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作为我国先秦时期一部著名的哲理散文著作，其最突出的特色就在于它是用文学手法去表现高度思辩的哲学观念。而它的文学手法又主要是表现在对形象的塑造上，特别是其中人物形象的塑造可谓奇特而生动，给读者留下了难忘的印象。研究《庄子》中人物形象的塑造，当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一
由于《庄子》是一部哲理散文著作，所以《庄子》中人物形象的塑造都是为表现其哲学观念服务的。
《庄子》哲学的核心就是所谓的“道”。在庄子及其门徒看来，“道”是宇宙万物的本原，是产生和支配天地万物的“大宗师”。《庄子·大宗师》云：
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极之先而不为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先天地生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为老。
怎样才能将这种“无为无形”，看不见摸不着，而又无比神圣，时时事事支配着天地万物的“道”形象地表现出来呢？于是《庄子》中就塑造了一些虚无飘渺的神人、真人的形象，让它们作为“道”的化身出现，从而能让读者获得较为直观的感受，帮助读者去领略去意会抽象的“道”的概念。例如《庄子·逍遥游》中就塑造了一位藐姑射之山神人的形象：
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淖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疠而年谷熟。……之人也，之德也，将旁礴万物以为一，世蕲乎乱，孰弊弊焉以天下为事！之人也，物莫之伤，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热。是其尘垢秕糠，犹将陶铸尧舜者也，孰肯以物为事！
这位藐姑射山神人，她美貌、圣洁、逍遥、神灵，她“旁礴万物以为一”，不以物为事而又时时化育支配万物，实际上她就是作者理念的化身，是《庄子》哲学中抽象的“道”的概念的形象体现，但她远比抽象的“道”的概念易为读者所接受。
“道”是《庄子》哲学的最高原则，是一个现实人类所不可企及的境界，但“道”的基本原则是可以领略的。“道”的基本原则就是“无为”。《庄子·刻意》说：“夫恬淡寂寞，虚无无为，此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质也。”“无为”意味着任天地万物依自然规律变化发展，因而它又是“无为而无不为”的。为了表现“道”的这种“虚无无为”的特性，所以《庄子》中就着意描写了一系列无为者即不同程度的得道者的形象。如形如槁木、心如死灰的南郭子綦见《庄子·齐物论》。教导黄帝要“无视无听，抱神以静”的广成子见《庄子·在宥》。“人貌而天虚，缘以葆真，清而容物”的东郭顺子见《庄子·田子方》。“游心于物之初”的老聃见《庄子·田子方》。尧以天下让而不受的许由见《庄子·让王》。等等。这类人物在《庄子》中可谓比比皆是，他们或许还算不上真正的“真人”或者“至人”，但在庄子及其门徒的眼中，他们都有着非常高尚的道德，都从某一方面或者是在某一层次上体现了“道”的原则，因而为人们所推崇，所景仰。
《庄子》中所描写的人物是十分庞杂而众多的。除了上面所谈到的“神人”、“真人”以及不同程度的得道者以外，还有很多可以称得上比较普通的人物，诸如孔丘、颜回、子产、文惠君、卫灵公、惠施、公孙龙之流，还有“匠石”、“轮扁”、“狙公”、“庖丁”等下层劳动者。这些人物，有的是作为道家的追随者出现，有的是作为得道者的陪衬而出现，或者是时而作为道家的追随者出现，时而作为得道者的陪衬而出现。因而，作者塑造这些人物也都是为宣扬“道”的至高无上服务的，是为宣扬自己的哲学观念服务的。
《庄子》中所宣扬的道家哲学，对于启迪人们的思维，开阔人们的心胸，有着一定的积极作用，它在我国哲学史和思想史上都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但是，《庄子》所宣扬的“道”毕竟是一个虚无的绝对的精神本体，而作者将它视为万物的本源和动力，这就陷入了唯心主义的泥坑，其局限性和消极因素是显而易见的。
二
《庄子》中人物形象的塑造虽然是为宣扬其唯心主义的哲学观念服务的，但其中部分人物形象的刻画也往往表现出一些积极的思想意义，甚至闪耀出人民性的光辉。
首先，《庄子》通过对一些暴君佞臣形象的刻画，揭露了当时统治阶级的丑恶和社会的黑暗。《人间世》就通过颜回之口的叙述，刻画了一个性格残暴、刚愎自用、杀人如麻的卫君形象：“其年壮，其行独，轻用其国而不见其过。轻用民死，死者以国量乎泽，若蕉，民其无如矣。”也就是说，这个卫君年轻气盛，行为专断，处理国事轻举妄动而不知过错，轻于用兵而不恤人民的生命，死的人积满了山泽，像干枯的草芥一样。在他的残暴统治下，人民简直是无所依归了。《胠箧》则揭露“田成子一旦杀齐君而盗其国，所盗者岂独其国邪？并与其圣知之法而盗之。”田成子本是春秋时齐国的大夫陈恒，后来他杀掉齐简公，夺取了齐国的政权，而他的篡权又是打着礼制法度的旗号来进行的，所以他不但是一个窃国大盗，而且连圣人的礼制法度也一并盗窃了。因而作者接着愤怒地写道：“彼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庄子的这种揭露和批判是极为深刻的。《庄子》不仅刻画了当时一些残暴之君和新兴地主阶级代表人物的丑恶形象，而且还描绘出了一系列佞幸之臣的丑恶嘴脸。《列御寇》中就有这样一段：
宋人有曹商者，为宋王使秦。其往也，得车数乘。王说之，益车百乘。反于宋，见庄子曰：“夫处穷闾阨巷，困窘织屦，槁项黄馘者，商之所短也；一悟万乘之主而从车百乘者，商之所长也。”庄子曰：“秦王有病召医。破痈溃痤者得车一乘，舐痔者得车五乘，所治愈下，得车愈多。子岂治其痔邪？何得车之多也？子行矣！”
这里寥寥数笔，就描绘出了暴发户曹商得意忘形的丑态，揭露和批判了他趋炎附势、卖身投靠的卑劣灵魂。在《庄子》全书中，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作者对历史上和当时的一些暴君佞臣，往往是讥笑怒骂，从无忌讳，其揭露之深刻，批判之尖锐，可谓前无古人。
其次，《庄子》中还正面塑造了一系列下层劳动者的形象，充分表现了他们的聪明才智。如《养生主》中所描写的庖丁，其解牛动作之协调，音响之和谐，竟宛如《桑林》之舞，合于《经首》之曲，其熟悉牛体之结构竞能达到“以神遇而不以目视”的出神入化的奇妙境界。再如《达生》篇中所写的“承蜩犹掇之者”的驼背老人，“操舟若神”的津人，在“悬水三十仞，流沫四十里”处仍能畅游的吕梁丈夫，削木为乐器使“见者惊犹鬼神”的木匠梓庆，驾车能“进退中绳，左右旋中规”的御者东野稷，他们也都是一些地位下贱的劳动者。这些人物在作者的笔下都是一些技艺高超、见识深远的正面形象。他们虽然地位低下，但往往能使那些自命不凡的诸侯、圣人相形而见绌。他们不仅能以自己的高超技艺使上层人物震惊，而且还往往能从自己的劳动实践中总结出一些生活的哲理，从而去教训那些自恃高贵的人。如《天道》篇中“轮扁斫轮”一段：
桓公读书于堂上，轮扁斫轮于堂下。释椎凿而上，问桓公曰：“敢问，公之所读者何言邪？”公曰：“圣人之言也。”曰：“圣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则君之所读者，古人之糟魄已夫。”桓公曰：“寡人读书，轮人安得议乎？有说则可，无说则死。”轮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观之。斫轮徐则甘而不固，疾则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于手而应于心。口不能言，有数存乎其间。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于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斫轮。古之人与其不可传也死矣，然则君之所读者，古人之糟魄已夫。”
轮扁之论虽然有轻视书本知识的局限性，并带有一种神秘主义的色彩，但他敢公然登堂讥刺国君所读之书不过是古人之糟粕，强调真知灼见应当来自亲身的实践，其胆识之卓越，也足以使桓公失色。在春秋战国时代，如孔丘、孟轲者流，往往把下层劳动者看作是蚩蚩愚氓，称为“小人”，像庄子及其门徒这样正面描写下层劳动者的，实不多见。他们之所以能如此尊重劳动者，当和他们的阶级地位、思想倾向是密切联系的。过去人们往往将庄子看作是没落奴隶主阶级的思想代表，笔者实不敢苟同。庄子一生“处穷间厄巷，困窘织屦”《庄子·列御寇》。还曾“贷粟于监河侯”《庄子·外物》。其生活地位实际上是处在社会的下层，与下层劳动者接触较多。同时他又是一位正直的知识分子，不满于黑暗的现实，憎恨统治阶级的丑恶，追求自由和平等。正因为如此，《庄子》才能如此热情地去描写下层劳动者，表现他们的聪明才智，可以说是闪耀出了人民性的思想光辉。
再次，《庄子》还描写了不少当时“士”阶层的人物，其中以儒士和道家追随者为多。作者既以辛辣的笔触揭露和讽刺了一些所谓“儒士”的虚伪，同时也表现了一些正直知识分子鄙弃荣利、粪土王侯的高贵品格。如在《田子方》中就有一则著名的“鲁少儒”的故事，刻画了假儒者的群像。《外物》“儒以诗礼发冢”一段对儒者的抨击更为尖锐：
儒以《诗》、《礼》发冢。大儒胪传曰：“东方作矣，事之何若？”小儒曰：“未解裙襦，口中有珠。《诗》固有之曰：‘青青之麦，生於陵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为？’”接其鬓，擪其顪，儒以金椎控其颐，徐别其颊，无伤口中珠。
这则故事揭露儒者既要名又要利，打着《诗》、《礼》的招牌，干出极其肮脏的盗墓勾当。其中两个儒者的形象令人齿冷。《庄子》的作者是扬道贬儒的，但有时他们也将历史上一些著名的儒士描写成道家的追随者，从而表现出一些正直知识分子的高贵品格。如《让王》写原宪虽居环堵之室，“蓬户不完，桑以为枢”，但却不愿趋世而求舆马之饰。曾参虽穿破衣烂裳，而色浮肿，“三日不举火，十年不制衣，正冠而缨绝，捉衿而肘见”，但却高歌《商颂》，“天子不得臣，诸侯不得友”。他们都表现出了一个真正知识分子洁身自好、啸傲王侯的个性和品格。实际上，《庄子》中这类人物形象的塑造，也正是作者本人人格的体现。
三
《庄子》中人物形象的塑造不仅表现出了一些积极的思想意义，而且它在塑造人物的艺术手法方面也为后世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
《庄子》中人物形象的塑造多采用虚构、夸张等手法，具有鲜明的浪漫主义特质。《庄子》中的人物形象都程度不同地带有一种虚幻或虚构的成分。如《应帝王》中有这样一则故事：
南海之帝为倏，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浑沌。倏与忽时相与遇于浑沌之地，浑沌待之甚善。倏与忽谋报浑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尝试凿之。”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
这实际上就是一篇神话。像浑沌这样的中央大帝，连耳目口鼻都没有，实在是虚幻和离奇。再如《大宗师》所写子舆的形象：“曲偻发背，上有五管，颐隐于齐（脐），肩高于顶，句赘指天，阴阳之气有沴，其心闲而无事，跰鮮（蹒跚）而鉴于井。”这类肢体极为残缺奇特而又心闲无事的人物，在现实社会中是难以寻觅的，很显然也是出于作者的臆造。不仅像浑沌、子舆这类人物是出于作者的虚构臆造，而且对于黄帝、尧、舜等传说人物，对于孔丘及其弟子等现实人物，作者也不是采用再现历史真实的手法，也明显有许多虚构的成分在其中，带有很大的随意性。例如孔丘本是居乱世而思治的儒家圣人，但在《庄子·人间世》中却被描写成了一个大讲“心斋”之法的道家门徒，明显不符合历史的真实。《庄子》在塑造人物时也多采用大胆夸张的手法。如《徐无鬼》写道：
郢人垩慢其鼻端若蝇翼，使匠石斫之。匠石运斤成风，听而斫之，尽垩而鼻不伤，郢人立不失容。
郢人的镇定自若和匠石的高超技艺在这里都被高度夸张了，已经到了神化的地步，令人惊异赞叹。再如《则阳》所写的“触蛮相争”：
有国于蜗之左角者，曰触氏；有国于蜗之右角者，曰蛮氏。时相与争地而战，伏尸数万，逐北旬有五日而后反。
这里写触氏和蛮氏是向极小处的高度夸张，在高度夸张中暗寓对当时诸侯纷争的讽刺嘲笑，收到了喜剧性的艺术效果。《庄子》采用任意虚构和大胆夸张的手法，描写起人物来就显得灵活自如，其笔下的人物也就显得格外奇特和生动。这种杜撰故事、塑造人物的手法对后世也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庄子》塑造人物时还往往采用对比衬托的手法。由于《庄子》是一部哲理著作，所以作者常常安排大量的人物对话，以得道者一方为主体，而用另一个历史上有影响的人物作陪衬，通过双方的驳难辩论，从而在对比中表现出得道者的高大形象，阐明道家的哲学思想。例如《逍遥游》写庄子与惠子关于“大瓠”、“大樗”的辩论。惠子认为，“大瓠”虽然能有五石的容量，但用之“以盛水浆，其坚不能自举”，“剖之以为瓢，则瓠落无所容”，而“大樗”“其大本拥肿而不中绳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规矩”，皆大而无用之物，并借以讽刺庄子理论的不切实际和空疏无用。而庄子则批评惠子“拙于用大”，提出“大瓠”可以“为大樽而浮乎江湖”，“大樗”可以“树之于无何有之乡，广莫之野，仿徨乎无为其侧，逍遥乎寝卧其下”，从而阐述自己无用之用方为大用的道家哲学。这场辩论当然是以惠子的默然认输作结束。通过辩论，既宣扬了道家哲学的精妙，同时也在对比中突出了对话者的形象。作者有时还描写出一些肢体极为残缺或者地位非常低下而道德却非常高尚的人物，并且还以另一类肢体健全、地位崇高而思想却很庸俗的人物作对比衬托。例如《德充符》就描写了五位肢体残缺、奇形怪状的人，但他们一个个都是道德完美的形象。盛名当时的孔丘，左右中原的郑国执政者子产，自命非凡的鲁哀公，在这些畸形人物面前都甘拜下风，自惭形秽。这两类人物之间就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不仅如此，就是他们每个人自身，形体的丑与精神的美，地位的崇高与思想的庸俗，也都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从而，这些形象也就相形益彰，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庄子》有时还采用比喻的手法去描写人物，使人物形象更加生动，性格更加鲜明。如《秋水》“惠子相梁”一段：
惠子相梁，庄子往见之。或谓惠子曰：“庄子来，欲代子相。”于是惠子恐，搜于国中三日三夜。庄子往见之，曰：“南方有鸟，其名为鹓雏，子知之乎？夫鹓雏，发于南海而飞于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练实不食，非醴泉不饮。于是鸱得腐鼠，鹓雏过之，仰而视之曰：‘吓！’今子欲以子之梁国而吓我邪？”
这里庄子将自己比作“鹓雏”，将惠子比作“鸱”（猫头鹰），将相位比作“腐鼠”，通过比喻和对比，就将他蔑视权贵、鄙弃荣禄、坚贞自守的傲岸品格和惠子贪婪相位、嫉贤妒能的品质鲜明而生动地表现出来，收到了较好的艺术效果。
《庄子》有时也采用心理描写的手法去刻画人物，但这种心理描写往往不像叙事性的文学作品那样细腻，那样直接，而往往是通过人物的语言和行动，表现出人物的一些心理变化。如《达生》写齐桓公到沼泽中去打猎，见到一个怪物，以为是鬼，害怕对自己不吉利，因而恐惧忧伤，以致重病，呻吟数日。齐士有皇子告敖者，揣摸桓公的心理，编造了一通“泽有委蛇”，“见之者殆乎霸”的鬼话，结果恰好迎合了齐桓公欲称霸的野心，于是桓公欣然而笑曰：“此寡人之所见也。”其病也霍然而愈。这则故事就通过齐桓公从见“鬼”得病到病霍然而愈的言行的叙写，展示了他一系列微妙的心理变化过程，同时也使人物的性格跃然纸上。《庄子》有时还通过一些细节的描写去表现人物的心理。如《盗跖》写孔丘去见盗跖，劝盗跖弃恶从善，但结果却被盗跖喝斥戏弄一通。作者最后写“孔子再拜趋走，出门上车，执辔三失，目芒然无见，色若死灰，据轼低头，不能出气”。通过这一系列动作细节的描写，十分生动地表现了孔丘当时的惊慌羞愧心理。这种心理活动的描写，对于塑造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无疑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庄子》作为一部哲理著作，其中人物的描写也难免带有概念化的明显痕迹，特别是其中大量的人物对话有不少都显得枯燥寡味，但是，由于作者运用了一系列描写刻画人物的艺术手法，所以其中有不少人物还是塑造得非常成功的。后世的一些文学名著，如《史记》、《世说新语》、《聊斋志异》等在造型人物方面都受到了《庄子》的影响。
（原载《黄淮学刊》1990年第1期）
