传染病的流行病学研究提供了可以借鉴的方法和新思路。应当看到SARS应该说是一种很特殊的传染病，目前有关SARS的诸多科学问题还没有解决，不能SARS一来就一哄而上；SARS一走就随风而去。从流行病学角度来讲，需要持之以恒的努力去破解SARS之谜。

争分夺秒降“毒魔”

军事医学科学院防控甲型H1N1流感科研攻关纪实

视点提要：防控甲型H1N1流感疫情是一场不见硝烟的人类与疾病的战争。全军各部队坚决贯彻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和军委领导的指示精神，从维护官兵健康、保持部队稳定、巩固部队战斗力的高度，把疫情防控工作摆在突出位置抓紧抓好。各级各部门针对部队人员集中、集体生活，一旦出现疫情，极易传播扩散的实际情况，严格按照“高度重视、积极应对、联防联控、依法科学处置”的原则，进一步加强组织领导，健全完善军队联防联控工作机制，落实责任制，开展群防群控，高标准高质量抓好防控工作，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确保广大官兵的身心健康。

流感病毒快速检测试剂盒快速高效问世

2009年4月，墨西哥和美国等地出现甲型H1N1流感病毒感染人的事件，拉响了全球流感大流行的警报。就在这种变异病毒在世界蔓延之时，军事医学科学院的科学家们正在紧张有序地攻关研究新型流感病毒。

4月27日上午，军事医学科学院孙建中院长和边兆明政委紧急召集中国科学院贺福初院士、中国工程院沈倍奋院士和夏咸柱院士以及张永祥、黄培堂、王升启、曹务春等20余名专家，召开专题研讨会，主题是：如何做好甲型H1N1流感疫情的科技防控。

专家们全面分析这次流感疫情的流行趋势后，确定了流感病毒的监测与风险评估、快速诊断、药物防治和防护装备等攻关研究方向，部署了疫情流行风险评估和快速诊断试剂的研究任务……

5月2日，放射与辐射医学研究所成功研制出高灵敏度的“复合探针”核酸检测试剂盒，可在2小时内完成甲型H1N1流感病毒样本检测。

5月4日，微生物流行病研究所成功研制甲型H1N1流感病毒检测系列试剂盒，由RT-PCR（反转录聚合酶链反应）检测、多重RT-PCR检测、实时荧光定量PCR检测和基因芯片检测等4种试剂盒组成。

5月5日，军事兽医研究所成功研制甲型H1N1流感病毒检测基因芯片，在5小时内就可同步完成12个样品的特异性检测。

5月6日，基础医学研究所成功研制能同时检测甲型H1N1流感病毒血凝素、神经氨酸酶、核蛋白及聚合酶的酶联免疫快速检测试剂盒，检测时间仅需1.5小时。放射与辐射医学研究所又成功研制用于甄别甲型H1N1流感病毒及其耐药性的基因芯片……

2个小时内就确诊出我国内地首例病例

5月10日19时，军事医学科学院承担起国家首例甲型H1N1流感疑似病例的检测确诊任务！

5月11日1时整，待检样本到位。微生物流行病研究所病毒研究室的刘伯华博士、刘洪实验师，携带样本迅速进入P3实验室，开始分离样本，提取核酸。

1时30分，样本核酸被成功提取。很快，这些核酸被分送病毒学实验室、流行病实验室和放射与辐射医学研究所的生物技术实验室3个实验室进行检测。

2时40分，经过紧张的准备，病毒学实验室的康晓平、姜涛、杨银辉等6名博士，开始检测工作……

曹务春、秦鄂德、祝庆余等流行病和病毒学专家现场“督战”，大家目不转睛地盯着电脑屏幕。

4时50分，电脑屏幕上开始显示出特殊的曲线和数值。“阳性！”大家彼此交换了一下眼神，结果已经很明确。

很快，其他两个实验室的检测结果也传来，阳性！

3个实验室同时进行检测，相互验证，准确无误，阳性！

记者看了看腕表，从检测开始到确诊，仅用了2个小时。同时，作为平衡实验室的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也传来消息，PCR检测结果为阳性。

至此，完全确诊了我国内地第一例输入型甲型H1N1流感病例。

成功分离出病毒并完成全基因组序列测定

5月21日，部队一家医院收治了一例从加拿大回国的发热病人。当晚，军事医学科学院微生物流行病研究所出动负压生物安全标本运输车，采集了该病人的咽拭子标本，并利用研究所自行研制的RT-PCR核酸检测方法检测，结果呈阳性，确定了该病例为中国内地第6例甲型H1N1流感病例。

科学家们对其病原体的分离与鉴定工作紧锣密鼓地展开。经过连续8昼夜奋战，他们成功分离到甲型H1N1流感病毒毒株，经过对病毒的全基因组序列测定，该毒株与美国A/california/04/2009（H1N1）株同源性达99%以上。据病原微生物生物安全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曹务春研究员介绍，微生物流行病研究所成功分离到毒株并完成全基因组序列测定，将为甲型H1N1流感诊断试剂的研制和验证、人群免疫保护水平调查、流感病毒变异规律分析、抗病毒药物筛选及耐药性评价、疫苗研发等科学研究奠定良好基础。

与此同时，该院毒物药物研究所在成功研制抗流感预防和治疗药物——磷酸奥司他韦（达菲）原料药及胶囊的基础上，又成功开发研制出抗流感病毒新药——1.1类化学新药帕拉米韦三水合物原料药及其注射液。据该研究所刘克良所长介绍，新药帕拉米韦三水合物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是一种新型神经氨酸酶抑制剂，通过抑制流感病毒的神经氨酸酶，来达到治疗甲型、乙型流感的作用，与目前普遍使用的抗流感药物“达菲”和“乐感清”相比，药效和耐药性更加明显。

病毒从来没有停止过变异并侵害人类的脚步，军事医学科学院的科学家们探索的脚步又开始了新的征程……

“铁拳”出击擒“疫魔”

军事医学科学院确诊我国内地首例甲型H1N1流感病例纪实

2009年春天，世界还没有从金融危机的阴霾中摆脱出来，“猪流感”这个名词开始在各种媒体频繁出现。最初，对普通中国人来说，“猪流感”只是茶余饭后谈论的，发生在另一个遥远国度的事情。但军事医学科学院的科学家们却每一天都在密切关注着疫情的发展。职业的敏感和责任感使他们敏锐地意识到，一个流感全球传播的链条已经开始形成，一个即将席卷全球的致命病毒，正离我们越来越近。

4月25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在美国和墨西哥暴发的人感染猪流感疫情构成“具有国际影响的公共卫生紧急事态”。

4月26日，墨西哥形势渐趋紧张，首都墨西哥城开始“封城”行动，关闭了市内学校、博物馆、图书馆、电影院，民众恐慌性地抢购口罩。美国也宣布进入公共卫生紧急状态。

“猪流感”这个名词，也迅速代替“金融危机”，变成各种媒体的头条，铺天盖地、汹涌而来。全世界都把关注的目光，转移到了这个致命病毒身上，各国的公共卫生系统迅速动员起来，检验检疫部门绷紧了神经。6年前的SARS，让毫无准备的中国付出了惨痛代价。2009年，面对同样是发于春夏之交的疫情威胁，中国的态度和行动，不单将影响到13亿人口的生命健康，也将对世界产生重大影响。所以，从一开始中国政府就高度重视，迅速启动应急机制。而经过SARS和禽流感疫情考验的军事医学科学院，迎战这次流感的各项技术准备工作也已默默展开。

4月27日上午，军事医学科学院主楼会议室。军事医学科学院院长孙建中和政治委员边兆明会同该院副院长、中国科学院院士贺福初和沈倍奋、夏咸柱2位工程院院士，以及各单位20余名相关专家，整装齐坐，个个神情严肃又透出些许激动。这些都是在防疫战场上身经百战的专家，他们敏锐的嗅觉早已感觉到了，又一场巨大的考验就在眼前。

孙建中院长简短开场：“最近甲型H1N1流感疫情形势严峻，我们责无旁待，必须立即行动，做好各项防控预案和技术准备，今天会议讨论的主题就是：如何做好甲型H1N1流感疫情的防控。”

贺福初副院长首先发言，他认为，军事医学科学院应该充分发挥专家和技术优势，在甲型H1N1流感的风险评估与快速诊断、动物病毒人传人能力监测、甲型H1N1流感特异性药物储备与新药及疫苗研发等方面开展应急攻关研究。

讨论随即激烈展开，共识很快达成。

短暂高效的专家讨论会，确定了流感病毒的监测与风险评估、快速诊断、药物防治和防护装备等攻关研究方向，部署了疫情流行风险评估和快速诊断试剂的研究任务。还制订了“军队人感染甲型H1N1流感应急防控预案”和“全军禽流感病原检测确认实验室应对甲型H1N1流感预案”等一系列防控方案、预案。

目标明确，各单位领命而去，立即投入了紧张的研究工作，各实验室又开始了通宵达旦，灯火通明的日子，各项应急演练也迅速拉开。

当晚，世界卫生组织将流感大流行警告级别从3级提高到了4级，意味着一种新病毒在人际间传播，可以引起“群体性”暴发。

据历史记载，过去300年中有10次流感大爆发，每一次都给世界带来巨大的劫难。不管正在经历的是不是一场大流感，不管一场更大规模的流感是否真的会到来，面对流感病毒这个不断变异的对手，作为国家和军队专业机构的专业人员，大家都清楚，需要做的事情很多，人类，其实正在与病毒共舞。新型流感一旦全球大爆发，必将沉重打击刚刚从金融危机中缓一口气的全球经济，将对世界人民的生命安全造成巨大威胁。

4月29日晚，世界卫生组织将全球流感大流行警告级别从4级又提高到了5级。美国已经确认第一个人感染猪流感病毒死亡病例，墨西哥确认或疑似死于猪流感的人数不断上升；全球已有继墨西哥、美国之后，又有加拿大、新西兰、英国、德国、以色列、西班牙、奥地利、哥斯达黎加等多个国家发现确诊病例。

4月30日，世卫组织宣布，将使用“A型H1N1流感”一词来指代这种新流感病毒（原称人感染猪流感）。中国则根据习惯，称之为“甲型H1N1流感”，将其纳入乙类传染病，并采取甲类传染病的预防、控制措施。

疫情步步紧逼，各国都在严防死守。有一种恐惧开始蔓延，人们不禁想到了1918年那场史无前例的流感大流行。那次的流感病毒以它强大的杀伤力夺去了至少2000多万人的生命，不过多数流行病学家认为，这个数字不准确，全球大约有5000万人在那场大流感中丧生，远远超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上千万的死亡人数。美军的非战斗死亡人数也超过了战斗死亡人数，其中很大一部分就是死于流感。作为军事医学研究的最高殿堂，军事医学科学院一直没有放松过对传染病的防控研究工作。每一次面临传染病袭击时，他们都始终走在最前面。经过2003年SARS和2005年禽流感疫情考验，此刻他们又将信心百倍地直面甲型H1N1流感。

5月1日20点40分，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曾荫权宣布，香港出现首宗甲型H1N1流感确诊病例，并宣布将香港的传染病警戒级别由“严重”提升至“紧急”。

看不见的病毒，终于还是冲破了中国的国门，情势更加紧张。五一假期，军事医学科学院的科学家们仍在争分夺秒进行科技攻关。

捷报陆续传来。

5月2日，放射与辐射医学研究所成功研制出高灵敏度的“复合探针”核酸检测试剂盒，可在2小时内可完成甲型H1N1流感病毒样本检测。

5月4日，微生物流行病研究所成功研制甲型H1N1流感病毒检测系列试剂盒，由RT-PCR（反转录聚合酶链反应）检测、多重RT-PCR检测、实时荧光定量PCR检测和基因芯片检测等4种试剂盒组成。

5月5日，军事兽医研究所成功研制甲型H1N1流感病毒检测基因芯片，在5小时内就可同步完成12个样品的特异性检测。

5月6日，基础医学研究所成功研制能同时检测甲型H1N1流感病毒血凝素、神经氨酸酶、核蛋白及聚合酶的酶联免疫快速检测试剂盒，检测时间仅需1.5小时。放射与辐射医学研究所又成功研制用于甄别甲型H1N1流感病毒及其耐药性的基因芯片。

与此同时，毒物药物研究所在紧急生产抗流感预防和治疗药物——磷酸奥司他韦（达菲）原料药及胶囊的基础上，抗流感病毒新药--1.1类化学新药帕拉米韦三水合物原料药及其注射液通过体外实验表明，对流感甲、乙型病毒神经氨酸酶的半数抑制浓度IC50值是现有药物磷酸奥司他韦（达菲）的1600倍，对多数流感病毒株具有很好的抑制作用，且安全性和耐受性良好，已进入Ⅱ期临床。

全球甲型H1N1流感确诊病例继续大幅度增加。5月10日，世界卫生组织确认29个国家和地区确诊病例攀升至4379例。同时有消息称，四川发现疑似病例。按照有关规定，甲型H1N1流感病例的确诊，必须依靠明确的实验室检测结果，即病人的气道分泌物或体液中确实“截获”或分离出了甲型H1N1流感病毒。军事医学科学院立即启动了防控甲型H1N1流感疫情24小时应急值班报告制度，随时准备接受紧急任务。

果然，19时，疾病预防控制办公室电话急促响起，钱军主任迅速拿起听筒，电话来自总后卫生部：“做好准备，承担国家首例甲型H1N1流感疑似病例的检测确诊任务！”

疫情就是命令。放下电话，迅速报告科技部徐卸古部长，情况很快上报到院首长。院首长果断指示：“紧急启动应急预案，通知微生物流行病研究所、放射与辐射医学研究所、基础医学研究所、生物工程研究所做好任务准备”。

“狼终于来了！”这是中国发生的首例病例，13亿中国人民关注的焦点，结果必须准确无误，同时这也是迎接更大考验的最好热身。所以，1个研究所就能完成的任务，院首长却特别安排了4个研究所同时参与。

一时间，从院机关到各单位，电话一阵喧嚣，任务迅速布置下去。确定了主要检测方法是核酸检测，病毒基因检测，采取的办法是基因扩增，专业叫PCR。

19时30分，各单位纷纷报告，一切准备就绪，只等检测样本到位。

其实，像这样的任务，军事医学科学院曾经接到过无数次，也是成竹在胸、处变不惊了。但他们每一次都是当作第一次一样慎之又慎，精益求精。这里不仅有病原微生物生物安全国家重点实验室，配备有专门用于烈性致病微生物研究实验的P3实验室。前期针对甲型H1N1流感还准备好了一系列快速检测试剂盒。他们所掌握的国际先进生物信息学技术，还能对甲型流感病毒基因片段进行精确序列测定，精确比对甲型H1N1流感病毒流行株序列的相似性。

22时，国家卫生部新闻办通报，当天下午接到四川省卫生厅报告，四川省人民医院发现1例发热病例，根据临床表现和实验室检验结果，初步诊断为甲型H1N1流感疑似病例。这是中国内地首例甲型H1N1流感疑似病例。由于该名患者曾乘机途经北京，其密切接触者分布在全国21个省市。形势骤然紧张，寻找密切接触者的行动在全国各地迅速展开。

22时30分，一架载有四川甲型H1N1流感疑似病例咽拭子样本的飞机，稳稳降落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

军事医学科学院负责接样的同志早已等候在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他们与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同志迅速办理完严格的交接手续后，接样车带着样本风驰电掣往回赶。

此时，微生物流行病研究所的流行病实验室和病毒学实验室灯火通明，各种仪器设备严正以待，科技人员全副武装，穿着3层特制的防护服、戴着7层防生口罩。

11日零时35分，待检样本到达。

1时整，病毒研究室的刘伯华博士、刘洪实验师，携带样本迅速进入P3实验室，开始分离样本，提取核酸。

经过半个小时的紧张操作，1时30分，样本核酸被成功提取。刘博士小心翼翼地把提取的50微升核酸小心翼翼地装进了离心试管。

很快，这些核酸被分送病毒学实验室、流行病实验室和放射与辐射医学研究所的生物技术实验室3个实验室进行检测。

2时40分，经过紧张的准备，病毒学实验室的康晓平、姜涛、杨银辉等6名博士，开始了检测工作，他们把核酸装入试剂盒，再把试剂盒放入实时定量RT-PCR仪器中……

密闭的实验室里，只有各种仪器工作的声音，大家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各项操作。

曹务春、秦鄂德、祝庆余等流行病和病毒学专家也现场“督战”，大家目不转睛地盯着电脑屏幕。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现场一片寂静，等待结果的过程如此漫长。

4时50分，电脑屏幕上开始显示出特殊的曲线和数值。“阳性！”大家彼此交换了一下眼神，结果已经很明确。

很快，其他两个实验室的检测结果也传来，阳性！

三个实验室同时进行检测，相互验证，准确无误，阳性！

负责现场指挥的科技部徐天昊副部长看了看腕表，从检测开始到确诊，仅用了2个小时。

同时，作为平衡实验室的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也传来消息，PCR检测结果为阳性。

因为这是我国内地第一例输入型的病例，为了更慎重，在PCR阳性的基础上，该院生物工程研究所对来源于样本中的M基因和HA基因片段进行了精确序列测定，结果显示，样本与国际上此次甲型H1N1流感病毒流行株序列同源性为100%，和现在流行的季节性H1N1流感代表株同源性为79.4%。至此，完全确定这个病人感染的是今年从美国、墨西哥流行的新的甲型H1N1病毒，从而确诊了我国内地的第一例甲型H1N1流感病例。

11日上午，卫生部新闻发言人毛群安向世界通报，此前四川省的一例甲型H1N1流感疑似病例被确诊，这是我国内地首例确诊甲型H1N1流感病例。

也就是在5月11日凌晨，军事医学科学院的3名流行病和病毒学专家，已经紧急从首都机场飞抵成都，对该确诊病例及其密切接触者开展流行病学调查，并现场指导防控工作。

病毒从来没有停止过变异并侵害人类的脚步，军事医学科学院科学家们探索的脚步又开始了新的征程……

笔者附言：此稿还在《科技日报》2009年5月27日第8版和《中国科学报》2009年5月21日第A3版刊载。

让人类远离疟疾

军事医学科学院研发治疟新药“复方蒿甲醚”侧记

“中国制造”勇攀世界顶峰

2009年4月28日，一条新闻引起了世界医学界的广泛关注。中国军事医学科学院微生物流行病研究所周义清教授及其团队研发的治疟特效药“复方蒿甲醚”，荣获2009年度欧洲发明最高奖——“欧洲发明人奖”。这是我国自行研制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药物在国际上获得的最高奖项，也是中国医药界获得的第一个世界级大奖。周义清教授成为获得该奖项的首位中国科学家。

目前，“复方蒿甲醚”已获得49个国家和地区的发明专利，通过了84个国家和地区的药品注册，被列入世界卫生组织（WHO）基本药物核心目录，成为全球第一个通过世界卫生组织（WHO）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质量审核的青蒿素类复方药。该药临床治愈率高达97%，饱受疟疾危害的国家均将其列为一线用药，成为当今国际公认的治疗抗药性疟疾的最佳药品，也是世界卫生组织基本药物目录中25年来仅有的三个专利药物之一。

据有关专家介绍：“中国科学家耗费数十年心血研制的抗疟新药，赢得了世界的认可。截至目前在全球已临床治疗大约2.5亿疟疾病例，被医学界誉为‘二十世纪下半叶最伟大的医学创举’”。

今年4月，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经科学考察已正式批准“复方蒿甲醚”在美国注册上市。自此，该药成为迄今惟一由中国科学家原创发明并获得美国FDA注册的专利药物。

半生“痴迷”济苍生

已经80多岁高龄的周义清教授告诉笔者，“复方蒿甲醚”的研制始于20世纪60年代，从开始研制到取得成功，前后跨越20多年，颇有传奇色彩。

上世纪60年代，我国南方及东南亚人民饱受疟疾折磨，致死率很高。1967年，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下令，集中全国科技力量，联合研究开发抗疟新药。作为攻坚力量，军事医学科学院迅速投入到这项艰巨的科研任务中。

“当时条件很艰苦，很多科研人员都去海南、云南等疟疾流行地区做研究。我曾经6次感染疟疾，每次都徘徊在死亡边缘。”周义清对当年的研究工作仍记忆犹新。

进入70年代，我国科研人员从一种名叫青蒿的植物中提炼出一种治疗疟疾的化合物——青蒿素，并在云南和海南等疟疾高发区进行临床试验。此后，科研人员又在青蒿素基础上开发出疗效更好的衍生物——蒿甲醚。1976年，我国又研制出疗效持久的化学抗疟药——本芴醇，这一新药荣获了我国药学界迄今为止唯一一项国家发明一等奖。

此后，军事医学科学院微生物流行病研究所又踏上新的征程，开始寻找新型抗疟药，并依据世卫组织提供的规范研究标准进行延缓青蒿素类药物抗性的初步研究。

25载磨一剑。1992年4月，抗疟新药“复方蒿甲醚”终于研制成功，并获得国家新药证书，成为我国首个青蒿素类复方抗疟药。“复方蒿甲醚”凝结了军事医学科学院科研人员的聪明才智，也磨尽了他们的青春年华。

团队精神成为攻关“法宝”

干事业，军事医学科学院素来有自己的一大“法宝”——团队精神！

从事医药科学研究的科学家们都有一个共识：创制新药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至少需要十年时间，甚至更长。而且需要药物化学、分析化学、药理学、毒理学、临床医学以及中试生产工艺等多学科的密切合作，只有齐心协力才能够获得像样的科研成果。

“为了拿出世界一流的抗疟药创新成果，我们从一开始就开展了大协作、大攻关，按照专业分工，责任到人，实现优势互补，紧紧围绕共同理想默默地奋斗，始终保持着勇往直前、无私奉献的团队精神，”周义清深深地感慨道。

今天，“复方蒿甲醚”已成为享誉国际医药市场的知名品牌，它的成功带来了显著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效益，也带来了深刻的科学启示。军事医学科学院微生物流行病研究所万兴坤政委告诉我们：“‘复方蒿甲醚’从开始组方到取得成功，很多科技人员参加了攻关，他们从来不计名利得失，围绕共同目标形成团结协作凝聚力。长期以来，不管是配合重大军事行动，还是在非战争军事行动等完成多样化任务中，他们始终坚持发扬老一代科技人员的光荣传统和团结协作精神，每一次都圆满地完成了党和人民交给的各种急难险重任务。”

日出江花红胜火。如今，这种“团队精神”正激励着新一代科技人员献身使命，勇攀世界科学新高峰！

原载《光明日报》2009年6月29日第10版

问“药”哪得神如许

军事医学科学院研发拯救全球5亿疟疾患者生命的“复方蒿甲醚”纪实

近日，一条消息在全世界不胫而走，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微生物流行病研究所周义清教授及其团队，荣获2009年度欧洲发明最高奖——“欧洲发明人奖”。据媒体称，欧洲发明人奖是由欧盟委员会和欧洲专利局联合举办的，分为工业、研究、非欧洲和终身成就四个单元。以周义清教授为代表的团队由于发明了治疗疟疾的高效药片“复方蒿甲醚”而获得欧洲发明人非欧洲单元大奖，这是中国自行研制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药物在国际上获得的最高奖项之一。

欧盟为什么会把如此高的奖项颁发给非欧洲籍的中国大陆科学家？复方蒿甲醚为什么会成为全球同类药物中受国际发明专利保护最多的药品？复方蒿甲醚的成功带给我们什么启示？等等。日前，笔者带着这些大众关注的问题，专程采访了现年80岁高龄的周义清教授和所领导。

复方蒿甲醚——科学家们一生的心血

这些日子，甲型H1N1流感疫情正在许多国家蔓延，尽管有抗流感药物“达菲”等可用，但治疗这种流感尚无特效药。面对肆虐的疫魔，人们正在呼唤像治疗疟疾一样能治疗甲型H1N1流感的特效神药。此时，人们不禁想起了治疗疟疾的特效神药---复方蒿甲醚。可有谁知道，为了研制复方蒿甲醚，军事医学科学院的许多科学家们付出了一生的心血。

周义清教授告诉笔者，复方蒿甲醚的诞生，肇始于20世纪60年代的援越战争，从开始研制到取得成功，前后跨越20多年，其间不乏传奇色彩。

“上世纪60年代，美国和越南激战正酣。军事医学科学院的科学家们，奉命奔赴越南战场考察伤亡情况，当专家们在越南战场的炮火和瘴气中穿梭时，发现造成战斗力减员的罪魁祸首，不是阵亡，而是疟疾，交战双方因疟疾死亡的人数，一度占到伤亡总数的九成。1967年，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下令，集中全国科技力量，联合研究开发抗疟新药，军事医学科学院参与了这项光荣的任务。”

进入70年代，中国的科研人员从一种名叫青蒿的植物中提炼出一种治疗疟疾的化合物——青蒿素，此后，他们又在青蒿素的基础上开发出疗效更好的衍生物——蒿甲醚。1976年，军事医学科学院的科学家研制出疗效持久的化学抗疟药——本勿醇。临床实验表明，本勿醇的治愈率达95%以上，复发率低于5%。这一新药荣获我国药学界迄今为止惟一一项国家发明一等奖。然而，随着蒿甲醚和本勿醇两种单药在临床上的广泛使用，蒿甲醚杀虫不彻底、易复发，本勿醇疗效慢、疗程长的弱点逐渐显现，而且疟原虫的抗药性趋势正由单一抗性向多药交叉抗性发展，因此，亟须寻找新型抗疟药。为保护我国研制的新抗疟药、延缓其抗性的产生，军事医学科学院微生物流行病研究所开始了科技攻关“合并用药延缓青蒿素抗药性的探索研究”，并于1983年依据WHO组织提供的规范研究标准进行延缓青蒿素类药物抗性的初步研究。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抗疟药研究的进展，我国疟疾防治工作已取得很大成效，肆虐多年的疟疾原虫已掀不起大风大浪，越南战场的硝烟也已散尽，抗疟药物不再是紧急军备用品，然而军事医学科学院的专家们却义然决然，坚持要把这项研究搞下去。他们把全部精力投入到了青蒿素衍生物蒿甲醚与本勿醇配伍组方的研究中。经过多年的艰难创新研究，“复方蒿甲醚”进入了动物实验过程，实验开展的很顺利，数据和结果非常喜人。然而，药物在人身上使用的安全性如何？这一难题摆在了专家们面前。为了验证药物的安全性，专家们义无反顾的在自己身上以身试药。

“抗疟药研究既是一个科研任务，又是一个军事任务，还是一个政治任务，能够参加这个项目，我们感到无上光荣，当时条件很差，很多科研人员都去海南、云南等疟疾流行地区做研究，而且一去就是三四个月甚至半年，住在破烂的牛棚里，忍受着蚊虫肆虐，但没有一名同志放弃科研。我曾经6次感染疟疾，每次徘徊在死亡边缘时，唯一鼓舞我们的就是：‘我还不能死，我还没有完成党和国家交给的任务’。”周义清这样回忆当年的情景。

经过专家们几十年的卓越努力，抗疟新药“复方蒿甲醚”终于研制成功了。临床显示，该药既有治愈率高的优点，也有延缓抗药性产生的特点。1992年4月，复方蒿甲醚获得国家新药证书，成为首个在我国诞生的青蒿素类复方抗疟药。

当专家们享受成功的喜悦时，他们中许多人已从“而立”到了“天命”，有的还进入了“古稀”。

复方蒿甲醚——全球最佳抗疟药

疟疾是古老的传染病之一，也是至今仍严重威胁人类生命的一个顽敌。全球每年有100多个国家20亿人口生活在疟疾流行区，上百万人被夺去生命，他们多数是生活在世界最贫穷地区的5岁以下儿童。1999年，疟疾在南非夸祖鲁-纳塔尔省蔓延，当地的医院和诊所在很短时间内就人满为患。由于狡猾的疟原虫抗药性不断增强，医生们只好眼睁睁地看着一批又一批患者在痛苦中煎熬。2001年，世界卫生组织（WHO）在全球范围内推广抗疟新药——复方蒿甲醚。当地卫生部门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开始使用中国人研制的这种治疗疟疾的特效药“复方蒿甲醚”。此后一年中，住院病人的死亡率下降了整整九成！夸祖鲁-纳塔尔的老百姓，尤其是儿童，获得了重生的希望。

作为惟一一种跻身于国际主流医药行列的抗疟药，为全球遏止疟疾蔓延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目前，复方蒿甲醚已获得49个国家和地区的发明专利，通过了84个国家和地区药品注册，现已被列入WHO基本药物核心目录，大多数受疾病危害的国家将其列为一线用药，成为全球第一个通过世界卫生组织（WHO）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质量审核的青蒿素类复方药。WHO认为，这种源于中国传统中草药为基础的廉价的有效的复方抗疟药，是当前抗击疟疾这种破坏性热带疾病斗争最好的药物，该药对疟疾的治愈率高达97%，至今挽救了千百万疟疾患者的生命，成为目前国际公认的治疗抗药性疟疾的最佳药品。

2008年，素有黄金之称的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派人到微生物流行病研究所的实验室进行考察，结果非常满意。今年4月，FDA正式批准复方蒿甲醚在美国注册上市。因此，该药成为目前惟一由中国科学家原创发明并获得美国FDA注册的专利药物，也是世界卫生组织基本药物目录中二十五年来仅有的三个专利药物之一。

周义清说：“世界尊重中国原创！中国科学家耗费数十年心血研制的抗疟新药，逐渐赢得了世界的认可。2004年以成本价格向全球公立市场提供了440万人份的复方蒿甲醚，2008年达到7600万人份！现在的需求量更大，截止目前，已经治疗了大约2.5亿多疟疾病例了，现在诺华公司又有了儿童剂型，我更希望这个药品为消灭疟疾作更多的贡献。”

如今，这种防治疟疾的青蒿素类药品，已成为中国发展外交、提升国家形象的重要推手，在非洲人心中，它是中国人民的友好礼物；在欧美人观念里，它是前往亚非拉地区的必备药品；在联合国和世界卫生组织看来，它是拯救全球5亿疟疾患者的救命药；在医学专家眼里，它是“二十世纪下半叶最伟大的医学创举”，是“能够获得诺贝尔奖提名的科学成就”。

只有取得真正突破性的发明，能够解决全球性问题的发明，才能获得2009年度“欧洲发明人奖”的提名。4月28日，经过欧洲专利局独立评审团和专家评审团认定，以周义清为首的军事医学科学院微生物流行病研究所复方蒿甲醚研究团队，因发明复方蒿甲醚而获得“2009年欧洲发明人奖”，周义清作为课题组第一发明人，成为获得该奖项的首位中国科学家。

复方蒿甲醚——开创中国原创药走出国门的先河

“让中国发明走向世界”，这是我国新药科研工作者的不懈追求。今天，面对医药市场日趋激烈的国际性竞争，加快我国新药研发步伐已是当务之急。而眼下，我国像复方蒿甲醚这样的创新药物少，成为国际知名品牌的新药更少。透过当今国际新药研发的崭新视角，重新审视复方蒿甲醚的成功之路，将给我国新药研发带来许多启示。

“复方蒿甲醚打入国际市场、赢得国际认可，开创了中国原创药成功走出国门的先河，”微生物流行病研究所所长曹务春说，“今天，经蚊虫传染的疟疾在我国已基本绝迹，在许多人的心目中，它似乎已经成为遥远的回忆。可是，当初我们研究所把复方蒿甲醚推向国际市场时，却并不顺利。”

上个世纪，我国医药界对GMP（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GCP（药品临床试验管理规范）等国际标准都比较陌生。无论是药物研究和生产等环节的规范化，还是专利的保护，在国内都属于稀有事物，很多人甚至听都没听说过。为拓展中国原创发明新药复方蒿甲醚的国际市场，在科技部领导下，国内组成了由中信集团公司牵头的科工贸联合体，利用国际医药跨国公司瑞士诺华的资金和经验，以国际专利转让和授权实施生产、销售的方式开展科技合作。

1990年，微生物流行病研究所在中国专利局申请了复方蒿甲醚的工艺专利，那时我国还没有保护药品组方的专利。当时参与谈判工作的微生物流行病研究所原所长沈德林说：“那场国际谈判进行得异常艰难，前后持续四年之久，我们是一边谈判一边补课，不仅持续保证产品质量符合国际标准，而且生产成本显著降低，实现规模化效益，增强了国际竞争力。

1994年，中瑞双方正式签署专利开发许可协议。诺华公司负责复方蒿甲醚在国际上的研究和开发工作；中方的其他参与者中，中信集团是项目联络人，昆明制药负责生产蒿甲醚，是世界最大的蒿甲醚生产厂，1995年加入的浙江新昌制药负责生产本勿醇，是世界最大的本勿醇生产厂家。现任军事医学科学院微生物流行病研究所政治委员万兴坤说：“当年，如果没有与诺华的合作，复方蒿甲醚恐怕很难成功地进入国际市场。现在微生物流行病研究所已经成为国内最先按照发达国家GCP（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标准进行临床研究的单位，世界公认的抗疟疾特效药复方蒿甲醚为我国新药创制并走向世界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复方蒿甲醚——团队精神的象征

今天，复方蒿甲醚已是国际医药市场上的一个知名品牌，它的成功给我们带来显著的效益，也带来深刻的启示。

从事医药研究的科学家们都有一个共识：创制一个新药，是一项巨大的系统工程，至少需要十年时间，甚至更长，需要药物化学、分析化学、制剂学、药效学、药理学、毒理学、药代动力学、病理学、临床医学以及中试生产工艺等多学科的研究人员密切合作、齐心协力才能完成。

“为了拿出世界一流的抗疟药创新成果，我们从一开始就开展了大协作，按照专业，分工明确，责任到人，优势互补，都围绕共同理想默默地奋斗着。复方蒿甲醚的成功是大家的功劳，团结协作是复方蒿甲醚成功的关键，大家不计名利得失，始终保持着勇往直前、无私奉献的团队精神，”周义清感慨道。几十年过去了，当年参与复方蒿甲醚研究的老同志，每年都要自发组织聚会，提起当时为共同理想齐心协力的岁月，如今头发花白、满脸皱纹的老友们，都忍不住热泪纵横。

如今，这种“团队”精神正激励着新一代科技人员献身使命、勇攀科学高峰。“复方蒿甲醚从开始组方到成功，很多科技人员参加了攻关研究，他们这种不计名利得失围绕共同目标形成的团结协作精神，正是我们微生物流行病研究所，甚至是我们所有科技人员应该学习、借鉴、继承和发扬的精神。”现任军事医学科学院微生物流行病研究所万兴坤政委这样告诉笔者。几十年来，这个研究所的广大科技人员不管是配合重大军事行动，还是在非战争军事行动等完成多样化任务中，始终坚持发扬老一代科技人员创造的团结协作精神，次次都圆满完成党和人民交给的各种急难险重任务。

2003年，一场突如其来非典疫情，袭击了大半个中国。在那场举国抗击非典的战斗中，这个研究所的科技人员在人民生命健康遇到危机的时刻，积极发扬团结协作精神，高举科学利剑，打头阵、当先锋，在国内率先分离出非典型肺炎病原体“冠状病毒”；研究出非典快速诊断技术；合作完成了冠状病毒的全基因测序；推出了预防非典新药“重组人干扰素ω喷鼻剂”，为人类战胜非典疫情立下了汗马功劳。

进入2009年4月，一场突如其来的甲型H1N1流感疫情登陆北美地区。为做好我国的甲型H1N1流感疫情的防控工作，这个研究所的科技人员再一次把力量凝聚在一起，在最短时间内，研制成功了能够快速准确检测甲型H1N1流感病毒的系列试剂盒。5月11日，他们采用了敏感、特异的检测技术，准确及时完成了我国内地首例甲型H1N1流感病例的检测确诊任务，他们以最快的速度把科学准确的检测数据报告给了国家卫生部，报告给了期待着的全国人民。5月29日，经过该所科技人员连续8昼夜的奋力攻关，成功分离出甲型H1N1流感病毒毒株，并完成了该毒株的全基因序列测定。病原微生物生物安全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曹务春研究员向笔者介绍说：“成功分离到毒株并完成全基因组序列测定，将为甲型H1N1流感诊断试剂的研制和验证、人群免疫保护水平调查、流感病毒变异规律分析、抗病毒药物筛选及耐药性评价、疫苗研发等科学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现在，他们以团队的力量又向甲型H1N1流感病毒疫苗的研发发起了冲锋。

日出江花红胜火。这个研究所不仅始终能在维护人类生命健康事业中发挥着重大作用，而且在执行国际维和、抗震救灾、奥运安保等重大任务中，也总能看到他们的身影。

笔者附言：此稿还在《科技日报》2009年6月30日第3版、《健康报》6月30日第6版、《中国科学报》2009年7月1日第A3版刊载。

原载《中国青年报》2008年4月25日第4版

助你勇敢战场

我国首部军事群体心理应激预警检测工具诞生记

近日，我国首部军事群体心理应激预警检测工具在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出炉，该成果的出炉标志着解放军在军事群体心理的研究方面取得了开拓性的成果。

这项历经8年研究成型的军事群体心理应激预警检测工具，到底包含哪些内容？它在实际运用中的效果如何？记者采访了该课题的负责人、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疾病预防控制所武小梅教授。

两次世界大战刺激了军事心理学的发展

武小梅告诉记者，人们对于战争中心理因素的研究，源于上个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出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名词——炮弹休克。当时，交战双方的很多士兵出现了不能自控的木僵和呆滞状态，而战争的指挥者认为这种现象的出现是巨大的炸弹爆炸后产生的冲击波对人大脑的损伤所导致的。”当时，这种解释完全是从生理学角度出发的，而没有意识到这其实是心理学上的应激障碍。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军的战斗应激反应比第一次世界大战提高了3-4倍。美军陆军精神性减员929307人，美军因此损失相当于9个师一年的作战能力。

在后来发生的比较大规模的局部战争中，心理创伤对战争的重要影响也一再被证明。“1973年的阿以战争中，以军的精神性减员占卫生减员总数的30%。在战争最初后送的1500人中，精神性伤员有900人。”

而在上世纪80年代的一场局部战争中，伊拉克向以色列境内发射了35枚导弹，造成直接死亡200余人。而由于强烈的恐惧，有800人患上了不同程度的精神障碍。

研究表明，军人在战争中产生应激的严重程度和其生活水平有很大的关系。“这一点其实不难理解。对那些本来就天天在死亡线上挣扎的人来说，战争中的伤亡所产生的刺激可能并没有那么严重。而对于已经衣食无忧的人来说，战争中死亡的威胁就显得非常可怕。”

我军心理学受到广泛重视的10年

“我们的军队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精神疾病出现的情况很少。而后来随着改革开放，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人们的需求动机也发生了变化，精神疾病问题就凸显出来。”武小梅说。因此，我军的思想政治工作也需要与时俱进。

在这样的背景下，军队心理工作受到了高层领导的关注。

1998年，全军第一次心理教育座谈会在北京举行。时任《解放军健康》杂志编辑的武小梅参加了这次会议。其实，在此之前有医师背景的她已经对我军战士出现的心理问题思考良久了。

“在杂志社做编辑的那几年里，我接到了大量的战士来信。我发现，隐藏在战士们种种躯体症状和所谓的‘思想问题’背后，其实是各种各样的心理问题和障碍！”在强烈的兴趣驱使下，她报考了北京大学心理系的研究生，从此走上了心理学研究之路。

“以前的战时救治体系和组织结构都是以躯体伤为主，在精神伤病的救治方面几乎是空白。”2001年，武小梅召集全军一流的心理学专家，成立了“战时精神疾病防治”课题组，开始了我军军事群体心理应激方面的研究。

军人职业的特点导致其容易出现群体心理应激

对于“应激”的含义，武小梅这样解释：“简单地说，应激是指外在压力或威胁超过了本人的处理能力时，当事者出现的心理、生理反应过程，也就是老百姓所说的‘产生压力’了。”

“比如，你作为一个记者，刚刚接手一个很重要的采访任务。如果你经常做相关方面的采访，有很丰富的经验，那你就不会产生应激。但是，如果你是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你的工作经验和工作能力都达不到，你肯定就会产生应激反应。”她说。

从历史上看，我军从上世纪50年代已经开始研究个体的心理问题和应激反应，以对飞行员心理的研究为主。而对于军事群体的应激研究，武小梅和她的课题组成员走在了前面。

“心理学中的群体是指可以发生互动，有相似的目标和需求的，相互影响并相互依赖，并且有一定的组织结构的一群人。”武小梅告诉记者，在这一点上，军人是非常典型的。“军人群体在平时要承担抢险救灾、平暴反恐、国际维和等各种急难险重的任务，在战时更要面对伤残与死亡的威胁，经历的创伤性事件远远高出其他人群。”

“总的来说，我们这个课题就是要搞清楚：到底哪些因素会引起军事群体的应激反应；应激发生的程度如何测量；如何来预防群体应激所带来的不良反应；一旦发生不良反应，我们又该如何来干预。”

引起军事群体应激的6大因素

课题组成立之初，武小梅和她的同事就辗转于全军的应急机动作战部队，进行了大规模的抽样调查。

“每到一支部队，我们首先会在官兵中发放问卷和调查表，并且在官兵中进行集体座谈和单独访谈。第一手资料拿到后，我们就利用统计学的方法来分析出到底有哪几大因素可以造成群体应激反应。”

在分析了数万张问卷后，课题组总结出了导致军事群体产生应激的5大因素：1.社会支持。包括士兵本人与领导及战友的关系，以及连队的士气和氛围等。2.控制感。战士对自己以及一同承担任务的战友的军事技能以及指挥员军事素质的主观感觉。3.动机。包括入伍意愿、岗位意愿和承担任务意愿等。4.自我效能。对自己或自己所在的集体能否成功地进行某一成就行为的主观判断。5.认知。即对任务意义的正确认识和对恐惧因素的合理认识。6.应对方式。也就是指军人在应激的时候所做出的行为努力的风格。

这些因素总结出来之后，课题组就以这些因素为依据，制定出标准化的心理学测量工具和量表，并为下一步的重点跟踪研究做准备。

对空降兵展开重点跟踪研究

经过了反复的比较论证，课题组把重点跟踪研究的对象定为空降兵中首次参加跳伞训练的新兵群体。

“之所以选择空降兵，是因为新兵在第一次从飞机上跳伞时所产生的应激最接近于战时军人群体产生的应激。”武小梅说，“空降兵部队每年都会接收上千名新兵，他们的入伍动机各不相同，而且刚分到部队的时候彼此也不熟悉。这一点，和走上战场的战士很像。而且，每个战士对于任务的接受和理解很受群体氛围的影响，一个人情绪出现问题，可能就会影响一大片，这一点也和真实的战争中也有相似之处。”

从2005年到2008年，课题组已连续4年对空降兵部队展开重点跟踪研究。每年年初，在新兵刚刚分配到空降兵部队时，武小梅和她的同事几乎也和他们同时到达。

一到部队，课题组首先会对新兵们做一次全面的心理普查，用军事群体心理应激预警检测工具进行检测，从中找出可能发生不良应激的群体及其因素，作为干预的重点，并将各项指标基本相似的连队分别设为实验组和对照组。

干预主要是分层干预：即对连队带病人进行管理心理干预；对连队氛围、士气、凝聚力进行集体干预；对有突出问题的士兵进行个别心理干预。

在战士们看来，这些充满了深刻的心理学原理的干预方法更像是“组织他们做游戏”。

比如，在“戴高帽”这项活动中，课题组成员会让官兵们以班为单位围坐在一起，随便指定一个战士，然后让小组中的其他成员来描述这个战士的优点。每个人尽量不重复前面一个人所讲的，并且要尽可能在细节上展开。“在这种讲述和聆听中，被指定的战士可以感受到自己的战友在非常真诚地观察和欣赏自己的优点。尤其当一个战士被班长接纳和肯定的时候，对他是一种极大的鼓舞。”这种方法对调节整个团队的气氛有很好的效果。

另一个比较常用的“游戏”叫做“信任之旅”。具体做法是找一些高低不平、有障碍物的场地，将一名战士的眼睛蒙起来，让另一名战士搀扶他走过这些障碍。经过这样一个过程，让被搀扶者放下原来的陌生感和戒备，充分体会到对战友的信赖。让搀扶者也能够体验到帮助他人时的责任感，从而促进战友间的感情，增强整个团队的凝聚力。

经过系统的心理应激干预活动，被重点干预和辅导的连队改善了连队氛围，士气提高了，军事训练成绩明显提高。心理干预后的心理测量数据表明，战士们心理健康状态有明显的改善，对领导、战友和团队的信任和支持分数提高较大。

课题组通过在部队现场工作和现场实验形成了具有我军特色的群体应激干预模式和干预方法，制定出我军第一个群体心理应激干预技术方案，提出了群体心理应激干预的标准化程序和评估标准。

在未来的部队实际应用中，武小梅和她的同事还会对现有成果随时作出调整，为增强我军的战斗力继续努力。

原载《中国国防报》2007年11月6日第15版

止血“神药”背后的故事

一只家兔接受麻醉后，被剪断股动脉血管，顿时鲜血喷射如注，科研人员立即敷上一种“黄褐色粉末”，仅30秒钟，兔子动脉竟奇迹般地停止了流血，随后科研人员把伤口包扎好，过了大约5分钟，醒过来的兔子还能行走。

某大型医院临床试验报告：他们对23例中、重度动脉失血病人使用这种“黄褐色粉末”进行止血后，所有患者伤口均能迅速有效止血，且平均止血时间仅为30秒，没有一例病人因失血而死亡。

这种神奇的“黄褐色粉末”就是军事医学科学院野战输血研究所的科学家们，历经6年孜孜不倦的苦心探索，研制成功的新型紧急外伤止血材料——“血盾”速效止血粉（flashclot）。

神药，世界上是没有的。不过，在深圳第九届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上，这种“神药”却引起了大家的特别关注。据了解，“血盾”速效止血粉的研制成功，不仅添补了我国在中、重度止血药品领域中的空白，而且在国际上处于同等地位。

若伤员在伤后1——3小时内出血能得到有效控制，那么阵亡率将大大降低准确地说，“血盾”速效止血粉的成功研制，缘于战争和重大自然灾害的启示。

据多次战争战伤数据统计，有30%-60%的阵亡是因为失血过多，部分伤员在被送到救治机构之前因得不到有效止血而死亡，而送达救治机构的伤员在伤后24小时内最主要的死亡原因也是失血过多。失血过多也是和平时期平民在重大自然灾害、交通事故等因创伤而导致死亡的主要因素之一。中国经济信息中心及统计局数据显示，2004年，全国发生各类生产安全事故80.4万起，因失血导致死亡人数达136755人。

目前，我国用于中、重度出血的快速止血剂研究基本上属于空白，军队装备到单兵的急救止血剂一般是止血带、纱布和云南白药等。因此，研究能用于紧急救护的快速止血剂成为我国、我军建设所面临的迫切任务。军事医学科学院野战输血研究所在军队和国家“九五”、“十五”、“十一五”课题的大力支持下，从1997年建所之初就开始有关止血领域的研究。

窦桂芳毕业于山东医科大学，1997年步入军事医学科学院攻读博士学位，2000年毕业特招入伍。2003年，窦桂芳挑起了血液生物制品研究室主任的担子。一天，一直从事有关止血项目研究的窦桂芳正在互联网上搜集资料。突然，一个网页吸住了她的目光：2002年，美军装备了一种新型止血粉QuickClot，大大降低了美军在伊拉克战争期间和在阿富汗军事行动中的阵亡率。有专家认为QuickG Clot的出现彻底改变了自美国内战130多年以来外伤止血效果不佳的局面，显著提高了战场上伤员的存活率，是美军的战伤救治技术的重大突破。

如果伤员在伤后1-3小时以内出血能够得到有效控制，那么阵亡率与伤死率将大大降低，战伤及和平时因创伤失血过多的救治水平将大大提高。也许是战争与和平赋予了军人特有的使命，在科研领域一直不服输的窦桂芳，再也坐不住了。

“我们一定能研制出比美国更好、更有效的止血药！”天还没亮，窦桂芳就走进了实验室……。3天后，一项新的关于止血药的可行性研究报告摆在了所领导的办公桌上，这项刻不容缓利国利民的研究得到了院、所领导的大力支持。随即成立了由窦桂芳研究员、孟志云副研究员、孙文种实验师等6名科技人员组成的课题攻关组。

女同志跳进又脏又臭的猪圈，经过几番围追堵截，活蹦乱跳的实验用猪乖乖就范因外伤引起的动脉出血的传统止血方法，主要是依靠对血管的扎、压、堵来完成，这种方法往往导致伤病员肢体的坏死。为解决各类中、重度创伤出血的课题，军事医学科学院野战输血研究所的专家们走上了一场与传统止血方法较量的“革命”历程。

科学创新是要发现和解决前人所没有揭示的东西，它需要在完全未知领域一次又一次地反复探索。从事药学研究的人都知道，要研制一种新药，首先要寻找药物的“苗头”，可是寻找一种新药的“苗头”，好比“大海捞针”，何况还要把“苗头”合成有效快速止血药物，更是难上加难。为了找到这种苗头，窦桂芳带领攻关集体的同志们先后查阅了大量的国内外有关资料，记录了上千个数据，筛选了几十种高分子材料，通过吸水速度、吸水量、吸水孔径大小、细胞毒性、皮肤刺激性、止血性能实验来选择适宜的原料。在借鉴前人的基础上，窦桂芳大胆提出要设计出具有创新意识的化学结构。找到了理想的化合物结构，接下来的药物合成工作更复杂、更漫长、更艰巨，每一步都要经过不断的探索和创新。为此，他们在合成的道路上走了几百个来回，次次都不够理想，面对挫折和失败，窦桂芳总是平静地对大家说：“失败一百次，就准备做一百零一次，我们走的毕竟是前人没有走过的路。”在窦主任的鼓励下，研究室的人员没有气馁，而是互相鼓励，他们坚信选择的研究方向是正确的。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一年的努力，奇迹出现了：新合成的止血材料——速凝止血粉，耐热性能良好，其中的成分不会溶出，适合于再生及重复使用。始终紧锁眉头的科技工作者脸上挂出了笑容，大家为它取名为“速凝1号”。

然而，这只是漫漫征程中的一小步，后面的路还很长。速凝1号对蛋白的吸附能力、吸附量、吸水后对创口的压力究竟如何？还必须闯过止血机制和稳定性研究这两大关。二话没说，科研人员又没日没夜地干了起来。

“女儿还是一个中学生，就已经很自立了，自己做饭、洗衣服、干家务，而别人家的孩子还在父母怀里撒娇呢。”说起女儿，窦桂芳内心充满了内疚。科学研究没有捷径。几年来，她和研究室的同事们一起踏踏实实地工作，为了科研需要，他们经常是在实验室迎来新的朝阳……为了让研究成果早日服务于军民，而立之年才为人母的孟志云副研究员，连产假都没有休完，就回到实验室，与大家并肩攻关。

北京的七月，骄阳似火。人们早早地打开空调，享受凉风的惬意！课题组的同志们却在酷暑中赶往大动物实验基地——中国农科院畜牧研究所。经过几个小时的颠簸到了目的的，他们的第一项任务就是让活蹦乱跳的实验用猪乖乖就范。只见几个女同志一改文弱形象，边下车边掳胳膊挽袖子，随即跳进又脏又臭的猪圈，面对这帮满身污秽、拼命反抗的家伙，她们毫无惧色，经过几番围追堵截，一头头七八十斤的五指山小型猪在她们手下逐一倒地。然后，她们又举着手术刀扮演起“屠夫”的角色……为了详细观察伤口的变化过程并把实验数据记录下来，他们还要顶着烈日，寸步不离地守侯在实验猪旁，在蚊虫和苍蝇飞舞的猪圈里一呆就是三个多小时。血液药理学研究室唯一一个男同志，支部书记孙文种风趣地说：“我们课题组的女同志比男同志能干，她们处处照顾我这个党‘代表’，苦活累活总是冲到我前面。”而女将们也由衷地佩服这位性格沉稳、善解人意的支部书记。她们说：“孙书记话不多，但关键时刻的几句话就能起到稳定军心的作用。”经过十几头猪和上百只兔子的大小动物实验，经历了一次又一次失败，再探索，再失败的曲折研制过程，最终具有世界领先水平的止血药速凝2号止血粉（flashclot）终于取得成功。

经动物实验和临床试验，止血粉效果极佳，从伤口大出血开始使用到伤口完全止血，最短时间16秒，最长时间也不超过56秒。据军事医学科学院野战输血研究所所长裴雪涛教授介绍，速效止血粉的特点是直接作用伤口时具有选择性的吸收血液中的水分子，而不吸收血液中其它成分，导致血小板和血凝因子的浓缩；同时吸水后产生的热量增强了血小板的凝聚速度和凝聚能力，从而达到快速止血。

速效止血粉研究成功了。但是，怎样把一流的止血药成果转化为生产力，让这一科技成果造福人类，是攻关集体每个同志梦寐以求的愿望。为此，这个所按照新卫生材料的申报要求进行了细胞毒性、致敏、刺激、皮内反应、全身毒性（急性毒性）、血液相容性等生物学评价试验以及高温和寒冷条件下稳定性及止血活性的试验。

速效止血粉（Flashclot）产生止血效应平均时间快于美国的Quikclot2007年10月13日，“血盾”速效止血粉作为深圳第九届高交会的重点推荐项目之一“闪亮”登场，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

野战输血研究所曾明学政委介绍，“速效止血粉”的成功研制，是战伤救治技术的一个重大突破，能够在伤后10分钟内，也就是战伤救治的最佳时机，保证止血效果，为伤员后送救治争取时间和机会，这对于在战争中鼓舞士气、提高战斗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同时，该产品也具有较大的民用价值。在应对各种重大突发事件中，能对各种外伤性开放型出血实现快速止血，为挽救生命赢得宝贵时间。

2004年，在军事医学科学院和野战输血研究所领导的牵线搭桥和大力支持下，野战输血研究所与深圳鸿华药业集团达成协议，以成果技术转让的方式，由鸿华药业进行批量生产。尽快将这一科研成果推向市场，早日造福人类。

2006年7月，该所依据国家相关标准和止血材料的特点，制定出了速效止血粉的质量标准，由深圳鸿华药业生产合格的中试水平的速效止血粉，并送检国家指定检测机构检测，获得了检测认证报告和医疗器械注册证。

2007年10月，由深圳鸿华药业集团生产的“血盾”速效止血粉问世，产品通过独特的技术与工艺生产，保证产品无菌、无热源、无过敏、无刺激、无毒性，避免了因伤口感染而引起的种种不良后果，使用非常安全。经认定，这种新型的二代止血粉明显领先于美国Quikclot，Quikclot对创伤型出血产生止血效应时间为32.4秒，而速效止血粉产生效应时间为26.76秒；同等创伤，二代止血粉的用量是Quickclot的70%；QuikClot会对皮肤造成相当于二到三度灼伤，而二代止血粉实现了快速止血而无灼伤。

速效止血粉按照军事装备要求，配备了容易开启、便于携带和应用的包装，可以单手操作，特别适用于战场单兵自救或互救，满足了战场恶劣环境下急救止血的各项要求。该产品已被列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单兵装备计划产品目录。

作为一种方便、卫生、实用、高效、易于长期保存的止血剂，它不但有重要的军事价值，同时也有重要的民用价值。卫生部提出建立完善的院前医疗急救体系，而止血类药物是急救站等急救体系机构的必需与储备产品；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在天灾人祸、突发事件频发的现代生活中，军队、警察、消防队员、急救人员、医护人员以及家用对紧急救援的需求越来越多。正是看到这广阔的市场前景，深圳鸿华药业集团在原有年产10万份“血盾”止血粉生产线的基础上，又投资建成了年产110万份的现代化生产线。

为应对未来新的竞争，满足新的需求，军事医学科学院将继续加大速效止血粉新产品研发投入，进一步提高各项技术指标，保持产品技术的领先性。“一种止血药解决不了所有伤的止血，我们会进一步研发新的止血药，根据给药方式的不同，逐渐形成系列产品，有喷雾的、绷带式的、填塞的、可吸收的和不可吸收的等等。”窦桂芳主任信心十足。

中国新闻社2011年4月29日通稿

军事病理学博物馆

揭开武器杀伤与医学防护的神秘面纱

北京西郊，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院内，建有我国唯一一所军事病理学博物馆。这个博物馆现已成为我国我军维护和平、构筑医学防护坚盾的展示窗口。

别看它的面积不大，里面的展品却十分丰富和珍贵，这里收藏着多种武器致伤的珍贵标本，目前收集藏品4350余件，包括病理标本2000余件，显微镜、手术器械、人体模型等实物1350余件，战伤档案材料1000余件，可以说是亚洲乃至世界收集战伤标本最全面的博物馆。军事病理学博物馆最初由参加过毛泽东主席遗体保存工作的军事病理学家刘雪桐教授和王德文教授等提议建立，自1992年建馆以来，33个国家的军事医学代表团的学者以及5000多名学生和群众先后参观了这个承载厚重军事医学研究历史的军事病理博物馆。

现任馆长王德文教授，一级研究员，亲历我国历次核试验，同时也是我军高新技术武器防护的权威专家，亲任展馆讲解员，武器杀伤与医学防护的神秘面纱在他的讲解中一层层揭开，置身博物馆中，仿佛漫长的历史被压缩到了这样一个狭小的空间之中，游历一遭，犹如经历了一次战争与和平宏大史诗般的洗礼……

不同时代，相似伤痕

步入展厅，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层次不一的排排标本柜以及展柜中形态各异的标本和武器实物或模型，从战争的残骸和伤痕中记录着战场的惨烈。

战争的滥觞可以追溯到远古时代，部族的纠纷最后往往以武力械斗的方式解决，随后历经了冷兵器时代、热兵器时代、特种武器时代，时至今日，它依然被某些群体和个人视为解决问题的捷径。

在这里，军事医学病理和战伤也就随着各个时代主战武器的主宰铺开了一个时代无声的历史和伤痕……

青铜和铁是冷兵器时代的标志。如今，锈迹斑斑的剑钺勾叉已不复昔日的风采，红锈铜绿之中也无法判定当年的威力，但博物馆陈放的钝器伤肌体组织标本却生动地诉说着它们曾经的锋芒。在一个被锐物刺过的骨标本上，泛黄的骨面，硬物蹭过的痕迹清晰可辨，眼前依稀出现抚伤跪立勇士狰狞的面孔……一个“物理能”被一再向深度挖掘的时代，兵器的质重和标本所代表的受损程度都在印证着这一点。

在热兵器时代，火药所催生的大威力速射兵器的出现让战场充满着迥异于短兵相接式的压力，战争以另一种样式展开。走进博物馆，仿佛空气中已经弥漫着硝烟的味道。电子讲解员的解说把你拉回到了现实之中，“这是一个典型的枪伤标本……”专业而又通俗的讲解，再配上眼前的实物标本和模拟视频，宛如一个真实的立体战伤形成过程在眼前上演。橱柜内的枪击实体标本上，高速穿入的子弹所形成的弹道呈喇叭状赫然在目，虽然都是火器伤，但“喇叭”的大小却差异巨大，讲解员结合标本和录像对此做了比较说明，“枪弹的弹头在空气中飞行时，不停地绕自身轴线自行高速旋转，并由此产生陀螺力矩，使弹头始终朝前稳定地飞行，同时，弹头轴线与弹道线会形成一定的章动角，并围绕着弹道线缓慢地转动，当弹头命中目标时，其受到的阻力，突然增大，其飞行稳定性遭到破坏，于是弹头会发生翻转，翻转后所受的阻力和对目标的传递能量都大大超过了翻转前，所以枪弹伤弹道后半部的损伤，比入口一侧要大得多。普通五四式手枪枪弹初速仅为420米左右，所造成的伤道直径较小，大概是弹头直径的两到三倍；普通步枪速度为735米左右，所造成的伤道直径比五四式手枪略有增大，是弹头直径的四到五倍；小口径冲锋枪的子弹初速达900米以上，所造成的伤道直径比手枪和步枪明显增大，是弹头直径的十倍左右。由于枪弹在空气中是以一定的姿态稳定飞行，所以速度衰减比各种弹片要慢得多，通常枪弹的飞行速度越高，旋转时机越早，它的杀伤能力也就越大。这是速度为每秒1000米的一克钢球，射击明胶靶时，产生的瞬时空腔效应，这是普通7.62毫米步枪射击实验靶的高速摄影，与其他创伤不同，高速投射物的致伤，伴随着剧烈的瞬时空腔效应，一般来说，瞬时空腔的直径是弹头直径的几倍到十几倍，甚至二十多倍。”

随着硝烟渐散渐轻，无形的“杀手”走上了战争的舞台。核威慑下的信息化主战装备开始出演主角。在广岛和长崎第一次亮相的“胖子”和“瘦子”以实物模型的形式出现在眼前，原子弹爆炸后留下的照片及数据报告等相关原始资料叠放在它们旁边。

从冷兵器时代到热兵器时代，金鼓马鸣、战云硝烟散尽之后，折戟沉沙自有后人磨洗，唯有这些战伤标本静静地躺在这里，记录着一次次战争的伤痕。

矛与盾的较量，矛愈利盾愈坚

攻和防向来都如一对孪生兄弟，相互相成而共存共生于战场。由于攻击和伤害，防护和救治便须臾不可或缺。自从有了战争，矛和盾的较量就从未停止过，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此消彼长之中演绎着战争的鸿篇巨制，战伤将这种“较量”的历史记录了下来。

据王德文教授介绍，现代防弹衣的出现，是常规武器攻击防护的一次飞跃，最早出现于朝鲜战场的贴瓷片“防弹衣”是防弹衣的雏形，最终发展到眼前展柜中的这件现代意义上的防弹衣。对于防弹原理及各类特点，王教授做了进一步介绍：现在通用的防弹衣，一般包括两种，一种是软质防弹衣，一种是硬质防弹衣。软质防弹衣通常用凯夫拉这样的一些材料做成，它可以有效地防止弹头或者破片贯穿，厚度一般是50层左右，而弹头仅可以穿透20层左右，但它会造成严重的撞击伤；还有一类就是硬质防弹衣，硬质防弹衣是由多块钢板组成，一般来说是穿不透的，它所造成的损伤通常就是有点轻度的撞击，防护效果比较好，缺点就是比较重一些。

对于新概念武器，防护也同样体现着“新概念”，“你看这件衬衣，初看上去和普通的衬衣没什么区别，但是它的结构和普通衬衣完全不一样。它的表面是层面料，但撕开衬布，可以发现里面的‘机关’，原来在里面还有一层铜网，这是一个有效的防微波材料，这种防微波服可以反复使用，还可以洗涤。”

核武器的防护则要复杂得多，也困难得多。“核武器在大气层爆炸时，瞬间释放出巨大的能量，形成高温、高压火球，由于火球不断猛烈地膨胀，急剧压缩周围空气并以高速向周围四周传播，便形成冲击波，冲击波是核爆炸产生的高速，高压气浪，它可直接或间接地造成人员损伤和物体毁坏，冲击波从爆心以超音速向四处传播，当量越大传播速度越快，但随着距离的增大传播速度逐渐减慢，直至消失。人员受到冲击波作用时，可发生冲击伤，冲击波可直接造成人员脑震荡，骨折，肝脾破裂，以及心肺等内脏损伤，同时，由于工事建筑物倒塌、破坏，以及刮起的沙石，可造成人员的间接损伤。冲击波的特点之一是它从爆心向周围传播，具有方向性，特别是冲击波的动压通常沿地面平行传播，因此，凡是能阻挡其传播的地形，地物和低于地面的凹地、沟渠或堑壕，都能减轻冲击波的损伤；人在站立时迎风面容易遭受冲击波损伤，而卧倒时，迎风面小，损伤会轻得多。同时还有电磁脉冲的伤害，核爆炸时电磁脉冲的损伤作用主要是‘非热效应’。人员在受到电磁脉冲照射后，可出现行为障碍和应激反应，以及神经、免疫与生殖系统的破坏，电磁脉冲也是可以防护的，一切铜丝网或钢纤维丝网均可大大消弱，甚至避免它的穿过，因此工事的有效加固，可避免或减轻它所造成的伤害，另外，抗微波服、电磁脉冲服，都具有良好的防护性能。”

展柜内核试验现场回收的动物标本无不在提示人们——核战争，没有赢家！

每一个标本，承载着一段历史

“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的一个尘肺标本，是在坚守坑道作战过程中，由于空气流通不畅，环境粉尘浓度过高而对战士肺功能造成了极端伤害，形成了尘肺”……

你可以想象，抗美援朝战场上普通的地下工事内，一位战士在漆黑的坑道内，由于空气中氧气含量不足，还要用于维持生命，而不能点亮一丝明火，手臂触到之处随时可以摸到战友奄奄一息的躯体，或渴、或饿、或伤，有的已经冰冷……外面是敌军的战机轰鸣、铁流滚滚，炮弹爆炸所产生的撕裂空气的啸声和压向地面的冲击波通过身下的土石传遍全身，间或有高音喇叭的宣传聒噪耳膜，污浊的空气令战士几近窒息，但战士却依然坚守着……

标本无言，却承载了一个时代军人的信念和坚守！

“对于这个犬的标本，我本人就是一线见证人。这是在我国一次地面核试验的时候，我和几位战友突破辐射限制界，冒着生命危险从爆心附近回收到的”……

随着王德文教授的回顾，我们仿佛置身于那个理想如虹的年代……1971年6月，在一次地面核试验后，王德文所在的车组率先进到距爆心最近的不足100米的地方，发现布放动物的掩体已经被炸塌，试验动物一时难以回收。为了及时拿到第一手试验材料，作为车长的他当机立断：进行人工挖掘，抢收动物。当时，在场的4名同志都争着抢着要挖，为了使大家少受核辐射伤害，王德文以车长的身份下令，“我已经有孩子了，我留下，其他同志后撤！”语气坚定，不容置疑。说完，便借助汽车大灯的照明，挥动着铁锹，一锹一锹地拼命挖掘。深夜的大漠戈壁，风沙漫卷着放射性尘埃疯狂地吹打着他的头发，沙尘遮蔽了防护面罩，汗水蒙湿了双眼，他丝毫不放慢速度。铁锹用不上时，就用双手使劲地刨。两个小时后，他们终于把掩埋的试验动物全部收回，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脑型放射病动物模型。由于沾染的辐射最多，又过度劳累。当天晚上，王德文就感到身上酸痛无力、疲惫不堪，第二天一查，白细胞总数仅为正常值的三分之一，造血功能明显损伤……

也正是这次不顾危险的抢收实验动物，他们发现了一种重要的核武器致伤机理。

荣誉、献身、理想，是那个时代军人的写照。

每一份藏品，记述着一个故事

从最初放在走廊里的几个核武器试验留下的标本柜，近乎是白手起家，如今，博物馆已有藏品4350余件。每一件藏品都记述着一个故事。

博物馆内的核试验动物标本区摆放着核试验生物效应的代表性动物标本。禁止核试验以后，这些标本无论是从历史价值还是从科研价值来说都将是无价之宝。但或许没人知道，这组核试验标本柜中的标本竟差点遭受全部扔弃的劫难。

动荡年代，由于对标本的价值缺乏认识，认为走廊放置动物尸体有碍观瞻，有人要将这些“没有丝毫价值的废物”扔掉。王德文教授深知这些标本的价值，苦劝无用，还差一点儿挨了批斗。想到这些珍贵的标本很快就会被造反派鲁莽地扔掉，王德文夜不能寐，辗转反侧之中，想到了一个办法：先下手为强，把标本藏起来！王德文连夜“溜”到实验楼，怕被人发现，没敢开灯，摸索着把几柜子动物标本化整为零，全部藏到不易被人觉察的地方……第二天造反派发现标本不见了，要追查，王德文还“积极响应”，但找遍了地下室和仓库犄角旮旯都没有，也就作罢了，谁也不会相信他把标本藏在自己的办公桌下和抽屉里，有的甚至放在自己的衣服包裹里……这些标本最终逃过了那场劫难，我们才有幸在今天还能看到摆放在眼前的当年试验现场的实物。

还有这些地雷伤和爆炸火器伤的人体标本，当年，博物馆主要筹建者王晓民实验师为了搜集这些珍贵的标本，奔波几千里，像收破烂一样扛着蛇皮袋子到我国边境，一点儿一点儿搜寻，一处一处挖掘，遍访当地医院、边境住户居民……也正是那次边境搜寻，他收集到了大量地雷伤和爆炸火器伤的珍贵人体标本、大量的战伤照片、录像资料，从而奠定了标本馆建设的基础。

走进军事病理学博物馆，战争的气息扑面而来，在这样一个短暂而又漫长的巡礼之中，我们仿佛亲身从远古走到了今天。一件件展品，好像都在静静地述说着战争的残酷。我们在了解这些知识的同时，也真诚地希望这一切只停留在博物馆里，正如张爱萍将军为博物馆的题词——为了和平！

中国科学院院士、军事医学科学院院长贺福初少将告诉笔者，军事病理学博物馆作为军事医学研究、普及公共卫生知识和进行国防教育的基地以及对外交流展示的窗口，其地位和作用不言面喻。军事医学科学院计划新建展出面积将近20000平方米的新的博物馆大楼，设立展览厅、实验室、学术报告厅等综合场所，将成为我国乃至世界进行军事医学科研、教学、培训和参观的综合性基地。届时，军事病理学博物馆将正式更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医学博物馆”，它将会是亚洲最大、战伤标本最全的军事医学博物馆。

原载《后勤文艺》2008年第4期P77

把忠诚镌刻在汶川

记军事医学科学院暨全军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卫生防疫救援队

灾难之中，军徽闪耀！

危难之时，镌刻忠诚！

举世震撼的汶川地震发生后，会不会出现大疫，全国人民十分担心，党中央高度关注。

历史没有忘记，解放前，几次大地震造成的瘟疫，夺去了无数人的生命。“昨日为父送葬，今天自己病亡”，这就是当时瘟疫肆虐的残酷写照。

大灾之后必须防大疫。这是灾区人民之所需，是党中央之所急。军事医学科学院作为全军疾病预防控制主力军，于地震当天迅速成立了院抗震救灾指挥领导小组，孙建中院长、边兆明政委亲自统领抗震救灾工作，随即派出由院、部领导带队，贺福初、夏咸柱两名院士领衔，共173人组成的专家卫生防疫救援队，兵分三路，十万火急，赶往灾区，成为第一支齐装满员到达汶川的军队卫生防疫救援队，并牵头负责起整个汶川县的卫生防疫工作。在灾区最急需防疫的时刻，专家们肩扛防疫装备，身背消杀药品，徒步冒着暴雨、余震不断、高山飞石的危险，在第一时间到达地震重灾区汶川映秀镇，展开卫生防疫作业，及时为一线救援官兵和灾区群众铸起了一道遏制疫魔的铜墙铁壁，队员们夜以继日的在灾区开展着饮食卫生、环境卫生、水质与疾病监测和疫病控制工作，被当地百姓和救援人员亲切地称为“防疫铁军”。

在该院防疫专家们的努力下，地震灾区没有发生任何疫情，实现了党中央提出的“大灾之后无大疫”的目标。

奋勇当先，冲锋在前，以军人的忠诚向着灾区挺进！

灾情就是命令，时间就是生命。

地震发生后，军事医学科学院派出的卫生防疫救援队，兵分三路，火速赶往汶川。由于时间紧迫，他们来不及举行出征仪式、誓师大会，但是这支参加过唐山大地震、98抗洪、抗击非典、大兴安岭灭火和今春冰雪霜冻灾害卫生防疫战斗的“铁军”，人人心中都憋着一股劲，一定打赢汶川大地震卫生防疫战斗这场硬仗，确保党中央提出的“大灾之后无大疫”的目标得以实现，以此告慰遇难者，激励幸存者，向党和人民交出一张满意的答卷。

5月14日，该院科技部部长王玉民少将带领第一批抗震救灾卫生防疫救援队以最快的速度直赴地震灾区。他深知肩上担子的沉重，在飞机上组织召开了第一次临时党支部会议：“同志们，党和人民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我们一定要出色地完成总后首长和院党委赋予我们的光荣使命。”

救援队一下飞机，立即与都江堰联合抗震救灾总指挥部联系，了解汶川的灾情。当得知映秀镇是汶川的震中时，他们主动要求向映秀镇进发……

以军人的名义向着生命出发，汶川是我们心中的永恒！

5月15日下午，军事医学科学院第二批派出人员，在院务部高祀忠部长的率领下，与第一批救援人员汇合，直奔汶川映秀镇。

5月17日清晨，该院第三批派出人员，在疾控办钱军主任的率领下，直奔汶川映秀镇。

5月21日中午，该院第四批派出人员，在中国科学院院士、该院副院长长贺福初副的率领下，直奔汶川县城。

5月21日下午，该院第五批派出人员，在军事兽医研究所高宏伟所长的率领下，直奔理县和江油市。

5月26日清晨，该院第六批派出人员，在政治部赵家齐副主任的率领下，直奔汶川映秀、银杏、耿达、卧龙四个乡镇。

另外，该院还有19名专家教授随国家科技部以及总政、总后专家组先后奔赴抗震救灾一线。

……

与此同时，军事医学科学院卫生装备研究所自行研制的野战手术车、野战X线车、野战急救车、卫生防疫车、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战役卫勤快速支援系统（野战医疗方舱）、远程会诊车、野战运血车、野战救护车、野战CR系统等6类41种我军新一代火线救治系列装备以最快的速度运抵灾区投入使用，在四川抗震救灾一线救治伤员和卫生防疫作业中大显神威；该院卫生学环境医学研究所自行研制并紧急生产的150余万粒饮水消毒丸、15万片缓释消毒片、2万余包皮肤清洁包、可配制100吨喷洒液的除臭剂原料等药品制剂及100余个检验箱组陆续运往灾区，为保障受灾群众饮用水安全和卫生防疫工作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该院微生物流行病研究所自行研制的长效杀虫蚊帐和长效防吸血昆虫驱避剂和摩托车载超低容量喷雾装置也紧急运抵了灾区……

映秀，一个望名而知其美、其秀、其俊、其俏的地方。

如果没有那一次次余震、一截截断桥、一处处泥石流、一辆辆被砸扁的汽车、一块块随时飞滚而下的巨石，前往映秀镇的行程，一定是一次惬意的旅行。

然而，这一切的如果，都因里氏8.0级的强烈地震，使进入映秀的行程，成为一种穿越生死的考验。因为地震造成的山体塌方和泥石流将通往映秀镇的山路彻底覆盖。

5月16日，这种生死考验摆在了军事医学科学院卫生防疫救援队员面前。抗震救灾军地联合总指挥部命令该院卫生防疫救援队以最快的速度向映秀镇开进！

此时，通往映秀镇的陆路交通已经完全中断，通讯也完全瘫痪，几乎与世隔绝。只能先乘冲锋舟再徒步跋涉翻越路障进去。全体队员表示：“啃最硬的骨头，挑最重的担子，是党和人民的信任，是军事医学科学院的光荣。我们一定要完成任务，不负党和人民的厚望！”16日凌晨，军事医学科学院卫生防疫救援队队员携带大量消杀灭药品、装备和每人三天的口粮，向通往映秀镇的必经之路紫坪铺大坝挺进。

十万火急，兵心揉碎。当生命呼唤忠诚，大兵不惧蜀道难。

“16日上午，我们乘坐冲锋舟向映秀镇挺进途中，突然发生里氏6.0级余震，离我们百余米远的山体突然滑坡、塌方，腾起的烟尘漫天飞舞，遮住了大家的视线，幸亏驾驶冲锋舟的战士眼疾手快，果断处置，我们才与死神擦肩而过。”队员刘铭说。

经过7个小时的水上颠簸，队员们终于到了三江临时码头。再往前走，勇士们前行的道路被巨石和泥沙斩断，他们必须徒步翻山进去，而救援物资和装备无法随行，队员们心急如婪。

“我带几名队员，轻装简从，不惜一切代价徒步向映秀进发！”王玉民部长果断决定。

他们要走的数十里山路，是当时外界通往映秀镇的唯一道路，70%路段已被滑落的山体及大量的石块掩埋，滚落的巨石有的竟有一间屋子大。已松动的山体高达数十丈，山石泥土随时有塌方的可能。

“蜀道难，难于上青天。”这句话，虽然大家早有耳闻，但是当他们真的踏上通往汶川的山道时，才深切地感受到，这绝非诗人的夸张，巴蜀山路，比登天还难啊！大家无法想像脚下是一条什么样的路。头上，是望不到顶的悬崖；中间，是工兵团为开路刚刚填装好炸药、正待起爆的一个个炸点；脚下，是翻滚咆哮的岷江。更不要说频发的余震使山体阵阵颤动，不时有滚石飞下。稍有闪失，就可能被滚石击中，泥石流吞埋，或坠入岷江。能不能安全、迅速进入灾区，成了能否完成“确保大灾之后无大疫”神圣使命的关键。纵有千难万险，专家还是义无反顾地背起20多公斤重的药品和装备，勇敢的踏上了征途。

军事医学科学院这支卫生防疫救援队伍，年纪最大的已经70岁，最年轻的只有20岁，既有院士，又有教授，既有博士，也有硕士，都没有在如此困难、复杂条件下执行过卫生防疫救援任务。有的女孩，在家时连走夜路都害怕，可是这次在进军汶川的路上，面对惊心动魄的生死考验，没有一个人胆怯、退缩。当时大家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尽快通过“天路”！尽快进入汶川！

上山时，大家手脚并用，一步步往上爬；下山时，用手扶着岩石、树枝，一点一点往下挪，遇到河沟，就把绳子系在腰上，一个个往对岸拉。随后，大部队也沿着他们走过的路向映秀镇开进。队员们平均每个人背负着20多公斤的药品装备，艰难地行进在断路、碎石间。这些人到中年的专家们，宁愿放弃食物和水，也要把防疫装备药品背进映秀，因为他们知道，没有防疫装备，工作将无法开展。一路上，他们忍受着饥渴，腿上划出一道道血口，脚上打起一个个血泡，可谁也没有退缩，越挫越勇，靠着顽强的毅力向震中挺进！

5月17日，这支救援队克服重重困难，徒步强行军20余公里，先期进入震灾中心映秀镇漩口中学，成为第一支到达映秀镇重灾区的军队卫生防疫力量。而此时，所有人都已闻到了从废墟和河沟中散发出来的异味，每个人心中都充满了焦虑！阿坝自治州党委书记侍俊见到军事医学科学院卫生防疫救援队队员时，一把握住他们的手，热泪涌出眼眶：“你们是到达的第一支装备齐全的卫生防疫救援队，你们来了，我们就放心了！”

5月21日，该院贺福初副院长率领着第四批派出人员，冒着泥石流和塌方的危险，挥师向西，经耿达、卧龙、达维、小金、调头向北，又经木坡、两河至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政府所在地马尔康，再转身向东南，直奔汶川县城而去。

队员们看到路上堆放的被从天而降的巨石砸烂的一辆辆汽车，个个脸色凝重。院务部王峰副部长为了早点与第四批派出人员汇合，不顾危险，带着卫生防疫车连夜从映秀镇出发，经过近10个小时800多公里的行程，赶到雅安。期间，遇到山体塌方，眼睁睁的看着紧随其后的一辆汽车被山上突然滚落的巨石砸中……

第四批卫生防疫救援队员，重走红军长征路，翻过了夹金山和小金山两座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穿过了多处道路坍塌高岩飞石的峡谷，忍受着卡车颠簸、高山反应和饥饿寒冷之苦。经过50多个小时的艰难跋涉，终于抵达汶川县城。是什么力量使他们通过了难于上青天的“蜀道”？是肩负的神圣使命，是对灾区人民的无限忠诚。中国科学院院士、军事医学科学院副院长贺福初少将坚定地说：“我们是人民子弟兵，人民是养育我们的父母，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肩上的责任重于泰山！有一首歌唱的好：‘老百姓是地，老百姓是天，老百姓是我们力量的源泉。’我们虽然没能参加抢救遇险者，但完全能够让幸存者不再受到伤害！一个多月的抗灾斗争，使我们对我党我军的宗旨有了新的、更深的认识：只要时刻把人民装在心中，就能无私无畏，就有战胜任何艰难险阻的无穷力量。”经历过生死考验的铮铮铁汉们，征程未洗，扔下背包，不顾一路劳顿，在废墟上插上“军事医学科学院卫生防疫救援队”的大旗，开始了流行病学调查、饮用水水质调查以及消毒、杀虫、灭鼠等卫生防疫作业。

同日，受国家农业部和总后勤部的指派，由该院军事兽医研究所高宏伟所长带队，中国工程院夏咸柱院士随行的18名专家，组成了我国首支人兽共患病防疫救援队奔赴抗震救灾一线。

5月26日，在完成了理县汶川县城等地的防疫任务后，人兽共患病防疫救援队的部分队员在高所长带领下，赶往茂县。一路上，他们要随时准备躲避因山体滑坡而滚落的飞石袭击，乘坐的汽车两次被飞石击中，所幸没造成人员伤亡，只是车辆轻度受损。另一部分队员按计划从安县前往广元市青川县开展防疫工作，行进途中发生6.4级余震，情况十分危急，队员们沉着冷静，躲过了多次泥石流、塌方的险情，顺利抵达该县竹园镇。

这是一支特殊的队伍！这是一支特殊的群体！

军事医学科学院派出的卫生防疫救援队由公共卫生处置、疾病预防控制、卫生学环境医学、中毒急救、微生物流行病学、化学毒物防护、预防兽医学、外科等学科领域的专家组成，他们当中既有两院院士，又有专家；既有博士，也有硕士。其中，39人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平均年龄40岁。他们中有的同志有参加抗击非典、阻击禽流感、处置遗留化武等重大事件的实战经验，有的经受过AEPK会议、博鳌亚洲论坛等重要活动的实践考验，有的经历过“奥安——07”、“三防——07”等重大演习，是一支高素质、高水平、能打硬仗的“专家队”。他们以灾区防疫为己任，置个人安危于不顾，千里驰援，日夜兼程。冒着余震危险，深入灾区勘察，科学有序地组织开展防疫作业。白天奋战在废墟瓦砾上，任凭风雨侵袭和不断余震仍工作不止。夜晚在陋蓬里和衣而睡，蚊虫叮咬不叫苦累，平均每天工作在13个小时以上，有时甚至几天几夜连轴转。困了在碎石瓦砾上坐一坐，在树根上靠一靠。渴了喝口冷水，饿了啃口干粮，曾连续7天没有吃过热饭、喝过热水。他们以大无畏的乐观主义精神和舍生忘死的英雄气概，诠释着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用实际行动忠实践行了人民军队听党指挥、服务人民、英勇善战的优良传统。

科学指导、科学施防，用先进的科学技术锻铸防疫坚盾！

2003年，依托军事医学科学院成立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与该院一个单位两块牌子，承担军事医学研究和疾病防控双重任务。解放军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是军队疾病预防控制体系的第一级，在总后卫生部指导下开展疾病预防控制业务工作，负责指导全军二、三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开展专业技术工作。

作为全军疾病预防控制的主要力量，汶川特大地震发生后，军事医学科学院全力以赴，科学筹划，充分发挥“国家队”、“八一队”和科学技术在抗震救灾中的重要支撑作用的优势，组织前后方专家，针对不同情况，提出了一系列建议，制定了一系列卫生防疫救援方案。在向总后上报《关于加强抗震救灾部队卫生防疫防护工作的建议》的基础上，针对灾区卫生防疫工作形势，先后提出了增派直升机空投急需装备药品、做好人兽共患病防控工作、加强都江堰总指挥部卫生防疫工作、重新规划营区、采用消防车保障灾民饮水安全等方面的意见和建议，受到了总参、总后首长的高度评价和充分肯定，许多建议都已经付诸实施，有力推进了灾区的卫生防疫工作。编写了5种12万字的地震防疫相关手册，7名专家担任国家汶川地震专家委员会成员，为抗震救灾提供了系统科学支持和应急技术支援。多批次卫生救援装备和药品源源不断地发往灾区。共安排7台专业车辆进驻现场保障，为前方运送各种消毒、检测、防护等装备器材7种253台（套）、蚊帐1000顶、各类防疫药品12种6540公斤、消毒剂3000公斤、饮水消毒药31万丸（片）、还为救援官兵和灾区群众提供了价值100余万元的急救药品、防疫用品和近5万本防疫手册，并为国家科技部提供了8类价值140万元的卫生装备物资。全院上下团结一心、步调一致，前后方密切协同、工作无缝对接，在震区内外打响了一场没有硝烟的防疫战。

根据成都军区抗震救灾联合指挥部部署，军事医学科学院暨解放军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全面负责以映秀镇为核心的汶川全县卫生防疫工作。接到任务后，该院迅速整合驻汶川的济南军区54军防疫队、重庆、香港CDC、资阳、乐山、南充、达州等23支军地防疫力量，协调指导他们在汶川全县城镇乡村开展防疫消杀灭作业。

震后的映秀镇，卫生环境恶化相当严重。全镇笼罩在灰蒙蒙的烟雾中，到处是残墙断壁，危楼废墟。腐败的生活垃圾和人畜粪便到处都是。30多度的气温使遇难者遗体和死亡动物尸体高度腐烂，空气中散发着胶皮、衣物、塑料燃烧后产生的有毒气体，令人窒息的怪味，搅得人五脏六腑翻江倒海。专家们就是在这样恶劣的条件下，开始了对遇难者遗体的卫生处理工作。

遇难者遗体的消毒处理，是灾区卫生防疫的关键。

专家们心里清楚，遇难的都是自己的同胞，一定要像善待幸存者一样善待遇难者，要让他们走得体面，走得有尊严，也让生者得到慰藉。

队员们在承担映秀小学和漩口中学300多具遇难者遗体消毒任务过程中。面对一具具系着红领巾的学生遗体，面对一个个失去孩子、悲痛欲绝的学生家长，专家们的心都碎了。几天前，这些学生还是天真烂漫，充满幻想的祖国花朵，然而一场突然降临的天灾却夺去了他们的一切！这场灾难造成的最大损失，莫过于熄灭了共和国天空一颗颗灿烂的希望之星！专家们怀着深深地痛惜，忍受着刺鼻的异味，昼夜轮流值守在遗体挖掘现场，每挖出一具遗体，大家都含着眼泪，默默地、轻轻地对遗体进行认真细致的清洁、除臭、消毒，为他们整理遗容和仅存的衣物。那一时刻，他们和群山肃立，与岷江同悲，在万分沉痛中目送遗体运走。有的家长要求给孩子穿上新衣、带上玩具，希望孩子在走向天堂的路上幸福快乐，他们都一一满足。有的家长看到自己的孩子时，哭着喊着往上扑，对他们又拉又推，不让运走。他们理解家长们悲痛的心情，任凭他们渲洒心中的痛苦！因为专家们和家长的心情是一样的，这些可爱的孩子也是解放军叔叔的掌上明珠心头肉啊！防疫专家杨秀旭在清理一具孩子的遗体时，发现那沾满灰尘的小手，还紧紧攥着一支笔。老杨小心翼翼地为孩子清理着遗容，唯恐碰落他手中的笔，当他看到笔尖已被砸断时，便掏出自己的笔，轻轻地放进了孩子的衣袋。回到宿营地，老杨沉痛的心情依然无法平静。他为孩子写下了这样的话：孩子/地震折断了你的笔尖/也折断了你的梦想/纵然苍天有泪/也唤不回你的重生/叔叔送你一支笔/愿你在天堂/依然有理想的翅膀自由飞翔……

夜深了，雨下个不停，阴霾笼罩着整个汶川。

帐篷里，两名专家借着手电筒的光亮在认真讨论着。

他们一位是我国著名的细胞生物学与遗传学家、中国科学院贺福初院士；一位是我国著名的预防兽医学家、中国工程院夏咸柱院士。他们正在研究汶川灾区卫生防疫和人兽共患病防控等问题。

从到达汶川的那一刻起，两位院士天天带着队员开展流行病学调查、饮用水源地调查、遗体和动物尸体无害化卫生处理以及环境卫生监测。同时，他们还为驻汶川县7支地方卫生防疫队进行卫生防疫示范作业，并向他们传授了饮水食品安全检测、流行性传染病监测、室外环境杀虫、室内消毒、灭鼠等技术技能。阿坝自治州的一位领导握着贺院士的手激动万分：“贺将军是第一位到达汶川灾区指导卫生防病防疫救援工作的中国科学院院士。你们不但为汶川带来先进的卫生防疫防病技术，更重要的是增强了百姓战胜灾害的信心。”

5月26日凌晨，天刚蒙蒙亮，队员们在贺副院长的带领下，带两辆新型防疫车、两台背负式消毒机、一台热烟机以及饮水、食品安全检测箱等装备器械，深入到汶川县七盘沟和姜维城等乡镇，对约10万平方米的受灾群众居住点、厕所、垃圾场进行了消杀灭作业，并对当地的20余份水质和食品样品的50多个指标进行了检测，等队员们拖着疲惫的身躯返回营地时，时针已经指向20点。

贺福初副院长认为，灾区卫生防疫的重点之一就是群众饮用水源的安全。他带领队员对汶川县救灾部队营地的生活饮用水水源和营区周边卫生环境的水质进行了详细的检测，在获取最真实最客观最详实的数据后，向指挥部提出了建立饮水保障协作组的建议，以确保一线部队及周边灾民临时安置点饮水安全和供水保障。截止5月28日，贺院士已为抗震救灾军地联合总指挥部提交了多项有关灾区饮水保障、受灾群众临时居住点的卫生学监测和加强乡村卫生防疫药品保障的专家建议。贺福初院士告诉笔者，他们肩上的责任很重，一是要代表全军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深入到受灾最严重的地域实地开展流行病学、卫生学的勘查；二是要为灾区传染性疾病的防控和为救灾部队的防病治病提供专家技术指导；三是要为总部决策提供灾区最详实最客观最准确的疫情和疾病防控信息。

“救民于水火之中，是军人的天职，哪容得我们有半点马虎！”一直在映秀卫生防疫作业现场指挥的王玉民部长在电话中告诉笔者，地震一周后，灾区最棘手的问题，就是随着气温日渐升高，遇难者遗体和死亡动物尸体高度腐烂，以及地震造成的卫生环境恶化等严峻形势，给我们的卫生防疫工作带来了极大的挑战。二十多天过去了，没有一名队员叫苦叫累，没有一名队员等靠，而是精神饱满地积极应对。

映秀小学是这次地震灾害最严重的部位，约230余名小学生遇难。5月19日，队员们接到命令，立即对映秀小学进行卫生防疫保障作业。

“马上对挖掘出来的遇难者遗体进行清洗消毒，每隔半小时一次。”王部长果断下达指令。随着时间推移，卫生防疫工作已经进入关键阶段，如果灾区发生流行性疫情，后果将不堪设想。队员们两班倒，连续5天5夜轮流守在挖掘现场。每一具遗体，他们都要认真细致的清洗消毒，然后小心翼翼的装进遗体袋。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实在困了，就靠在树根旁打个盹，但工作标准始终不降。

距映秀镇15公里外的黄家村有两名伤员急需救治。军事医学科学院卫生防疫队的4名队员背起行囊，把干粮往迷彩服上衣口袋里一揣，就紧急徒步前往黄家村。在翻越了两座海拔2000多米的陡峭高山后，终于见到了急需救助的村民。他们对两名伤员进行了紧急救治，抽积液、打点滴，包扎消毒伤口，同时又为其他村民发放了《震后卫生防疫知识手册》和部分外伤、感冒药品以及卫生防疫制剂并积极为村民开展了流行病学调查、水源地勘查，讲解传授了卫生防疫知识。一位老大娘激动地说：“活了大半辈子，没有见过这么大的地震，没有遭受过这么大的灾难，但只要有亲人解放军，我们什么都不怕。”

70岁高龄的夏咸柱院士，不顾年事已高，毅然带着年轻的防疫队员深入汶川、茂县、理县、北川、青川等8个县27个乡镇的养猪场、养鸡场、屠宰场等动物集中地，展开人兽共患病疫情监测。他起草的《关于迅速开展地震灾区人兽共患病监测的建议》经中国工程院徐匡迪院长特批上报到党中央。他还积极为当地政府建言献策：一是针对灾区临时居住点人员密集，动物密集的实际情况，要迅速开展人兽共患病的监测；二是针对灾区乡村卫生条件差的情况，要迅速在乡村展开卫生监测，采取防疫人员包干分片的方式落实；三是针对灾区动物饲料供应紧缺，大量动物被迫屠宰，要尽快对屠宰场、养殖场等集中地展开卫生防疫监测。在夏院士的建议下，灾区陆续在各个场所设立了卫生防疫监测点。5月28日，一位村党支部书记听说灾区没有疫情时，紧握着夏院士的手激动的说：“有院士在，我们心里会更踏实！”

无论在汶川，还是在映秀，总能见到车身上标有“军事医学科学院”字样的卫生防疫车来回穿梭。无论在江油，还是在茂县、理县，总能看到写有“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卫生防疫救援队”的大旗在迎风招展。

军事医学科学院卫生防疫救援队每天出动专业人员400余人次，防疫车等防疫装备500余台次，每6个小时对重点区域进行无缝覆盖式消毒、杀虫和除臭作业。截至目前，消耗药品30多吨，消杀灭总面积1亿平米，消毒处理遇难着遗体3000余具，检验防疫畜禽23000余头（只），掩埋防疫处理畜禽尸体9000余头（只）；组织水源监督检测3000个次，有效保障了灾区群众和救灾人员的饮水安全；对58个医疗点和部队宿营地开展疾病监测、流行病学调查和健康咨询教育，总人数达50000多人次，发放消杀药品1.4吨；组织医疗巡诊29000多人次。

着眼长远，对口支援，为灾区留下“一支不走的防疫队”

说汶川没有蚊蝇，大家可能不会相信，但这是真的。有一位到灾区采访的记者，发现映秀镇的废墟上没有苍蝇，一排排帐篷、活动板房中，没有挂蚊帐的，感到非常奇怪，一位当地老乡告诉他：在这里搞防疫的，是北京派来的大专家，瘟神见了他们就跑，神喽！四川省委书记刘奇葆向到汶川指导抗震救灾工作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同志介绍汶川卫生防疫工作时说：“军事医学科学院这支卫生防疫队非常过硬、非常强，防疫工作做得非常出色，有他们在，我们四川就放心了。”

军事医学科学院能高标准的做好灾区卫生防疫工作，确保大灾之后无大疫，是因为他们手中有两件“法宝”。一件是我们的传家宝，我党我军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一件是党的创新理论的最新成果——科学发展观。在汶川灾区这段难忘的岁月中，专家们的最大收获，就是抗震救灾的斗争实践，使他们对这两件“法宝”的政治威力、思想内涵，有了更为深切的体会，对伟大抗震救灾精神有了更为深入、全面的理解。是科学发展观给了他们做好卫生防疫工作的强大动力，坚持把以人为本的理论体现到每项具体工作中，落实到村、到户、到人头；是科学发展观开启了他们的智慧，提出了科学防疫、生态防疫、无害消杀、择机灭虫……的工作思路和各项举措，创造了化腐朽为神奇的防疫效果。比如，消杀蚊虫，专家们从来不用浓度高、污染性大的药品，而是选用浓度低无污染的氢菊脂药品。专家们没有大规模地全方位消毒，而是适时监控蚊蝇动态，在早8点晚5点蚊虫最活跃的时段，对蚊虫滋生地垃圾场、污水沟、荒草丛等地进行集中喷洒消毒，破坏了蚊虫滋生的条件，在蛆尚未孵化成蛹时，就将其消灭。这样既提高了防疫效能，又保护了生态环境，节省了资源。

5月29日，贺福初和夏咸柱两位院士，紧急从汶川灾区赶回北京，征程未洗，就准备好了详实的讲稿，先后通过中央电视台《和平年代·周末开讲》节目为广大人民群众讲述灾区卫生防疫知识和注意事项。他们说，要通过电视信号让广大人民群众认识防疫，科学防疫，正确防疫，只有动员全社会力量，人人都参与到防疫工作中，才能更好的做好灾区的卫生防疫工作。

的确，灾后卫生防疫工作是个长期的系统工程，包含了卫生学、环境医学、流行病学、微生物学等一系列学科专业的内容，涉及当前疫病防治和长远环境保护与人民健康。应该让更多的人们知道，灾区防疫要按照科学规律，依靠专业人员，动员社会力量，尽快恢复和建立灾后疫病防御体系。卫生防疫不是一个晚上就出大事，也不是一个晚上就能做好的，它考验着大家的意志力和坚定性。军事医学科学院的专家们要通过普及、培训等科学手段，把卫生防疫技术传授给当地专业和兼职卫生防疫人员，他们要把卫生防疫技术永久留在灾区，要留下“一支不走的防疫队”。

正在汶川灾区牵头负责卫生防疫工作的该院卫生防疫救援队的专家们，每天都要步行几公里或十几公里的山路，深入到乡村住户宣讲防疫知识，培训卫生防疫兼职人员，为村民配备防疫药品器材，足迹踏遍了理县、汶川、北川等8个县70余个乡镇，为300余个乡村培训了3000余名卫生防疫骨干，教会了村民如何检测水源，如何保护水源，如何识别有害虫媒，如何无害化卫生处理牲畜尸体，如何使用消杀灭器材，如何配制消毒剂等等。一批又一批村民骨干学到了卫生防疫的知识技能，活跃在了当地卫生防疫工作现场。他们还制作了大量防疫联系卡，上面印有通俗易懂的防疫常识和防疫队员的电话号码，只要群众有疑问，队员们就会及时准确的予以解答。由于灾区生活设施遭到破坏，队员们每天都要引导群众及时清除各类生活垃圾、污水、人畜粪便，教育群众“洗净手、喝开水、吃熟食、勤通风、晒衣被”，点点滴滴提高灾区群众的卫生防病意识和能力。

军事医学科学院卫生防疫救援队队员夜以继日的奋战，相继掌握了汶川地区最准确最详实最客观的饮食卫生、环境卫生、饮用水水质、疾病监测和疫病控制等数据，经过科学论证，提出了把“输血式救援”改为“造血式救援”的新模式，并提出由该院微生物流行病研究所对口支援汶川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灾后重建工作的建议，要实打实的帮助汶川尽快恢复和重建灾区卫生防疫体系，恢复重建乡、村、组三级卫生防疫力量。这一建议很快得到了专家和当地政府的认可。6月3日，两个单位在汶川县举行了合作重建签字仪式，他们的合作标志着汶川灾后长效防疫体系开始形成。军事医学科学院科技部副部长、汶川野战医疗所所长兼防疫队队长李鲁滨告诉笔者：军事医学科学院与汶川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合作，将是一个长期的军民共建项目，不仅有利于当前汶川县疾病预防控制体系的灾后重建，而且对该地区今后乃至更长时期，在疾病预防控制方面的发展都有着深远的意义。汶川卫生局一位领导高兴的说：“关键时刻，还是解放军，他们为我们提供先进的技术和设备，还与我们建立了长期的合作，为我们的卫生防疫工作典定了坚实的基础，灾区一定不会出现任何疫情。”

既要防疫，也要生态。这是该院防疫队在灾区做好卫生防疫工作新理念。

汶川县三江乡山川秀美，该院派出多名卫生防疫专家对三江乡的灾情进行了科学的调查分析后认为：该乡虽然部分基础设施破坏严重，但人畜死亡不多，又是大熊猫等多种珍稀动物的栖息地，如果实施全面的药物喷洒消杀，容易造成“过度”消杀和抗药性现象的出现，残留的消毒剂也会污染水源和植物，势必要影响大量动物的栖息。既要确保不发生疫情，也要保护好生态环境，该院的专家们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和论证，创造性的提出了开展“生态防疫”的建议。即通过普及卫生防疫知识，消除疾病媒介滋生地，使用正确的消杀方法，避免滥用消杀药品制剂，在确保不发生疫情的前提下，把防疫对生态环境的影响降到最低点。为了便于当地群众理解掌握，他们把“生态防疫”归纳为把好“四关”、提倡“一少”。“四关”就是把好病从口入关、厕所卫生关、垃圾处理关、疾病报告关，“一少”就是尽量少用消杀灭药品。

自从军事医学科学院卫生防疫救援队进入汶川灾区开展卫生防疫工作以来，所负责的防疫区域内，始终坚持着无蚊蝇、无臭味、无垃圾、无疫情的“四无标准”。吴邦国、温家宝、郭伯雄等党、国家和军队领导人亲切接见了该院救援队领导，对汶川卫生防疫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和鼓励。早在1976年唐山大地震灾害中，军事医学科学院就利用自主研制的超低容量喷雾装置进行卫生消毒，为唐山大灾之后无大疫做出过突出贡献。近年来，在抗击非典、防治禽流感等重大公共卫生灾害事件中，为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发挥了巨大作用。谁也不想预约灾难，如果它不期而至，我们也不会退缩畏惧，当人民的生命健康一次次受到严重威胁之时，军事医学科学院全体官兵总是奋勇当先，冲锋在前，以忠诚与刚毅，真情与奉献，一次次向党和人民交上合格答卷，不负重托，不辱使命，无愧于“防疫铁军”的光荣称号。

原载《中国医药报》2008年7月8日第B08版

“防疫铁军”汶川亮剑

记军事医学科学院暨全军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卫生防疫救援队

灾情就是命令，时间就是生命。汶川大地震发生后，军事医学科学院派出由中国科学院院士、军事医学科学院贺福初副院长、中国工程院夏咸柱院士组成的专业卫生防疫救援队前往一线，截至6月25日，该院先后向灾区派出173名专业卫生防疫人员。该院防疫队承担着汶川县200多个乡村，500多个供水点的防疫任务，消杀灭作业总面积达8000万平方米；培训防疫骨干近万人；动物防疫覆盖了灾区的9个县市，600多个养殖场。在他们的努力下，至今汶川没有发生任何疫情，灾区官兵和老百姓亲切地称他们是“防疫铁军”。

精兵强将战灾区

军事医学科学院卫生防疫救援队由公共卫生处置、疾病预防控制、卫生学环境医学、中毒急救、微生物流行病学、化学毒物防护、预防兽医学、外科等学科领域的专家组成。他们当中既有两院院士，也有博士、硕士，其中39人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平均年龄40岁。他们中有的人有抗击非典、阻击禽流感、处置遗留化学武器等重大事件的实战经验，有的人经历过“奥安——07”、“三防——07”等重大演习，是一支高素质、高水平、能打硬仗的“专家队”。

这些专家队员们白天奋战在废墟瓦砾上，任凭风雨侵袭和不断余震仍工作不止；夜晚和衣睡在简陋的帐篷里，任凭蚊虫叮咬不叫苦累，平均每天工作在13个小时以上，有时甚至几天几夜连轴转。困了他们就在碎石瓦砾上坐一坐，在树根上靠一靠，渴了就喝口冷水，饿了就啃口干粮，曾连续7天没有吃过热饭、喝过热水。

根据成都军区抗震救灾联合指挥部部署，军事医学科学院暨全军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全面负责以映秀镇为重心的汶川全县的卫生防疫工作。防疫队员们在埋尸点、厕所、垃圾场、养殖场和灾民安置点等容易引发疫病的场所，迅速展开消杀灭作业。截至目前，消耗药品30多吨，消杀灭总面积达3000多万平方米；消毒处理遇难者遗体500余具，检验防疫畜禽2.3万余头（只），掩埋防疫处理畜禽尸体4000余头（只）；组织水源监督检测567个次；对58个医疗点和部队宿营地开展疾病监测、流行病学调查和健康咨询教育，总人数达1.4万多人次，发放消杀药品1.4吨；组织医疗巡诊1.9万多人次。至今，汶川没有发生任何疫情。

科学部署挡疫魔

汶川特大地震发生后，军事医学院科学院全力以赴，科学筹划，制订了一系列卫生防疫救援方案。在上报《关于加强抗震救灾部队卫生防疫防护工作的建议》的基础上，先后又提出了增派直升机空投急需装备药品、做好人兽共患病防控工作、加强都江堰总指挥部卫生防疫工作、重新规划营区、采用消防车保障灾民饮水安全等方面的意见和建议，有力推进了灾区的卫生防疫工作。

汶川县三江乡山川秀美，该院派出多名卫生防疫专家对三江乡的灾情进行了科学的调查分析后认为：该乡虽然部分基础设施破坏严重，但人畜死亡不多，又是大熊猫等多种珍稀动物的栖息地，如果实施全面的药物喷洒消杀，容易造成“过度”消杀和抗药性现象的出现，残留的消毒剂也会污染水源和植物，势必要影响大量动物的栖息。该院的专家们创造性地提出了开展“生态防疫”的建议。在确保不发生疫情的前提下，把防疫对生态环境的影响降到最低。为了便于当地群众理解掌握，他们把“生态防疫”归纳为把好“四关”、提倡“一少”。“四关”就是把好病从口入关、厕所卫生关、垃圾处理关、疾病报告关，“一少”就是尽量少用消杀灭药品。

深夜在帐篷里，两名专家借着手电筒的光亮在认真讨论着。他们一位是我国著名的细胞生物学与遗传学家、中国科学院贺福初院士；一位是我国著名的预防兽医学家、中国工程院夏咸柱院士。他们正在研究汶川灾区卫生防疫和人兽共患病防控等问题。截至5月28日，贺院士已向抗震救灾军地联合总指挥部提交了多项有关灾区饮水保障、受灾群众临时居住点的卫生学监测和加强乡村卫生防疫药品保障的专家建议。

70岁高龄的夏咸柱院士，不顾年事已高，毅然带着年轻的防疫队员深入汶川、茂县等8个县的27个乡镇的养猪场、养鸡场、屠宰场等动物集中地，展开人兽共患病疫情监测。他起草的《关于迅速开展地震灾区人兽共患病监测的建议》经中国工程院徐匡迪院长特批上报到党中央。5月28日，一位村党支部书记听说灾区没有疫情时，紧握着夏院士的手激动地说：“有院士在，我们心里会更踏实！”

留下“不走的防疫队”

灾后卫生防疫工作是个长期的系统工程，为此，军事医学科学院卫生防疫救援队在积极努力做好灾区卫生防疫的同时，着眼长远，主动作为，提出尽快恢复和重建灾区卫生防疫体系，变“输血式救援”为“造血式救援”，着力恢复重建灾区乡、村、组三级卫生防疫力量，努力为灾区留下“一支不走的防疫队”。

6月3日，该院微生物流行病研究所与汶川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举行了合作签字仪式。微生物流行病研究所迅速为汶川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制订出了灾后重建方案：为理化检测、微生物检测、艾滋病检测等专业实验室提供技术支持；无偿提供包括微生物采样箱、空气微生物采样箱、媒介生物采样箱、现场流行病学调查作业箱、微生物快速检验箱、UPT生物传感器、免疫接种箱、消毒器材箱、摩托车载超低容量喷雾装置、高效生物防护口罩、生物防护服及检测试剂等先进器材装备；组织专家对汶川县疾病预防控制系统的人员进行专业培训，并在快速检测技术、消毒技术及流行病学调查技能等方面提供技术支持和指导。与此同时，双方还将成立传染病预防控制联合工作实验室，开展定向合作研究等各方面的合作。他们的合作标志着汶川灾后长效防疫体系开始形成。

原载《科技日报》2008年7月31日第3版

“防疫铁军”守护汶川

军事医学科学院卫生防疫救援队灾区开展科学防疫广受好评

7月19日上午，是军事医学科学院卫生防疫救援队奉命回撤的日子。当听说军事医学科学院的专家们要离开的消息后，当地1000余名群众自发赶到专家们居住地，有的满含热泪默默无语，有的端起送别的酒碗唱起了祝酒歌，有的老人拉着专家们的手久久不愿松开，身穿民族服装的羌族、藏族姑娘为每名专家献上了羌红和洁白哈达。

情浓浓，别依依，两个多月的抗震救灾，专家们科学筹划、科学指导、科学防疫，用心血和汗水为灾区换来了平安和安宁，保证了灾区没有发生任何疫情，告慰了遇难者，激励了幸存者，灾区群众亲切的称他们为“防疫铁军”。

奇迹：映秀镇没有苍蝇

一位到地震灾区采访的记者，发现汶川县映秀镇没有苍蝇，一排排帐篷、一座座活动板房中，没有一个挂蚊帐的，感到非常奇怪。当地老乡告诉他，在映秀镇搞防疫的是军事医学科学院派来的防疫大专家，简直神喽！

35度以上高温，映秀镇没有蚊蝇，这是一个奇迹，军事医学科学院创造了这个奇迹。

地震一周后，映秀镇卫生环境恶化相当严重，全镇笼罩在灰蒙蒙的烟雾中，到处是残墙断壁，危楼废墟，腐败的生活垃圾和人畜粪便到处都是。30多度的气温使遇难者遗体和死亡动物尸体高度腐烂，空气中散发着令人窒息的怪味，搅得人五脏六腑翻江倒海。军事医学科学院的专家们就是在这样恶劣条件下，开始了灾区的卫生防疫工作。专家们心里清楚，虽然没有能抢救遇险者，但完全能够让幸存的人不再受到任何伤害。

为了保证既不发生疫情，又不造成新的污染，该院的防疫专家们经过认真的研究论证，提出了科学防疫、无害消杀、择机灭虫……的工作思路和举措。在防疫过程中，他们引导灾区群众建立了垃圾场，及时清除各类生活垃圾、污水；引导群众搭建临时厕所，避免人畜粪便随处堆集，污染环境。消杀灭作业，坚持不用浓度高、污染性大的敌敌畏，而是选用浓度低无污染的氢菊脂类药物；坚持不大规模、全方位、地毯式、大规模的喷洒药物，而是适时监控蚊蝇动态，每天早早8点对垃圾场、厕所和埋尸点等区域进行常规消毒，晚5点至7点在蚊虫最活跃的时段，对污水沟、荒草丛等蚊虫滋生地进行集中杀灭作业，从而破坏了蚊虫滋生的条件，在蛆尚未成蛹时，就将其消灭。既提高了防疫效能，又保护了生态环境，节省了资源，创造了化腐为神奇的防疫效果。

大爱：人性化处理遗体

遇难者遗体的消毒处理是灾区防疫的关键环节。专家们有一个心愿，一定要像善待幸存者一样善待遇难者，要让他们走得体面，走得有尊严，也让生者得到慰藉。

映秀镇有4800多名遇难者。专家们昼夜值守在遗体挖掘现场，每挖出一具遗体，大家都含着眼泪，默默地、轻轻地对遗体进行认真细致的清洁、除臭、消毒，为他们整理遗容和仅存的衣物。在挖掘处理映秀小学200多具孩子遗体过程中，面对挖出来的一具具系着红领巾的学生遗体，面对一个个失去亲人、痛不欲生的学生家长，专家们的心都碎了。有的家长要求给孩子穿上新衣、带上玩具，希望孩子在走向天堂的路上幸福快乐。专家们一一满足。有的家长看到自己的孩子时，哭着喊着往上扑，对专家们又拉又拽，不让运走。专家们深深理解他们悲痛的心情，任凭他们渲洒心中的痛苦。也许这是对生者最好的心灵抚慰。防疫专家杨秀旭在清理一具孩子的遗体时，发现那沾满灰尘的小手，还紧紧攥着一支笔。老杨小心翼翼地为孩子清理着遗容，唯恐碰落他手中的笔，当他看到笔尖已被砸断时，便掏出自己的笔，轻轻地放进了孩子的衣袋。回到宿营地，老杨沉痛的心情依然无法平静。他为孩子写下了这样的话：孩子/地震折断了你的笔尖/也折断了你的梦想/纵然苍天有泪/也唤不回你的重生/叔叔送你一支笔/愿你在天堂/依然有理想的翅膀自由飞翔……

专家们怀着一种大爱认真对待每一具遗体，遇难者的亲人们看在眼里，感动在心里。遗体在遇难人员公墓安葬后，专家们都要为他们进行默哀，祝愿他们在天堂安息。专家们为遇难者写下的“普天悲音难挽巴蜀同胞罹难去，三军哭泪相随映秀死者逝魂飞”挽联至今仍然悬挂在映秀镇遇难人员公墓的大门口。

承诺：大灾之后无大疫

一天晚上9点，专家们刚刚脱下防护服，准备吃点干粮。突然，一名医生闯入帐篷，急迫地说：“发现一个气性坏疽病人，需要马上消毒。”气性坏疽病原菌通过飞沫、尘埃等传播，一旦感染，后果将不堪设想。情况万分紧急，专家立即重新穿好防护服，赶往病人所在地，对现场环境和曾经接触过病人的30多人进行了彻底消毒，解除了现场被感染的险情，消除了人们的恐慌。作业结束回到营地，已是次日凌晨3点。3个小时后，他们背起行囊，把干粮往迷彩服上衣口袋里一揣，又出发了，在翻越了两座海拔2000多米的陡峭高山后，来到距映秀镇15公里外的黄家村。他们为村民发放《震后卫生防疫知识手册》，开展流行病学调查、水源地勘查，讲解传授卫生防疫知识。一位老大娘激动地说：“活了大半辈子，没有见过这么大的地震，没有遭受过这么大的灾难，但只要有亲人解放军，我们什么都不怕。”

为了让灾区群众平平安安、健健康康地生活，专家们每天走村入户宣讲防疫知识，培训卫生防疫兼职人员，为村民配备防疫药品器材，教村民如何检测水源，如何保护水源，如何识别有害虫媒，如何无害化卫生处理牲畜尸体，如何使用消杀灭器材，如何配制消毒剂等等。一批又一批村民骨干学到了卫生防疫的知识技能，活跃在了当地卫生防疫工作现场。专家还制作了大量防疫联系卡，上面印有通俗易懂的防疫常识和防疫队员的电话号码，只要群众有疑问，队员们就会及时准确的予以解答。由于灾区生活设施遭到破坏，队员们每天都要引导群众及时清除各类生活垃圾、污水、人畜粪便，教育群众“洗净手、喝开水、吃熟食、勤通风、晒衣被”，点点滴滴提高灾区群众的卫生防病意识和能力。专家们夜以继日的奋战在灾区一线，足迹踏遍了理县、汶川、北川等8个县70余个乡镇，为300余个乡村培训了3000余名卫生防疫骨干。

专家们认为，只有尽快帮助汶川恢复瘫痪的疾病预防控制体系，才能更好地保证灾区不发生疫情。经过科学论证，专家们提出了变“输血式救援”为“造血式救援”新模式，这一模式立即得到军事医学科学院党委的大力支持，并由该院微生物流行病研究所对口支援汶川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灾后重建工作，实打实帮助汶川恢复重建乡、村、组三级卫生防疫力量。6月3日，两个单位在汶川县举行了合作重建签字仪式，汶川卫生局一位领导高兴的说：“关键时刻，还是解放军，他们不仅为我们提供先进的技术和设备，还与我们建立了长期的合作，为我们的卫生防疫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灾区一定不会出现任何疫情。”

原载《战旗报》2008年7月6日第2版

“生态防疫”在灾区

灾情发生后，军事医学科学院暨全军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卫生防疫队第一时间到达汶川映秀镇，展开消杀灭作业，成为到达震中的第一支专业防疫队伍。该院先后派出的包括39名高级专家在内的138名专业卫生防疫救援队员奔赴灾区后，开展环境消毒、虫媒控制、遇难者遗体处理、流行病学调查和饮食饮水卫生监督、人畜共患病监测、卫生健康宣教等工作，被灾区人民誉为“防疫铁军”。

到达灾区后，该卫生防疫救援队队员冒着余震实地勘察，科学有序地组织开展防疫作业。他们白天奋战在废墟瓦砾上，夜晚在陋篷里和衣而睡，平均每天工作13个小时以上。

地震一周后，随着气温日渐升高，遇难者遗体和动物尸体高度腐烂，卫生环境恶化形势严峻，给防疫工作带来极大挑战。队员们处理每一具遇难者遗体都认真仔细、一丝不苟，严格按照消毒程序作业，给予遇难者最大的尊严。

从到达汶川的那一刻起，贺福初和夏咸柱院士天天带队开展流行病学调查、饮用水源地调查、遗体和动物尸体无害化卫生处理及环境卫生监测。同时，他们还为驻汶川县7支地方卫生防疫队进行卫生防疫示范作业，传授饮水食品安全检测、流行性传染病监测、室外环境杀虫、室内消毒、灭鼠等技术技能。阿坝州的一位领导握着专家的手激动地说：“你们不但为汶川带来先进的卫生防疫防病技术，更增强了百姓战胜灾害的信心。”

5月26日，贺副院长带领队员对救灾部队营地的生活饮用水水源和营区周边水质进行检测后，向指挥部提出建立饮水保障协作组的建议，确保一线部队官兵及周边灾区群众临时安置点饮水安全和供水保障。他们还提出“生态防疫”的建议，即通过普及卫生防疫知识，消除疾病媒介滋生地，使用正确的消杀方法，避免滥用消杀药品制剂，在确保不发生疫情的情况下，把防疫对生态环境的影响降到最低点。为便于群众理解掌握，他们把“生态防疫”归纳为把好“四关”、提倡“一少”，还不辞辛劳走村入户开展宣讲，编写“生态防疫、保护家园”的宣传材料在各村张贴，调动群众重视生态防疫、支持生态防疫和参与生态防疫积极性。

灾后卫生防疫工作是个长期的系统工程，涉及当前疫病防治和长远环境保护与群众健康，为此，该院卫生防疫救援队提议尽快恢复和重建灾区卫生防疫体系，变“输血工救援”为“造血式救援”，着力恢复重建灾区县、乡、村、组4级卫生防疫力量，努力为灾区留下“一支不走的防疫队”。

截至日前，该防疫救援队消毒处理遇难者遗体3000余具，检验防疫畜禽5万余头（只），掩埋防疫处理畜禽尸体4000余头（只）；组织水源监督检测1000余处，有效保障了群众和救灾人员饮水安全。他们还对400余个医疗点和部队宿营地开展疾病监测、流行病学调查和健康咨询教育，总人数达6万多人次，发放消杀药品达到吨；组织医疗巡诊3万人次，开展卫生防疫知识培训9000多人次。

原载《科技日报》2008年7月6日第3版

他们无愧于“防疫铁军”

灾情就是命令，时间就是生命。地震当天军事医学科学院迅速成立了院抗震救灾指挥领导小组，孙建中院长、边兆明政委亲自统筹抗震救灾工作，随即派出由中科院院士、军事医学科学院副院长贺福初、院科技部部长王玉民和工程院院士夏咸柱组成的专业卫生防疫救援“军”。

在这支“防疫铁军”当中有两位院士：一位是细胞生物学与遗传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贺福初，一位是预防兽医学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夏咸柱。从到达汶川的那一刻起，两位院士带着队员开展流行病学调查、饮用水源地调查、遗体和动物尸体无害化卫生处理以及环境卫生监测。

5月26日，贺福初带领队员对救灾部队营地的生活饮用水水源和营区周边卫生环境的水质进行检测后，向指挥部提出了建立饮水保障协作组的建议，以确保一线部队及周边受灾群众临时安置点饮水安全和供水保障。

70岁高龄的夏咸柱，带着年轻防疫队员深入汶川、茂县、理县、北川、青川等8个县27个乡镇的养猪场、养鸡场、屠宰场等动物集中地，展开人兽共患病疫情监测。他起草的《关于迅速开展地震灾区人兽共患病监测的建议》经中国工程院徐匡迪院长特批上报到党中央。他还积极为当地政府建言献策，在夏咸柱的建议下，灾区陆续在各个场所设立了卫生防疫监测点。5月28日，一位村党支部书记听说灾区没有疫情时，紧握着夏咸柱的手激动地说：“有院士在，我们心里会更踏实！”

灾区防疫最为关键的环节，是遇难者遗体的消毒处理。映秀镇有4800多名遇难者，“防疫铁军”昼夜值守在遗体挖掘现场，每挖出一具遗体，大家都含着眼泪，默默地、轻轻地对遗体进行认真细致的清洁、除臭、消毒，为他们整理遗容和仅存的衣物，在沉痛中默哀，目送遗体运走。他们所有的努力就是要让遇难者走得体面、走得尊严。

他们针对不同情况，提出了一系列建议，制定了一系列卫生防疫救援方案。在向总后勤部上报《关于加强抗震救灾部队卫生防疫防护工作的建议》的基础上，针对灾区卫生防疫工作形势，先后提出了增派直升机空投急需装备药品、做好人兽共患病防控工作、加强都江堰总指挥部卫生防疫工作、重新规划营区、采用消防车保障受灾群众饮水安全等方面的意见和建议，受到了总参、总后首长的高度评价和充分肯定，许多建议都已经付诸实施，有力推进了灾区的卫生防疫工作。

他们编写了5种12万字的地震防疫相关手册，7名专家担任国家汶川地震专家委员会成员，为抗震救灾提供了系统科学支持和应急技术支援。

多批次卫生救援装备和药品源源不断地发往灾区，共安排7台专业车辆进驻现场保障，为前方运送各种消毒、检测、防护等装备器材7种253台（套）、蚊帐1000顶、各类防疫药品12种6540公斤、消毒剂3000公斤、饮水消毒药31万丸（片），还为救援官兵和受灾群众提供了价值100余万元的急救药品、防疫用品和近5万本防疫手册，并为院科技部提供了8类价值140万元的卫生装备物资。

无论在汶川，还是在映秀，总能见到标有“军事医学科学院”字样的卫生防疫车来回穿梭。无论在江油，还是在茂县、理县，总能看到写有“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卫生防疫救援队”的大旗在迎风飘扬。

当人民的生命健康受到严重威胁时，军事医学科学院全体官兵奋勇当先，冲锋在前，以忠诚与刚毅，真情与奉献，向党和人民交上合格的答卷。

原载《科技日报》2008年5月30日第4版

“有院士在，我们心里更踏实！”

编者按：军事医学科学院认真贯彻党中央关于全力开展卫生防疫工作，增派卫生防疫人员，及时调运防疫药品，迅速把卫生防疫力量覆盖到所有乡镇村庄，加强疫情监测报告，确保大灾之后无大疫的指示精神，陆续派出了120余名由院士、专家、教授、卫生防疫技术人员组成的专家级卫生防疫救援队，深入基层夜以继日的开展着饮食卫生、环境卫生、水质与疾病监测和疫病控制工作。

5月27日深夜，阴霾笼罩着整个汶川。帐篷里，来自军事医学科学院的两位“院士”借着手电筒的光亮正在起草《关于进一步做好灾区卫生防疫工作的建议》，他们将为总部提供最准确的灾区信息。两位院士是首次进入汶川县城的顶级卫生防疫专家，他们带领的卫生防疫救援队也是进入汶川灾区的首支军队卫生防疫力量。

这两位院士，一位是我国著名的细胞生物学与遗传学家、中国科学院贺福初院士，代表我国首次领衔国际重大科研合作项目“人类肝脏蛋白质组计划”；一位是我国著名的预防兽医学家、中国工程院夏咸柱院士，研制成功了我国首个犬用弱毒联合疫苗。他们自进入汶川以来，带领卫生防疫救援队夜以继日的开展着饮食卫生、环境卫生、水质与疾病监测、疫病控制工作。贺福初院士告诉笔者，他们肩上的责任很重，一是要代表全军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深入到受灾最严重的地域实地开展流行病学、卫生学的勘查；二是要为灾区传染性疾病的防控和为救灾部队的防病治病提供专家技术指导；三是要为总部决策提供灾区最详实最客观最准确的疫情和疾病防控信息。截止5月28日，贺院士已为抗震救灾军地联合总指挥部提交了多项有关灾区饮水保障、受灾群众临时居住点的卫生学监测和加强乡村卫生防疫药品保障的专家建议。

71岁高龄的夏咸柱院士，不顾年事已高，毅然带着年轻的防疫队员深入汶川、茂县、理县、北川、青川等8个县27个乡镇的养猪场、养鸡场、屠宰场等动物集中地，展开人兽共患病疫情监测。他起草的《关于迅速开展地震灾区人兽共患病监测的建议》经中国工程院徐匡迪院长特批上报到党中央。他还积极为当地政府建言献策：一是针对灾区临时居住点人员密集，动物密集的实际情况，要迅速开展人兽共患病的监测；二是针对灾区乡村卫生条件差的情况，要迅速在乡村展开卫生监测，采取防疫人员包干分片的方式落实；三是针对灾区动物饲料供应紧缺，大量动物被迫屠宰，要尽快对屠宰场、养殖场等集中地展开卫生防疫监测。在夏院士的建议下，灾区陆续在各个场所设立了卫生防疫监测点。5月28日，一位村党支部书记听说灾区没有疫情时，紧握着夏院士的手激动的说：“有院士在，我们心里会更踏实！”

人民大灾，军队大助。军事医学科学院为汶川灾区陆续派出了120余名由院士、专家、教授、卫生防疫技术人员组成的专家级卫生防疫救援队。这支队伍一到灾区，“种子”效应很快就显现出来，当地一批又一批防疫人员经过这支队伍的培训，走上了卫生防疫一线。截止5月28日晚上8时，该院卫生防疫救援队在两位院士的带领下，为灾区培训卫生防疫人员2万余名，开展的消杀灭作业面积达4000万平方米；喷洒药物6万余公斤；卫生健康教育人数4万余人；消毒处理厕所、污水坑、垃圾点1万余个；调查保护饮用水源地200余处；心理疏导服务2万人次，流行病学调查5万人次，动物养殖场调查监测100余个。

原载《科技日报》2010年04月23日第3版

军事医学科学院专家用科学确保灾区不发生大疫

4月22日一大早，皑皑白雪覆盖了整个玉树灾区。军事医学科学院的防疫专家们仍然按照预定方案，深入到海拔4000米以上的玉树结古镇开展疾病监测、流行病学和卫生学调查、水源水质调查以及鼠疫监测等一系列卫生防疫工作。正在受灾最严重的玉树扎西大同村开展疾病监测的防疫专家董罡告诉记者：“大灾之后防大疫，是卫生防疫工作的最终目标，我们要走遍灾区的每一个角落，用科学的力量确保灾区不发生大疫，让灾区幸存下来的人民不再受到任何疫病的伤害，把党的关怀送到玉树群众的心坎上。”

“我们要走遍灾区所有的水源地，确保灾区饮用水安全”

“宁博士，我是缺氧气不缺士气，但实在走不动了，我们已经走了五公里了，还是歇会吧。”4月18日上午8点半，由于灾区交通堵得厉害，记者随宁保安和张东祥两位水质监测专家只好背着15公斤的检测装备，步行到玉树扎曲河上游开展水源水质检测工作，在走到距结古镇5公里的地方，记者建议说。

“地震造成地质结构的改变，容易造成饮用水源有毒有害物质超过国家生活饮用水标准，我们早点拿出检测结果，就能早点避免群众误饮污染水源。”宁博士说完，没想到自己也坐在地上，我们只好歇会再走。

扎曲河是玉树群众最重要的一条饮用水水源，也是长江、黄河、澜沧江的支流。保护好这条水源意义十分重大，专家们要详细准确掌握这条水源的各项指标。

灾区平均海拔在4200米以上，每走一步都很困难，经过1个多小时的步行，记者和两位专家终于走到离结古镇6公里远的扎曲河上游。

由于地震，山上滚落下来的石头，把4米宽的河面盖去了一半。两位专家的腿几乎不听使唤，张东祥喝了两口矿泉水后，拿着早已准备好的水质取样瓶，小心翼翼地踩着这些石头走到河中央，收取了水样。就在返回岸边时，不料一脚踩空，掉在了河里。张东祥爬起来风趣地说：“水深只有30厘米，没想到我在灾区也能洗上澡。”

张东祥告诉记者：“检测一条水源是否受到污染，取水样是重要的环节，要在上、中、下游分别取样，经过综合检测，才能得出准确的结果。”记者只好跟着他们往中游走去。

经过6个小时艰难跋涉，他们在下游收集齐了所需的水样。幸好他们的也车到了。回到宿营地，已是下午4点。他们吃了几口饼干，喝了几口水，打开了检水检毒箱，开始了检测工作。

检水检毒箱里各种试剂、药品、工具一应俱全。宁博士告诉记者：“他们使用的这些设备，全是由军事医学科学院自主研制的，准确率能达到99%，是目前我国最先进的检水检毒设备。”经过1个小时的紧张工作，结果显示：各项指标虽然符合国家饮用水标准，但不能直接饮用，必须在消毒煮沸后才能饮用。晚上，两位专家连夜向总部提交了扎曲河水质检测报告。

4月19日，两位专家又背起装备向其他的水源地出发了。

“灾区是我国最活跃的鼠疫疫源地，我们要确保灾区不发生鼠疫”

鼠疫，是一种最危险的烈性传染病，一听心里就发怵。

这次来灾区参与卫生防疫工作的赵彤言，是军事医学科学院微生物流行病研究所研究员。她告诉记者：“玉树灾区正好是喜玛拉雅旱獭鼠疫疫源地，也是我国最活跃的鼠疫疫源地，我们要对灾区实时进行鼠疫监测，积极向当地群众和救灾官兵宣传防治常识，确保灾区不发生鼠疫。

4月19日中午，记者跟随赵研究员来到离结古镇3公里外的一处草场。由于氧供不足，这位现年已46岁的女同志嘴唇黑紫。“赵主任，你先喝点水，然后咱们再工作，”记者上气不接下气地关心地说。她喝了两口水后微笑地对我说：“我们首要的工作是找旱獭洞，然后再找旱獭，”说完她把她手中的媒介生物采样箱交到了我手中，这个箱子足有10多公斤。早知道这么沉，就该帮她背着，我心里有点愧疚。

只见她找了一个长约一米的树枝，在草地上来回拔草找洞，我也学着她的动作在地上找起洞来。她告诉记者：“4月份，正是旱獭要苏醒的季节，发生地震后，一些旱獭可能提前苏醒，旱獭洞洞口直径一般在15厘米左右，形状呈圆形。”

10分钟后，记者发现了一个洞，高兴地向赵研究员招手示意。“现在正好是中午，苏醒的旱獭容易出来晒太阳，我们不但要采集旱獭，还要采集旱獭身上的跳蚤，不过这个时节跳蚤还比较少，”她边说边打开媒介生物采集箱进行监测。

交谈中，记者才知道面前这位女性，是我国著名的媒介生物学家，主持研制出了第二代防蚊服，受到了俗称“蚊虫王国”的新疆阿勒泰官兵和非洲维和部队的欢迎。2008年，她还作为汶川抗震救灾卫生防疫专家组的一员参加过汶川防疫工作，为汶川大灾之后无大疫作出了贡献。

很遗憾，直到下午五点没有捕到一只旱獭，记者感觉到她很郁闷。她说：“地震后，玉树公共卫生设施遭到严重破坏，人和旱獭接触密切，如果它身上带有鼠疫菌，很容易传播到人类，后果非常严重，只有捕到旱獭，解剖通过鼠疫病原体快速检测后，才能分析出它身上带没带鼠疫菌，同时监测旱獭的密度有多大，就可以提前对人群的危害进行早期预警。”

采访结束时，记者问下一步的工作安排。她说：“除了采集旱獭外，还要采跳蚤等昆虫，经过详细的检测分析后，形成防控鼠疫的建议案上报总部，同时，还要深入到受灾群众安置点和救灾官兵宿营地，宣讲鼠疫防治知识。”

“灾后容易暴发流行性传染病，防疫工作也要讲科学”

地震一周后，灾区最棘手的问题，就是随着气温日渐升高，遇难者遗体和死亡动物尸体高度腐烂，以及地震造成的卫生环境恶化等严峻形势，给卫生防疫工作带来了极大的挑战，也是对军事医学科学院卫生防疫专家们新的考验。

专家们4月15日抵达玉树结古镇后，顾不上休息，就紧急展开了流行病学调查、饮用水源地调查、遗体和动物尸体无害化卫生处理以及环境卫生监测等防疫工作。由连续劳累，高原反应强烈，许多专家只好边服药边工作，边吸氧边工作。

4月20日下午，记者在玉树结古镇扎西大通社区，见到了正在这里指导开展防疫工作的该院两位专家，一位是消杀灭专家黄清臻，一位是病原微生物学专家童贻刚。他们正在为社区群众进行卫生防疫示范作业，传授饮水食品安全检测、流行性传染病监测、室外环境杀虫、室内消毒、灭鼠等技术技能。记者旁听了两位专家的讲课后才明白，灾区防疫是一门复杂的综合学科。黄清臻教授告诉记者：“灾区是三江源生态自然保护区，灾后防疫必须要讲科学，既要达到不发生重大传染性疾病，也要更好地保护好生态环境，比如，灾区公共卫生设施遭到了严重破坏，首当其冲是要对垃圾场、臭水沟、厕所等卫生环境进行综合治理，避免有害生物的滋生和对水源的污染。在环境治理过程中，尽量使用物理的、生态的方法，尽量减少消杀灭药品的使用，避免造成二次环境污染。”扎西大通社区党委书记治扎才仁紧紧握着两位专家的手激动地说：“你们不但为玉树带来先进的卫生防疫防病技术，更重要的是增强了我们战胜灾害的信心。”

4月22日下午，记者又来到了该院专家们居住的帐篷采访，看到专家们正在埋头撰写着报告。防疫专家董罡告诉记者，他们经过一周的工作，相继掌握了灾区的防疫重点，提出了许多科学的防疫举措。截止目前，已向国家和抗震救灾军地联合总指挥部提交了“关于加强玉树地震灾区鼠疫监测和防控”、“保护三江源，合理选择使用杀虫剂”、“关于做好结古镇居民集中安置点卫生防疫工作的建议”、“赴玉树救灾部队公共卫生风险评估和干预措施”等10多项专家建议案这就是军事医学科学院派出的专家防疫队，这支队伍曾参加过汶川救授，为实现汶川大灾之后无大疫做出过突出贡献，被汶川人民誉为“防疫铁军”。也就是这支防疫铁军，正在为玉树灾区铸起了一道道阻止疫病侵扰的铜墙铁壁。

原载《中国青年报》2008年7月31日第4版

让幸存的人不再受到任何伤害

一位到地震灾区采访的记者，发现汶川县映秀镇没有苍蝇，一排排帐篷、一座座活动板房中，没有一个挂蚊帐的，感到非常奇怪。当地老乡告诉他，在映秀镇搞防疫的是军事医学科学院派来的防疫大专家，简直神喽！

35度高温，映秀镇没有蚊蝇，这是一个奇迹，军事医学科学院创造了这个奇迹。

地震一周后，映秀镇卫生环境恶化相当严重，全镇笼罩在灰蒙蒙的烟雾中，到处是残墙断壁，危楼废墟，腐败的生活垃圾和人畜粪便到处都是。30多度的气温使遇难者遗体和死亡动物尸体高度腐烂，空气中散发着令人窒息的怪味，搅得人五脏六腑翻江倒海。军事医学科学院的专家们就是在这样恶劣条件下，开始了灾区的卫生防疫工作。专家们心里清楚，虽然没有能抢救遇险者，但完全能够让幸存的人不再受到任何伤害。

为了保证既不发生疫情，又不造成新的人为污染，该院的防疫专家们经过认真的研究论证，提出了科学防疫、无害消杀、择机灭虫……的工作思路和举措。在防疫过程中，他们引导灾区群众建立了垃圾场，及时清除各类生活垃圾、污水；引导群众搭建临时厕所，避免人畜粪便随处堆集，污染环境。消杀灭作业，从来不用浓度高、污染性大的敌敌畏，而是选用浓度低无污染的氢菊脂类药物；从来不大规模、全方位、地毯式、大规模的喷洒药物，而是适时监控蚊蝇动态，每天早早8点对垃圾场、厕所和埋尸点等区域进行常规消毒，晚5点至7点在蚊虫最活跃的时段，对污水沟、荒草丛等蚊虫滋生地进行集中杀灭作业，破坏了蚊虫滋生的条件，在蛆尚未成蛹时，就将其消灭。既提高了防疫效能，又保护了生态环境，节省了资源，创造了化腐为神奇的防疫效果。

为了让灾区群众平平安安，健健康康的生活，专家们积极帮助灾区重建卫生防疫力量，恢复汶川瘫痪的疾控体系，提出了变“输血救援”为“造血救援”的新模式。他们每天走村入户宣讲防疫知识，培训卫生防疫兼职人员，为村民配备防疫药品器材，教会了村民如何检测水源，如何保护水源，如何识别有害虫媒，如何无害化卫生处理牲畜尸体，如何使用消杀灭器材，如何配制消毒剂等等。一天上午，专家们正在丰乡树村为乡亲们讲解防疫知识，突然下起了雨，雨越下越大，看到老乡们被淋湿了，专家们想停止讲课，明天再来，这时，有位老乡上来给专家披了一块雨布说：“部队教官，这里山高路远，你来一趟不容易，继续讲吧，我们得把本事学到手，自己搞防病。”乡亲们这种生存的追求与渴望极大的激励了他们。

该院的防疫专家在开展科学防疫的同时，还掌握了大量灾区饮食卫生、环境卫生、饮用水水质、疾病监测和疫病控制等数据，为总部决策提供了50余项准确、详实、客观的灾区疫病防控建议。他们所负责的防疫区域，始终坚持着无蚊蝇、无臭味、无垃圾、无疫情的“四无标准”，为灾区铸起了一道遏制疫魔的铜墙铁壁。当地百姓亲切地称他们为“防疫铁军”。

原载《解放军报》2010年8月17日第9版

不让舟曲百姓再受疫病之灾

军事医学科学院卫生防疫专家做客中国军网侧记

舟曲卫生防疫工作现已全面展开。8月12日下午，军事医学科学院卫生学环境医学研究所汪海所长和疾病预防控制所黄留玉所长两位卫生防疫专家做客中国军网，就灾后科学防疫和饮水食品安全等问题，与广大网友进行了在线交流。

“泥石流灾害会引发什么样的疫情？舟曲县现在弥漫着各种异味，很有可能引发疫情，有什么解决办法？哪些地方是重点防疫区域？急剧变化的天气对灾区防疫有什么影响？……”两位专家一走进会客厅，广大网友的提问纷至沓来。汪海告诉网友：“山洪泥石流在短时间内导致舟曲大量人员伤亡和房屋倒塌，同时覆盖了大量家畜和野生动物尸体，由于天气炎热，灾区大量细菌、蚊蝇迅速滋生繁殖，极易导致包括肠道传染病、呼吸道传染病、自然疫源性疾病等各种传染病的传播。因此，做好灾区的卫生防疫工作是目前救灾的重要任务之一。”

会客厅里的气氛变得有些紧张。黄留玉的回答让网友稍感轻松：“军事医学科学院派出的卫生防疫专家和饮水食品安全专家，已经在灾区展开了流行病学调查和疾病监测等各项卫生防疫工作，同时对灾区有关卫生防疫部门的工作进行调研评估和技术指导，并为总部科学决策提供专家建议案。军事医学科学院自主研制的检水检毒箱、食品快速检验箱组、皮肤清洁包等装备器材以及专家们连夜编写的《洪涝灾害卫生防病知识手册》已于11日凌晨空运到了舟曲。”

正在舟曲采访的本报记者马三成在收集官兵反映后，连续提出了救灾官兵如何尽快恢复体力、搜挖遇难者遗体应该注意的问题、天气急剧变化对救灾的影响、手动“消杀灭”防疫应该如何保护自己等多个问题，专家——作答。汪海特别强调：“无色无味且经过检验符合国家标准，才是安全的饮用水，要尽可能喝开水，禁止饮用遭受污染和未经消毒的水。灾区群众和救灾官兵可使用饮水消毒片或饮水消毒丸进行消毒。截至11日凌晨，已向舟曲空运了10万份饮水消毒片。”

灾区大面积消杀灭防疫作业会不会对生态环境造成污染和破坏？黄留玉回答：“军事医学科学院在执行汶川和玉树震后防疫任务时，科学组织、科学筹划、科学用药，由于采取了一系列科学防疫措施，不但保证了大灾之后无大疫，而且确保了生态环境不被破坏，被汶川人民誉为‘防疫铁军’。我们同样会在舟曲科学指导卫生防疫，避免对生态环境造成新的污染和破坏。”

近两个小时的访谈接近尾声，汪海的最后一席话让网友坚定了战胜灾难的信心：“现在没有比救灾更重要的事情了，我们虽然没有到一线，但始终与前线的防疫专家保持紧密联系，积极为做好舟曲的卫生防疫工作出谋划策，共同应对挑战。让我们大家都伸出热情的双手，为党分忧、为民解难，不让舟曲幸存的百姓受到任何疫病伤害。”

原载《军事医学科学院报》2008年8月1日第1版头条

“防疫铁军”凯旋

军事医学科学院举行盛大仪式热烈欢迎抗震救灾官兵侧记

英雄们回来了！

战友们回来了！

亲人们回来了！

7月21日，军事医学科学院老老少少相互奔走相告这一激动人心的喜讯。

这天一大早，27号大院灯笼高挂，彩旗飘扬，鲜花簇拥，“参加抗震救灾的同志们辛苦了！”、“向抗震救灾的同志们学习致敬！”等一条条祝福标语表达着军事医学科学院人员期盼英雄归来的急切心情，写有“热烈欢迎抗震救灾前线官兵胜利凯旋归来”和“肩负重任不辱使命勇当抗震救灾防疫尖兵”的大红条幅辉映蓝天，飘扬在雄伟壮观的南大门两侧，整个大院到处洋溢着节日的气氛，机关各部门认真筹划着欢迎仪式，精心调试着音响效果，周密安排着迎接车辆……灿烂写在每一个医科院人的脸上，共同用热情和喜悦迎接抗震救灾卫生防疫救援队英雄们的胜利凯旋！

上午10时，八辆标有“欢迎抗震救灾官兵凯旋”十个大字的考斯特面包车在办公楼前一字排开，待命前往首都机场。

中午12时20分，军事医学科学院抗震救灾卫生防疫救援队在科技部王玉民部长和院务部高祀忠部长的带领下，从成都双流机场登上返京的东方MU9012航班。登机前，成都军区抗震救灾联合总指挥部和总后抗震救灾工作组，在机场为军事医学科学院全体队员举行了隆重的欢送仪式；东方航空公司的员工为每名队员免费捐赠了一张爱心客票，这一张张温暖人心的客票，承载着全国人民对子弟兵68天救民于水火壮举的感激之情，印有五星红旗和成都汶川地震图案的机票，显示着军民共克时艰、团结拼搏的强大凝聚力，机票上一条条爱心寄语寄托着捐赠人对全体防疫队员的良好祝愿。队员们按纳不住心中的激动，纷纷掏出手机用短信息表达着子弟兵对捐赠人的谢意。东方MU9012航班全体乘务人员用最高的礼遇为这些抗震救灾功臣提供了最优质的服务。军民鱼水情深，通过这次抗震救灾，子弟兵与老百姓的心连得更近了、更紧了。

回家的这一刻，队员们都有一种特别心情，为了保证党中央提出的“大灾之后无大疫”目标得以实现，汶川留下了他们的心血和汗水，留下了他们对灾区人民的深情厚谊，留下了他们太多太多的救灾故事，队员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向党和人民交上了最合格的答卷。就在19日上午，军事医学科学院驻汶川县城的防疫队员准备返回时，当地政府和群众为队员们举行了隆重的欢送仪式，身穿民族服装的羌族、藏族姑娘为每名队员献上了羌红和洁白哈达。军事医学科学院驻映秀镇的的防疫队员离开映秀前，来到映秀镇遇难人员公墓，将写有“普天悲音难挽巴蜀同胞罹难去，三军哭泪相随映秀死者逝魂飞”挽联的硕大花圈敬献给在汶川大地震中遇难的全体同胞，并为他们默哀，祝愿他们在天堂安息。当地群众听说军事医学科学院卫生防疫队要离开的消息后，自发赶到救援队驻地用最质朴的方式为队员们送行，有的满含热泪默默无语，有的端起送别的酒碗唱起了祝酒歌，有的老人拉着队员们的手久久不愿松开。情浓浓，别依依，68天的抗震救灾，队员们用心血和汗水为灾区换来了平安和安宁，保证了灾区没有发生任何疫情，告慰了遇难者，激励了幸存者，展示了军人的忠诚，赢得了“防疫铁军”的美誉。

14时30分，经过两个多小时的飞行，载着军事医学科学院救援队的东方航空公司空客A330型飞机稳稳降落在首都机场2号停机坪。当队员们走下飞机，在候机楼见到早已等候他们多时的孙建中院长、边兆明政委、李德雪副院长、贺福初副院长、曹庆瑜主任和各任务单位的领导时，一股暖流涌遍了全身，泪水润湿了每位队员的眼眶。

英雄们凯旋的消息点燃了军事医学科学院人员的激情。15时30分，军事医学科学院干部、战士、职工、家属等约2000余人汇聚在大院主干道，分列道路两侧，从南大门一直排列到办公楼前，他们有的挥舞着国旗，有的双手捧着鲜花，有的高高举着欢迎标语，有的掂着脚尖翘首期盼着队员们的身影出现。

最美的乐曲唱给英雄，最好的鲜花献给英雄，最动听的话语说给英雄。16时20分，当队员们从南大门下车列队时，军乐团奏响了热烈的《迎宾曲》；战士们使尽浑身力气敲动着锣鼓；夹道欢迎的人群中爆发出了充满激情的掌声、欢呼声；“欢迎爸爸归来”、“欢迎叔叔们凯旋”、“热烈欢迎抗震救灾的战友们凯旋归来”、“同志们辛苦了，将士们受累了”等横幅标语与抗震救灾队员们的心紧紧连在一起。幼儿园80多位可爱的小朋友见到队员们时，纷纷跑上前去，将小手中一束束娇艳欲滴的玫瑰花递送到风尘仆仆的英雄们手中。从抗震救灾战场上归来的将士们，在“军事医学科学院抗震救灾卫生防疫救援队”大旗的引领下，手捧鲜花，眼含热泪健步走过夹道欢迎的人群。队员们手中20多面抗震救灾指挥部、灾区政府和人民群众赠送的锦旗见证着全体队员听党指挥、服务人民、英勇善战的崇高精神。

昨天，抗震救灾将士们用忠诚的火焰拯救了万户千家，用辛勤的汗水守护了灾区平安。今天，军事医学科学院集合，这是军事医学科学院规模最大的一次集合，这是军事医学科学院建院以来人员最齐的一次集合；今天，军事医学科学院用最热烈、最盛大、最激情、最隆重的仪式，把最高的礼遇奉献给胜利凯旋的抗震救灾将士们！

欢迎仪式上，孙建中院长、边兆明政委代表院党委和军事医学科学院人员分别作了热情洋溢的欢迎词。孙院长在欢迎词中指出，全体队员发扬了我军不怕疲劳、不怕困难、不怕艰险、不怕牺牲的优良作风，以饱满的政治热情、良好的精神状态、精湛的专业技能和科学的救灾方案，圆满完成了灾区卫生防疫任务，为抗震救灾取得阶段性重大胜利做出了突出贡献。队员们在灾区的表现，体现了“大爱无私、大灾大助”的崇高美德，弘扬了军事医学科学院铸就的特等奖精神，展示了威武之师、文明之师、胜利之师的风采，你们是军事医学科学院的骄傲和自豪。边政委在欢迎词中指出，队员们积极响应党中央和胡主席的号令，奋勇奔赴抗震救灾战场，参加抗震救灾卫生防疫工作，以铁的意志、铁的信念、铁的纪律，圆满完成了肩负的神圣使命，胜得很全面，胜得很彻底，胜得很出色，赢得了“防疫铁军”的美誉。边政委要求全体将士们，要继续坚持发扬“防疫铁军”的精神，积极投入奥运安保新战场，以更高的标准、更大的热情、更强的纪律圆满完成奥运安保任务。

此时此刻，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感觉，通过这次汶川大地震抗震救灾，使我们每个人的灵魂经受了一次特殊的洗礼，会让我们终生受益。我们的收获，远比我们的付出多得多。同是一个太阳，今天的阳光都变得更加明媚了；同是一张张熟悉的面孔，现在却感到更生动、更可亲了；同样是原来的工作，原来的生活，现在却觉得很有滋味，很幸福。

汶川大地震是一场大灾难，又是一个大考场、大课堂。通过这次汶川大地震抗震救灾，让我们懂得了很多，成熟了很多。从5月14日队员们奔赴汶川参加抗震救灾的那一刻起，整整68天，这68天给我们每一个人上了刻骨铭心的一课。使我们对党的性质宗旨、我军历史使命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对担当的任务、肩负的职责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对生命的意义、人生的价值有了更深刻的感悟，我们的政治信念更加坚定，战斗意志更加坚强，人生境界更加提升。恩格斯说过，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害，不是以历史的巨大进步为补偿的。伟大的抗震救灾精神无价可估，历久弥坚！

向全体参加抗震救灾的将士们学习致敬！

原载《总后老干部之友》2007年第4期P45

适应特点创新路瞄准一流谋发展

军事医学科学院长春干休所全面建设纪实

干休所是直接为老干部服务的机构，干休所的工作人员处在老干部工作的第一线，担负着很具体、很繁重的保障任务。近几年来，军事医学科学院长春干休所党委认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积极适应老干部进入“两高期”的现实需求，按照“一保政治本色、二保健康长寿”的总要求，以建设一流干休所为目标，以人为本抓保障，倾注真情搞服务，扎扎实实打基础，抓住机遇谋发展，努力争创一流干休所，全面建设不断跃升。1998年以来连续4次被总后评为先进干休所，2001年所党委被总后评为先进师旅团党委，2005年所卫生所被评为全军卫生所达标先进单位，2005年所长吴运富同志被评为全军先进离退休干部工作者和全军营房营院管理先进个人。他们的主要做法是：

狠抓班子和队伍建设，不断增强做好老干部工作的责任使命意识

坚强有力的党委班子和素质过硬的工作人员队伍是做好老干部工作的关键。近几年来，长春干休所通过抓班子带队伍，抓培养强素质，不断提高党委班子和工作人员队伍建设水平。

调整思路，强化创新发展意识。十年前的长春干休所简直是个“烂摊子”，不但欠债70万，而且家家户户门前都是密密麻麻的菜园子，一南一北两栋烂尾楼加上日伪时期又黑又破的办公楼显得更加破败不堪。面对存在的问题，调整后的所党委班子深入剖析原因，反思以往的教训，并认真组织党委“一班人”学习上级关于加强老干部工作的一系列重要批示要求，组织党委成员分头深入到全所工休人员中进行调研，广泛征求意见建议，鼓励大家献计献策，在此基础上研究制订了《干休所建设发展十年规划》。干休所的建设这几年来每年有新变化，每年有新发展，所里不但还清了所有外债，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还节余家底经费500万元。实践使党委“一班人”深深认识到：发展是硬道理，科学发展是真道理，不发展没道理。如果干不好事业，就愧对组织的关怀，愧对老干部的期盼。

倾注真情，真正把老干部工作当事业干。他们经常强调：老干部小事，就是我们的大事，老干部的需要就是命令，老干部的想法就是计划。要做一名合格的老干部工作者，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要视老干部如父母，对他们充满真情挚爱，尽心尽力搞好服务保障”。在为老干部服务中，要求每名工作人员要坚持心想到、情尽到、力用到，在细节中见真情。比如老干部过生日，所领导就登门祝贺或发电报祝贺；老干部去参加重要的社交活动，所里及时派出档次比较高的车去保障；所里组织参观游览，只要可能，所里宁肯冒些风险添些负担也要把行动不便的老同志带上。老干部住院，所领导亲自联系，经常看望，老干部临终时刻，所领导都守护在床前，他们说：“要对得起这些共和国的功臣，只要我们在，党和军队的关怀就在，老同志就会有最后的安慰。”为适应老干部新的需求特点，他们还在全所上下积极开展“十心”（政治上关心、感情上热心、环境上舒心、文化上怡心、生活上诚心、管理上耐心、保健上精心、态度上虚心、服务上热心、领导上放心）、“十上门”（谈心交心上门、征求意见上门、信报收发上门、文件传阅上门、工资发放上门、副食供应上门、送医送药上门、日常维修上门、生日祝寿上门、节日走访上门），“四有”（有微笑、有问候、有搀扶、有告别）等服务。积极推行首问负责制，老干部有事找到谁，谁就要千方百计把这件事负责到底，受到老干部一致好评。

加强培养，努力提高工作人员的服务本领。这个干休所每年都要组织工作人员围绕服务工作开展一专多能训练，积极利用各种资源优势请专业人员上课辅导进行业务培训。先后组织工作人员到北京、大连、长春等地的全军先进干休所参观学习，相互交流工作体会，学习吸收先进经验。几年来，他们还先后有计划地安排了20多人次参加上级举办的业务骨干培训班和选送到外单位进行对口业务学习。通过这些年的强化培训，全所工作人员基本达到了本职业务精、其它业务熟的要求，提高了为老干部服务保障的能力。

牢固树立艰苦创业思想，精心构建舒心怡人的休养环境

这个干休所建所较早，配套设施落后陈旧，大部分住宅已成危房，严重影响了长春市的市容市貌和老干部人身安全。为此，他们积极利用上级关于老所改造、盘活土地资源的优惠政策，充分利用内外资源，抢抓机遇，迎难而上，为老干部建造了一个舒心怡人的休养环境，从根本上解决了老干部的住房难题。在去年总后和医科院组织的联合考核中，老干部对所党委的满意率均为100%。

用与时俱进的要求积极探索老干部住房改造新路。新时期老干部的住房需求呈现多样化、超前化，如果用旧的观念去认识和对待，必然难以满足需求。为此，所党委注意用新的视角思考问题，以与时俱进的观念解决老干部对良好休养环境的需求。一是抢抓长春城市改造的机遇。长春市加快城市改造的步伐，带动了房地产业的兴起，干休所地处长春闹市、三面临街，属于长春市重点建设规划地段，许多房地产商看好这块地盘，主动找上门来联系合作开发。二是积极借助军队住房改革的政策优势。随着军队住房改革力度的进一步加大，各级对老干部的住房改造高度重视、非常关心。三是认真研究科学合理的改造方案。当时，几个难题困扰着他们。首先，把原有住房推倒重建，上级会不会批准，这么多老干部住到哪里；其次，自己组织改造，几千万元的经费从哪里来；第三，以前由地方开发商建住房，房子建到一半，开发商跑掉了，留下了“烂尾”工程，再走这条路是否可行；第四，给老干部建房，既是经济问题，又有政治影响，万一出现闪失如何交待。所党委通过广泛征求老干部意见，邀请专家反复论证，到友邻单位参观见学，向上级机关政策咨询，在反复酝酿比较中，选择了军地合作建房的路子。大家感到，采取这种方式，不但适应市场要求，利于得到上级支持，所里还不用掏一分钱，就能解决资金的来源问题；开发商负责办理各种规划手续，组织建筑施工，这样所里可以集中精力对建房质量实施监督。

用精益求精的态度确保建造老干部满意的精品工程。俗话说，多深的基础多高的墙。住房改造是关系到老干部安身立命的大事，每项工作都要精雕细刻，每个环节都要精益求精，他们用真诚关心的态度确保为老干部建造满意的精品工程。一是集思广益定方案。围绕住房怎么改造，所党委采取“拉网式”的调查办法，不漏一人地征求意见，广泛听取老干部的建议。在此基础上，积极和有关专家、老干部代表一起，对总体规划、楼盘外型、户型设计、经费补助以及风险规避措施等进行反复研究，拿出初步预案，再向政府部门和业内人士进行咨询，形成大家普遍认可的方案。为了让老干部选择到满意的户型，所领导跑遍长春市的知名小区，通过不同渠道采集其他省市优秀小区户型资料，从100多种户型设计中遴选16种方案印发到家家户户，供每一位老干部选择。二是优中选优找“伙伴”。所党委在选择合作伙伴中，坚持慎重再慎重，考察再考察，比较再比较。他们在对近20家开发商进行了重点考察后，决定与具有国家一级资质，资产雄厚，业绩突出，诚信度颇高，长期与政府部门合作的侨兴房地产开发公司进行合作，得到了全所老干部的充分肯定。三是多法并举搞拆迁。他们采取教育引导、利益补偿、奖惩激励、骨干带头等多种方法，保证拆迁工作的顺利进行。老干部党委、支部成员发挥示范引导作用，带头签订拆迁协议，带头搬家。所领导分工包干，逐个做好重点户、难点户的工作。针对有些人想通过拆迁“拿一把”，达到个人目的的情况，所里及时印发住房改造宣传材料，给各家各户讲清政策规定、确定时限、提出要求。四是内外结合抓监督。在建房中，除开发商按要求对建筑商实施监理外，所里还出资聘请专业监理人员，对施工全过程进行监督。为确保监理落到实处，所里抽调懂建筑、原则性强的干部，组成工程质量督察小组，对“监理”实施监理。2003年6月份，督察小组检查发现，有个混凝土桩基础偏离中心线60公分，超出国家规定标准，当场责成返工，撤换了严重失职的现场总监。

用长远发展的眼光维护老干部信赖的建房运作模式。住房改造中，所党委始终把维护和发展老干部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把老干部满意不满意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一是依法办事。他们感到，与开发商合作建房，要靠真诚来密切关系，靠利益来激发动力，但最根本的还是以法律为靠山，用法律来维护权益、规避风险。签订合同前，先找律师进行法律咨询，确保每一项条款不留法律缺口，做到无懈可击。出现纠纷时，坚持从合同中找依据，通过法律途径来解决。平时合作中，时刻想到哪些是合法的、哪些是违法的，坚决不冒法律风险，不签无效合同。二是靠前指挥。建房中，所领导始终站在一线做工作，冲在前面抓落实。2004年初，因规划调整需要变更门市房分配方案，开发商的要求与老干部的分歧比较大，谈判多次陷入僵局，所里始终没有做出一丝让步，维护了老干部的切身利益。三是阳光操作。事关建房的标准公开、过程公开、结果公开，并充分听取老干部意见，自觉接受老干部监督。重要事项由包括老干部支部书记、管委会委员、营建小组成员在内的党委扩大会，集体研究决定，从拆迁到完工历时18个月，这样的会议先后召开38次，确保了建房工作的公开透明。建房中，“一班人”都为自己定了一道红色警戒线，凡是打出诱惑条件幌子的人和事一律免谈！正是由于他们一身正气，阳光操作，挡住了某房地产商50万元的不菲诱惑，才挽回了150万元的损失，维护了老干部的切身利益，老干部无一不为之感动。

用科学的工作指导形成规范有序的老干部住房管理机制。长春干休所是总后第一个与地方开发商合作搞整体翻建的单位。房子建好了，环境美化了，如何才能保证让老干部得到满意的服务管理质量？如果还用原先的管理模式，一是管理不过来，二是服务水平上不去；如果请地方物业公司来管，一是无法保证得到让老干部满意的服务管理质量，二是原有的营房员工无法安置。怎么办？他们四处考察高档小区的管理模式和经验。最后，选择了内部抽组的办法，单独注册成立物业公司。他们选派营房助理员到地方参加物业管理经理的培训班学习，并取得长春市物业公司经理的上岗资格证书。由营房助理兼任物业公司经理，保留原营房维修人员中的骨干，招聘合格的管理和服务人员。为了保证质量，专门到野战部队招聘优秀义务兵复员战士，公司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实行军事化管理。公司对地方人员全额收费，对老干部只收40%，其余部分由所里补助。这种模式在两年多来的实践中表观出了明显的优势和强大生命力。一是服务质量和管理水平远远高于营房翻建以前，也高于长春市同类小区。有情况5分钟内保证到位，全院业户均表示满意；二是为老干部服务增加了生力军，一旦出现紧急情况，物业公司与所里工作人员并肩战斗，力量比原先增加了一倍；三是所里节省了开支，节余的开支可以加大对小区建设投入，营院建设不断锦上添花；四是由于有干休所做坚强后盾，物业公司运转良好，发展前景乐观，老干部非常满意。

围绕新的需求，努力提升服务保障水平

环境美了，服务更要上层次。这几年来，所党委按照“以人为本、竭诚服务”的要求，按照“坚持标准、因地制宜、量力而行”的原则，积极探索服务保障工作的新思路、新途径、新方法，切实提高老干部生活质量，赢得了老干部的普遍赞誉。

充分挖掘潜力，扎实搞好老干部“长寿工程”。目前，离退休干部普遍进入“两高期”，对医疗保健、生活服务、精神慰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所党委在老干部“两高期”的医疗保健工作上形成了一套比较系统的老干部“长寿工程”，这项工程分为基础性工作、主体框架、应急反应三部分。其主要内容是：所党委把老干部医疗保健工作列为日常服务的第一要务，转变以往资金使用习惯思维，变“既考虑当前，又考虑长远”为“当前长远兼顾，重在当前”；提出把“保持健康，战胜疾病”列为老干部党日活动的一项内容，加大对老干部防病保健宣传力度，大幅度提高老干部营养保健药的档次，普遍查体由每年一次增加到两次，根据实际需要增设一个医疗点，回聘两名高素质医护人员；增加文化娱乐活动经费，每年安排一次以家庭为单位的长途旅游，每年的春、秋游均提高了标准；不断增设休闲、观赏景点和设施；为保证晨练，所里为全体老干部、家属、遗孀免费提供早餐；所里拨出40万元设立老干部特殊医疗基金，为确需要到体系外医院检查、治疗的老干部提供经费保障，另拨10万元专门补助老干部日常特殊用药；所里重点加强与体系医院各方面的联络工作，为老干部入院治疗提供方便。老干部凡出现危重病情，所领导必须直接参与重要检查和治疗活动，协助家属会同医疗单位制订医疗方案。此外，他们把老年病防治常识列入工作人员学习训练计划，要求人人学会急症救护方法；为老干部、遗孀购置了适合在楼道使用的担架，在住宅楼铺设了无障碍通道，安装了紧急呼救系统，制作了随身携带的平安卡，还为独居的老干部和遗孀建立了每周联系制度等等。随着以上措施的逐步推出和完善，老干部医疗保健工作大为改观，从06年到现在无一人病逝，他们都说：“这要是不多活几年，真是对不起所里的‘长寿工程’”。

创新服务方式，不断提升精神文化生活水平。为了使老干部做到“三保”（保先进、保本色、保晚节）、“四新”（老有新视野、老有新追求、老有新乐趣、老有新奉献），干休所每年为老干部订阅“五报一刊”，即《人民日报》、《解放军报》、《辽宁日报》、《参考消息》、《中国老年》5份报纸和一份自选报刊，同时利用图书阅览室补充了多种老干部喜爱的书报杂志。遇有上级的重要文件和会议精神，所里及时组织老干部进行学习领会、讨论交流。特别是今年，他们采取多种方法，组织老干部深入扎实搞好了“赞颂新成就、履行新使命、迎接十七大”为主题的政治教育活动，取得了明显的效果。为了保持老人们心理健康，所里建立了老干部心理保健档案，设立了心理咨询室，配备了心理书籍和心理骨干。为帮助老干部排解孤独感，干休所积极与老干部开展结对子活动，特别是与空巢老干部开展情感交流对话，工作人员每周都要陪老人聊天、拉家常，并建立了“六必访”的情感服务制度，即生日必访、有病必访、节日必访、住院必访、家中有事必访、外出归来必访，通过各种方式，多种途径，与老干部多沟通、多交流，使他们忘记烦恼，摆脱不良情绪。他们还积极鼓励老人多参加室外健身活动，坚持晨练、打太极拳、集体练歌活动。每逢“八一”、“春节”等节日，开展形式多样的工休联欢，同时还定期举办健身操、舞蹈、棋牌、球类、书画、钓鱼、演讲等评比活动，营造充满活力的欢快气氛。

引领科学养生，提高生活服务保障质量。健康长寿是“两高期”老干部期盼的目标，为了使这个目标下的生命质量达到最高境界，干休所注重引导老干部走科学养生之路，努力实现健康老龄化、积极老龄化。帮助老干部保持良好的心理卫生，正确对待身体的自然衰老，他们采取各种形式，进行“摒弃60岁为老的旧观念，树立奔向百岁的新理念”的教育，从心理上把老干部从“老”字中解脱出来，引导老干部始终保持乐观情绪，认真处理好人际关系。从老干部的健康出发，注意引导他们做情绪的主人，遇事泰然处之，保持宽阔胸怀。为了让老干部活得健康、活得长久、活得快乐、活得有价值，干休所注重提高老干部的饮食服务保障质量，他们根据实际情况把翻建后的食堂改造成豪华酒店整体出租，酒店里专门设置了老干部餐厅，把保障老干部与对外营业结合起来，安排专人负责老干部的早点和用餐，对行动不便的老干部采取了订餐、送餐上门服务。为提高老干部的满意度，他们还成立了膳管会，定期为老干部制订菜谱，公布账目，听取意见。以前，所里每年都要往食堂补助近十万元，现在每年净收入超过四十万。所里没花一分钱，老干部的食堂却“酒店化”了，不仅装修豪华，饭菜味道也今非昔比。老干部就餐只需交工本费，其余由酒店负责补贴，老干部们都拍手称好。另外，还为老干部建起了洗衣房、理发室，组织由工作人员、职工组成的家政服务小组，定期上门为老干部理发、检修电器、维修房屋，坚持给每位老干部过生日送蛋糕，把亲情式服务融入每个服务环节。

原载《军事医学科学院报》2012年6月11日第1版头条

唱响二次腾飞雄壮旋律挥洒再立新功豪迈激情

军事医学科学院“唱响院歌，再立新功”大型歌咏比赛活动综述

注定，这是一个心潮澎湃的夜晚。这一夜，我们聆听一个个灵动的音符，欣赏一段段美丽的舞姿；这一夜，我们唱响二次腾飞的雄壮旋律，尽情挥洒再立新功的豪迈激情。

为喜迎建军85周年和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进一步增强全院人员“爱院兴院强院”意识，激发建设“两型一流”医科院、实现“二次腾飞”宏伟目标的豪情壮志。6月4日晚，军事医学科学院“唱响院歌，再立新功”大型歌咏比赛在27号院体育场激情上演。

“黄浦江畔扬帆起航，燕山脚下挥写华章。肩负和平使命，胸怀民族危亡，博学求是，忠诚卓越，满腔热血在奋进中激昂。我们医科院人是生命卫士，不畏艰险勇于担当，我们医科院人是卫勤劲旅，姓军为战志在四方。博学求是，忠诚卓越，铁血军魂铸就强大的国家力量……”军事医学科学院驻京单位合唱队现场演唱和京外合唱队视频展播，共同唱出了医科院人的凝聚力、唱出了医科院人的精气神，唱出了医科院人的激情豪迈。经过激烈角逐，基础医学研究所合唱队获得一等奖；毒物药物研究所、附属医院、微生物流行病研究所、疾病预防控制所的合唱队分别获得二等奖；生物工程研究所、卫生勤务与医学勤报研究所、放射与辐射医学研究所、实验动物中心、医学图书馆、野战输血研究所、实验仪器厂的合唱队分别获得三等奖；科技部、政治部、院务部、卫生学环境医学研究所、卫生装备研究所、军事兽医研究所、综合仓库的合唱队分别获得组织奖；老干部大学合唱团获特别风采奖。总后政治部陶德平副主任、总后宣传部冯毅部长亲临比赛现场进行指导。贺福初院长、高福锁政委、徐卸古副院长、陈学如副院长、张伟平副院长、科技部徐天昊部长、政治部赵家齐主任、院务部王峰部长现场观看歌咏比赛，并参加了首长机关联队的演唱。

盘点2011，我们心生自豪！这一年，胡锦涛主席为军事医学科学院建院60周年作出“为我国军事医学和卫生事业发展再立新功”的重要批示，这一年，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的召开为祖国文化事业的发展吹响奋进的号角，这一年，军事医学科学院诞生了自己的歌《军事医学科学院院歌》，科技人员的丰功伟绩在神州大地广为传唱……

进入2012，我们信心满怀！这一年，我们喜迎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这一年，我们成功召开了院第八次党员代表大会，推出了“深蓝”、“珠峰”、“戍边”三大科研与保障计划……正是置身这样宏阔的时代，这次大型歌咏比赛活动以“唱响院歌、再立新功”为主题，全院18支合唱队分别高唱《军事医学科学院院歌》，真诚抒发从零开始，心无旁骛，努力在推进“二次腾飞”中再立新功的道路上奋勇前进的壮志豪情。

这次歌咏活动，院党委、首长和三部机关领导高度重视，院常委亲自参加演唱、排练、比赛；院政治部召开专题会议精心筹划、周密部署；各单位积极响应、科学组织。据介绍，“唱响院歌、再立新功”歌咏比赛活动是加强军事医学科学院特色军事文化建设，深入开展“铭记院训、践行院风、唱响院歌、诵读院赋”活动的一项重要内容，是结合当前全军统一开展的“军歌嘹亮”歌咏活动而组织举办的一次大型广场文化活动。

鲜明的主题，决定了这次歌咏活动在艺术表达上就是要唱响共产党好、社会主义好、改革开放好、伟大祖国好、各族人民好、人民军队好的时代主旋律，唱出当代革命军人“忠诚于党、热爱人民、报效国家、献身使命、崇尚荣誉”的坚定信念。

三防铁军在歌吟，防疫铁军齐欢唱。全院3000余人参与了院歌学唱，1000余人上台参加了演唱比赛。比赛内容确定为《军事医学科学院院歌》和一首自选歌曲。比赛形式分为现场比赛和视频展播参赛两种方式。每支合唱队无论是仪容仪表、动作编排，还是服装道具、演唱形式，都是匠心独运、颇具智慧。合唱队员们的一腔一调，一声一板，都是韵味十足，满腔豪迈，将歌咏活动推向了一个又一个高潮。特别是基础医学研究所把本单位开展的“学蔡翘做传人”活动融入节目中，表达了大家对一代科学大师的怀念和崇敬之情。各单位自选的《我爱北京我的北京》、《打靶归来》、《爱我中华》、《保卫黄河》、《祖国不会忘记》、《当兵的人》、《当那一天来临》、《今夜北方飘着雪花》、《过雪山草地》、《军旗下的我们》、《在太行山上》、《我是一个兵》、《走向复兴》等一首首脍炙人口的经典歌曲，《生命卫士之歌》、《光荣与梦想》、《誓言》等一曲曲美妙动听的本单位自创歌曲，伴着优美动听的旋律，渲染了整个迷人的夜空。

为让这次歌咏大赛赛出水平、赛出风采、赛出公平、赛出凝聚力，整个歌咏大赛采用专业评委现场打分方式进行。院政治部特别邀请了解放军艺术学院、总政歌舞团、总后政治部宣传部、中国音乐家协会合唱联盟、北京音乐家协会、海军政治部文工团、海军军乐团、空军政治部文工团等单位的领导或艺术家，担任本次比赛的评委。规格之高、水平之高在军事医学科学院历史上尚属首次。

18支合唱队伍，每支队伍都有50-100人，来自全院方方面面的不同岗位。各单位领导披挂上阵和队员们一起纵情高歌。王德文、孙志贤、毛秉智、宋三泰、胡仲明、毛常学等一些老专家、老教授和年轻的科技人员一样参加排练、参加演唱。各单位在排练过程中精心筹划、科学组织，有的单位将参赛歌曲刻录成光盘供大家学唱，有的单位通过拉歌对抗、击鼓传花、听音辨人等活动提高排练的趣味性，有的单位采取“一老一少“的互帮对子提高演唱水平，有的单位还从首都各文艺团体聘请专业老师，进行艺术指导和节目排练，有的单位还请了专业乐队进行伴奏。各单位的文艺骨干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带头教唱，带头排练，为提升本单位合唱队演唱水平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各合唱队的队员们既要保证各自的日常工作正常进行，又要保证歌咏大赛的排练质量。有的队员家属生病，有的队员的孩子参加高考，有的队员的孩子还在哺乳期，有的队员嗓子哑了，没有一个人耽误排练；有的队员参加完排练又赶到实验室加班加点做实验，有的队员为了参加比赛推迟了婚期，有的队员在生病期间躺在病床上还在学唱院歌……“我们唱响院歌不仅是纪念光辉岁月，更是讴歌来之不易的美好新时代，大合唱为我们搭起了讴歌医科院美好未来的舞台，能有幸参加这次活动，我们永远铭记！”老专家王德文发自肺腑地说。无论是专家，还是研究生；无论是干部，还是战士；无论是离退休老同志，还是家属职工，都有同样的感受：这次歌咏活动凝聚了人心，鼓舞了斗志，激发了动力，营造了和谐，是参与者最多、激情最高昂的一次群众性文艺活动。如今，《军事医学科学院院歌》已深入每个医科院人的心中，无论实验室里，还是上下班的马路上，总能听到有人在不停地吟唱着院歌那动听悦耳优美的旋律，大家用真情表达着“再立新功”的决心和信心。

“医学殿堂放飞梦想，科技前沿劈波斩浪。破译生命密码，播撒大爱无疆，博学求是，忠诚卓越，壮美人生在奉献中荣光。我们医科院人是生命卫士，不畏艰险勇于担当，我们医科院人是卫勤劲旅，姓军为战志在四方。博学求是，忠诚卓越，铁血军魂铸就强大的国家力量……”歌咏比赛在雄壮的《军事医学科学院院歌》乐曲中落下帷幕。然而，《军事医学科学院院歌》却在全院人员期待未来的心弦上拨响了最振奋的时代强音。

原载《人民日报》海外版2011年10月22日第8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